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灵媒
范文一：结构主义的不足
结构主义具有自足性、形式化、完整性、转换律和自我调节的五大显著特征。因 为这五大特征, 结构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但同时结构主义理论也因此埋藏了 至少三点不足:结构本质的论述不清、 意义评判标准模糊、 共时一历时切割所带 来的问题。
质疑:1、过分强调学科的基本结构而忽视儿童的兴趣
2、发现学习过于费时不适合文科知识的学习
3. “螺旋式课程”加大了教材的难度因而加重了学习的负担
不足之处
结构主义教育学家的教育主张也有不足, 如他所言的学科结构仍未乐观设想, 没 有客观标准, “发现法” 也过于脱离师生水平, 教学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等等, 最终导致“学科结构运动”在实践中的失败。
1、教材过分强调理论化,或“下放”过多,脱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造成教 材过深过难过重,或者教材编的枯燥无味。
2、 在教学方法上, 他提倡的 “发现法” 虽有启迪学生思想,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发展学生智力的一面, 但这种方法耗费时间和精力过多, 而且一般教师也不容易 掌握,会影响教学进度,还会影响学生获取系统的知识。
结构主义的内容很丰富, 但其核心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学生对知识 的主动探索, 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 (而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只是把只是从 教室头脑中传送到学生的笔记本上) 。
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的是“学” ;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的是“教” 。这正是两种教育思想,教 学观点最根本的分歧点。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 以及布鲁纳学说本身的某些片面性, 在他的影响下, 也出现 过一些问题, 甚至在教学实践的检验中几乎遭到完全的失败尽管这场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其理论价值也远未得到广泛肯定,
1. 课程内容 脱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
在教材过分强调理论化, 课程内容强调专业化, 或“下放”过多 ,价值取向是为社会培 养人才的“精英教育”和“英才教育” ,而不是关注全体学生的大众教育和全民教育。这些 都 脱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 造成教材过深过难过重 难度较大, 或者教材编得枯燥无味, 造 成了很多学生的不适应。
另外, 课程内容选择的窄化。 认为只有学科的基本结构才可以构成课程内容, 拒绝把学 生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问题等引入课程体系。客观上造成了“学科中心”和“知识本位”的
现实。
2.教学方法过分强调“发现”
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的“发现法”虽有启迪学生思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 智力的一面, 但这种方法耗费时间和精力过多, 而且一般教师也不容易掌握好, 如果使用过 多或使用不当, 就会影响教学进度, 还会影响学生获取系统的知识。因此, 发现法只能是诸 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可以适当采用,但不能强调过分,更不能用它来代替其他教学方法。
缺陷:1. 把学生看做小科学家,进行精英注意的科学教育; 2. 只是过于结构化和精深, 导致学生无法接受; 3. 过于强调分科,而忽略学科之间的联系
范文二：布鲁纳的结构主义
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
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摘要】布鲁纳是一位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的结构主义理论在世界教育领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对我国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改革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形成的一种西方教育思潮,它是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Piaget)的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J.S.Bruner)。布鲁纳强调对儿童认知结构的研究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注重对知识结构的理解,提倡发现学习和早期教育。他创立了结构主义教学论流派———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
三大教学论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布鲁纳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中小学课程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运动。尽管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由于教材难度太高,以及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布鲁纳的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和探讨。
一、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重视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和学科的知识结构。
布鲁纳把认知发展作为教学论问题讨论的基础。他指出:“一个教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怎样利用各种手段帮助人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布鲁纳将其称为“成长科学”,即认知科学或智力发展科学。他认为教育“不仅要教育成绩优良的学生,而且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教育的任务在于发展智力。”“儿童的认知发展是由结构上迥异的三类表征系统(行为表
征、图像表征、符号表征)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质的飞跃过程。”[1]布鲁纳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指由人过去对外界事物进行感知、概括的一般方式或经验所组成的观念结构。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主动地获取知识,并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其知识体系。他指出,“不论我们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认为“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学科结构最基本的要素”,“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怎样相互联系的”因为这些基本结
构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而有力的适用性”。[2]
(二)提倡发现学习,注重直觉思维。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主张“发现法”。所谓“发现法”,对学生是一种学习方法,叫发现学习;对教师则是一种教学方法,叫发现教学。他认为“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是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
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发现教学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引导学生去发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过程,不如说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想法的过程”。[3]他主张让学生主动地去发现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发现教学”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即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应的教学方式。其基本程序一般为:创设发现问题的情境→建立解决问题的假说→对假说进行验证→做出符合科学的结论→转化为能力。布鲁纳认为“发现”依赖于“直觉”思维,他主张在教学中采取有效方法帮助儿童形成直觉思维能力,要鼓励学
生去猜想。
(三)提倡螺旋式课程。布鲁纳认为课程设计和教材
的编写应查明基础学科基本知识的学习准备,根据学生当时认知发展水平予以剪裁、排列和具体化,使知识改造成为一种与儿童认知发展相切合的形式。他认为,课程或教材的编写应按照学科的基本结构来进行。由此,他提出了螺旋式课程编写方法。所谓螺旋式课程(spiralcurriculum),就是以与儿童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形式尽可能早地将学科的基本结构置于课程的中心地位,随着年级的提升,使学科的基本结构不断地拓展和加深。这样,学科
结构就会在课程中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4]
二、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重新审视和反思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可以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他的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为我们
的教育改革奠定了丰富的理论根基。
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主要表现在
以下个方面:
(一)在布鲁纳的研究中,注重了学生智力的提高,但却忽视了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我们应从中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在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加强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从而从
整体上提高教育的作用和质量。布鲁纳强调学生的认
知结构在学习中的作用,对教学具有启发意义。新课程课堂教学中教师首先应明确学生认知结构包含哪些组成要素;接着要分析教材,明确学科所包含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科知识结构与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后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学习风格和原有的认知水平来有效选择知识结构呈现的方式,或用动作表征,或用形象表征,或用符号表征。教师究竟选用哪一种表达较好,则要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学科的性质来定。教师要把科学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帮助他们形成合理的认知结构,引导学生不断改进自己的认知结构。教师的课堂教学一方面要讲求教学内容的精炼性,让学生掌握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主要的是学科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的特殊迁移,使其养成科学学习的态度。
(二)布鲁纳倡导的的发现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可取的现实意义,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有借鉴意义。我国正在探讨的研究性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类似于发现法,它们能调动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主动性。发现法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同时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善于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
导学生围绕一定的问题,依据所提供的材料主动而有兴趣地思考、探索和研究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
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和支持者。
教师应本着“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思想,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创设民主、和谐、积极、活拨的教学情境,多给学生思考、提问和发言的机会。同时,采用趣味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探索发现法等多种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真正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当然,布鲁纳的发现学习与教学理论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他过分强调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作用,使教师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我们应该强调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的相互配合和有效补
充,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具体学科内容特点,灵活运用。
(三)布鲁纳领导的学科结构运动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只注重了“科学世界”而忽视了“生活世界”。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教育和社会脱节,课程结构不合理,存在着重视教材忽视学生的经验和活动等
不良倾向。我国这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充分借鉴了包括学
科结构运动在内的历史上诸多课程改革的得与失、经验和教训,提出回归生活的新的课程理念,力图改革课程内容过分强调学科体系严谨性,过分注重经典知识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5]我们必须改变过去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和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缺乏整合的现状,处理好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间的关系,加
强他们的关联和渗透,建立平衡、整合的课程结构。[6]
结构主义思想曾对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课程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布鲁纳进行教改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值得我们吸取。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项事业,这促使我们不得不用理
性的态度重新审视和感悟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从中领会其深刻的思想实质,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布鲁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我们应抱着科学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深入探究其教育思想的精髓,学为中用,不断完善;充分认识到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今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结合我国的国情,不断地研究和
发展,把教育教学改革落实到实处,从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美]布普纳.教学过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美]布普纳.教学过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4]马学斌.布鲁纳课程理论的人本主义转向探析[J].云梦学
刊,2003,(01).
[5]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
[6]董毅,邬旭东.新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5.
范文三：皮亚杰的结构主义
一、生平
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法语区人，自小就聪颖过人，1921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并在巴黎的一间小学中的比奈实验室，担任名医西蒙的助手，研究儿童的智力，他也因此发现到比奈测验的不足，开始尝试使用自己发明的「临床询问法」研究儿童的心理。而随着他的小孩相继出生，他们也成为皮亚杰就近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之后在妻子的协助下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和论文，成为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
二、发生认识论
1956年，皮亚杰在日内瓦大学创立“国际发生认识论研究中心”，希望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发生认识论进行学科整合的研究，试图回答皮亚杰早年的问题：“知识是怎样增长的？”
1交互作用论：对于知识的生成和增长，皮亚杰是个“交互作用论”者，认为知识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客观存在之物，而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客体交互作用的产品。
2基本生物功能-组织和适应：结构会不停地在变化，但皮亚杰认为“组织”和“适应”这两个基本的生物功能，却是稳定而很少发生变化的。所谓“适应”是指已结构化的有机体不断地周围环境协调，将环境因素整合进有机体中，转化成自身的一部份。有机体的“适应”又分作两种：一是“同化”，把环境因素整合进有机体的结构中，其二是“顺化”，有机体以改变自己来应付环境，随着环境变化，有机体也发生变化。
3、图式的概念：所谓“图式”，就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和运用同一种活动，其中共同保持之物。图式本身就是一个活动的结构，能够协调具有相同性质的各种行动，并统率其中共同特征。
4、儿童智力发展的阶段：
（1）“感觉/运动”阶段：婴儿没有能力区分自己的身体和客观环境，在这个阶段，他的“图式”是种没有思想、没有表象的工具，但他也有其“外延”和“内涵”，“外延”指的是图式所适用的情境，「内涵」则是该图式可运用情境的共同特性。
（2）前运算阶段：此阶段的儿童会经由延迟的模仿，象征性游戏、绘画、心理表象和语言等方式，进行以模仿为主的活动。他能够学到每一客体都有其对应的心理图像，并能够利用符号或象征来代表，但此时期的儿童的思维是表象的，和个人特殊经验有关，因此称为前概念的思维。
（3）具体运算阶段：在此阶段的儿童会逐步发展出守恒观念的整体图式，物理的守恒、空间的守恒等，“守恒”指的是智力运思的对象由状态a转化成状态b的过程中，至少有一性质不变，儿童可藉此发展出可逆性的运思能力。除此之外，儿童还会发展出分类、列序、数量的具体运思能力。
（4）形式运算阶段：此时少年的思维能力会逐渐超越具体事物的束缚，开始可以用“假设和演绎”的观念，进行抽象式的推理，从而得到结论。
三、结构主义
1结构的特性：结构主义的理想是希望知识具有内在可理解性，亦即一个结构可本身自足，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藉助于跟其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结构是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三种特性分别为：
（1）整体性：一个结构是由若干成分组成，他们遵从某些规律，这些规律说明了该体系的特点，任一结构作用，必然只能在一个转换体系内进行。
（2）转换性：结构具有转换性，否则就跟那些静止的事物一般，也会失去解释事物的作用。
（3）自身调整性：一个结构内的各种转换必然会遵循该结构的规律，并产生属于这个结构的成分，而不会超出于结构的边界之外。
2两种结构主义的对比：和利瓦伊史陀的比较
（1）共时性与历程性：对利瓦伊史陀而言，结构是一完整的个体，他是由许多元素组成，但这些元素却是相互制约的，其中一个都无法发生变化，因此他强调的是结构元素关系间的不变性和固定性，而当一个结构中的所有元素都发生变化，这个结构就成了另一个结构，因此他所谈的结构是“共时性”的。皮亚杰的结构则是历程性的，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认识的进步总是从简单到复杂，益形增多的事实。
（2）潜意识和意识：利瓦伊史陀认为结构是理性在潜意识中所创造的，研究者要找出文化的结构，必须依靠天赋理性和直觉，他并不重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皮亚杰则认为结构是个体与环境互动后，经由反思和抽象所提供的材料逐渐形成的，结构是人们有意识建构出来的，并不是预先存在于客体的。
（3）固定结构与辩证发展：皮亚杰认为结构含有动态转换的性质，经由辩证的发展，会使体系更趋于复杂，层次更高、统摄性更大。利瓦伊史陀的结构是种固定结构的形式，而又因为初民社会的成员生活在最自然、最原始的环境，因此他们的思维最接近人类先天结构的模式。但在皮亚杰看来，他并不认为人的思维具有不变的结构，人的智能或精神是演进的，原始人的思维活动并不会比文明人更“深刻”、“真实”！
范文四：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
作者：韩琦
拉丁美洲研究 2008年09期
对拉美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并不亚于30年代初的大萧条，是其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并不顺利，于是，新结构主义理论便悄然兴起，它既保留了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些内核，同时又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合理成分，是结构主义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调和的产物。早期新结构主义较多地关注经济的短期调整，力图通过非正统的稳定和调整计划，以较低的萎缩和衰退代价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调问题。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强调提高系统竞争力和社会公正，进入新世纪后，新结构主义理论日渐成熟，特别在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又有明显的新进展。近年来，新结构主义越来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理论。本文拟对拉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演变、特点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新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式微、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效果又不佳的情况下产生的。
结构主义是拉美经委会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拉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工业化论、结构性通货膨胀论、对发展障碍的分析以及一体化、计划化等。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初期，这种理论曾对促进工业化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结构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中心”与“外围”关系的判断过于僵化；过分信任政府干预经济的优点；过分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过分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等等。特别是其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具有局限性，低估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尤其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在规范对外贸易、确定公共企业的目的和规则、选择促进投资、创造生产性就业、控制外国投资、建立金融体系等有效机制方面，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处理这些层面上的问题时也未形成系统的经济政策。拉美各国政府在实施结构主义政策过程中也有不少失误。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经委会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市场，对国际贸易的参与继续依赖于原料和初级产品，致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继续受到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不能形成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第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进口替代虽然减少了消费品进口，但实施进口替代所需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某些原材料的进口却大大增加。加之国际市场上能源、机器设备等价格上涨高于拉美出口的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因而使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逆差及与之关联的国内高通货膨胀。第三，过度的保护主义措施客观上吸引了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购买技术的成本加大了，外汇需求也增多了，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本国企业未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依旧缺乏竞争力。第四，通过进口替代建立的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并不能解决日益加重的就业问题。第五，过度重视工业，忽视农业发展，土地改革大多半途夭折，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第六，高收入阶层模仿性的消费模式。外围模仿中心的消费习惯，却无法同时复制中心的生产能力，因此使得需求方的模仿与供给方的模仿之间产生了失衡。这种失衡阻碍着工业化以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收入向广大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结果是经济改造的自我持续能力不断下降，对外部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大。只有部分居民或集团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参与到相应的经济政治过程之中，而为数更多的居民则被排斥在发展成果之外。从而形成了现代生产部门和落后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拉美经委会对有些问题已经有所察觉，60年代初就倡导“促进出口”，70年代中期平托提出了改变“发展方式”的论点，普雷维什后来又提出了“体制变革论”，但这时国内市场通过正式的地区一体化安排得到了扩大；有选择地推动非传统出口的政策缓和了反对出口的政策偏见；再加上1973年以后大量低利率贷款涌入导致拉美国家的“负债发展”①，拉美享受进口替代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结果延误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转换。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最终走到了尽头，结构主义也失去了话语权。
新自由主义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在拉美国家，它主要以新货币主义政策形式对一些拉美国家产生了影响。当阿连德“智利社会主义道路”实验失败之后，新货币主义政策逐渐在一些拉美国家占据上风。新货币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供应量对名义收入变动起决定作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活动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变动的不稳定性，因而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关键；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通过价格机制而发生作用的。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自发地起作用，最终总能使经济恢复均衡，因此，政府采取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只会造成不稳定；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当私人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时，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应当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当政府反复无常地变动货币增长率、不断打破货币供求的平衡时，才会破坏经济的稳定而导致经济动荡。因此，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因此，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方法是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他主张把国家干预的重点放在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上，反对任何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新货币主义寻求通过废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来实现民族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完全一体化。这样，资源配置最终为国际价格和比较利益所控制。发展的节奏和方向将由国际市场力量而不是本国政府干预所决定。新货币主义取得的唯一成功是某些国家的对外出口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支撑这一成功的政策也导致了外债的急剧上升，巨额外债会抵消出口的增长。由此而来的净效果是国际收支明显恶化，在许多拉美国家，债务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的中心问题。作为新货币主义主要目标之一的降低通货膨胀，在最初获得了某些成功，但很快通货膨胀又开始加剧。更为重要的是，新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虽有一种短暂的刺激作用，但却导致了非工业化、失业、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成果仅对一小部分人有好处。同时，新货币主义政策也极大地增加了一国经济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脆弱性。这样，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衰退来临时，拉美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80～1985年下降了14％，南锥体国家的下降幅度更大。②
债务危机相应地加深了人们对新货币主义稳定政策的怀疑。债务危机发生后，IMF强加给拉美国家的稳定计划大多遵循新货币主义的路线，对经济危机作出的结论总是需求过度，而忽视了供给因素。与IMF旧处方不同的是将反通货膨胀措施与意在减少债务负担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一些稳定措施的目的是减少进口和促进出口，以便停止举借外债。用来专门对付通货膨胀的政策包括：控制银行信贷、提高利率，减少政府赤字，抑制名义工资上升，取消价格控制。这些紧缩计划的效果是穷人收入不同程度的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憎恨IMF干预其经济政策的制订。但大多数债务国又不得不与IMF达成条件，以便得到急需的贷款，尤其是同外国银行谈判重新安排债务时，这些银行答应借款的唯一前提是债务国必须吞下IMF的苦药。但问题是IMF制定的一揽子调整计划到8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成功的迹象。
就在拉美国家由IMF倡导的经济结构调整遇到僵局的同时，东亚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东亚国家因成功地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改善了它们融入国际经济的地位）。东亚的经验很重要，它对国际多边机构和工业化国家政府强加给拉美国家的结构调整建议提出了质疑。第一，当结构调整的捍卫者拥护弱化甚至取消国家作用的时候，东亚国家宣布赞成更大的国家管理。第二，当结构调整计划按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利益原则寻求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候，东亚国家将它们的竞争力建立在与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基础之上。第三，当结构调整的捍卫者劝说拉美国家重新确定它们面向国外市场的发展战略的时候，东亚经济在国内市场与对外出口活动中保持了紧密的、充满活力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经验构成了对拉美主流经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否定。③
同时，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要求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出现。新货币主义模式的推行最初发生在军人威权主义政府的框架内。在某些拉美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的国家，新货币主义政策只能在镇压的环境下推行。一种矛盾的现象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常通过政治上的反自由主义而获得。新货币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削减工资，以带来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下降。这将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也有助于一些工业企业在面临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仍保持竞争力。尽管新货币主义政府宣布让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它们明确地干预劳动力市场。在许多国家，这种干预意味着一系列镇压措施。另外，民众主义和发展主义年代建立的有限的国家福利也被大大地削弱。新货币主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结构，鼓励了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结果，人们要求公民自由、人权、民主权的呼声和反对军人政权及其新货币主义政策的呼声日见增高。到80年代后期在那些军人独裁让位给文人政府的国家（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形成了拥护新结构主义政策的群众基础。
巴西和阿根廷的新的民主政权和秘鲁阿兰·加西亚的民众主义政府已经采取了结合结构主义和货币主义特征的新的稳定政策。这些包含一整套经济和社会措施的“非正统休克”稳定计划包括阿根廷的奥斯特拉尔计划（AUSTRAL，1985）、巴西的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1986）、秘鲁的印蒂计划（INTI，1985），这些计划的名字来自各自国家的新货币，在这些计划中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取得民众的支持。尽管这些计划带有激进的性质，但它们最初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先前的货币主义稳定政策受到广泛怀疑，且在经历多年专制统治之后，巴西和阿根廷的新的文官政府及秘鲁加西亚的民众主义政府得到了认同。同时猖獗一时的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控制。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早期新结构主义初露端倪。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早期新结构主义力图通过非正统的稳定和调整计划，以较低的萎缩和衰退代价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调问题。因此，同新自由主义一样，当时的新结构主义实际上成为一种处理短期经济问题的理论。新结构主义面对新的现实，在继承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批判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非正统“休克疗法”的主张⑤，新结构主义的创新在于将通货膨胀预期理论和惯性通货膨胀的概念以及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引入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模式，强调传播机制的作用；提出在短期内消除惯性通货膨胀的一整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理论忽视短期调整政策的不足；将反通货膨胀列为优先目标，认为它是经济获得新发展能力的先决条件。⑥ 新结构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消除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新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偏重于消除通货膨胀的传播机制，忽视消除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结果在惯性通货膨胀被初步克服之后，因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依然存在，惯性通货膨胀继续重现，致使反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失败。美国经济学家A.费希洛在80年代中期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一时期新结构主义学派在外债、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和国家作用4个方面的独到见解⑦：不能因为偿还债务而牺牲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同IMF和债权银行的重新谈判来减轻外债负担；在许多国家中，通货膨胀问题是同外债管理有联系的，并且一般说来同国际经济震荡的联系更密切，因此，否认正统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有些政府为了保持稳定，实行了用大量增加名义工资来补偿实际收入下降的政策，但这会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未来的考验是分配新增长的收益能力，公共政策应该在就业目标和对付赤贫及失业方面影响生产；倾向于重建一个有效的发展主义国家，支持政府在生产方面实行更多的干预。
1988年4月《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的两篇专题文章⑧ 初步勾勒出拉美早期新结构主义的大致轮廓。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在题为《新结构主义思路的轮廓》一文中对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联系债务危机前后拉美经济运行的实践，着重强调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提出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并分别就二者的理论、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各列出了10点加以对比，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最后强调，新结构主义尚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就它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地区自主发展的政策方面需要有进一步设计。另一篇文章是塞尔休·比塔尔的《拉美的新保守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作者宣称，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是用来表示旨在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削弱国家作用、贸易和金融更加开放的一整套经济措施，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些政策更多地以“新保守主义”闻名，除了这些经济内容外，“新保守主义”还与政治考虑联系在一起。作者指出，大多数拉美经济学家认为结构调整计划并不成功，危机仍然持续不断，他们正在形成一些共识，诸如必须超越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计划与市场、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等所谓的两难困境，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是可以相互兼容的；承认政治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确认通货膨胀是一种社会现象；认同增加国内储蓄水平以提高投资率的紧迫性；必须降低参与国际经济的风险；为保证实现自主增长和提高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拥有自己的生产和技术基地以及协调核心；必须为拉美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必须改变IMF的调整形式；必须尝试建立基础广泛的社会联盟以便长期支持新的发展战略。然后，比塔尔归纳了新结构主义在对外贸易、生产结构、金融、储蓄和投资、收入分配、国家的作用、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等方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美早期新结构主义思路的一个概括总结。
二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形成
就在拉美多数经济学家转向短期调整与稳定研究的时候，少数经济学家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委会关于发展战略的辩论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两本重要著作是智利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法齐贝尔撰写的。一本是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未竟的工业化》⑨，它对拉美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作出了独到的分析，指出这种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差距、缺点和扭曲的方面，建议走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新工业化基于一种赢得“增长和创造力”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基于技术进步的内源核心的创造上。另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拉美的工业化：从“黑箱”到“空箱”》⑩，这是一项拉美国家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与兼顾增长和分配的韩国和西班牙不同，拉美国家可分为3种类型：快速增长但收入集中；拥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但增长速度缓慢；两者表现都很差，收入集中而没有增长。作者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结构主义工业化战略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即“黑箱”（技术进步匮乏）和“空箱”（不平等），由此而倡导新的发展战略。法齐贝尔的著作为拉美经委会随后发表的《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报告奠定了概念基础。
1990年拉美经委会发表的《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报告在对80年代拉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估价的基础上，对拉美国家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它代表了拉美经委会对发展理论的重新定向，第一次希望把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发展战略。(11) 这一思路又被随后的两个出版物所完善，即1991年拉美经委会环境部提交的《持续发展：变革生产模式、社会公正和环境》和1992年提交的《公正与变革生产模式：一种整体考虑的思路》报告。报告强调了环境问题，深化了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解释。这些成果成为拉美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标志。但是，新结构主义思路还不够充实和丰满。
1993年由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主编的《从内部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一书出版。(12) 该书由关于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数篇专题论文组成，各章基本都是先回顾50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再与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经历相比较，强调它们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建议改进传统结构主义思路，提出克服危机和重新走上发展之路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建议。在这本书里，松克尔提出了“从内部发展”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代表了拉美人试图形成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战略的尝试，是对新结构主义思路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拉美经委会在整个90年代又从下述4个专题上深化了对1990年报告的诠释。
第一是“开放的地区主义”。(13) 拉美经委会的文件强调拉美通过目前的一体化计划加强区内贸易和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好处。开放的地区主义是兼容政策导向的一体化与受到非歧视政策鼓励的实践中的一体化这两种因素，这种方法有利于拉美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同时对更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一定的屏障。换句话说，兼容对外部世界（主要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低壁垒和区域内国家间互惠这两个方面。开放的地区主义既区别于从前封闭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并非要求全世界同等地和完全彻底地开放。
第二是本地区的金融脆弱性。拉美经委会在1994年代表大会文件的第三部分中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14)，该项研究对资本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警告，指出目前资本流入的逆向效果并未导致生产性投资和出口竞争力的相应增加。尤其是指出了使用资本流入作为一种价格稳定因素的危险性，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汇率上升，与（要求中长期对外账户平衡的）贸易平衡的表现不协调。因此，提议建立周密的银行规范政策，认为在金融自由化阶段更应如此。
第三是财政问题。拉美经委会1998年代表大会文件提供了一种对本地区财政问题宽泛的经验性和分析性观点。(15) 这些文件关于“财政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巩固财政调整，增加公共支出的生产率、透明度、推动社会公正和民主体制等。
第四是可持续发展。拉美经委会在整个90年代的文件中都指出了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强调环境保护与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拉美经委会利用世界峰会扩展了它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分析了公共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由于对发达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有了一种新的环境视角，国际贸易谈判的筹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拉美经委会的研究突显了全球秩序中严重的非对称性，表明在这一秩序中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的条件逆向地影响了该地区生产和金融条件，引起了严重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低水平的经济增长和逆向的社会效果。拉美经委会也根据国际上不断增加的对拉美经济脆弱性的确认，扩大了其针对改革影响的警示性和批评性的观点，宣称需要寻找更加平衡的全球化方式，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第二次改革。
拉美经委会2000年和2002年的代表大会文件，在国家、地区、国际范围的经济政策议程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建议包括：纠正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的非均衡性，加强制度建设，一种宏观经济稳定的宽阔视野，生产性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社会联系，环境的持续性，地区范围的关键作用，等等。(16)
从2004年开始，拉美经委会提出了“一体化与社会凝聚”的新思想。社会凝聚的概念来源于欧盟，在欧盟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人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实行积极的政策消除地区差距，由此导致了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创立，1992年随着欧洲社会基金的建立，社会凝聚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拉美经委会提出的社会凝聚的概念是“制度上的社会容纳和排斥机制与公民对这些机制运行方式的反应、感受、态度之间的辩证关系”。(17)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地区内部各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鉴于这种情况，拉美经委会提出，在加速发展进程的同时，必须强调社会政策，在设计财政契约以满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方面做出努力，同时要发展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立社会凝聚基金，从而把社会公正提高到地区层面。
总之，拉美的新结构主义思想正在不断被发展和完善，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18)
三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拉美新结构主义主要体现在拉美经委会《改变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的报告和后来的一系列文件以及松克尔主编的《从内部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一书中，其最主要和最有新意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指出了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
新结构主义认为，拉美主要的经济问题基本不是经济政策引起的扭曲，而是来源于内生的、结构的和历史的问题。它强调80年代末拉美经济的3个特征：由于未能改善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地位，生产的国际专业化缺乏潜在活力；盛行一种内部相互脱节的、高度异质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使技术进步无法推广，并无力充分地和生产性地吸收新增劳动力；收入分配始终将大多数人排斥在进步成果之外，这种制度无力显著地减轻贫困。(19)
（二）提出了系统竞争力的思想
拉美经委会认为，80年代的结构调整再次使拉美经济转向专门发展拥有相对优势的部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依附性和落后性更加突出。变革生产模式主要目的之一是将这种经济转向高附加值和高增长潜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活动上，而这又需要更多地建立在生产过程对技术进步进行周密而有系统地吸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不仅仅局限在技术的采用上，而且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组织改善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上。为此，必须强调系统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国家之中，尽管企业起着关键作用，但它是连接制度、技术、能源和运输基础结构、雇主和雇工之间、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金融部门等的一个完整的网络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企业是被纳入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之中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加速生产模式的变革需要坚决的、持久的努力，而最重要的是需要恰当的整体努力”(20)，通过整个系统提高生产率。拉美经委会号召整个生产系统的现代化，强调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提高整个系统的生产率。这样，工业化必须超越狭窄的传统部门框架，与初级产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相联系，形成整个生产系统的一体化，并逐渐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一致性。同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变革生产模式也要与保护自然环境相一致，资源和环境必须被充分地纳入到发展进程之中。这一思想无疑是受法齐贝尔观点的启发。
（三）强调“从内部发展”的思想
“从内部发展”的战略与“内向发展”是截然不同的。“内向发展”把重心放在需求、扩大内部市场，以及用当地产品取代原来进口的产品方面，从而形成一种扩大国内消费，重复中心国家的消费模式、工业生产模式和技术模式的战略，具体体现为进口替代进程。这个进程是由极不平等的国内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一种狭小的、倾斜的内部需求来引导的。也就是说，进口替代进程是以满足社会中上阶层的需求为目的的。这种工业化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普雷维什工业化思想的初衷，因为普雷维什认为，就像工业革命以来的中心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国内工业化进程会创造一种内生的资本积累机制，产生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力，他当年强调的是生产，是经济的供给方面。松克尔重申普雷维什的这一思想，并将其放大。他认为，内部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供给方面，而不是在需求方面。借用法齐贝尔的话说，这是“一种内部的创造性努力，争取建立一种同本国的具体缺陷和实际潜力相适应的生产结构”。这种发展首先要求建立一批支柱性产业，如钢铁、电力机械、金属加工、基础化学和石油化工，以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并积极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加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协调。在此基础上，加强大工业与中、小企业，科学技术机构、各级人才培训机构、群众性通讯手段以及制定战略、政策、标准的公共机构之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一旦各方代表的通讯、交流形成，作为一种全国行为的决策水平得到巩固，一种“内生的技术动力的核心”就将形成。(21) 这种战略是要创造一种内生的产生和积累技术进步的机制，能使拉美发展自己的能力以提高生产力，实现带有活力的增长。它决不是要把工业化再度引向“进口替代”，因为这最终将陷入一种无出路的境地。恰恰相反，是要把工业化引向在长期发展战略中被认为是优先的和有希望的国内外市场，而且在这些市场上，拉美国家能够拥有或能够获得保证自己稳固参与世界经济的相对优势。换句话说，真正的关键不在需求和市场，发展的核心在于供给方面，如质量、灵活性、生产资源的综合和有效使用、对技术进步的审慎吸收、革新努力和创造性……总之，从内部做出独立性的努力，以实现自我持续的发展。(22) 这一思想是松克尔的贡献。
（四）强调社会公正
拉美经委会认为社会公正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进程。法齐贝尔讲：“拉美经委会建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竞争力和改善社会公正，并认为二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没有社会公正的竞争力最终将被证明是短命的，而至少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没有竞争力的社会公正也是短命的。”“不仅由于种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要取得社会公正，而且为了获得现代商品和服务，取得社会公正也是必要的。”(23)1990年的报告把社会公正提高到了战略方针的高度，并提出采取补充性的重新分配措施，包括提供技术、金融、服务和大量培训小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和农民的计划；改革各种建立小型工商业的规章；使社会服务适应最贫困阶层的需求；促进相互援助的措施和恰当地向当局反映贫困阶层的要求；采取措施在收入和有关公共开支趋向两方面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潜力，等等。(24) 国家应该优先关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在生产、生产率、收入和社会服务方面对最贫困和最易受损害的阶层提供支持，缩小外部冲击对他们的影响；第二，减少结构调整中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重新配置劳动力的代价；第三，一旦增长恢复，就要为根除贫困和解决收入及财富的过度集中提供便利。同时，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吸纳劳动力，有必要采取一项重视非正规部门的新战略。(25)
（五）重新阐释国家的作用
拉美经委会认为，1990年代国家工作的重心应该发生变化，要从80年代集中解决偿付外债问题转移到推动形成真正的竞争力和社会公正问题上。同时，要分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分清哪些属于国家干预的领域，哪些是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干预的形式会发生新的变化，确定公共行为的作用和保证其有效的执行方式很重要。(26) 要坚持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实质性问题不是国家规模的大小，而是其管理能力和与私人部门达成共识的能力。国家应该通过积极的、有活力的行动来补充市场。就新阶段国家的作用而言，目前需要加强其传统职能、基本职能和辅助职能，而不是加强其生产职能。国家作为“从内部发展”的有效推动者，应该制定一个优化干预的战略，该战略包括确立优先干预的领域；对公共管理实行分权和非政治化；建立干预的平衡机制等。(27)
（六）提出建立一种公开的参与式的民主政治体制
拉美经委会认为，变革生产模式必须基于人们对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共同参与的政治背景的确认，也就是说，支持任何国家意图的协议必须通过建立共识来达成，社会冲突必须保持在民主制度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一方面，需要建立参与性的政治体系，为了得到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的支持，有必要保证他们短期和中期内能够分享到变革进程的好处。(28) 通过作为利益代表和有效对话者的稳定的社会组织来加强政治参与，对增强民主功能很重要。对那些由于种族、年龄、社会、地域、性别关系的特征通常被排除在发展的好处之外的个人和团体，应该专门为他们创造一种实际参与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协调各种代理人的行为，“协调战略”包括政府和主要的政治、社会代理人之间就合理变革生产模式、实现社会公正以及由此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进行的体制改革达成各种广泛的明确和含蓄的协议。理想的结果是加强雇主与工人之间共识的直接形成，国家只是作为被最终诉求的调解人。(29)
另外，新结构主义的内容还包括重视基本的宏观经济平衡，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关于工业、农业、金融、贸易、技术、环境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
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罗森塔尔概括道：新结构主义“是正统经济理论和非正统经济理论的结合，换句话说，即一种稳定的一致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在微观和中观经济层面的新干预形式的结合。”(30) 新结构主义实际上是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因此，它既有与二者相似之处，又与它们有所区别。关于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异同之处，法齐贝尔概括得最精确。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工业与发展》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相同之处涉及4个领域，即改革的紧迫性、全球经济联系、国家的新作用和宏观经济平衡。他认为二者都相信必须加强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必须密切拉美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必须改变国家在拉美发展新阶段中的作用；必须重视宏观经济平衡。同时，他指出二者具有差异性。（1）形成理论思路的方法不同：新结构主义基于拉美发展进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进程比较的基础之上，而新自由主义则基于某种经济理论模型。（2）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不同：前者依靠每个人参与生产过程，而后者依靠市场力量。（3）对技术进步重要性的强调不同：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发挥了一种关键的作用，并将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再分配的公正性，而后者则没有把技术进步的地位提到如此之高。（4）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同：前者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得到增强的竞争力是真正的竞争力，不再看重通过降低工资或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得到增强的竞争力，而后者虽然强调与全球经济和出口联系的重要性，但因忽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没有区分竞争力的不同类型。（5）对生产部门联系的观点不同：前者认为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传播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该部门必须与农业、服务业等其他部门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后者认为各生产部门在推动生产活动方面没有什么区别。（6）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不同：前者认为国家与市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而后者强调国家的辅助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越小越好。（7）对宏观经济平衡的理解不同，尽管都认为保证宏观经济平衡很重要：前者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足条件，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体制因素，而后者并不重视维系宏观经济平衡所需要的体制因素。（8）对政治体制与改革的关系看法不同：前者把建立一种公开的、参与式民主制度作为改革方案的保障，而后者则认为具体的政治制度类型更多的是一种本地偏好问题。(31)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结构主义也有许多差别。如在工业化与国际贸易问题上，二者虽然都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把进口替代看作建立本地高效的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以及打入国际贸易市场的必要阶段，把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看作以更为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一种准备条件。但是，结构主义更强调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和拉美国家的欠发达，认为加速发展进程就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尽管不排除出口的可能性。而新结构主义则认为，为了发展国内外市场，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同时，加速推动出口是非常必要的。新结构主义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同时，新结构主义强调的工业化不再是“内向发展”的工业化，而是“从内部发展”的工业化。
关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者都对“市场主宰论”表示怀疑，都主张为了维护私人经营活动，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和有效的政府。但是，结构主义认为，为提高私人部门的活力而实施的国家干预是重要的，更强调政府作用，而新结构主义则坚持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相结合，强调为保持市场活力进行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干预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家注重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私人部门不能作为的领域、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再分配领域。
关于经济稳定与发展问题，二者都对关于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通货膨胀是导致价格上升的因素与其传播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二者用来解释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不同，结构主义更强调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构因素，而80年代的早期结构主义强调导致通货膨胀的惯性因素，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强调惯性和结构两方面的因素。二者形成政策的方法也有区别，结构主义的特点是缺乏对短期问题的分析，早期新结构主义仅仅强调短期稳定和调整政策，而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则综合了短期和长期的稳定与发展措施。(32)
另外，新结构主义强调社会公正，但认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既不能像传统结构主义那样单纯强调依靠国家的力量，也不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单纯强调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应该依靠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两条腿走路。
总之，新结构主义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基础之上，同时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长处，为拉美各国提出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四 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尽管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并不成功，但这被解释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不彻底的缘故，在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之下，9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在整个拉美大陆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到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新结构主义的影响逐渐显露头角。
第一，新结构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产生了影响。拉美新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在这10年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90年代拉美的主流经济思潮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范式在1989年被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归纳为10条原则，即所谓“华盛顿共识”。(33)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如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崩溃，一些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拉美地区重新出现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由于受新结构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在1996年之后也发生了与新结构主义的趋同。因为在这一年的泛美银行年会上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华盛顿共识”的第二个版本，即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其中增添了政府应该增加在社会领域、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公共开支；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必须重视通过对制度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来创造一种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34) 这些内容的补充无疑是受到了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据德国学者查尔斯·戈尔的研究，“后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是受到了南方共识的影响，所谓“南方共识”是一种政策性结论，它是在拉美经委会1990年的报告和亚太经社理事会1990年描述的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4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进一步阐述所形成的，这种思路强调了发展的目的是“以人为核心”，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是人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发展应该建立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援助国平等伙伴的基础上。相反，原来的“华盛顿共识”强调发展的核心是GDP的增长，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援助国附带条件的帮助以及出口导向的战略。一方面是《贸易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的人文发展指数”推动了国际多边机构把减轻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使“华盛顿共识”增加了人情味。另一方面“南方共识”中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作的不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是令人信服的，迫使“华盛顿共识”转变其观点。(35) 最终是拉美的新结构主义范式影响和改造了新自由主义范式。
第二，新结构主义为拉美政坛坚持“第三条道路”的党派提供了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到90年代末，当人们回顾新自由主义改革成效的时候发现，尽管这10年里拉美实现了新的经济增长和抑制了高通货膨胀，发展模式发生了转换，地区一体化得到了加强，但是，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经济的快速自由化和外向化加深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二是失业增加和非正规部门扩大；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急剧增加。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拉美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增加了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怀疑，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呼声开始高涨。新结构主义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名气大增的时期，以至于美国社会科学界也将对拉美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与新结构主义有关的若干课题。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一批拉美政坛的新秀试图选择一种既不太右、也不太左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如墨西哥的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巴西的卢拉、智利的拉戈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人，而新结构主义思想就成为这一政治派别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查韦斯主张走一条“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而是一条介于二者之间的、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结合的、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也就是他所说的“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目的是想通过“和平、民主革命”，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权利国家”(36)。由于新结构主义在拉美国家有了“市场”，拉美经委会也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中重新找回了尊严。
第三，新结构主义思路体现于拉美左派的发展纲领中。进入21世纪后，随着拉美地区广大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社会运动的兴起，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拉美的“第三条道路”向左转，左翼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特别到2006年大选之后，10个举行选举的国家中有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7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赢得了国家领导权。加上此前赢得大选的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结果，除古巴之外拉美已经有12个国家属于左翼政权，这些国家的人口之和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亿总人口的70％以上，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80％。这些左翼政权上台后，一般都强调加强国家的作用，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公正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查韦斯1998年执政后，在委内瑞拉实行土地改革、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政策。2003年至今，查韦斯政府推行了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等近20项社会扶助计划，并实行免费公共医疗和小学、中学、大学的免费教育。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查韦斯执政之初已大幅度减少。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在200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口号是：“让巴西人能够吃饱早餐、午餐和晚餐”。4年后，他再次参加竞选的口号仍然是让更多的巴西人摆脱贫困。卢拉在第一个任期内，实现了他所许诺的部分目标。从2002年上台以来，卢拉政府接连推出了家庭补助、教育补贴、东北地区电力发展计划等一系列帮助贫困人口和地区的措施，直接受益人口达1亿多，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20％。此外，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等国也已经或者表示将要采取同样的支持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从拉美左派的发展纲领中，我们不难看到新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在2004年10月3日《您好，总统！》第206辑电视节目中，查韦斯直接号召全国民众阅读松克尔的《内向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探讨》，学习该书中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关于从内部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37)
当然，对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由于世纪之交以来拉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新结构主义也遭到了批评，如有的学者指出，拉美经委会假定现代制度的变革有助于民主化，但现代技术的引进并没有导致自动地创造竞争力体系，也没有看到依靠技术的帮助来解决社会问题，拉美经委会的乐观主义完全没有得到证实。拉美经委会的确勾画了一种共识的轮廓，但并没有解释如何去实现它；新结构主义发展政策的实行必须由国家启动，但国家如何能使这种建议被接受，如果遇到工会、企业家等利益集团阻碍的话，如果国家本身缺乏自主性的话，如果民主体制不能推动这种激进改革的话，我们是否还要接受威权主义政权？拉美经委会的文件并没有描述从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到一种开放的面向世界经济的模式过渡会是如此的不稳定和困难。新结构主义低估了结构调整项目的社会经济成本。(38) 还有的学者指出，拉美新结构主义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虽说是在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质性的成分，抛弃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作为长期传播拉美经委会思想的喉舌的《拉美经委会评论》，在逐渐地向诸如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构的一些以其正统立场而著名的作者开放。1999年2月拉美经委会竟然毫不犹豫地推荐拉美经济美元化。这说明拉美经委会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可方面已经走得很远。(39)
我们认为，总的看来，新结构主义思路不能被解释成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屈服，而是结构主义在一种新的历史现实下的变通。它是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拉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加速的国际环境下，继承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内核，吸纳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合理成分，对两者加以综合而提出来的，并在90年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尽管新结构主义思路仍存在缺陷，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拉美各国替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相对可信的和可行的选择，它的影响力在未来几年还会有不断扩大之势。
收稿日期：2007－10－20
注释：
① Gert Rosenthal,“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ies :the Way Ahead”,Cepal Review,Vol.60,December 1996,p.10.
② Cristobal Kay,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ment,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9,p.202.
③ Hector Guillenromo,“From the ECLAC Development Order to Neo-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Comercio Exterior,April 2007.http://revistas.bancomext.gob.mx/rce/en/articleReader.jsp?id=3 & idRevista=89
④ 但在取得一些最初的成功之后，这些稳定计划最终被放弃，因为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没能就如何分摊沉重的调整负担而达成共识，并且对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尚缺少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⑤ Ricardo Bielschowsky,“Ev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CEPAL”,Revista de la CEPAL,Número Extraordinario,Octubre de 1998.http://www.eclac.cl/publicaciones/SecretariaEjecutiva/7/
LCG2037PE/bielchow.htm
⑥ 陈舜英等著：《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拉丁美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⑦ Albert Fishlow,“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Insights From Six Disciplines,Edited by Christopher Mitch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8,pp.110－115.
⑧ Ricardo Ffrench - Davis,“An Outline of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Cepal Review No.34,April 1988,pp.37－44 ; Sergio Bitar,“Neo-Conservatism Versus Neo-Stru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Cepal Review,No.34,April 1988,pp.45－62.
⑨ Fernando Fajnzylber,La Industrialization Trunca de Ame-
rica Latina,CET.Mexico D.F.1983.
⑩ Fernando Fajnzylber,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from the“Black Box”to the“Empty Box”,UN,ECLAC,Santiago,Chile,1990.
(11)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Santiago,Chile,1990.
(12) 其中松克尔和拉莫斯写的《走向一种新结构主义的综合》一文成为松克尔和苏莱塔合写的《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文的主要部分发表在1990年12月号《拉美经委会评论》上。见Osvado Sunkel,Gustavo Zuleta,“Neo- 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 Review,No.42,December 1990,pp.45－51.
(13) CEPAL,El Regionalismo Abiert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La lntegración Económica al Servicio de la 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con Equidad (LC/G.1801/Rev.I- P) ,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de Venta:S.1994.Ⅱ.G.3.
(14) 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Políticas para Mejorar la Inserción en la Economía Mundial ( LC/G.1800/Rev.1 P),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 de Venta:S.1995.Ⅱ.G.6.Segunda Edición Revisada y Acatulizada,Santiago de Chile,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8.
(15) CEPAL,El Pacto Fiscal,Fortalezus,Debilidades y Desafíos(LC/G.1997/Rev.1 ),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N' de Venta:S.1998.II.G.5.
(16) ECLAC,Background Information - Evolution of ECLAC,http://www.eclac.cl/cgi -bin/getprod
(17) United Nations,Social Cohesion:Inclus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antiago,Chile ,LC/ G.2335,May 2007,p.18.
(18) 佩亚达·金柏认为，从90年代末以来，新结构主义的提法在拉美经委会的文件中不再频繁出现，但类似的改革仍在推行，说明新结构主义的许多建议仍在被继续实施。Peadar Kirby,“Resituating the Latin American State”.Working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Dublin City University,2002.http://www.dcu.ie/～cis/2002_3.pdf
(19)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 :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7.
(20)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Santiago,Chile,1990,p.14.
(21)(22)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p.45－47,pp.8－9.
(23) Fernando Fajnzylber,“ECLAC and Neoliberalism:An Interview with Fernando Fajnzylber”,Cepal Review,No.52,April 1994,pp.205－206.
(24)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Santiago,Chile,1990,pp.14－15.
(25) Osvaldo Sunkel,Gustavo Zuleta,“Neo-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 Review,No.42, December,1990,p.42.
(26) Eugenio Lahera,Ernesto Ottone and Osvaldo Rosales,“A Summary of the ECLAC Proposals”,Cepal Review,No.55,April 1995,pp.23－24.
(27) Osvaldo Sunkel (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3,p.17.
(28) ECLAC,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UN,ECLAC,Santiago,Chile,1990,p.18,pp.58－59.
(29) Eugenio Lahera,Ernesto Ottone and Osvaldo Rosales, “A Summary of the ECLAC Proposals”,Cepal Review,No.55,April 1995,p.23.
(30) Gert Rosenthal,“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ies :the Way Ahead”,Cepal Review,Vol.60,December 1996,p.17.
(31) Fernando Fajnzylber,“ECLAC and Neoliberalism:An Interview with Fernando Fajnzylber”,Cepal Review,No.52,April 1994,pp.205－206.
(32) Berthomieu Claude and Ehrhart Christophe,“El Neostructuralismo como Renovación del Paradigma Estructuralista de la Economía del Desarollo”,Problemas del Desarrollo,Vol.36,No.143,Octubre-Diciembre 2005,pp.9－32.
(33) 这是个有争议的提法，因为威廉姆森并不承认，他说：“很多人开始用与我的初衷完全不同的释义来使用该术语，其中之一是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但很明显的是，我的列表中并没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建议，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低税率、小政府的主张，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等。”（见《从改革议程到破损了的招牌——华盛顿共识简史及对未来行动的建议》，载《金融与发展》2003年9月号，第11页）但多数文章和著作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范式，如《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11月号发表的“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一组文章就持这种观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有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华盛顿共识主张的是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政府作用的最小化。还有人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确定何种标准何种政策，更在于如何落实。
(34) Robert N.Gwynn and Cristobal Kay( ed.),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Globalication and Moder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p.83.
(35) Paul Drake and Lisa Hilbink,“Latin American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UCIAS Edited Volumes,Vol.3,2002,pp.18－19.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37) “Aló Presidente 206 desde Bramón,Revolucion Venezo-
lana Impulsa Modelo de Desarrotlo Endogeno Como Estrategia de Independencia”,3 de Octubre de 2004,http://minci.gov.ve/noticias-prensa-presideneial/28/6876/revolucion_venezolana_impulsa_html
(38) Andreas Steiner,“The CEPAL - Concept for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t the End of Our Century,Neostructuralism”.http://tiss.zdv.uni-tuebingen.de/webroot/sp/barrios/themeA3a.html
(39) 当年富尔塔多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见Hector Guillenromo,“From the ECLAC Development Order to Neo- 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in Comercio Exterior,April 2007.
作者介绍：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范文五：电影_画皮_的结构主义分析
大 众 文 艺
37
摘要:今年9月底上映的《画皮》给中国低靡了很久的“大片” 市场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本文将从结构主义学史学的角度,分别采 用茨维坦 ? 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和A ? J ? 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的符号学的 方法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
关键词 :《画皮》;结构主义;符号矩阵
2008年9月底上映的《画皮》给中国低靡了很久的“大片” 市场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本文将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 《画皮》进行分析,看看这简单却讲不清楚地矛盾是什么,在这 后面又隐藏了什么。
(一)叙事学分析
结构主义是从“科学”的角度对文学加以分析,在结构主义 学者看来,同类型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 度看,其内在的结构(或说“语法”)是不变的,而变化的只是人 物、环境或故事情节等因素。普洛普认为,在民间故事中,人物 并不是故事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各种功能,他说,“我们将 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为,该行为是根据其在情节展开之中的 意旨来决定的。” 1这样故事就由各种不同“功能”程式化而组 成的,人们在创作过程中把同样的行为(“功能”)赋予在不同的 人物身上。人物只是承担着这些“功能“,去组建一个新的“小 故事”他将叙事作品看作是一个陈述句的扩大,同理,抒情作品 也不妨说是感叹句、祈使句等的扩大,由此就会在对作品研究中 进行“语法”上的分析。他和罗兰 ? 巴特都认为小说的基本结构 与陈述句的句法可以类比。在标准语句即主语+谓语+宾语的格式 中,小说的人物相当于主语,他们的行动相当于谓语,他们行动 的对象、结果等相当于宾语。在小说中的动词谓语可以随着情节 演化而有“连接”或“转化”。动词谓语的转化,则使小说由原 来情节的平衡转为不平衡,以后又转为新的平衡,他将此称为叙 事化。
电影《画皮》讲述的是秦汉年间,都尉王生率王家军在西 域与沙匪激战中救回一绝色女子,并带回江都王府。不想此女乃 “九霄美狐”小唯披人皮所变。其皮必须用人心养护,故小唯的 隐形助手小易——一只沙漠蜥蜴修成的妖,每隔几天便杀人取心 供奉小唯,以表对小唯的爱意,江都城因此陷入一片恐怖中。小 唯因王家军首领王生勇猛英俊对其萌生爱意,并不停用妖术诱惑 王生,想取代王生妻子佩蓉的地位。佩蓉发现小唯爱恋自己的丈 夫,并觉察到她不是常人,于是暗中求助武功高强的流浪侠客庞 勇和冰清玉洁的降魔者夏冰救助王生。最终以小唯的消失完成了 故事的美好结局——一切回归平静。
在电影《画皮》当中,我们将这个“陈述句”加以分析,可 以将整个故事的情节简化为五个单元,它们依次为:
(1)开始时的平衡状态;
(2)王生带回被救的小唯,小唯的出现影响生活的安定, 造成失衡;
(3)佩蓉觉察到失衡;
(4)佩蓉想尽办法揭穿小唯身份,牺牲自己; (5)小唯香消玉殒,生活重新建立了平衡。
在上面的五个单元之间,在时序上、因果上是“连接”的, 而在内在逻辑上则有一种转化关系。故事开始的时候王生拥有平 静的生活,可是外来者“小唯”“庞勇”的进入将原来的平衡打 破,至此故事还没有达到高潮。随着小唯对王生的爱慕之情日 增,佩蓉对小唯身份的怀疑,悬念一步步打破,夏冰和庞勇的介 入让事情更加清晰化,故事渐渐达到高潮,最后佩蓉为了挽救城 中百姓和丈夫王生,不惜喝下妖毒牺牲自己,故事到这里达到了 情感上的最高高度,接下来庞勇和夏冰为了证明事实的真相,与 蜥蜴打斗,在胜负未分之时王生出现,看到了小唯的真实面目,小 唯因为见识了人间真爱,知道自己得不到王生的爱,于是牺牲自己 救回了所有的人,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平静,新的平衡建立。
(二)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
A ? J ? 格雷马斯在他的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符号 矩阵”,它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格 雷马斯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 在”, 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 式,即设立一项为A,它的对立一方是反A,在此之外还有与A矛 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A,又有反A的矛盾方即非反A,通过不是 对立就是否定的行动素(文本中构成事件行动的要素)来说明叙述 的普遍模式和叙述的语法本质,“由此产生的行动素的矩阵模式 虽很简单,但可以在‘增补投资’的压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 表达方式”。 3也就是说文学故事起于A与反A之间的独立,但在故 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A和非反A,当这些方 面因素都得以开展,故事也就完成。
符号矩阵基本模式如图(一):
在电影《画皮》中我们首先来界定一
下符号结构中的四项行动素。首先是
王生。他在年轻时侥幸得到了佩蓉, 虽 然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满 足,但是他一直知道妻子心里装着庞 勇。他在沙漠作战带回了一名绝世美
女 , 他 无 法 摆 脱 这 样 的 可 人 儿 的 诱
惑,灵与肉的挣扎在他的头脑当中变
成幻觉不断出现,让他感到很痛苦。但是他深爱佩蓉,信任佩 蓉。但此时敏感细致的妻子却发现小唯不是一般的常人,于是在 对待小唯的态度上两人形成了对立。佩蓉于是联合旧情人庞勇以 及捉妖女郎夏冰想拯救王生,与小唯形成了冲突,夫妻的关系也 开始变成正面的交锋。三者关系的张力变大,此时我们再仔细品 味,发现贯穿与这三者的因素就是伟大的爱情。于是我们可以将 故事中要素组成下面一个矩阵。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
一个“爱情出轨”的故 事 , 淡 去 蕴 含 其 他 因 素 :人 性 的 善 恶 的 较 量;情与理的冲突。王 生是懦弱的代表,对于
小 唯 来 说 , 她 是 具 有
极强的情感和占有欲的一种人,可以说是恶的化身,她为了自己 容颜不老就服食人心,为了得到王生不惜伤害身边所有的人,甚 至逼迫佩蓉离开,这无疑是妖性的体现,他没有人的真挚的感情 体验,却很想得到人的关爱,于是就做出种种行为来得到王生。
电影《画皮》的结构主义分析
龙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00)
内心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香港、菲律宾,西洋音乐打造的中国 内敛风格通过音调和旋律创造的情感形象直击人心,其由音乐参 与的叙事和抒情,与表现影片的主题和内涵无疑是合适的,音乐 本身的迷惘、敏感、痛苦和绝望在影片中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与 影片所表现的状态和情绪十分吻合。这种音乐上的写意赋予剧情 以独特色彩,透露出了强烈情感的内敛把握。这是影片迷离沉思 之下韵味的写意。
看似随意自在的音乐在导演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同视觉
形象一起进入了电影的叙事表意系统,既固化了视觉形象又离散 了视觉形象,既补充叙事又积极叙事,是后现代影片的一个重要元 素。音乐在电影艺术的情感表达层面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 可以帮助电影给观众提供画面以外的信息,可以揭示电影画面所 能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意义,同时也可以表达作者对其所表 现内容所折射的生活、艺术和对现实生活更深层次的思考。当音 乐空间与视觉影像形成艺术上的统一,影视作品才能更具魅力。
A 非A 非反A 王生 佩蓉(庞勇、夏冰)
小唯(蜥蜴) 爱情
文艺评论
摘要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引用古典诗词时常常不局限于诗句 的原意,而是给诗句附会新的含意。本文就这种现象及影响展开讨 论。
关键词 :古典诗词;原意;新的含意;大相径庭;弊病;误 解;理解经典;必要;古典的魅力。
如今,引用古典诗词已成为提高语言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 学生们(尤其是小学生)写赞美老师的作文时总不忘引用李商隐 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情人节时,商家 们的广告也少不了苏轼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一些古典诗词的含意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引用时也往 往运用后人给这些诗句附会的意思,而非作者原意。有些附会的 含意与原意相近,有些则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现在人们认为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 树前头万木春”蕴含了一种哲理:新的事物总是不断代替旧的事 物。在这种哲理的渲染下,人们常常用这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活 的希望,对未来的信心。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全诗和该诗的背景,不难发现:刘 禹锡写的并不是一首哲理诗。这甚至不是一首充满生机与乐观的 诗,而那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千古名句更是充满了失落之痛。 这首诗的题目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者在开头 便渲染了一个凄凉冷清的意境“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 身”。这是作者对功业无成而身先老的人生遭遇的嗟叹。接着作 者又写了当时的处境与精神世界,同样充满了失落与沮丧。“怀 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空”自字说明作者少年时 的雄心壮志已化为泡影,陪伴他度过晚年的只有无尽的失意和孤 独。诗的最后所写的“暂凭杯酒长精神”中的“暂”也透露出作 者忧伤无处排谴的痛苦。全诗字字充满消沉之感,哪有哲理与信 心可言?
再看看刘禹锡的经历,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就更加明确。 作者所写的“二十三年弃置身”其实包含着很复杂的故事。刘禹 锡虽身逢乱世却仍然勤学不怠,于德宗九年考取进士,后来几年 仕途之路一路顺风。但刘禹锡是一个有思想的官员,他不满官运 亨通却无所作为的生活,顺宗即位后,他与柳宗元,王叔文,王 伾等人被重用。并推行他们的革新政策,他们主张废除诸色杂 税,废止宫市等扰民政策,他们还罢免贪官李实,从宦官手中夺 回了卫戍部队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永贞革新”。这次运动虽 造福百姓却触犯了守旧势力和贪官污吏的利益,大宦官俱文珍联 合守旧势力反扑,顺宗被迫让位,王叔文,王伾先被贬,后相继 被杀,刘禹锡也被贬为司马。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 一百四十六天。
革新的失败是刘禹锡厄运的开始。后来朝廷大赦,宪宗元 和十年,刘禹锡再次被召回长安,他似乎要时来运转了,但他的 脾气不改,看不惯权贵荒淫无度的生活,于是写了一首诗讽刺权 贵,结果一个月后又被贬到更偏远的地方。从此刘禹锡的仕途之 路就定格在一个偏远的小镇。敬宗宝历二年,年事渐高的刘禹锡 辞去官职欲回洛阳,途中遇见白居易,两位文豪“同是天涯沦落 人”,自然惺惺相惜,白居易写诗《醉赠文二十八使君》表达对 刘的同情,刘便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诗回赠白居易。
这就是那“二十三年弃置身”后面的辛酸泪,刘禹锡写诗时 已是梦想落空,青春已逝,诗句中的“沉舟”,“病树”,不难 看出是在写作者自己。作者意在将“沉舟”与“千帆过”,“病 树”与“万木春”对比,用生机勃勃的事物来反衬自己的老大 无成,希望渺茫。这是一个失意的改革者的真情流露,是报国无 门的理想主义者的肆意发泄,其中包含着失望与沮丧,无奈与不 甘。这与人们附会的意思大相径庭。
给古典名句附会新的含意并加以运用自然无可厚非。可随 之确有一些弊病产生。许多百姓只知道这些诗的附会含义,而忽 略其本意,甚至认为“但愿人长久”之句本来就是写爱情的诗 句。小学生中认为“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是歌颂教师的诗大有 人在。随之而来的是对经典的误解。当一个始终以为“但愿人长 久”是爱情诗的人读到全篇的《水调歌头》,他会做怎样的理解 呢?他是否能体会到诗词中的豪迈与悲凉?他会不会以为全词都 在写爱情呢?这值得我们慎重考虑。
阅读古典诗歌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专项活动,它应该是平民百 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常常说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即文化实力,可普通百姓对经典名句尚存在误解,纵然有几个文 化大师笔耕不辍也无法从根本上振兴我国的传统文化。
为了宏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应做到古为今用, 引用一些古典诗词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它使得我们的表达更有 内涵,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温总理更是将古典诗 词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引经据典已成为其讲话的风格,也为总 理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一致好评,体现了大国领导者的风范。当 然,我们在运用经典的同时,对经典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也 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诗词的精神内涵, 也才能在阅读和欣赏中与作者心灵相通,从而提高自身境界,让 所有中国人都能深刻体会到古典的魅力吧!
古典诗词的古今异义 韩旭 (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430000)
这是一种很恐怖的性格,这与王生的性格人又可以在上面的矩阵 中形成一中联系,既不对立又不相同,于是成为了非A项。佩蓉 是理的象征,在整个事件中佩蓉始终保持一份清醒,没有对庞勇 旧情复燃,而是想尽办法帮助丈夫,在这里,庞勇和夏冰可以说 是和她站在一边的,他们也是善的化身,这样矩阵中的冲突就更 加明显。庞勇或是因为义或是因为情而做了这样正义的举动,夏 冰则是因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可以说是佩蓉的助手,这是格 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当中提出的一个包括六个行动位的模式 当中的。六个行动位分别是主体、客体、发者、受者、对手和助 者。他们在具体事件中构成两个轴系,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中的 客体为中心,另一轴系以主体欲望反映于助者和对手关系为模 型。在这个系统当中爱情成为了事情冲突的总对象,在这场追逐 爱情的战争中大家都付出的太多。
总之,电影《画皮》在近年来就是国产大片的比较好的典范之 作,其解读的方法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它。
注释
1.托多洛夫:《叙述的结构分析》,见《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 版社1991年版
2.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3.拉曼 ? 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07页
参考书目
1.【俄】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版
2.【法】列维 ? 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版
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龙静,女,1986年7月生,籍贯:四川 盐源, 四川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