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我国经济结构分析

张隐生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基本内容

1979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是最早分析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技术可以分成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部门采用)。

第二、刘易斯把农业部门看成发展中国家传统生产部门的代表。因为传统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心理成本和用以引诱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将收入。

第四、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农业国,农业劳动力十分丰富,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然非常低,甚至有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

第五、既然传统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仅能维持生

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企业向现代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发展,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进一步加强领导,确保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按照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从各地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强领导,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列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变部门行为为政府行为,纳入当地的年度计划和长远发展目标,层层落实,加强考核。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要统筹规划、协调解决;对他们的合法权益,要切实保护,以解除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放心地发展生产和安心从事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0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多做贡献。

作者山西省政协常务委员,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山西省私营企业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阎美玲校对裴小平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与我国经济结构分采取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办法,使个体、私营经济的总量不断增长,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政府有关部门对收集项目要认真进行清理,依法查处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金融部门应将个体、私营经济贷款纳入计划,允许效益好、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抵押贷款。对经营好,产品符合出口要求,达到一定创汇额的私营企业,给予自营进出口权,并在开展进出口业务上提供方便,使它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四是要完善企业组织制度,强化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在这方面要转变观念,破除/家族式0、/小作坊0经营,敞开大门,引进懂技术、会管理、有经营头脑的/外来人才0真正参与企业决策管理,使企业的决策运行向科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给予优厚的分红或技术入股,留住能人,发挥才干。对于现有职工也要通过培训等方式,让他们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适应企业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的要求。只有企业整体素质,特别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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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现代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收入略高于传统部门劳动者的收入,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基本上就只能由非工资收入者提供,即发展经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所需资本,来源于现代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

刘易斯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为此,首先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储蓄(包括自愿的储蓄和强制性储蓄),其次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上述两方面的措施包括:保证投资盈利,增税,实行通货膨胀,引进外资,建立能动员大众参与公司冒险而又不必承担全部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机构等。

刘易斯认为,当现代工业部门的利润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时,现代工业部门将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低,现代工业部门获利丰厚,从而将进一步投资和吸收劳动力,只有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为现代工业吸收,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农业劳动者收入相应增加之后,那种建立在略高于维持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基础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才会消失,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

受刘易斯启发,60年代初,费景翰、拉尼斯两人在刘易斯的假设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刘易斯-费-拉模型)。第一阶段中,由于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失业,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因而农业劳动者的转移不会影响到农业部门的总产量和农村劳动者的收入,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劳动无限供给。在第二阶段中,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农村劳动者平均收入,因而农业劳动者转移虽然不会影响到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但农业总产量会下降,开始出现粮价上涨,并相应引起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已全部为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传统农业部门将转而按商业化原则经营,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都将由边际劳动生产率来确定,实际工资将上升。按照费景翰、拉尼斯的观点,工业化的困难在于上述第二阶段。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带来粮价的上涨和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实现商业

化,还有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的时候,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就停止下来,他们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甚至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总产量的影响,同时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使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保持同步,使上述第二阶段消失,第一阶段直接连上第三阶段,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综合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基本意义在于:11强调了工业需求的自我扩张,这种工业需求并不是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21在农业部门中存在广泛的就业不足和隐蔽性失业。31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资率的提高。

二、我国经济结构分析11我国经济结构演变过程

二元论粗看起来适合中国,因为(一)中国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在中国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工资收入高于传统部门,特别是高于农业部门;(三)在中国无疑存在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如果进一步考察刘易斯模型所讲的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进入现代部门的内在动因,是现代部门需要劳动力,其工资收入高于传统部门。中国经济在1960年以前属二元经济,1960年以后充其量只能说是其变形,1978年以后则是变型以后再变型。我国国民经济在1949年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极为衰退,工业相对繁荣。从1949年-1960年,劳动力转移分析,农业人口由1949年89136%下降为1960年80125%,平均每年城镇人口上升1%。1949-1950年一年间进入城市500万人,/一五0期间每年165万人,1958-1959年进入城市2000万人。形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一是政府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二是积累规模过大,/一五0达到24%,/二五0达到38%,投资结构不合理;三是重工业产品的自我服务性结构的扩充;四是价格体系的影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1960-1978年劳动力转移分析,在此期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劳动力倒流回农村,1960年农村人口占80125%,1972年上升到8218%,1972年以后中断了。虽然在1966-978年期间,仍然存在二元经济论的条件,由于不是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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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而主要通过了计划制度下行政管理办法来建筑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到80年代初都是行政性转移。

21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1978年以后,三元经济结构形成。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中成长并逐渐独立起来,初步形成了与农业部门及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相联系,又相分离的另一支独立经济力量,由此而构成我国三元经济结构。其形成原因:(一)、农业部门的推力。与其它国家一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首先来自农业部门的推力。1978年之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这个阶段也正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速度最快的阶段。(二)、城市的拉力和吸引力。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间不仅表现为经济性收入差异,还表现为各种非经济性差距。(三)、受到城市的吸引力和特殊制度因素的限制。(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与就地吸收。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1103亿人,而建国40年来,城市吸收农业劳动力1000万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结构目前集中表现为三元经济,又处于非均值的制度状态下,其竞争具有明显的非公平性。对于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而言,尽管其体制条件与二元经济结构基本相同,但也不是完全的均值的,从其同质性来看,要比城乡间的状况高得多。基本上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将出现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竞争的二元经济结构,至于它们的运行模式,则取决于体制变迁的未来格局。现在有一种提法,在城市竞争中,农民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高报酬工作的机会即就业概率。而就业概率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城市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人失业,但只要城市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高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农民就会继续涌入城市。这些农民虽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找到工作,但由于预计到在城市里居住一段时间后,会找到工作,因而宁愿流入城市,甘当失业人口。要解决城市失业,必须控制城市收入上升,特别是要消除一切人为地扩大收入差异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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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1对农村工业的深一步考察(一)、对农村工业与农村农业的考察农村工业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工业起步,得到土地无偿与廉价使用,劳动力廉价和农业资金的优先供给,可称之为农业哺育阶段。第二阶段是农村工业起步,农业波动。这个阶段里耕地面积减少,农业资金流失,形成农村人口老令化、妇女化。第三个阶段是工业哺育,农业转型。随着农村工业日趋成熟,农村工业获得的利润得到积累,出现工业哺育农业,补贴农业以求解决农村人口的粮食供给,推动现有农业的产业化(即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和商业化。

(二)、对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的考察。农村工业的起步是建立在粗放型经营的基础上,由于廉价劳动力和税赋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使得工艺简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农村工业转移,从而,形成与城市工业的互补分工。

三、思考及建议

通过上述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明确在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农村工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依据这一思路,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对于农村经济体系来说,目前的政策要点要放在:

(一)有效约束企业经营的社会目标的扩展,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乡镇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农产业,更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三)坚决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四)加强农村工业的资本积累,有效地筹集发展资金。

对城市经济系统来说,其发展政策要点包括:

(一)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调节各经济要素的供求关系。

(二)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城乡综合发展创造良好物质条件。

(三)优化产业结构,以占有国际市场为目标,组织高精尖产业和产品开发与生产。

作者单位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新产业开发总公司责任编辑王宾校对阎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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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基于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新常态分析

基于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新常态分析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原因并提出政策措施。文章首先分析了刘易斯二元模型的特点，结合日本经济数据分析了其合理性。随后指出我国与刘易斯二元模型的不适应性，分析了户籍制度等障碍约束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扭曲。文章认为，新常态下要用以新观点新方法看待我国二元结构。在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之后，文章得出结论，深化改革户籍制度、调整经济结构、加大投资人力资本是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较好方案。

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城乡二元结构新常态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逐渐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约束障碍逐渐被人们讨论，目前学者大多集中在分析刘易斯拐点问题上，以及刘易斯模型与我国现实，而忽视尤其近两年来我国特殊的经济形势。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刘易斯模型的特点及其适用性;第二部分分析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刘易斯模型在我国的不适应性，并着重探讨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第三部分提出政策建议。

一刘易斯模型及其适用性分析

1、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当最终城乡工资水平趋于一致时，劳动力停止转移，城乡二元结构消失形成统一市场。而这个工资平衡点就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达到平衡点之前，工业部门给予来自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只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因此工资能较低，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走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结构相符，这也是其比较优势之一。 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以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基础，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描述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传统农业富余劳动力不断被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

2、实证分析

图1:日本人均GDP和农村人口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银行

1955年至1970年期间，日本农业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每年净流入人口达30万至40万，从图1中可以看出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大大降低，75年之前城镇人口增长率较高，之后降低保持低位。与之伴随的是人均GDP的持续稳定增长，即在城市工商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经济会高速增长，由此论证刘易斯模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并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75年左右，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进程即将落幕，即日本已来到“刘易斯拐点”。 产业方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建立“政、官、财”的复合经济体制，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采取贸易自由与保护民族幼稚产业等产业政策，使日本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70年代已基本完成初期工业化，跨过刘易斯拐点。如图2、图3。

图2:1955、1975日本产业比重

70

60

50

40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

30百分比)

20工业增加值(占GDP 的百10分比)0服务等，附加值(占GDP

的比例)

图3:日本70年代三大产业比重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银行

二、新常态形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原因

1、我国二元结构概述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可追溯到人类文明开始早期，那时农村、农业就涉及农林牧渔。后随着部落的集中出现商业、交易，进而人口聚集形成市镇，主要从事非农产业。

按照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假设，改革开放后，尤其市场经济开始运行后，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我国应该拥有无限劳动力供给，最终当城乡工资水平一致时形成城乡一体化。

然后我国现状却是，如图4所示，2003年左右，我国第一产业从事人员数量开始逐渐递减，于此对应，第二产业从事人员逐渐递增，第三产业一直以来就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可以看出本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从事第二产业。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万人)15000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万人)10000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5000

0

图4: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1995-2013)

而反观工资收入方面，2003年之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快速上升，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其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模型中所预测的工资一致形成城乡一体化。如图5所示。

30000

25000

20000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15000配收入(元)

1000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元)5000

0200…200…199…

199199……199199…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1201…201……

图5:城乡收入差距(1995-2012)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笔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在我国的不适应性表现在两大悖论，悖论1:我国2004年珠三角地区发生民工荒，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即招工难，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官方显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到2013年第四季

1度已经达到1.10，即岗位数超过求职人数。;悖论2:我国城乡工资差距并未明显缩小，未出现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城乡统一，这种局面的发生有以下几方面主要原因。

首先，户籍制度的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一方面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平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户籍制度的阻碍直接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定期返乡，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导致其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子女无法得到城市应有的公平教育权利，其自身的社会保障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新常态经济的影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密集型增长，经济

1数据来源于;《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蔡昉

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可以观察第三季度峰值，12、13、14年第三季度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力均同比上升，而15年第三季度的外出劳动力并未明显增加。因此，这可能与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有关。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转型，一方面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更高级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以至于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我国中小民营企业迎来寒冬，因此面临着减少劳动力需求的难题。

178001760017400172001700016800166001640016200160001580015600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万人)

图6: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2012-2015)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最后，因土地制度扭曲而造成的高房价泡沫。据统计，全国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966元，按照80万一套房，首付20万，需要66个月付清，即5年半时间。因此，广大农民工在城市的房价负担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现状。

三、合理解决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结构性改革在战略上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落实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首先，从去库存的角度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可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延长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据统计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将延长至12个月。此外，成功落户城市后，农民工也会通过政府培训等方式扩充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所依赖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逐渐减缓，因此在培育出新的动力之前，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延续我国人口红利。据测算，如果在2011至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

2个百分点。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则可以给农民工提供稳定的生活场所，促进农民工在就业当地落户。具体要落实好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可以适当加强入成农名工的定向调控手段，实行房贷利息抵税、鼓励中小城市对在城镇首次购买住房的农民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还可以把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逐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

其次，从降成本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的平衡需要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协调。根据微观经济原理，当劳动力市场需求方购买力增强时，则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需求方的购买力强度则与企业盈利水平相关。国家应深化落实减免税收工作，为避免财政赤字过大，可以首先选择对农民工需求旺盛的相关行业首先实行营改增试点，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增强对劳动力的实际购买力。针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简政放权，而针对企业的上游成本，则需要深化改革上游国有垄断企业，调整煤炭、电力价格，给下游民营企业让利。

最后，从补短板的角度看，根据木桶原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其本身的短板有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板可分为市场缺陷，以及劳动力质量。市场缺陷表现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三元体系，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次属劳动力市场，职业基本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水平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就业性质上可视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且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两栖”流动。在我国，三元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三级市场中的流动性较差，非技能型劳动力难以进入一级市场定居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素质较低，难以适应新常态经济下的新产业结构，因此，政府部门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尤其加大投资与人的力度，使农村劳动力更加适应市场环境，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参考文献:

,1,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d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数据来源于:《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蔡昉

,2,不同类型国家经济翻两番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 ,3,蔡昉.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N,.文汇报,2014,05, ,4,邵宇.户籍改革释放二次人口红利,N,.上海证券报,2014,08, ,5,郭金兴、王庆芳.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的悖论、争议与共识,J,.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2014(12)

,6,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范文三：试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含义

试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含义。

刘易斯模型的中心含义是: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引起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部门的扩张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就业需求量扩大，从而吸引剩余劳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 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转移后，农业部门中的劳动与土地的比率发生了变化，消除了过

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因剩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则得到了它为增加产出

此，对于不发达经济来说，通过建立和扩大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将不发达国家经济内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使之与 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脱离，转而与现代工业部门中的资源相结合。这样，当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吸纳尽净时，工业化将使收益递增取代收益递减趋势，整个经 济就转变为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从而二元结构就转化为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结构。可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实现这种转变，而这一转变对于经济发展又是最重要的。 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所有的剩余农业劳动被吸收到工业部门为止，由于农业部门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农业劳动对工业的工资变动并不完全具有弹性了，工业部门要想扩大生产，增雇 工人，就必须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以提高实际工资吸引工人至工业部门就业，并且因为工业部门的增加以及实际工资趋于上涨，农业商业化也必然开始了。

刘易斯模型告诉我们，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的幅度。资本积累的数量越大、速度越快，则边际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越大，从而工业部门 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多，吸收速度也就越快。刘易斯模型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并大体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2、试论我国城市化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几经摇摆，其中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认识方面的问题没有理清和到位，如对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缺乏认识，对城市的功 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和城市文明了解不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城市化的成功经验。(一)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 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乡发展就是行驶在两条不同轨道上的马车，在城市发展问题上，通过10多种 制度安排，长期将农民拒之门外，关起城门搞建设，造成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发展活力不够，劳动力短缺，即使是在80年代体制改革以后，虽然赋予了农民自主择业的权利，但事实 上许多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与之相对应，农村发展强调“就地消化”和“就地转移”，“ 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然而这些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指在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充分发挥 政府宏观调控的作

用，打破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合理分布，求得城乡经济和社 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发展”是目的，“协调”是关键，“统筹 ”是手段。 首先，各类城市，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将得到更大发展。其次，城市将在中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口和社会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经济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地区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充 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3、论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弊端。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刺激因素，各国应采取外向型政策，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得到的利益

是不存在的，现实世界是处在各种保护和非竞争最大。但是，完全的自由贸易

环境中的，建立在这些与现实不符的假设上的理论，常常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当代贸易实践相左的结论，受到人们特别是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批评。

1(发展中国家有大有小，而大国和小国由于各自的特点不同，在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的联系程度上差别巨大。2(具有比较利益的产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完全遵循比较利益 原则进行生产，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永远依附发达国家。3(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看，遵循比较利益的分工原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造品的国 际经济秩序，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后果: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还导致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再次，国际贸易并 未促进收入均等，反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4(发展中国家是否真正拥有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也是令人怀疑的。即使真正在某些农矿产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从长期动态分 析来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地依靠初级产业部门，而应发展制造工业和其他产业。5(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竭力主张自由贸易并按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的经济学家，几乎全是发达 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为发达国家开辟国际市场而摇旗呐喊，自然博得从国际贸易中享有种种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喝彩。实际上发达国家虽然要求别的国家对其 产品敞开市场大门，但却从来不曾彻底采取自由贸易原则。

范文四：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第33卷 第1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3 No.1 2012年1月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Jan.2012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2.01.022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许经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中图分类号:7>

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

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收稿日期:20110817在线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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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

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民工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

力在各部门、各地区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行为”,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的需求。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

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相差5倍左右。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

第1期 许经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107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环节主要集聚在

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

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然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我国产业升级。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

管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

108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

大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

划经济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责任编辑:彭介忠)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英文下转第156页)

范文五：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摘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 　　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 　　 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管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 　　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 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 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责任编辑：彭介忠)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free competition.The market economy in present China is not perfect,which can only be called government-engineered market economy.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was therefore distorted as the urban- 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This fostered the peasant workers market,development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and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with plenty of peasant workers supply is going to its end,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s coming.The “anti-driving mechanism”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as been strengthened.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peasant workers market has come to its end.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economy；urban-rural dual system；Lewis’s turning point；anti-driv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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