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汉书·食货志》简评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院 系： 历史文化学院

学 生 姓 名： 王东旭

学 号： 2016021436

专 业： 中国史

《汉书·食货志》简评

王东旭

2016021436

摘 要:《汉书·食货志》是班固《汉书》的十志之一，分上下两卷。上卷言“食”，下卷言“货”。上卷比较系统地记叙了从远古、先秦到王莽改制时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土地制度、田赋征收和著名政治家的经济思想、举措等，下卷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是研究西汉时期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食货志》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关键词: 食货志; 田制赋税; 货币; 经济

《汉书·食货志》是班固《汉书》的十志之一，是记述中国西汉经济的专篇。本文尝试从对《汉书·食货志》探源《汉书·食货志》内容以及周到西汉货币发展沿革等几个问题加以探讨，进一步发掘史料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食货志”探源

在研究《汉书·食货志》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食货”的含义，二是“食货志”的定义。对这两个问题的准确把握，是研究《汉书·食货志》的钥匙。"食货”在历史学范畴大致有两种指代解释，一种是经济意义上的泛指，一种是作为报刊专用名的特指，这里我们着重谈第一种指代解释。

“食货”语出《尚书·洪范》。《洪范》八政，其中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食与货，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1。简言之，在这里“食”、 “货”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概念: “食”大致为粮食谷物，属于农业生产范畴; "货’大致就是货币，属于商品流通范畴。

《尚书·洪范》对于“食货”的界定，基本是以后各代编写《食货志》内容的大致方向，一是农业生产情况和农业政策，二是商业活动、政策和货币流通情况，两条主线即”农”和“商”各代《食货志》基本上都是按照“食”和“货”两个部门来编写的，这可以说是《食货志》编写的基本体例。因此“食货”的含义可以高度概括为中国古代人们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活动的统称。

《食货志》之名始自《汉书·食货志》的含义是指: 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中专门叙述经济史的志书，内容大致有财政经济制度、农业生产、工商贸易、手工业发展情况和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市籴、会计( 国家预算) 等制度。在我国史籍中，《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先河，《汉书》才始称食货志，《汉书》中“志”实际就是由《史记》中的“书”发展而来的。以《食货志》命名的著作是十分丰富的。最初，它与《表》和其他《志》一样，都是附在后世目录学上所称“纪传体的正史”里面，作为书中的

1班固. 汉书( 卷 24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在二十五史中有《食货志》的有以下十三部，这就是:《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元史》、《新元史》、《明史》2 。这些《食货志》记述了历代社会经济状况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反映了一些政治家的经济思想和改革措施，并且总结了自然经济发展规律、货币商品的历史沿革等，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所有正史的十三部《食货志》中，《汉书·食货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记载专门食货经济的古代专著，最早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但是他没有用&食货志’这样的名字，班固是在借鉴《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编写

《食货志》的，这也使《汉书·食货志》成为第一部以《食货志》命名的古书。依据梁方仲先生的观点: 按体裁来分，十三种《食货志》大致可以分作通史和断代史两大类，真正称得上通史的，只有《汉书·食货志》一部。这种观点笔者十分赞同)虽然#汉书$为断代史书，但是《汉书·食货志》无论上下卷都是从古迄今进行叙述，采用通史的写法，而其他十二部《食货志》，基本都是叙述一个或者几个朝代，或者某一历史时期的史事，只能看做是各种财经制度的专史的汇编而已。这是《汉书·食货志》与其他《食货志》最大的不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汉书·食货志》是没有序的，而其他《食货志》大多都是分为文和序两方面。

二、《食货志》内容探析

《汉书·食货志》上卷基本围绕“食”来展开，从内容上看，上卷比较系统地记述了从远古、先秦到王莽改制这一时期内的农业生产情况、土地制度、田赋征收和一些著名政治家的经济思想、改革等。

上卷突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重农抑商”，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思想的根基。其中开篇用较长篇幅叙述先秦井田制的情况。从感情上来讲，笔者认为班固是赞同和提倡井田制的，所用之言极尽美意"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即井田制可以将人民固定在土地上，防止本末倒置，束缚人民按时劳作，既可以达到谷物丰登民富国强的目的，又可以稳定秩序。到了西汉，"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针对这种情况，贾谊上书: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于是文帝被感化，“躬耕以劝百姓”，实行籍田制度，稳固人民增加生产。随后晁错上书: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文帝接受建议并实行贵粟拜爵政策，鼓励民间养马。这些政策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汉武帝时，董仲舒也上书要求恢复古井田制，"限民名田，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以恢复经济。此外还有赵过创

2方仲.十三种食货志的介绍[J].史学月刊.1981,(1).

立代田法，哀帝时师丹!孔光建议限制名田和限制奴婢人数等，这些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都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经济举措。

关于盐铁如何经营问题，除了董仲舒建议“盐铁皆归于民”外，别的政治家大都是提倡盐铁国家专营，以此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举措，这也是古代盐铁政策后来的基本方向。

关于赋税征收，西周前分公田和私田，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都要纳税; 鲁国实行初税亩; 秦国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开阡陌，以亩征税; 汉初高祖减轻田租，实行“什五而税”，量出为入; 文帝时期“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孝景二年规定“三十而税一”; 武昭元成哀五帝基本延续三十税一; 王莽朝时期改制王田私属。 下卷由对《史记·平准书》内容加以扩充而成，开篇以“货、金、钱、布、帛之用······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说明了货币的重要作用。此卷以货币变化为中心，记载周秦到西汉货币演变的情况和盐铁等商业发展的情况。

三、西汉铸币权之争和货币变化

夏商时期没有关于货币的记载，所以《食货志》卷是从周朝开始记述货币的。姜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 黄金方寸而重一斤; 钱圜函方，轻重以铢; 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即黄金一寸见方重一斤，钱圆孔方，以铢为轻重。基本上确立了以后各代衡量货币的单位和货币的大致形状。战国时期齐国的管子“通轻重之权”，提出了调节供求、稳定物价和抑制商人的理论，管子的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秦朝统一天下之后改革币制，货币分为二等: 黄金以溢为名，上币; 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西汉一朝的货币种类非常繁杂。货币的变化与政治经济需要密切相关。汉初因为秦货币流通不方便，高祖令民铸荚钱。文帝时期，因为钱币更多且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铸币权的归属问题，是西汉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中央与百姓、地方与百姓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也是社会不安的因素之一。贾谊认为诸侯或民间私自铸币，是因为受利益驱使，回报丰厚，诸侯因此累世致富不听命于上，人民为了利益本末倒置，于是犯罪增多社会不安，犯罪是惩罚也不 能禁止的，但是公开把铸币权下放于民，民便需要掺杂铅铁以获得大利润，这样也得受到刑罚，所以铸币权无论下放与否，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便是收归铜矿于国有。“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如果能对铜开采加以控制，便可以得到七福。"何为七福? 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吴国凭借自己铸造钱币威慑天子，最终发生了七国之乱。

汉武帝时期，由于征伐四夷及自然灾害等，国家开支巨大，导致财政危机，汉武帝把铸币权正式收归中央，后通过任用桑弘羊主持盐铁专卖，实行算缗告缗、卖爵、入粟补吏、出货补罪敛财等措施来缓解危机。

从汉初到武帝建元五年，西汉大致流通过高祖“荚钱”、吕后半两( 八铢) 、通行文帝半两( 四铢)、武帝建元元年至五年的“三铢”等钱币。武帝元狩五年"郡国五铢”，"五铢钱系”由此确立，自汉而下历经魏晋六朝直至唐武德四年更行“开元通宝”，五铢钱流通达739年，系我国钱币史上铸行最久的长寿钱。武帝元鼎二年发行五铢( 赤仄) ，武帝元鼎四年"三官五铢”，三官即钟官、辨铜、技巧。王莽时期流通的钱币先有“大钱五十”、契刀、错刀、五铢钱四类，后又做金、银、龟、贝、钱、布各类钱币，称为“宝货”，"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钱币种类繁多、流通不便，造成了经济混乱，后都被废除。

四、结语

《汉书·食货志》记述了从秦到西汉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且内容比较翔实，为我们进行田制、赋税、货币、商业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为后世《食货志》的撰写提供了范本。不可否认的是，班固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又受诏修史，因而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汉书·食货志》的历史价值与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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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汉书食货志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茂迁有无，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瀹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

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长终亩。一亩三，一夫三百，而播种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黍稷儗儗。”芸，除草也。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

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译文:

《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

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户一个男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因此，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所以，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这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这样，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但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为此，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因此，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

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这样，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这时候，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范文三：汉书 食货志 全文

汉?班固 汉书

?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

《洪《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 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茂迁有无，万国作B376。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

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之道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百亩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

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D733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椅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胄?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

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于路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CA56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政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钽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

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以务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

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勒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茏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ED54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

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屑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煜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言，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饥者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

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饥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缢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其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

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矣。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

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千石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骱担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

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C03D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外事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

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乃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B04B。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B04B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B04B，长终亩。一亩三B04B，一夫三百B04B，而播种于B04B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B679，黍稷DE3EDE3E。”芸，除草也。B679，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DE3EDE3EDE3E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

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E346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挠行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

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二年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奢侈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然后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龇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钅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

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深刻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东米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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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之于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被记其后百余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

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金以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裰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

郧μ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CA36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CA36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若干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浚患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迹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妗,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招徠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硃买臣等招徠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

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道，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军士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孙弘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当是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实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票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河先是十余岁，河决，灌梁、楚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民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乙藻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赜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

值五百;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值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盐铁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至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买复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十万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国铸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耸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

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Γ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小，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式为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初，式不愿为官，上强拜之，稍迁至齐相。语自在其《传》。

司农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而

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环?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苛刻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诛矣。

:“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汤又与异有隙，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汤治。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脣。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催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 撬辏是岁，汤死而民不思。

二岁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直工大奸乃盗为之。

遍天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C84A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关，置左右辅。

铁官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

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芨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瓴坏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赈焉。 群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行西逾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

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宫储，设共具，而望幸。

蕉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褒扬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

险咧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

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 诙嘉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愿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

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 窈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皆对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贡禹宣、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催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莽居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真，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郑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铮黄金重一斤，直钱万。硃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尺二元龟B77A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

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希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巢肌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

十八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

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其金、银与它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

孱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

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

拦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埃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

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髯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斡在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

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CE6D、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偾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落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岁，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

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辏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笏哪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多益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茂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徠。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

范文四：汉书食货志(1)

食货志第四上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师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货谓布帛可衣，师古曰：“衣音于旣反。”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师古曰：“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刀谓钱币也。龟以卜占，贝以表饰，故皆为宝货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丗。“斲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而食足；师古曰：“斲，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煣音人九反。耒音来内反。耨音乃构反。”“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师古曰：“自?斲木为耜?以至于此，事见易上系辞。”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敎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李竒曰：“器币有不便于时，则变更通利之，使民乐其业而不倦也。”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师古曰：“四子谓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见虞书尧典也。”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饥，命弃为稷官也。古文言阻。”师古曰：“事见虞书舜典。”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岛，师古曰：“九州岛谓兾、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应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棐。”师古曰：“棐读与匪同，禹贡所谓?厥贡漆丝，厥篚织文?之类是也。隋，圜而长也。隋音他果反。”楙迁有无，万国作乂。师古曰：“楙与茂同，勉也。言劝勉天下，迁易有无，使之交足，则万国皆治。”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敎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师古曰：“下系之辞。”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羣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是以圣王域民，师古曰：“为邦域。”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师古曰：“井田之中为屋庐。”开市肆以通之，师古曰：“肆，列也。”设庠序以敎之；师古曰：“庠序，礼官养老之处。”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师古曰：“鬻，卖也。鬻音弋六反。”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师古曰：“敖谓逸游也。旷，空也。”

理民之道，地着为本。师古曰：“地着，谓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经界。师古曰：“畮，古亩字也。”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为八

百八十畮，余二十畮以为庐舍。师古曰：“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孟康曰：“爰，于也。”师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师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晋灼曰：“淳，尽也，舄卤之田不生五谷也。”各以肥硗多少为差。师古曰：“硗，硗确也，谓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师古曰：“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什一，谓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虽不垦殖，亦取其税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贩之利，衡虞取山泽之材产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师古曰：“徒，众也。共读曰供。”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师古曰：“勉强劝之，令习事也。强音其两反。”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师古曰：“岁月有冝，及水旱之利也。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师古曰：“力谓勤作之也。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所损。”还庐树桑，师古曰：“还，绕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应劭曰：“木实曰果，草实曰蓏。”张晏曰：“有核曰果，无核曰蓏。”臣瓒曰：“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师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区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蓏音来果反。”殖于疆易。张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师古曰：“诗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即谓此也。”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师古曰：“彘即豕。”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壄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郷。郷，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郷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郷有庠。序以明敎，庠以行礼而视化焉。师古曰：“视读为示也。”春令民毕出在壄，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畮。”师古曰：“此豳诗七月之章也。馌，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农人无不举足而耕也，则其妇与子同以食来至南?治田

之处而馈之也。馌音于辄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师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蛬也，今谓之促织。聿，曰也。言寒气旣至，蟋蟀渐来，则妇子皆曰岁将改矣，而去田中入室处也。蛬音拱。”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师古曰：“言里胥邻长亦待入毕，然后归也。”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师古曰：“班白者，谓发杂色也。不提挈者，所以优老人也。”冬，民旣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尞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师古曰：“省费尞火，省尞火之费也。尞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尞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苏林曰：“余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为余子。”师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当受业，岂论嫡庶乎？”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郷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李竒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师古曰：“以射试之。”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羣居者将散，师古曰：“谓各趣农?也。”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师古曰：“行人，遒人也，主号令之官。铎，大铃也，以木为舌，谓之木铎。徇，巡也。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师古曰：“大师，掌音律之官，敎六诗以六律为之音者。比谓次之也。比音频二反。”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敎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乗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道，治也。举事必敬，施令必信，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无夺农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师古曰：“小雅大田之诗也。渰，阴云也。凄凄，云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阴阳和，风雨时，民庶庆悦，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

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师古曰：“畜读曰蓄。其下并同。”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师古曰：“绩，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考其功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用谓使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郑氏曰：“进上百工之业也。或曰进上农工诸事业，名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丗而后仁”，师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师古曰：“繇读与由同。由，用也，从也。”

周室旣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师古曰：“污谓贪秽也。”繇役横作，师古曰：“繇读曰徭。横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畮”，春秋讥焉。孟康曰：“春秋谓之履畮，履践民所种好者而取之，讥其贪也。”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敎，师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畮，治田勤谨则畮益三升，服虔曰：“与之三升也。”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畮加三斗也。”师古曰：“计数而言，字当为斗。瓒说是也。”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其贵伤民，韦昭曰：“此民谓士工商也。”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甞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师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师古曰：“与读曰豫。”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张晏曰：“平岁百畮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计民食终岁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余三百石；张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余百石。张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

十石，云下孰籴一，谓中分百石之一。”小饥则收百石，张晏曰：“平岁百畮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张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饥三十石。张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准之，大小中饥之率也。”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师古曰：“贾读曰价。”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李竒曰：“官以敛臧出粜也。”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伯，师古曰：“仟伯，田间之道也。南北曰仟，东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师古曰：“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累者兼数，非止一也。言其赀财积累万万也。”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师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发闾左之戍。应劭曰：“秦时以适发之，名适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壻、贾人，后以甞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甞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师古曰：“闾，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此闾左之释，应最得之，诸家之义烦秽舛错，故无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师古曰：“饟，古饷字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师古曰：“澹，古赡字也。赡，给也。其下并同。”海内愁怨，遂用溃畔。师古曰：“下逃其上曰溃。”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旣定，民亡盖臧，苏林曰：“无物可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师古曰：“醇，不杂也。无醇色之驷，谓四马杂色也。”而将相或乗牛车。师古曰：“以牛驾车也。”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师古曰：“纔取足。”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师古曰：“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廪府库也。经，常也。”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师古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师古曰：“筦与管同。管子，管仲之书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甞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师古曰：“屈，尽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师古曰：“孅，细也。悉，尽其事也。孅与纤同。”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师古曰：“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言人已弃农而务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众。残谓伤害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师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也。”莫之振救。师古曰：“振，举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师古曰：“靡，散也，音縻。”天下财产何得不蹷！应劭曰：“蹷，倾竭也。”师古曰：“蹷音厥。”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师古曰：“几，近也。音巨衣反。”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师古曰：“言年载已多，而无储积。”失时不雨，民且狼顾；郑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顾望也。”李竒曰：“狼性怯，走喜还顾。言民见天不雨，今亦恐也。”师古曰：“李说是也。”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如淳曰：“卖爵级又卖子也。”旣闻耳矣，如淳曰：“闻于天子之耳。”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师古曰：“阽危，欲坠之意也。音阎，又音丁念反。”

丗之有饥穰，天之行也，李竒曰：“天之行气，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师古曰：“穰，丰也，音人常反。”禹、汤被之矣。师古曰：“谓禹遭水，而汤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师古曰：“胡，何也。”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师古曰：“卒读曰猝。馈亦馈字也。”兵旱相乗，天下大屈，师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师古曰：“衡，横也。”罢夫羸老易子齩其骨。师古曰：“罢读曰疲。齩，啮也，音五巧反。”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师古曰：“疑读曰拟。拟，僭也，谓与天子相比拟。”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师古曰：“图谓谋也。”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师古曰：“怀，来也，安也。”今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师古曰：“亦驱字。着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縁南畮，师古曰：“言皆趋农作也。”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

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李竒曰：“廪廪，危也。”师古曰：“言务耕农，厚畜积，则天下富安，何乃不为，而常不足廪廪若此。”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耤田，躬耕以劝百姓。鼌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师古曰：“食读曰飤。衣音于旣反。”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谓民有饥相弃捐者。或谓贫乞者为捐。”苏林曰：“瘠音渍。”师古曰：“瘠，瘦病也。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当音渍也。贫乞之释，尤疏僻焉。”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郷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师古曰：“以御风霜，不求靡丽也。暖音乃短反。”饥之于食，不待甘旨；师古曰：“旨，美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师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师古曰：“周谓周遍而游行。”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郷，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师古曰：“中人者，处强弱之中也。”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师古曰：“服，事也，给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闲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

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师古曰：“本直千钱者，止得五百也。贾读曰价。”亡者取倍称之息，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师古曰：“称，举也，今俗所谓举钱者也。”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师古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列者，若今市中卖物行也。贾音古。”操其竒赢，日游都市，师古曰：“竒赢，谓有余财而畜聚竒异之物也。一说，竒谓残余物也，音居冝反。”乗上之急，所卖必倍。师古曰：“上所急求，则其价倍贵。”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师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师古曰：“仟谓千钱，伯谓百钱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犹谓百钱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埶，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乗坚策肥，履丝曳缟。师古曰：“坚谓好车也。缟，皓素也，缯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师古曰：“迕，违也。好音呼到反。恶音乌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师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师古曰：“损，减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如淳曰：“复三卒之筭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复音方目反。”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师古曰：“为音于伪反。”神农之敎曰：“有石城十仞，应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寻也。”汤池百步，师古曰：“池，城边池也。以沸汤为池，不可辄近，喻严固之甚。”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复音方目反。”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师古曰：“擅，专也。”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师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师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师古曰：“大庶长，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师古曰：“入诸郡县，以备凶灾也。”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师古曰：“俞，进也，音踰，又音愈。”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师古曰：“贾读曰价。裁谓减省之也。”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师古曰：“复音房目反。解在宣纪。”始造苑马以广用，师古曰：“苑马，谓为苑以牧马。”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师古曰：“娄，古屡字。”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闲，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师古曰：“累百巨万，谓数百万万也。校谓计数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师古曰：“陈谓乆旧也。”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羣，师古曰：“谓田中之阡陌也。”乗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孟康曰：“皆乗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啮，故斥出不得会同。”师古曰：“言时富饶，故耻乗牸牝，不必以其踶啮也。踶，蹋也，音大奚反。”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如淳曰：“时无事，吏不数转，至于生长子孙而不转职也。”居官者以为姓号。如淳曰：“货殖传仓氏、庾氏是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师古曰：“重，难也。”先行谊而黜媿辱焉。师古曰：“以行谊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郷曲。师古曰：“恃其饶富，则擅行威罚也。断音丁唤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师古曰：“有土，谓国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夲。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师古曰：“宿麦，谓其苗经冬。”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

其求易共；师古曰：“共读曰供。次下亦同。”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师古曰：“说读曰悦也。”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师古曰：“颛与专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师古曰：“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如淳曰：“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也。”师古曰：“旣收田租，又出口赋，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二十倍多于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如淳曰：“十税其五。”师古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师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冝少近古，师古曰：“卒读曰猝。近音其靳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师古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师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韦昭曰：“沛蕲县也。”师古曰：“欲百姓之殷实，故取其嘉名也。”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师古曰：“甽，垄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师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师古曰：“并两耜而耕。”广尺深尺曰甽，长终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师古曰：“播，布也。种谓谷子也。”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师古曰：“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师古曰：“隤谓下之也，音颓。”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师古曰：“小雅甫田之诗。儗儗，盛貌。芸音云。芓音子。儗音拟。”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师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风与旱，师古曰：“能读曰耐也。”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邓展曰：“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畮，

于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畮，汉时二百四十步为畮，古千二百畮，则得今五顷。”用耦犂，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师古曰：“缦田，谓不为甽者也。缦音莫干反。”善者倍之。师古曰：“善为甽者，又过缦田二斛以上也。”过使敎田太常、三辅，苏林曰：“太常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也。”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苏林曰：“为法意状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及也。泽，雨之润泽也。”故平都令光敎过以人挽犂。师古曰：“挽，引也，音晚。”过奏光以为丞，敎民相与庸挽犂。师古曰：“庸，功也，言换功共作也。义亦与庸赁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师古曰：“离宫，别处之宫，非天子所常居也。壖，余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縁河壖地，庙垣壖地，其义皆同。守离宫卒，闲而无事，因令于壖地为田也。壖音而縁反。”课得谷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李竒曰：“令，使也。命者，敎也。令离宫卒敎其家田公田也。”韦昭曰：“命谓爵命者。命家，谓受爵命一爵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优之也。”师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敎边郡及居延城。韦昭曰：“居延，张掖县也。时有甲卒也。”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师古曰：“数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筭能商功利师古曰：“商，度也。”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师古曰：“漕，水运。”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李竒曰：“御史大夫属。”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甞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舩，费直二万万余，服虔曰：“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冝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师古曰：“贾并读曰价。”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师古曰：“为使而劝郡国也。使音山吏反。”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师古曰：“比，频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师古曰：“建，立也，立其议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师古曰：“不为作限制。上为音于伪反。”今累丗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师古曰：“重，难也。”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冝略为限。”师古曰：“详谓悉尽也。”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师古曰：“丁、傅及董贤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诏书且须后，师古曰：“须，待也。”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师古曰：“谓爱惜之意未厌饱也。”陿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师古曰：“莽以汉家制度为泰疏阔，而更之令陿小。”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师古曰：“钩音巨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钩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如淳曰：“负，背也。”使者驰传督趣，师古曰：“传音张恋反。趣读曰促。”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冝，师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

更赋，罢咸出，晋灼曰：“虽老病者，皆复出口筭。”师古曰：“更音工衡反。罢读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师古曰：“错，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郷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縁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师古曰：“謷謷，众口愁声也，音敖。”

后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师古曰：“誖，乖也，音布内反。”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师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数横赋敛，师古曰：“数音所角反。横音胡孟反。”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晋灼曰：“翔音常。”师古曰：“晋说非也。翔言如鸟之回翔，谓不离于贵也。若暴贵，称腾踊也。”

末年，盗贼羣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敎民煑木为酪；服虔曰：“煮木实，或曰如今饵朮之属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属也。”师古曰：“如说是也。”酪不可食，重为烦扰。师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师古曰：“廪，给也。盗其廪者，盗所给之物。廪音彼甚反。”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阸，百六之会，师古曰：“此历法应有灾岁之期也。事在律历志。”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师古曰：“究，竟尽也。”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范文五：汉书食货志1

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正文 《汉书》中记述中国西汉经济的专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汉时期（包括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议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货”。中国史书记述经济史实,以《史记·平准书》为其先驱,而《汉书·食货志》继承其重视经济的传统，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况

《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班固与其父班彪（公元3～54）,同是著名史学家，建武三十年（公元

54），班彪去世，班固在其父遗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经过他潜精积思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食、货概念 在《汉书·食货志》里,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班固把食货辟为专志来进行研究，说明他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食货志》上篇

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状况。针对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记述了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积极采纳了贾谊的“积蓄”、晁错的“贵粟”和耿寿昌的“常平仓”等建议，实行了旨在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书中记载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作法，肯定了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特别揭露了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班固这种明确地阐述重食、足食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系统地评论西汉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食货志》下篇

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从总结历史的

经验教训出发,来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上、下二币的情况。至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引起物价腾贵。继而，孝文帝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于是造上林三官钱，以图稳定物价。迨至王莽摄政、称帝，变法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必须本身价值稳定，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也就是说，国家要掌握货币收放之权，使之调剂得当。这样，才能使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但是，自西汉以来，由于伪造严重,货币不稳,统治者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遂进行了不少的经济改革。该篇还详述了桑弘羊的煮盐、冶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分析了这些经济政策的成败原因和利弊所在，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对后世的影响 《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中国二十五史中,继《汉书》之后,《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旧元史》、《新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历代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

发展和变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货志》尤为详尽，子目多至20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国家预算）等制度。另外，唐杜佑所撰《通典》,也首列“食货”,专门论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宝间的经济问题。元马端临（约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全书二十四考，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就占 1/3，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考、市考、土贡考、国用考，也是以《汉书·食货志》为范本，将食货问题扩大为八考来进行阐述的。这些表明了《汉书》专辟《食货志》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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