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蛋250
范文一：闵良臣:官员的政治觉悟有多高
官员的政治觉悟有多高
闵良臣
一位网友在读了本人一些网文后发来电子邮件，还给我出了一个“政治觉悟”的题目，希望我能把它做成一篇文章。这位网友的意思是，大半个世纪前，我们是政治觉悟为社会服务，可后来变成了社会为政治觉悟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话题，在眼前这种语境下，若是实话实说，还会有些麻烦，故一直没有下决心做。直到前几天当地出了一起官员问记者“准备替谁说话”事件，轰动全国——觉得这应该与“政治觉悟”有点联系，于是有心想把它做起来算了。至于是否跑了题，也就顾不上了。
你说那个事件的主角是政治觉悟高呢还是政治觉悟低抑或没一点政治觉悟？我看因很难判断故而很难回答；或说这还真要看你替谁说话，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就话论话，不论那位官员自觉不自觉，只要你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只要你认定“只有替老百姓说话，才是政治觉悟高”，换而言之，政治觉悟的高低是由替不替老百姓说话来认定，那么，就会觉得这个官员的政治觉悟非但不高，甚至还可以说很低，低到几乎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再说重一点，简直就像百姓的敌人。
可如果站到他所代表的官员立场上，站到他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立场上（“出事”前，我们谁都不能否认以此人身份，他完全有资格代表一部分官员代表一级政府部门），我们又会觉得这位官员的政治觉悟“很高”，高到满脑子装的都是准备要替他想替的对象说话，以至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以至于百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当然，现在有些人，尤其是有主流媒体不承认——不是不承认他说了什么话，而是不承认人们从他那话中解读出的意思，尤其不承认解读出的意思就是现实存在。这就怪了：明明是实情，却埋怨有人不该说出来。用鲁迅先生大半个世纪前讽刺过的就是：不厌事实，却厌写出，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那么，一个有着34年工龄、三十余年党龄，且做了多年官员的人顺口而出的一句话，难道不是他的领导他的组织以及我们常说的“主流社会”的长期灌输，而是他自己无中生有的吗（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不说你打死我都不承认，恐怕你打死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会承认（这里须申明一句，闵某人绝没有要代表中国老百姓的意思，仅仅是由逻辑推理得来。如果有什么人硬说我不该这么推理，我就把这个推理收回）。
当然，我从后续报道中看到，有更大的官员认为，那位官员错就错在，这样说，“既坏了党的形象又伤了人民的心”，因此“要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你说这话不对吗？对是对，可又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党的形象”和“人民的心”就这么容易“伤害”吗？如果我们几十年的历史以至于现实，从来就没伤过人民的心，如果实际上官员及所有体制内的人从来都是“替老百姓说话”，“人民”还会在乎某位官员说出这样一句话吗？可见，仅仅认为是一句话就“伤了人民的心”，并由此去“高度重视”，不说有点小看人民，也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还有点南辕北辙的味儿。
二
一个人，一旦被主流社会认为“政治觉悟高”，往往也就很容易“在党在官”。一个普通百姓是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的。然而你较不得真，一较真，用句老百姓的粗话：去毬！
为何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现实存在。马克思有句经典：“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册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那么咱们就说说现实中被誉为“有政治觉悟”的官员。按道理讲，官的政治觉悟自然高于百姓。可这都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不少官员的政治觉悟并不高。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公仆一说是从马克思笔下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官员叫公仆，或说公仆就是无产阶级的官员。那么什么是公仆呢？这很好理解，就是为很多人做事为很多人服务，而这些被服务者从逻辑上说，他们是公仆的主人。
为别人服务，不仅要听别人的，还要让被服务者满意，否则就不是一个好公仆，甚至就没有做公仆的资格。这些都不证自明。而对于不证自明的道理，不必去证。
那么现实情形又如何呢？如果要想面面俱到，怕用一本书也容纳不下。咱们就随便挑一两个典型的例子，而因其典型，也就不愁没有说服力。
本人既不在党也不在官，对于一些只限于党内官内的“秘密”，自然无从知晓。好在我们终于熬到了互联网时代，有些秘密也就大白于天下了。比如，按道理讲，一旦做了官（这里当然是指政府官员，即公仆。主人们对私企的官职不感兴趣，私企对官职的级别好像也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只比在福布斯排的座次），也就具有了政治觉悟，而官越大，政治觉悟相应也就越高，公仆意识也就越强，用执政党最简洁的一句话概括，叫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用一千余年前封建专制时代的士大夫（我不知是不是也可称为“公仆”）、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然而，现实却告诉我，我们的社会却是反着来的：
官越大，工资越高，退休金也越多。在中国人的心里，官即权，权即利益。还在数年前即有一位官员诠释：“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官越大，越要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纽约市长可以乘地铁去上班，我们却一定要有专车接送。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市长政治觉悟高还是纽约市长的觉悟高。
官越大，“出国考察”的机会也越多。从网上一篇网文中知道，一个人如果混上了政府科级公务员，就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若是再做到了处级，更不愁没有机会出国。
出国干什么，公开说都是“考察”，没有一个说是去游山玩水去观光的。然而，在这些公仆“服务”的主人眼里，却恰恰相反。
从网文中知道，处级是多长时间可以出国一趟，厅级是多长时间可以出国一趟，这在政府制定的红头或黑头文件里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至于做到了部级以上，也就无须再用什么文件去限制了吧，只要“需要”，方便之极，花公款进出国门，真的就像自家的“菜园门”。
即使这样，那些应该“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官员们依然不满意。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就公款旅游就说了一些很令“主人”们想不通的话，比如，屈部长就告诉我们：有些官员“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见2009年3月10日《广州日报》）。
你说这些官员还有何“政治觉悟”可言？
如果真是出国考察，真是工作需要，还用得着如此弄虚作假吗？北京市市长**在200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曾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爆料”：“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说“中国人”，真是对不起中国百姓，因为去的都是“讲政治”的中国官员。这些人一出国自然就代表中国，害得中国老百姓也跟着受辱。难怪曾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就认为，说把官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真是中国百姓的奇耻大辱，因为很多官员的德行，跟老百姓比起来，相差何以道里计！
三
一个真实的故事，本人聆听一位厅级官员所讲。
有一次，他参加市里一个“厅局级”参观团到欧洲“浏览”。在英国，给参观团做导游的就是给他们开车的大巴司机。按人家这里的文明规定，大巴车上禁止抽烟，而我们那些可以说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一开始也还能遵守人家的规定。可是后来有人就憋不住了，在异邦也要“乱纪”，还是在车上抽起烟来。这时，既是导游又是开车司机的那位英国佬，只是耸了耸肩，搓了搓手，虽然显得很无奈，但并没有发出口头禁令。
后来这个参观团又到了挪威（也可能是瑞典），这回做导游的是中国小姐。当发现参观团中仍然有人不顾禁止抽烟的规定而抽烟时，这位导游小姐才不管你在国内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呢，马上就用口头严厉禁止。坐在台上讲故事的官员在这个小故事结尾时说了一句：难怪在人家那儿有种说法，要培养一位绅士，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我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对他们那个“厅局级”参观团的自我讽刺。其实，在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行为并非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认真起来，可以说，就是“政治觉悟低”的生动体现。出了国，就代表国家，而况一个二个还是“厅局级”呢，说起来，似乎也就更有资格代表。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更有资格代表国家的官员，却在给国家丢脸，哪里还有什么“政治觉悟”可言。
然而，这些“厅局级”们一回到国内，一个个又都人五人六（坐在台上开口讲话时尤其如此），而那些据说“没有政治觉悟”的老百姓也还要在这样一群人的领导下，艰苦着，奋斗着，或者是“痛，并快乐着”，向着这些人所“指引”的社会方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当然，这在有些外国人听来，可能会觉得我是在讲“天方夜谭”。
2009-6-26
范文二：一是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于丽丽同志，女，现年34岁，1998年10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在文化站、党政办公室工作，2001年因工作调整担任派出所户籍警工作，2007年从事党建工作，2011年担任党建办公室副主任至今。自从事党建工作以来，凭着对工作的热爱、执着与忠诚，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模范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忠诚为党工作，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促进全乡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本人连续2年被县、乡评为优秀先进个人。他平时严于律己、竭诚奉献、辛勤工作，是一位优秀青年工作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身为一名乡镇党员干部，本人注重加强政治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学习，他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政治敏锐性较强，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能时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地遵守纪律，自觉接受监督。平时关心团结同志，为人正派，坚持原则，能自觉履行党员义务，正确行使党员权利，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二、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该同志自从事党建作以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基
层党建工作事繁任务重，但他工作积极主动，遇到突击性工作任务时经常没有节假日，有时还夜间加班，他都无怨无悔。党建各项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努力配合乡党委组织委员抓好农村党员作用的发挥，在农村无职党员中开展设岗定责、党员承诺活动，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作用，使党员“创先争优”活动得到有效开展，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很好地体现，群众反映很好。
三、注重个人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虽然他在党建工作岗位上已干了多年，但是他深知:作为一名先进工作者，要想做好本职工作，必须具备优良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文化水平，特别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给党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他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取得了党校法律本科学历。在平时的工作中，能自觉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善于敏锐洞察新的形势，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锤炼，以不断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四、坚持原则，恪尽职守，积极配合乡党委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按照党员发展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几年来，我乡的党员发展工作很有成效。我乡党员发展的结构比例都达到了县要求。每当代表党
组织对发展对象谈话时，他总是认真细致地加强他们的思想教育，充当宣传党的知识的传播人，教育发展对象既要当好一名合格的公民，更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该同志对待本职工作满腔热情，他具有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深受党员和群众的好评，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优秀青年工作者。
谢 谢 品 读～
范文三：马未都：卖淫女的政治觉悟为何这么高？
本文据凤凰网
作者：马未都
妓女的EMBA 课
前些日子，东莞重拳治理卖淫嫖娼，国人议论纷纷。其实，卖淫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历朝历代都有。民国时期妓女最盛行的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北京的八大胡同很多人都听说过；南方呢，很多名妓至今也还留有照片，我看过不少，但就今人眼光来看，确实都不怎么样，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干上这行的。
那时候的妓女怎么称呼嫖客呢？上来都叫爷。来了一位爷，一看是军人，就叫军爷；一看是文化人，就叫师爷；碰着看不明白的，就都叫大爷，说大爷您来了。注意啊，这里的爷不能读轻声，要读二声。北京话中的大爷（轻声）有点骂人的意思，比如“你大爷”。
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没有妓女的，妓女被新政权一扫而光，都去“重新做人”了。改革开放以后，从广东开始死灰复燃，因为那边开放早。刚开始有妓女的时候，她们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个江湖，来的人全是大哥，嘴上大哥长大哥短的感觉倍儿亲切。几年之后，经济开始好转，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再称大哥就有点不恰当了。那叫什么呢？叫老板。于是，客人一来，就张老板、李老板这么称呼着。妓女嘴上这种身份和称呼的变化，实际上配合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悄然改变。九十年代以来，大家有目共睹，到处官商勾结。中央最近大力度反腐，那些贪官当年跟商人勾结，被商人招待到色情场所，你猜妓女怎么称呼他们？叫领导。谁来了都叫领导。这说明妓女最能审时度势，政治觉悟很高。
这些年有些现象非常有意思。当下中国，任何一档电视节目里人们都在互称老师。搁过去，这是作家之间互相挖苦调侃的一个称谓。一开始叫得你浑身不自在，可时间长了，不叫你老师你反而不自在了。因此，这些年妓女也都把嫖客改称老师了。你看，从大哥、老板、领导、老师一路走来，一路变化。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些称谓的变化呢？是文化。是文化和商业之间的一种互动。我想，这些妓女其实是给商学院的学员上了一课生动的EMBA 课。我们过去的商学院讲的全是理论，后来发现西方的商学院尤其美国的商学院最爱讲案例，英美的法律体系也注重判例法，一个一个给你讲例子，经过学习后，你掌握了一百个案例，你就会对新的案例做出自己的判断。可以说，这些妓女很好地给中国的EMBA 班上了一堂文化课。
三种坏文化
中国的文化非常复杂，一两句话很难说清，但我还是想试着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枭雄文化。中国人永远盼着出现一个枭雄，中国一旦失去集权，就会陷入混乱，比如我们的五代十国时期、民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领导人没出现，一旦出现，社会就变得比较安定。这就是我们的枭雄文化。所以，作为农民的陈胜、吴广起义时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个枭雄啊。
其次是不妥协的文化。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某些人一张嘴就说我这人可不能商量啊。这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从谈判中获得利益，经常吃亏。我们解决分歧的方法要不就硬打，要不就吃亏认栽，反正都是走极端。中国人的谈判都是让人拿枪顶着后脖颈子才谈完的。没有人愿意发自内心地去谈判，也不懂得找一个中间点，双方说和。因此，在这种不妥协的文化中，社会交易成本极高。
第三是推卸文化。有事儿了先推出去，千万别找我，不是我干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画面是，在公园里，一个学步的孩子突然摔倒，爷爷奶奶一定冲过去，一定要找个事去赖，没有赖的地方也要赖到地身上。我见过无数个老太太抱着孙子拍着地说，都赖它，都赖它。这就等于从小给了孩子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出了事一定先把责任推出去。这让我们成了一个不会道歉的民族，给外人的普遍印象就是中国人不会道歉。
我小时候就不会道歉，也绝不道歉，最后都是被老师拧着去道歉的。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我是不对，但你也不怎么样”。这就已经算道歉了。你看外国人就很会道歉，他们经常是高跟低道歉，比如父亲跟儿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丈夫跟妻子，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按中国的传统，总认为男比女高一头。
在西方，丈夫跟妻子道歉的事比比皆是，张口就来。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多说一句“这事过去就拉倒了”。明白了吧，只要你家丈夫说“这事过去就拉倒了”，那已经是在跟你道歉了，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别再不依不饶了。中国人的这种推卸文化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怨天尤人，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包容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枭雄文化、不妥协文化、推卸文化，这些都是负面的，我们也有好的文化。那就是包容。中国人心胸最宽，有容乃大。
文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牵进来。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全世界独树一帜，光是那些古怪的字眼，就连中国人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比如炝炒和爆炒有什么区别？这中间的分别极其微妙，中国的烹调术语能写满满一本书。
西方人有什么烹饪手段啊？少得可怜，但是它能长驱直入。改革开放没多久，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业，那队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然后麦当劳也来了。今天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有上万家，你出国万一人生地不熟，不确定上哪儿吃饭放心，你就去这两家，绝对不会上当。我在土耳其试过，一尝，跟北京的没啥区别，跟美国的也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一点咖喱。
你看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早餐都有炸油条、蛋花汤了，现在还有麻婆豆腐盖饭呢。你想想，肯德基、麦当劳进入中国才多久？不到三十年。我看再过三十年，我们就得挤对得他们掂勺了。一百年后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全是厨子在那掂勺。这就是包容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好像是在不断改变自己，其实是先让你进来之后再悄悄把你改变。我们一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但是汉族人所有的生活习惯全是学来的。你的起居原来是坐地上的，现在坐椅子上了；你原来的衣服是宽袍大袖，现在都是紧身的；你吃饭过去是分餐（到了明朝还是分餐呢），清朝人让我们共餐了。
大家围在一个桌子上吃，明朝人认为是种野蛮的吃法，应该一人一张桌子，自个吃自个的。日本人现在吃饭都是一人一份，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若真按明朝的吃法，今天的我们还真不习惯了。你想想，十个人十张桌子，一人一份地吃，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在号子里。
文化输出的无尽遐想
文化是社会变革最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不能理解文化是你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背景，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太顺。所以官方今天不停地讲要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去。
美国人靠好莱坞大片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我们靠什么呢？我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走到哪儿都发现有中国人开的餐馆。我想，如果通过餐馆来输出我们的文化，那一定事半功倍。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中餐馆一般都偏小、偏杂乱，档次不高。我今年去了一趟慕尼黑，人家介绍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中餐馆，就是有点贵。我问是不是中国人去得不多，他说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去。
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餐馆的菜式都是很传统的中国菜，但它的布局和上菜方式非常西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化输出的场合，大量的外国人在里头悠然自得，很享受那个环境。其实，只要你让一个人从胃里爱上你这个国家的菜，他一定会对你的国家有无尽遐想。
范文四：关于政治觉悟的商榷
今年5月大选与8月总统选举之后，针对参选各方的得失，以及由此反映的选民心态与政治取向，众说纷纭。作为民意的表达，很难说哪一种说法是绝对正确还是绝对错误的。有一种说法是：这两次选举，说明了新加坡人的政治觉悟已经普遍提高了，新加坡人在政治上是更加成熟了。对于这个结论，我没有异议，但是有些人提出的证明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依据，我认为有商榷的余地，我发现，民间有些议论是进入了误区。 一、有人认为，敢于表达不满情绪，敢于与执政者唱反调，就证明人民政治觉悟提高了，这样的结论未免太过简单。我认为，公民的政治觉悟不是以敢不敢跟政府唱对台戏，敢不敢表达不满情绪作为衡量准则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支持反对党的人全都是政治觉悟高的，而支持执政党的人全部都是政治觉悟低的，这符合事实吗？ 世界上有些国家发生暴民抢劫商店、纵火烧车、破坏公共设施，那不正是不满情绪的发泄吗？能说明这些人的政治觉悟很高吗？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政治觉悟很低。 我所理解的政治觉悟是有理性的、有原则的，盲目支持政府固然不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但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反对政府就是政治觉悟高吗？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公民应当是负责任的，有分辨是非能力的，他们能看到执政者的缺点、不足、失误，但不会因此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而是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帮助政府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如果这个政府远离人民，人民也必远离它；如果它坚持错误，罔顾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那么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它赶下台。 二、有一种税法是：人民关心政治，有政治热情，这就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热情，这是走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政治觉悟高的人也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态失望和不满，他们对政党之间的龙争虎斗不感兴趣，在他们眼里，没有一个政党或候选人是他们满意的，所以选举来了就去投废票，或干脆在家里睡大觉。在台湾，这样的人还不少，有些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时事评论员呢，你能说他们的政治觉悟不高吗？ 打个比方来说，对足球有热情，不等于对足球有很高深的认识。对足球有研究、有心得的人，有可能对足球缺乏热情，他们善于以冷静的头脑分析球赛，至少是不会狂热。 人民大众关心政治不是坏事，但仅仅是关心还不够，还得要不断提高对政治是非的分辨能力，不随波逐流，要理智挂帅，不要老是跟着感觉走。台湾有一个说法，那些在政治问题上只晓得跟着感觉走的人是“政治文盲”，新加坡这样的人还是不少的。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是“政治色盲”，他们不大会分清哪个政党的长处与短处，优点和缺点，投票给谁是看自己当天的心情而定，如果出门时，开车中了一张“三万”（罚单），无名火却上心头，这笔账就算在执政党头上，到了投票站就把票投给反对党。这样的“政治色盲”者，你说他的政治觉悟很高吗？ 三、以为崇拜西方民主与照搬西方模式就是政治觉悟高，反之就是政治觉悟低。从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到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思想家），西方政治哲学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西方的文官制度也确实有其优点；然而，简单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全盘西化是否为上策呢？只要看看那些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东方国家今天是什么样子，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再说，西方民主制度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有北欧式的，英国式、法国式、美国式的，究竟哪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国家，这是需要有政治智慧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像器官移植，得看每个人身体的具体情况而定，否则就会出现“异体排斥”，移植失败。
范文五：启蒙中的政治觉悟
摘 要：“启蒙”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话题与《新青年》密不可分。但在这无庸置疑的基础上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政治性”话题：这作为贯穿《新青年》发展的整个历程是不容被忽视的一点。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一个重点来考察，主要从伦理―政治这个层面来进行细致说明分析，从而探讨出其与“政治性”相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启蒙 伦理 政治
《新青年》是一个以“启蒙”为中心的杂志，它对于滞后中国的联想与改革都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方案与引导。在对《新青年》的阅读研究中，除了深刻体会到的“启蒙”作为中心话语所体现的文本信息，我更多注意到的是始终贯穿在其中的并不隐形的政治性内容。
当翻开《青年杂志》第1卷1号，就可以看到陈独秀笔下作为首文的《敬告青年》中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标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究其里面的内容，无不打着伦理道德关系层面上的烙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旧伦理是“陈腐朽败”的，“新青年”要代替“老青年，就要摒弃一切旧道德所带来的束缚性与阻碍性，通过自己的双手、言谈、思想去谋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并实现自己人格的独立。
不难发现，在启蒙主导话语下的杂志创办，是紧紧围绕着“辅导青年”而实现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启蒙者们如此对症下药，是因为他们在“国势陵夷，道衰学弊”的时代背景下发现了青年对于一个落后民族的希望――是“初春”、如“朝日”。这样一种新的生命是与曾经腐朽之分子水火不容的，从而把旧伦理旧道德连根拔起，让一切从“新”开始，才能最终唤醒“吾人之觉悟”。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启蒙需要青年们的精神内质作支撑，而由此途径去实现整个民族、国家的觉醒，才是最终的政治目标与真谛。
我不免感觉这种伦理―政治的关系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情怀有一定的契合点，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转移到政治抱负、从个人修养转到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与期待。
中国封建社会用儒教政统观念制定了传递两千多年的统治机制和文化体系，让伦理道德成为中国传统中最至高地位的精神内核。《论语》中有“修己以安百姓”，《大学》中有“身修”、“家齐”、“国治”，而自秦汉起就通过各种考试制度选拔有识之士从而推行对儒教文化的社会化进程。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都要为“治国、平天下”的外功而进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功修炼，也就是传统伦理中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2]伦理道德的深厚积淀导致启蒙者们集中力量在难以改变的国民性问题上大下功夫，同时也把启蒙自身归结到这一传统的伦理模式中。
虽然陈独秀曾在一位给读者的回信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但细来分析，如果创办杂志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青年之修养”，仅仅是为了打造“个人”，那其代表的启蒙一代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激进呼声，是不是太过于夸张和冲动？当然还是涉及到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利益的问题才会如此，仅管没有特别明显的说明，其政治性也不可避免。从下面的一些引文中就可以看到陈独秀委婉的更正：“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之所以不去“批评时政”，是因为国人尚未“觉悟”。而从这里我至少理解为：“伦理的觉悟”是经历前面一切过程后最终所实现的“觉悟”，而“政治的觉悟”却体现在启蒙行动的实践中。张宝明对“吾人最后之觉悟”的看法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的觉悟’，二是‘伦理的觉悟’。”“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显一隐，一表一里而已。”[6]
因此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新青年》中就存在着这样的政治意向，只不过转换成了伦理的视角，就让我们的双眼模糊，看不清其隐含在内面的实质。至于后来从第5卷起陈独秀就开始不加掩饰地大“谈政治”，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面临的实况所触发，另一方面也许就是这种隐性一直连带的存在而所致。
五四一代的先驱者，他们有着“启蒙”的眼光，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虽然要跳出传统“伦理”的束缚，但是不自觉中却以伦理上的“个人”永远地为真理上的“国家”、“社会”、“民族”而服务；无论对传统伦理是多么的憎恨和鄙视，都无法冲破这种体系的钳制，这是一种传承――修身、治国、平天下。也许就是当今的时代也仍存在这样的问题：伦理中的政治性，或者说政治觉悟，对于历经两千年儒教政治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至少是不会消失的。
通过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我们看到了《新青年》作为一种刊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不可替代的姿态：不仅可以从其中感受到文人气质的关怀，还可以看到除去“论争”的表面，那些值得我们研究、考虑的个人感情性的东西。利用这种角度所进行挖掘的内容，应该是能触及本质的、可以找到历史性珍藏价值的回归。
这里我所选取的“政治性”文本命题，只是从本人所能看到的视角范围进行把握分析，总觉得对于《新青年》这样具有思想性、历史性标准的文本刊物，我们应该多站在内面的语境里进行研究，如此便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和精神，去展望更长远的讨论课题。
注释：
[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2] 《庄子?杂篇?天下》
[3] 《通信》，《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4] 同上。
[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
[6] 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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