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子的Amin
范文一：交易费用理论综述
作者：沈满洪张兵兵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05期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10.29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01-21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挑战，它为分析经济理论及经济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交易费用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它对经济现象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经济学研究热点。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述评，有助于推动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交易费用概念的渊源与提出
(一)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交易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使用“交易”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商业交易、金融货币交易和劳动力交易三类[1]25，33。虽然这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有很大不同，但亚里士多德将交易与生产加以区分，定义交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交易及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旧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
将交易引入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他定义交易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康芒斯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三种类型[2]8。虽然康芒斯对交易作了严格的分类，但忽视了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没有把交易与成本结合起来，而零成本的交易与经济现实大相径庭。
法国著名数学家古诺发现，交易过程中的损耗是不可避免的，交易各方都需要克服摩擦，而商业范围的扩张和商业设施的发展可以使摩擦减少并趋于理想的状况[3]22。马克思认为，商业的专门化节约了用于商品买卖的资本，但却招致了流通费用，包括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等[4]146。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流通费用实质上就是交易费用，当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交易费用，但当时马克思对交易费用的论述已是十分深刻了。
(三)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与交易费用
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5]388。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围绕契约的流程进一步探讨，发现了在契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中，一些额外的支付是不可避免的，并将交易费用的思想具体化，指出“为了进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及交易的条件，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6]15。由此，交易费用的内涵已昭然若揭。但科斯并未使用“交易费用”这一名词，而是阿罗在研究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和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时首次提出这一名词，并将其定义为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7]70。但阿罗与科斯一样，对交易费用的描述和定义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交易费用的内涵与构成
(一)交易费用的界定
1.交易分工说。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后进一步指出，不仅市场有交易费用，企业本身产生的如行政管理费用、监督缔约者费用、传输行政命令费用等组织费用也可以看成是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5]390-405。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也随之扩大，当其扩大到与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相当时，企业的规模便不再扩大。企业或其他组织在社会分工中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的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与市场交换，以减少市场交易者的数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最终减少交易费用。因此，交易源于分工，交易费用是一种源于分工的制度成本。诺斯在研究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时也指出了交易费用的产生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关[8]26。张五常[9]3、杨小凯等[10][11]分别从劳动力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指出企业是劳动市场替代中间产品市场，而非市场组织之间的替代；另外，企业与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盛洪在研究中也指出，现实中的人都需要综合考虑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两种费用，而分工程度揭示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经济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互动过程又决定了分工程度及其发展[12]9-11。因此，想要研究分工问题，就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同时交易费用也在研究分工的过程中变得明了。
2.交易合约说。德尔曼以契约过程为主线进行了研究，认为契约签订前，交易双方相互了解交易意愿等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决定签约时，需对交易条件的决定支付成本；契约签订之后，还需对执行契约以及控制、监督对方履约支付成本[13]147。张五常强调了产权交换对契约安排的依赖关系以及交易费用对契约选择的制约关系，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面临三种选择：自己生产和销售商品；出售全部生产要素；引入契约安排方式，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以获得一定的收入[9]3。前两种选择的交换实际上也是通过契约安排来进行的，它们与第三种选择的区别在于：第一种选择由原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决定如何使用要素进行生产及出售商品；第二种选择由新的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决定要素的使用及商品的出售；第三种选择则是有限的使用权委托。企业的产生与第三种选择有关：企业家或代理人是根据委托代理中的契约所规定的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权来安排生产活动的。威廉姆森也曾指出隐形契约是十分重要的，并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两部分[14]20。从契约的角度研究交易费用，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确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但从契约的角度并不能让我们深入研究交易费用本身的性质以及交易费用的测量问题。
3.交易维度说。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识到交易的三个基本维度：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14]43-80。交易频率指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可以通过影响相对交易成本而影响交易方式的选择。交易的不确定性包括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预测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等。资产的专用性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这三个维度是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也是使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重要特点，尤其是资产专用性[15]12。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为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决策必须是应变性的、过程性的。而资产专用性使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潜在可能性，资产专用程度越高，事后被“敲竹杠”或“要挟”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市场完成交易所耗费的资源比一体化内部完成同样交易所耗费的资源要多[16]9-10。威廉姆森在研究中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因为假如这三个因素没有同时出现，交易费用就不会存在[14]。威廉姆森基于交易维度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交易费用存在的成因，但并不能为交易费用的量化即实际测度提供依据。
4.制度成本说。张五常在研究中选取了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作对比，对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进行描述①[17]2。他指出，交易费用不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经济体中。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把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加以区别，所以他所定义的交易费用是广义的，包括信息费用、监督管理费用和制度结构变化引起的费用。张五常认为，只要是一个人以上的社会，就会需要如何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即需要制度。从广义的角度讲，制度是因为交易费用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也可以叫作制度成本。张五常的交易费用主要指发生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费用。在张五常的研究中，鲁滨逊·克鲁索经济的引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存在，然而，他定义的广义的交易费用引入超现实的东西，并将其定义为如此大的一个范围，势必在应用上引起混乱。
5.交易行为说。诺斯在张五常关于一个人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交易费用的认识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人类行为理论。他从对人类社会分工的分析入手，将人类的社会行为分成交易行为和转化行为[8]23-25。其中，交易行为指购买投入品、中间投入、协调生产过程、获取信息、进行市场营销、产权保护等行为；转化行为指对自然物质的开发研究、变换和位移、服务的生产等行为。交易费用是与交易行为相关的费用，是为交易行为而花费的资源；转化费用就是为转化行为而花费的资源。诺斯所讲的转化费用就是前面所述的生产费用，只不过诺斯认为交易行为和转化行为都具有“生产性”功能，不能抛开交易费用而仅把转化费用称之为生产费用。诺斯对交易费用和转化费用的区分叫法自然，能够让我们看到交易活动的“生产性”功能，让我们对交易费用有另一种新的认识，但这也容易引起人们对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及转化费用的混淆。
(二)交易费用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1.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价值增值及其实现过程，区分了生产与非生产，认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创造了价值[4]201。在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必然要支付消耗的生产资料并支付劳工的劳动报酬，这两部分的和就是生产费用。而交易费用是伴随着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签订合约、监督合约履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是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有着严格且明显的不同。
2.交易费用与流通费用。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都是相对于生产费用而言的非生产费用，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8]2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创造的价值需要在流通领域得到实现，商品在流通领域的运行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就是流通费用[4]146。在内涵上，流通费用和科斯早期提出的“利用市场机制的费用”是相同的，但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发展，它更多地与契约关系和制度决定联系在一起，与流通费用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外延上，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都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为假定前提，但由于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具体费用项目是有所不同的；在性质上，流通费用是一种资本形态，可以用价值或价格来计量，而交易费用概念模糊，很难明确其具体内容，在计量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交易费用与流通费用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以很容易混淆。
3.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都是由transaction cost翻译而来的，在研究交易费用理论时一般不加以区分。但蒋影明指出，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是有区别的，交易成本是总体上的概念，而交易费用是局部上的概念，交易成本是交易费用之和，并且在市场作用下，交易成本往往在配置到交易参与者时形成不均匀的交易费用[19]118-119。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是由同一个英文词组翻译而来，两个词语本身并没有被赋予总体或局部的意义，即使在理论中存在总体和局部上的差异，也只需要在研究结果中指出即可。
(三)交易费用的构成
科斯指出，围绕契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交易费用包括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等多种费用[5]391。德尔曼指出，交易费用包括搜索信息的费用、协商与决策费用、契约费用、监督费用、执行费用和转换费用[13]148。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两部分，其中事前的交易费用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事后的交易费用则是解决契约本身存在的问题时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花费的成本，包括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和保证成本[14]20。张五常将交易费用理解为识别、考核与测度费用，以及讨价还价与使用仲裁机构的费用等[17]2-3。虽然不同学者指出的交易费用具体构成不同，但事实上都是交易发生时伴随整个交易过程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搜寻信息的费用、达成合同的费用、签订合同的费用、监督合同履行的费用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
三、交易费用的测度与量化
(一)交易费用测度与量化的难点
对交易费用的测度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交易费用中搜集信息、谈判和签约等费用会涉及人的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很难用货币衡量，要准确地计算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交易费用的测度确实存在很多障碍，如两位贝纳姆列举的：缺少普遍认可的定义，对交易费用内涵的表述不一，不能够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具有操作性的统一标准；如果交易费用非常高，许多交易根本不会发生；一价定律在此并不适用[20]427-429。另外，马格丽特指出，交易费用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有关，这也让交易费用很难量化②。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不能够精确地计算交易费用，但还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对交易费用进行近似计算。Wallis和North采用绝对量计算了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21]95；而威廉姆森提出了采用序数比较的方式来测度交易费用[14]81；张五常也指出，测度分为基数测度和序数测度，原则上交易费用是可观察到的，可以采用基数进行测度，但实际测度却存在困难，测度本身的费用很高，而采用序数测度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2]102。
(二)宏观层面交易费用的测度
Wallis和North在研究中首次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21]96-120。在他们的研究中，整个经济部门被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交易费用来源于两部门的交易费用之和，而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表示，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从事交易服务的职员人数和薪水的乘积来计算。最终他们计算出美国的交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70年的24.9%-26%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Wallis和North提出的方法随后在交易费用的测度上被广泛使用：Dollery和Leong计算了1911-1991年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比重[23]207；Ghertman利用OECD数据计算了1960-1990年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交易费用比重③；Dagnino-Pastore和Farina④、Hazledine[24]85以及Chobanov等⑤也分别对阿根廷、新西兰以及保加利亚的交易费用比重进行了测度；张五常通过计算得到中国香港交易费用比重高达80%以上的结论⑥；缪仁炳和陈志昂[25]17-20、金玉国和张伟[26]39也分别对中国的交易费用比重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交易费用的比重基本呈现递增趋势，只有1991-1996年新西兰交易费用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作者在研究中指出，新西兰1991年交易费用比重如此之高很可能与当时新西兰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及失业率严重上升有关。Chobanov等在研究中将交易费用比重的增加归因于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的提高。事实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劳动力需要通过学习语言、掌握规则等来提高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这必然会带来资源的耗费，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
但也有学者指出，Wallis和North计算出来的交易费用仅仅是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即流通于市场的那部分交易费用，而忽视了非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此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想要更准确地计算交易费用，就必须想办法计算出非市场交易费用。钟富国采用因素分析法萃取交易效率的组成层面，并通过面板数据验证了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资讯通讯科技、教育等影响各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⑦。赵红军借鉴钟富国的方法，运用因素分析法对中国1997-2002年的平均交易效率进行了直接衡量，对交易效率变量的累积效率达到73.26%左右[27]8-11。除了通过构建指标衡量某一经济体的交易效率来间接测度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笪凤媛和张卫东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构建多指标多原因模型，首次建立了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体系，间接测度出我国1978-2007年的非市场交易费用相对于GDP的比重降低了约3.5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体制转型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均显著降低了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的规模[28]132。非市场交易费用可以被间接测度出来，但验证已有方法的合理性或寻找测度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新方法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
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包含公共部门以及行业或企业交易费用的测度，当然有时在公共部门公共政策实施的交易费用的测算上，也会涉及个人交易费用的测算[29]557。
公共部门政策的效率对该政策的评价至关重要，而在研究政策的效率时应该将实施该政策的交易费用考虑进去。McCann和Easter利用国家资源保护服务部门所收集的数据，对减少非点源污染政策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其交易费用占总资源保护成本的38%，验证了作者提出的将交易成本作为评判政策的经济效率指标的假设[29]562。虽然公共部门政策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来，如Mettepenningen等采用普通调查法对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多种农业环境计划所包含的成本进行对比，并采用一年登记法对具体的成本值进行测度，最终显示交易费用占农业环境计划总成本的14%，占补偿支付的25%[30]663，然而测度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并且有些政策的交易费用很难甚至不可测度，尤其是在中国。
行业或企业的交易费用测度较之于宏观层面及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测度要更容易，相关研究也较多。金融行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种，一般来说交易费用较高。Stoll和Whaley直接采用价差加佣金作为证券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对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得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的2%，而其他较小的证券交易所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的9%[31]58。Karpoff和Walking[32]291、Bhushan[33]46分别构造价格、交易额、公司规模、已发行股票额为代理变量，假定代理变量与交易费用呈负相关，进而通过代理变量测度了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Polski采用Wallis和North[21]的方法将商业银行利息支出和非利息支出之和作为交易费用，对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得出美国银行业的总交易费用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34年的69%上升到了1989年的85%，而到1998年则下降为77%[34]6。在其他领域，Benham对公寓转让的交易费用进行测度，并对开罗和圣路易斯进行对比，开罗的费用是圣路易斯的8倍⑧；Gabre-Madhin对埃塞俄比亚谷物市场进行研究，测度结果是谷物交易双方面临的交易费用占总成本的19%[35]51。Royer对牛奶市场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但与前人不同，他对比了市场与合约条件下信息、谈判、强化成本分别占交易费用的比重。结果显示，在市场条件下，三者占交易费用比重分别为16%、50%、34%;在合约条件下，三者占交易费用的比重分别为1%、1%、98%，表现出了不同条件下交易费用构成的不同[36]180。
除了采用基数方式测度交易费用外，采用序数比较的方式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交易费用中某些内容不容易量化的难题。威廉姆森最早指出，尽管直接测度事前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制度的比较，把一种合同与另外一种合同进行比较来测度交易费用[14]80。如de Soto开创性地考察了在秘鲁依法开办企业所需要的成本，他的团队在不行贿、不利用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完成所有法定程序的时间是289天，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个时间是2个小时，反映出了两国之间交易费用的差异[37]269；Djankov等对85个国家的商业进入管制程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估计了差异较大的各国商业进入的管制程度等[38]5-22。
微观层面交易费用的测度涉及的领域很广，而采取的方法也因不同主体的特有性质变得多种多样，交易费用测度方法难以标准化。对公共部门政策交易费用的测度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实际上现有的研究却不多，而国内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对行业或企业交易费用的测度研究较多，但由于存在量化困难，有些交易费用只能通过调查对比得到，而不能得到直观的数值。另外，对微观层面交易费用测度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外，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极少。
四、交易费用理论的广泛应用
(一)在国家理论中的应用
交易费用理论兴起后很快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工具，它以交易为基本研究单位，将交易费用和治理结构模式相结合，提供了产权合约安排的量化尺度。经济史作为研究过去的我们仍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于方法论[39]3-4。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反过来并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同样只能作为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分支，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之一。它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经济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化规律，既要阐明制度的内涵及其功能，又要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因及规律，而有效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中强调的经济增长的诱因如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40]5-6。若想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就需要一个有效率的组织，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形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随后，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具体地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块基石：描述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和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41]12。诺斯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利用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产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产权又是国家界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也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意图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这就解释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非理性行为和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形式的增多等问题。诺斯理论与以往理论不同的是，诺斯使用了交易费用理论，注意到了制度以及产权等的重要性，采用新的视角有效地解释了国家理论，推动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
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及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部分学者也开始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研究，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改革当中。汪丁丁对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进行了概述[42]；林毅夫提出了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43]382-400；杨瑞龙又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进而将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过程划分为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44]3；许明政和牛树莲[45]11、温洪涛[46]20等也都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制度变迁进行解释，揭示了节约交易费用和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对制度变迁的作用。金玉国基于1991-200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并利用2001年各省(市、区)的截面数据对经济增长、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从交易费用角度来讲我国体制转型绩效显著等结论[47]19-24。
(二)在产业理论中的应用
威廉姆森在《市场和等级组织》中曾指出：“在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的企业为两端，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其间的交易体制组织系列上，分布是两极化的。”[48]175他不仅肯定了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还指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产业集群和产业组织都是典型的中间性组织，它们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在规模上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专用性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49]42。
产业集群是区域产业组织的形式，是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在微观经济学中，企业的组织形式通常被忽略，市场中企业的内部结构成为“黑箱”，而企业理论一般仅限于研究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所以产业集群现象的出现对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及现代企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50]187。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产业集群是由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完成某种产品生产而联合成的群体，这为产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角度[51]119-122。马歇尔、阿林·杨格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都从分工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解释⑨。根据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分工必然会带来交易费用，且分工越细，交易费用越高。科斯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也说明了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与市场交换，以减少市场交易者的数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最终减少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在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机会主义及信息的不对称等。但这些是构成市场与企业之间转换关系的因素，若利用其解释产业集群现象还需对其进行适当的拓展。
产业组织理论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52]86，其源头可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但促其发展的主要是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及新制度学派。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梅森和贝恩，该学派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揭示了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水平的三者间的单向因果关系。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人从价格理论基本假设出发，讨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非直接相关性，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和绩效主义，并修正了哈佛学派的SCP范式，提出了只要有自由进入和技术进步就足以决定市场结构，甚至自由进入本身就可以实现良好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而绩效或行为可以决定结构。以上两个学派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时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但显然研究产业组织问题是不应该忽略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学派将交易费用理论及产权理论等新理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将经济活动看成是一种交易，进而将交易看成是一种契约，不同的契约关系适用于不同的交易，同时不同的交易也需要不同的契约关系。另外，交易费用理论确实能够很好地解释产业组织中的很多问题。如Keith Brouthers和Lance Brouthers利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进入方式不同的原因，指出对投资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环境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倾向更能影响制造商的模式选择，而对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来说，行为的不确定性及信任倾向更能影响服务提供商的模式选择[53]1196-1197；Ciaian等解释了中欧及东欧国家合作农场与家庭农场并存，而不是像西欧及美国等发达国家那种家庭农场主导农业的模式的原因，指出改变农场组织形式的高交易费用使农场更倾向于调整生产结构而非农场组织形式等[54]191。交易费用理论使产业组织理论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并拓宽了其解释范围，增强了其解释力，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三)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
新古典企业理论将厂商视为一种原子研究，不研究其组织效率[55]249。新古典企业理论并没有指出企业存在的原因及企业的本质等，交易费用理论产生后企业理论才得到革命性的发展。科斯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产生的原因及企业的边界问题，指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为企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5][6]。威廉姆森和克莱茵等对企业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泰格勒、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莫尔等也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将企业看成是连续生产过程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认为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合约不可能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资产专业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56]72-73。张五常指出，企业并非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的，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并强调了契约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产权交换对契约安排的依赖关系和交易费用对契约选择的制约关系[9]9-10。杨小凯和黄有光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并指出企业作为促进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增加，但只要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就会出现[11]124[57]60。杨小凯和黄有光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将企业定义为贸易伙伴之间的一种剩余权结构，它使一方有支配另一方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双方合约的剩余权，企业以间接定价的方式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低效[58]226。
交易费用理论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还体现在对现实企业行为的解释，如企业是否应该存在，或某项活动是企业来做更有效还是市场来做更有效等。利用交易费用理论，Canbck解释了咨询企业存在的原因[59]，Arnold[60]23、Aubert等[61]921分别研究了外包及技术外包存在的原因，Anderson分析了企业销售人员到底要外包还是雇佣等[62]70。交易费用理论不仅促使企业理论的形成，在企业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应用与发展，成为解释现实企业行为的良好工具，也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
五、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展望
(一)交易费用度量方法及具体测度研究
交易费用的度量方法一直没有形成定论。这既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缺乏一致认可的标准化定义有关，又与交易费用自身的构成及度量的复杂性有关。鉴于能否准确测度交易费用的大小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研究交易费用的度量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具体测度是十分重要的。已有理论表明，交易费用的度量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序数的度量，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更容易，但仅限于多国或地区间交易费用对比时使用；另一类是基于基数的度量，这种方法可以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交易费用的大小。在度量方法上，应更侧重于基于基数的度量方法的研究，以便更准确地得到交易费用的大小，并基于实证来验证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具体的测度上，不但要注重宏观层面交易费用的测度，更要注重中微观层面公共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交易费用的测度。同时，就交易费用大小进行中外比较，提出降低交易费用的构想与具体措施，也是令人关注的。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深化研究
已有的交易费用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学者提出的机会主义假设不完善、不考虑企业异质性等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质疑仍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需要学者们创新思想，努力使交易费用理论得到进一步开拓。交易费用缺乏统一性的概念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统一性的概念能够避免交易费用理论被滥用等问题，所以应通过交易费用学派的学术会议或学术组织等尽快规范交易费用概念，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同时，交易费用理论被滥用的现象也已经存在，很多解释不清的问题都被归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但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统一交易费用概念，然后规范交易费用解释问题的框架。
(三)交易费用理论对转型国家的解释研究
转型国家往往面临一系列的转型：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转型——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政治转型——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从两极分化转向共同富裕，文化转型——从一元化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化的价值观，生态转型——从生态危机转向生态文明。在这种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涉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转换与磨合，必然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如何降低转型的交易费用是转型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急需理论予以回应。
(四)交易费用理论指导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
不同于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新制度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的交易费用理论对改革的指导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因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节约交易费用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目标，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及指导改革，但目前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利用实证研究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联合起来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可能更好地解释改革的过程，同时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进行有效指导。
(五)交易费用理论结合资源与环境产权制度的研究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被认为是公共物品。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随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性的加剧，运用基于产权界定的市场手段配置这些资源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交易费用的高低。只要交易费用低廉，市场配置就是可能的。因此，在水权、林权、矿业权、排污权、碳权等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廓清交易费用的构成、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等。就我国而言，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构建上仍存在着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政府监管不力、体制不完善等问题，所以，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等对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进行研究不仅意义重大，也很可能在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突破。
注释：
①张五常的这种思想在其文章中多次被提及，但首次提出是在1987年。
②转引自笪凤媛、张卫东：《交易费用的含义及测度：研究综述和展望》，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25-241页。
③M.Ghertman,"Measuring Macro-economic Transaction Cost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Possible Policy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Paris,1998.
④J.M.Dagnino-Pastore & P.E.Farina,"Transaction Costs in Argent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1999.
⑤G.Chobanov,H.Egbert & A.Giuredzheklieva,"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Bulgarian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ykjavik,2007.
⑥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的范式》中提及，“在今天的香港，GDP中至少有80%来自交易费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第2页)。
⑦参见钟富国：《交易成本对经济表现之影响：两岸三地之比较》，“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⑧A.Benham & L.Benham,"The Cost of Exchange:An Approach to 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8.
⑨转引自陈柳钦《产业集群：一个基于交易费用的解释》，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0-45页。
作者介绍：沈满洪，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7；张兵兵，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经济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7
范文二：3交易费用理论
第二专题：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交易费用的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的提出和发展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基础上发现了交易费用。对“斯密定理”的疑虑，对企业存在的反思。用交易费用说明了企业的存在及其边界。 阿罗1969年阿罗在研究保险市场逆向选择行为和市场机制运行效率问题时，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查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范畴”，并明确提出交易费用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把交易费用由一个概念发展为一个理论体系，构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从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方面论证了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将交易费用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中，拓展了交易费用研究和应用的领域。
1,交易费用的定义
科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茅于轼“形成价格机制的成本。德姆塞次：产权运作成本，交换、确立、保护成本。“交换所有权的成本”；埃格特森“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换他们对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排他性权利的费用” 诺斯：契约成本。“交易成本是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的成本，因此，它包括使经济能够获得贸易收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本”阿罗：制度成本。的归纳：“交易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Furubotn:“交易成本定义为包括所有与（1）制度或组织的建立和变迁，和（2）制度和组织的使用有关的成本。”张五常：所有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樊纲、盛洪的阐释。这些定义表述不同，实质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不够规范和一般化。
一般定义：交易费用是处理人们之间交易关系所需要的成本。包括交易信息获取费用、交易谈判、合约签订、执行和监督费用、违约成本，以及保障交易实现的其它制度运行成本
交易是一个一般化概念，不是仅指市场交易。康芒斯的交易理论。买卖的交易（市场）、管理的交易（企业）、限额的交易（政府）
交易泛指人们之间发生的权益交互作用关系。
交易费用是相对于生产费用而言的，生产费用是处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关系的成本，交易费用则是处理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成本。
交易成本的一般化：市场交易费用、企业交易费用、政府（政治）交易费用、社会交易成本。中国的人际关系成本等。
2.交易费用的构成
类别构成：
(1) 狭义交易费用与广义交易费用（张五常）
(2) 事前交易费用与事后交易费用（威廉姆森）
(3) 直接交易费用与间接交易费用
(4) 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组织中的交易成本,政府交易成本；固定交易成本，即在建立制度安排中所发生的成本，可变的交易成本，即取决于交易数量的费用
（5）经济交易费用和政治交易费用(诺思)。
要素构成：
交易信息成本：交易信息的搜索、辨别、选择
交易行为费用：讨价还价、实施交易活动成本也包括不当交易行为造成的效率损失 交易规制费用：交易契约订立、维护、交易秩序维护、保护产权等费用。欺诈、打
官司等损耗
交易条件费用：交易设施、设备和其他条件等
三、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
1.威廉姆森的分析
主要是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来分析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的。主要从机会主义、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来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来说明交易费用的大小。 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简单说来，是资产用于某一专门领域难以转移他用的性质。转移成本是衡量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依据。专用性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概念。专用性投资与专业化分工、与道德风险、与谈判权、与契约理论等。
场地专用性比如，在某一特定场所兴建厂房的投资。此类投资专用性很强，投资之后再想改作其他用途就非常困难。物质资产专用性，如专用的模具、机械设备等。 人力资产专用性，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信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门服务于某项交易，一旦这项交易被取消，那么这些技术和知识便全部或部分地失去意义。
专项资产。主要指根据客户特定要求进行的投资。
威廉姆森：把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资产转用性三者结合起来，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产生了人们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是交易费用产生有了可能性，而有限理性则是这种可能变成了必然。同时，威廉姆森也认为市场环境因素，主要是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来说明交易费用的大小。
威廉姆森的观点比较深刻、操作性较好。但是，在经济关系中，资产专用性是双方面的，可以产生道德风险，也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另威廉姆森的主要是从行为风险视角来说明交易成本，有一定片面性。有时候“爱”、利他主义、自由等也可以产生交易成本。
诺思的分析：
交易产品性质、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交易方式
1.商品和服务的多维属性。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服务具有许多属性，要对其充分理解和精确计算代价高昂。诺思：“确定所交换的每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单个属性的层次是要支付信息成本的。它是交易在这方面代价高昂的基础。”
信息不对称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正如诺思所说：“不仅一方比另一方更为了解某些价值属性，而且他或她还将从信息的收集中获取收益。按照一个严格的财富最大化行为假定，当进行交换的一方进行欺骗、偷窃或说谎所获取的收益超过他所获得的可选机会的价值时，他就会这样做。”
交易的人格化特征诺思认为，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交易的人格化特征也是有关系的。诺思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交易形式分为三种： 一是简单的人格化的交易形式，这种形式中，交易费用（TC）不高。但生产费用（PC）高。二是非人格化的交易形式。在这类交易形式中，交易费用明显上升，生产费用也有了下降。三是由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交易形式。在这种交易形式中，生产费用下降但交易费用增加。 图2-2 随着专业化的发展，生产和交易费用的变化
单 位 成 本
A 专业化程度
2.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析
产生原因：不确定性、机会主义、有限理性
影响因素：与交易相关的各种因素
交易主体：人的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人际关系
交易特征：交易客体：复杂性, 不确定性、专用性,
交易状况：交易规模、*交易频率、重复性、信息不称性
交易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制度文化环境。
四、交易费用的计量
（一）.对计量交易费用的理解
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是困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张五常认为：说一种成本可以度量，或可以精确地度量，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可以用元或分来度量。如果我们能够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种特定类型的交易成本在状况A下高于状况B下，并能够说不论什么时候观察到这两种状况，不同的个人都能始终如一地确定同一种排列，那么就可以得到可检验的命题，这才是重要的。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不一定要计算出绝对值，只要计算出相比较的制度之间相对值的大小就可以。
交易成本主要是用于选择制度的，在一定意义上只要能够对不同制度交易费用的大小排序，基本上就可以了。
（二）交易费用计量方法
1.直接归类计算法。计算直接和间接服务于交易的部门的产值或成本
2.间接比较计算法
3.经验案例说明法
（1)：瓦里斯和诺思1986年计量方法：
把经济活动分为生产转换活动和交易活动，加总交易活动的资源耗费。从买卖关系来理解交易费用，从买方看，交易费用就是消费者支付了但卖方并未收到的那些成本；从卖方看，交易费用就是如果卖方将产品卖给自己就不会产生的成本。此外，公共服务部门的成本。
具体计算方法：（1)加总交易产业的价值。就是在公开市场上为产权交换而提供交易服务的各种部门；（2)在非交易产业中，划分企业职员的职业，提供交易服务的职业收入就是交易费用；（3)加总除转移性支付外的国家公共部门为国防、教育、城市服务等活动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把以上各项相对应于国民经济核算帐户，加总交易费用。 测算结果：瓦里斯和诺思用上述方法对美国1870-1970年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这一比例比1870年增加了近25%。
陈志昂和缪仁炳在见（《交易费用计量研究述评》将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分为三大部门,即非交易服务产业、交易服务产业和国家服务部门,并将所有从业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交易服务的人员,另一类是提供转换服务的人员。通过计算各个部门中提供交易服务人员的数量与其平均工资的乘积之和,即为全国总的交易费用。其结论为:我国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从1978 年的28. 4 %上升到2000 年的43. 2 %;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GDP)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 998 ,且高度显著。
存在的不足：诺思承认：“交易成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由市场的可能度量的成本，一部分是一些难以度量的成本，如获取信息、排队等候的时间、贿赂，以及由不完全监督和实施所导致的损失。这些难以度量的成本部分使得要准确地评价由一种具体的制度所导致的总交易成本是多少更为困难。不过，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程度有多大，我们就在衡量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
2.间接比较计算
为微观企业层面计量交易费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的是威廉姆森。他认为，尽管直接计量交易费用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对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大小的测度，来比较制度的交易费用。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如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等对经济组织选择的影响。
3.经验性案研究
五 交易费用、制度与效率
（一）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
1.交易成本是影响制度安排和效率的根本因素。
a.制度选择的根本依据之一。威廉森认为，交易的差异、交易成本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企业组织、企业管理模式、交易费用与政府规模,农村承包制。 b.制度变迁的关键制约因素。苏联改革失败与对政治交易成本的忽视，反腐败制度的失效，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困境，
c.衡量制度效率的根本依据。一个制度效率的高低主要看其直接的交易成本和间接的交易成本
（二）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率
1.交易成本是影响效率的根本因素
一般说来，交易费用对效率的影响，一是对总成本的影响；二是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由于在一个确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成本弹性很小，交易成本伸缩性很大，交易成本的高低就会成为影响效率的决定因素。具体说来：
（1)交易费用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2)交易费用对合作和交易的影响。“市场失灵”新解
（3)交易费用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影响
2交易费用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专业化和分工深化，合作加强，交易频繁，社会总的交易费用不断增加。交易费用比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的表现。（诺思计算美国70年代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45 %，张五常认为香港达70-80%）。另一方面，单位制度或经济活动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效率提高。在技术相对确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成为影响效率的关键。交易费用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总量交易费用高，个别交易费用低，是发达国家。反之，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
（三）交易费用与我国的改革和社会效率（略）
交易费用理论评价
价值与意义：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丰富了经济学分析的“工具箱”；交易费用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缺陷与不足：1.交易费用的外延不确定。尽管科斯等都列举了交易费用的一些项目，但每位经济学家所列举的项目都不完全相同，如果要严格地、具体地确定哪几项作为交易费用，恐怕很难得到一致的意见。不确定性相关的是难以测算、计量。
2.过分夸大交易费用的作用。科斯1937年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企业产生与存在的唯一决定因素，这过于绝对。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的存在及其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努力，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演变的唯一动力。3.忽视对应概念：合作收益。制度是交易费用与合作收益之比决定的。制度首先是为了合作的，创造合作收益。IE=TC: CR。
六、交易费用、合作收益与交易和制度安排
（一) 合作收益
1.合作
定义：合作是人们之间基于共同目标相互配合活动的行为方式。
依据：超越囚徒困境：合作的缘由；相互依存性：合作的前提基础；重复博弈：合作的形成机制。
交易是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合作实现的机制。交易的目的，就是获取合作收益。 作用：合作是人类理性行为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奥秘。
“囚犯困境”与合作制度形成
“囚犯困境”博弈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团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并不总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揭示了个体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甚至会得到相当差的结果。
2.合作收益
界定、（Co-revenue）也可称为合作剩余，指通过合作和交易产生的超出单个个体行为效益的那部分收益。分工、专业化收益，组织绩效、制度收益、生产者、消费者剩余等。
两个方面：一是合作超过单干的收益部分；二是没有合作就不能实现的收益。 合作总收益和合作净收益。是否包含交易成本。
合作收益的决定:
1，专业化、分工水平，专用性投资2. 合作方式、合作机制。组织、制度。3. 信用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促成人们社会性活动去创造价值的要素。网络、组织、信用、文化、伦理等。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大小制约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4.交易规模。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增5.技术。通讯技术、交通技术与现代经济合作、合作形式发展、合作效益提高。
3。合作收益的测度
比较困难。合作收益=总收益—单人受益之和
比较方法：有合作与无合作效益比较相同要素不同合作方式下收益比较
3.交易费用、合作收益与交易安排
(1）交易的决定。交易能够带来合作收益，同时，也要耗费交易成本，一项交易是否发生、是否值得进行，就决定于交易费用与合作收益之比。交易费用低于合作收益，交易就是合算的。减低交易费用，就能促成更多的交易与合作。
（2）交易规模的决定
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交易费用可能呈U型变化，合作收益呈倒U型变化。交易最优规模在边际交易费用与边际合作收益的均衡点上。信用、制度、技术进步等，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
3. 交易费用与合作收益的分配与交易。
总体 CR>TC,且，A、B的收益与成本相匹配.
交易规模的决定 TC
CR 交易
范文三：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什么是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 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 交易费用低。
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以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的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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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重要结论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了节省这种交易费用，代替市场的新的交易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企业，而企业的不同组织结构也是为了交易费用节省的必然结果。
交易费用经济学包含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市场和企业虽可相互替代，却是不相同的交易机制。因而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现交易。
（2）企业取代市场实现交易有可能减少交易的费用。
（3）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
（4）企业“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产生额外的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不再增长扩大）。
交易费用理论仔细区分了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利益并不一致，但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企业内部交易一般是通过长期合约规定（如企业主和雇员），交易双方利益比较一致，但地位并不平等。市场交易导致机会主义，但在企业内部，机会主义对谁都没有好处。 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与决定因素
在科斯的分析中，科斯并没有专门分析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团。科斯首先赋予“交易”以稀缺性，或者说，他首先认识到交易(活动)的稀缺性，就使分析“交易费用 产生的原因”有了基础、但科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稀缺就是产生交易费用的根源 尽管他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这 一点，他只是从实事出发，贩子交易以稀缺性，从而把交易作为制度经济学购基本分析单位 但他没有分忻其产生原因。
威廉姆森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深刻的多。他指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可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交易因素”．尤其指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及交易的技术结构——指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第二组为“人的因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指出，由个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及资产专用性的存在 都会使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当然，他也没有指出交易费用为什么产生，只是列举了“交易”稀缺性的几个表现或仅指出了市场中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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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 费用；
（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 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
杨小凯(XiaoKai Yang, 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市场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 (YaoKai Yang, 1995)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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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取得的进展
一是把交易成本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运用的全部资源，狭义的交易成本则是指单纯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这种划分，以库特等的表述最为准确。
二是把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是交易之后发生的成本，它可以有许多形式 。
三是进一步强调交易成本是运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强调交易成本是由于制度摩擦所导致的费用，特别是由于产权不清必然导致各类摩擦发生。肯尼斯?阿罗明确定义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操作的成本” 。
四是强调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核心，突出真实信息的表现及获得和识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信息成本的高低，即市场价格信号的真假以及对其识别的敏感，根本取决于产权制度所规定的市场交易当事人的权利及责任、风险界区是否明确，价格归根到底是产权的市场运动形式。 五是强调交易成本是人们发生普遍社会交换关系中发生费用，其发生的前提是人们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的克服和协调发生的成本本质上是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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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与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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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与垂直兼并
在交易费用理论问世之前，纵向联合（垂直兼并）理论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技术决定论”和“市场缺陷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许多生产阶段在技术上紧密相联，属于同一企业经营范围。是技术经济的需要，把这些具有技术联系的生产阶段组织在一个企业中更为合理和经济。
“市场缺陷论”的特点在于着眼于市场中的一些“缺陷”，即市场中偏离纯粹市场竞争模式的现象，来说明纵向联合可以改善经济效益，提高利润。这些市场的“缺陷”包括垄断、寡占、非完全竞争等市场模式。
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垂直兼并垂直兼并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资产有三种特性：
? 一是资产本身的特定性，
? 二是资产选址的特定性，
? 三是人力资产的特定性，
上述三种资产特定性的任何一种都能促使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垂直兼并。
一般来说，资产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垂直兼并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资产特定性达到一定高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垂直兼并就会出现，因此，在一个工业部门中，资产特定性越高，垂直兼并的现象就应该越普遍。反之，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资产特定性越低，垂直兼并的现象应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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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与混合兼并
把混合兼并理解为部门企业组织（M结构）的自然发展，这种混合型组织是为了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多部门组织管理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把混合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内部资本市场是交易费用理论对混合兼并的有力解释。它反映着资本市场经由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而得以内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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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的局限性[1]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混淆了交易费用与信息费用在内涵上的差异。如果将交易费用等同于信息费用,那么,必然会陷入“计算信息费用,尚需信息”的无限倒推的逻辑困境。
2.科斯在对企业起源的论述上,过分强调交易费用的作用。经济学的已有成就表明,分工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在同一空间内的协作也是形成企业的重要原因[2]。
3.关于企业界限问题。当市场结构不是纯粹竞争型时,即使我们假设交易费用为零,市场仍然存在使企业产生、扩大、缩小、倒闭的经济动力。也即市场结构的不完善本身可以单独导致企业界限的变化,交易费用并非是绝对必要的因素。
4.由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缺乏行为理论基础,没有将交易费用扩展到所有的市场经济组织之中,科斯定理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如有人指出:在非竞争性相互关系中,人们之间存在着的谋略上的相互斗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而,由交易费用(即利用市场定价机制的成本)为零,无法得出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结论。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威廉姆森把分析的基本单位定为交易,认为整个经济组织乃至于整个社会都是由个体间相互契约组成的,经济组织是契约关系的主观组合,从而认定组织中的各个部分是可以任意分割的,并且这些分割和重组只涉及交易费用的问题。显然,这种分析忽略了各种生产组织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技术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现实。
2.在使用有限理性这一假定时存在问题。在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中,一个重要的假定是有限理性,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3]:其一是信息复杂性引起的,其二是信息不确定性引起的。如果不考虑复杂性,就意味着交易主体都可以运用所获得的信息,对于真实情况的理解即使是有限制的但也不存在什么问题。此时,交易双方争议的出现就只能通过他们所使用的信息不同来解释,对相同信息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争议实际上被排除掉了。
3.在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中,他似乎是说机会主义引起了信息不对称,但引起不对称信息的主要原因是有限理性。由于混淆了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威廉姆森范式一方面无法将行为的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有限理性与缔约环境的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如果没有这种区分,机会主义就不能作为一个标准,连同有限理性与资产的专用性来说明缔约问题的存在,并进而确定相应的规制结构。
4.威廉姆森只考虑了规制结构的成本,没有考虑规制结构的收益,其范式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按照威氏的观点,规制结构的变迁就是朝着组织和管理资源的成本达到最低的方向变化。但引起规制结构变化的不只是成本一个因素,组织在变迁的过程中也会引起自身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组织的技术、生产和营销等特征方面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收益。 根据威廉姆森范式,如果只比较规制结构的成本,不仅受规制的交易要独立于规制结构之外,而且其性质也要保持不变。这样,一个规制结构被另一个规制结构替代时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才有意义。否则,当我们说“交易x受结构y规制”时,并未道出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真相。在比较不同的规制结构时,如果要维持交易的性质不变,也就等同于假定从规制该项交易中得到的利益是不变的,或规制结构的性质不变。事实上,组织活动和生产活动是不能分割的。如当企业的管理活动提高了投入要素的质量时,此时不仅影响到交易费用(由于监督引起的),而且直接影响到产出的价格(由于生产效率的变化)。后一种效应就是规制结构的收益。
交易费用理论上的缺陷,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看得更清楚:当规制结构处于一般均衡时,意味着不存在规制结构重构的激励。此时,有关契约事先和事后的条件完全相等,这意味着缔约双方事
先对契约的有关条款都能完全理解,且同时认识到事后是不能改变的。显然,威廉姆森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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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理论的意义
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可以指摘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面目，使呆板的经济学具有了新的活力，并更具有现实性。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是把注意力引到企业在我们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上来，就错了；在我 看来，这一结果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我以为这篇文章在将来会被考虑具有重要贡献的是，把交易成本明确地引进了经济分析之中。”(科斯，1991)。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范文四：交易费用理论缺陷
第一，交易费用理论忽视了竞争对交易者行为的影响。人 们之所以会采用非机会主义行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交易者 之间是有竞争的。尽管交易者是和某一个供货商或购买者进行交易，但交易者在交易中的表现却会在市场中传播。人们总是会选择商誉较好的交易者，而不会 选择商誉较差的交易者。
一 旦交易者没有恪守诺言或有欺诈行为而失去了信誉，就会 通过 消息的传播，使其他交易者获知这消息，从而影响其他交易 者的选择。因为，交易者的收益在很多情况下是依赖于交易者 良好的信誉而不是依赖于商品本身。因此，在竞争市场上 。信誉 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资产．并且通过它本身可以创造更多的资产。而在交易费用理论中，忽略了竞争市场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交易者似乎 对于以前的交易状况一无所知。同时也不顾及机会主义行为对以后的交易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机会主义会见缝插针，处处显现 。这种假定忽视了在竞争市场中．信誉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从而使得机会主义假定不能解释在许多 情况下交易者之间宁简勿繁的契约关系。因此，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机会主义假定是一个忽略了上 述三个方面重要特征的假定。这种偏颇的假定使交易费用理论 的模型无法解释众多的经济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交易费用理论中作为核心概念的机会主义假定是不完善的。
第二，交易费用理论的逻辑缺陷。交易费用理论提出，由于 资产的专用性特征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性，为 了减 少风险需要建立某种保护性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建立也是有成 本的。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预 防机制有可能因为情况的改变 而带来新的风险．要解除或减少新的风险．又需要建立新的机 制来防范风险。这样层层推进，保护性机制 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能会重新退回到市场状态。而在科斯和威廉姆森的理论中，保护机制和组织的形成恰是由于市场的失败而造成
的。这就造成了交易费用理论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理论将节约交易 费用看作交易过程和企业运行的唯一因素．忽略 了收益方面的考量。如果考虑到交易者对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交易者在一定 范围内就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会 采取促成交易完成的行 为(这一点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已从另一个角度讲过 )。因此， 对于交易费用理论来说，要克服其 逻辑缺陷，就必须 考虑其他 因素。 第三、对企业和市场的异质性考虑的欠缺
在市场体系中．市场 机制的交易费用的大小最终会影响到 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交易。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很大时．企业 的最终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困难。这 样，就会造成企业的周转率下降，迫使企业减 产或缩小规模，造 成企业萎缩。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减小时，产品的交易变得容易， 企业的周转率提高，促使企业增产或扩大规模。因此，对 于一个 企业来说无论是购买还是出售，市场 交易费用的大小都会影响 到企业的规模，形成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 。所以说，企业 和市场 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同时，企业 的数量和规模也会对市场造 成影响。在正交易费用条件和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企业 的 数量减少、规模减小会使市场萎缩；相反，企 业数量增加、规模 增大也会带动市场的发展。加上某些企业的特殊性质，如银行 、 信息、律师事务所等产业的发展，使 得市场上的资金流通大大 的便捷．信启．的沟通迅速加快，大 大节约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因 而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单个 的交易过程中如果产 生合并．可以说企业 取代了市场。但是在市场体系中，企业是依 赖于市场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企 业和市场并不是同质 的，而是各自有其不同的
特性。企业和市场之间会产生相互影 响，具有互补性。交易费用理论在分析中忽视了企业和市场之 间的异质性．从而 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互补关 系。这种分析只适用于单个交易，而 不适合于分析整个市场体 系中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范文五：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
（2009-10-9）
一、交易及其交易费用的含义
1. 交易。奥利弗?E ?威廉姆森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者。他认为交易是指“某种产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由此宣告一个行为阶段结束，另一个行为阶段开始。”②这种定义表明：①交易的对象是产品与服务；②交易是产品或服务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转移，即产品或服务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转移过程，或者说是“让渡”；③交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时刻进行着交易，一段交易的结束伴随着另一段交易的开始；④交易必须是技术上可分的，也就是说，产品与服务在技术上可以在不同的单位个体之间转移。这种技术上可分的说法限定了交易的具体的现实范围；⑤交易是一种关系，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组织之间。威廉姆森给出了交易的条件和表象，但是没有说明交易的动机，即交易为何发生的问题。
2. 交易费用。至今经济学家们仍未对交易费用给出一个很好的定义。具体来说，交易费用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科斯在1960年的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这样描述交易费用，“为完成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找到愿意交易的人，告诉人们有人要作交易以及交易的条件，有必要进行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并监督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等……”。简单地讲，这里提到的交易费用包括事前的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事中的讨价还价与签订合约的费用以及事后的监督执行合约的费用。
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形象地比作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物理学中，为了分析的方便，常常忽略摩擦力，经济学中也往往这样。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费用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交易费用，并特别强调合同签订之后的交易费用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交易行为偏离合同导致的交易双方的“不适应”成本；②为纠正事后不合作行为而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成本；③为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的成本；④为保证合同条款兑现而付出的成本。④这种事后的交易费用来源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事前签约的不完备性。由此看来，事先的签约成本和事后的签约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事先签订的合约越详尽，事前的交易成本越大，事后由于签约不完全导致的合同纠纷，从而产生的事后的交易费用就会越小。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充分预见未来并且签订严密的合约，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的替代性具有一定的范围，二者不能完全替代。
交易费用还可以分为市场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和行政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前者如起草契约的费用、调整契约的费用和契约纠纷引起的费用等；后者则包括行政管理费用、激励弱化导致的费用以及企业内部人员为了争夺职位导致的内耗等。因此，科斯区分的内部组织生产的成本和运用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这里一般化为交易成本——不同方面的交易成本。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
威廉姆森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合同人”的假设上，而不是其他诸如“经济人”、“工作人”或者“政治人”之类的假设。他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作为合同问题来看待，这对于了解是否能节约交易成本很有用处”【奥利弗〃E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交易费用的分析建立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 和机会主义假设前提上，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建立了资产专用性、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认识。
1. 有限理性
所谓理性，即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当事人所做出的理智的行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理性也就是理性，是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够作出的最好的决策。但是，在经济学中，理性似乎
包括这样一层涵义，即人们是充分信息的，没有信息成本，也不会出现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作出收益最大化的决策。威廉姆森将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理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每个人总是想方设法地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假设的优点在于，不用考虑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产生的不同的激励问题，从而将生产者的行为归结为特定生产函数和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将消费者的行为归结为特定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这种简化当然有助于分析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忽略对各种经济组织的分析，既与可观察到的复杂多样的经济组织的现实不符，也不利于解释组织内部的效率、更替和演化问题。以收益最大化为方向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就是一个强理性的假设。人们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考虑信息问题、风险问题、讨价还价问题和激励问题，因为这一切都被简化掉了。但这些因素对于经济组织的分析却是十分重要的。
弱理性的概念源于经济演化理论，它是现代进化论方法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程序理性或者说有机理性(OrgankRational计y) 。演化理论认为各种制度不是通过设计或者说人的理性行为获得的，而是在经济体的自发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没有人能够设计出未来发展的蓝图，人类对于未来的对策更多的是去适应，对于未来的设计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演化的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说，认为人的理性在经济体中是无能为力的。
介于强理性和弱理性之间的中等理性也就是威廉姆森所指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森称有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经济学才能成立”。可见有限理性对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来自西蒙。我们说理性有限，并不是说没有理性或者不讲理性，而是说人们只能在已知的条件下，作出最优的决策。然而，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人们能够作出的理性只是短暂的、有限的，而不能对未来作出很好的判断。同样，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人生阅历也会导致人们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别，对于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但是，这并不否认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正是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制度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有限理性导致“合同人”在签约时无法保证合同的完全性，也就是说，双方无法对事物的现状和未来有充分的了解，并且细化成一条条合同条款。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如果承认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再想签订面面俱到的合同，借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因此，研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由于有限理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有限理性的假设必须与另外一个假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说明制度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是有限理性，但是如果交易双方的行为不具有投机的性质，那么，大家仍然按照合同行事，而不会出现一方利用不确定性及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欺骗对方的行为。这样一来，制度研究或者说治理结构探讨就显得多余。
2.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或者说投机) 假设是指，只要自己不被处罚或者自己的行为不易被发现，人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就会不择手段地(甚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 牟取私利。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于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 自私自利的。正是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经济学中关于人是自私自利的假设一直延续至今。不过，传统的假设认为人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显然，这种假设对于现实的解释力是不够强的，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太多的欺诈行为，如短斤少两、出尔反尔、欺上瞒下、损公肥私、偷税漏税等等。也就是说，交易费用理论假设人不仅是自私自利的，而且往往会损人利己。
威廉姆森将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分成强、中、弱三等。最强的追求私利行为就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说的投机行为；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中等的追求私利的行为，即在不损害他人
基础上的自利行为；最弱的一种追求私利的行为指服从行为，即个人服从集体，个人不追求自己的私利，这是社会工程学中关于人的行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投机假设是一种很贴近现实的假设，人们要不是害怕损人利己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要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投机一定会十分盛行。因此，机会主义假设似乎触及到了人类的本性。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有限理性条件下，需要设计出一定的组织形式或制度以减少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投机行为或者解决由于投机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这就如同减少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这种针对投机行为的机制设计有利于减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从而使交易变得有利可图而又充满效率。
经济学家将投机行为分为两类即事前投机和事后投资两种，这两种投机行为又被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或者投机行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三、影响交易行为或交易方式的三个因素
如果交易费用很高，厂商很可能依靠内部产品，而不是依靠市场。在签订排除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协定时，很难排除这种情况。在辨别这些环境时，有三个交易尺度非常重要：
1．频率。想象一个厂商为了获得设备服务签订协议，如果这些服务只是需要一次或几次，厂商可以利用市场。另一方面，如果厂商反复需要这些服务，那么利用市场的交易费用就会过高，因为存在多次重新签订协议的成本。厂商对于一个投入晶的需要的频率越高，内部生产为厂商节约的交易成本就越多。
2. 不确定性。威廉姆森讨论了三种不确定性。初级的不确定性的提出是因为环境会变化并且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将来。第二级不确定性是由缺少交流带来的。决策者可能不知道其他人制定了怎样的计划，并且准确地、完全地传输信息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最后，廉姆森提出第三种不确定性，即行为的不确定，它能够由决定信息的泄漏的策略或者机会主义行为产生。
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具有原发的和继发的两种，前者是指随机发生的不确定性问题，后者是指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方无法了解另一方的行为决策。前者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后者属于人的投机行为带来的问题。有限理性决定了交易双方无法签订完全的协议，源于投机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关系变得复杂。不确定性会对经济组织产生影响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当交易不涉及专用性时，即使出现不确定性，交易出现中断，交易也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贸易关系重新延续。例如，即使没有房客租住，市中心的房子也可以轻易地改为写字楼租给公司或者改装为商店。因此，不确定性不会单独对交易性质产生影响，但是一旦交易涉及到专用性问题，不确定性的增大就要求交易双方设计各种机制以解决可能带来的问题。
3. 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意味着一些资产对于一个企业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程度。威廉姆森认为专用性资产至少有四种类型。①专用地点。这是指特定的区位对于特定的交易具有专用的特性，如码头对于海运公司具有专用特性；②专用的人力资本。即由人力资本投资而掌握的某种特定的技能和知识的拥有。例如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企业的管理者、注册会计师等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往往来自于特殊的长期的教育培训以及生产活动中的"Know-hOW ”等；③专用的实物资产。如固定资产设施、机械设备等等；④其他的特定用途的专用资产。如商誉、晶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专用性的资产只有针对于特定的目的时才具有专用性。例如，某一领域的专家只有在研究特定的问题(与其研究方向一致) 时，其知识和经验才具有专用性；注册会计师的技能只有在进行与其相关的活动(如财务管理) 时才会有专用性。这些专用性资产往往由于这些特殊的投资而产生一种租金，给其拥有者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不同的资产专用性投入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之结合，因此，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对于后面认识一体化行为、非标准合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产可以被专门作为地域安臵的结果、物理特性或者特殊的人力资本。一个能很好地教授产业组织的教授对于任何想开设这门课程的学院或者大学(或者成为“厂商”) 来说就是有
价值的。但是在某个特定学校里，计算机教室只是对那个学校有价值，因为它不能被挪到别的地方。其他的专用资产包括：一个从炼油厂到被隔离的终点地区的管子、用来压印汽车车身零部件的巨大模具以及商标资产。涉及高度专有资产的交易很可能是昂贵的。一旦做出了一项专有资产的投资，买家和卖家就成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关系的两方，这很可能导致有难度的和高代价的协议，很可能涉及相当大的讨价还价，以及双方的欺诈。以汽车钢型(用来压印汽车车身的模具) 为例，钢型对于特定的车来说是专有的：丰田需要凯美瑞钢型来压印其凯美瑞车身，所以这个钢型的所有者就有权利议价。但是这个钢型不能用来做其他的模型，所以它的所有者也只能依靠丰田。在这种情况下，丰田自己拥有钢型就讲得通。总的来说，专有资产的所有权归使用者会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动力并且会减少相关的交易费用。
综上所述，威廉姆森对科斯原有观点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厂商致力于成本最小化的通常假定。增加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普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总和。交易越频繁，不确定性越大，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越高，厂商就越有可能采取内部的行为。
四、交易费用与纵向一体化
交易费用理论被广泛用来分析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制度和组织演化行为。换句话说，是交易费用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组织的形式和变迁。许多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理论运用于解释各种经济组织和合约安排，其中包括企业规模的演变、企业合作的方式、企业兼并与分离甚至文化习俗的形成和作用。本节介绍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
1. 纵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是指把在生产阶段上具有连续性的各个环节纳入同一个企业的过程。一个产品从投入原料到最终生产出产成品，其中一定会经历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进行，也可以通过处于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进行。例如，沃尔玛公司原来是一个销售公司，以前它销售的所有商品都是供应商生产的，它通过购入产品(即市场协调交易) 然后卖出商品的方式获利。在这里，沃尔玛之类的销售商(中间商) 和为其提供产品的供应生产商以及生产商的原料供给者都是产品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如果原料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价值链是非一体化的。相反，如果沃尔玛不仅销售购人的商品，而且自行生产产品自行销售产品，那么就可以说沃尔玛具有纵向一体化的特征。这种由销售向生产方向一体化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后向一体化；相反，由生产阶段向销售阶段的一体化，我们称之为前向一体化。生产家电的厂商不是把产品卖给销售商，而是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点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就是前向一体化。我们说的“前向”就是指企业向价值链的下游(消费者一端) 延伸，而“后向”则相反，是指企业向价值链的上游(产品和原料生产方向) 延伸。
一般来说，纵向一体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某一项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来说，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最终购买产品，其中有很多的阶段，而且生产和销售每个阶段本身也可以分为很多的环节。就生产来说，有的企业专门生产零部件，有的企业则专门利用这些零部件组装产品，当然也有的企业既自己生产零部件又自己组装产品；就销售来说，一般有零售商和批发商之分，还有不同层次的代理商。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完全的非一体化很少见，但是完全的一体化也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生产商可以前向一体化自己销售商品，也可以后向一体化自己生产原料，但是这家生产商并未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因为生产原材料的工具还是需要从外面购人。只有完全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就像一个大工厂，完全没有市场协调，才称得上是完全一体化，但现实中很少见。
新制度经济学需要解释的是，企业为什么要进行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 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企业一体化的程度?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科斯的企业的边界问题，纵向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企业边界扩张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企业与市场的替代问题，交易费用理论对此的一贯解释是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一体化程度的根本因素。
2．纵向一体化的传统解释：技术决定论。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复杂的技术需要复杂的组织与之相适应。例如大型的生产机器的发明，可以将不同的生产环节连接在一起，从而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通过技术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典型做法就是“福特制”，即通过机器的使用实现制造方式的标准化、装配环节的流水化。这种大量生产方式显然要求企业有较大的规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人类的生产活动已广泛采取迂回生产方式，即通过制造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机器的使用可以使大规模的生产变得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企业的兼并与扩张，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技术与纵向一体化联系在一起。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黑箱”，要素投入其中就产生了产品，至于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却很少有人关注，因为投入产出效率由生产技术函数先验地决定了。从这个角度讲，技术决定论被广泛接受也是不足为奇的。由技术进步导致的规模经济还会伴随着另一个效应——范围经济。技术促使规模生产更加简单易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副产品的使用有利可图，企业从一个领域扩张到另一个领域，从一种产品生产延伸到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潜能，降低企业整体的成本，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这样一个过程反映在交易由“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钱德勒对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发展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主要表现在蒸汽机的使用、电力的运用、铁路网络的构建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进步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组织结构。以美国为例，贯穿南北的铁路运输网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通讯技术的发达降低了大规模企业沟通协调的成本，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专业化经理人阶层诞生，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兼并浪潮。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不以为然。威廉姆森认为只有当以下两个条件得以满足时，经济组织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的：①拥有一种唯一的、绝对优于其他技术的技术；②这种技术要求建立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而且他认为这两种条件都满足的技术极为罕见。②因此，使人们作出纵向一体化决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指的“交易费用”，即只有当纵向一体化可以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才会选择纵向一体化。
2．交易费用的解释：治理成本。
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协调都是有交易成本的。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我们将所有的关系都称之为契约(或者合同) 。因此，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都是契约关系。不同的契约关系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来节约交易成本。如果我们将现实世界中的交易简单地分为市场和企业，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各有其优劣，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成本”。科斯将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称为组织成本，把市场上交易的成本称为交易成本，企业会扩张直至通过企业组织一单位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通过市场组织一单位交易的交易成本。后来，经济学家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都一般地称为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具体地称为官僚主义成本。他认为市场和内部组织之间的区别有三点：第一，市场比内部组织能更有效地产生强大的激励并限制官僚主义无能；第二，有时，市场有通盘解决需求的长处，由此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第三，内部组织更易于建立不同的治理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