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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税收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不乏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之举的税收政策，本文通过对其前期税收制度的分析，并结合我国一九九四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试图找出其对当今我国税收体制进一步改革有所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税收 借鉴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客观而言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在这里我们探 讨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前期(1927-1937年)对税收制度的一些重大变革，并联系我国九四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作些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 重新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上是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体制，而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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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实际 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北京中央政府有时甚至令不出国门，收入为地方势力所截夺，中央政府收不抵支，往往靠借债度日，以致连行政国防诸费都难以为继，更遑论从事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集中财力，打击地方割据，保证中央政府庞大的各项开支，势必要提高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为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与《划分国家支出标准 案》，将盐税、关税(海关税与常关税)、统税、印花税、矿税等主要工商税种列为国家收入，而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营业税等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列为地方收入，这样通过法律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对于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势。提高中央的权威与打压地方势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联系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实施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的国策后，由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国民收入进一步向个人倾斜，导致中央收入连年下降，宏观调控功能弱化。为此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有效的抑制并改观了这一现象。一些税源宽广 、税基稳定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与金融企业所得税被划为中央或中央与地方分享税种，而将营业税、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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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印花税等零星分散、不易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收入，并且在2002年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中央收入分享比例。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中央财力、提高宏观调控力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并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较圆满的答案。

二、 提高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税收由于其所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使其成为公认的财政收入分配的最佳 经济杠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增加税收收入:

(一) 盐税改革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财政部盐务署稽核总所章程》，重新建立盐务稽核机构，并 在上海成立盐务稽核总所，整合了征管机构，强化了征管能力，提高了征管效率，同时经过与英、法、日等国的协商，原北京政府所失去的盐税主权得以完全收回。另外还颁布了新的盐法，与北京政府的旧盐税条例相比减轻了税负，比如规定每百公斤一律征收国币五元，不得重征或附加，渔业用盐每百公斤征 收三角，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征，在减 轻税负同时用扩大税基与加强征管的方法实现了盐税收入的增长，据统计1936年盐税收入达17014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三。

(二) 关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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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此后通过与英、美、法、日等国的谈判，至1934年先后公布了四个国定进出口税则，税率实行十四级，

最低百分之五，最高达百分之八十，平均税率为百分之二五，改变了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关税体制。同时还统一了海陆关关税，由于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少纳三分之一，因此改订新约后将增加陆海关关税。为了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国民政府还减免了出口关税。

由于关税改革加之进出口的增长，1936年关税收入由1927年的10716万元提高到34290万元，增长达二点二倍，占中央财政收入达百分之三四点一四。

(三) 创立统税

由于国民政府裁撤厘金，以及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经财政部研究决定开办统税以弥补此项损失。先后选择了生产比较集中、设厂并以机器大规模生产、人民消费量较大、税收富有弹性的卷烟、棉纱、水泥、火柴、麦粉、薰烟叶、洋酒、啤酒、火油作为征税对象。由于将统税划为中央收入、课征对象是大宗消费品、规定了一物一税不对同一货物重复征收、全国统一税率、地方不得征收附加、中外产品同等纳税等原因，统税收入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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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收入达16157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二点二五。

通过以上以及其它诸种配套措施，到1936年中央税收入已占全部中央收入的百分之六四点二九，而地方税收入也占到地方收入的百分之六一点八九。

无独有偶的是我国分税制改革中也有与统税创立相偶合的地方，比如取消原产品税、营业税、旧增值税、工商统一税，统一为新增值税，实行内外资企业在流通税制上的国民待遇，由国税部门征收并列为共享收入。又如取消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合并各项按经济性质设立的所得税和奖金税统一为新个人所得税等都是为了提高税收收入的比重。

当然时势相异，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关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各国以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因此国民政府关税收入之多，占财政收入比重之大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国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因此降低关税水平也是合乎经济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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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国民政府北伐 1927年 武汉国民政府挥师北伐

1927年 武汉国民政府挥师北伐

2011年04月19日 10:08

来源: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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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奉系张作霖。

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被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危机:**以南京为中心，联合川、黔、粤、桂等省军阀，从东、南、西三方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在北方，张作霖进兵河南，觊觎武汉。为摆脱被围困的境地，唐生智、张发奎等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鲍罗廷等主张北伐，理由是可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然后再解决**的另立中央、违背党的组织纪律问题。南京方面李宗仁派其参谋长王应榆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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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武汉中央遂决定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

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汪精卫在誓师典礼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把革命的势力，扩充到北京，统一全中国，将帝国主义在北部的最大锁链打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势力完全扫除，这是我们此次北伐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要使全国民众能得到解放，必须要打倒奉系军阀，这是我们此次北伐的第二个目的。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这是北伐的第三个目的。”

北伐主力军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部队，计6万多人，由唐生智任总指挥，4月21日，北伐军沿京汉路向河南开封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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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武汉国民政府 北伐 帝国主义 1927年 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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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1947年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1947年国民政府三峡工程为何戛然而止 [转帖]

三峡蓄水期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张慰慈的文章。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后来由于弃学从政等原因几乎被人遗忘。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因为与该会负责人钱昌照不和，便挂冠而去。为此，我借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钱昌照回忆录》，(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虽然没有找到关于张慰慈的材料，却看到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政府就计划在三峡拦河筑坝。

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这件事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1899—1988)字乙黎，江苏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他在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半个中国，拜访了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他与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此结识**，受到蒋的重用。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又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二姐沈性仁是学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所长；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早在五四时期，沈性仁就有翻译作品在《新青年》发表。1920年，她与丈夫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1943年因肺炎突发不幸逝世，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70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钱昌照步入政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外交部长黄郛的机要秘书，很快就升任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成了**身边的红人。“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争取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的支持，**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由钱昌照负实际责任。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的工业建设。在此期间，**一直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担任正、副秘书长职务。抗战开始后，资委会脱离军委会改隶经济部，委员长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钱昌照任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资委会所辖企业一百多个，成为国统区重工业生产和管理的垄断机构。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成为行政院的直属单位，钱昌照任委员会，负责全面工作。当时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拆迁日本工业设计(后停止)及编制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的筹备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此外，美国方面还负责航空测量，并派高级工程师柯登来华协助萨凡奇工作。据钱昌照回忆，到1947年4月，“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的比较布置，各部门工程的比较设计已经做出；洪水量、水库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计算，估计全部工程的主要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可于1948年底完成。”(第81页—

钱昌照说，根据萨凡奇的构想，为了预防氢弹袭击，电厂要放在水下，大坝要能够抵挡常规武器的轰炸。大坝建成后，由于坝身不高，发电能力为1056万千瓦，只需要淹没万县，移民30万。三峡工程完成后，交流电供电范围在方圆1000公里左右，最远可将电力送到上海。除发电以外，还要办几个化工厂，并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产养殖等方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多元计划”。(第81页)萨凡奇也说，这是一个好方案，长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浇地也可以扩大四五百万亩左右。至于该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当时并没有考虑，这可能与时代的局限性有关。

方案出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幸福》杂志的老板来华时，曾不客气地问：“中国有能力搞这么大的工程吗?”钱昌照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样一句：“中国人是聪明的，有志气，就要做这个大事，使中国人有自信心。”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向美国朋友介绍三峡大坝时，还特意表示：“你回美后请向总统报告，大坝告成后，将取名为罗斯福大坝。”(第83页)

为何半途而废？

按钱昌照的说法，三峡大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82页)的工程。在他主持筹备三峡工程的最初两年里，工程设计“耗用了100多万美元”。他估计，假如“再花100万，1948年就可以施工”(同上)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到1947年4月，事情突然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辞职有关。1947年初，针对宋子文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著名学者傅斯年首先在参政会上发难，随后他又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周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终于迫使宋子文下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多次提到资源委员会。他说，宋子文所谓国家资本，除了铁路、民航、银行全由国家经营外，“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傅斯年还说，宋子文“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风十分蛮横，有“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宋营”；而资委会的事业，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又“是‘国赔’而已”。(《观察》第2卷，第1期，1947年3月1日)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宋子文与钱昌照的关系。宋、钱订交，是在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时候。钱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第122页)他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中，钱昌照在**面前失宠后，“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第88页)

对于资源委员会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74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版)这些话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和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路径选择，颇有帮助。

另外，张慰慈和沈怡也对钱昌照略有微辞。1978年底，张慰慈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

沈怡是钱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时他曾撰文批评钱昌照，“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钱为此很不高兴。(第161页)

宋子文下台后，钱昌照也提出辞呈，于1947年4月27日离开资源委员会。钱氏一走，行政院于5月10日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两年多的调查资料和国内外的设计图纸，成吨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里面；派到美国实习两年多的50名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都被迫改行；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离开中国昌也“难过得几乎要哭了”。(第82至83页)

后话

钱昌照辞职后，在宋子文资助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与著名学者吴景超、刘大中等人创办了《新路》杂志。这是一个批评时政的刊物，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批评。据说宋子文只知有研究会，不知有《新路》。1948年8月，钱昌照出国考察，并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平。

1949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驻地会见钱昌照。他们谈论的范围很广，在谈到长江水利开发计划时，钱详细介绍了三峡工程筹备过程以后对毛说：“国民党政府太不像话，花了不少人力财力进行筹备，而1947年4月底，在我离开国民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就停办了。”毛说：“将来这件事还是要办的。”(第105页)后来**也向钱昌照表示，这件事“新中国一定要办”。(第82页)

1979年，寓居美国的沈怡得了癌症，希望与亲人中仅存的妹妹沈性元见上一面。这时，钱昌照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了。沈性元赴美时，“水利部托她将‘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性元将资料取出时，他拒绝阅看，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经性元婉转劝说，……他终于看了资料。”(第161页)第二年，钱昌照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1988年去世的，享年89岁。

范文五：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上）

□记者 孙钦良

迁都历来是大事，但是，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正史对此很少提及，以致民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那么，这次迁都的原因及过程如何？在洛阳10个月，他们又做了什么？现在，让我们揭开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1 情势所迫，仓皇迁都

事情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多事之秋。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很快沦陷。接着，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十几个省严重受灾。内忧外患，使国民政府焦头烂额。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海上门户——上海发起进攻，驻防沪杭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沪淞抗战爆发。

可是，双方军事力量实在悬殊：日军有军舰30艘、飞机40多架、装甲车几十辆及陆战队员6000人，驻防沪杭的却只有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前方很快告急。当天，日军又集结数艘军舰，逼近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次“下野”的**坐不住了，他第二次匆匆“复出”，并于当天晚上组织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对南京政府进行改组。此次改组的结果，是由汪精卫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职务，尚未复职的**成为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蒋主军，汪主政”的意向，此前就已达成。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改组后的政府有啥高招呢？

其实没啥高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慌了手脚的**、汪精卫一致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迁都！

在**看来，日军此次进攻上海，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政府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事实上，**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原来，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后，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关注。日本这时正在东北成立所谓的“满洲国”，筹建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防止计划暴露，同时将英、美等国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过来，日军遂于1932年年初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以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时日本还未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只是进攻上海，并不想扩大战场。

**却认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决定马上迁都。可是，天下之大，迁往哪里呢？**又犯了难。他反复比较了武汉、重庆、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后得出结论：武汉的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里，不能去；西安还不错，但交通不便，被排除；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看来，只有洛阳比较理想。

洛阳有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地处中原腹地，东南有嵩山屏障，北临黄河天险，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易守难攻，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回旋余地较大。党国要员们听了这番分析，多数都点了头，认为迁都洛阳是上上之选，不用犹豫了。

最后，**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定夺”。林森因“年高德劭”，身居高位，却生性淡泊，为人低调，常被视作有职无权的“甩手掌柜”。在迁都这件大事上，他也不准备干涉**的决定，因此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2 党国要员，火速搬迁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决定。

这个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得群情激奋。人们又惊又疑，纷纷议论：兵临城下，国难当头，政府难道要当逃兵？**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当天，他通电全国将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称“中正与诸将士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与暴日相周旋”。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也出面力挺**，称日军已危及南京，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人们理解。

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既然迁都势在必行，事不宜迟，当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党国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速搬迁。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带领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的军舰后脚就赶到了，炮弹在江面上炸起几丈高的水花，好在有惊无险。次日，一行人平安抵达洛阳。

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这是一份迁都洛阳的宣言，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大院院长联合签署。宣言讲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行动，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首都南京安全，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宣言最后声明：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这么匆忙地迁都洛阳，只是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无奈之举，属权宜之计。尽管这样，那些能搬来的部门还是搬来了，只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在南京善后。

另外，因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来源多在东南尤其是上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孙科也常驻上海。汪精卫也乘火车经开封到洛阳，只是北上的时间稍晚一些。31日晚7点，他到达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受到了省主席刘峙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时，汪精卫表示，南京形势危急，迁都情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峙则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己愿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2月1日，国民政府将所有印信和卷宗也送到了洛阳，党国要员们可以正式办公了。

3 古都洛阳，负起重任

“国民政府为了安全迁都洛阳，其实，当时洛阳并不具备当首都的条件。”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说，城郭小、人口少，是当时洛阳的最大特点，“当时的洛阳叫洛阳县，城区就是老城这一块儿，面积四五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万，没有汽车，也没有大酒店。他们不知道条件有多艰苦，才会选择来这儿”。

确实，那些党国要员们以前并未到过洛阳。一路北上时，在疾驰的列车上，他们尽管心中忐忑，还是把这个闻名遐迩的古都想象得很美好：有游不尽的名胜古迹，有吃不完的黄河鲤鱼，当然，更重要的是，远离了日军炮火的威胁，可以过一段安稳的日子。

这些美好的愿望，在他们下火车后就破灭了。这么多党国要员涌入只有8万人的洛阳县城，别说办公了，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好在经过此前袁世凯、吴佩孚、冯玉祥的经营，洛阳还留下一个西工兵营，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当下，这些要员们虽叫苦不迭，也只好因陋就简，将各机构分驻在老城及西工各处：国民政府驻洛阳老城府衙门（今老城青年宫一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驻西工公馆街原吴佩孚“天”字一号院（今市政府家属院内），中央党部驻吴佩孚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原橡胶厂家属院东北），**及中央军事委员会驻省立第四师范（今洛阳一中院内），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在东北隅老北营旧址）和洛阳农校（今农校街小学），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驻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驻地方法院（今老城和平巷）……此外，还有教育部、外交部、航空署、军政部、交通部、国民政府主任处以及军医司驻省立第八中学（当时在西大街）和府城隍庙，司法、铁道、内政等部驻西工兵营。

不管怎么说，这么多机构和人员，总算在洛阳城里落了脚。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来了这么多人，衣食住行哪一样不得扰民？当时电灯倒是有了，可没有汽车，洛阳县县长只好用黄包车伺候中央大员，很多人上下班都得步行。”董高生先生说。这样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令在南京享受惯了的党国要员们苦不堪言。

不过，当时的洛阳县虽小，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如袁世凯在洛阳屯兵练兵，1914年起大规模修建西工兵营；吴佩孚进驻洛阳后，除继续扩建西工兵营外，又修建了飞机场，并从法国购进4架飞机，成为洛阳最早的飞机；1927年，冯玉祥将西工兵营改名为新柳营，又在兵营建立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在洛阳东边的巩县，还有生产军械的兵工厂……

尽管这样，除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很多党国要员还是在这里住得并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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