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为追求真理

林达：言论自由的目的并非为追求真理

我们在中国想言论自由，认为其作用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

一般认为，在整个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

直到我踏到美国的土地上，我还以为，美国人把言论自由看做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间空间里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且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或者像我们以前熟悉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人心中的言论自由，与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边。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一般情况是，最积极地呼吁言论自由的，都是在某一阶段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他们总是相信，尽管自己当时处于劣势，声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须呐喊。尤其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多数，他们会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论自由。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在宣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自由常常就是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大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先例，情况经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履。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么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对于美国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产生了最著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

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么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他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由于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模糊性，也由于“自由言论”在美国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国的发展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印记，几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确定都反映了大的社会变革。在早期，美国的最高法院依据一九一七年的间谍法案判案时，对于自由言论的理解还是非常狭窄的。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一个曾四次以社会主义者身份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就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五十年代，还有一些涉及美国共产党的案子。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要武装革命，暴力推翻政府，这和夺取政权是很合逻辑的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案子里，则竭力试图将直接组织暴动和宣传暴动分开，因为根据宪法，对前者联邦政府有权干预，而后者却属于信仰范围，政府就是不满意，也只能干瞪眼。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还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观点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更像是在宣传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到了一九六九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五十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六十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么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像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的秘密政党，因为不再有这个必要。“政党们”发现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传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样，也就没有了某个“地下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地下斗争”的所有惊险故事。所有与这种故事有关的血腥气也就都不存在了。当然，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气，它乐得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大大小小的政党们也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民众是任凭你去“呼唤”的，就看你“唤”得起“唤”不起了。

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范文二：追求真理的事例

追求真理的事例一：

　　哥白尼（1473～1543）是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人。1473年2月19日生于波兰东部的托伦。他的父亲是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的商人，母亲是一位富商的女儿。哥白尼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姊姊，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10岁时，父亲染上瘟疫死亡。全家由舅父务卡施接济。哥白尼在文化名城沃茨瓦维克读了中学，1491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天文学家勃鲁泽夫斯基的指导下研读天文学和数学。

　　1496年，为了进一步深造，哥白尼前往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留学，先后就读于波伦亚大学、帕多瓦大学和法拉腊大学，继续钻研数学、天文学、医学和法学。他有幸结识了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达·芬奇，并且拜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的学者诺瓦拉（1454—1504）为师。正是在诺瓦拉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地心说产生了怀疑。

　　1506年哥白尼回到波兰，一面在里兹堡从医，一面从事天文学的研究。1512年舅舅去世，哥白尼移居弗洛恩堡，在大教堂任僧正。教堂城墙的一角有座箭楼，哥白尼用它建立了一个小天文台。他自制了各种仪器，孜孜不倦地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达30多年。

　　他在1510年写成的《浅说》初稿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体，地球和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动，只有月亮才真正围绕地球旋转。1530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日心说的建立工作。于1543年3月用《天体运动论》书名出版，全书共有六大卷。

　　由于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从1542年起哥白尼健康日益恶化，经常出血、中风。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与世长辞，终年70岁。据说他闭目的时候，还用冰冷的双手抚摸着刚刚印好的《天体运动论》样书。

追求真理的事例二：

??? 乔尔丹诺·布鲁诺（意大利语：Giordano Bruno，1548－1600.2.1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镇。他幼年丧失父母，家境贫寒，所以由神甫养育长大。但他自幼好学，15岁那年当了多米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他全凭顽强自学，终于成为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后来他发展了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宇宙无限说”，还提出了唯物主义思想。这些学说及思想极大地撼动了教会的统治地位，被教会处以火刑，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英勇就义。但他的思想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他捍卫真理不畏迷信的精神被人们所歌颂，直到今天。

追求真理的事例三：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他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是为维护真理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士。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利略献出了毕生精力。由此，他晚年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他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以亚里士多。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他的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642年1月8日卒于比萨。伽利略家族姓伽利雷(Galilei)，他的全名是Galileo Galilei，但现已通行称呼他的名Galileo，而不称呼他的姓。因为翻译问题，所以姓众说纷纭，以伽利雷为准。

　　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两个球同时落地”的著名试验，从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纠正了这个持续了1900年之久的错误结论。

　　但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试验的说法后来被严谨的考证否定了。尽管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前往参观，他们把这座古塔看做伽利略的纪念碑。

　　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后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体，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标志着哥白尼学说开始走向胜利。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和周月天平动，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伽利略著有《星际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和《试验者》。

　　为了纪念伽利略的功绩，人们把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命名为伽利略卫星。

　　人们争相传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

追求真理的事例四：

??? 学生向苏格拉底请教如何才能坚持真理。苏格拉底让大家坐下来。他拿著一个苹果，慢慢地从每个同学的座位旁边走过，一边走一边说：“请同学们集中精力，注意嗅空气中的气味。”然后，他回到讲台上，把苹果举起来左右晃了晃，问：“有哪位同学闻到苹果的味了吗？有一位学生举手站起来回答说：“我闻到了，是香味儿！”苏格拉底又问“还有哪位同学闻到了？”学生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不做声。苏格拉底再次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座位旁边走过，边走边叮嘱：“请同学们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一嗅空气中的气味。”回到讲台上后，他又问：“大家闻到苹果的气味了吗？”这次，绝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稍停，苏格拉底第三次走到学生中间，让每位学生都嗅一嗅苹果。回到讲台后，他再次提问：“同学们，大家闻到苹果的味儿了吗？”他的话音刚落，除一位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举起了手。那位没有举手的学生左右看了看，也慌忙地举起了手。他的神态，引起了一阵笑声。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闻到了什么味儿？”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香味儿！”苏格拉底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举起苹果缓缓地说：“非常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什么味儿也没有。”

追求真理的事例五：王振义

??? 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在素有“血癌”之称的白血病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媒体称王振义“改变了这个死亡游戏的结果”。面对媒体的高度褒扬，王振义非常冷静地说，“没有解决白血病，是解决了其中一个（类型）。这一个是二十几种急性白血病中的一种。”仔细品味王振义的这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也更发人深省。

范文三：追求真理的道路

追求真理的道路

追求真理需要怎样的精神呢？例如：坚持不懈、献身科学、用于发现、勇于探索等。 ——题记

追求真理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试验去探求真理。

伽利略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在一次做礼拜的时候，发现了摆的规律。于是，伽利略反复的实验，最终，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理论。

约翰·古登贝尔克是德国的发明家。他经过实验，将两种毫不相关的机械——葡萄压榨机和硬币打制器组合起来，开发了一种新形式。因为葡萄压榨机用来从葡萄中榨出汁，所以它在大面积上均等加力。而硬币打制器的功能则是在金币之类的小平面中打出印花来。有一天，古登贝尔克开玩笑自言自语道：“是不是可以在几个硬币打制器上加上葡萄压榨机的压力，使之在纸上打印出印花来呢？”由此组合就是印刷术和排版术。

追求真理的道路，需要怎么样的精神呢？

首先，我们要拥有伽利略坚持不懈、勇于追求、勇于实践、献身科学的精神。同时，也要拥有约翰·古登贝尔克勇于发现，坚持真理的精神。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勇于发现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那样我们会成为拥有创造力的人！

范文四：追求真理的勇士

追求真理的勇士

——记中央党校教授、经济学家王珏先生

李功耀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曾是一名武工队长、一名拿枪战斗在敌后的战士,经过不懈的努力,成长 为中国马列主义最高学府的教授, 一位拿笔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著名学者; 他以研究马克思的 《资本论》 闻名于世,却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不“缺席”而且从不屈服的“老运动员” ;他的许多观点因其超前性而被人 指责为“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最后中央采纳他的观点后,那些指责他的人也不得不与他保持一致。他只是 一位普通的学者,却提出了许多对企业改革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理论而被实业界誉为“企业王” 。这位把真理作 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传奇人物就是本文主人公——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 中共中央党校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所长王珏教授。

一

与大多数学院派学者不同,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己也承认:“我不 是纯粹的科班,没读过研究生,也没留过学。 ”他是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就了自己。他原名邹绍臣, 1926年 5月 4日出身于辽宁省辽中县一个普通农家。八岁那年,他进入本村的私塾就读,两年后进入国民小学。 1945年高中 毕业时,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按照父辈的意思,他应该读大学,光宗耀祖。但家境的贫寒、 “亡国奴”的屈 辱、日伪官吏和汉奸覆灭前的猖狂,不断激起这位热血男儿的深思。东北光复的事实,使王珏认识到:只有共产 党、八路军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但真正促使王珏改变人生道路的是在他阅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 《雇 佣劳动与资本》 等书之后。 他从书中感受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浩瀚的思想和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 他如沐春 风,如闻惊雷,豁然开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考,他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积极 参与建立了辽中地区第一个青年进步组织——“青年同盟会” 。他们团结进步青年,迎接苏联红军和地下党领导 的八路军接管辽中。

时局后来变得动荡复杂,苏联红军撤走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军”蜂拥而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珏进一 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他以坚定的信念,于 1945年 9月申请加入共产党, 11月转为正式党员, 并拿起武器,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开始了对真理的追求。此后,他作为一个不到 20岁的戎马书生,担任辽中县委军政干部训练班队长,后又分别担任农村工作团副团长、小北河区工委书记,在辽 南地区打游击时,又先后任武工队队长,临江县第九、第五、第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他上马领军,下 马领民,推行土地改革,组织过大大小小的战斗,并参加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曾有三次死里逃生。面对 执著采访的记者,王珏回忆,他参加革命抱的理想就是:为解放劳动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个人安危问题。那时候,东北确有《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之类的土匪头子,好几次,他 1 / 7

被土匪包围了,非常危险;有一次差点被叛徒出卖。但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他几次都化险为夷,并亲手 处决了一个土匪头子和一个叛徒。王珏说,在残酷的斗争中,他一方面炼出了胆量,另一方面,同劳动人民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在任临江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期间, 他与年轻的女干部宋志兰女士相爱并喜结连理。 革命、 战争, 以及革命与战争中的死亡和爱情, 完成了对王珏的青春教育, 使王珏对中国这块土地有了充分的体验和成熟的理 解, 也为这位日后的著名经济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 更重要的是, 这段难忘的经历培养了他深厚的现实感, 形成一种本能的感觉力和判断力,进而贯穿于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使他在经济学术、经济对策研究中,保持着 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王珏有机会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巨著 《资本论》 (东北版)和《干部必读》 (12本) 。这位酷爱读书的战士完全被《资本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所吸引。虽然当时有些章节还不能完全读懂, 但王珏暗下决心:一定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真谛。

二

机会终于来临。 1950年 7月,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 ) 招生,通化地委派王珏到北京 应试。经过严格的考试,他被录取了。他异常激动,决心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认真通读马列原著,把那些没有 读懂的、 似懂非懂的内容彻底搞明白, 以便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 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自此,王珏开始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继续他的真理探寻之路。

在马列学院,王珏尤其喜欢经济学。他深知,新中国的建设迫切需要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才。由于他有扎实的 文化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天赋好,理解力强,很快便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著名哲学家、马列学院教育长杨

献珍教授非常赏识这位勤奋而有悟性的年轻人。 1953年毕业后,王珏放弃了回通化任职和提升的机会,留在中 央马列学院任教员。从此,他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再到博士生导师和特级教授;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委员到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正局级) ,再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半个世纪如一日,在中国马列主义最高 学府,潜心于教学和理论研究,在书山学海展示他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

从教后,王珏选择《资本论》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重点。读过《资本论》原著的人都知道, “老祖宗”的这部 书并不好懂,思想邃密,文字深奥,不下一番苦工夫,很难深刻领会。当时,马列学院的学员大多数是党的高级 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高深的经济学原理变成学员能灵活运用的法宝,使严谨的理论教学变得生动、 形象、具体,王珏从两个方面狠下工夫:一方面,牢牢地打好经济理论基础。他把研究《资本论》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孜孜以求,全力以赴。整整 10年,他将《资本论》三卷通读了十几遍,许多重要的观点、章节,他几乎 倒背如流。此外,他还研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相关经典文献、专著和论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成为我国 研究《资本论》的重要学者。在理论界,提起《资本论》研究,王珏的大名更是无人不知。他从一开始便研究这 样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直接与革命导师进行深层的“对话” ,似乎选择了一条做学问的捷径。他是出于自觉还 是无意,我们无须查考,但毫无疑问,正是这条道路把他引向了后来事业的高峰;他也正是从《资本论》出发, 对整个西方的古典经济学、 哲学以及历史、 文化有了整体的把握,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这种扎实的功底支持了他的学术生涯。多年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资本论》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大宝库,它是 我许多观点的重要来源,也是我敢于提出许多超前观点而无所畏惧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王珏十分注意联系 实际。在从教初期,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他还到上海锅炉厂担任过党委副书记。在“**”期间,他把别人消极 对待的“下放”当作一个了解实际、磨练意志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他每年都要花费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农村和 企业调研。这种求真、务实的品格,使他永葆创新的活力,也使他的理论观点永远贴近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 从而一步步逼近真理。 他是一个永不落伍的思想战士。 永远站在时代的前沿, 是他早年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便立定 的目标。

三

王珏先生说,搞理论一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二要讲真话,进忠言。如果贪恋于一时的声誉,不敢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那就不配做马克思的徒子徒孙。

在中央党校,王珏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是在不断被批判中不断被重新认识的。从 1963年批判杨 献珍的“合二为一”到“**” ,王珏每次都要遭致一些人的批评、责难甚至攻击。他本来是讲授《资本 论》的,他从马克思的经典名著中,获得了许多独到的认识,但正是这些认识,使他长期以来不得安宁。他被无 端戴上“三顶帽子” :第一顶是“用《资本论》抵制**著作的学习” ;第二顶是“宣扬修正主义观点” ;第三 顶是“走白专道路” 。在讲授有关“帝国主义”的章节时,他说如果尊重事实,就得承认“帝国主义”还有生命 力,是一只“铁老虎” ,还很强大。这个观点**主席也曾说过: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 ,又是“铁老虎” 。 而批判王珏的人硬是指责他“用**的话反对**” ,认定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把他发配到农村(北 京郊区香山大队童峪小队和上庄小队)搞“四清” ,接受思想改造。

与一般“识时务者”不同,王珏只要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他都一贯予以坚持,决不屈从和盲从。他深信:真 理总是能说服人的。但在那样的年代,王珏越辩越糟。 “思想错误”加之态度不好,本来是学术之争,即便错了 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由于他的固执和倔强,常常招来更猛烈的“炮火” ,直至上升为“立场问题、路线问题” 。 在“**”时期,这种思想观点和“顽劣”的禀性,把他升级为“反**思想分子” 。他被人从郊区拉回来批 判,软禁两个月之久,后又到河南西华县的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 8月) 。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临。王珏感到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了。他开始改变教学和科研的 思路,将重点放在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研究上。 1978年,他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把搞商品经济的人批成 “走资派” 、把副业生产指责为“资本主又尾巴”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在浙江农村考察时,应邀作过一次演讲, 题目是“价值规律和它的作用” 。正巧,讲完这个题目后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发表了。他感到十分 高兴。这一公报标志着纠正了“**”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轨道上来。 他结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结合农民卖粮的问题讲价值规律, 指出今后粮食的价格应该按照市场供 求关系来制定,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而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是我国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民积极性长期调 动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国的农村,从历史上来说就一直在搞自然经济。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用商品 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规律和它的作用。他到各地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并以无畏的勇气, 更加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把探索的脚步迈向当时被视为禁区而经济改革又必须涉足的一些理

论领域。

1980年,王珏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应该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彻底改革。他指出, 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 封建社会后期就有了商品经济。 我们完全可以用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来推动 社会主义时代生产力的进步。他清楚地认识到,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资本主义”概念讲的是社 会制度, “商品经济”概念讲的是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形式,二者不可混同。同年,他将这些观点在哈尔滨召开 的全国党校系统“经济学科理论年会”中予以宣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有之,激烈反对 者也大有人在。有人批评道:王珏的观点,经典著作上没有写,中央文件上没有说,因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王 珏坚信自己没错,他从哈尔滨讲到长春,又从沈阳讲到北京,一直讲到被中央采纳。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 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了我国实行的是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的论断, 这位执着的真理探寻者的贡献终于成为了国策。 王珏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他始终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开拓。他深知,探索之路是充满艰辛的,但是不去 探索,人云亦云,则是平庸的、危险的。 1985年,他在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去 我们所说的计划规律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价值规律的高级形式:按比例发展”的观点后,又将研究的 课题对准了风靡一时的、被视为改革代名词的“承包制” 。

改革开放初期, 许多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现行体制下解放生产力最有效的办法, 连政府 高层对之也予以肯定,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完善这种改革方式。王珏却指出,承包制并不能解决企业 运行机制的根本问题,只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过渡形式。 1986年,他接受了国家体改委的一个课题,开始 着手研究中国改革的中期规划。 经过严谨的理论探索和广泛的社会调查,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股份制而不 是承包制,应该是我国企业的改革方向。 1987年,他首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实行“法人财产权”和“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是倾向承包制的,王珏的观点不仅不被接受,而且 还受到批评。不少人认为,建立股份制实际上就是提倡私有制。 1986年,有人专门出了一本批评股份制的书, 该书共六章,其中点名批评王珏的就占了一章。 1989年“六?四”之后,王珏甚至被列为“边缘人物”而停止讲 课半年。直到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式写入全会文件,王珏的观点又一次成为 国策时,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

与王珏同时倡导股份制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厉以宁是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他倡导股份制的理论依 据是西方的非均衡理论。 而王珏的思想源泉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王珏认为, 马克思公有制思想的关键在于 保证生产的社会化, 他否定私有制的经济学理由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私有制不利于生产社会化, 因而束缚了生产 力的发展。但是 20世纪以国有制形式出现的公有制,却变成了一种古老的产品经济,妨碍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因而也使生产的社会化成为一句空话。事实上,这种经济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同 马克思的美好设计已经相去甚远了。 改革的最佳道路就是由国有制过渡到股份制。 王珏与厉以宁殊途同归, 沿着 不同的理论线索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这种契合也体现出股份制在中国势在必行。

四

1991年,王珏再一次成为新的靶子。他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应通过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形式来实 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财产劳动者个人所有和社会占有的统一。应当实行“劳者有其股” ,即劳动者应从无产者 变成有产者, 从过去单纯的劳动者变成劳动者与投资者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主体。 他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历史,深入基层,考察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说, “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股” ,一直是亿万民 众奋斗的目标。第一次民主革命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就应该努力 解决“劳者有其股”的问题。 “劳者有其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 义”这一根本论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高干班、司局级班和后备干部班三个班上讲授了这一观点,无疑 于平地惊雷,令许多人感到惊诧:“这不就是鼓吹私有化吗?”有人责问:“中央党校这么严肃的课堂怎么能容许 ‘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 ” “中央党校的教授怎么可以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 ”幸而党校副校长苏星同志以马列原 著为他解围;更幸运的是, 1992年**同志南巡谈话,救了这位历经苦难而不屈不挠的经济学人。

20世纪末期,王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当初受到抨击的场景,描述了他所承受的压力。如今, “劳者 有其股”论已经被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他对原先提出的观点也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劳动者的“工资”是 再生产劳动力的消费基金,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工资是不能积累的,劳动者若没有财产,不能做到 “劳者有其股” ,就不能从根本上发挥积极性,推动生产力进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 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否定。靠什么形式来否定呢?就是靠股份制。因为实行股份制,财产的占有形式社会化了,

不是私人占有了, 资本家个人再也不能直接支配企业的财产。 股份制应该是实现公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 而实行 普遍的股份制后,大家都变成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来参与收益分配,才能走向共同富裕。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 的分析是非常清楚的。股份制实际上就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 恢复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收回原来被资本家占有的个人财产权。 所以, **同志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一句话, 就是共同富裕。毫无疑问,这个论断是相当英明的,科学的。

王珏指出, 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 马克思有一条基本的原则:社会主义不能剥 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而且只能剥夺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我们过去最大的“左”的错误,就是把劳 动者的个人财产权剥夺了。 怎么剥夺的呢?就是通过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 把劳动力变成国家所有。 现在国有存 量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 本来就是应该由劳动者分享的。 而事实上, 在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大部分都归属国家了, 搞了很多国有企业。当初,我们认定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实际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让劳动者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不能说是“第二次革命” 。 王珏认为,到 21世纪,劳动者都应该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投资,都应该成为百万级的投资者。那些经营者都应 该成为千万级的投资者; 那些社会精英便应该成为亿万级的投资者。 所有这些投资, 都是通过股份制而社会化的, 投资者只有一个分享利润的权力。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是财产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和它的“社会占有” 的统一。我们过去把单纯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根本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也不符合我国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王珏进一步指出,还是马克思说得好:“股份 制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组织形式” ,最后我们国家还得走上马克思所说的这条道路。

据此,王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民有民营经济万岁” 。因为社会发展到最后,社会财富都是群众的,大 家都是社会经济的主体、社会的主人。社会发展的问题,最后都是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的问题。共产主义作为自 由人的联合体,必然要促使国家消亡,最后存在的只能是人民群众。国家都消亡了,哪里还有国有经济!所以民 有民营经济才是最长远的, 市场经济本来就应该是民有民营经济。 只有在特殊领域才需要国有经济, 在触及国家 经济命脉的领域才需要国家控制。王珏说,他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就是因为他研究《资本论》的时间比较长,不 然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坦陈,没有《资本论》作为依据,这些问题怎么也说不清楚。

王珏十分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发展, 他长期深入改革的最前沿, 调查研究, 出谋划策, 甚至直接参与实践, 被实业界尊为“企业王” 。由于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他提出的观点既有理论的彻底性,切中时弊,又有较强 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深受企业欢迎。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上,王珏既关心典型事例、局部和个别企业集团的运 作,更注重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和策略。 1994年,在中央领导同志召集的讨论“十五”规划座谈会上,王 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外围后攻坚的办法。他认为,国家资本应该集中,国有企业应 该集中,要“抓大放小” 。这些观点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就如何盘活国有资产、强国富民,王珏也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的“国退民进”论,又 一次引起了学界激烈的论辩,一位领导同志对此明确提出了批评。但王珏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时 间是去伪存真的永恒砝码。他的观点是经得起推敲和批判的,最终必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令他倍感欣慰的是, 他的学术研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他多次参加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座谈会。 当 得知王珏常因观点超前而受到批评时,中央领导还曾专门指示:“党校不同的理论观点可以讨论,教员要保护。 ” 五

回顾 20多年的改革历程,王珏觉得,改革现在是越来越难。他说,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接触到新旧体制 矛盾中最本质的东西了。应该说,现在越来越不容易前进了。因为改革越来越触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分配 的角度讲, 改革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就是政府主管部门把从企业收来的权力和利益, 还给企业的经营者和 劳动者。所以,政府体制非改不可,政府体制改了,才能把权力还给企业,企业最后才能变成没有领导、没有上 级主管部门的自主经济实体, 才能按照价值规律、 供求规律和风险规律办事。 农村改革为什么比较快?因为农村 最大的官,就是公社书记,所以上边一说改,老百姓一愿意改,他就没有办法了,非改不可。国有企业改革为何 这么难?难点就在这儿。他说,国有企业必须重新定位,不能像计划经济时候那样,所有领域都搞国有企业。国 有企业应该是一种特殊性的企业,只有在特殊的领域里存在和发展。

谈到经济全球化问题,王珏说,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参与进去,成为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成员。这一点,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经济发育。我们必须把市场经济真正搞彻底,把微观经济运 行机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

王珏说, 改革首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 改革需要经济学家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 深入探讨许多重大的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方面,经济学家应改革的需要而生,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沉浮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而 起起落落。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学家才像个经济学家,才真正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应该说,我们的经济理 论确实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并得到社会承认的。主要是,经济学理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不断提出了方向性的问题以及操作的基本思路, 在解放人们思想、 推动改革实践的进程中, 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学家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王珏本人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经济学家又需要什么呢? 他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要确保理论研究没有禁区。

王珏做研究, 为自己立定了三条原则。 第一条, 理论要有超前性, 只有超前的理论, 才能指导实践; 第二条, 理论观点必须具有彻底性,要揭示事物最本质的东西;第三条,理论必须有实践性,可操作性。王珏强调,经济 学家的研究有了这“三性” ,才能真正提出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也才对得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人民所 寄予的厚望。

王珏告诉笔者,为了研究马克思原著,研究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很早就下定决心:要搞理论,就 别当官。因为当官后就不可能真正搞成理论。他解释说,一个学者若当官了,就有了上下级关系问题,就必须考 虑上面的印象、 领导的看法, 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来说话, 这样, 理论研究就没有办法深入了。 另外, 人一当官, 就身不由己,环境逼迫他一门心思地再往上挤,从而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中,很难有时间和心境从事学术研究。 倘若勉强做点学问,表示自己还是一个学者,也很难取得新的理论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珏自留到党校 的那一天起,就专心致志地搞研究。虽然他后来也有了行政级别,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高级干部,但那并非执掌实 际权柄的官。当初,通化地委推荐他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组织上就表示,他学成归来后,便可以当地委宣传 部长之职。但他在马列学院组织处长的说服和杨献珍先生的感召下,毅然放弃了仕途之路,而专事教学和研究。 到现在,他对这一选择还无怨无悔。

王珏 1998年 11月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杨林林女士采访时说:经济学家确实得“时势造英雄” ,是改 革开放这种大环境需要经济学家发挥作用, 提出一些改革方向性的问题和操作的基本路子。 就他个人来讲, 要是 没有这个大好机遇,就不会成为经济学家。 “我来自劳动人民,我要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劳动人民的富 裕而耕耘。 ”这是他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一句话表达的人生观。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而 出生入死地拼杀了几年;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又为了人民的富裕,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并在批判中成长,在跌 宕起伏的探索中发展他的研究成果。

六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刊物 《江汉论坛》 把王珏的治学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从留在中央党校开始到 “**” 前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在研究和传播《资本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是在党员干部《资本论》 学习方面, 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新探索, 在促进广大中高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系 统把握其基本原理等方面取得了极好的成效;二是尝试把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关于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 产、价格机制等原理,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三 是把《资本论》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素材、讲稿以及心得体会归纳整理,写出了在我国《资本论》教学、研究、传 播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讲解性著作。

十年动乱时期是王珏治学生涯中最为坎坷的一个阶段。他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打击和迫害。在这 种混乱和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研究《资本论》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为改革开放后卓有成效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 样化的问题,作了深厚的理论积累。

改革开放以后, 王珏的学术生涯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也是他治学成果最丰富、 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 革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王珏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问 题上不畏艰辛,深入探索,体现出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创造热情,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理论,成为在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方面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济学家。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探索, 这位在真理的道路上奋进而不知疲倦的学者, 获得了累累硕果:他已出版的著作和 发表的论文达 1300万字之多。他的代表性论著有:《王珏选集》 、 《王珏经济文选》 (两卷集) 、 《重读资本论》 (三 卷本) 、 《简明政治经济学》 (获通俗读物奖)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四十年》 (获优秀出版物奖) 、 《论现代公有制》 (获第 12届国家图书奖) 、 《中国的繁荣需要现代企业制度》 (获国家级优秀论文奖) 、 《改革攻坚论——国有经济 体制改革纵横谈》 、 《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纲要》 (1988— 1995) (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 《所有制——劳者有其 股》 、 《劳动力资本论》等。

虽然年事已高,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仍不愿坐享清福。 现在除了带博士生和讲授党校研究生部课程外, 他还 有大量的社会兼职。他是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 经济研究会会长、 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社长、 深圳市等八个城市的高级顾问、 上海财经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 授、深圳三九集团等十几家企业集团的高级顾问、 《经济研究》 、 《经济学家》等十几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在他 的脑海里,经常有—大堆问题在思考。例如,物价问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农副产品流通难、农民收入少 问题, 城市职工个人财产权问题, 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社会治安问题, 官员腐败问题, 失业面扩大问题, 等等。他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一份力,为富民强国尽一份责。

另一支笔下的王珏

在《叩问名师——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评传》即将付之际,笔者通过电话采访,从王先生老伴宋志兰老师 那儿又获得了若干资料。其中一本杂志的“导师名录”栏目,刊载了署名李书磊的长篇专访:《理性的守夜人— —关于经济学家王珏》 。从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我看到了另一支笔下王珏先生的卓越风采。现摘录并整理若 干段落,算是对拙作的一个补充。

学者在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不平坦、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职业,学者生涯的开始也就是王珏坎坷的开始。 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 获得幸福的愿望不仅成为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的动机, 而且成为他日后学术选择的决定力 量。几十年间,他承受过许多次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1964年他第一次被扣上政治帽子的时候,领教了 什么是中国人的政治迫害。那一年,王珏七岁的爱子因医疗手术事故而长期卧床,最后不幸夭折。他本人地位动 摇,经济拮据,又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感情煎熬。可以想象,他需要怎样的意志才能挺立过来。眼看着人生的荒芜 和光阴的虚度, 他心头一定充满着痛苦和悲凉, 也使他对于个人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种焦急的迫切感。 面 对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他的研究领域不能不从理论转到现实。这使他从 1977年便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 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末的十年,是王珏最辉煌的十年。这十年中,他以一个学者的见识和勇敢参 与了历史,并作为一个有份量的人物而被人们记住。在那次时代的转折中,正是包括王珏在内的几位著名学者, 完成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 使我们摆脱了愚昧而荒唐的思想体系, 真正改造了我们对历史、 对社会主义的认 识。尽管后来的思想又经过了曲折的发展,但我们仍然感激那最初的唤醒。

王珏不仅对经济学本身, 对经济生活的组织以及经济组织的运行也有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而且对经济的社会 效应和文化结果具有深刻的了解。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清醒地洞察着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命运。

不同的学问在高处是无差别的。 对于学者来说, 境界的层次差别比起学科的类型差别, 更是一种本质的差别。 这即是古代学者所谓的“通儒”和“陋儒”之别。而王珏正是一个通儒。他与那些囿于书斋玄想的学者不同,他 要为中国人设计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经济结构, 让每个人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能量, 并最有效地转化为财富; 让 每个人都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合理的报偿;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自由和创造性,清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压抑和 浪费,最终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让人民高兴,让劳动者高兴,让人间万物都顺其时、得其所,这就是 王珏经济学思想的出发点。

尽管在灵魂深处保存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然而在经济学术、 尤其是经济对策研究中, 他始终保持着清醒 的现实主义态度。面对现实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不一厢情愿地把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理想化。这大概就是他 早年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实践中所获得的教益, 同时也构成了他经济学活动的显著风格:善于把深奥的经济学理论 转化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 使经济研究成果变为政府决策而迅速地投入实施。 这种可贵的素质并非是 学术活动之外的策略与变通, 它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素质:因为研究中国经济, 所需要的并不是绘制多 少华而不实的蓝图,而是要对现行经济进行改造,找出一条现行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体制转轨的可行道路。 王珏因他那非凡的见识而成为中国改革的理论先导者之一, 中国改革的实践又深刻地刺激着王珏的思想。 读 王珏的书, 我们感受到他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论证, 感受到他对无数凌乱而复杂的经济现象所进行的推敲与把握, 以及他在众说纷纭的经济学观点中为寻找真理所作的艰难而又充满自信的努力。

范文五：追求真理的哥白尼

!""#!$%总第&!’期

教研论坛

学子杂志

培养创造能力是求知的重要手段

!李建平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终身学习的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世纪教育委员会%在世界终身

’’内在的财富(中"详教育第五届年会的报告&学习’

细阐述了新的教育观念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学会求知"就是将过去的我教你"变为我要学#!&世纪的经济日益全球化"全球已是一个互通的世界"是一个共存的世界#在今后的知识经济社会里"是以新知识的不断出现"新知识不断取代旧知识为特征的#现在学到手的知识"也包括技能"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会逐步过时"而将来必将有更多的新知识)新技能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无法预见的"不是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能够穷尽的"更不是在学校教育中一次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当今社会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学习被赋予新的含义"学习是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无数次反复"不断完成又不断开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终身学习产生的促动机制"就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学会求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爱因斯坦说过"我的大脑不是一个储藏罐"而是一个分析器"你问我有关的知识"我可能不能直接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能得到#在几十年前爱因斯坦已经告诉了我们终身学习的真谛#学会学习就是掌握学习的各种工具"即掌握的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在未来社会里"知识更新速度"知识$大爆炸%的程度将远远大于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学校里把今后所需要的知识全部学到手"大多数人也不可能终身只在一个岗位上"在这种情况下"学会怎样学习)怎样求知以适应社会的挑战就显得更加重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学习化社会里"学会求知方法远胜于学得知识本身#

求得知识的方式方法"探索世界的方式方法是无穷的#但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创造能力"学会创造性地思维"创造性地学习#为什么叫创造性学习呢*因为离开学校后的终身学习"是建立在一定学历)一定学识基础上的"进行组合性的学习"取舍性的学习"应用性的学习"自主性的学习#不会创造性地学习"只会像在学校那样"仿效老师的人是无法不断更新知识的#可以说创造能力是求知能力的精髓"不培养创造力"求知就无从谈起#而创造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是创新意识的塑造"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训练大脑"训练多种思维能力和思维技巧"创造思维能力落到实处#所以"国外有的教育学家认为"未来社会是脑的社会"也不无道理#不锻炼大脑"就无法适应层出不穷的新知识#就像过去体力劳动占主体的年代"想胜任工作"就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一样"今后就要有一个强壮的头脑+当然"这里决没有身体不重要

的意思,作为创造能力的载体#

什么是创造能力"创造能力首先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创造性思维指导之下进行创造性实践"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它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人的一种素质"是一种头脑类型#作为一种高级思维模式"它需要培养"需要训练"从而养成习惯"不能把它庸俗地理解为小聪明式的机灵#创造能力的例子-我见过一个学生"在学英语的时候"自己把学过的课文编成场景"自己与自己进行对话"比较复杂的课文还能编出甲)乙)丙几个人物"很有创意"既能提高趣味性又能加深记忆#

创造思维能力是培养出来的"创造学作为一门学科早已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到今天已不是什么新学科"但真正去学习运用创造学原理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者却不多#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基本途径是系统地学习创造学理论"进而在理论的指导下掌握各种创造思维技法#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成为个人的基本素质#党的十六大鲜明地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不竭的动力"从更高的意义上讲是指理论要创新"要赋予马列主义时代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要把创新意识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要有创新意识#

从会学求知这个意义上讲"学生离开学校后"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但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新知识"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拓展"也就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创新#由此看来"创造力是学会求知的前提"不具备起码举一反三能力的人很难做到学会求知#通过某种方式的创造学教育)培训"使学生掌握初步创造理论"培养学生初步的创造能力"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较系统的训练"让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活中能够创造性地求知"提高生存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也应该是职业教育中创新的一项应有内容#

创造能力的培养还有第二种途径"即通过思维训练来全面开发智力+即思维智能,"把创造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植入学生的头脑中"这更符合创造原理#因为创造性只能培养"而教是以重复为前提的"重复不是创造#那种课堂上讲解创造学原理"再传授创造技法的机械讲授方式"从本质上讲是违反创造原理的#通过潜移默化的行为教育和课堂上的思维训练"来提高创造能力是最好的培养方式#至于如何实施思维训练"国内外已有教学实践#著名教育学者黄全愈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描写的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练习写调查报告的实际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例如"老师提出调查蓝鲸的生活习性"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搜集资料和实地观察"写出关于蓝鲸生活习性的报告.到五年级则要求学生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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