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阿Q正传”主题思想探析

“阿Q正传”主题思想探析

段 祁 娜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05春汉语言文学本?渭南电大分校)

【摘要】:阿Q不仅仅要暴露农民的抑或国民的、人类的弱点。《阿Q正传》为小人物立传，实现了表现内容上的对旧史传的置换;具有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章法和格式，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点的艺术经验。喜剧中悲剧气氛的烘托，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体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

【关键词】:《阿Q正传》 优胜记略 不准革命 悲剧 愚昧

(一)

鲁迅先生对中国民族积习已久沉滞愚昧的国民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终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就是他这种思想的结晶。他曾说过，他写这部小说，“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阿Q这样一个失去了内心自我、依靠本能在生活着的形象，甚至到死，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他的精神胜利的病态，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包括在作品最后一幕中，城里人和未庄人围观阿Q临刑前的反应，都是鲁迅特意强调的国民性的集体表演。其目的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的劣根，而找出医治民族衰败的药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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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对于阿Q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将他作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侧重于精神胜利法;在50到70年代，则以阶级分析立场，强调阿Q落后农民的特点，注意总结其革命性，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到了80年代，则侧重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强调辛亥革命脱离思想启蒙运动，忽略国民改造的失败教训，阿Q再一次成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近年来，则主要侧重对阿Q人类学角度的探讨，侧重他基本生存的不能满足，无家可归的惶惑、死亡的恐惧等等一系列的绝望的特征，从而成为现实环境的奴隶，而做出“精神胜利”的选择。鲁迅正是由于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性。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是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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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的，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种生活。”

(二)

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里，鲁迅先生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未庄。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不但说不清楚籍贯，连姓名权都被剥夺了。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太爷打了个嘴巴，并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他是一个被侮辱、被愚弄、遭损害的流浪雇农。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以及他自身的小农思想的狭隘，使他虽受压迫，却不敢正视现实。他很穷，地位很卑微，但却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总是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儿子会阔得多啦”来安慰自己;他用架空的吹嘘，求得精神上的满足;甚至他在被别人打了以后，还以打自己的耳光来“转败为胜”;有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他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阿Q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这样就忌说“癞”，以及一切“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连“光”“亮”都讳了。更可笑的是他与流浪汉王胡比虱子的大小和多少，为自己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而感到“大失体统”。他欺善怕恶，凌弱畏强。阿Q有一种处世哲学:“口讷的他便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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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受到豪强的欺侮，不敢对他们进行反抗，而在弱小者身上寻求报复。他被假洋鬼子毒打，又被王胡打败，便转而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并以此为乐。阿Q虽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却能够活得很自在，关键在于他能够及时地“忘却”痛苦和屈辱。他“患”有惊人的健忘症，他忌恨假洋鬼子，但被假洋鬼子打过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到了酒店门口时早有些高兴了。”总之，阿Q的生存之道就在于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这种性格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所谓“优胜记略”，实际上是他奴隶生活屈辱历史的记录。

此外，阿Q的头脑里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他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封建社会的忠臣顺民思想在他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他还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殖的本能与男权思想、传宗接代观念就这样矛盾地存在于他的身上。这种精神状态，与阿Q的实际生存地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使他显得十分的麻木、可笑。

但阿Q也有反抗的要求，特别是在发生了“恋爱悲剧”，被敲诈得只剩下一条裤子。人们都不再用他做工，生计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但他认不清反抗的对象，也不知应该怎样去反抗，只能找小D去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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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沦为小偷。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受压迫的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所以当他听说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便不觉“神往”于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阿Q出于阶级的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兴奋地上街大喊:“造反了～造反了～”所有的人都对他侧目而视，革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然而，阿Q的革命又是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的革命信条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阿Q以为革命就是报复，抢点东西，找个老婆。由此可见，阿Q的思想是芜杂的，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报复心理，有自私的发财观念，有个人享乐思想，有无政府主义，还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是标准的阿Q式的革命。同时，他也分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想革命，却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空欢喜一场。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走投无路，最后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阿Q被抓走、监禁，以致被无辜地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倒是画押时惟恐画得不圆，并为此而懊丧不已。不过一转念:“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被杀前游街时，他喊着:“过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Q的形象虽然只是作家虚构的未庄上的一个流浪农民，但阿Q的性格却具有普遍意义。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种种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不仅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的思想弱点，而且是那时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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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国民性的弱点”的集中体现。鲁迅活画出了“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而且，阿Q及其阿Q主义还具有世界意义，因为阿Q的性格中还包含着人性的弱点，所以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看了这部小说后，说“法国也有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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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写阿Q，不仅仅是要暴露农民的抑或是国民的、人类的弱点，而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阿Q的悲惨的“大团圆”的结局，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现了作家对中国农民的关怀和中国革命进程的关切。特别是阿Q形象对国民性以致人性弱点的切人，使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对国民性的反思进入了更深的层次。鲁迅在《答<戏>周刑编者信》中说:“我的方法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以有人说:“阿Q是一面镜子”，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照出自己的弱点——阿Q相，从而引起警觉。因此阿Q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过去的分析中，当谈到革命党无视阿Q的革命要求时，往往流露着这样的思想情绪，似乎革命党到未庄找到的是阿Q而不是“假洋鬼子”和赵太爷，这个革命便不会流产了。实际上，这是不符合鲁迅原意的。《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由于阿Q的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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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社会地位，与此同时，鲁迅还异常明确地表现了，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

《阿Q正传》呈现了独特的、鲁迅式的世界模式，它对中国民族精神与现实的历史命运的阐释建立在荒延、夸张、变形又不失真实的叙事体现上:一个狭小锁闭的未庄，一个游荡于城乡的油滑又质朴的农民，一个在精神体系上完全一致、在现实表现尖锐对立的族类谱系。几千年不可变更的文化体系与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动荡，西方文化、城市文明对古老子民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旧的秩序在摇荡，现代革命在兴起，但这一切不免是新旧杂陈，庄严的历史变迁与阿Q式的革命竟结下不解之缘，这场“革命”或许不免又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阿Q几乎是凭借着他那生存的本能不由自主的加入改变“历史”的伟大运动，于是这个“革命”又不免染上阿Q的精神特点。历史的发展与极度的混乱相纠缠，个体的混沌与社会的混沌相映衬，伟大的预言家以悲悯又幽默的语调诉说着民族精神的悲剧。“我”——叙事层面中一个超然冷峻的全知视角，是小说的叙述与象征、隐喻构成的体系中的命运预言家、先知、智者——他对阿Q、未庄、革命，及其象喻的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了然于胸;他静观默察，无所不知，又可潜入人物心灵，体验荒诞的表象下沉重的脉动;他沉默地注视着阿Q与阿Q式革命的必然的悲剧终局;他力图给阿Q所代表的族类提供一个省悟的契机，但他似乎已感到自身的精神力量虽然超乎叙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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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广大谱系，却终难挽回它的命运——智者与医生的笑声和超然的语调中越来越多地凝聚深沉的热爱与悲观——他终于不再超然，而作为一个独物个体进入创造的世界。在阿Q无家可归的惶惑中，在阿Q寻找归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恼中，在阿Q面临死亡的恐惧中，在阿Q临刑的幻觉中??我们发现那种惶惑、不安、恐惧、绝望并不仅属于阿Q，而且属于那颗终于并不能超然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无情否定，不又是作家对灵魂中“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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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阿Q现象或称阿Q主义，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正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对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在物质压迫和精神压迫的桎梏下，在小生产者根深蒂固的私有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扭歪的人性的具体表现和艺术概括。作为一个艺术典型的阿Q的麻木、愚昧、自卑而又自大、保守而又排外、自私而又多疑，这些由封建思想意识毒害所造成的复杂的生活性格，“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使人沉思而感愤。这就是这部作品不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在。??《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首先，全篇布局精妙、表层的散漫风度和深层的严密艺术逻辑形式相反相成的奇妙艺术效应，这使全篇结构上极为严谨、自然和精致。??其次，反讽和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阿Q显然是一个悲剧形象，但是，《阿Q正传》的笔墨确实喜剧性的，内容和形式构成鲜明的反差;另外，阿Q在现实中遭际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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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和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这双重的反讽效果中，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之情，宛如地火一般潜沉字里行间运行奔突。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鲁迅认为:“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止，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出关>的“关”》)。阿Q就是作家从许多人身上吸取了相似的东西，进行艺术联想和想象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概括和反映了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同时，作家又把阿Q放在未庄这个典型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未庄是极端封闭落后的中国旧式农村的缩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冷酷、自私、愚昧、麻木。辛亥革命虽然给它的生活带来些许波折，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土壤才能培养出阿Q这样的人物。因此，阿Q的悲剧，既是未庄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人，鲁迅先进有意仿照中国古典“史传”文体的叙述方法，先叙阿Q的身份和籍贯，再述他的“行状”，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但作者并没有如传统的使传志铭之类去“歌颂功德”，而是用讽刺性的夸张的语言来写阿Q的性格与命运，并在“大团圆”的时候来写阿Q被杀头的悲剧。这样，不但颠覆了传统文体的语义功能，而且还引导读者去反思阿Q性格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积淀。但鲁迅先生的这部小说的独特贡献并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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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文体的颠覆，而是如同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在旧文体的废墟上实现了新的建构。《阿Q正传》为小人物立传，实现了表现内容上的对旧史传的置换;同时，以阿Q为中心，由许多小故事姐成，分章标目，具有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章法和格式，但又不完全以故事为主，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点的艺术经验;此外，白描手续的运用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语言的庄谐杂陈;喜剧中的悲剧气氛的烘托，也都具有融合中西的特点。“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体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这就是鲁迅这位“受过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邢孔荣

2、《我看鲁迅》 王朔

3、《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汪晖

4、《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5、《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王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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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分析

1(《阿Q正传》的创作背景、主题思想及阿Q的人物形象

在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品。它不仅代表 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和世界水平，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最为广泛 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悟不尽的启示。它象神话中的宝山那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雄伟和神奇。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 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 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所思考，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 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 一

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

《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 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 ，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在以后的岁 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暴湍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 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 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作为农 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 过对**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 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 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 上。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

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 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 命不表现政治革命，他所说的“第一要着”[1]是改变国民的精神也不是把改造国民性 作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王瑶先生等都对此作过很好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相反， 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 。

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 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 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 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 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不管鲁迅是 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 而深刻的。

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 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 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 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当他的大乌蓬船偷偷 地从黑xū@?xū@?中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

不可终日。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 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誓做革命之骁将。武昌起义和杭 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 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 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金发进踞 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 报》。他在《,越铎,出世辞》中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 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 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 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规定为该报的宗旨。对革命的失 败，鲁迅也首先看到的是政权的变质，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所以他的批评直指王金发 和那些投机分子。许多事实都证明，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非将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看作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干的。而且当面对现实特别 是革命运动兴起时，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政治动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政治上的成 败，政权的得失。因此，他在坚持思想革命的同时，用自己的笔和实际行动，终生进行 反对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新军阀及其走狗奴才的斗争。他注重思想革命，不满群众 的愚昧麻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痛感他们对国家政治、民族兴亡、政权变化这些 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问题缺乏敏感和认识，不管谁统治，是满清皇帝还是民国总统， 他们都只希望有一个做稳奴隶的时代。看到当时政治舞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2]而群众却茫然无知的局面，他内心无比的痛苦和愤激，所以在《阿Q正传》中特别 注意表现把总、举人、

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动态。即使说辛亥革命只 是创造阿Q这一典型的历史背景，小说还是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 “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 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所以辛 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命运的归宿。鲁迅虽然没有写出 《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篇巨制，但以更具内力的笔触，从独特的视角 ，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民主革命的真实的历史图画。那种说《阿Q正传》没有直接表现 辛亥革命的观点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二

既然鲁迅在《阿Q正传》中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 重大问题;那么，他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表现，就不限于 某一端，而是全面的，并且在我看来还是辩证的，他同时思考了物质与精神，革命与群 众，以及与革命相关的各个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 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就从胜利走 向失败的。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 最根本的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写于辛亥革命高潮之中的文言小说《怀旧》，到《 呐喊》《彷徨》中的诸篇，他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展示这一主题，而《阿Q正传》是其 中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以高度的艺术 概括力，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 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 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反动派杀 害革命党人时，他去看热闹，回到未庄还手舞足蹈地向人们炫耀:“杀革命党。咳，好 看好看。”他转

而“革命”后，仍然不过是觉得“造反?有趣”想到的是报复、拿东西 ，得到女人。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 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 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 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 ?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 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 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 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

相反，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却异常强大、顽固和狡诈，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 要原因。在《怀旧》中，鲁迅就通过秃先生和金耀宗这两个人物暴露了封建阶级的政治 敏感和老谋深算。在《阿Q正传》中，从城里的白举人、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太爷、 秀才、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更富有反革命的经验，更善于变化和钻营。 举人一闻革命风声，马上向乡下转移财产，并和赵太爷攀了“转折亲”，以应付时局。 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在革命起来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历来不相能”的假洋鬼子 和赵秀才在看准形势后也“相约去革命”。他们到静修庵打了老尼姑，砸了“皇帝万岁 万万岁”的龙牌，偷走了宣德炉，又很快进城买到了“柿油党”的银桃子，用欺骗手段 和革命党拉上了关系。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 新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钻进了革命阵营。当他们一旦攫取了权 力，立刻撕下了伪装的面纱，露出本来的面目，实行更公开的封建暴力统治，反过来不 准贫苦的阿Q革命，还诬陷阿Q为强盗、抢劫者，拿阿Q来“杀一儆百”。他们还向佃户 “追缴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把还不起租子的农民投进监狱，大搞反攻倒算。他们作 威作福，仍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

小说里描写的这种情景，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首义的武昌，黎元 洪、汤化龙等满清时代的旧军官、立宪党人掌握了军政大权。绍兴的旧官绅听到革命的 消息后，立刻纷纷成立什么自由党、社会党等，原绍兴知府匆忙地组成军政分府，自任 民政长，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地主章介眉也成了治安科长。不 久，虽然王金发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开始时尚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但旧官绅们又变 换手段重新控制了权力。绍兴如此，武昌如此，全国也大都如此。这样，辛亥革命的果 实很快就被封建势力所篡夺，真正的革命派却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阿Q正传》还深刻地揭示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更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 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了一条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咸与维新”的路线。在五、六十年 代一片批判资产阶级的声浪中，将此看作是《阿Q正传》的主旨和基本内容，显然不符 合鲁迅的本意和文本实际，但八十年代后有些论者又完全否定作品的这一思想，我觉得 也是偏颇的。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并非从别的什么镜子中“折射”出来的，也不是“形 象大于思想”是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鲁迅曾怀着大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了辛亥革命 的胜利;面对着革命后的结局，他又跌进了失望的苦闷之中。他当时离开绍兴，就明确 地表示了对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的不满，特别不满于他们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在《阿Q 正传》中，鲁迅虽然没有正面直接地描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但却以反讽的技巧，客 观冷峻的笔法，写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咸与维新”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老把总 的“做革命党”，举人老爷的出任帮办民政，假洋鬼子、赵秀才的尼姑庵革命等，都与 “咸与维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咸与维新”的产物，因为“这是?咸与维新?的 时候了。”否则，那些封建势力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维新”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能 抢在阿Q之前大闹尼姑庵吗?结果怎么样呢?在县里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 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 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样可怕的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

夹在里面捣乱，第 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年便着了道儿，弄得不象人样了。”在未庄人 们则连辫子也未剪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它盘上了头顶，消息灵通的赵秀才是最早将 辫子盘起来的。而自吹与“洪哥”关系密切的假洋鬼子竟不准阿Q革命，使阿Q只剩下一 条“大团圆”的唯一道路。鲁迅在《论费反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尖锐地指 出:“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 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 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他们爬上来罢。于是他们爬上来了，伏 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 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他后来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 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同样，我们不是可以说，《阿Q正 传》是用阿Q们的血写成的吗?

总之，《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深刻地揭示了:无论在政 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辛亥革命都没有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封建势力仍然是那么猖 獗，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埋没，只 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1]它就象阿Q画的那个不圆的圆圈，绕了一周后又 回到了它的起点上。因此我们说，鲁迅当时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 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深刻的。在“咸与维新”这看似幽 默的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鲁迅深刻的思考。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卓越的幽 默才能，赋予这四个字以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使人感到所谓革命简直是一幕历史的滑 稽剧，和阿Q打自己的嘴巴一样可笑，他又在锋利的笔锋下浸润着十分沉痛的感情，使 人感到也象阿Q打自己的嘴巴那样可悲。这种客观真实的描写，深刻尖锐的解剖，是鲁 迅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特色。

三

鲁迅又是怎样表现阿Q的革命的呢?这是一个歧见更多争论更为激烈的问题，也是近些 年来阿Q最遭訾议之点。不少人认为，阿Q革命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剥削者压迫者，他要 进行空前的大屠杀，建立空前残暴的政权，是比赵太爷还坏的凶残的刽子手，封建主义 的代表，黑暗的化身。然而读了那些以谴责阿Q为快的文章，不免使人感到，它是否把 阿Q抬得太高、太政治化了呢?它所描摹出来的形象，是否还是鲁迅小说中的那个“三十 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从 洋车夫和小车夫中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阿Q呢?[3]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鲁迅还说 过，他笔下的阿Q是必然要“革命”的。曾经有人说，从前那样落后的阿Q忽然要做起革 命党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却明确地回答，阿Q要做革命 党是“不免发生”的，他说:“据我们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 ，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4]对于这段话，有人将它作为肯定阿Q革命的 最有力的证据，认为它说明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是鲁迅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深刻认 识的结果。有人则认为鲁迅的话是对阿Q革命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后来所有农民革命的 否定，因为阿Q的革命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空前残暴的大屠杀。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 都未必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也没有把阿Q想象 得那么凶残。他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是最集中最强烈地体现 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的。

客观地理解，上面那段话第一体现了鲁迅对阿Q性格的准确把握。象阿Q这样比一般农 民牵挂少、负担轻、不安份又经历比较复杂、见识比较多、带流浪性的农村无产者，向 来都是农村中最活跃的分子，最容易卷入社会动荡的力量，何况阿Q是那么好奇和喜欢 赶热闹呢?而在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引导、改造这种人，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力 量而不是破坏的因素，就是领导者的责任和艺术了。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在作品中所给 予我们的暗示。第二，阿Q已经积蓄了许多不平和怨愤，可惜平时没有办法(无力)发泄 ，一旦有了“革

这伙妈的命”的机会，他必然会本能地跳出来进行报复，所以他要做革 命党是“不免发生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只要有革命的话。如何将这种盲目 报复转变为真正的反抗，从个人自发的反抗走向阶级的斗争，对于阿Q来说还路途十分 遥远。但这也正是阿Q的希望之所在，所以鲁迅对阿Q的行为在总体否定之中亦有所肯定 ，如阿Q寻找革命党是那么糊涂幼稚却也是那么急切和真诚。第三，鲁迅将“革命”和 “革命党”这些名词用之于其实并无共同之处的阿Q，实际也是借用或模拟当时的时髦 语言来讽刺阿Q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从而警示人们去认真反思革 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阿Q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为阿Q对于辛亥革命终于是没有 由好奇变成参与，幻想变成行动，盲目变成自觉，还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这 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深思。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写阿Q革命也是为了否定阿Q革命， 阿Q典型正是在这种否定之中站立起来的。但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 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对一切革命的否定。农民的反抗斗争是否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历 史进化，这是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本文不敢妄议。但从鲁迅一贯的态度看，他是希 望被压迫者起来斗争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5]而且认为，“改革 最快的还是火与剑。”[6]“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4]而中国几千年 来，老百姓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2]。他们缺乏的是 觉悟和斗争。所以象阿Q似的在赵太爷父子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下只是忍痛挨 打完事，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相反，鲁迅对假洋鬼子 、赵秀才之流投机革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谴责，揭露了他们阴险、诡诈、卑劣、丑恶 的嘴脸，鲜明地表达了与对阿Q不同的爱憎感情。鲁迅也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弱点，看到 了农民革命的黑暗面，看到了农民革命不能突破“历史循环”所造成的悲剧。所以他非 常反感张献忠那样乱杀人，并具体分析了张献忠因绝望而杀人的变态心理。而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中，群众却仍然停留在农民造反的认识水平上，竟把革命党视作“长毛”或 “白盔白甲”，阿Q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 ”，以及强烈的报

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这不禁令人产生象对张献忠那样的恐惧。但是，阿Q一定会成为张 献忠吗?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一定比赵太爷还凶残吗?回答是有可能，但没有必然性。 首先阿Q的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张献忠的时代，他没有必然一定重复张献忠或朱元璋的 道路，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鲁迅也并没有由张献忠就 推断一切农民革命都乱杀人。通读《鲁迅全集》，我们看到鲁迅主要是愤怒地谴责历代 反动统治者肆意杀戮人民的残暴罪行，对人民群众却嫌其反抗斗争不够。其次更重要的 是，从阿Q的性格来看，也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阿Q是以精神胜利法 为自己言行的基本指导思想的，他的“革命畅想曲”并非什么真正的“行动”纲领，除 了体现出他的小生产者意识和农民革命思想外，更主要的是他的阿Q性的反映，除了取 得眼前的生活利益和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其他一切他都不屑去思索，不屑去真正实行 的，所以他一觉睡过后，第二天“便想不起什么来”，等他忽而有了主意的时候，并不 去进攻他判定该死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或小D、王胡，却先到静修庵去寻事。而 他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走投无路时，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甚至 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 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是多么愚蠢可笑呵 !可见阿Q的革命实际上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新发展，是他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病态 反应。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不在于要人们警惕阿Q一旦上台会比赵太爷还凶残这样一 种政治目的，而在于暴露阿Q对革命的糊涂认识，痛惜他在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 还是那么一副阿Q相，不放弃他那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揭示精神胜利法对他 的毒害之深。所以鲁迅的归结还是在“人学”上，在改造国民性上，我们大可不必把阿 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可怕。再次，即使从人学的观点来看阿Q准备对同类大肆杀戮的不“ 人”之学，也难以肯定阿Q比赵太爷更凶残，阿Q上台会是空前大屠杀大扫荡，因为他们 不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赵太爷早已成了统治者，绅士，掌握着生死予夺之权，对 阿Q们可以任

其好恶自由地施以王道或霸道，如他可以镇压阿Q向吴妈求爱，可以打阿Q 的嘴巴不准阿Q姓赵，也可以晚上特许点灯叫阿Q加班舂米，教导儿子不必驱逐“不吃窝 下食”的阿Q。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取而代之”时，是父母兄弟也杀过，并无多 少绅士风度的。翻开历史，历代封建王朝有多少宫廷倾轧呵。顾名思义，所谓“报复” 是有前因才有后果的。在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欺负阿Q。赵太爷父子、假洋鬼 子不用说，连小D也抢过他的饭碗(阿Q认为)并和他演过一场龙卷斗，王胡在捉虱比赛中 也赢了他，所以阿Q判定他们都是先该死的对象。这虽然是不分敌我，盲目报复，但也 还是有一定针对性，不是什么人都杀，何况他并无真正的行动呢?另外，认为阿Q只有在 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变革中才能改变悲惨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该搞什么反抗 和革命，并指责鲁迅后期转向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走入误区，这恐怕 是忘记了人类社会迄今所走过的历程，也不知道阿Q挨秀才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 棒是什么滋味，和他为什么要去偷萝卜。照此逻辑，如果将来世界真的大同了，什么斯 巴达克起义呀，陈胜吴广造反呀，法国人民冲破巴士底狱呀，阿芙乐尔炮轰冬宫呀，以 及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等等，后人会不会说: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流 那么多血，死那么多生命呀?他们就不懂得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世界总是要实 现大同的吗?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阿Q ，这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7、283、216.

[2]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81.

[3]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0.

[4]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9、267.

[5]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3.

[6]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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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字越去走换鬼

范文三：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 教学文摘 ? 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

[摘要]对《阿Q正传》深刻的思想内容必须采用“多元意识”来认识，分为“主题思想”和“思想底蕴”两个方面进行立论。其主题思想应是“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不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且这个“国民”的代表并不止于阿Q，而是一个群像概念，这是符合文艺作品“主题产生”规律的解读。除此之外的思想解读，均可归结为名著所具有的深广的思想底蕴上，不可随意称之为主题思想。 [关键词]多元意识 主题 思想 底蕴

《阿Q正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普通读者惊恐、猜忌，唯恐阿Q就是自己的写照。评论界对此更是反响空前，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层出不穷。据李煜昆在《鲁迅小说研究述评》中统计，从9年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止，绝不会少于三百篇，不下百万字。此外，还有至少四部研究《阿Q正传》的专集专著。不管《阿Q正传》文本自身，仅从评论方面说，它也算是一部“杰作”。

一

大凡杰作，其思想内容的深广性乃是最自然不过了。《阿Q正传》究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的主题思想，评论界对此一直是争论不休，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定论。 “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的论断，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政治思想强加于文学作品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何林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从小说的开始和结束，通过阿Q被压迫、剥削、欺侮等等具体描写，自始至终都是具体地揭露、批判他的精神胜利法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思想，表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不过是次要的主题。”李何林的论述是符合作品一定实际的，那种出于政治目的，把仅在作品后半部分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悲剧性任意拔高，说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和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不符的。

除此之外，对《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以下几种:()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揭露当时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反映农民的苦难和革命要求;()提出了农民革命和出路问题;(4)对革命前途问题的探索;(5)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这些方面的思想内容，在《阿Q正传》这部作品中，确实都是客观存在，然而评论家们往往只是择其一点而强调之，把其定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并力图排斥其他观点，这往往又把《阿Q正传》的思想简单化了。如易竹贤在《〈阿Q

正传〉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文中指出:《阿Q 正传》基本主题是“描绘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呼唤彻底扫荡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控诉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并进一步指出:“鲁迅用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乃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流行的“严正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说法，其实是与作品实际不相符合，也是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所尚未达到的。可见，易竹贤又完全否认《阿Q正传》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认为鲁迅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又是有偏激的。又如董大中的一篇《阿Q是一个“国民”》中则认为:“《阿Q正传》不是表现农民的生活，也不是表现农民的‘革命要求’，而是探索具有这种‘国民性’的中国人能不能在世界上存在下去的问题。阿Q的悲剧说明，一个不求进取，只知陶醉在‘精神胜利’中的民族，必然会走上‘国亡种灭’的道路。”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批判国民性的弱点”的代表，但他完全排斥农民的生活问题和革命要求，这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这种现象在评论界是屡见不鲜的，他们把《阿Q正传》当作名著去评论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人为地把名著的深刻的思想性简单化了，即只看到其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而根本不承认除此之外的其他思想意义。企图“立一家之言”，“唯我独尊”。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挖掘名著更深层的思想底蕴，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是应该提倡的，但不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切实际地否定其他意见的做法则是应该摒弃的。

究竟怎样来认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呢,前面提到的李何林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他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明确提出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的主次问题，这是在评论《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用多元意识来认识这篇名著的思想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西来在《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一文中指出:“多元之元，在这里指因素、要素、方面、角度、方法、关系等，是相对思想方法上的单一、片面、独断、极端、绝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而言的”，并认为提倡这种多元精神是文学观念更新或变革所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对中国的文艺界特别是文艺评论界来说，无疑是非常需要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先以《水浒传》的研究史来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的研究，从古至今评论者总共提出了不下十五种观点，什么“官逼民反”说、“忠义”说、“农民起义”说、“伦理反省”说，什么“人性本恶”说、“杀人放火”说、“讴歌强盗”说，等等，等等。这些观点，都宣扬自己的一家之言，而百般诋毁其他观点。直到运用多元意识的“多元融合”说，才是最科学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应用系统的和多维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从而得出了比较全面和合理(即合乎作品本身实际)的认识，解释了其他学说所不能解释的疑难现象。有些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本身就显示了其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却偏偏要“一言以概之”，想得出一个惊人的论调，这怎么会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呢,这种做法的后果，无疑会使名著的思想内容简单化、片面化。

鲁迅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阿Q正传》是他最著名的小说，它当然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人们探讨不衰的话题。上述所举的几种见解便是明证，然而，这些见解仅散见于各个评论者的论著中，非常零散，而且都是以探讨其主题思想立论，各个评论家均使出浑身解数，欲立“一家之言”，而这些论述，都有自身有理的一面，但要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能让人形成一种片面的认识，而得不出全面、科学的结论。因此，运用多元意识对《阿Q正传》的思想内容进行认真、全面、深刻地探讨，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了。

前述的李何林提到了主题思想的主次之分，只能说，他给我们全面、正确认识《阿Q正传》这样颇有争议的文学名著的主题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他那种“不过是次要的主题”的说法，在表述上是不合语法和逻辑的。既然称之为主题思想，那就是文章的“主要”思想，又何来“次要的主题”之说呢,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方法论问题。那

就是一分为二地来看问题，从“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也是多元意识的本质。

二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主题思想”这个概念。这也是很多评论家欲“立一家之言”所忽略的问题，自己从作品中解读出一种思想，就可冠之以“主题思想”，而攻击其余思想为“庶出”，这不是一些评论家经常犯的“病”吗,《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主题”的解释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百度百科”中对文艺作品主题的详细解释是:“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它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对“主题的产生”阐释为: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要能真正抓住《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脉搏，理出被评论界搞得有点乱了的头绪，就必须从作者的生活背景、创作目的和作品的实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一九三三年，鲁迅又在《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很明显，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品描写的实际也是和鲁迅的论述相吻合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围绕着“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一思想下笔的，出神入化地刻画了阿Q这样一个荒唐怪诞的典型人物，同时也描出了与阿Q相关的“国民”的群像。小说在《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这两章集中地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特点，这是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所以无需举例说明。难点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否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其余章节中也有所表现。答案是肯定的。在第四章《恋爱悲剧》里，当阿Q向吴妈求婚失败后，遭到赵秀才的一顿痛打，作者是这样写的:“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啪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的“仿佛”，实在是一个高明的用词，其旨仍在提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简直是无所不“胜”，竟然可以抚慰肉体的疼痛，将确确实实背上所挨的一击在头脑里模糊起来。恋爱悲剧的结果，就是未庄居民的“坚壁清野”，而且发生了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计问题”。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失灵了，他不能饿着肚子，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可见，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必须是有起码的物质基础的，即必须满足肉体的存在。于是阿Q不得不去“求食”，偷萝卜、进城。进了城的阿Q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做了窃贼的助手，在正手失利的时候居然独得了一个包袱，使他骤然变得手中有货，腰里有钱。于是，他无端蔑视举人，认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即便在革命问题上，阿Q的思想里也有精神胜利法的影子存在。“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正如范伯群、曾华鹏在《鲁迅小说初论》中分析的那样，“便是我”三个字是充满潜台词的:“便是我”这样一向深恶革命的人也要去投了，连我这样的忠贞之士也要去革了，可见这伙妈妈的可恶可恨的极度了。阿Q运用了解嘲法将“深恶”和“要投”之间的矛盾的渊谷给填平了，他从此“革”得理直气壮～他的“似乎”律又起了作用，“不知

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阿Q的“革命”也有那么一副“阿Q相”。可见，精神胜利法对他的毒害之深。又如阿Q在土谷祠中红烛中的一段“狂想交响曲”，“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精神胜利法的高扬。”“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当阿Q被抓进监狱之后，仍然做着精神胜利的畅想，而且着重于这种精神畅想的刻画，“鲁迅是将阿Q的两面(不满和畅想)统一于精神胜利法这一主要品性之上。阿Q还是阿Q，阿Q毕竟阿Q～”然而，这还不够，还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极致，阿Q精神胜利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用此法麻醉自己达到生死无差别的境界。这个升华的标志，就是当他突然感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的时候。鲁迅说:“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南腔北调集?漫与》)因此，他笔下的阿Q当然也想活下去，所以当他知道要杀头时，“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接着，作者又写到，“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的“泰然”并非视死如归，而是精神胜利法在治疗着他的发昏的神经，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是严重的宿命论思想。鲁迅三次用一个思维模式来提示阿Q的愚昧思想:“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似乎”、“大约”、“未免”成了发昏时的一种镇静剂。当绑其赴法场时，因看到了昔日追求过的吴妈，“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有志气”，于是“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但这恰恰又是最没有志气的一种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中说:“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无惧色的原因。”阿Q自然而然地用了一回佛教轮回说，在临终时减去一些惧色，从本质上说，难道不又统一于精神胜利法了吗,最后，使尽了精神胜利法解数的阿Q，想说一句真话“救命”，竟然来不及喊出，这倒确实是震撼人心的。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曾经震撼过多少读者的心灵，难道在“救救阿Q”面前，读者会无动于衷吗,一生都是以精神胜利为主要品性的阿Q，死不瞑目的是竟然喊不出一个“救命”就被“正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莫大的悲哀。但毕竟有鲁迅为他书了这份“遗嘱”。鲁迅似乎想通过代书“遗嘱”而让读者去思考:在这场悲喜剧面前，我们应该去做什么,鲁迅当然不要求去劫法场，而是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人的魂灵”，探索怎样去为他解脱那精神的镣铐——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由此可见，《阿Q正传》的从始至终，正体现了作者的“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因此，不顾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文本的全面实际，而仅就作品最后三章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悲剧，说《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显然是用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而得出的一个颠倒主次的结论。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以往的论家在分析精神胜利法时，往往只注意到对阿Q的研究，认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而忽视了对赵太爷、赵司晨等人的精神胜利法的研究。有的论者干脆不承认这些人使用精神胜利法，以为这样会削弱阿Q的典型形象，而精神胜利法那就是阿Q的“专利”。这也是有局限的，是有悖于原作实际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所说的“国民”，是一个没有阶级属性的概念，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抱着一种“揭露国民性的弱点”的思想去创作，这“国民”就绝不仅仅是一个阿Q就能全部代表的了的，而应是一个群体代表，因此，就不能不在赵太爷等人的身上留下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例如，当阿Q“中兴”以后，赵太爷为了购得便宜货，不得不托邹七嫂去寻阿Q，但却总不见阿Q的人影。这时，赵太爷想起了春天所订的“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的条件，这不似乎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之嫌吗,于是赵太爷心想:这是不足虑的，“因为这是我去请他的。”好一个“我去请他的”，足以显示赵太爷的自我解嘲。“这自我解嘲其实就是精神胜利法

的一种表现形态。”当赵府上并没捞到便宜货，秀才对阿Q的“懒洋洋”很不平，要驱逐他，这时同样失望而气忿的赵太爷却“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为什么一向视阿Q为不齿的赵太爷这时却如此的“怕要结怨”，因为现在手中有货的阿Q尚深浅难测，他还是以小心谨慎为上策，只有这样做，他的精神上才能得到某种平衡，安然起来。不久，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赵太爷像遭了瘟一样，当阿Q“昂了头直唱过去”时，“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仿佛阿Q忽然高大了许多，而自己骤然矮了半截似的。而且还没话找话地和阿Q搭讪:“‘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这种低声下气的姿态，和昔日不许阿Q姓赵时的威风相比，简直太有点“自轻自贱”。赵司晨也直接称呼阿Q为“Q哥”，突然这么一叫，不知阿Q身上起不起鸡皮疙瘩。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和阿Q套近乎、探口风中寻找“自我安慰”，使“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灵找到一种凭借和依托。这种“自我安慰”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可见，当赵太爷等人在居于某种劣势时，也会乞灵于精神胜利法。当然，赵太爷等人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有差异的:前者是为了欺人，以骗取阿Q的好感而不至于让他来革自己的命，后者则纯是为了自欺;前者是上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因要顾及脸面，所以较为隐蔽，后者则是底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实出无奈，只能是赤裸的、露骨的。欺人者的目的，不是改革社会，而是竭力维护自己穷途末路的腐朽统治，造成广大被欺者的麻木、愚昧。阿Q是被欺者的代表，他的精神胜利法，表明了他的麻木和愚昧，这是阿Q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证明了欺人者的行之有效。此外，他又是多面的，他的顽劣、狡猾、奴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还有质朴、反抗性，然而对比之下，劣根性却是最主要的。因此，鲁迅刻画“国民”弱点是非常成功的:他刻画的不是阿Q这样一个个体“国民”形象，而是包括赵太爷、赵司晨等人在内的群体“国民”形象。中国的积贫积弱，正是这样一群“国民”的劣根性互相作用的结果。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能只让阿Q们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中国的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列强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吃下，就不只是阿Q们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也是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了。难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挨打，只能让阿Q们来承担责任，而与赵太爷们等人无关,分析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鲁迅作品的伟大、深刻、全面，而我们一些评论家，偏偏只看到一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只拿阿Q来说事，“国民”的弱点，也只是阿Q的“专利”。小说中关于革命问题的章节，只是文本的极少部分，究竟是表现了“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样所谓的主题思想，还是为表现“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真正主题思想服务的，相信，只要有一点文学理论常识的评论家，会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而不能再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为了“立一家之言”，混淆视听。

综上所述，《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就是暴露以阿Q、赵太爷等为代表的国民的弱点或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根据文艺作品“主题产生”的规律和《阿Q正传》文本实际所得出的结论。

三

认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否认作品中所能解读出的其他思想火花，这才是科学的认识论。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其思想的深广性，给人们留下了永远津津乐道的话题。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认知能力甚至功利需求，可能会对名著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这也是文艺作品存在的价值，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无一例外。然而，主题思想就是主题思想，我们解读它是不能违背“主题产生”的规律的，尽管读者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解读，且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有理，但这只能说明名著的思想底蕴确实深刻而丰富。这种深广的思想底蕴，也是作者创作时始料未及的，所以就出现了当评论界为某作品的主题思想争论不休，而还健在的该作品的作者就会站出来重申自己的创

作意图或作品主题思想的现象，前述的直到一九三三年了，鲁迅还在《再谈保留》中申明“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就是明证。这时的鲁迅，已经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都没有承认《阿Q正传》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由此可见，“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只能是该小说中深广的思想底蕴的“冰山一角”，只是作品中关于“革命问题”章节中所闪现的思想火花，说到底，它也是为表现“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国民的魂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主题思想服务的:这种国民的弱点或劣根性，是何等的顽固不化，是需要比辛亥革命更加强烈的风暴才有可能“疗救”的。

当然，小说的思想底蕴远不止此，前述的几种学说中除过“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接近主题思想的表达外，都是该作深广思想底蕴的体现，是不能算作主题思想的，而且列举的只是一些代表性观点，后世的读者可能还会作出各种解读，这里不可能一一举出。该文的目的，只是想给热衷于文学评论的人们提一点微薄的建议，对名著做出各种解读，那是你的自由，但绝不能推出一种观点，就非要冠之以作品主题思想的“头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承认自己的观点为“正宗”，视其它观点为“庶出”，论战不休，这样只能是搞乱视听，是不利于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的。但你也别攻击我不允许学术争鸣，学术争鸣是有理有据、有着学术原则的对疑似的学术问题进行的有益讨论，通过争鸣而越加接近真理的学术活动。我们有些所谓的评论家，连文学理论的常识都不要，将文学评论政治化，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你的自由，但你别“唯我独尊”，去占领统治地位呀，如果长此以往，是不利于民族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的。

论述至此，真是被鲁迅的文学家的深邃所折服，“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胆魄，何等的远见，何等的文学家气质～难道只有“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才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鲁迅是将自己对国民弱点的深刻剖析融入了《阿Q正传》，是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伟大作品，这就是当代的人们读《阿Q正传》，也还惶恐的原因。也许读者早已淡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尽管不应该如此)，然而却不能不被文中的人物所影响，留下深深的心理印迹。所以，一定要把“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样，你就是在欣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至于其它的思想解读，那是名著的魅力，是其深广思想底蕴的体现，我们就用多元意识去“兼容”，就不要否认它的存在了吧。

[参考文献]

.李何林《〈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易竹贤《〈阿Q正传〉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董大中《阿Q是一个“国民”》。

4.何西来《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

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再谈保留》、《南腔北调集?漫与》、《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小说初论》。

作者单位:陕西省佛坪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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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杰

范文四：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摘要]对《阿Q正传》深刻的思想内容必须采用“多元意识”来认识，分为“主题思想”和“思想底蕴”两个方面进行立论。其主题思想应是“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不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且这个“国民”的代表并不止于阿Q，而是一个群像概念，这是符合文艺作品“主题产生”规律的解读。除此之外的思想解读，均可归结为名著所具有的深广的思想底蕴上，不可随意称之为主题思想。

[关键词]多元意识 主题 思想 底蕴

《阿Q正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普通读者惊恐、猜忌，唯恐阿Q就是自己的写照。评论界对此更是反响空前，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层出不穷。据李煜昆在《鲁迅小说研究述评》中统计，从1922年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止，绝不会少于三百篇，不下百万字。此外，还有至少四部研究《阿Q正传》的专集专著。不管《阿Q正传》文本自身，仅从评论方面说，它也算是一部“杰作”。

一

大凡杰作，其思想内容的深广性乃是最自然不过了。《阿Q正传》究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的主题思想，评论界对此一直是争论不休，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定论。 “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的论断，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政治思想强加于文学作品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何林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从小说的开始和结束，通过阿Q被压迫、剥削、欺侮等等具体描写，自始至终都是具体地揭露、批判他的精神胜利法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思想，表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不过是次要的主题。”李何林的论述是符合作品一定实际的，那种出于政治目的，把仅在作品后半部分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悲剧性任意拔高，说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和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不符的。

除此之外，对《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以下几种:(1)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2)揭露当时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反映农民的苦难和革命要求;(3)提出了农民革命和出路问题;(4)对革命前途问题的探索;(5)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这些方面的思想内容，在《阿Q正传》这部作品中，确实都是客观存在，然而评论家们往往只是择其一点而强调之，把其定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并力图排斥其他观点，这往往又把《阿Q正传》的思想简单化了。如易竹贤在《〈阿Q正传〉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文中指出:《阿Q 正传》基本主题是“描绘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呼唤彻底扫荡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控诉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并进一步指出:“鲁迅用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乃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流行的“严正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说法，其实是与作品实际不相符合，也是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所尚未达到的。可见，易竹贤又完全否认《阿Q正传》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认为鲁迅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又是有偏激的。又如董大中的一篇《阿Q是一个“国民”》中则认为:“《阿Q正传》不是表现农民的生活，也不是表现农民的?革命要求?，而是探索具有这种?国民性?的中国人能不能在世界上存在下去的问题。阿Q的悲剧说明，一个不求进取，只知陶醉在?精神胜利?中的民族，必然会走上?国亡种灭?的道路。”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批判国民性的弱点”的代表，但他完全排斥农民的生活问题和革命要求，这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这种现象在评论

界是屡见不鲜的，他们把《阿Q正传》当作名著去评论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人为地把名著的深刻的思想性简单化了，即只看到其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而根本不承认除此之外的其他思想意义。企图“立一家之言”，“唯我独尊”。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挖掘名著更深层的思想底蕴，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是应该提倡的，但不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切实际地否定其他意见的做法则是应该摒弃的。

究竟怎样来认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呢,前面提到的李何林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他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明确提出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的主次问题，这是在评论《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用多元意识来认识这篇名著的思想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西来在《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一文中指出:“多元之元，在这里指因素、要素、方面、角度、方法、关系等，是相对思想方法上的单一、片面、独断、极端、绝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而言的”，并认为提倡这种多元精神是文学观念更新或变革所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对中国的文艺界特别是文艺评论界来说，无疑是非常需要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先以《水浒传》的研究史来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的研究，从古至今评论者总共提出了不下十五种观点，什么“官逼民反”说、“忠义”说、“农民起义”说、“伦理反省”说，什么“人性本恶”说、“杀人放火”说、“讴歌强盗”说，等等，等等。这些观点，都宣扬自己的一家之言，而百般诋毁其他观点。直到运用多元意识的“多元融合”说，才是最科学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应用系统的和多维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从而得出了比较全面和合理(即合乎作品本身实际)的认识，解释了其他学说所不能解释的疑难现象。有些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本身就显示了其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却偏偏要“一言以概之”，想得出一个惊人的论调，这怎么会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呢,这种做法的后果，无疑会使名著的思想内容简单化、片面化。

鲁迅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阿Q正传》是他最著名的小说，它当然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人们探讨不衰的话题。上述所举的几种见解便是明证，然而，这些见解仅散见于各个评论者的论著中，非常零散，而且都是以探讨其主题思想立论，各个评论家均使出浑身解数，欲立“一家之言”，而这些论述，都有自身有理的一面，但要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能让人形成一种片面的认识，而得不出全面、科学的结论。因此，运用多元意识对《阿Q正传》的思想内容进行认真、全面、深刻地探讨，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了。

前述的李何林提到了主题思想的主次之分，只能说，他给我们全面、正确认识《阿Q正传》这样颇有争议的文学名著的主题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他那种“不过是次要的主题”的说法，在表述上是不合语法和逻辑的。既然称之为主题思想，那就是文章的“主要”思想，又何来“次要的主题”之说呢,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方法论问题。那就是一分为二地来看问题，从“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也是多元意识的本质。

二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主题思想”这个概念。这也是很多评论家欲“立一家之言”所忽略的问题，自己从作品中解读出一种思想，就可冠之以“主题思想”，而攻击其余思想为“庶出”，这不是一些评论家经常犯的“病”吗,《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主题”的解释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百度百科”中对文艺作品主题的详细解释是:“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它是

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对“主题的产生”阐释为: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要能真正抓住《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脉搏，理出被评论界搞得有点乱了的头绪，就必须从作者的生活背景、创作目的和作品的实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一九三三年，鲁迅又在《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很明显，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品描写的实际也是和鲁迅的论述相吻合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围绕着“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一思想下笔的，出神入化地刻画了阿Q这样一个荒唐怪诞的典型人物，同时也描出了与阿Q相关的“国民”的群像。小说在《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这两章集中地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特点，这是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所以无需举例说明。难点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否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其余章节中也有所表现。答案是肯定的。在第四章《恋爱悲剧》里，当阿Q向吴妈求婚失败后，遭到赵秀才的一顿痛打，作者是这样写的:“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啪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的“仿佛”，实在是一个高明的用词，其旨仍在提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简直是无所不“胜”，竟然可以抚慰肉体的疼痛，将确确实实背上所挨的一击在头脑里模糊起来。恋爱悲剧的结果，就是未庄居民的“坚壁清野”，而且发生了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计问题”。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失灵了，他不能饿着肚子，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可见，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必须是有起码的物质基础的，即必须满足肉体的存在。于是阿Q不得不去“求食”，偷萝卜、进城。进了城的阿Q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做了窃贼的助手，在正手失利的时候居然独得了一个包袱，使他骤然变得手中有货，腰里有钱。于是，他无端蔑视举人，认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即便在革命问题上，阿Q的思想里也有精神胜利法的影子存在。“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正如范伯群、曾华鹏在《鲁迅小说初论》中分析的那样，“便是我”三个字是充满潜台词的:“便是我”这样一向深恶革命的人也要去投了，连我这样的忠贞之士也要去革了，可见这伙妈妈的可恶可恨的极度了。阿Q运用了解嘲法将“深恶”和“要投”之间的矛盾的渊谷给填平了，他从此“革”得理直气壮～他的“似乎”律又起了作用，“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阿Q的“革命”也有那么一副“阿Q相”。可见，精神胜利法对他的毒害之深。又如阿Q在土谷祠中红烛中的一段“狂想交响曲”，“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精神胜利法的高扬。”“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当阿Q被抓进监狱之后，仍然做着精神胜利的畅想，而且着重于这种精神畅想的刻画，“鲁迅是将阿Q的两面(不满和畅想)统一于精神胜利法这一主要品性之上。阿Q还是阿Q，阿Q毕竟阿Q～”然而，这还不够，还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极致，阿Q精神胜利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用此法麻醉自己达到生死无差别的境界。这个升华的标志，就是当他突然感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的时候。鲁迅说:“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南腔北调集?漫与》)因此，他笔下的阿Q当然也想活下去，所以当他知道要杀头时，“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

似乎发昏了。”接着，作者又写到，“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的“泰然”并非视死如归，而是精神胜利法在治疗着他的发昏的神经，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是严重的宿命论思想。鲁迅三次用一个思维模式来提示阿Q的愚昧思想:“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似乎”、“大约”、“未免”成了发昏时的一种镇静剂。当绑其赴法场时，因看到了昔日追求过的吴妈，“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有志气”，于是“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但这恰恰又是最没有志气的一种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中说:“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无惧色的原因。”阿Q自然而然地用了一回佛教轮回说，在临终时减去一些惧色，从本质上说，难道不又统一于精神胜利法了吗,最后，使尽了精神胜利法解数的阿Q，想说一句真话“救命”，竟然来不及喊出，这倒确实是震撼人心的。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曾经震撼过多少读者的心灵，难道在“救救阿Q”面前，读者会无动于衷吗,一生都是以精神胜利为主要品性的阿Q，死不瞑目的是竟然喊不出一个“救命”就被“正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莫大的悲哀。但毕竟有鲁迅为他书了这份“遗嘱”。鲁迅似乎想通过代书“遗嘱”而让读者去思考:在这场悲喜剧面前，我们应该去做什么,鲁迅当然不要求去劫法场，而是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人的魂灵”，探索怎样去为他解脱那精神的镣铐——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由此可见，《阿Q正传》的从始至终，正体现了作者的“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因此，不顾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文本的全面实际，而仅就作品最后三章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悲剧，说《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显然是用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而得出的一个颠倒主次的结论。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以往的论家在分析精神胜利法时，往往只注意到对阿Q的研究，认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而忽视了对赵太爷、赵司晨等人的精神胜利法的研究。有的论者干脆不承认这些人使用精神胜利法，以为这样会削弱阿Q的典型形象，而精神胜利法那就是阿Q的“专利”。这也是有局限的，是有悖于原作实际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所说的“国民”，是一个没有阶级属性的概念，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抱着一种“揭露国民性的弱点”的思想去创作，这“国民”就绝不仅仅是一个阿Q就能全部代表的了的，而应是一个群体代表，因此，就不能不在赵太爷等人的身上留下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例如，当阿Q“中兴”以后，赵太爷为了购得便宜货，不得不托邹七嫂去寻阿Q，但却总不见阿Q的人影。这时，赵太爷想起了春天所订的“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的条件，这不似乎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之嫌吗,于是赵太爷心想:这是不足虑的，“因为这是我去请他的。”好一个“我去请他的”，足以显示赵太爷的自我解嘲。“这自我解嘲其实就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当赵府上并没捞到便宜货，秀才对阿Q的“懒洋洋”很不平，要驱逐他，这时同样失望而气忿的赵太爷却“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为什么一向视阿Q为不齿的赵太爷这时却如此的“怕要结怨”，因为现在手中有货的阿Q尚深浅难测，他还是以小心谨慎为上策，只有这样做，他的精神上才能得到某种平衡，安然起来。不久，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赵太爷像遭了瘟一样，当阿Q“昂了头直唱过去”时，“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仿佛阿Q忽然高大了许多，而自己骤然矮了半截似的。而且还没话找话地和阿Q搭讪:“?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这种低声下气的姿态，和昔日不许阿Q姓赵时的威风相比，简直太有点“自轻自贱”。赵司晨也直接称呼阿Q为“Q哥”，突然这么一叫，不知阿Q身上起不起鸡皮疙瘩。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和阿

Q套近乎、探口风中寻找“自我安慰”，使“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灵找到一种凭借和依托。这种“自我安慰”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可见，当赵太爷等人在居于某种劣势时，也会乞灵于精神胜利法。当然，赵太爷等人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有差异的:前者是为了欺人，以骗取阿Q的好感而不至于让他来革自己的命，后者则纯是为了自欺;前者是上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因要顾及脸面，所以较为隐蔽，后者则是底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实出无奈，只能是赤裸的、露骨的。欺人者的目的，不是改革社会，而是竭力维护自己穷途末路的腐朽统治，造成广大被欺者的麻木、愚昧。阿Q是被欺者的代表，他的精神胜利法，表明了他的麻木和愚昧，这是阿Q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证明了欺人者的行之有效。此外，他又是多面的，他的顽劣、狡猾、奴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还有质朴、反抗性，然而对比之下，劣根性却是最主要的。因此，鲁迅刻画“国民”弱点是非常成功的:他刻画的不是阿Q这样一个个体“国民”形象，而是包括赵太爷、赵司晨等人在内的群体“国民”形象。中国的积贫积弱，正是这样一群“国民”的劣根性互相作用的结果。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能只让阿Q们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中国的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列强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吃下，就不只是阿Q们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也是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了。难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挨打，只能让阿Q们来承担责任，而与赵太爷们等人无关,分析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鲁迅作品的伟大、深刻、全面，而我们一些评论家，偏偏只看到一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只拿阿Q来说事，“国民”的弱点，也只是阿Q的“专利”。小说中关于革命问题的章节，只是文本的极少部分，究竟是表现了“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样所谓的主题思想，还是为表现“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真正主题思想服务的，相信，只要有一点文学理论常识的评论家，会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而不能再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为了“立一家之言”，混淆视听。

综上所述，《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就是暴露以阿Q、赵太爷等为代表的国民的弱点或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根据文艺作品“主题产生”的规律和《阿Q正传》文本实际所得出的结论。

三

认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否认作品中所能解读出的其他思想火花，这才是科学的认识论。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其思想的深广性，给人们留下了永远津津乐道的话题。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认知能力甚至功利需求，可能会对名著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这也是文艺作品存在的价值，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无一例外。然而，主题思想就是主题思想，我们解读它是不能违背“主题产生”的规律的，尽管读者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解读，且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有理，但这只能说明名著的思想底蕴确实深刻而丰富。这种深广的思想底蕴，也是作者创作时始料未及的，所以就出现了当评论界为某作品的主题思想争论不休，而还健在的该作品的作者就会站出来重申自己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思想的现象，前述的直到一九三三年了，鲁迅还在《再谈保留》中申明“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就是明证。这时的鲁迅，已经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都没有承认《阿Q正传》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由此可见，“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只能是该小说中深广的思想底蕴的“冰山一角”，只是作品中关于“革命问题”章节中所闪现的思想火花，说到底，它也是为表现“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国民的魂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主题思想服务的:这种国民的弱点或劣根性，是何等的顽固不化，是需要比辛亥革命更加强烈的风暴才有可能“疗救”的。

当然，小说的思想底蕴远不止此，前述的几种学说中除过“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

Q相?”接近主题思想的表达外，都是该作深广思想底蕴的体现，是不能算作主题思想的，而且列举的只是一些代表性观点，后世的读者可能还会作出各种解读，这里不可能一一举出。该文的目的，只是想给热衷于文学评论的人们提一点微薄的建议，对名著做出各种解读，那是你的自由，但绝不能推出一种观点，就非要冠之以作品主题思想的“头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承认自己的观点为“正宗”，视其它观点为“庶出”，论战不休，这样只能是搞乱视听，是不利于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的。但你也别攻击我不允许学术争鸣，学术争鸣是有理有据、有着学术原则的对疑似的学术问题进行的有益讨论，通过争鸣而越加接近真理的学术活动。我们有些所谓的评论家，连文学理论的常识都不要，将文学评论政治化，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你的自由，但你别“唯我独尊”，去占领统治地位呀，如果长此以往，是不利于民族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的。

论述至此，真是被鲁迅的文学家的深邃所折服，“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胆魄，何等的远见，何等的文学家气质～难道只有“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才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鲁迅是将自己对国民弱点的深刻剖析融入了《阿Q正传》，是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伟大作品，这就是当代的人们读《阿Q正传》，也还惶恐的原因。也许读者早已淡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尽管不应该如此)，然而却不能不被文中的人物所影响，留下深深的心理印迹。所以，一定要把“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样，你就是在欣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至于其它的思想解读，那是名著的魅力，是其深广思想底蕴的体现，我们就用多元意识去“兼容”，就不要否认它的存在了吧。

[参考文献]

1.李何林《〈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易竹贤《〈阿Q正传〉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3.董大中《阿Q是一个“国民”》。

4.何西来《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

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再谈保留》、《南腔北调集?漫与》、《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6.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小说初论》。

范文五：阿q正传

《阿 Q 正传》读后感

—— “阿 Q 精神” 的褒与贬 提起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 ,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无非 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即,

“阿 Q 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是自慰精神或者是自贱精神, 学 者概括为:就是阿 Q 的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 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等种种表现。简言之,是在失 败与屈辱面前, 不敢正视现实, 而使用虚假的胜利来在精神上实 行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或者即刻忘却。

此种“阿 Q 精神胜利法”似乎是多数人概括与总结出来的, 但关于学者总结的此观点, 本人观点略有不同, 以此写这一读后 感来表本人想法。

一、 阿 Q 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精神胜利法是近代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 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是在民族矛盾和危机日益严重的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

(二)个人原因

阿 Q 是一个雇农,从其自身地位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 的历史,是接受精神胜利法生长的土壤。

阿 Q 作为农民阶级的一员,作为小生产者,有其落后的一面, 如:生活在孤僻封闭的状态中,目光狭小、知识浅陋等。

二、 精神胜利法的危害性

恩格斯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阿 Q 产生的 那个时代,显然像阿 Q 所代表的穷苦的农民一族是长期处在无地位 的压迫之下的,如果每个人都像阿 Q 这样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 慰与自欺欺人,没有反抗与革新,那么民族又怎样进行前进呢?! 鲁迅先生可谓是一个伟大的革新者, 比较重视有选择性有批判性 的“拿来主义” ,强调对旧的事物的继承与创新,提倡改革,反对愚 昧固步自封。因而,阿 Q 这种 在失败与屈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 而使用虚假的胜利来在精神上实行自我安慰, 自我麻醉, 或者即 刻忘却的 “精神胜利法” 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民族的进步来说无疑 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三、 精神胜利法的益处

凡事总是有他的两面性,当然,对于“精神胜利法”来 也是不例外的,我们依旧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的好处。 我们常说“精神胜利法”是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产物,或许 脱离了那个时代也就可能没办法存在了。 细想一下, 真的是这样 吗 ?

我们总是在追求平等, 那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实实在在所 存有的不平等, 事物之间的不对等难道不是滋生 “精神胜利法 “的 沃土吗 ? 就像阿 Q 所处于的那个时代里一样,当像阿 Q 这样的一 群人不能够达到起来反抗或者能够反抗成功地条件时, 选取这样 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的时候, 谁又能说这不 是一种自我保护和减轻自我负担让自己变得快乐生活的一种方

法呢 ?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岂不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和积极 生活的心态么?又或者说是作为任何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所存在 和所需要的,即人性的一部分。

用忘记、 满足等方法自我安慰, 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大法 宝。关于这一心理,鲁迅先生的认识尤为深刻:“我们都不大有 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忆好 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 能欣然活着。 ”猜想如果阿Q不是因“闹革命”被抓去杀头,他 肯定可以高寿。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没有忘却,没有“精 神胜利法” ,我们中的大多数,也便早就不存在了,早就因痛苦 压抑而死了。

在当今复杂、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适度地使用“精神 胜利法” , 反而可以使人们更有效地摆脱或减轻心理疾病的干扰, 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适度的 “精神胜利法” 有利于人的心理健康,它虽然不能扩大自我,提高自尊,但能起 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使人们有可能从屈辱、压抑、沮丧中解脱 出来,有利于实现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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