范文一：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18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60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二）论理想的培养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三）论教学

1．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

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2．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1）“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认识事物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2）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合贯通，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

（3）“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法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教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充的教育思想

生平和学术思想

王充（公元２７-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９７- １０５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 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 ，甚至 南面称师 ，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于是以 心愤涌，笔手扰 的心情作《论衡》，以 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 （《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 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

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①王充祖上曾因 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 ，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 ，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 以贾贩为事 ，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 细族孤门 ，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 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 ，晚年 发

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 ，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 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 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 又说： 既晚无还，垂书示后 （《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 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 俗书伪文 和 俗儒守文 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 证验 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 天人感应 ， 神灵怪异 ，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３０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 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 （《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 日月行有常度 ，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 天人感应 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 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

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 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 （《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

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

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论教育的功能

王充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的可塑性和教育的必要性。他在《本性》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 情性者，人治之本。 把人性当作治理人的根本。怎样去治理人呢？他认为，关键在于教育。他说： 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 在他看来，人有卑谦辞让之性，所以要制礼以使其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要作乐以使其严肃，正常的表达。他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王充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关于人性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做出科学的答案，只是笼统地说是由气构成的。他说人性 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并且把 五常 之道也归诸禀性之多少。他把人只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人性论仍未能超脱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王充人性论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变化的动力在于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在《率性》篇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论证人性的可塑性和教育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首先，王充以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为依据阐述人性的可变性。他说，譬如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所以，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又以，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为例，说明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举例说，被世人称为价值千金的利剑棠谿、鱼肠、龙泉、太阿，未经冶炼之前，也不过是普通的铜铁，经过良工的锻炼之后，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宝剑。同样道理，具有五常之性的人，只要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 （《论衡？率性》），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

其次，他以社会人事为例进一步解释人的可塑性。他说，学习伯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贪夫也可以变廉洁，懦夫也可以有志向。人受柳下惠高尚风范的影响，刻薄的人也能变敦厚，器量狭小的人也能心胸广大。他更以子路未入孔门受教之前，是戴鸡佩豚、勇猛无礼 之徒，但经过孔子的诱导、教诲，猛气消损，骄节屈折，最后成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政事的人才，来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所以他说，人的成长在化不在性，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赋予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以重大的作用。

再次，他认为由于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也可以改变人性。他说，齐国人性格和缓，秦国人性格傲慢，楚国人急躁，燕国人憨直，假若 使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意思是说，使四国性情不同的人相处一起，相互交往，长期脱离原来的环境，移居异国他乡，那么，原来的性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他十分重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影响，孟母之徙宅 就是极好的证明。因此，他认为，只要使人们 迫近君子，而仁义之道数加于身 ，则一定能够成为优良品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大作用。他告诫： 凡人君者 ，对于人民 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他指出， 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 ，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实为 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所以他要求统治者，懂得 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 的道理。对于人民，既要注意教育，又要以法制加以约束，这样，就一定能够达到 驭情治性，尽材成德 的目的。

论教育的内容

汉代自武帝起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家《五经》成为官方必读教材，讲经解经日趋繁琐，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不许稍有冒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完全消失，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到了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使儒学失去本来面目，日益神学化，邪学流行，甚至比较有名望

的文人学士也随波逐流，竞相慕习。在这种不正学风影响下，教育内容狭窄，只限于《五经》，而讲解多章句注疏，不务实学。王充反对守信经文，守一家之言的教学。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都是夫一阅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的，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庸之辈。

有的人，连儒家经书中最起码的知识也不能晓 ，然而他们都各持满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于己未足。王充主张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博览古今，通百家之言，扩大教育内容。

王充在《谢短》篇中，对在 守信经文 、 守信师法 的学风束缚下培养出来的儒生给以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在《五经》束缚下的儒生，不了解当今时事，不懂得人类历史，知识贫乏，无一所能。所谓经师也只是徒能说经，传授一些脱离实际和无实用的知识，培养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人，他称这样的人为瞎子，聋子。王充的批判切中儒经一统天下的时弊，在 儒术独尊 的汉代是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开拓思想的难能可贵之举。王充在《别通》篇中，进一步抨击那些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 的儒生，称他们是 腹为饭坑，肠为酒囊 的 死人之徒.由于他们囿于《五经》，所以使他们 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王充将这种人比喻为 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别通》）。

王充要求培养有大人胸怀，才高智大的上儒.王充规定上儒应该冲破《五经》的桎梏，学习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王充力图打破汉代《五经》独占教坛的局面，扩大教育内容。学习范围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而且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不仅教授儒家思想，而且还应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百家之言，尤其要重视当代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王充本人就是既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博览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王充关于 博览古今，众流百家 教育内容的主张，对于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培养 德优 、 才大 ，多闻博识，深知道术的人才十分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发人深思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也应该指出，王充虽然对汉代只重《五经》和信守一家之言的学风十分不满，但他毕竟也是儒者，不可能完全超脱儒家的影响，所以他把礼乐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他希望通过礼的教育以节制人们，养成谦恭辞让等优良品德，通过乐的教育以陶冶人们，修养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在这方面，王充虽然没有超出一般儒者的主张，但有不同于一般儒者的地方，他不把礼乐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在他看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礼乐教育能否生效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使人们得到温饱和安定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礼乐教育。他明确指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论衡？治期》）。事实证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要求的首先是温饱，而不是什么 礼仪之教.就教育本身而言也是这样，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所谓发展教育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王充正确指出，人们物质生活和礼义之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人民的道德训练，形成好的道德风尚。同样，人们的优良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论教学与教师

王充对教学和学习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冲破当时不正学风的束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以求知。为了正确地认识王充求知的观点，首先需弄清他的认识论，即王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神秘主义的先验论。

他还进一步认为，凡事都应该经过事实验证，才能判断是非、真假，否则，不可相信。因此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应该肯定，此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在批判当时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对神学迷信方面，都有着

积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在王充的这一思想中，也存在着就事论事的成分，还停留在直观的初级阶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有本质的区别。

知识的来源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课题。王充坚持学以求知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赖耳目等感官去感知，观察客观世界，无论何人都是学乃致知的。但是，在儒学神化的汉代，孔子被看作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圣人。王充反对这种观点，他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三件事证明孔子不是先知先觉的，天地之间也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即使圣人也不例外，有力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 （《论衡？实知》）。这是唯物主义的学习论。感知事物是从学习开始的，不是学习的终结。欲求得真知，还必须经过 阴见默识 与 用思深秘.就是说，还应该观察细微和用心思考。

事实证明，仅仅通过耳目感知，而不加思考，往往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可能出现事非相反，黑白颠倒。所以王充要求，在耳目感觉之后，还应 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认识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 （《论衡？定贤》）。由此可见，王充将学问思辨作为致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求证存真，不然，空言虚语，人犹不信（《论衡？薄葬》）。王充学以求知，求证存真的学习方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冲破信师是古学风的羁绊，强调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不泥古守旧，主张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即使是众心非而不从，只求黜其伪，存其真（《论衡？自纪》）。他力排众议，大胆地对世人所奉守不渝的《五经》提出怀疑， 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论衡？正说》）。他号召人们冲破藩篱，以求证存真的精神对所学知识予以一番虚实是非之辨，怎样去分析真伪虚实呢？王充提出了圣心贤意，方比物类（《论衡？薄葬》）的方法，就是要内用理智加以思考，外以事实比较订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第二，主张循序渐进，提倡 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既然靠学习，那么就必须立志发奋，力学不辍，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王充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他主张宿习反对暴习。他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他用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证明在求知上：其进锐者退速 ，要求人们踏踏实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不要企图一蹴而就。在学习上若只追求速度，就会像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论衡？状留》）一样，欲速则不达。王充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证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到了晚年辅佐周武王伐纣才封侯显贵，百里奚晚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说明大器晚成，任重，取进疾速，难矣（《论衡？状留》）。王充用了大量自然和人事的实例来说明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因此，他强调学习中的日见日为的功夫，刻苦锻炼，反复练习是学习成功的保证。他以骨、象、玉石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宝器，来说明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 （《论衡？量知》），注意学习锻炼，强调反复练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教育欲育人成才，受教者欲奋发进取都应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王充认为，若取得学业成就，不仅要勤学不舍，而且必须 精思 好问。他认为，可以被人们学会的知识，经过思考可以弄懂；尚未了解的知识，向别人请教也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天下的事情，人间的事情，假若通过深思熟虑可以弄明白的，即使是愚笨的人最终也能明白。假若通过努力探求还不能理解，即使是圣人也难弄懂。所以，他认为， 不学自能，无师自达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总之，求知在于学习。

第三，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汉代学风，好褒古毁今，以古为贵。汉儒学者，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异议，所以汉代学术空气沉寂，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王充不因循陈规，反对信师是古，主张为学要有创造，有新义。首先，他对汉代贵古贱今的思想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评。王充针对这种好高古而下今的思想从符瑞、治乱、农作、衣著、教化等各方面论证汉代比前世大有进步，断言周不如汉是有充分根据的。王充

在《齐世》、《宣汉》等篇中引用大量吏实，从自然人事不同角度驳斥了今不如昔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

天不变易，气不改更。 就是说，天体古今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存在什么古优于今。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古人、今人，都有仁义等道德行为，善恶品德古今一样。所以他说： 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因此不应该 好珍古不贵今 ，更不能说 古人贤今人 （《论衡？案书》）。不仅如此，他将汉朝与周朝相较，认为汉朝功业不仅不逊于周朝，而且远远超过周朝的功业。王充通过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王充的分析，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不无道理，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然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当然，也不像王充所颂扬的那样，汉代一切都非常兴盛美好，连最微小的缺点也不存在。事实上，汉朝统治者也如其他封建君主一样，存在着许多落后、反动的东西，这些都必须予以抛弃。对于这一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王充的古今无别，今优于古的历史进化观点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一味信古，或者厚古薄今，必然看不到当代的成就，否定自己的创造价值，甚至影响社会进步。在学术上则可能将人们引向脱离实际，述而不作的歧途。所以，王充的思想不仅对冲破汉代流行的复古、拟古风气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其次，在学习上，王充主张独立思考，不迷信偶像，不盲从附会，摒弃师法，不因循旧说。汉朝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后， 专经 、 师法 成为官学教学的特点。各经博士自立门户，形成各自独立的学术系统，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为保护自身利益，又立家法，讲经解经。由于《五经》各有家传，私相授受，解经日益脱离实际，陷于章句训诂，使汉代学术远离经世致用之道，影响了汉代学术的研究。《汉书？儒林传》说的传经授业，其结果就是，博学者 不思多闻阙疑 ，而 务辟义逃难 ，只求 便辟巧说 ；学习者 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以致 终以自蔽 （《汉书？艺文志》）。王充讲求学术自由，求真求实，抛弃师法，独立研究。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大胆的见解。

王充主张本着求真求实的为学态度，凡事只求真理，不避权贵，哪怕是被神化了的孔子，也敢于质疑问难。然而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王充指出，一味信师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不知问难，就不可能对所学知识真正理解，当然也无法学习到利学的知识。所以他主张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应展开讨论，学生要敢于对教师所讲内容提出疑问，打破对权威偶像的盲目崇拜。

在《问孔》篇中，王充采用以其矛攻其盾的办法，指出孔子言论中许多上下相违，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刺孟》篇中，也列举了八方面问题，一一加以质问。他以孔孟言论中的自相矛盾和失实错误之处，证明并非 贤圣所言皆无非 ，而是破绽百出。他不迷信偶像，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在王充看来，对待圣人的言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往往由于意沉难解 ，不能体会圣人原意，也应该问难，做到：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他说：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 他举例说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 毋违.后来，孔子对樊迟说，孟孙问我孝是什么意思，我答复他不要违背。樊迟问，不要违背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解释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应合乎礼，死了，埋葬时应合于礼。王充分析道：孔子说的这里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礼。然而孝子也应该体会父母之心意，顺从他们的心愿，不违背父母的愿望。孔子只说不要违背，那么孟懿子听了孔子的话，怎么见得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愿望呢？等到樊迟追问时，孔子才说明不要违背的本意是不要违背礼。事实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各个地域有不同的方言，再加上相隔时间久远，古今语言的差异，若不 极问 ，后人也很难理解。追根求源，务求甚解的学习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王充认为，在求学道路上，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是不行的。但守信师法，独名一师之学，随旧述故，也不能博学多闻。王充主张独立研究，反对因袭模拟。他说：饰貌以强

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又说：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 （《论衡？自纪》）。学习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拘泥于师法家法，不屈从于传统习俗，不崇拜偶像权威，不人云亦云。假若只模拟前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这种不屈从传统，独立研究，创新立异的治学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第四，提倡博达疏通，主张学为世用。王充在谈论治学之道的时候，强调博达疏通，为学的目的，不为一己，不为装饰，要求学为世用。首先，在《别通》篇中论述了博古通今的重要意义。他以大海为例，比喻人的学习也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容众家，避免浅陋窄狭。他认为，善于学习的人 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只有这样，方能才高智大，受到知识界的重视，被称为上儒 ，担负起国家的重任。王充用大量事实说明，学习在通明博览，多闻多识，切忌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王充认为古代文书典籍，记叙了人类优秀文比和嘉言懿行，若能广泛阅读，取其精华，可以利于言行， 圣贤言行，竹帛所传，练人之心，聪人之知。他列举了历史上和汉代的名人，都是能够孜孜不倦，好学博览才学成立业的。人的品德也赖于好道乐学。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在于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王充远见卓识之处，还在于他已意识到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怎样去获取这种力量呢？

关键在博达疏通.所以只能说一经的儒生，是不能算作有力的。然而当时一些儒生守信师法，不览古今，所以殷周的事迹虽然载于六经，却不能了解。因为不能博览，因之秦汉事迹也不知晓。至于汉代借鉴周秦的历史经验，更是一无所知。这些，都是由于信守一师，固守一经，孤陋寡闻之过。因此，他得出结论：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他正确地指出：儒生以学问为力（《论衡？效力》）。

其次，王充明确提出学为世用的观点。他指出，治学的目的在治世济民，著书立说是为了应用。他说： 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 （《论衡？对作》）。很明显，任何社会，任何阶级，发展文化教育都是为了改造社会，教育人民。著书立说若不能劝善惩恶，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即使 文如锦绣，深如河汉 也毫无价值。所以他说： 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也就是说，著书作文只要于民有利，多多益善。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 流传于世，成为丹青 ，以劝善惩恶，不是为了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论衡？佚文》）。王充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著书立说的。他写《论衡》就是为了警世骇俗，使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者若聋之通耳 （《论衡？自纪》）。

王充学为世用思想，在汉代章句之风盛行，谶纬迷信成灾的情况下，有其重要的意义，对改变汉代崇古、拟古，脱离实际的学风有一定的作用，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

范文二：王充的教育思想

第784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王充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7日

王充（公元?2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97—105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

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

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3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

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他的教育思想也体现在这本书中。

1、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2、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4、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范文三：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充（约27-97年）字仲任，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细族”。八岁入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学业优良。二十岁左右入京师太学。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二）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四）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五）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范文四：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约公元27-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

1、"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反对生知说，反对知识的先验论。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者八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认为"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是古今所没有的。他说:"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天才条件虽有不同，但要知道事情、认识世界却是由于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知道，不询问不能明白。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认为有知识就有力量，"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他指出没有学问的人，好象谷和米，不能食用，价值不大;有学问的人，好象谷己成粟，米已成饭，可以直接利用了。他这样早就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很重视后天的学习与认识，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 "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

2、"见闻为"与 "开心意"

王充认为教学过程包括 "见闻为"感性认识和 "开心意"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所谓"见闻为"，就是说，教学中首先要依*耳闻、目见、口问、手做，直接接触客观事物。他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须经过耳目感官来确定实际情况。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这个"状"字，指的就是依*自己所闻所见获得的感性认识在脑子里的反映。"状"有描写、复写的意思，即感官在接触外界事物时产生的感觉和印象。王充认为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圣人也迸脱不了，所以他说:"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他很重视日见日为的作用，他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押也"。一个普通妇女经过日见日为也能刺绣织锦，并能熟能生巧。相反，如果不是日见日为，即使是聪明的"材士"和 "巧女"，叫他们去刺绣织锦，就显得十分笨拙了。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所谓"开心意"，就是说，教学中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阶段，他认为如果只凭耳目，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不完全正确的知识，所以还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他曾批评过墨子过于强调感性经验，过于相信老百信所谓"耳目之实"的错觉迷信，以致墨子也承认鬼神，认为有鬼神存在。王充主张"铨订于内"、"以心意议"，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 即用理性的认识加以审查，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其虚实"。总之，不能只凭耳目见闻，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

3、"效验"

"订其真伪、辩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王充说:"事莫明于不效，论莫定于有证"。所谓"有效"就是与事实相符合;所谓"有证"就是要有确实的证据。王充认为教学过程还应包括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真伪的功夫。他对这一点很重视。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再动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说，"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就是他注重"效验"的教学方法论。

总的说，王充教学思想中唯物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认知识来源上看，他反对 "生知"，主张"学知";从教学过程上看，他认为教学过程应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 "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从教学效果上看，他注重"效验"，强调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的真伪。这也就是王充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

范文五：王充教育思想对当代创新教育的启示

V01(21 No(1 of JournalHandanMar(2008 College Polytechnic

王充教育思想对当代创新教育的启示

郭丽平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河北邯郸056005)

摘要:王充是汉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闪烁着创新的闪光点。其创新教育的观点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鸿儒为培养目标;广博的教育内容;积极“问难”、“极问”的学习态度和 方法。王充的教育思想与"-3代创新教育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研究和学习王充的教育思想，

对 当代创新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有很多的启示。

关键词i王充;教育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B2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62(2008)01一0046—03

创新是对旧事物、旧传统的突破和发展。进 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固儒生过俗人，通人

行创造活动既要有创造精神，又要具备创新能力。 胜儒生，文人愈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 创新是现代教育的重点内容，现代教育提倡开展 谓超而又超者也。”王充的人才观中的“儒生”和 创新性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东汉杰出教育 “通人”是只会鹦鹉学舌的人才而已，在现代社会

家王充的教育思想中处处闪烁着创新思想的光 体现为高分低能的应试人才，不具备突破和创新

辉。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那时儒学神学化，阴阳 的能力。而“文人”与“鸿儒”则属于具有独创能力 五行谶纬之说盛行。“俗书伪文多不诚实”， “虚 和精神的创新人才。特别是“鸿儒”之才，能够通 妄之言胜真美”[2]2。王充以“疾虚妄”的精神和态 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3J，具有“立义创 度，批驳虚妄伪说，倡导求实问难、独立探索的学意”[4J的创造性特征。王充大力推崇具有创新思

风，鼓励学生发展独创精神和创新能力。王充的 想和创新能力的“鸿儒”，并将之作为教育的理想 创新教育思想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却又恰恰与 培养目标，说明王充已经意识到创新意识和创新 当代的创新教育不谋而合。当代的创新教育可以 能力是构成人才素质的重要因素，故大力倡导并 在分析王充的创新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得到借鉴和 启示。 使之成为自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充的创新教育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 值得一提的是，王充在提出“鸿儒”这一培养 面: 目标时，还明确提出要以“学为世用”为最终目的。 一、以“能静思著文”的“鸿儒”为理想的培养 他指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他在《论衡?对

作》中说:“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 目标 之归实诚也”。说明发展文化教育、进行创造是为 创新是民族兴旺的灵魂，教育的目的不应该 了改造社会，教育人民，正所谓“盖寡言无多，而华 是培养鹦鹉学舌式的书呆子，而应该是培养能够 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 突破前人，不断推动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创新型

补”[4l。学习要以“致世”为目标，将所学知识和技 人才。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社会要发展进步都

能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造福社会和人 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王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民。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他把人才分为四等，他在 在一千多年的汉代，章句之风盛行，王充提出《论衡?超奇》中提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 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改变当时

收稿日期:2007—11—18 作者简介:郭丽平(1977一)，女，河北邯郸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教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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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l卷第1期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3月

的崇古、拟古的学风及教育、学习脱离实际的状况 进一步向多样化发展，改善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他的这种培养创新人才的积 构，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极 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他的人才 三、提倡“极问”、“问难”、求实的学习态度和 培养目标观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方法

二、“博览古今，众流百家” 人的思维活动既有“求通”与“定势”的方面， 如何培养“兴论立说”的“鸿儒”呢?王充又提 又有“求异”与“变通”的方面。“求通”与“定势”使 出:“圣贤言行，竹帛所传，练人之心，聪人之 我们能虔诚地学习前人的经验和知识，迅速成长 知”【5J。他不再把学习仅仅作为接受的手段来理 起来。“求异”与“变通”又使我们对前人的经验和 解，而是将其作为启迪人的智慧、开发心智的重要 知识持怀疑的态度，并经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把

途径。他认为“著书之人，博览多文，学问习熟，则 前人的经验向前推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能推类兴文”【4】。也就是说，创新首先要以广博扎 王充在汉代就提出反对“信师是古” 8，提倡“极

实的知识为基础。温故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多学 问”“问难”的主张，倡导学生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学

多问才能进行创作。但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 习前人的经验和知识。策颁布后，整个教育开始以

经学教育为主，儒家经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之弟子后，官学

典《五经》成了唯一的教育内容，加上儒生们各自 教学就有了“专经”、“是法”的特点。各经博士自 严守师法家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儒生只能是“守信 立门户，《五经》各有家传，私相授受。讲经解经日 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 益陷人章句训诂，严重影响汉代教育和学术的发 之暗”的“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私人之徒 展。王充认为正确的学习态度应该是本着疑问的 了”【5]5。面对这种情况，王充极力反对当时只读 态度去学习，学习不仅是被动接受的过程，更要成 《五经》，笃守师法的教学，认为这样培养的儒生 为主动探索的过程。他鼓励学生不要因循守1

日， “徒能说经”，有的“知古不知今”，有的“知今不知 要大胆质疑，善于发现问题，并

提出自己的设想和 古”【6】6，故“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家 解决方案。即使对孔圣

人和儒家经典也应抱这样 法，虽辞说多。终不能博”【 7J。的态度。他说:“苟有不晓解之

问，造难孔子，何伤 王充主张冲破《五经》的桎梏，学习“圣人之 于义?诚有传圣之知，伐孔子之说，

何逆于理?”【9】 言，圣人之语，上至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 读书学习就是为了领会

知识和掌握技能，学习过 术，刺世讥俗之言”[5J5。王充在《别通》篇中论述了 程中，对不懂 或有异议的问题，与教师展开问难论 博通古今的重要意义。他以大海为例，比喻人的 辩是 天经地义的，有什么可迟疑的呢?所以，学习 学习应该像海汇百川一样，兼容众家，避免浅陋狭 一定要建立独立思考的习惯，有积极问难、勇于探 窄。他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 究的精神。读书万不可盲目迷信，读死书，要学得 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引5只有以广博 灵活、学得生动，达到书为我师、书为我用 的境界。

的知识为基础，处理实际问题时才更能得心应手、 王充还提出要坚持通过“效验”来分辨知识的

左右逢源。能力与知识的培养是密切联系的，能 真伪。他在《论衡?知实》中提出:“凡论事者，违实

力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创 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违背事实效

造力是解决问题能力的的最高表现。在掌握知识 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再动人，也不能令

的过程中学会获得知识认识方法，并把这些知识 人信服。所以，只有经过思考、实践检验正确的知

和认识方法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到以后的学习和 识方能纳为己用。这里体现出王充崇尚求实、独 实际中去，就能逐步发展自己的能力，形成自己的 立研究、创新立异的精神，与现代尊重科学实验的 多闻多识，把兼容并包作为创造才能。所以，王充力劝儒生学习要通明博达， 科学精神是相吻合的。 创新的基础。 我国传统教育强调教师和教材的权威，学生 王充的主张对打破汉代经学学派林立、门户 学习以记忆、模仿为主，对学习的内容也是不假思 森严的封闭局面，繁荣学术、发展教育文化有积极 索，被动接受，更别说提出异议了，这样培养出来 的作用，同时也提醒我们当代教育的教学内容应 的学生多数缺乏创新意识，不具备创新能力。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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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lNo(1 of JournalHandanMar(2008Polytechnic College

[3]《论衡‘佚文篇>心和求知欲为前提，使学生养成肯思考、敢怀疑、

誉至耋景叠煮慧芝磐舸刚及在实际中鬣蓊君 }:;:寨磊(菇羞;具有最售萼誓壁登的育 !皂。。 王充提出培养以广博知识为基础，具有创新 }7;;荔磊(聂力;

(上接第45页)事》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 固然有这样的缺点，但究亦属文体之常。若将其

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 放在诗歌发展的大平台上来看，则自有其贡献。

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群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 参考文献 如飞，唯沈、宋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7 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日:二诗工力悉敌，沈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赌豫章才’，盖词气已 2 [3](宋)计有功(唐诗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 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 [4]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8 举。沈乃伏，不敢复争。【3]P'28(隋唐嘉话》记有一 事:“武后游 [5](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 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

[6](后晋)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 [7](宋)范祖禹(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o[13]p40 不同风10 格、技艺的展示，诗作的评比，佳制的传唱，一方面 [8](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能够使人取长补短、互相借鉴，促进文士诗艺的提 1979(1 高;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作诗、重诗的风 [9](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气。上层社会的文化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11 具有极大的示范性，所谓上行下效。这对诗歌在 [10](宋)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1961(12 [11]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下层的受重视和普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诗 61992( 大盛于唐有着不可轻估的意义。另外，应制诗大

[12](近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 多采用的是近体诗的形式，这对近体诗各体式的 1986(5 定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历来对奉和、应制 [13](唐)刘悚(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 类作品的评价多一味从思想内容上去审视，认为 [责任编校:孙爱民] 其现实性不强，脱离民生，从而贬之甚低。应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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