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浅论培养公民意识的必要性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科学和民主成为全球主流意识的今天，我们这个东方古老大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倔强地高成本地摸索着第三条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由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扯起的一块遮羞布。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言堂的社会中，一个皇帝、一个圣人、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政党，所有的言论自由都屈从于“一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在从“一个”又进入另“一个”中循环。这些“一个”从来不是国人的选择，都是统治集团强加的。久而久之，国人的意识甚至基因里都有了对“一个”的盲从，似乎这成了中国人的宿命。透过媒体我们经常听到有关中国国情的事情。大凡联系到中国国情的事件，基本上都是执政者或行政者因为自身决策或履行的错误，没有办法解决矛盾时，中国国情就是他们的挡箭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似乎只有中国人从来不承认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更没有胆量面对自己对人民所犯下的罪与错，把所有的过错和罪行归咎于中国国情，然后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当局之所以敢于利用国情绑架民意，说穿了他们清楚中国公民意识淡薄，只要自己所操纵的媒体不断地宣传，谬误说一万遍就成了真理，于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民意、什么事实、什么法律。。。统统都可以无所顾忌。为了需要，没有不敢造的假（如GDP），没有不敢为的事（如钱云会事件），没有不敢贪的钱（如贪官以几何基数增长），没有不敢说的话（如你们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大部分时候都是孙子！）。什么是公民意识呢？公民意识也叫国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是宪法和法律的制订主体，公民有自觉维护宪法遵守法律的义务，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认清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接受合法执政者的合法领导，同时要有监督执政者行政的意识。公民意识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执政者发一道红头文件来一个全民普及，公民意识是制约和防止执政者滥用公权力的最大力量，也是维护合法执政者和推翻违背公民意识执政者的最有效力量，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对于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公民意识淡薄。国民没有公民意识或公民意识淡薄，执政者就可以为所欲为。独裁的执政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都会寻找各种借口打压或歪曲公民意识。如在有的国家有关文献中对公民意识的解释中，就没有强调公民是宪法和法律制订的主体，只强调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模糊公民国家主人的地位和只字不提公民对执政者的监督。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民族脊梁。凡是公民意识强的国家，民主制度成熟，经济发达，公民个体自信，社会幸福指数较高；凡是公民意识弱的国家，专制统治色彩浓烈，亦或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效果较之公民意识强的国家差，经济相对落后，公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指数均较低。我在此作出比较不是否定在公民意识弱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越是公民意识弱的国家越要实行民主制度，在民主的氛围中提高公民意识，反过来促进民主的发展和成熟。如果因公民意识薄弱而放弃民主制度，那将是因噎废食，大错特错，公民意识薄弱导致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相对于独裁统治要进步了很多。在全球化席卷各个国家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愈来愈频繁。伴随交流，人们发现各国文化差异，国民性格也有很大的不同，于是人们把这种不同归咎于种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在考察了一些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东、西方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国民性格差异，如在人性格上的评价：自信与自卑、自我与自私，自谦与自傲，自律与自流，在这几项对比中发现，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民主成熟的国家与民主欠成熟的国家，民主欠成熟的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前者国家的国民的自信、自我、自谦和自律意识相对高于后者。同一种族在不同制度下成长的人们，性格表现也会迥异。我熟识伦敦唐人街林先生一家，林先生60多岁，在大陆长大，20多岁从香港移居伦敦，在伦敦唐人街经营一家外卖餐馆，30多年过去了，当我与他交流时，撇开环境我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因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而他的30多岁的儿子由于出生在英国，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从言谈逻辑到举止和那种充满自信的神态，与英国白人没有质的不同。制度对国民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近年来，世界经济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受到打击。而恰在此时，中国经济受影响相对较小，于是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和一些走狗精英开始为中国的现行体制叫好，一时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他们添加了不少分，似乎中国离世界头号强国只有一步之遥。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现在的发展基于四个条件：1、毫无节制的资源开发和贱卖；2、牺牲环境换取粗放式发展；（前者是断子绝孙策略） 3、世界经济一体化；4、被严重压低了的劳动力价格（实际是剥削）。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的低端——即是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形的制造业，发达国家把相对高劳动力成本、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无附加值的商品制造转移到中国，中国大量制造和出口这些廉价商品。结果是，中国似乎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但我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给中国人民下了一个圈套。中国产品出口与发达国家产品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出口的是廉价的资源加廉价的劳动力，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源消耗的产品，中国的一个船队所运的出口商品价值有时只相当进口一只集装箱的商品价值，这种物流上的巨大反差，其危害性我在《世界人民大联欢》一文中作了详细分析。今天中国被繁荣的背后是国际、国内资本和权力对普通中国人的又一次血腥压榨。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联手导演了这场虚伪的繁荣。只有广大没有民主和缺少国民意识的中国劳动大众被蒙在鼓里。他们一边被鼓动着唱红歌，一边听着形势总是一片大好的宣传，自己在黑暗的鼓里总看不清被鱼肉的现实。如果不改变现状，灾难还会一遍又一遍地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中国因为公民意识淡薄和没有民主，既得利益者的贪腐行为才变得狂妄不羁；也因为公民意识淡薄，民主常常被放逐，执政者常常利用公民意识缺失，假借“民主”声讨民主。一些独裁统治的国家，利用公民意识薄弱的现状，利用民意，挑起族群对立，阶级对立，国与国间的对立，使公民意识转化为民族意识，分化瓦解公民意识，以达到长期专制统治的目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他们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携手前进是他们和谐共生的特质，二者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培养公民意识，呵护民主，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依赖公民意识的普及。在我们这个从来没有接受民主制度洗礼的文明古国，唤起和培养公民意识是中国广大公共知识分子和觉醒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公民意识的强大是我们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强大动力和保证。如何加强公民意识的建设呢？首先甄别真假公民意识和民主，把若干年来灌输给国民的假的公民意识和假的民主观念从人们的意识中剔除出去，正本清源。从普及公民意识入手，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假设我们的国民大部分是公民意识盲，我们就应该象开展扫盲运动那样，从传播公民意识慨念开始，系统地介绍公民意识的内涵，唤醒国民的自觉自愿意识，使绝大多数国民自觉加入民主的行列，使国民真正成为参与管理国家的主人。公民意识普及的手段可以设立非赢利性质的公民意识普及中心，中心以纯粹提高公民意识为普及目的，不进行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引导，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以注册法人责任制为单位的民间机构，争取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包括道义的、经济的和人力的支持，所有参与公民意识普及的人均为无偿、自愿的义务工作者。具体机构设立的可行性、发起、筹备、运作、支持等将另行研讨。本文只粗略地探讨公民意识对于自由民主实现的重要性，是讨论性质的，谨以诚实和事实为支持论点的依据，是非专业人事的一民直言，请勿张冠李戴。

范文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2017-01-04浏览:分享人:曾美健手机版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形成全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大举措～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 近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2016年第15期《新湘评论》～发表了署名文章《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四个意识?》。文章深刻论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来说～?讲政治、有信念?～最根本的就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深刻揭示和阐释了?讲政治、有信念?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我们要使之融入到骨子里、血脉里～落实到为党工作、履职尽责、修身律己的全过程、各方面。

应该说～通过学习徐守盛文章的观点思想～我们更进一步领会到了增强?四个意识?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谓?意识?～亦即?行动?的指引者～只有树立正确的思维意识～才能做出有效的行动来。当前～无论从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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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还是从全党全国上下一致共识下要树立的?四个意识?～都十分丰富地体现出了以下两层现实意义。

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我们党是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讲政治～不仅是我们党一贯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特有的优势所在。而且～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根本～也是?管总的、打头的?。讲政治、有信念～始终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才能在党自身发的发展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亦是此理。这些道理～抑或是常识～都已被历史与现实双重证明了。近代以来～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皆是我们党心怀信仰～具有坚定政治意识的表现。同时～它也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用来抵御各种?糖衣炮弹?最有力的武器～无疑是将政治意识内化为我们心中的精神信条。

另一方面～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仍然面临着国内外诸多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坚定信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斩荆披棘～带领全国人民真正实现美丽的中国梦。为达成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理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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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要?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出发点。具体到各行业各领域～则是要立足全局～做好本职工作～为全局服务;要?牢固树立绝对忠诚的核心意识?。绝对忠诚不可或缺～要不打折扣、全面无条件地执行落实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不仅仅是工作要求、工作方法～更是政治纪律、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积极主动的看齐意识?。当前的环境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需要不断?自觉主动地向党中央看齐、向****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在思想理念上看齐、在方法措施上看齐、在以身作则上看齐?～不断提升自身定力。可以坚定地说～增强这些意识～是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战胜困难的不二法宝。

坚定理想信念～要全面践行?四个意识?。增强?四个意识?～这不仅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总而言之～如何深化认识～深刻领会并强化?四个意识?～以此来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指导具体的实践～仍然是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必要性 2月14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学思践悟?专栏刊发了新系列始终不忘?四个得益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首篇题为?得益于坚强有力领导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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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首提?四个意识?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这次会议～在政治局层面首次提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来～开年第一篇?学思践悟?～意在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迅速学习领会中央最新精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

树立?意识? 统一思想

意识～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一个政党～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有着一致的意识～才能在行动上保持一致～精诚团结、同心同德。

开启新的一年～崭新的每一步令人期待～而在迈出脚之前统一一下认识～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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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上一年工作和部署新一年任务之间～会有很大的篇幅来说体会。

体验、领会、觉悟～这些～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解决了思想问题～取得共识～才能保质保量干好工作。而?学思践悟?专栏～则是从年头到年尾～贯穿一年始终～边学习思考、边实践感悟～不断总结、发布～传递信息～不断统一思想～纠正偏差。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赢得党心民心～得益于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得益于纪检监察干部付出的辛劳和智慧。

要深刻理解党的领导的丰富内涵～时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向以**同志为**的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地把一切工作置于党中央集中领导之下～更好地服从服务于中央工作大局。离开了这一条～我们的工作就会失去方向、一事无成。

****的实例

在这篇文章中～有几句话格外引人关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了多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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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到多少。无论内政外交国防事务有多忙～对中央纪委呈报的事项～都及时、坚定而明确地作出批示指示。

这不但显示了党中央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同时～也以习**为亲身实例～展现了主体责任应该怎样落实～领导核心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国有企业以及地市一级党组织、主要领导～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上～也要向习**学习～向习**看齐～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落到实处。再忙～总不会忙得过习**吧?

新的一年～各级纪委将全面履行监督责任～监督检查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是否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

文中还提道?****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的气魄?～?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出自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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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向背的账!中央要求各级干部不做?太平官?～中央领导层首先不能做?太平官?。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我们这么强力反腐～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3日)

重读这振聋发聩～力重千钧的一段话～回想一下2016年正风反腐的件件成果～是不是看到了习**言必信、行必果呢?也令人对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更充满信心和新的期待呢?

新春第一篇～鲜明、坚决、有力～字里行间～体现着?四个意识?～也体现着对各级纪检监察干部情深意长的殷殷叮嘱。真是一番别样的新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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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论建设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必要性

论建设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必要性

张春晖保定市建设市场稽查大队

【摘要】建设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强化了执法监督机制，提高了管理效能，改变了干部工作作风，是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词】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

一、引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确立的，指将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起来，交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行政机关不再行使已经统一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此项制度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解决行政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的根本举措。

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含义广义上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指把过去分散在各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从原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由法定的相对独立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的一种法律制度。狭义上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将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审理、告知、听证、复核、决定、送达、执行、备案、结案、归档等１２项行政处罚环节中的全部或部分具体工作统一委托给一个部门实施。该制度的核心就是将行政处罚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各部门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中剥离出来，单独委托给专门执法机构统一行使以建设行政执法机关名义做出的

范文四：我国哲学史重写的必要性剖析论文

我国哲学史重写的必要性剖析论文

我国哲学史重写的必要性剖析论文预读: 摘要:[摘要] 中国哲学史的撰写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有导向性作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与中国哲学史的叙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有中国哲学史浅论的种种不足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因此,必须重写中国哲学史.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阐明它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特别要突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哲学的意义.就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而言,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性.论文百事通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原教旨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利用西方哲学的某些资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在使用西方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哲学时仍要谨慎,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是未来中国哲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内在批判和释义学阐发则是新的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 内在批判 自主性

一、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的加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成了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甚至被某些刊物评为2003年十大热门学术话题.对研究现状的不满导致对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与文学、史学等学科不同,中国人是在接触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学”的.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没有“哲学”一词.汉语“哲学”一词是日本哲学家西周的发明,他在他的《百一新论》(1874)中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但同时特别声明:他用它来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直到1902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用是用了,却并未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吗,

在有些西方人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胡塞尔在他的维也纳演讲中就否认中国有哲学.伽达默尔也认为远东文化中那谜一样的沉思与智慧与西方哲学不是一回事.理由是哲学是希腊人创造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有其特殊的形态、内容、概念和问题.中国人自己一开始也这么看.王国维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之一,也是那个时代西方哲学造诣最深的中国人之一.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检讨中国传统,发现在中国“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虽然王国维在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国传统有哲学,但从整篇文章的上下文来细细玩味,不难发现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国并无严格意义(即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然而,当时日渐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不会允许承认这种重要的文化阙失.“国粹”派健将刘师培在其“中国哲学起源考”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国的思想传统叫做“哲学”,认为中国古人的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完全相似.秉着同样的思路,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在该书前言中他写道,虽然“哲学”一词是从西方来的,但“道”是普遍和统一的.他把自然科学等同于中国传统中的“方术”和“技”,而把“哲学”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学.虽然他的写法完全是传统的:大段大段的引文,少量的疏解和评论;但他却按西方哲学的普遍做法把哲学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三部分.

随着胡适、冯友兰这些在西方学哲学的学者回国,情况略有改变.这些人一般都认为中国传统有哲学,但与西方哲学并不完全一样.但由于“哲学”概念本身是从西方来的,他们不能不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发掘和整理中国哲学.

可是既然“哲学”观念来自西方,那么要知道什么是哲学就应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理解“哲学”的,但以上诸位现代中国哲学的先行者大都没有这么做,而都是根据西方哲学外在的内容划分来理解什么是哲学.这使得削中国思想之足来适西方哲学人为的分类板块之履成了中国

哲学史写作的基本方式.尽管冯友兰已经看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很少完全符合那些板块的东西,但人们还是坚持这么做.

由于以西方为普遍(这个心态直到今天还很流行)而急欲趋西方哲学这个“同”,造成了上述那种削足适履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式.尽管很早就有人(张岱年)认识到:“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但一到具体操作就不自觉地会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和视点来套,其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哲学的概念变成了西方哲学的概念,中国哲学的问题变成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例如,惠施的“小一”变成了“原子论”;阴阳五行当然就成了宇宙论;而《庄子?秋水》中“夫固将自化”一句的”自化”,居然“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胡适语).这种削足适履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无法进入我们的哲学史中.中国传统思想向来文史哲不分,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所谓哲学.但是,在根据从西方引进的分类板块来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太史公和司马温公恐怕不容易找到,屈子和东坡更是不会被考虑.倒是西方人写的哲学史要比我们开通,我们在那里可以轻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或拜伦.削足适履模式的结果是削去了很多我有人无的好东西.

除了按西方哲学外在的分类板块来写中国哲学史外,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又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以一种实际上是产生于西方的思想原则为哲学史的解释原则和构造原则,认为哲学史无非就是这个原则的展开和证明.我们比较熟悉的首先是以唯心唯物两军对战作为哲学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解释原则.这种做法的弊病学术界已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即使还有某种势也已是明日黄花了.

另一种流行的(主要在港台,但对大陆学界的影响颇大)中国哲学史的解释原则和构造原则是主体性.从1958年海外新儒家的四个代表人物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的宣言,将所谓“心性之学”定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起,港台的一些哲学史家就以“主体性”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解释原则和构造原则.这个做法也是相当成问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上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港台学者所理解的主体性,基本上属于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概念.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现代西文中Subject(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浅论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现状足以证明,以主体性概念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域,限制了对哲学本身的开放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永恒的东西.

当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者和谈论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仍是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

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竭力声称中西哲学根本不同的作者,无一例外地都使用西方哲学的地方性特殊概念作为普遍的哲学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如牟宗三用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的区分来解说儒道佛三家;同时又以此三家来“证成”康德的区分.殊不知康德的区分即使在西方哲学也很少有人接受了.而劳思光则认为,哲学理论要么归于主体性,要么归于客体性,却不知主体性和客体性是一个西方哲学历史产生的概念,即使用来解释西方哲学,也不是无往而不利的.

即使坚持中西哲学不同的人在写中国哲学史时仍会让中国哲学之足去适西方哲学特殊概念之履,一方面说明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门类,而不是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产生是由于西方哲学的启发,因而不可避免将长时期地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还不通透,因而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哲学的外在形态去理解哲学,将某些西方哲学历史地产生的地方性特殊概念当作哲学的普遍概念,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必然结果.

由于哲学就是哲学史,更由于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从写中国哲学史开始的,中国哲学史的撰述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导向作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必然是与中国哲学史的叙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哲学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哲学史叙述的根本问题;反过来,我们现有的中国哲学史浅论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哲学的困境.因此,中国哲学史必须重写,这是中国哲学研究走出困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建立自己合法性的关键一步.但如何重写,

二、首先必须对哲学的普遍性特征有真切的把握.中国哲学当然也可以与西方哲学有种种不同,但中西哲学既然都叫哲学,就不能只有异,没有同.如果那样的话,又何必都叫哲学,近年有论者提出中西哲学存在着“家族相似”,此言极是;但“似”在何处,这是不能不详究的,否则,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真成了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也好,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好,都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是哲学,

诚然,当今世界还无一个普遍哲学,除非我们将西方哲学作为普遍哲学,而只有各种地方性的哲学(包括西方哲学).既然都叫哲学,总要有共同点.哲学的普遍特点或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避免以上述我们批评过的方式去写中国哲学史.一个比较方便但也最无谓的做法就是辞源学分析的方法,从古希腊“哲学”一词的含义得出哲学是爱智(慧)之学.但这种定义实在是过于空洞,缺乏必要的规定性.人类都有智慧,人类也都爱智慧.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活动也决不止哲学一种,为什么哲学是哲学,可见,哲学是爱智之学这种说法对于哲学的特征等于什么都没说.至于哲学就是本体论,或认识论,或形而上学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将西方哲学的某一形态理解为哲学的普遍特点,其误自不待言.

倒是劳思光以引导性来解释哲学是抓住了哲学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哲学基本上是要引导人类行为,以及人的生活.所以哲学语言原应有一种“引导功能”(orientation function). 引导性的哲学一般包括如下三个因素:(1)选定一个目的,将它作为智慧的正当目标;(2)对以上决定给予理据:(3)提出实践条规,表明这个目的如何达成.但他又认为,西方哲学到了近代之后已经由引导哲学转向认知哲学.因此,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的主流是认知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才是引导性哲学.其实即使就近现代西方哲学而言,引导性仍是哲学的根本性质,遑论古代西方哲学.

与其他的科学和人类精神活动相比,哲学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它的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某一具体部分,而是涉及一般生命,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哲学的问题不像其他学科的问题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总

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崩溃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西哲学的几个高峰期,都有这样的背景.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如果我们不把哲学讨论的认知问题与具体的科学认知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哲学的认知性是派生于它的引导性.苏格拉底的命题“德行即知识”实际已暗示了这一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理性的全部兴趣(不但是思辨兴趣,而且也包括实践兴趣)统一为如下三个问题:1. 我能认识什么,2. 我应该做什么,3. 我可以希望什么,”在《逻辑学》中他又补充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中“我能认识什么”自然不能指着各门科学说:“各门科学认识的,就是我们能认识的.”相反,这个问题问的恰恰是一般认知的可能性问题,它不仅可知事物的范围或人认知的界限,而且还涉及认知的性质,即涉及每次认知的东西的确定性程度和可靠性,涉及真理和个别真理的内在关联.没有基本而全面的认知引导或导向(cognitive orientation)做基础的话,以上这些都无从谈起.康德曾把哲学区分为学院概念(Schulbegriff)的哲学和世界概念(Weltbegriff)的哲学.前者是一个逻辑完美的知识系统,但必须导向世界概念的哲学.世界概念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之知,而是一种实践之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在世界上行事的人.因此,康德认为哲学归根结底是道德,实践的;实践理性先于理论理性,是其基础也是这个道理.

与此相应,“我应该做什么”也决不是要人去参照有效的习俗、法律条文或道德观念,去弄清该做什么.因为那样的话仍然有这样的问题:遵照这些行为指南是否明智或有意义,或它们对我有根本的约束力.“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那些行为规范根本的意义和约束力,尤其是它们约束力的根据:它来自哪里,立法者的权威、天道,还是遵守它们产生的个人或普遍的好处,这是任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引导性正体现在它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上.

“我可以希望什么,”问的其实是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意义”在这里不是指“含义”,而是指目的,或我们生存的目标.这个问题也是中外哲人一直讨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确如康德理解的那样,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希望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宗教问题,但如果人们已经不能从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中找到可信的答案的话,哲学就是惟一可以给予回答的地方.

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其答案就包含在以上三个问题中,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于所谓我们的身份(identity)问题,或自我理解问题.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整体地思考这个问题.任何哲学,概莫能外.所以,引导性应该是哲学的普遍特征,即使这个特征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哲学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它的启蒙功能,关于这一点似乎不需多说.孔子在中国被称为“万世师表”.“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其中起码传道与解惑是可称为启蒙的.无论孔孟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人类的启蒙大师.

哲学既是思想的活动,又是思想的成果.哲学无论是引导还是启蒙,都离不开思考.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人类最根本问题最根本的思考.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表面上看极为艰深,实际上不过是对人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高度提炼和抽象.哲

学的问题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说它是一般的,是说它思考的问题虽然不拘一格,且从不拒绝特殊,但它的表述形式和结论总是一般的.说它是历史的,是说在哲学思考的一般问题中总是浸透了时代和历史的内容.马克思称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就是这个意思.哲学与其时代的根本问题有着深切的关联,哲学史上那些划时代的人物,其言其行,最足证此.陈寅恪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亦指思想与时代问题的张力关系,故他要求治哲学史者应对哲学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完全明了后,方可下笔.

三、哲学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哲学的共性,就是上述哲学的一般特性.而哲学的个性,如果不是把西方的哲学观念作为惟一的哲学观念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哲学的地方性.中国哲学史不能仅

仅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而且也应该是中国的哲学史.

这首先意味着它应该反映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意识、思想传统和概念体系.中国哲学史不应该把求与西方哲学之同作为自己的惟一目标,而应将存中国哲学之异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真正的世界哲学做出我们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不必亦步亦趋地在中国哲学中寻找存在论或认识论之类的东西,而应该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领域.一旦抛弃了西方哲学问题域对我们的束缚,中国哲学研究定将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部好的哲学史,不能是哲学史资料的“断烂朝报”,而应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哲学史上的知其所以然, 就是不但要知道哲学家思想的历史渊源,还要知道它与时代问题的互动关系.一部好的哲学史,不但要厘清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且还要指明它们与时代问题的根本关系.这种指明当然不能是简单地说一通存在决定意识的道理,罗列一下所谓“时代背景”,而是要像黑格尔说的那样,将哲学看作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从哲学中看出时代的问题.目前已有的中国哲学史,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出版的,都还没有真正做到上述的知其所以然.仅此一点,中国哲学史也足有可重写者.

哲学从根本性质上就有实践哲学的倾向,一般而言,哲学总有实践哲学的性质;而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性质尤为突出和明显,佛教除外,儒道两家的实践哲学意味特重,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西方意义上的理论哲学家.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一生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他也认为,如果说西方是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西方就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心性之学”,而是实践哲学,“心性之学”只是实践哲学的一种表现而已(此意容日后另文展开).就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特征而言,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有解释力.只有把握了哲学的一般特征和中国哲学的特殊特征——实践哲学,我们才能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即真正具有中国哲学独特形态和内容的中国哲学史,而不为西方哲学的形态和问题所桎梏.

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完全拒绝西方哲学的任何概念和影响.相反,正是为了真正理解和写出中国哲学的特质,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学.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写作之所以不让人满意,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业者对西方哲学了解还不太够.诚如观堂先生当年所说:“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只有对西方哲学有透彻的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中国哲学特质何在,才不至于将西方哲学的某些特殊概念作为普遍的哲学概念来改造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将中国哲学的传统发扬光大.

此外,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一个原教旨或本质主义的中国哲学只能是一种镜花水月式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许多概念,早已融入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成为我们思想资源的一部分.我们也无法否认,我们的确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开始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这些都决定了西方哲学对我们的影响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我们使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范畴甚至视点来考察和表述我们的传统哲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即使这样,我们在使用源自西方的哲学语言时,仍然要谨慎.应该看到,哲学概念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形式工具,可以无限制地到处使用.哲学是历史性很强的学问.哲学的基本概念都渗透着浓重的历史内容.因此,越是(一个地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往往越不能普遍使用.像上述主体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人说,那我赋予某个西方哲学的概念以我自己的意义来使用可不可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概念之为概念具有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概念来指不同的两件事.如果你的“主体”概念完全不是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意思,为什么不新创一个概念或寻找一个本土概念,而非要造成混乱呢,

此外,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哲学的影响和使用西方哲学部分资源的合理性,不等于放弃疏理出中国哲学发展的独特思路,勾勒出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

这个根本目标.这也就是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9]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为普遍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要达到这个根本目标,就必须保持对西方哲学概念、范畴和视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我为主合理地使用西方哲学的一些资源,而又不为其所囿,造成让古人讲洋话的尴尬.

在写中国哲学史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时“使古人讲洋话”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种种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现代语言和现代生活方式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性的极大影响.由于西方文化是和现代性结合在一起影响我们的,而我们又忘了现代性本性具有历史性而以为它具有非历史、超时间的普遍性,因而经常忘了我们自己存在的历史性,就不免让古人说洋人的话,或说我们的话.为避免“今日之谈中国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还必须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要有“了解之同情”.即要对古人的问题处境及其著书立说的出发点和目的,用意和对象,有真切的了解和理解,方可落笔.所谓“真切的了解和理解”,陈寅恪先生有一极好的浅论:“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很显然,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理解为“移情”,即完全没有批判的想当然式的“设身处地”,因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欲避免此一“恶习”,首先需要对史料的考证、整理、排比、解释,即对史料或原始资料的批判功夫.但仅有史料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内容和思想的批判.哲学史与其他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史,只要求取过去的真相便算大功告成.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很多哲学家都是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阐释和批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中国哲学史上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西方哲学史上如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评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海德格尔的《尼采》等,都是这方面著名的例子.学习物理学可以不学物理学史,而学哲学一定不能不学哲学史,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没有思想批判的哲学史,决不是一部合格的哲学史.但这种思想批判决不是将后人的思想强加于前人,或以后人自己的标准来批判前人.即使是哲学史,也应该以历史本身来研究历史;但这决不等于说为历史而历史.研究哲学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智慧与养分,以为今天和未来的创造之资源和凭借.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的批判应该是内在的批判而不是外在的批判,即以研究对象自己的逻辑理路和思想立场去批判他们,指出他们思想的内在缺陷,而不是以我们今天的思想立场去批判.只有这样的批判,哲学史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显示哲学史写作者比古人高明的工具.指责孔子不懂唯物辩证法或公孙龙子不符合现代逻辑,根本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充其量是思想的无能和幼稚.它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过去的思想还是自身哲学素养的提高,都毫无帮助.

哲学史的写作者决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那样,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哲学史的作者本人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他对过去哲学家的叙述不能、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叙述”,而一定是释义学的解释和阐述,即从自己的问题出发,从哲学史中阐发出能够充实和激发他自己和同时代人应对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智慧.这种释义学的阐释当然不能是以今度古,更不能胡编乱造或想当然,而是通过阐释使古人的洞见变成今天的智慧,变成我们精神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祖先的生命活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一样.这种释义学的阐释与那种讲孟子的“主体性”、庄子的“进化论”或阳明的“先验哲学”的比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阐释的目的不是以以往哲学家来“证成”自己,而是以他们来充实自己、激发自己和提高自己.哲学史的伟大阐释者一定是哲学的继往开来者,他们创造性地继承历史智慧的全部遗赠,将它们用来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孔子和朱熹是这样,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重写的中国哲

学史也应该这样.它不但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也应该证明它还活在我们的今天的世界中,就像我们仍活在它的智慧中一样.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3] 参看张汝伦《自我的困境和时间释义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89,422页;《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42页.

[4] 参看石元康《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刘国英、张灿辉合编《无涯理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范文五：论大学生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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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作者：陆韵

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4年第02期

一哲学指引是学习与研究的现实性需求

1现代科学危机呼唤哲学引导

19世纪以来，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被设定为条理化、强有力、普遍有效的识见，然而雅斯贝尔斯指出科学必定在如下方面产生局限：关于某物的科学知识不是关于存在的知识，科学知识都是围绕具体事物的。[1]由此暴露出科学对存在本身的忽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科学对外部世界的直观缺乏整体性，分门别类的科学在各自领域内作出内容丰富的描述，但却无法把握可知物的外在范围，更无法达到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其次，科学知识无法提供生活的目标、意义与价值，科学的发展失去了方向感，离开了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最后，科学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危机，人们把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成果上，无法以强有力的求知欲去面对科学被遮蔽的本真。

因此，科学呼唤哲学的引导，并且这种引导只能来自内部，即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求知的绝对意志。哲学有效激起求知欲，对知识的渴求能够唤起一种理性的能量，推动我们对存在之物的无止境探索，并将此视为道路而非终点。科学只有在一种既感应于世界又超越世界的哲学引导之下才能富于生命和意义。

2大学学习以哲学式活动为表征

大学生存于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学习若只顾及实际的目的，通过固定的计划限制在可了解的客体范围内，那么学生便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本源，精神生活和创造、研究都将终结。真正的学习不是机械的知识搬运与累积，学习本身既不代表进步，也不代表退步，它是具有唤醒力与繁殖力的哲学式思想活动的表征。[2]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的求知欲被唤起，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激发起对存在事实与问题的好奇心，从而超越纯知识的范围去弄清事实的真相，在冲动和理想的推定下对精神世界抱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此外，大学学习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而非把握完整的知识形式，这种思维的方式将作为学生参悟人生与世界的准备。

以哲学式活动为表征的学习要求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去把握一切学习的对象。因此大学的学习需要以哲学式的活动方式站开，通过符合学生境遇的思想唤起他们原初的自我意识，带领他们经历追求真理的磨难，在自由中突破学习计划的局限，寻求自己的精神发展之路。

二精神、存在、理性乃大学之根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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