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近丶那么远-_-
范文一：唐太宗的故事
近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有关唐朝的章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276年，其中有接近一半的时间处于黄金时代之内。
李渊建唐是从太原起兵的。笔者也曾写过一篇小博文，叫做《两个宫女葬送了一个隋朝》，说的是唐高祖李渊在太原举旗起义的事情.隋炀帝十三年，李渊被调到太原，做那里的防卫司令，最高行政长官。当时起义军已经把洛阳围了个水泄不通，隋朝江山危在旦夕。和李渊搭班子的山西籍官员裴寂策划计谋，使宫妃二人陪伴酒醉的李渊同床共寝，致使李渊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被迫死中求生，于公元617年7月竖起反隋大旗，在太原誓师起兵，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率领3万军队，直逼关中。11月，李渊又亲自率领20万大军攻打长安城。在李渊率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隋军很快土崩瓦解。隋朝宣告灭亡，李渊登基建唐。
李渊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了得，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均为战功卓著的一代英雄，尤以李世民为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创建的功绩最大。封建社会有个怪圈，凡是亲王的能力水平和声望超过太子的时候，都会发生争嫡的你死我活的流血惨剧。公元626年，唐王朝建立的第九年，李世民发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玄武门之变，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斩杀于宫外，又逼迫老爹李渊让位于己，退居为太上皇。
历史就是这样，对于政治家、领导者的评价不能等同于劳动模范，标准迥异不同。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反之，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领导人也可能有着常人认为是明显的伦理缺陷，而衡量的根本标准是看他能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能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上的提升。
按说李世民弑杀兄弟逼压老父实属天理不容，他不是一个好的儿子，好的兄弟，但他确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杰出的伟大帝王之一，在封建社会特有的时代背景下，认真小心而充满智慧地治理着偌大的唐朝帝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130年之久的黄金时代。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经过君臣的共同努力，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朝当时的陆地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陆地总面积多出290多万平方公里，台湾岛有3万6千多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多出来70多个台湾岛那么大的地方。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以西的西亚一带，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至北冰洋以下一带，更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时，国泰民安，社会稳定，连年全国农业大丰收。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632年，全国判处死刑的为390人，绝对数字仍然很少。古代一般是秋天行刑，年底时，唐太宗特批准放他们回家探亲，料理后事，待第二年的秋天赴京接受斩刑。《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就是说，贞观六年12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全国在押的所有死囚都可以回家探亲，但要说好，这一年你可以在家里自由自在，可第二年秋天你要按时来京城接受死刑，没人押解你们回去，也没人去把你绑回来，全靠你自觉自律。结果，遣送回家的的390名死囚，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全部如约准时返回监狱，视死如归地回来乖乖领死，无一人逃跑和藏匿。这简直不可思议。你想啊，明知已被判死刑，又没有什么人监管，完全有机会逃跑，求生是人的本能，命比天大，就是逃走了，那么大的国家，深山老林天涯海角藏起个把人来还不容易吗？
这至少说明这样几点：第一，全国局势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第二，死刑犯就是想逃也是没有出路，按时返回没准皇上一感动来个大赦，至少免个死罪；第三，唐太宗的政策是正确的，感化，人道，自信，仁至义尽，气魄宏大，就是你死囚有什么想法，家里也不会放过你，皇上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德，我们不能干对不起皇上的事情。当然，尽管唐太宗当时已经取消了一人犯死罪，兄弟皆杀的刑罚，但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仍然发挥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各级官员也一定是认真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该操的心还是要操的。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绝非偶然，整个国家这艘巨轮，不仅有着唐太宗这样的掌舵者，而且有着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国家领导者团队。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都是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唐太宗的领导下，互相勉励督责，殚精竭虑，脚踏实地地和人民一起从事国家建设，推行廉洁政治，使整个国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按照柏杨的说法，李世民个人的优秀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绝对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对于政治家来说，向理性屈服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政治家承认错误是很困难的。可是李世民做到了，他的伟大也正在于此，而且他们夫妻二人对此都有高尚的认识和智慧的实践。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一次唐太宗实在忍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我皇上也是要脸面的啊，大庭广众之下你就像训儿子一样教训我，我怎么能受得了这个气呢？唐太宗大怒，摔袖而去，我非杀了你这个糟老头子不可。长孙皇后闻讯后，立即穿上皇后的官服，在庭院当中恭恭敬敬向皇上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赶忙上前扶皇后起身。长孙皇后说我要向皇上祝贺，“我听说，领袖英明下属就能正直，魏征之所以公而忘私，刚直不阿，正是由于皇上自己就是一身正气，领导英明，我怎能不跪拜向皇上表示祝贺呢！”
李世民是个非常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君主，对呀，魏征不是对我不尊重，而是完全为了朝廷的威望，为了社稷的安危，才敢于进谏直言的啊，我对他是有点太过分了。李世民摇摇头，深深责备自己。不久之后，魏征即被提拔为宰相。
用什么人是社会政治的导向。魏征的提拔，表明了唐太宗清明政治的决心，也标志着言路大开是朝廷的既定方针。民主政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欣欣向荣。
也正因为如此，自从盘古开天地，唐太宗是第一位被中国人真心尊崇敬仰的封建帝王，他本身的美德，他积累的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他与那个领导团队共同创造的贞观之治的灿烂文明历史财富，永载史册，为所有帝王所效仿，为后人所称颂。
时代变了，当然不能按照封建君主政治去治理今天的社会，但李世民开明律己的道德风范，治理国家的理念原则，仍然对当今政治有着启迪和激励作用。
（鲁晋京撰稿
范文二：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 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 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 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 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 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 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 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
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 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 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 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 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 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 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 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
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 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 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 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 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 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 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
唐太宗反腐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
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 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欲，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国君）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 接着，唐太宗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沔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王贪图黄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军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000万，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王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现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镜，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以上两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大臣们听了，定当惊出一身冷汗，定当深长思之，信服唐太宗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
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玄宗纳谏
玄宗在位前期是个明君，后期却是个昏君。他初登上帝位时，励精求治，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颇能用人，纳谏。他在京官中选派有才干者到外地作都督、刺史，同时又选拔各地都督、刺史中的杰出者进京任要职，并将这种京内外官员的选拔，调动定为一种制度。对不称职的官员，他断然撤换。公元716年，他亲自在殿堂复试由吏部所选往各地的县令，将其中40多个不能胜任的人打发回家。在位前期，他先后任用姚崇、宋景、张嘉贞、张说、李元绂、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这些人各有所长。姚崇力求政通，宋景致力法治，张说崇尚文治，李元弦、杜暹注重俭约，韩休、张九龄直言诤谏，皆为贤相。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其中，尤以姚崇的贡献为最大。玄宗将他召回京城，要封他为宰相，他就提出了十大条件，如要玄宗同意行仁政，罢兵息武，不准皇亲国戚和太监干预政事，允许群臣进谏等，玄宗都一一答应。如要玄宗同意行仁政，罢兵息武，不准皇亲国戚和太监干预政事，允许群臣进谏等，玄宗都一一答应。姚崇当了宰相后，压制豪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战胜自然灾害，又帮助玄宗整顿朝政，严明赏罚，扭转了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被称为“救时宰相”。
这期间，玄宗又能纳谏，宰相韩休和萧嵩共掌朝政，韩休正直，见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由于玄宗能够任用贤才，鼓励生产，改革弊政，使得唐王朝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百姓富庶，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项峰，其中唐诗最为后人称道，而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开元年代。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都有显著成就。史称“开元盛世”。
但是，玄宗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以后，自以为天下太平，进取心也逐渐消失，变得骄傲怠惰，追求起享乐生活。他对大臣的忠谏听不进去了，反觉得讨厌，就重用专门顺从他意旨的人。玄宗61岁时，宠爱上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纳入宫中封为贵妃，并封她的两个哥哥为官，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虢国和秦国夫人，她的远房堂兄杨国忠（原名杨钊）也靠裙带关系扶摇直上。玄宗整天和杨贵妃寻欢作乐，懒得上朝，还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奢望。
玄宗对我国音乐、舞蹈，戏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自幼就十分喜爱歌舞戏剧，有一次，他祖母武则天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当众表演了《长命女》，受到群臣的喝采。他结交道情艺人，努力钻研法曲，深得音律之妙。在平王期间，他创建过一个散乐戏班；称帝后不久，又建立了一个戏曲活动中心，选定梨园作为这个中心的所在地。所以，历来的戏曲艺人都尊玄宗为梨园始祖。
武则天纳谏
武则天的知人与纳谏 武则天道：世间难得一奇才。古之明君都是惜才如金的。太宗皇帝就是这样。他用人不论门第、不私亲戚、不计仇怨，因此，人才归之如流水，大唐事业得兴旺发达 武则天的知人 武则天从辅佐高宗约三十年，临朝称制达六年，当女皇十五年，共有五十余年的政治生涯。武则天参政的这五十余年，可说是唐朝的发展期，没有这发展期，不会有 后来五十年的开元盛世期。武则天在皇宫前分别设立东、西、南、北四个铜箱。东面的铜箱叫「延恩」，要求作官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诗赋文章投进去自 荐，只要确有才能，很快就可以被试用南面的铜箱叫「招谏」，对朝廷政事有见解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投进去。西面的铜箱叫「伸冤」老百姓有冤枉可 以投书。北面的铜箱叫「通玄」，有进言军机要事或言天象灾变的可以投书。 在武则天多次下求贤诏书渴望人才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天子的责任，莫重于选才任贤，臣子的功劳，莫过于进献忠言。周、汉诸朝之所以隆盛，在于广选贤良，历 观前代之兴衰，莫不由此。过河得用舟船，盖房须待东栋梁，天子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一
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武则天的纳谏 就纳谏而言，武则天深知匡谏的重要性，她在《臣轨》这部书中，专列一章，明确指出：「君主有过失而臣下不能直谏，将危害国家，有损社稷。」要求大 臣们做冒死直言的忠勇之士，而她自己则身体力行，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面引廷争，直言进谏的大臣，如朱敬则、魏元忠、狄仁杰、杜景俭等。例 如有一次朱敬则上疏武则天，指出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不应继续实行严刑峻法的政策。他希望武则天以秦的成败为鉴戒，及时改变法度，广布恩德，使天下臣民能够 消除恐惧和顾虑，安居乐业。则天以为言之入理，对朱敬则给予褒扬。长安年间，朱敬则任政谏大天，其后朱敬则常为赋役繁重、户口逃亡等频频向女皇呈奏谏 言，非常激切。不久，武则天就任他为宰相。 武则天的纳谏也不以官阶为凭，例如天册万岁年间，武则天接到获嘉县一个九品小官刘知几的一封奏表，奏表中提出了对当时朝政中肯且切中时弊的四条颇有见解的 建议，武则天接纳了他的谏言，对他给予了嘉奖，尔后刘知几即被调到长安，参与了儒、佛、道三教典故的类书《三教珠英》，后来还写出了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 通》。大足元年（七０一年）武则天还接见了一个普通人身分的上书者—苏安恒，他的上书主要是关于请武则天传位太子，降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 宗、建昌王武攸宁为县公，及请封武则天二十余孙以屏藩皇家的事。武则天很赞赏他的精诚敢言，在宫中赐给他饮食，然后才让他回去。 为了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武则天甚至下令在朝堂上设置了「肺石」和「铜匦」。对于臣下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都能虚心对待，择善而从。例如：圣历二年 （六九九年）九月，有的梨树奇异地开了花。武则天拿著一枝梨花对大臣们说：「这是什么祥瑞啊！」诸大臣都说：「陛下德及草木，所以秋天的梨树能再次开 花。」凤阁侍郎杜景俭说：「现在已是秋天，草木黄落而忽然开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臣担心陛下布教施令有亏典礼。此外，臣等自为宰相，本应助陛下治理天 下，却导致天理物理不平，这是臣的罪过。」接著跪倒在地，向武则天请罪。武则天见到杜景俭不谄媚逢迎，敢于直言，很是感动，说道：「卿才是真正的宰相 啊！」。 又如长安元年三月，天气本已变暖，却突然下起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准备率百官向女皇庆贺。侍御史王求礼阻止说：「假如三月里下的是瑞雪，腊月里下的 雪不更应该叫瑞雪么？」苏味道不听，执意举行庆贺。这日，苏味道率百官见武则天，以相祝贺，唯独王求礼不拜贺，且大言直说：「现在已是仲春，万物正在复 苏，天气忽然变寒下雪，庄稼和果木都要受到伤害，这是天降灾害，绝非祥瑞！」武则天并没有因为王求礼扫她的兴而治罪于他，反而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 止朝会三天，以示对这种反常天气的惊惧。 另一则谏言故事，长安四年，武则天在洛阳城北的白马寺阪修造大佛像，所用钱财名义是向天下僧尼收的税，实际上却出在百姓身上。宰相李峤上书说：「我听说所 塑造的佛像的非户口钱出自僧尼，其实，没有州县的□承根本不能做到。天下的百姓贫弱者众多，有的靠给人做工准备乾粮，有的卖房来支付徭役，造佛像的钱多达 七十余万缗。如能将这些钱用来救贫困，一户一千就能救济七十余万户，同时还能节省大量劳力，又符合佛祖慈悲之心。如果真的能这么做，佛祖和百姓就会高兴， 陛下的功德理能广大无边。与其修来生之福，不如让百姓得到今生的实惠呢？」监察御史张廷圭亦上书进谏说：「臣以为当前最关紧要的大事首先应是安定边境，积 蓄府库，休养生息。即使拿佛教的道理来说，也应救灾救难，杜绝不正当行为。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见，行施佛的慈悲，务以治理为上，不要因人废言。」武则天接 受了这两个大臣的建议，下令停止修建佛像，并亲自召见张廷圭。 对于不正确的意见，武则天也能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例如，吐蕃人在高宗晚年攻陷了「安西四镇」，对丝网之路造成很大的威胁。武则天即位后， 为加强西北边防，让宰相讨论收复安西四镇的问题，狄仁杰上书认为不如放弃安西四镇，武则天即讲明了安西四镇的重要性和必须收复安西四镇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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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管理小故事：唐太宗的团队
管理小故事：唐太宗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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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日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
启示：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只依靠一种固定组织的形态而运作，必须视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团队。所以，每一个领导者必
须学会如何组织团队，如何掌握及管理团队。企业组织领导应以每个员工的专长为思考点，安排适当的位置，并依照员工的优缺点，做机动性调整，让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经理人员的任务在于知人善任，提供企业一个平衡、密合的工作组织。
范文四：唐太宗教子尊师的故事
唐太宗教子尊师的故事
时间:2014-11-02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1219次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古代，人们就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敬仰。“天子、元帅、将军必有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训诫也是相传至今。
最早记载我国尊师重教的古籍应是《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难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此说明，尊师是最重要的。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会使人重视学习，重视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开创了我国育人之先河，在山东曲阜的阙里，创立了第一所学校，后来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清康熙皇帝曾亲临曲阜，拜谒孔圣人，并题赠“万世师表”金匾。
孔子的学生子贡，聪颖好学，干出了一番事业，他对自己的老师也始终很尊重。当时的鲁国，有人抬高子贡，贬低孔子。他听后十分气愤，在许多场合纠正这种流言，并形象地说：“老师是围墙高数丈，屋内富丽堂皇，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而我自己不过是肩高围墙，一眼能望尽。”他还把老师比作太阳和月亮，说老师“光采照人，不是常人所能超越的”。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一直守了六年才离去。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开国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他也懂得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搞好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认为教诫太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给几个儿子选择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而且，他一再告诫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一次，太子的老师李纲因患脚疾，不能行走。唐太宗知道后，竟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皇太子亲自恭迎老师。要知道，在封建社会，后宫森严，除了皇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可以坐轿，其他官员不要说坐轿，就是出入也是诚惶诚恐的。
后来，唐太宗又叫礼部尚书王圭当他第四个儿子魏王的老师。有一天，他听到有人反映魏王对老师不尊敬。唐太宗十分生气，他当着王圭的面批评儿子：“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王圭，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从此，魏王见到老师王圭，总是毕恭毕敬，听课也认真了。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几个儿子对老师都很尊敬，从不失礼。因此，“唐太宗教子尊师”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汉武帝刘彻，一生对他的老师都很敬重。他听说自己的老师桓荣病逝，简直是悲痛欲绝。顾不得大臣们的反对，他脱下龙袍，穿着他指定要求做的孝衣，亲自到老师家里吊丧送葬。
尊师重教，古人早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范文五：古代管理故事：唐太宗的团队
古代管理故事:唐太宗的团队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日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
启示: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只依靠一种固定组织的形态而运作,必须视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团队。所以,每一个领导者必须学会如何组织团队,如何掌握及管理团队。企业组织领导应以每个员工的专长为思考点,安排适当的位置,并依照员工的优缺点,做机动性调整,让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经理人员的任务在于知人善任,提供企业一个平衡、密合的工作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