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新音乐运动 是我国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所兴起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的总称，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 新音乐运动 的初期，在对 新音乐 的理解上看法不一，有时，甚至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此外，在 新音乐 作品的创作方面，也曾有相关人士认为，部分作品有创作形式比较单一的嫌疑。这些都无一不反映出，我国辉煌的 新音乐运动 在创作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 救亡歌曲 的创作，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新音乐运动 产生于中国民族危亡之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它是音乐宣传上的主力军，其宗旨就是为抗战而服务。为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大量的救亡歌曲纷纷问世。因此，抗战时期，新音乐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以救亡歌曲的创作为中心。为了号召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创作更多的适合于他们接受的救亡歌曲作品，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一旦将这一创作思想绝对化，就导致了它的负面作用的出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下，救亡歌曲之外的音乐体裁的创作不但难以发展，甚至难免遭到排斥与批判。1937年，陈洪发表了《战时音乐》这篇随笔性的文字。文章中，陈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战时音乐和非战时音乐有何差别? 陈洪认为，音乐就像平日的生活一样，是人们的正常需要，人们在没有战争的时候，需要生活，当战争发生时，同样需要生活。同样道理，不管有没有战争，人们都是需要音乐的。因此，哪怕在战争年代，也不能剥夺人们享受音乐的权利。同时，陈洪还认为，战时音乐确实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可是，音乐的力量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救亡歌曲中。他说 救亡歌曲 当然是很有力量的一种: 但是音乐的力量绝不止此，战时音乐的效果也不一定倚靠着口号式的歌词。我们尚须于 救亡歌曲 之外更进一步的追求。 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了李凌等人的批评。李凌认为，这是一种 音乐至上主义的见解 ，是音乐上的神秘主义的复活。这种批评是不恰当

的，而且，有趣的是，陈洪本人也是 音乐至上主义 的反对者，他曾一针见血的提出观点，认为那些脱离了社会并高高在上的 艺术 ，实际上是一种 伪艺术 ，是艺术上的一种自杀行为。署名 天风 的一篇文章，对陈洪的《战时音乐》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明确指出: 在抗日救亡的现在，音乐必须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必须是帮助抗战，是能够增加抗战力量的。所以 救亡歌曲 就是唯一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的音乐。 一切 与抗战无关 的音乐 不管它是有意或无意地为接受敌人的欢迎的，或涣散自己的团结的，我们都要坚决反对。 这种将救亡音乐凝固为救亡歌曲唯一体裁的观点无疑是极为片面而且绝对化的，完全没有考虑到除工农大众外，其他阶层对救亡音乐也有着内容和形式上的更高追求，当然，这种观点也同样低估了工农群众阶层对音乐丰富性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 陈洪的观点针对抗战音乐中出现的唯救亡歌曲是尊、歌词口号化的简单创作倾向是有感而发的。对于知识阶层的一些人士而言，单纯的救亡歌曲显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于音乐的精神需求。但是，在抗战全面爆发，音乐成为救亡的武器这一观念的绝对统领下，陈洪的观点显然与救亡音乐思潮的主旨有点 格格不入 。 从对陈洪的批评文字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下，一些新音乐工作者对救亡音乐或新音乐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同时对战争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作了简单化的估计。救亡歌曲的单一化与音乐审美要求上的多样化，成为新音乐的创作与接受中的突出矛盾。事实上，战争时期固然需要奋发向上的激昂之作，同样也需要抚慰心灵的抒情之声，只要是思想健康的音乐都不会成为影响抗战的负面因素。音乐家方望曾回忆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刘天华乐曲受到群众欢迎，大家手抄油印。我本人一面宣传抗战，唱抗战歌曲，一面拉奏刘天华二胡曲，二者使我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与安慰。自己曾举行了刘天华二胡曲独奏会，很受欢迎。为什么刘天华的作品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当时抗战情况确实非常艰苦，战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胜利。《病中吟》曲表现的痛苦是事实，但同时含有坚强奋斗的意志激励着人们，它给人们艺术的享受，精神的安慰，奋斗的力量，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马可的一篇文章也同样说明了抗战时期人们对音乐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的需求: X 路军的部队非要听 大合

唱 不能满足，知识分子也要求听所谓 抒情歌曲 ，这说明了大家唱腻了那些 冲锋前进 的一套不能再满足于今日的群众了 ，因此 创作也一定是要具有多样性，抒情的艺术歌曲、简单明了的通俗歌曲、齐唱和合唱 都非常必要。 这些例子都恰恰表明了在救亡歌曲之外，人们仍然有着 更进一步的要求 ，而不是只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救亡歌曲。由此也就表明，批评陈洪者对音乐与抗战之关系的理解是相当简单与肤浅的，对陈洪的批评也就显得非常的武断乃至粗暴，没有合理性可言。 针对抗战期间 所唱的完全都是抗战歌曲 的现象，李抱忱曾进行过理性的分析，他认为，特殊时期是可以有一些特殊行为的，在抗战时期，音乐的创作和宣传上，偏重抗战歌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其他内容的音乐作品，只要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歌曲，也是可以鼓励的，不可以完全压制。他曾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歌曲，进行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认为它们就好像是一种能够刺激起国民爱国热情的，类似于兴奋剂的一种药品。不过，李抱忱也同样指出，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除了吃药以外，更需要的是正常的粮食。兴奋的药品用多了之后，其药效就会慢慢减弱，人们就会产生抗药性，逐渐失去药品本身的兴奋作用。抗战音乐也是如此。救亡歌曲唱得过于频繁，甚至泛滥的话，也会逐渐成为人们消遣的小调，反而丧失了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因此，在李抱忱看来，老百姓除了听抗战音乐以外，还可以再听一些其他内容的歌曲，例如艺术歌曲、抒情歌曲等，只有这样，才能感悟音乐真正的美。李抱忱老师曾经说过 音乐之所以能作为抗战宣传的好工具的缘故是因为音乐本身是美的，是吸引人的。若是音乐失掉了它的美，它的吸引力，它就不会再成为宣传的好工具; 若甚而至于反教人讨厌了音乐，那么它将变为反宣传的工具了。 事实上，音乐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重要的精神食粮，哪怕是在烽火连天的时期，人们依然需要音乐的滋养。然而，人类的思维与情感需求是多元化的，过于雷同的音乐形式，大量出现时，人们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审美疲劳状况。因此，就算是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盲目认定人们只需要那种进行曲式的激昂豪迈乐曲，不需要温婉抒情的作品。这种想法是一种偏见。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人们依然有着丰富的思想与感情，他们也有着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因此，优美的抒情作品也

是能够满足战争中人民心灵需求的精神食粮。过多的硬气刚强的单一形式，反而会使人在审美上产生疲劳，麻木甚至反感的心理。由此看来，当时对陈洪在《战时音乐》里言论上的批判确实是有些武断。把音乐的社会功能单一化，是不正确的想法。 创作冲锋陷阵式的音乐，就是爱国; 抒情歌曲就是靡靡之音 的想法则是典型的把音乐创作变成爱国与否的检验标准，这种想法过于偏激。忽视音乐在战争中的社会功能，是错误的，然而，过于夸张某一种音乐形式的巨大作用，也同样是不可取的。它必将会造成音乐创作的单一化，甚至是霸权化，对其他形式的音乐创作的有序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纵观 新音乐运动 时期的歌曲作品，可以发现，阳刚硬朗的抗战歌曲在数量上是占有压倒性地位的，从侧面反映抗战生活的抒情作品则相对较少。

二、创作技巧上，作曲技术不够丰富 贺绿汀曾于 1936 年间发表文章，对当时一些爱国歌曲的创作进行了热情的肯定。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音乐方面固然和以前日本式歌曲差不多，而且在作曲技巧上许多地方都显得幼稚，甚至生硬，但是他们利用简单的民谣曲，鼓起民众爱国的热潮，从民族运动及社会运动的观点上看来，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功绩 。他同时也不点名地却又犀利地指出: 这时候有许多人认为: 这就是中国新兴音乐的突起，中国音乐可以从此走入一个革命的新阶段，这就未免过于夸张了。我们要晓得，一个新兴音乐运动的开始，绝不是偶然的，而且领导新兴运动的人，必须对于已有的音乐具有极其深刻的研究和修养，才能以新的立场加以客观的批判和扬弃，从而建立起自己新的音乐文化。 新音乐运动 轰轰烈烈的开展与蔓延后，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被人们广泛传唱。与此同时，不少音乐家逐渐发现，新音乐的创作技巧上，作曲技术还不够丰富，有些作品的创作质量明显不够上乘，有些稚嫩。针对当时的情况，不少有志音乐家纷纷在文章中，畅谈自己的观点。例如，章枚曾在 1937 年间于《1936 年新音乐发展的检讨》中毫不客气的批评说: 新音乐 虽然在各方面都发展良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就像每一个新生事物一样，仍然需要一个生长的过程。 新音乐 发展的迅猛以及成就的斐然，并不能掩盖住它自身的缺陷 创作技巧上，作曲技术不够丰富。他认为， 新音乐 以其独有的优势，迅速点燃了人们的演唱热情

与参与热情。人们对 新音乐运动 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就热火朝天的参与其中。有些群众忽视了音乐创作的技术要求，创作出了 一腔热血式 的作品，造成了数量有余，质量堪忧的 粗制滥造 结果。用章枚的话来说， 当时还出现了 甚至于只要会写 1567几个阿拉伯数目字的也来作曲了 的情况。 章枚认为新音乐技术上的缺点主要集中在旋律、和声以及节奏这三个方面，旋律线条散乱，不够丰富，和声缺失，不够灵活，同时节拍杂乱，不具规律性。而且，当时，还有一些歌曲作者，他们受自身教育环境的限制，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作曲技术的学习与训练，对音乐学科本身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思想与写作技术上都有一定的欠缺。因而，他们在理念上对专业技术的无知和无畏，导致对作曲技术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些规则对他们的创作热情是一种束缚，对他们的音乐创作是一种限制。他们强调自身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从一切旧规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种对音乐创作不了解，对行业技术不尊重的观点，直接造成了一部分人写出了一些音乐语言比较幼稚，作曲技术贫乏的歌曲作品。这些作品在旋律、曲式结构、和声以及词乐结合上都不够充分与细致，过于自由。章枚先生对这种现象毫不留情的批评，同时他对庇佑这种情况的人，也不留情面的进行了指责。比如说，《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的作者吕骥先生，曾经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新音乐蓬勃发展的趋势，而对此，章枚先生就反驳说: 在一般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无视一切作曲规则的态度。在一些一鳞半爪的理论上我们也看出这种趋向。比方吕骥先生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里，虽然大部分很正确地指出新音乐的价值及优点，但( 或许是无意地) 袒护了新音乐技巧方面的弱点。 不可否认，在当时抗日救亡之际，在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之时，在音乐理念并不丰富，音乐创作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陈洪、章枚等人的话语，并不能完全被广大的新音乐参与者们所理解与接受。更多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洪流中，对这种 苦口良药 选择了无视与反对。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也对 新音乐运动 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良的阻碍作用。

范文二：农民运动的局限性

试析农民阶级运动的局限性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形成原因

摘要:农民阶级创造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繁荣与辉煌;同时农民阶级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也具有本身所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阶级局限性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受封建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是其主要因素。二是受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 局限性 社会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 现行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教材，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所有重大失误、错误和不足，从根本上，都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造的，而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其自身是无法克服的。那么，如何理解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形成原因，教材及教参均无深入涉及。本文试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广大同仁。

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如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等优良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缺陷。作为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作为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私有观念比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总之，可以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包括为: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

原因一:社会环境因素

(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导致其局限性的根源

1、从生产过程来看，封闭保守，缺乏合作。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对外界的需求和交流较少，且任何一个劳动力都可以独立完成劳动过程，对分工协作的需求也很少，这就造成中国农民阶级的封闭、保守、落后的本性，从而也就缺乏合作精神。这种观念植根于商品交换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地主庄园经济的现实土壤。在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名门望族、豪强地主经营庄园，这些庄园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系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王朝的赋税来源，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而家庭小手工业和家庭小农业的紧密结合，自2、从产品分配方式上看，追求平均，缺乏进取。实现农民阶级自给自足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而一旦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就会导致阶级矛盾逐渐尖锐，最后激化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参加起义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求获得土地，而不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明末李自成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就是很好的佐证。广大中下家庭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农民阶级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经济观念，虽然可使贫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睦，增强向心力，并且平均主义最容易实的。但是，这平均主义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平均主义。它有时表现为对比自己贫穷的人的同情，如捐献财物后心情舒畅，除了高尚精神，心中常有一种发现了有人不如自己以的平衡性满足;有时则表现出为对富者的敌对，希望拉低之使其与自己持平，以求心理安慰，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非常手段，古代农民义军提出的最高要求不是“富”而是“均”。其实“均贫富”的结果即使实现了，也只能是“均贫”，因为总的财富没有增加，不可能都富，仍然是消极平均主义心态。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3、在生活价值取向上，与世无争，满足现状。小农家庭勤俭与贫困相伴，久而久之已经没有

了求富的冲动，习惯于目前的贫困生活，为了消除苦恼，便自我安慰，安于现状，不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便形成知足常乐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小农家庭的这种观念源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大多数人只能维系半饥半饱状态，习惯成自然，承认和满足现状，不失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著名史学家家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称:“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维望时间之维延。绝不想人生有无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男耕女织，靠天吃饭，但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4、从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看，重经验，轻理论。小农家庭凭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5、从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在古代劳动技术极为简单的情况下，劳动者几乎不需要专门训练(全面重视人的素质和技能的训练是近现代的事情)，从简单的辅助性劳动开始，逐步掌握各种农活，年复一年，很快便成为技术全面的“庄稼把式”。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人的寿命短，伤残多，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就必然用早婚早育、早婚多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尽快增加人口数量。《居延汉简》记载，汉代以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即七岁便可参加劳动;七岁到十四岁纳口赋，十五至五十六纳算赋。唐代规定更为具体，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在民间，一般农家子弟六七岁参加放牧之类的辅助劳动，十六七岁后便是壮劳动力，直到六十多岁仍可做些农活，农民的一生中百之九十以上的岁月都在劳动。就一个小农家庭来说，壮劳动力越多，辅助劳动力和靠赡养生活的老弱人口越少，其经济状况也就越好。这个直观的经济效益规律也促使每一个家庭尽可能快地加快人口更新的速度。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内在动力，高死亡率的外在压力，使得早婚多育成为必然。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多子——多劳动力、多收入——所以才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二)、政治因素——怕乱求稳思想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首先，农民阶级逆来顺受，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既得利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代表自己，一定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明清时期，以君制政体。因而，农民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甚至会抵制革命。这种只求均衡，不求变革的心态，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谐，以及创造一时的繁荣，却同时又有碍于中国的进步、变革，是中国进步变革的一大障碍。 其次，广大农民阶级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太平。在中国历史上，对外用兵、朋党之争、宦官夺权、地方割据、农民造反，等等，各种各样的动乱，不时侵扰着国家的安宁，使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难免有战乱。但战乱之多，之频繁，以及规模之大，当首推中国。这些动乱、战争，常常导致社会大破坏，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由于这样，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人便很容易接受求稳怕乱的价值观念，但求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第三是统治者提倡。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为了把皇位坐得稳稳牢牢的，而且一代传一代，代代平安，自然也极力提倡和鼓吹这样的观念。他们最害怕的是乱，是犯上作乱，一乱他们的皇位就很容易不稳，历代王朝都是由于乱，主要是农民造反而垮台的。统治者怕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农民怕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试看历史上所有变革，遭到人们反对和攻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怕“乱”。

(三)、思想因素——是统治者为维护其自身统治，加强思想控制的产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饱受封建思想束缚。从董仲舒确立的“三纲五常”，到后来的“三从四德”，都被统治阶级作为永世不变的真理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以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朱熹更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加剧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从整个社会看，以“君为臣纲”为核心、“君权神授”为掩饰的封建礼教，造成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界限分明;从家庭内部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思想观念在家庭内造成局部专制，并且这种家长式的专制不可抗拒，不可违背，持续发展。 因而，中国农民阶级便世世代代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巩固了专制主义，对加强思想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病态心理具体表现为:?忍耐、麻木，能忍自安，对自然的无可奈何，对不合理等级制度及社会丑恶现象原因二: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天然地形地貌的构成

古代中国文化是大陆大河型的农业文化，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就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卷中就注意到中西地理位置的差异:“实际上，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中国和中亚的构造与其他多数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种复杂的高山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这种复杂的地势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恰恰处于古代中国的中东部，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而古代边疆地区，东临茫茫大海，鉴于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有限，是很难远航的;东北森林茂密，野兽肆虐，使人心有余悸;北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使人望而却步;南部崇山峻岭，风灾水灾，时有发生。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区域内，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对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区，封建农民是难以到达的，更不要说逾越周边地区而到达国外了。西汉时期所形成的“丝绸之路”，那只是商人们为利益所驱使冒生命危险而行走的一条商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封闭特点，使自给自足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造就了农民阶级活动区域仅限于被高山大川所隔绝的状态，这是造成我国古代二千多年封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自然根源。

参考书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75年版。

2、《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3、邢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研究?家庭经济专题》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4、邢铁等著《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1)农民阶级受阶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短浅。?从政治上看，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都有致命的缺陷。?从思想上看，农民阶级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多是用迷信思想宣传和组织群众。?从组织上看，农(2)农民阶级受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以往农民战争未曾遇到的新情况。?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较晚和发展不充分，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必修1-单元3-太平天国运动)

范文三：新写实小说的局限性

2009年12月第2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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