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西南联大校歌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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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的大手笔、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纪念碑碑文1100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充分抒发了对“我国家”未来“旷世伟业”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气势宏伟，让人一诵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全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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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 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 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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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

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i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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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摘自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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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和校歌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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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西南联大的校歌、校训、校徽、校旗

西南联大的校歌、校训、校徽、校旗

一、校歌产生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 大学被迫流亡。 南迁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 由清华校长梅贻琦、 北大校长蒋 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组成校常委会,主持学校工作。

12月 13日南京陷落,震动武汉,学校被迫于 1938年初再迁昆明,更名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 5月 4日正式开课。

1938年 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各高校制订校歌和校训 呈报教育部。 7月 20日,西南联大以“因学校创业未久,俟编成后再呈报”回 电教 育部。而教育部再次以“训令”催促,并限一个月内呈报。于是,学校常 委会于 10月 6日开会决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等教 授组成了校 歌校训制作委员会,指定冯友兰为召集人。

制作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和广泛征集, 征得了冯友兰、 罗庸先生 各写的校歌歌词一份, 马约 翰、 沈友鼎、 张清常先生的曲谱三份。 校训拟为“刚 健笃实”一并呈报学校常委会。 经常委会讨论研究, 校歌采用了罗庸教授 《满江 红》词,张清常先生谱写的曲。 校训改订为“刚毅坚卓”,向教育部呈报。 1938年 12月 12日,学校常委会将“刚毅坚卓”的校训在学校正式公布。 校歌也开始在学生中演唱, 全校各院系组成“联大校歌队”, 由张清常先生指导, 在全校性集会上做示范性演唱。

《满江红》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 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 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先生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称:“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 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

新生入校,首先要学唱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校歌。

1945年 5月 4日, 西南联大的全体师生在学校图书馆前广场上唱起最后一 次校歌。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还燕碣。 ”现在仇寇已经驱除 , 马上就要复神京, 还 燕碣了!师生们唱得特别带劲,唱得荡气回肠,余音袅袅,曲终时,几乎所 有的人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在这首爱国悲壮的校歌中结束了 8年使 命,三校开始北上复员。

二、校歌及注释

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

词:罗庸 曲:张清常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

三、校训

在组成西南联大之前, 三个学校各都有自己的校训。 北大的校训是:“博学审问, 慎思明辩”;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南开的校训是:“公能”。 三校在长沙仓促组成的临时大学,没有校训。

“刚毅坚卓”的校训, 含义极其深刻, 并不是三校校训的简单相加, 它既体现 了学校的办学方针、 培养目标, 又体现了教师治学和学生学习的应有态度, 还体 现了全校领导、 教师和学生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西南联 大的时代特征和人格风骨。

“刚毅坚卓”四字, 各含其义, 又有机联系。 “刚”不言而喻即指刚强、 顽强、 刚健,刚能立事、刚能取胜、刚能救国、刚能安邦,林则徐说:“壁立千 仞, 无欲则刚。 ”“毅”则指果敢、 有毅力、 志坚不拔、 持之以恒。 《论语·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道远。 ”“坚”即指立场坚定、 信念坚定、 态度坚 决、 基础坚实、 学识厚博。 王勃 《腾王阁序》 说:“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卓” 是指才识“超越寻常、 无与伦比、 卓尔不凡、 卓然而立、 高瞻远瞩”。 《世

说·容

止》云:“卓卓如鹤在鸡群”,《汉书·河间献王传赞》也云:“夫唯大雅,卓 尔不群。”

“刚毅坚卓”的特别校训集中体现了联大刚筋铁骨般的人格特征和独特的精 神风貌, 每个字都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含义, 正是在这种人格力量和精神风 骨的支撑下,联大三校师生不惜辞去“五朝宫阙”(联大校歌中的一句),背井 离乡,流亡颠沛万里,不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畏流血牺牲,坚决抗战、反 对投 降, 坚持民主、 反对内战, 坚持“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的信念, 创造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 8年中, 联大培养学生8000多人, 其 中毕业 2500多人,造就了各行各业的不少国家栋梁之才,其中有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有数学家华罗庚, 有两弹元勋邓稼先, 有光导纤 维之父黄宏嘉 等。

四、校徽

此校徽为三角形的三等分(每一等分亦为一三角形),似代表清华、北大、南开 三校的大联合。

五、校旗

五、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 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 上距二十六年七月 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 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 再上 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 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 至是 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 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 变, 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 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 此三校实为其 中 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 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 文 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 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 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 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 始上课。 一学期后, 文、 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 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 设分校于四川 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 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 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 日月重光, 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 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 结束。 原有三校, 即将返故居, 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 与夫三校合作 之 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 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 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 所谓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 有能北返者。 晋人南渡, 其例一也; 宋人南渡; 其例二也; 明人南渡, 其例三 也。 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 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 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 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 终寄最后 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 代之 盛事、 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 勒为碑铭。 铭日:痛南渡, 辞官阙。 驻衡湘, 又离别。 更长征, 经峣嵲。 望中原, 遍洒血。 抵绝徼, 继讲说。 诗书器, 犹有 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 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 一体,如胶 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 象坚节,纪嘉 庆,告来哲。

范文三：西南联大的有名的教授和学生

西南联大的有名的教授和学生 在联大学习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故院士总数为90人。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这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一大批突出人才，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人才济济，洵非虚语。

西南联大师资阵容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西南联大有一批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学术造诣很深，知识面很广，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在科学前沿从事研究。因而西南联大的课程教学是一流的。杨振宁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柢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

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有27人。 由于老师好，学校声誉好，优秀学生趋之若骛。不仅新生质量高，还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转入联大。西南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44年因车祸受伤，1945年初持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时的朋友梁大鹏的介绍信到昆明找吴先生。时值学年中间，不能转学。吴先生即让他随物理系二年级听课，暑假通过转学考试取得学籍，入学后通过考试即可免修这些课程。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

于课后请吴先生指定更多读物和习题，李每次均能很快完成。吴先生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乎常人。李又用一年时间基本学完物理系数理方面的必修课。1946年吴大猷奉命出国考察，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李政道因无大学毕业文凭，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只有芝加哥大学通过考试就可以接收，李政道顺利地被录取。吴大猷慧眼识人才，终于使这颗明珠得以充分展示其夺目的光彩

范文四：闻一多导师和西南联大新诗社

今年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60年前，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是昆明民主斗争的核心人物，而且是推动中国新诗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言论，这些言论生动而深刻，不但对联大新诗社、联大文艺活动有指导作用，对当时云南社会文化工作有影响，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路途中，闻一多先生的理论，对发展人民文艺事业也有现实意义，应该受到重视，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

抗日战争开始，闻一多先生跋山涉水，由北往南徒步长征，来到了封建、落后的山城昆明，亲身体验了中国下层民众的艰辛苦楚，他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这以后，他几乎没再写诗，也不画画，而是写批判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反对**独裁的杂文，发表演讲，朗诵别人的战斗的诗篇，并且像鲁迅那样，用自己胸中炽热的火种，去点燃下一代人心中的火炬。闻先生是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的导师。按西南联大训导处规定，学生集体活动要有教授“指导”，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要教授负责。这本来是国民党“聪明的”党棍们发明的一种“防火”措施。但没想到，闻一多导师，却和同学们一起放火——放争取民主、消灭反动黑暗统治的火，这火越烧越大，从祖国西南烧起，一直烧到北平以至全国。

1944年4月9日，联大十多个喜欢写诗的同学，步行20多里，到昆明郊外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家，向他请教，并请闻先生担任导师，成立新诗社。他领大家到树荫下的草地上围坐成一圈，听同学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并不时发表意见。他首先批判中国传统的“诗教”，说“温柔敦厚，要不得！”他说，旧社会的诗人一向把诗当做媚人娱己的玩意儿，我们不要这样的诗。作诗不是重要的事，会不会作诗，作不作诗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先学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做反动统治的奴隶。诗人应该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要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喊出真正的人民的呼声。

他说，“咱们的新诗社，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新诗社是写诗的团体，但它应该不同于过去和现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组织的团体。它应该是完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形式上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新的诗。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他说：“当一个人对生活有了这样那样的感受，他心头在激动，他想把这种感受倾吐出来，争取别人的共鸣。他要用最好的语言去激动别人的感情。这样的诗才会真实，才会有内容。但是，这样的诗也十分危险；如果他的感受只是个人的休戚，如果他的感情只是无病呻吟，那他将糟蹋了自己，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欺骗了别人的同情。你们也就可以明白，过去我说过，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简直是胡说！只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你说了话，你发表了东西，你就会这样那样地影响别人。如果说，他是出于无心和幼稚，咱们也得和他大喝一声！”

闻先生批评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是“胡说”，这不仅在旧时代难得从名学者、名诗人口中听到这种话，就是在今天，也并不多见。这些话，对我们今天写诗的人也是可贵的。

当时，书店出的诗集和西南联大墙报上的诗，有不少闻先生所说的“无病呻吟”，有的就像外国蹩脚作品的译文；有的长如瓜藤，读不断句；有的虚无飘渺，如读天书，离奇古怪，无所不有。这些诗，大都标榜“清高”，“为艺术而艺术”，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不染红尘的模样，实质上是引导同学们闭起眼睛不看血淋淋的现实，叫知识分子把灵魂自我禁锢在自私的蜗牛壳里。而闻一多作为新诗社的导师，是反对写这些东西的。诗如其人。因此他说，要写新诗，你就得做新的人。他痛斥那些“堕落”“无聊”的东西。

闻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新诗的标准。后来新诗社就一直按着他的教导前进。

新诗社当时订了四条纲领：

一、我们把诗当做生命，不是玩物；当做工作，不是享受；当做献礼，不是商品。

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

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

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

现在重温这些文字，我胸中不禁涌起阵阵热潮！民主的前途就是诗的前途！在为真正的、彻底的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今天，我愿意把这些装载着革命先烈思想与品格的语言，献给为新长征而努力写诗的年青同志。

诗“可以群”。闻先生用力发挥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国民党叫嚷“闻一多煽动青年”，最怕闻先生“煽动”。他朗诵共产党员——艾青和田间——的诗，而且还加以讲解，大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叫人们当旧时代的叛逆，他像摇着鬃毛的狮子那样在台上呐喊！新诗社不断举行朗诵会，参加朗诵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说，新诗社的大门是打开的。许多校外的同学、公务人员、中学教员、报馆编辑、记者，也带着他们的诗来参加朗诵会，成了新诗社的社员。我们开过几次千人以上的朗诵会。闻先生和大家一起朗诵，他那像大提琴一样的声音、卓越的朗诵艺术才能，经常把群众的热情推向高潮。

随着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闻先生带头参加各种群众活动，为民主呐喊。他说：“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没有民主，也不可能发展科学。”但是，他心目中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的“民主”，也不是仅属于官员、知识分子（今天所谓“社会精英”）的“民主”。他对我们说，民主，不是要我们这些人做主，而是要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一文中，他说，“我们要争取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人民的世纪呀！”他的诗充满对旧社会的憎恶与创造新世界的激情，写诗对他是人生重要的使命。他认为诗人必须对人民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对作品负责。……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些话，对于今天那些写不让读者看明白的“诗”的作者和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需要的编辑，都是中肯的忠告。

他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推崇屈原、杜甫。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说，屈原是被人民热爱的，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的。《离骚》和《九歌》都是民歌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

他说：“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闻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先生的心和行动，是与屈原、杜甫同样的。但他用生命写的诗，却更为光辉、壮烈。我希望今天中国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以闻一多为榜样，以屈原、杜甫、鲁迅为榜样，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的人民。

闻先生要求诗参加现实斗争，但并不是说写诗不要讲究艺术性。他说，用诗来宣传思想，诗本身并不重要；如果能达到宣传的目的，诗写得不像诗也不要紧，它可以像小说，像戏剧，人们可以在表现技巧上做种种试验，因为诗有无限的弹性，可以变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而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但是，诗必须有艺术感染力，否则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后来，他把这些话写成了一篇文章。今天我们看，这样的见地是非常大胆的，又是合乎辩证法、符合诗的艺术规律的。用不着怕“宣传”两个字，我们就是要宣传真理，宣传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好人好事，打击损害人民的丑恶东西。

闻先生的指导使我们明确诗的任务。我们除了开朗诵会，同时也出墙报；前者是运动战，后者是阵地战。在反动政权发动内战期间，半夜里，我们把墙报贴在一块大木板上，在四周用红纸剪贴成一团团火焰，挂在靠校门的墙上。第二天一早，它跟前就站满了人。那个挂着联大教授招牌而实际是国民党管三青团的党棍走进校门，就盯着这团火看了半天，满脸不高兴。同学们看到他那副脸色，就高兴地跑来给我们报信，我们都乐得哈哈大笑。不久之后，新诗社举行朗诵会，三青团就故意捣蛋，捶教室的门，怪叫，可是他们就是阻挡不住群众开会，阻挡不住争民主的汹涌浪潮。

当闻先生的脚步走到昆明人民大众中去的时候，新诗社的阵地和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我们用报纸副刊的形式，出版了多期《七月诗页》，自己拿到校外去卖；还出版了戈扬的《抢火者———“一二·一”运动的叙事诗》和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等诗集。1944年为贫病作家募捐，在后方各大城市募捐的300多万元中，新诗社就占36万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它在昆明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力量支持，而这和闻先生的号召是分不开的。新诗社最积极的社员何（孝）达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好诗，受到朱自清先生的称赞。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展开激烈搏斗的“一二·一”运动中，新诗社有三个社员被国民党杀伤，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一条腿。为争民主，我们的战友流了鲜血。

我们的导师闻一多先生，无论在我们学习写诗的时候，还是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都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心连着心的。

新诗社聚会，大家带着自己写的诗来，互相传阅，自己朗诵，请大家批评，提意见。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对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而且可以增进集体间诚挚的友谊。闻先生只要能挤出时间，便来参加，和大家一起看诗、听诗、提意见。我们看闻先生，他既是我们最可信赖的老师，是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又是像父兄那样关心我们的长者。闻先生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

一次，新诗社在一座破旧的小木楼上聚会，闻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拿着手杖来了。他见到大家，很高兴。请他坐床上他不坐，靠墙边几个社员坐着稻草绳编的矮墩子，他便挤到他们中间去，说：“我到你们中间是来取暖的！”我带了写抗日战争的短诗《山，滚动了！》，请闻先生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大家听着。我觉得闻先生朗诵的好像不是别人的诗，而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可是后来完全记不起闻先生和大家都说了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有同学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署我的名。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给报社的，但估计是闻先生。后来又听说他把这诗编进《现代诗抄》（《闻一多全集》），并且译成英文寄到国外。我当时写诗，根本不是为了出名、做诗人，如果闻先生没有发现这首诗并且如此重视，也许它就留不下来。今年春天，我的老友诗评家宋垒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华人世界”节目中，看到澳大利亚侨胞的孩子们朗诵《山，滚动了！》，他很激动。这说明这个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那时候，我常在碰到大问题思想苦恼时跑到闻先生家里打扰他，经常看见他在低头刻图章。为了养活一家8口，他常熬夜，眼睛里满是血丝。每当此时，他总是放下刻刀，和我谈国际形势，谈苏联红军解放东欧。他给我粗草纸印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嘱咐我好好看这本书。我参军抗日，曾把我要打日本鬼子也要改造旧军队的思想告诉他，他用篆书写了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送给我。在印度，我看到印度人民被英帝国殖民者剥削、奴役，十分穷苦，和中国老百姓同样可怜。我当时没有马列主义的科学认识能力，看不到人民革命的力量，看不到光明，觉得中、印人民前途没有希望。我以浓重的悲观情绪写了一首《黑土》。其中有“时间拖着灰色带血的长尾巴，沉重地压着大地。……人群瞪着昏瞎的双眼，在荒原上流荡……”回国后我请闻先生看。他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了几道，旁边写上两个大“？”。下午他在学校给从军返校的同学讲话，说，“今早，有一个从军同学给一首诗让我看。好诗，但写得我不同意。他说印度人怎的没希望了。是人就有希望，只要我们觉醒！除非我们是苍蝇，是臭虫……尽管受尽压迫和痛苦，终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而不是英国人的世界。印度有期望，何况我们中国！”我坐在会场里听着，想了很多，觉得开了窍！闻先生真了不起，他学习马列主义学说，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此时他已经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未来了。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闻先生曾想去延安，中共南方局同志劝他留在昆明，他的工作和影响是无人能代替的。但他实际上是以革命战士的精神、意志对待生活和斗争的。联大同学陆续北返后，国民党特务装扮成疯婆子，常到他宿舍周围造谣恐吓，他的处境已很危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讲学，高薪，还可带眷属。他说：“这时候不能远离斗争跑出去！”同学们担心他的安全，请他和大家一起离开昆明，他觉得工作不能放下，坚持要等到最后才走。他无私无畏，以大勇精神面对牺牲，以碧血丹心，培育新中国的火种。

我们新诗社的社员们都非常敬爱闻先生，他是我们真正的导师。解放后，我在《文艺报》工作时，写文章用了不少笔名，避免“个人名利思想”。后来基本上就用“闻山”，我以此纪念闻先生；觉得提起笔就要依闻先生的嘱咐去写，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有益。特别是闻先生批评我的那些话，使我终身受教，时时警觉。但是，每想到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先生这些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师，我都感到非常惭愧！我所做的是多么微薄！

1946年夏天，当西南联大结束了历史任务、学生都离开昆明之后，残暴的国民党匪徒就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我当时正在路上，在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听到报童喊“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我如被雷击，不知所措。满街凤凰树花就像流淌的鲜血，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们一定要为闻一多先生报仇！

回到北平，我把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带回清华园。依照闻先生的教导，继续与反动的蒋家王朝作斗争。1947年7月15日，在清华大礼堂召开闻一多先生遇害一周年纪念会。我以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的名义，写了一首悼诗：

“告诉民贼们，

闻先生没有死！

闻先生的声音，

是人民的声音。

闻先生的意志，

是人民的旗。

闻先生在人民心中生了根，

我们的导师怎么会死！”

这诗后来我都忘记了。“**”后《吴晗传》出版，我看到书中吴先生在那次会上讲话的照片，背后就是蓝纸白字写的这首诗，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把它抄下来，寄给《诗刊》发表了。

闻一多先生是不会死的。他和屈原、鲁迅永远活在中华民族心中。

范文五：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阅读答案

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阅读答案

我和梅贻琦先生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的。

1938年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您多负责。” 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最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公正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经过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

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大家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成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教员的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教员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1941年7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好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200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支柱。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

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经过的朋友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着“一定胜利”四个红字，她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相关链接】 梅贻琦(1899年—1962年)，天津人，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1914年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从美国学成归国，到清华任教。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外名牌大学之列。

1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昆明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因为三位校长中梅贻琦先生最为年轻，所以就把校务委托给梅贻琦先生。梅贻琦先生也不负众望，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

B.“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说这句话，表明了自己的能力比不上梅贻琦，不如不管，以免干扰梅贻琦的工作，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合作的基础。

C.文中说“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其主要体现有:一是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二是每一个人都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始终紧密团结。

D.尽管在西南联大时条件艰苦，生活困难，但大家品尝着韩咏华女士的“得胜糕”时，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表明大家并没有失去胜利的信念。

E.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提高清华大学的学术地位，使清华大学一跃而成为国内外名牌大学，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12.文中说“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材料中写了哪几件事来体现西南联大是团结的?

13.梅贻琦至今仍深受人们敬仰，其人格魅力、处世态度是其重要原因。结合材料概括梅贻琦先生具有哪些值得人们敬仰的特点?

14.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只有八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而且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请结合文章材料，

阐述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

(选C得3分，选D得2分，选A得1分。)

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2.清华大学30年校庆，大家互叙“通家之好”。3.三校和衷共济，又得到了三校校友的支援，解决了物资供应短缺的问题，度过了极端艰难的岁月。4.清华大学拿出清华服务社的盈余，接济南开、北大的教员。

对工作公正负责。2.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3.关心教员生活(关爱下属)4.生活朴素、节约，作风廉洁。5.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6.对社会有精细敏锐的观察。7.富有爱国精神。(表现于相关链接中有关于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归国任教的内容)

学校领导开明、公正、负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极为开明，把校务委任给认真负责的梅贻琦校长。梅贻琦校长以自己的学识、人格和有效的管理影响了学生，促进了学生的成才。2.三所学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而西南联大集中了这些学校优秀的教师，名师自然可出高徒。3.三所学校本身就是名校 ，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和优良校风，三所学校联合在一起，有利于学术交流与提高。4.西南联大的氛围融洽，教师具有团结协作的精神与做好联大事业的必胜信念。

【解析】

11.试题分析:A项，把校务委托给梅贻琦先生的原因不只是它在三位校长中年纪最轻，更是对梅贻琦先生能力的信任，故A的表

述不够完整。B项，“表明了自己的能力比不上梅贻琦”错，蒋梦麟说这句话是一种谦虚，也是对梅贻琦的信任。E项，因果关系不成立，梅贻琦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是因为他自1931年出任校长直到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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