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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有组织的无序合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台怍困境的复朵生成机理 社会科学2?7年第ll期
有组织的无序:合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马伊里
摘要:合作困境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它们在受到各种有序、规则的结构性因素
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微观行动领域中行劝者无序的、充满策略性的，交互行动结构的影
响，即。有组织的无序”。缓解政府机构间合作困境的幕略，不仅应考虑制度供给、权 责划分和个体的理性选择等单边因素。更应考虑多方立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多方立体的
互动结构，至少取决于四十重要环节:机构阃的资源依赖结墒，对合作行为的合法性判 断、协商性的变换过程以厦合作规则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有组织的无序;合作;行动领域;政府机构 中图分类号:c912;D035文
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卜0075一08
(上海200020) 作者简介:马伊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特约研究员 人类社会
的合作何以可能?台作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社会学 学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上述两个问题常常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提出，更强调从反面来洞察导致合作 面临困境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惑(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台作?换言之，合 作困境究竟因为哪些因素而生成?
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快速转型的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府加快了职能转变的步伐，
发挥着越来越强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府机构间的合作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在上海的社区 建设推进中，一直有一个难题:即基层政府机构问普遍存在的孤岛现象母。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为 。条条”之间的隔阂，有时表现为。条块”之问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效率和
公共信誉。一般认为，导致政府机构间的合作困境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制度供给不足和权责划
分不清等结构性因素，二是具有各自目标的理性主体在横向协商过程中无法达成一致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导致政府机构间合作困境的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因素，那就是行动者充满策略性 的交互行动结构，以及。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有组织的无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
收辐日期;2007—09一17
回。孤岛。的原初意义是一个地理概念，指与j:陆隔离，但非完全隔绝的一块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孤岛1在这里的引申
意史是指整体与部丹之间、部分与部分之何存在某种刚性约柬而造成的特殊状态。孤岛一般说来有四个状志特征(1)关
系上的相对隔离性t 12)自我的相对封闭性，(3)异质的刚性约束性t(4)整体上的联系性(根据上述对。孤岛现象。 的四个基车状志特征的引申与粪比(我们可以在人类社台生括的各个层面发现各种各样的。弧岛觋象:经济弧岛，信息 孤岛(制度孤岛，政策孤岛(文化孤岛(心理孤岛等(本研究所称的孤岛现象是研究者对组织间在信息(资源不能满足 及时交漉，充丹整台(高教利用时的一种状态的形象化称谓。 国’有组织的无序”遮十概念最初是詹姆斯马奇和他的同事发明的，米戢尔克罗齐埃和蠓哈尔费埃德伯格在马奇的 基础上继续发挥了这个概念的解释效力。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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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台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社台科学2仰年第lI期
方面(人类组织行为或多或少地处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体系之中，这些结构与规则围绕着预先确
立的，稳定的目标而建构。组织成员的行为受到结构的影响和约束，不同程度地处于一种。组织
化。状态中。另一方面，人类的组织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集台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大量类型
各异的行动者理性发生碰撞，互相对峙。组织行为本身变成一个竞技场，其间(人们就各自的行
为进行协商、就个体权力策略竞相追逐，组织的深层秩序处于一种偶然性的无序状态(按照决策
分析专家马西姆-瓦格林的说法(就是。组织表面的秩序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无序’。也就是
说( 合作困境的生成。一方面受到各种有序，规则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体制、制度安排等)的影
响， 另一方面又受到微观行动世界中各种无序?行动结构的影响。 “有组织的无序”从三个方面使合作行为总是有陷人困境的可能:一是每个合作参与者对合 作过程中的规则和秩序的认识都变得局部化了。由于台作过程中的具体规则构造过程同时受到结
构和行动者交互性策略行动的影响，规则构造的逻辑也逐步由单一转向复杂化。在这个过程中，
台作参与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台作规则作出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局部化。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
上会妨碍合作各方达成一致并建立共同认识。二是人们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促进台作的努力总是
会遇到各种困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通过制度安排来促进机构间的合作。然而在
。有组织的无序。背景下(制度安排虽然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但作用却相对有限。它在对合作参
与者施加持续影响的同时(也常常受到来自行动领域的挑战，许多时候(它甚至会成为被行动者 策略性运用的。工具”o。三是人们关于台作形成的各种知识也被相对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 为合作顺利展开制造了障碍。台作的顺利达成必须借助一定的经验系统，在这种经验系统的。提 示’与4指引”下，合作各方更容易就台作的原则(路径与方法达成一致，而关于台作的知识 就 是这种经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组织的无序”背景下，每一个具体的台作，都具有各 自
。不可复制的特性”o。也就是说，人们关于台作形成的普遍性知识不足以完全指导他们在具体
的台作情境中采取“合适”的行为。
‘总的来说，。有组织的无序”将结构层面的因素与微观行动领域的策略性行为结台在一起，不
断再生产出一系列导致合作陷入困境的新元素。。有组织的无序”为机构间合作困境的不断再生
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合作困境并不仪仅是一种科层体系的。病态”，它可以被看成一种常态的组织现象(某种意 义上甚至还是一个可以被用来达到目的的积极因素。因此(缓解政府机构问合作困境的策略不仅 应考虑制度供给，权责划分和个体的理性选择等单边因素，更应考虑多方立体的互动结构。
在政府机构间台作行为中，这种多方立体的互动结构。至少取决于四个重要环节。它们是:
机构问的资源依赖结构、对台作行为的台祛性判断，协商性的交换过程以及合作规则的形成过
程。当然在合作的实践过程中，这四个环节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很难被单独地分离出来，
本文籽这四个环节分离出来(主要是出于研究上的考虑，以便让人们更为清晰地观察到在每个环
节中都存在着哪些因素(导致合作困境的生成。
一、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与合作困境
基层政府桃构闻的台作大多出于两种臣的，一是具有相近规模资源的机构之间拿出同样韵资 0值得挂意的是:对秩序和规则进行。有序，规则’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台理的。举例来说(科层体系总是在结
构上体现出总体上。有序”的特征，但并不意昧着科层体系的规则都是合理的。 0这里对行动结构的“无序’描绘，主要是针对有序的科层规则体系而言的(井不意昧着每个具体的行动结构中的秩序也 是。无序。的( 0就此而言，制度的实际效果已经偏离了它被设计时的考 回参见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民出版社2002虑。 年版(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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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台科学2007年第1l期 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t台作困境的复泉生成机理
源进行组台，增强彼此实力以提供某些新的公共服务项目，我们称这类合作为规模型战略联盟。
二是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很强互补性的机构之间拿出互补性的异质资源进行链接式组合，以弥补单 个机构在某些领域缺乏相应资源的劣势，增进彼此的工作效能，这类合作可称作链式战略联盟。 在上述两种台作的情况下，资源的高效整合实际上是台作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 配置的现状是衡量某个组织能否与其他组织之间展开有效台作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这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如果该组织试图与其他组织一起通过台作的方式生产出新的公共服务项 目(那么其自身所具
备的资源配置现状将是其他组织决定是否与其展开合作的一个重要判断性指标:如果自身的资源
配置现状在规模上相对较大(种类上相对较齐全，那么对方与其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越
大，因为这种情况下(台作双方将可以指望通过实现规模优势来生产单方面所无力提供的公共产 品。但如果该组织的资源配置现状在规模上和种类上都不如对方，那么合作就会呈现出一定的困 境。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台作的话，对方将不得不单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o。 如果该组 织试图与其他组织通过资源互补的合作方式来增进各自的工作效能(那么其自身所 具备的资源是否足队令对方产生依赖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组织是否愿意与其建立台作 关系。因为只有当组织间存在着资源配置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时，它们之间通过资源互补的方式来 进行合作才会具备更高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对各种潜
在的横向台作行为能否顺
利实施有着重要的}起定意义。当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结构呈现出较为严重的非对称状况时 (即某
个组织在实现其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对其他组织的资源依赖性很强，而其他组织对它的资源依赖性
却较低)(处于非对称低端的组织向其他组织提出合作的要求往往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上世 纪90年代之前，人们对基层政府机构间的关系曾有“条强块弱。的评述，在这个阶段里(。条” 与。块。之问就处于一种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中——‘块”的工作顺利开展往往对。条”上资 源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条”上各机构对“块”上资源的依赖度却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由 。块”上机构提出的合作要求，便常常得不到。条”上机构的响应。 一般来说，特定时期里机构 之间的资源依赖结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和制度性因素决
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合作困境的生成确实和制度安排有一定的关联(许多台作困境中也确实
折射出了特定时期制度安排的某些特点。
二、合法性认同与合作困境 合作行为涉及到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台作能否顺利进行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参与合作的多 方对合作行为(包括合作的目标、合作的内容以及合作的形式)能否建立一种台祛性认同。 本文在这里所提到的。合法性认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内涵，它不仅指法律制度的认可，而 且还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某种。台适”行为的认可o。
在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看来，组织间对合作行为能否建立起一种合法性认同，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合作能否顺利展开。迈耶 (JohnMeyer)在其研究中提出:组织面对着两种不同的环境:
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
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但是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还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各种组织同时生
0当然。奥尔森曾经抒出(在两种情况下台作,方即便要承担更多的戚本也台展开合作行为。这两种情况恳当合作的
方有可能从合作中获取超出其投人成丰的显著回报时，其有可能忽略台作中成本分担的状况I当存在藉额外的选择 一 性澈 威l包括奖励(上级压力等)的情况下(台作一方也有可能愿意非对祢地承担合作所需的成本。 @关于‘台括性。的讨论，可参见周雪光g组织社台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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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告科学2007年第?期 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台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
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如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违背了这些社会事实就会 出现“台祛性1的危机，对组织的今后发展就会造成很大困难。由此可见(如果合作行为违背 了 外界公认的或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而陷人到一种合法性困境中去，那么组织就有可能会退 出甚 至抵制合作的开展。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制度学派对。台法性认同”的界定主要还是停留在制度环境、文
化 环境等宏观结构的范畴中，也就是说组织对台作行为的台法性是否认同主要取决于宏观制度
结构 的决定。
但是在道格拉斯，迪克?佐恩等制度学派学者近期的一些研究文献中中(人们可趴发现(他
们对“台l法性认同1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学者认为，在以前，台法性认同往往被 认 为是组织依据宏观制度安排而对行为作出的一种。台适性判断”，这样的一种对合祛性认同 的界 定过于强调了外界制度环境的约束效力，而忽略了。组织之间在互动过程中达成的共识” 的这个 层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忽略了组织自身还具有根据效率机制而理性头策的一面。
制度学派的这些新近研究成果更为贴近了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根据本研究观察，在基层政
府机构的合作过程中(机构问往往首先会对台作行为是否“合理”作出判断，如果参与合作的各
方一致认同了合作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对合作行为达成了。合法性认同”，那么台作行为才
有进一步实施的可能性。而在这个合法性判断的过程中，台法性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由宏观
制度安排所设定的，它还经常会依据组织问横向协商中达成的共识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候(理 性的台作参与者在达成一致共识的前提下，甚至有可能突破制度的许可而对某些台作行为作出认 同。以下案例就代表了这方面的典型情况: 案例:派出所所长的。情分” 在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门式”试点过程 中。有许多需要派出所证明身 ‘ 份的事项。以往居民要在派出所与有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才能办成事情。因此(‘一门
式。组建方案中。有关部门希望派出所的这类事项能进八。一门式’以方便居民。然而
根据套安部的规定，居民户籍的有关信息只能在套安局域网内使用，不允许与其他网络 系统互联(以保证居民户籍信息的安全。为此，在基层。一门式”试点中公安系统只能 游离在外而成为瓶颈难以突破。可是，在某街道有一住派出所所长却因为与街道的“情 分。而撞自将有关居民户籍基础信息的14项内客全部倒给街道实有人口数据库和‘一 门式’无偿使用。 在这个案例中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是什么动力使这个派出所所长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所长告 诉我们:第一(基层公安工作很需要街道的支持(街道是为了方便居民(公安部门也理应予以配 合，第二(其实公安部门得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原来14项内容基本上是静态的信息，现 在我们从实有人口数据库和。一门式。数据库中却得到了近百项活生生的动态信息。如(失业状
况，救济状况，生育状况，房屋租赁状况，人户分离状况(外来人口状况等，这些是公安部门原
来想要也要不到的。
在这个案例中，派出所与街道之间的合作行为本来受到了现有制度安排的限制，然而由于这
种合作行为在客观上确实能增进双方的利益，因此派出所与街道依据自己的理解(“情分。 )，对 这次合作建立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正是在这样一个台甚性认同的基础上，台作行为才 能长期持续下去。 ?参见道格拉斯《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迪克佐恩《美国公司中时务总裁(cF0)的崛起》。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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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台科学2007年第ll朔 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台作用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一旦组织无法认同合作行为的。台理性。而使某项合作行为陷人“合法性困境”(那么该项 通过这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合法 台作行为往往就会处于一种“合作困境”之中。 同时也受到组织之间基于理性考虑的交互性协 性困境”的生成不仅是受结构性的制度安排影响 商沟通过程的影响。
三、协商性交换中的难题与台作困境 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到。基层不同的行政机关之所以会产生合作的需求，就在于它们总是难免 会产生与其他机构之间。资源共享”和“资源整合。的需求。而在许多情况下，保证这种需求得 以有效满足的机制则建立在一系列的资源交换之上。不过(机构问的这种资源交换与市场条件下 的资源交换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异在于:市场中存在着一系列明确的交易制度和较 为清晰的定价制度，资源的交换(或者说交易)依赖于市场机制而进行;但机构问的资源交换则 缺乏明确的交易制度做保证(其更多的是依赖于社会性特征较强的协商机制。正因为此，在这里 我们将机构间的资源交换称为4协商性交换”。
这种“协商性交换”与市场条件下的商品交换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征:首先是回报的
延时性(市场条件下的商品交换(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买卖双方的付出与获得基本上是在同
一时间和情境中完成的。而在“协商性交换”中，不同政府机构问在资源和信息的付出与回报的
获得上却往往不是同时实现的，而是要相隔一段时间，在其他问题上体现出来。由于存在着回报
的延时性问题，台作双方的投人与回报在时间与空间上被分隔了，双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分享—— 回报的循环式链条。这种循环链条的延续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一旦台作的某一方由于人 为或体制性的因素中断了分享或回报的行为，合作就会中断。其次是收益的不确定性。在市场条 件下，商品交换往往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都非常确定地知道自身付出了什么，得到的 是什么。而基层行政机关间的。协商性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模糊性——资源，信息付
出者获得的常常只是未来得到某种帮助的可能性。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部分政府机关在开放
自身资源、信息的问题上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尤其体现在，当一些实际管理权限相对较小的
部门，即人们平时所说的。清水衙门”，向其他部门提出资源共享的要求时，往往容易遇到一些
困难。
政府机关的这种。协商式交换”中面临的回报延时性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机构间的资源、信
息有效共享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就会产生台作的困境。 总的来看，协商性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合作困境是理性的台作主体间在横向协商过程中无法达 成一致而造成的。
四、行动空间中规则构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合作困境
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体系主要由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构成，这些行政机关分属不同的关系
体系，握有不同的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当它们面对各种具体的问题时，每个组织自身的资源都
不足以令其应对各种情况，因此不乏。借用。其他组织的资源(通过。资源共享。的台作行为来
解决问题的需求。它们在获得这种需求满足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如原则、对策、人力(场所等方
面的。交易”。为了能够有效地工作，每个组织都会试图使资源互补的依赖关系朝着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发展，此时组织或其代理人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会超出他们在正式组织中的角色规定(他 们的权力基础也多少离开了他们在正式组织中的职权范围?。由此产生的行动空间，有独立的调 0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些专家关于。组织目标异化1的观点与此有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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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舍科学2加7年第l】聃 马伊里t宵组织的无手r合作毋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节机制和自主决定的特点，不受任何正式组织的单一理性支配。这种参与行动空间中的关系构造 者即被视为行动者。行动者的出现表明，在基层的日常实践中(作为个体的正式组织所掌握的资 源是不足以解决他们在这种社会秩序里碰到的复杂问题的。这些行动者此时必然要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借助’其他组织的资源。由此引发的“交易活动”(使正式组织具有了如佩奇(R(PageS)所
盲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行动领域中，行动者不仅试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获取他人的资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试
图对台作的规则进行操纵，因为这些规则控制着交换(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交易的国。
在这个围绕规则控制权而交互行动的空间中，行动者一方面努力为自己创造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以及可供选择的台作伙伴，增加他者的可替代性;另一方面，限制他者的选择能力和自由余地， 减少自己的可替代性。这个过程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转换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力 求对他人施加影响，同时竭力避开他人反过来对自己施加影响的诸种尝试o。 据本研究观察，行动者要在台作过程中对他人施加有效影响(使规则构造的方向朝着有利于
自已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欣靠两个过程{ 一是对合作过程中。意艾建构。的把握。人
类组织行为中的。规则不仅是行动的模板，而且
它们也是一个组织，其成员和过程的象征”o。许多研究规则构造过程的学者部认为，规则的形
成需要建立在一个。意义”支持的基础上。这里，“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为规则提供合理性解 释的价值基础?。道格拉斯在《制度是如何思考的》一文中提出(稳定的规则建立的一个重要条 件是它必须建筑在参与合作的多方主体都认同的。意义’之上(即所有台作参与者共同接受或承 认的台乎情理和期待的判断标准之上。也就是说，规则必须建筑在人们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规范 之上o，道格拉斯同时提出，在早期的历史阶段，人们往往是从自然界的规律中引申出规则的。意
义。支持的，但是到了现代，。意义”的构造往往带有很强的人为性。在机构间的台作过程中，各
方都会努力通过构遣有利于自己的4意义”支持而试图控制规则的构造过程。以下这个案例充
分 地体现出了。条’上与。块。上机构在探索同一个。条包块管”问题时，却都尽可能试图从
的角度去构造合作规则的“意义’。 自己 案例:关于。条包块管”的不同态度
条上部门的的意见:未来的工作应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机构要 前 移，管理重心要下移，配强，配齐一线城市管理力量，使。条包块管’达到。条强块 实。的 效果。在将日常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管理职能下放给各功能区和街镇的同时。从提高统一协调 管监察太队改建 能力、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和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来考虑，可将环保市容局和城 为。城市管理及行政执法局’。按照城市管理内在统一性的要求。并从 目前的法律依据和实
践看，应着重强化政府综合管理机构的协调权威。 上述文件首先对当前条块台作的原则性关
系作出了自己的表述(认为要达到“条强块实。，而
根据后面的叙述，这种。条强块实”的核心含义主要是把大量。事权”(即干事的权)下放到社 区中去(但却要把更强的管辖权收到。条。上机构中去。这背后隐含的逻辑其实是某种向。条”
Erhafd 0 Pr嘲Inc(1997(Fnedb盯g(工a删口如j口J 协托睹吖国张删一删册， Jai
o参见埃啥尔?赞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一组织行动的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5年版( o转引自庸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菠(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漓变》，世纪出版集团2吣5年版。 固人们很容易对台作过程中的。台祛性1和“意义’这两个概念产生相近的感觉，因为遮两种概念似乎都涉及到了合作参 与者对某种。台理性”的判断。但这两十概念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据笔者体会。。合法性1这十概念主要是在多方的掏 通中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认识(丽“意义1则是为相应的规则构造提供系统的解释，它使人们感觉到某种规舜j的必要 性( 从过十角度来看，。意义”更像是制度学派所称的一种啦忠制度(
@参见周雪光《制度是如何思堆的》(《读书》2001年第4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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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台科学2007年第1】期 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台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上收权的古义(那么。块。上机构又是如何看待同样的问题呢? 块上机构的态度几乎是完全相
反的，他们认为，实际上“块里责任大但权力小。而条里权 力大却责任小”，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原街道城管监察队的人事任命权，招聘权，奖惩权(简 易执法权全部收了上去，街道基本上没有指挥权和调动权;另一方面(条块资源难共享。街道对
条在块的资源没有配置权，决定权和调剂权，条块资源开放，互动、共享的框架和机制没有形成。
这与条上机构“继续向上收权，向下赋事权”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基于此，他们的观点是用更 为有效的方式将。条上”机构整台到“块’中去，比如。街道成立‘三制’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办事处主任任副组长，各责任口子的党政负责同志任组员，有序规范
推进‘三制’工作’(
这个案例很好地表现出了“条’上与。块’上机构在围绕合作规则的建立过程中，构造不同
“意义’解释系统以使有利于自身工作目标的规则建立的过程。
二是在合作过程中使其他人建立起对自己的依柏性。对于参与合作的行动者来说，为了更好 地向他人施加影响井使自己处于规则构造中的有利地位，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就是在合作过程中 建立起他人对自己的依赖性。在这种依赖性的基础上，他们就可以非对称地对其他人施加权力国。 据克罗奇埃的研究，这种依赖关系的建立过程同样是充满策略性的圆(比如，他在对法国一个工 厂的研究中就发现，技术工人由于对机器的运行状况非常熟悉，甚至能预计到机器损坏的大致时 间(他们在与工厂管理者互动的过程中，常常会灵活地运用自己的这种能力，使工厂管理者对其 建立起一种依赖性关系。进而改造规则的构造过程。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位。条。上工作人员向 笔者提到:
很多时候，不同的机构在共同合作的过程中，你要让别人积极地配合你，就盛须要 有
但是砷 于一些很关键的背源。这些资源对于一些强势部门来说，可能本来就有的。 其他相对弱一点的部几，比如像我们环卫部门。很多时候你的重要性是要你不断提醒 别人 时候大的，你要学会用各种方式去沟通，去和别人交流，让别人意识到你的重要性，这个 家之问开展合作就会有很大的保障。当然这对操作人炙的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很 高的要 你要始终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自己的优势以厦别人对你的需求。 求(
这位工作人员的谈话非常形象地表明，行动者在合作过程中要使其他人建立起对自己的依赖
性，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沟通、交流”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行动者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
不断策略性地影响他人的过程。
’ 必须充分注意的是，合作中行动者构造规则的“意义”与建立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这两个过程 都是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因为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同时也会引发参与合作的其他各方的各 种连锁反应，而行动者也就不得不对这些反应作出新的应变策略。这些策略与对策混合在一起， 使规则的构造呈现出一种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合作中的规则成为行动者交 互性行为的权变结果。总是处于一种无限变化的可能中。从这个意义来看。行动领域中的规则无 论如何不可能简单地还原为制度设计中的“最初规则”。因为行动者在策略性地构造规则的过程 ‘中，始终具有一种任意选择和随机性创造的可能。
由于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着这种规则构造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则建立的过程总是充满
曲折并始终存在着被中断的可能性，这时台作困境便会生成。 也许有人认为，行动领域中行动
者对合作规则的构造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困境是一种特殊的
?0为了保证敷述的连贯性，率文在这里将暂时跳过*于。捏力’的复杂界定。 @正因为此(进十依犊关系建立的过程与之前所提到的单纯资源依赖的关系是有所区别的。详可参见米歇尔克罗齐埃《科 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杜2002年版。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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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里:有组织的无序t台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社台料学2007年第JJ期 现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台作困境作出分析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组织社会学前沿研究领域 的大量研究恰恰指出。行动者的。出场”以及对行动领域规则体系的反复构造，不仅不是一种特
殊现象，相反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是因为，以行动者的身份出现来实现独特的目标(对于个 体来说总有巨大的诱惑;而行动者一旦出场就有可能籽其他的个体牵扯进行动的空间，并迫使其 作出反应，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新的行动者——这种组织问的复杂关系不断地运作。再生产了社
会领域的复杂性。行动者也不断出场，对行动空间的关系规则进行反复的构造与再构造(这个过
程也构成了人类合作领域中的深层动力来源。
(责任鳊辑:薛主勇)
Mechanism of DilemmaDisorder:a Organized C0mpIicated Producing Cooperation Ma Yi(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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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社区自治的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社区自治的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 作者:张丹丹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02期
[摘要 ]社区自治是社会转型期社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从 “ 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 力) ” 向 “ 多元一体 ” 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社区自治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但 这一目标在目前的社区自治状态中未能充分展现。社区自治呈现出了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两个 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限制了社区自治的空间。
[关 键 词 ]社区自治空间 偏态自治 无序自治 结构性制约 沟通行动
[作者简介 ]张丹丹(1981-),女,浙江东阳人,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15) 02-0025-08
引言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但是,伴随着社会转 型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亦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 凸显。城市社会从 “ 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 ” 向 “ 多元一体 ” ①的结构性变化与矛盾,对 现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造成极大压力。政府直面诸多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挑战,显然已经力不 从心,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刻不容缓。 “ 还社会于社会(社区) ” ,即政府退 出或让出一部分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的、效益极其低下、甚至得不偿失的领地,作为社会重组 的根基②,是当前各方呼声较高的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
如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样①,社区建设 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 体,这需要社区居民普遍、有序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通过相互的沟通与对话合作,在个体、 家庭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和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社区事务的有效共识,对社区共同体的基 本认同。现代社区的发展就是要建设一个以个性发展、社会整合和文化繁衍为标识的、具有相 对独立性并与国家、市场保持良性关系的社会共同体。②
以上这些变化和目标,都要求作为城市细胞的社区实现基本自治。那么,在当前社会转型 的整体性结构背景下,我国现实的社区自治又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和基本特征?本文以吉登斯的 结构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本参照,结合社区自治的实践,呈现当前中国社区 自治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社区自治空间的特质及其原因
范文三：社区自治的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社区自治的特征：
—社区自治空间有限性的原因——
张丹丹
上海201306；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200444）（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摘要］社区自治是社会转型期社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社区自治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但这一目标在目前的社区自治状态中未能充分展现。社区自治呈现出了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两个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限制了社区自治的空间。
［关键词］社区自治空间偏态自治无序自治结构性制约沟通行动［基金项目］本论文是上海电机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NO.12XKJ02）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对社区自治空间特征的论证也是基于《上海市GM街道楼组自治项目》和《上海市ZB区自治家园建设项目》和《社会企业的合法性机制建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SH079）这三个项目中所参与的实地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作者简介］张丹丹（1981-），女，浙江东阳人，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15）02-0025-08
引言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亦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社会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
①
的结构性变化与矛盾，对现有社会秩序和一体”
社会（社区）”，即政府退出或让出一部分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的、效益极其低下、甚至得不偿失是当前各方呼声的领地，作为社会重组的根基②，较高的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
（单位）一（国家权力）元”向“多元一体”概念引自沈关①“多体
宝：《公共空间与社会结构》，《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０页。
《发展现代社区的理性选择》，《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０年②沈关宝：
第３期。
社会管理造成极大压力。政府直面诸多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挑战，显然已经力不从心，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刻不容缓。“还社会于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26201514
如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样①，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这需要社区居民普遍、有序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通过相互的沟通与对话合作，在个体、家庭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和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社区事务的有效共识，对社区共同体的基本认同。现代社区的发展就是要建设一个以个性发展、社会整合和文化繁衍为标识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与国家、市场保持良性关系的社会共同体。②
以上这些变化和目标，都要求作为城市细胞的社区实现基本自治。那么，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整体性结构背景下，我国现实的社区自治又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和基本特征？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本参照，结合社区自治的实践，呈现当前中国社区自治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受限。
从宏观层面看，社区自治空间的有限性受到社区自治过程中制度设计、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以及社区自治空间的结构性特征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从目前看，我国社区自治的空间由于受到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自治空间的范围与大小都受到了限制，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社区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特征，即基层管理从街道到居委会再到业委会，导致层级化管理的特征，这同时也成为权力分散化的表现。这种层级化的管理模式与特征使得自治空间受限于约定俗成的、难以跨越的结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社区自治空间在宏观层面体现出了制度和结构受限下的有限性特质。比如，在社区自治实践调查过程一定程度中，YF社区⑤业委会的种种维权行为⑥，上体现出社区业委会自治空间非常有限，这种特质受制于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制度体系和结构性特征的制约。
社区自治组织的权限与活动能力和范围，是
一、社区自治空间的特质及其原因
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依法享有的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及其实
③
，通常是通过自治组织来实现的。社区践过程”
自治组织的出现也正是为了弥补政府和居民之间因缺乏沟通而弹性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一般具备三个特征：非行政性、非营利性、非竞争性。④“空间”在后现代社会学家那里被理解为一种虚拟的宽泛概念，本文所指的“社区自治空间”是一个可操作化的概念，可以从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自治的认知与能力三个维度和内容来考察，结合实践过程对自治组织的组建和运作、自治载体的构建、共同家园的创建、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政治参与等领域的自治实践来看自治空间的范围与大小。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社区自治空间主要表现为“有限性”的特质，这种有限性主要来自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一是宏观层面看，社区自治空间在内外制度和结构上受限；二是中观层面看，社区自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自治组织，其自治的权限、范围受限；三是微观层面看，社区自治过程中的个体，即社区居民自身的认知与能力
—在“组织与体制：《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①费孝通：
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发展现代社区的理性选择》，《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０年②沈关宝：
第３期。
《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③徐永祥：
２３３页。
《发展现代社区的理性选择》，《探索与争鸣》④参见沈关宝：
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在该文中，沈教授用“社区结构”的概念来论述上述观点，其基本涵义大致类似于“自治组织”。
⑤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会结合前文提到的ＹＦ社区的一些的具
体案例和社区自治的基本情况。ＹＦ社区地处上海市区中心位置，为一处中高档的商品住宅小区，小区业主基本都有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业主之间的一个重要沟通平台即“ＹＦ业主论坛”（ＢＢＳ），其中的活跃分子主要为业委会成员和部分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小区居民，但参与者同全部业主人数相比仍属少数，不足十分之一。此外，社区中最重要的自治组织是小区业委会，但历届业委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也成为小区备受关注的焦点，凸显该社区在自治历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第三届业委会和第四届业委会之间的矛盾。
具体参见，周骏：⑥“ＹＦ社区业委会与区房管局打官司的案例”
《ＹＦ怎会有两个业委会？》，《新民晚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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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社区自治空间的重要内容和维度，换句话说，社区自治空间的大小和特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治组织的状况来衡量的。在这一层面上，即中观层面上看，社区自治空间的有限性主要体现为自治组织的自治权限与自治范围受限以及自治模式受限。从社区自治组织的组建、成立、运作过程看，受到了各种政策和规则的限制与影响，自治组织从始至终都无法逾越超过契约约定的相关规则的干涉。而由于现在的社会组织大部分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相对来说是不透明的、不公开的，自治模式与类型也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过程，缺失了草根性的特征，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社会组织逐渐趋向扁平化平面化，信息交流非常畅通，由上而下的限制逐渐减少，自治空间才能逐步变大。比如，某小区为维护社区安全，实施“技防改造”工程，由于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目的（如上海世博会期间）等因素，社区居民为此所组织的志愿组织在活动开展的范围与所能获取的权限都是非常有限的，最后往往演变为居委会的“吃力不讨好”的延伸工作。
从微观层面上看，社区自治空间的有限，还受限于个体的认知与能力的有限性。自治的认知与能力强调了社区居民个人的素质与能力，以及自治组织中人员素质的全面性与能力的高低，包括社区居民和自治组织人员总体的素质、自治组织组建过程中反映出的人员的组织能力、运作的独立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组织性和有序性程度如何等方面的内容。从实践看，社区居民表现出了社区自治的意愿，甚至也出现了一些个体化的自治的行为，然而由于缺乏有序化的、有组织化的集体行为，自治也无法呈现出常态化的、有序自治的图景。
由此可以看出，社区自治空间的有限性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1）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制约下所呈现的偏态自治；（2）个体认知受限与行为无序化所呈现的无序自治。下文将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本参照，对偏态自治、无序自治以及两者成为社区自治空间有限性的原因作出详细的分析。
二、结构性制约与偏态自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调整却相对滞后，由此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与矛盾的产生也与这一特殊转型期的相关制度设计与安排密切相关。反映在社区治理中，则表现为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还未得到根本转型，仍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其结果是落后的社会管理模式、迟滞的社会结构调整与公民参与意识日益觉醒、参与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
（一）结构性制约的表现和公民的回应前文提到的YF社区业主维权打官司的案例，突出表明外部制度设计和结构性局限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空间的深刻制约。如同吉登斯所论述的那样①，由于现有规则的僵化和社区居民获取资源的受限，社区自治呈现非正态化的、我们称之为“偏态自治”的明显特征，它同时反映出这种结构性因素对社区自治空间的影响及社区居民对这种影响的抗拒性反应。这种结构性因素在社区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规则和制度安排下的潜在约束。这主要是指相关国家权力组织依据成文或不成文的政策，以及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行为，以一种潜在的强制力介入到社区自治过程中。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形式上的民主程序，达到表面上的民主结果。比如在YF社区中，这种潜在的约束突出反应在业委会的换届选举、组建和运作过程中，如对业委会的成立提出一些前提条件、政策指导和监督上的硬性要求。相关文件规定，2003年前的业主大会由房管局、街道、物业公司共同筹建，2004年后政府选择退出，由业主决定筹备组的成员。但到后来由于业委会在发展中出现许多现实问题和矛盾，又逐渐回到2003年以前的模式，政府再次以特定身份介入到业委会的成立和运作过
①吉登斯主要从规则和资源两个方面来论述结构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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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尤其是对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与职责都作出具体规定，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更加具体化、明确化。在协调过程中，如果业委会筹备组或换届改选小组未依法履行职责，经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房管局责令限期整改后仍未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居委会可牵头组织业主重组筹备组或换届改选小组。正是由于以上政策的出台，在YF社区中，出现了第三届业委会和第四届业委会之间的权力之争，第三届业委会自称为“民办业委会”，是自下而上通过业主自己推选产生的，而第四届业委会则是在以上政策指导下由街道推选成立的所谓“官办业委会”。由此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性约束，其结果就是“民办业委会”不服政府的相关安排，据理力争自身的合法性，最后演化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却以失败告终。而几届业委会之间的权力之争，更多地反映出其背后不同组织之间的利害关系，反映出政府力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力图摆脱这种控制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最后往往演变为少数个人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之争。在虽然第四届业委会是“依法成YF社区的案例中，立”并获得官方认可，却未得到小区业主的普遍认可，由此导致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业主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并出现一些抗拒性的行为。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其次是资源集中导致居民在获取资源时受到限制。这个“资源”包括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力资源（如制定规则、人际信任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物质资源、以及参与社区管理的空间资源三个方面。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相关职能部门或权力人手中，导致普通的社区居民获取上述资源的途径受阻，所获得资源的类型和数量非常有限，从而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与实效。这种结构性因素严重制约着所谓的居民自治，居民自治空间和行使权力的范围都受到极大限制。
而社区居民面对规则和资源的结构性制约，并非全是“沉默的羔羊”，例如在YF社区中，部分居民在面对小区业委会换届改选过程中出现的政府过多介入就表现出一种抗拒行为①。这种抗
拒行为实际上是居民对结构性制约的一种反思，反思的表现形式既有温和的理论倡导或暂时保持沉默，也有在语言和行动上的偏激倾向。②但不管是温和的理论倡导或保持沉默，还是采取偏激行为，都是居民对社区互动关系（主要指个人与集体和国家之间）中某些权力运作模式表达的不满情绪。他们渴望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或其象征，寻求获得个人和集体共同认同的新形态，向往一种基于合法权益与必要义务之间相平衡的关系互动新模式。
在YF社区的业主论坛里，出现数篇关于加
强小区建设的理论倡导与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导社区居民朝着和谐共处的方向努力，纠正以往出现的某些偏激行为。③理业委会与相关职论倡导的方式有助于协调居民、
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协调作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大部分居民在面对外在结构和制度的制约时，会选择保持沉默的方式，这是对规则制约和资源受限的无形反抗，集体性的沉默将给社区中的公民参与带来不可预见的消极后果。偏激行为是抗拒行为中比较极端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会恶化居民、业委会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可能出现难以想象的人财物损失。
（二）结构性制约所导致的偏态自治以上关于结构性因素对社区自治空间的影响及社区居民对这种影响的抗拒性反应的论述，即本文所提出的“偏态自治”。“偏态”是统计学名词，是相对于正态而言的。偏态自治是指社区自治空间在受到外部制约条件下所呈现的，与理想的或正态的自治路径和模式相偏离的一种状态和模式。偏态自治肇始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制约因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①抗拒这一概念是Ｓ．Ｎ．艾森斯塔德在
书中提出来的，他对＂抗拒＂的论述主要分为政治抗拒、社会抗拒和文化抗拒这三个主题。
②这三种行为方式是本人对ＹＦ社区实证调研基础上归纳出来
的。
③这些偏激行为主要表现为一些偏激言论和利益团体之间的
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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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自下而上的居民自治造成严重干扰。对偏态自治概念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外在制度和规则及资源的结构性制约，限制了有效的社区治理，使自治空间受到压缩；二是公民参与过程中，面对这种结构性制约会形成一种反思，出现抗拒行为和结果，恶化个体与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偏态自治作进一步阐析：
首先，吉登斯提出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是理解偏态自治的理论基础。“结构性制约”概念主要从规则和资源两个层面来论述，规则和制度上制约以及资源上的受限导致有效的社区自治难以实现，自治偏离了理想的、正态的自治路径。具体而言，这种结构性制约的特质来自于宏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社会从多体一元向多元一体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还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风格，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以各种确定或不确定的身份介入社区事务管理。例如，，但YF社区的业委会虽然名义上是“自治组织”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其组建和运作过程都要受到街道、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或多或少的指导、介入和干涉。这种结构性制约所导致的偏态自治，致使社区自治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其次，偏态自治现象普遍存在于社区管理中，并且这种存在是根深蒂固的。偏态自治在社区管理中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影响到社区自治的每一个空间领域，使得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有限性的特质。偏态自治的深刻性也由结构性制约因素引起，使得居民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试图改变这种结构性制约现状的努力显得很孱弱、甚至无效。尽管在社区自治过程中也出现过居民试图去改变这种制约的努力和行为，但居民的每一次努力要么因为外在约束力的增强而放弃，要么因为与外在约束力的对抗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端抗拒行为的出现，从而导致社区自治逐渐偏离正态自治的路径而走向偏态自治。
第三，偏态自治在社区自治的不同空间领域体现的程度不尽相同。在自治组织的创建、自治载体的构建、志愿者组织的组建、生活世界的创建等领域，能够获取的自治空间的广度是不一样
的，社区居民在这几个领域中获取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其强弱也是有差别的。但即使在那些结构性制约相对较少的领域，也很难看到自治效果相对较好的行为与模式。这主要归因于居民自身的素质、态度和行为，即公民参与的质量问题。
（三）偏态自治与有限的自治空间
基于上述对偏态自治概念三个方面的理解，本文认为，偏态自治是目前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社区自治空间有限性特质的原因之一。受到外在结构性制约而呈现的偏态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管理社——的有效—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区事务——
性，致使社区居民实现社区自治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正态的、理想的社区自治无法实现。
而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只有逐步形成规范的、合法的社区管理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并不断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使结构性制约下的偏态自治转向具备一定制度基础和结构基础的正态自治，才有可能实现正态的、理想的社区自治模式和形态，也才能使社区和居民获取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权限和空间。而这也是实现有效的社区自治、达成社区自治终极目—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的必要条件。标——
三、沟通受限与无序自治
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居民已经开始萌发出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意识，甚至出现为了维护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力，而与相关职能部门据理抗争的行为和案例。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社区中居民的这些行为并未形成一种有组织的、有序的、规范化的集体行为，较多以无序化、以无组织化的个体性行为出现，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各种原因，甚至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背离了社区居民为了共同的利益参与社区管理的最初意愿。这种无序化的、无组织的个体行为的出现，可以归结为公民个体在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个体的认知与能力的受限，而这种受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之间的沟通障碍所导致的。无序自治导致原本属于社区居民的自治权利逐渐丧失，由于个体行为的无序化，以及政府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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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区居民自身对社区自治的不信任，社区自治空间有形或者无形地受到限制。
（一）沟通行为与沟通受限
沟通行为是居民之间基于基本的共识，并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达成的一种有效行为，它是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各自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①沟通主体之间从目的理性走向沟通理性，并通过语言的媒介让希望彼此真诚了解的人们不受任何内在或外在压力的影主体间只有实现响而达成共识。②哈贝马斯认为，
有效的、无障碍的沟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并消除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弊端。
若将沟通行为理论运用于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中，则要求社区居民形成基于共同知识背景的共识，并实现真正的、无障碍的沟通，从而有效地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治理。这种无障碍的沟通基于社区居民之间共同的认知，包括对社区事务的认知和掌握、对社区参与意愿的认知，以及对出现的特定社区事件的认知与态度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反映出这样一种状况，即居民之间缺乏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只有在试图相互沟通的各利益攸关方拥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条件下才可能达成，而且居民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反而是一种有障碍的沟通或称为是沟通受限。具体表现为，居民个体之间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和管理的认知度和态度是不一致的，居民之间、居民和外在组织的相关人物之间也无法实现有效的、理性的沟通，从而可能会导致结果是：个体普遍的冷漠或非理性的偏激行为。这种结果深刻影响了社区居民共同的、有效的参与社区事务及其管理的效果。
（二）沟通受限导致无序行为和无序自治正是因为沟通受限，即居民之间、居民与外在组织相关人物之间沟通不畅，或者是一种非理性的、有障碍的沟通，导致在社区自治过程中出现大量无组织的、非程序化的无序行为。由此所导致的社区自治的模式和类型，与有序自治是相对立的，本文称之为“无序自治”，主要是指居民在参与社区自治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理性的
沟通，而呈现的无组织、无序化的行为方式和模式。无序自治是目前中国社区自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自治空间有限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无序自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是理解无序自治的理论基础。哈氏提出的沟通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理想的预设，换句话说，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哈氏提出的基于共同知识背景的沟通行为及效果是有较大难度的。从社区居民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成有序化、组织化的集体行为，实际上就是期望能够达到哈氏提出的不受沟通限制的、从行为个体的共同知识背景出发而形成良性互动的沟通行为。显然，这种理想的行为模式迄今仍未达到。但哈氏提出的基于共同知识背景的沟通行为的出现却是有效的社区自治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守望相助共同体的基础。
其次，无序自治普遍存在于社区自治实践中。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消极被动性，尚未形成健康、理性、成熟的社区文化，社区居民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区并未形成较强烈的集体认同。虽然萌发了居民自下而上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意识，然而这种参与意识仍旧表现出个体化和无组织化的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己无关、袖手旁观”的意识，以及“家”的概念和范围限制，使得大部分社区居民虽然也关注本社区的、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区问题，却未形成社区居民的统一行为，主动性不足，同时，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社区文化的认同。
第三，无序自治的出现与个人能力和认知受限有关，特别是社区中民间领袖的个人气质、能力，及其在社区中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有很大关系。从无序转向有序的过程，需要个体之间的有效沟通，而这种有效沟通是基于社区居民个体的对社区事务及其管理的认知，及自身参与社区事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①哈贝马斯：
理性》，曹卫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５页。《公共空间与社会结构》，《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②沈关宝：
，２００１年，第４０页。社区建设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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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的能力。社区中关键人物或者也可以称为社区领袖，其管理能力和对社区事务的认知深刻影响了社区自治的状态，社区领袖的组织能力与个人气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及其管理的有效性程度。然而社区领袖的行为方式往往也会受到外在制度设计和结构性的制约。比如在YF社区中，确实存在具有社区民间领袖气质和能力的热心居民，通过理论倡导或实际参与行动，以引导居民如何管理小区。然而，由于业主论坛中的某些跟帖内容被限制、甚至被删除，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有意往特定人物身上“贴标签”，从而对其能力和影响力的成长构成外部制约。
（三）无序自治与有限的自治空间
社区自治实践过程中，居民的社区参与及其管理行为呈现了无序化、零散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社区居民集体意志的表达也缺乏畅通渠道与有效程序，导致自治领域缺乏必要的秩序、规则和能力，理想的社区自治形态难以出现。无序自治导致自治空间受到人为限制，换句话说，政府在下放“社会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中，对个体化、无序化的行为不够信任，总是会不自觉地介入或干涉社区自治的过程，从而导致社区自治空间受到人为的限制。
正是因为社区居民参与的无序化和被动化、缺乏组织性和程序性，使得社区居民的个体能力以及他们通过各种自治组织实现自治的集体能力和效率都非常低下，政府更不愿意或不放心把社区自治真正交给居民，或者各种社区自治组织去管理，从而社区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自治也成了空谈。而社区自治空间的有限性反过来也会影响自下而上的有序自治的路径模式形成，致使社区居民很难通过有序化的组织形式来实现个体行为的集体化整合。质言之，自治空间的受限与公民参与的无序化是一种相互加强、甚至恶性循环的关系。
无序自治制约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有序化，不利于公民参与过程中共同文化认同的构建与价值取向的统一。无序自治也导致基于无障碍、理性沟通的守望相助共同体难以形成。公民参与行为从无序转向有序，是社区自治空间得到
释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区自治终极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理想的社区自治路径和模式的基本条件。
余论
社区自治过程中的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限制了社区居民普遍的、主动的、有序的参与，从而使得居民实现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空间非常有限，空间的有限反过来更加促使自治走向偏态和无序化，基层民主的未来发展令人担忧。未来社区自治路径的形成有赖于居民之间的相互沟通，有赖于有效的合作对话模式所达致的有序、有组织的集体参与，更有赖于外在制度环境和社区居民获取资源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另外，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关键人物或社区民间领袖的发展空间、社区自治平台和载体的形成，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都将促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社会行为愈显组织化美好的社区自治路与规范化。①若要实现理想的、
径，实现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小区”向社会人文状态下的“社区”转变，上述要素将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索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政府在社区事务管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的诸多事实表明，某些政府部门或其工作人员对社区事务的不当干预，是社区自治难以走上正途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区自治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中，政府公权力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并非主张政府公权力完全退出社区自治领域，而是建议政府部门要认清自身在社区自治中的角色定位。本着科学、民主的精神，鼓励基层群众共同参与制订合理、可行、操作性强的社区事务管理规范，并为这些规范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或许是政府部门最应该思考的方向。
（责任编辑：徐澍）
（下转第48页）
沈关宝：《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形成———民间社会组织①张丹丹、
的培育与公民的有序参与》，《学术界》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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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进行指导和咨询。另外，发展少年刑诉调解，加强冲突解决方式的社会化途径。通过刑事司法调解中心分流少年刑事案件，提高被害人的满意度。同时要加强地区之间的机构合作机制，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同合作体系，针对流动少年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综上，目前我国的司法社会工作处于发展初期，力量比较薄弱，司法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步伐较缓，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制度，且存在地区化、局部化、阶段化的特点。我们需要加强社会工作发展的立法进程，同时在相关领域中将社会
工作者的地位和角色写进法律，明确将其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职业来大力推动。我国可以借鉴意大利司法社会工作者就职于司法部门的做法，在政府内部吸纳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资源，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司法社会工作体系，在相应岗位上优先录用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将社会工作者纳入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机构专业服务的力度，加快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步伐，加强少年犯罪的预防和对越轨少年的行为矫正。
（责任编辑：徐澍）
SocialWorkintheFieldofJuvenileJustice:TheItalianExperience
YANGXu
（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620）Abstract:Socialworkplaysasignificantroleinthefieldofjuvenilejustice.Socialworkerscanintegrateresources，motivate，guidevolunteers，youthrecognizeandtaptheirownpotentialforteenagersseekingavarietyofresourcestohelpthemgetridofundesirablesitu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needsoftheItalianjuvenilejusticesocialwork，describestheroleplayedbythevariousstagesofsocialworkers，theItaliansocialmanagementsystemofjuvenilejustice，therelevantlegislation.Finally，theauthorproposesthemainissuesofsocialworkdevelopmentinjuvenilejusticeofChina.
Keywords:Italianjuvenilejustice；forensicsocialwork；judicialadministrationofjuvenilejustice；socialworklegislation（上接第31页）
TheCharacteristicsofCommunityAutonomy：SkewedAutonomyandDisorderlyAutonomy
ZHANGDandan
（SchoolofMarxismStudies，ShanghaiDianjiUniversity，Shanghai201306）
Abstract:Communityautonomyisthecoreissueintheprocessofcommunitybuildinginsocialtransformation.Academicstudiesalsofocusonit.Intheprocessofstructuralchangefrom“Apatternof
，thegoalofcommunityautonomyistobuildanmultiplebodiesunderstatepower”to“Pluralisticintegration”
autonomouscommunityofmutualhelp，whichhasfailedtoshowadequately，mainlylimitedbylittlespaceof
communityautonomy.Andcommunityautonomydemonstratescharacteristicssuchasskewedanddisorderly.Keywords:skewedautonomy；disorderlyautonomy；communicatio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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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复杂性：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
作者：谭长贵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年06期
复杂性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复杂性研究正在探索的元问题之一。为什么说“正在探索”？因为自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发现复杂性、探索复杂性开始至今，尽管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复杂性”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多种解读，但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也许正是因为复杂性之复杂的缘故，学界对复杂性本质的解读仍在进行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只有弄清复杂性的本质，才能找到发现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的方法，并证实复杂性方法，以解开复杂性之谜。
一、复杂性源自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
探讨复杂性的本质，首先应该弄清的问题是复杂性是怎样产生的。基于此，须对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是产生复杂性的根本原因这一命题作出论证。
埃德加·莫兰最先把“复杂性研究”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复杂思想、复杂方法和复杂范式，对组织中的无序研究最多、贡献最大。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著名观点，认为“无序现象与组织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很可能还存在着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宇宙的秩序和组织正是在紊乱、不定、异常、不可能和能量耗散中发展起来的”[1](P19)，并把冯·福斯特提出的“有序生自噪声”的原理称为“无序的组织作用原理”[1](P32)。莫兰不仅突出对无序的研究，充分揭示无序的作用，以冲破有序一统天下的决定论藩篱，明确反对“往昔的决定论观点只把有序性唯一地看作抽象的、客观的和最高的规律”[2](P155) 的观点；同时并不孤立地看待无序，而始终把无序与有序联系在一起，重点考察“把有序和无序的概念联系起来在它们的互补、竞争和对抗中来进行思维的必要性”，以及“有序和无序的必然的和难解的交织和对抗的问题”[2](P154)。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莫兰对无序和有序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组织”这一重要概念，无论是“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观点，还是“多样性脱离了过程和环境中的不平衡亦即无序就不可能产生，多样性是组织化的绝对必要条件”[1](P29) 的重要论述，无处不体现了他对无序、有序和组织的缠绵与钟爱。
莫兰对无序的研究是极其深刻的。他发现：“第一个出现的（热力学方面的）无序给我们带来了死亡。第二个出现的（微观物理学方面的）无序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第三个出现的（创世方面的）无序给我们带来了创造。第四个（理论上的）无序则把死亡、生命、创造、组织统统联系在一起。”[1](P20) 莫兰为什么会如此器重无序、“纠缠”无序？这是因为他发现无序总是与有序交织在一起，无序在组织中起组织作用，所以他称无序是“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笔者认为，无序不仅与有序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与组织相互交织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无序在组织中起组织作用，其实在本质上相对有序而言，组织更侧重对无序的组织，实际上所有的自组织活动都离不开对无序的组织。由此得出推论：没有无序就没有组织活动和组织，组织是对无序的组织。
进一步追问，如果没有组织活动和组织，还有复杂性可言吗？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没有组织活动（简单地说，组织活动就是异质成分或要素间以及组织整体与异质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组织，就必然不可能有复杂性。复杂性产生于组织和组织活动，是组织的基本属性。莫兰发现，“只有在组织化层次和阶段上有序才能真正充分发展”[1](P63)。于是，他把另一个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这一重要概念上。莫兰的第一个定义是：“组织是一个系统或一个复杂单位内各部件或各个体之间的关系组合，这个系统拥有其部件或个体所没有的性质。组织通过相关性把各个成分、事件或个体联系起来，让它们变成同一个整体的部件。”[1](P95) 莫兰所作的另一个定义已将组织与系统结合起来，即“一切具有某种稳定性和常规性的相互关系都具有组织特征并产生一个系统”[1](P96)。他对组织的论述充满了强烈的辩证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组织复杂性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他说：“它的产物或结果对其本身的构成是必需的：组织是关系的关系，它给改造者构形，对构形者改造，对维修者进行维修，对建构者进行建构，对开放的进行封闭，对封闭的进行开放；它在组织中自组织，在自组织中组织。这是一个环扣自身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封闭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它生自于以前的互动，对关系进行维持，并与外界进行交换，它则是开放的。”[1](P133)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对随机性的适应和整合便成了一种选择性奖赏。组织在复杂化过程中失去的是凝聚力和僵化，得到的却是灵活性，再生的能力，与事件、干扰、偶然性周旋的本领”[1](P135)。
莫兰在看待组织时总是把它与有序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把它们等同起来，这可以从他建立的多道多元联立程式看出。在他看来，“有序与组织的关系是环形的：组织生产有序，有序维护组织，也就是说有序也是组织的生产者。”[1](P128) 但是它们又是表现为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组织是属概念，有序是种概念。组织不仅包含了有序（否则组织就不会表现为组织），而且包含了无序（否则组织就不会生长）。正是因为组织包含了有序和无序，组织才经历复杂化而形成组织，组织也才成长为复杂性整体。再次考察莫兰的观点——有序与无序总是“交织”在一起；有序是从无序中“走”出来的；起组织作用的无序——不难得出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是复杂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的结论。
我们还能从以普里戈金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稍晚时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中找到支撑这一结论的依据。按照普里戈金的观点，自组织系统能否走向有序与体系的非平衡结构有关。他说：“平衡结构可以看作是大量微观粒子（分子、原子）活动的统计抵偿的结果……它们一旦形成，就会被孤立起来并无限地保持下去，而不会与环境进一步发生相互作用。但是，当我们研究一个生物细胞或一个城市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系统不仅是开放的，而且实际上只是因为它们是开放的，它们才得以存在。它们是靠从外界来的物质和能量的流来维持的。我们可以孤立一个晶体，但如果切断城市或细胞与环境的联系，它们就会死掉……它们不能从它们不断在变换着的流中被分离出来。”[3] 普里戈金明确地指出，平衡结构是孤立的静止的“死结构”，非平衡结构则是开放和流动的“活结构”。将普里戈金对非平衡结构的定义和“非平衡是有序的源泉”的著名观点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开放和流动的“活结构”能使系统从混沌无序的初态走向有序。耗散结构是“活结构”，也是有序结构，自然也是表现为复杂性的结构，其形成必须以非平衡为条件。非平衡的真正含义是开放和流动，而开放与流动的体系必然含有无序的因素，可见普里戈金已经认识到无序在耗散结构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因无序所具有的随机性而导致的“涨落”，以及无序造成的无时无刻不在的扰动而导致的“涌现”特征上。前者是耗散结构形成的动力学基础（普里戈金称为“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后者是导致系统或组织在热力学分岔点出现多种发展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直接诱导因素。
哈肯在他创立的协同学中没有明确地考察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对复杂性产生的影响，但仍然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竞争与协同是协同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竞争与协同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竞争与协同是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表现与结果，序参量在竞争与协同中形成。竞争是无序竞争与有序竞争的统一，无序竞争与有序竞争是竞争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体系或组织中的竞争一般都是经历无序竞争之后达到有序竞争，无序竞争往往是有序竞争的前提和条件，在无序竞争中逐步形成有序竞争并达到协同。哈肯用游泳池中游泳者行为的例子作了很好的说明。[4](P33) 正是因为无序竞争而形成了有序的组织，无序竞争是形成有序组织的先决性条件和必然手段。只是哈肯似乎夸大和神化了序参量的作用，他把序参量比作“无形之手”，单个组元则是被这只“无形之手”掌控的“木偶”，“序参量好似一个木偶戏的牵线人，他让木偶们跳起舞来”[4](P8)。尽管哈肯也强调了“木偶”们对序参量这只“无形之手”的反作用，但是他仍然忽视了起反作用的还有同样一刻也没有离开“木偶”们的无序的竞争。无序的竞争并不在序参量的掌控之下，所以它始终都在反作用于序参量。正是因为有了无序对序参量的反作用，序参量才拥有了对“木偶”们“役使”的可能与能力，否则序参量将会萎缩而逐步丧失“役使”的功能。
可见，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是复杂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组织中没有无序就没有有序，没有无序和有序就没有组织，也就没有复杂性可言，仅有有序的组织只能是简单组织（金刚石就是这类典型的例子）。复杂性、组织、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下列的回环：
二、复杂性与组织、无序的不可分离性——组织对无序的吸收与转换
复杂性的诞生以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作为必要条件，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以复杂性作为必然结果。组织外的无序对复杂性的产生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它以一种外在的作用、以环境的身份对复杂性产生影响；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则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对复杂性产生作用，表现得更加强烈也更加直接。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提高，正是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仍然不能忽视组织外的无序的作用）不断影响的结果。一个系统越复杂，它的开放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包含于这个系统中的无序程度越大。生物系统、社会系统莫不如此。
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与复杂性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无序存在于组织中吗？或者说无序又是怎样进入组织而成为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呢？我们可以从宇宙起源的学说中找到答案。“大爆炸”理论揭示了宇宙诞生于极高的热量中。这些热量带有无序的形式：乱流、漩涡、过程的不平衡、互动的随机性、耗散，等等。这便是无序最初的表现形式（随着无序的演化，随机性成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这种最原始的形式最先来到了我们的宇宙，并开始了它对宇宙的开创性工作。由于冷却过程中的不平衡（实质上是无序性质的表现）以及万有引力的作用，首先形成了简单的组织，然后又由简单的组织形成了复杂的组织，复杂性也因此而出现。贝纳尔涡旋的实验已经证实，“波动紊乱的，也就是无序的热流有可能自发地变成结构或曰有组织的形式”[1](P19)。不过，“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产生秩序的组织现象（原子、分子、恒星）永远只是少量的、局部的、边缘的、暂时的、非常态的、概率极小的现象。这是出现在无序的概率大洋上的一些小岛和例外，一些小微粒。不错，正是在这些小岛的基础上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组织进化（形成了大分子和氨基酸），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偶然现象”[1](P45)。
莫兰在分析了勒内·托姆的突变理论后说：“托姆所提示的既丰富又复杂的观点就是把形式发生学或形式的创造与形式的断裂或突变联系起来。它允许我们在同一过程中同时读出脱节和新生。这是一种质变的观念，突变并不等于一个绝对的开端……它远没有排斥无序，而是从起源性上包容了这一观点，因为一个古老形式的断裂和毁灭是新形式产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让我们懂得了世界的有序化和组织化就建立在失衡和不稳定之中。”[1](P23) 组织就这样在把一部分无序转化为组织后而宣布诞生了。莫兰仍然钟情于并看好无序，他认为组织并没有驱散无序，无序只不过是被改造过了，变成了潜在的东西，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如果将莫兰的这一看法与他“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观点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看法似乎有所欠缺，因为无序不仅在组织形成过程中起了组织作用，而且在组织形成以后仍然在起着组织作用，这说明组织中的无序并没有完全变为潜在的东西。
我的看法是，在组织形成的一瞬间，一部分无序被组织吸收了，有序是被吸收了的无序的另一种形式，组织则是被吸收了的无序的多种形式的、并允许无序的多种形式相互作用与转换的共同体；无序被组织吸收以后，在组织内部呈现三种作用状态，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有序，一部分转变为潜在的无序，还有一部分则仍然表现为显性的无序，它们在相互作用和转换中共同打造着组织。相比之下，无序是大洋，组织或有序不过是无序大洋中的小岛，所以仍有大量未被组织吸收的无序构成了组织或有序的生态环境。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一方面，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包括潜在的无序和显性的无序）对于组织的复杂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组织的复杂性不仅来源于无序，而且在“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作用下成长。另一方面，组织一旦吸收无序，无序就随组织的自我生产而生产，无序也就随组织而永远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无序的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虽然无序对组织具有破坏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正是无序的这种破坏作用对组织进行了组织，对组织进行了建设。所以莫兰说：“如果确有一个组织原理，那么它就生于灾变，生于随机偶遇，是无序与有序野合之果，也就是形式的改变。”[1](P95)
三、定义复杂性——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
复杂性离不开组织，组织中包含着无序，无序对复杂性的构成具有根本性意义。可见，只有将无序和组织这两个重要概念融合在复杂性定义中，才能触摸到复杂性的本质。尽管莫兰最先提出了复杂思想、复杂方法和复杂范式，但是他并没有给复杂性以明确定义。他认为：“复杂性是作为困难、作为不肯定性出现的，而不是作为明确性和作为答案出现的……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预先的定义了解什么是复杂性；我们需要遵循如此之多的途径去探求它，以致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存在着多样的复杂性而不是只有一个复杂性。”[2](P138—139) 莫兰提出了通向复杂性的八条途径，其中第一条通向复杂性的途径是偶然性或无序性的不可消除性。[2](P139—146) 八条途径都向复杂性汇集，“不同的复杂性（错综性、无序、矛盾、逻辑学困难、组织问题等等），它们一起编织出了复杂性。复杂性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2](P148)。尽管“复杂性是作为迷雾、作为混沌、作为不确定性、作为算法上的不可压缩性、逻辑上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划归性出现的”，但莫兰仍然触摸到了复杂性的两个相连的核心：“一个经验的核心和一个逻辑的核心。经验的核心一方面包含着无序性和随机性，另一方面包含着错综性、层次颠倒和要素的激增。逻辑的核心一方面包含着我们必然面对的矛盾，另一方面包含着逻辑学上内在的不可判定性。”[2](P148)
也许因为复杂性概念太复杂了、含义太深奥了，莫兰并没有急于给复杂性明确定义。从莫兰的主要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对无序和组织的研究最为深刻，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已强烈地意识到复杂性与无序和组织呈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提出了“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著名观点。但是我觉得，莫兰只是对无序的作用进行了描述，只是对无序与复杂性的联系进行了揭示，还没有用无序来对复杂性进行定义。
普里戈金运用动力学和热力学方法对在什么条件下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形成有序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那里，“活结构”、“随机”、“涨落”、“涌现”、“分岔”、“不可逆性”等代表了复杂性。与莫兰强调无序、有序、组织的回环关系不同，普里戈金更关心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历程和机制，他通过“结构”和“耗散”阐释了什么是复杂性。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复杂性的研究可谓多管齐下。与莫兰和普里戈金不同的是，他们不局限于复杂性理论的研究，而是联系到复杂性现象，进入了用他们认为可行的方法来解决复杂性实际问题的层面，这使得复杂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复杂性研究具有了更广阔的前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圣塔菲研究所提出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个理论认为，复杂适应系统是开放的，能识别其动态过程的一些规律，能处理无规律的随机信息，还具有记忆、学习和产生对策的能力。复杂适应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是自组织性。通过自组织，系统的整体属性由局部成分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系统则通过反馈作用或增加新的限制条件影响成分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明确强调多样性、异质性及适应性对系统宏观行为的影响，虽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复杂性，但可以看出，提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家们视域中的复杂性是建立在适应性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可以认为，自组织系统所具有的适应性就是他们眼中的复杂性。盖尔曼认为，更大复杂性的出现是“被冻结的偶然事件”[5](P222)，即一些在物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其后果被固定下来并演变为较高级层次上的特殊规律的事件。“通过被冻结的偶然事件的累加，出现了更多复杂的形式。”[5](P224) 为了描述复杂性，盖尔曼提出了有效复杂性和潜在复杂性概念。“有效复杂性是一个系统规则性简明描述的长度”，潜在复杂性则是对一个正在进化的系统在一个给定时间内的复杂性的度量，“它告诉我们有某种可能性使系统发展到某种更高的复杂状态”[5](P224)。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盖尔曼所描述的复杂性同样以“涌现”作为基本特征。一方面，潜在复杂性是“涌现”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涌现”是潜在复杂性活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涌现”是复杂适应系统主动适应环境的方式和结果，也是复杂适应系统进入更高复杂状态的通行证。
陈一壮给出的定义是：“复杂性是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统一。”[6] 这个定义源于莫兰对无序的认识及其复杂性思想，具有简洁、通俗和拓宽对复杂性认识的特点，并且体现了从哲学的层面对复杂性的认识，同其他学者对复杂性的定义相比具有一定的新意，体现在将无序纳入复杂性的定义中，并辩证地看待有序与无序的关系。但是，这个定义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组织。组织是复杂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作为复杂性研究的对象出现在复杂性研究的领域，因为离开了组织就无复杂性可言，尽管无序是产生复杂性的根本原因，组织却是产生复杂性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组织外的有序和无序，无论它们达到如何高度的统一，仍然不能构成复杂性，因为那只能是简单系统（如果把它看作系统的话），简单系统自然没有复杂性可言。我们研究的复杂性是复杂系统或者说自组织系统的复杂性，这类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具有自组织功能。
笔者对复杂性的定义是：复杂性是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或者说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就是复杂性。也许有人会发问：无序是复杂性？的确，组织外的无序并非复杂性。但是请注意，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就是复杂性了。这个定义立足于组织和组织中的无序，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复杂性进行了认识。之所以这样定义复杂性，是基于如下理由：第一，复杂性源于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与莫兰“起组织作用的无序”不同，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在这里不仅组织着组织而且导致了组织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是构成复杂性的根本因素。第二，无序只有包含于组织中才能够导致复杂性。虽然组织外的无序对组织的复杂性产生影响，但它并不能导致组织的复杂性。组织外的无序只有被组织吸收，成为组织内的无序，才能构成复杂性。或者说，复杂性与组织、无序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不可分离。第三，复杂性的所有性质都因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而产生。没有无序，组织就没有偶然性、随机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等性质；没有无序，组织就不可能出现扰动、涨落、涌现和分岔等现象；没有无序，组织就不能突变和进化。简单地说，无论复杂性的产生，还是复杂性的进化，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都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参与其中。
应该强调，用“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定义复杂性，不应把关注点仅仅落在“无序”上，短语“包含于组织中”不仅含有作为定语的语义，还包括“无序对组织的组织”的语义。
四、转换复杂思维范式——关注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
在以往的复杂性研究中，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有序，原因在于我们追求有序而关注有序，认定有序对人类有利有益而关注有序，无序则似乎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关注得很少。普里戈金、哈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上，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因此载入史册。身为自然科学家的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同样对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情有独钟，他们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自组织临界理论的特别之处是对复杂性现象的解读。莫兰是对无序关注最多也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无序、有序以及组织间的关系阐述最透彻的代表之一。他倡导的复杂性方法把“有序，无序，潜在的组织力量都应放在一起来考虑，既考虑我们深知的它们相互间的对立特征又考虑我们不知的它们相互间的互补特征”[1](P24)。他对无序的关注更侧重对无序作用的关注。
如果对复杂性研究的内容和实质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复杂性研究其实就是对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研究。具体来说，是对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存在方式、特点、性质及其变化的可能性和它对组织的组织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组织中无序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无序、调整无序、利用无序，以促成它作为起组织作用的无序的组织作用。这里引出的悖论是，无序既反组织又组织。无序的确如此，莫兰已有很好的解答。问题是，无序代表随机、偶然，并无规律可言，能调整无序、利用无序吗？无序的确无规律可言，但是无序又的确对组织起组织作用，这说明了复杂性之复杂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说明了对无序关注的意义不容置疑，更说明了加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和转换复杂思维范式的必要性。
转换复杂思维范式就是要不仅关注组织、关注有序，更要关注包含于组织中的“起组织作用的无序”，这样就能抓住复杂性的根本。在以往的理论与实践中，强调有序，突出组织，否定无序，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实质上仍然没有跳出还原论的束缚，仍然套在决定论的枷锁上。应该看到，“有序与组织是小概率的，也就是说在宇宙大混乱中它们极其少见”，“组织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现象，具有抵抗随机环境并自我保护的功能”[1](P67—68)，而无序就能对组织的封闭现象进行反抗，并通过这种反抗使组织不断开放和在开放中使组织的复杂性不断增强，组织的活力也因此而增强。
另外，组织外的无序还是组织的生态环境，组织的生存离不开作为生态环境的无序。无序不仅仅反抗组织、反抗有序，而且对组织进行组织、对组织进行促进。组织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参与；复杂性之所以复杂，同样因为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参与。所以，对待复杂现象，既要关注组织和有序，更要关注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这样，“组织与它的密友有序一起创造了一个选择机制，该机制降低无序的数量，在时空中增加自己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便在总的抽象、散乱的小概率的大背景中建立起一个局部的、暂时的、相对集中的、具体的大概率”[1](P68)。
政治系统就是依赖于“起组织作用的无序”而保持着开放。由于包含于政治系统中的无序对系统封闭性的反抗，就使得稳定的政治系统的活力不断增强，不稳定的政治系统走向新的稳定。民主政治的强大作用就在于通过给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政治，从而使政治组织或系统降低封闭性、扩大开放性，以促进政治组织或系统的有序和稳定。所以，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就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市场经济手段就是通过市场平台，让所有的经济人以自主的经济行为在市场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博弈。整个博弈过程既包含着有序对无序的抵制，也包含着有序对无序的接纳；既包含着无序对有序的反抗，也包含着无序对有序的组织，最终结果是各经济要素的最优配置。经济模式的转换（向更优的模式转换）同样离不开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作用。
生态系统、组织管理……凡组织行为都是如此。由此可见把复杂性定义为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的重要意义。
作者介绍：谭长贵：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湖南常德 415000）
范文五：无序的花期
雷钧窝着一肚子火气开着“金郁”花卉公司的送货车晃在北京拥堵的公路上。刚才的一幕又在眼前浮现，当他按合伙人于彭博的指令将上万元的郁金香拉到客户那里时，客户却把脸一板，声称价格尚未谈好，死活不肯收货。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遭遇这样的尴尬了。不知于彭博是脑子出了问题还是故意给自己难堪，总是客户仅仅刚有意向便让他开车送货上门。货已经送到门口，客户自然在价格和质量上百般挑剔，为了不至于白跑一趟，雷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让步，尽管是这样，有几次生意却和这次一样最终还是黄了。
北京的春天，风沙将阳光晕染成一片羸弱而细碎的昏黄，路边新栽的树木早已经疲倦，憔悴地低垂着毫无生气的脑袋，一切都半死不活地浑沌着，如同雷钧他们公司的现状。
1
金郁花卉公司的老板是3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一年之前，他们还一起在另一家花卉公司打工。那年春节，火暴的花卉销售场面深深地印在了三个年轻人的脑海中，于是春节刚过，三人各自筹集资金，共凑了20万元，开了一家主营荷兰进口花卉的花卉公司。
创业初期的梦想总是纯真而美好的。金郁的三位原始股东依据各自的特长进行了分工：熟操外语并有荷兰花卉进口经验的张易，主要负责与荷兰方面的沟通及进口审批、清关事宜；而曾在花卉圈摸爬滚打数载的雷钧和于彭博二人分别负责北京市内及外埠的零售批发业务。
框架搭起来了，合作模式基本确定，渠道是现成的，但看似一片光明的发展前景,却从一开始便笼罩在3月份北京因漫天黄沙而变得阴霾的天空之下。
第一次进货，三个老板之间便产生了本质的分歧。面对手头有限的资金和未知的市场，雷钧提出，进货时以最具荷兰特色的郁金香为主，其它花卉品种只作为点缀，走特色经营的路子。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于彭博的支持。
张易却认为，单一的品种缩小了目标顾客的范围，并且显得公司本身规模较小，实力不足，影响客户对公司的信任，因此坚持尽量多地丰富进货品种，走多样化经营的路线。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辩，最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按雷钧的思路确定了经营方向。
然而，当第一批货物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远渡重洋抵达公司时，雷钧和于彭博却傻了眼：负责进货的张易竟然私自抛开了当初的决定，自作主张地进了玫瑰、香水百合、风信子、朱顶红、非洲菊、小苍兰等不下二十个品种的花卉！雷钧朝着张易大发雷霆，但毕竟木已成舟，金郁花卉公司就这样别别扭扭地开业了。
2
由于雷钧和于彭博手中都有一批固定的客户资源，开业之初，业务的拓展还算顺利。可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事实便证明了他们的经营定位的确出现了偏差。由于公司“小而全”的产品布局，雷钧和于彭博在联系业务时，常常面临着不是这个品种数量不够，就是那个品种颜色不齐的窘境。为了留住客户，张易不得不一次次地补货，高昂的国际运费，使公司的经营成本不断上升，价格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畅销的品种货源不足，滞销的品种却无人问津，大批的花卉堆积在公司的库房里，像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几个人的心头。
金郁花卉公司经营的大多是鲜切花产品，保存期本来就有限。眼看着积压的货物越来越多，雷钧开始四处活动，为这批积压的产品寻找出口。终于，他在门头沟找到一个当地较大的花卉批发商，主动提出以后可以给对方大客户的折扣，并在郁金香等利润较高的品种上价格再下调五个百分点，请他以成本价消化掉这批积压的花卉。与客户达成了口头协议，雷钧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
与此同时，在金郁花卉公司，于彭博正指挥着员工将积压的花卉装车，当作赠品送给了一位刚下了订单的客户。原来于彭博也在为这批棘手的花卉忧心，因此当一位客户提出将这批花卉作为赠品时，为了眼看就要到手的订单，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雷钧回到公司，纵然对于彭博一番咆哮，也终究于事无补。本来还可以收回的近万元成本，就这样因为二人的各自为战付诸东流。
3
经历了这次教训，雷钧与于彭博狠下心来果断调整了经营方向，改变以前看似品种齐全，但每个品种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的局面，转而回到最初决定的特色经营路线上，主营郁金香这一最具荷兰特色的花卉。雷钧冷冷地给张易抛下一句话：“如果不按这样来做，我就只有撤股。”
经营方向的调整给金郁花卉公司带来了转机。品种齐全、颜色丰富的郁金香迅速为金郁在行业内打开了知名度，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向金郁飞来。
为了抓住扩张的大好时机，雷钧和于彭博用尽所有资源积极与客户联系。这天，于彭博出差回来，没来得及放下行李便匆匆来到公司，出差的途中他联系了一个江苏的大客户，那是6万元的订单，回到公司，于彭博便马上和那位客户联系，想把这笔生意尽快确定下来。
让于彭博没想到的是，在电话里，客户的态度与之前大不相同，他直接提出，于彭博给他的报价太高，并声称如果不通过于彭博，他可以拿到比现在的报价低五个百分点的折扣。于彭博意识到有对手在恶意压价，便狠狠心同意了客户提出的价格。然而第二天，客户却又提出把价格再降低五个百分点，并摆出一付清楚你们底线的样子。为了抓住这个大客户，于彭博无奈地答应了。
当天，于彭博和雷钧谈起这件事，当他提起那个客户的名字时，雷钧惊讶地说，这个客户这几天也在和他联系，用同样的方法和自己杀价，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同意降价。于彭博几乎要跳起来给雷钧一拳，按当初的分工，北京地区才是雷钧的市场，外地的客户都是自己在联系，而雷钧却无辜地说，自己也是一番好心，想要多给公司拉些业务。
那份订单虽然最终拿了下来，但公司却因两人缺乏沟通而损失了上万元的利润，雷钧和于彭博之间，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个不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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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最终爆发看似偶然。12月的一天，于彭博到财务部去报销差旅费，公司仅有的一位财务人员看到食宿费用远远超过规定的每天200元的标准，且有很多支出没有发票，便要求于彭博重新把账目弄清楚再来报销。于彭博当场对财务人员大吼：“公司是我的，不想干就走人！”
财务人员临走时，把一叠零乱的账目摆在雷钧和张易面前。上面简单而潦草地记录着几组销售、进货数据。雷钧努力地想从中看到公司的经营情况，然而最终却是徒劳，真正能够反映企业资金流和盈利能力等财务状况的财务制度，从公司筹备时便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却至今都还只是在日程上无奈地记录着。
学过一点财务知识的雷钧收集起公司所有的销售日清表和库房台账，想从中计算一下公司一年究竟有多少利润。然而，销售日清表只起到反映销售流水的作用，库房台账也只能表明库房里还剩些什么商品，而每一笔业务的成本、运费、折扣、利润，公司的办公费用、员工工资、差旅费、业务经费等花销，只是摆在他面前一叠庞大而杂乱的签呈和发票。
雷钧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艰难地整理着公司一年的收支账目，每当在电脑上打上一行数字，他的心就往下沉一点。当结果终于摆在三个人的面前时，没有人能够相信那样的一个结局；各种开支之庞大使得本来还算可观的利润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有数万元的资金居然无法弄清楚去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公司的账面亏损竟然高达十几万元！
张易突然跳了起来，指着于彭博的鼻子质问：“这里面有多少是你出差超支的费用？”于彭博也不甘示弱，提高了声音冲着张易大吼：“你自己又好到哪儿去？几次发错货，运费就损失了多少钱？”雷钧刚想上来劝解，两人又把矛头指向了他，异口同声指责他一高兴就发奖金，发光了公司的家底。
春节前后，本是花卉行业的销售旺季，然而金郁花卉公司却再也拿不出资金进货，转眼间，昔日繁忙而无序的公司人去楼空，只剩下几枝干枯的郁金香，散落在地上散发出依稀可寻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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