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灭狗灭猫特种战士
范文一：试论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精神的历史地位
专题研究
试论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精神的历史地位
（内蒙古）童贤东
【摘要】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党内民主建设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拐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这次会议上，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式微；发扬党内民主的思想、作风得以确立；党内民主借此开始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并最终成就了党内民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中共八大。这次会议形成的党内民主精神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大宝贵财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键词】遵义会议；党内民主；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之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开始逐步确立**为代表的正确思想的领导，这与此次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精神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遵义会议在党内民主的发展方面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次会议是党内生活由过去的“家长制”和“惩办主义”方式向党内民主健康发展嬗变的关节点，开启了党内民主良性发展的新里程。
制”作风时常在党内受到质疑和抵制，这种情况有时就直接体现在党内的决议或规定中，二大章程就明确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五大建立起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尤其在民主集中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对民主集中制做了具体的制度性设计和安排，这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的错误提出批评，纠正了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八七”会议上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策略，使党在后来一段时期，正确地进行了革命斗争，建立了人民军队，大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如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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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胜了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是代表正确思想路线的党的领导人，在与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集权思想（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思想的不断积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引入了马列主义的民主原则，但党在成立之后的革命历程中，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干扰、传统文化的影响、革命形势的逼迫、领导人经验的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党内民主可以说一再受到影响、破坏甚至窒息。但是，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没有停息，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的“家长
般地建立起来。随后，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尚属领导革命的幼年时期，革命经验不足，因此，相继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党内民主一直很不正常。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屡次不被重视，甚至受到压制，进而导致党组织和革命军队数次遭受重大损失。以**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对于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地进行抵制、抗争，而遵义会议正是这些抗争的必然逻辑结果。
①《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七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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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了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
从民主理念到民主制度运行，遵义会议都堪称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历史总是正确与错误的交织体，党内斗争伴随党的历史的始终，而遵义会议是正确掌握党内斗争的原则，以革命的前途为至高大局的一次党内斗争，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党内斗争，是一次抛弃个人利益的党内斗争，是发扬党内民主精神的一次光辉的典范，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典范
**作为党内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会上主动做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并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接着，张闻天也从几个方面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提出批评，**就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批评，并且阐述了之后红军应坚持的军事路线。但这些批评不带有任何一点个人的利益色彩，而是本着为几万红军的命运，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原则开展的。因此，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最终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正确的路线方向，使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而这种舍“私”为“公”的批评精神依然是值得今天借鉴和反思的。
2．大局意识的典范
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及其错误开展了严厉批评，作为党的总负责人，面对暴雨般的反对声音，他没有失态，而是虚心记笔记，耐心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虽然他当时还有自己的想法，还不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最后仍表态服从大局。李德曾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的进行协作。”会后不久，在“鸡鸣三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不顾凯丰的错误劝说，毅然大度地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及文件箱，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表现出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虽然他在积极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军事上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这些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错误，其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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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在其错误导致红军的惨败后，博古也曾陷入深深自责中，湘江之战后由于压力太大，甚至想到自杀。面对会上的集体“问责”，他能够坦然放弃最高领导权，这种“能上能下”的风范，值得后人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能对博古多一份谅解，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3．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民主和集中是辨证的统一体，没有好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这种民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保障民主的正确导向。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正确运行一个范例，既很好地实行了民主的做法，又整合了中央领导层的正确意见，使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动议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因为自湘江战役惨重损失之后，红军官兵上下都对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党的军事指挥路线产生严重的质疑，而此时全军上下这种心情更甚。故此，王稼祥适时提出召开这样的一次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会议，是为众望所归。在会上，与会代表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最终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恢复了**的正确军事指挥路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树立起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4．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而最终达成党内的统一，这与**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以**的政治和理论素养，不会不知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的军事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源于一直以来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反映。但在当时是不能提出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因为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于是**为团结多数领导，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也为后来逐步民主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性错误留下了广阔的迂回空间。通过延安整风，最终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政治路线得到彻底纠正。这也为我们今天发展渐进式的民主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①（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
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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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孕育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自遵义会议始，党内民主渐入正常化发展轨道，党内民主不断得到整体的推进和发展，最终迎来了从延安整风到党的八大的这段党史上党内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期。**曾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贡献，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我在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是党史上党内民主发展不断进步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民主政治建设也得到有效的推动。这完全可以说是遵义会议这朵小花最终结出的丰硕成果。
1．党内民主理念逐步深入
中共经过了两次失败和两次转折的历练，总结党建经验教训，从遵义会议到八大这段时间，在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极其成功的经验。
在保持党内原则性集中统一的基础上，基于过去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党内民主的做法，强调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气氛。1937年4月15日中央曾指出，“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不同的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苏区全国代表会议上，博古在报告中指出：“为实现当前新的巨大的任务，要求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工作的积极化，活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苏区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所以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剖析了过去党内民主欠缺的原因，深刻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张闻天也对党内民主作了精辟的阐释。在党的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党内民主得到长足发展，使我们党在第二次历史性转变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局面。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对民主集中制从组织原则的角度作了一次党内空前的权威论述，并重点阐释了民主和集中的辨证关系，他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按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了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党的上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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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了党员个人和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了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关系。”中共八大是遵义会议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最高峰，整个会议程序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并且，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在七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如何保障党员以及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问题。八大的党内民主精神一直影响到现在。
2．党内民主作风的逐步发扬
遵义会议发扬党内民主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主要领导人的自我批评精神，尤其是**在发言中的主动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会议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一党内民主精神一直正确引领、影响着党的生活，也由于这一正确党内斗争方式，才使我党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地自我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使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42年的延安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彻底清算党内曾经一再犯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一把利剑，使延安整风真正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在**思想的指导下，达到了空前的组织团结和思想统一，也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比较虚心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致后来**曾开玩笑地说他是个“明君”。同样作为军事的实际最高指挥者，**也善于听取来自一线红军指战员意见，他曾多次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意见，使红军顺利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率先垂范，从自我做起提倡民主精神、发扬民主作风，他不但在文章中论述培养党内民主精神、树立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而且经常号召共产党人主动接受党外人士和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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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④《**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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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监督，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主动提出将会议推迟两天，尽量让大家对会议报告广泛提出批评与建议。延安时期，对党内的重大事件都是充分展开讨论和争论，而后做出决定。**也十分注意培养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他严肃地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讨论。”党的领导人自觉加强民主精神的修养和民主作风的培养，使党内民主作风的实行有了保证。3．党内民主制度逐步健全
从遵义会议开始，党内民主的发展不断走向更加正规渠道——从制度上推进党内民主。这就使党内民主的发展更加健康和稳定。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民主一直没有被足够的重视，而导致党内民主意识的淡薄，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虽然在党章和党的正式文件上，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机的保障体系，尤其是缺少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往往是集权制代替民主制，“人治”大于法治，党内民主基本属于无序状态。有鉴于此，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注重了党内民主制度化、法规化的建设。由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过于原则化、抽象化，因而没能制约一再出现的“左”、“右”倾思想路线，有鉴于此，党内民主建设逐步加强了具体化、程序化的条文规定，以制度保障集体领导的实现。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规定：“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实行的方法如下：“苏区一切的党的组织，从代表会议后，即行开始选举各级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与决定”；“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个人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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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集体讨论与决定”；“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但在决议通过后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订了三个单项党内法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党内法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1948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重要决定，解决了各级组织中某些个人包办、个人决策的弊端。1954年，中共七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强调：“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民主制度体系；增加了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三条重要规定，正确论证了上下级的关系，并且第一次提出充分发扬民主的党代会常任制。可以说，党的八大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党内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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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通辽市委党校讲师、博士）
①《**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221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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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东北师范大学 田克勤
2015年 01月 12日 12:1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即第一 次大革命的胜利及其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与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遵义会议是 在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实行战略转移中遭受严重损失、 面临生死存亡关 头召开的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遵义会议当时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了 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 并在组织上作了某些调整,还没有指出 “左” 倾冒险主义在 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 但是, 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两个方面, 遵义会议实际上 开始了“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使党和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把革命大本营 放到陕北、 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移, 并因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从 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首先,遵义会议在集中精力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 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进而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 ‘围 剿’的主要原因。” (2)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 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 并以所谓 ‘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 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3)“这 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4)会议还明确指出 **的“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 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路线的正确 性。
其次,遵义会议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选举**为中央政治局 常委, 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地位, 并由此开始形成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 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改变了以往由“左”倾错误领导者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状况,决定“仍 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 负责者” 。 随后, 常委分工上, 决定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 “以 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再次,遵义会议事实上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预,是中国共产党白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 自主地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 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 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数会议 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召开并往往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出席指导下来解决问题 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开启了党的历史上由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这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任务更加艰巨、
斗争更加复杂, 涉及的问题也更多、 更加难于处理,对党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正是由于遵义 会议结束了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开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 正确领导, 把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 组织路线, 特别是思想路线转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思想的轨道, “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 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 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 挽救了 ‘左’ 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 ‘一二九’ 救亡运动, 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 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推动了神圣的 抗日战争的爆发, ” (7)并为抗日战争以致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至关重要 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二、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突破的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际相结合的时期,或称“第一次结合”时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即**思想。 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经历了早期探索、 实现突破、 成功推进三个比 较大的发展阶段, 而遵义会议则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突破的新 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一大特别是党的二大以 后, 党就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从不同角度探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比较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并初 步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但是,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作为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这时还不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认识 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存在着照抄照搬外国革命 (主要是俄国十月革命) 经验的问题。 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意见缺乏正确的分析, 特别是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 缺乏有效的抵制。
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在反革 命的白色恐怖面前, 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的旗帜, 继续进行战斗。 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 命失败的教训,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并随后相继发动了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 这些斗争虽然大都遭到了失败,但却表现了共 产党人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面对新的失败, 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思索:怎样进 行武装斗争?怎样进行土地革命?怎样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 就是怎 样走出一条继续革命、争取胜利的正确道路。 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率先在实践上 通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并在理 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革命 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第一,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初步理论表述。
第二, 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第三, 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红军作战的原则。
第四, 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一大胜利, 是其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伟大转折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下,**等党的领导人集中力量从 事理论研究和著述,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 土地革 命战争两次胜利、 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又把这种总结同抗日战争的实 践密切结合起来,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 写出了一批重要理论著作,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的命题及一系列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原则, 从各个方面为党制定了 正确的路线、方针、 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 使从遵义会议开始 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起点。
三、遵义会议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新起点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寻求救国之路不断失败的交 相打击下, 民族精神不断遭受重创。 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 凝聚民族复兴力 量,不断致力于重塑民族精神。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在内, 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正如**所指出:“中 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 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不惜流血牺牲, 靠 的就是一种信仰, 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尽管他们也知道, 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 实现, 但他们坚信, 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 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 崇高的理想就一 定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信仰。 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离不开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特别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成果。 五四以来,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紧密伴随、 相互渗透。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 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方法论的指导; 而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为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二者既相互促进, 又密切联系, 共同推动着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精神的核心是信仰, 这是 一个民族的基因。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结束了 “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 治,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就为形成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显著标志 的现代中国精神奠定了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行军方向调整的重大意义, 不仅表现在 它使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变被动为主动, 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接连取得一系列军事上 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 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实现了一、 四两个方 面军的会合;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它为后来党中央确立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推动全民族抗 战、重塑民族精神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留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精神品质、 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集中反映的遵义会议精神, 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永恒的价 值和意义。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革命政党之重要,犹如红军长征夜行之北斗,而正确政治方 向的确立又离不开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军事上由被动变主动的
历史转折, 会谈本身虽然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但在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即确立了向 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不久又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确定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关头北上抗日方针的确立,意义重大、不可低估。 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 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之间南下与北上两个 方针的斗争, 以及其对红军后来发展的不同影响, 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所确立的北上抗日方针 对于党和中国革命事业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 是 中国共产党人光荣的革命传统, 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武器。 中国革命事业的 发展之所以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是因为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革 命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巨大的。 要战胜困难, 完成革命任务, 特别是要取得像长征这样伟 大壮举的胜利, 没有英勇作战、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是统一的。 没有坚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 风;反之,没有艰苦奋斗的 _工作作风,也就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华民族从近 代以来的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 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 靠的 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所重塑 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中国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大力弘扬 这种宝贵的中国精神。
综上所述, 80年前党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它是中国革命摆脱严重危机、 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遭受挫折到 取得重大突破的新起点, 是中华民族从群体意识觉醒到精神重塑的新起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纪念遵义会议, 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军队在自 身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 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训”。因 此, 必须继承和弘扬党和军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 坚持 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 坚持艰苦奋斗、 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等一整套优良传统。 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遵义会议历史地位、 弘 扬遵义会议精神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范文三：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80年前，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于贵州省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历史地位的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在党中央统治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造成极为严重损失的“左”倾错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并在此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还留下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精神品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集中反映的遵义会议精神，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是我们今天乃至今后仍然需要加以坚持和弘扬的。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即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及其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是在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中遭受严重损失、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当时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某些调整，还没有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但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两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P969)使党和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把革命大本营放到陕北、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移，并因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首先，遵义会议在集中精力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肯定了**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而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P62)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2](P51)“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2](P51)会议还明确指出**的“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2](P51)的路线的正确性。遵义会议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党当时正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因此，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红军命运的“左” 1
范文四：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
作者：金冲及
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1-0013-17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都有明确的论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既然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它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的结果；矛盾的消除也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全部解决，还需要经历一段过程。但前后的状况毕竟已根本不同。因此，对它不能只是作短时段的考察，而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把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进行对比，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性意义。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在遵义会议九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①。这话讲到点子上了。
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陆定一的话还不便讲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行事，这种状况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前期的博古是它的重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很长时间内，这两者中谁处于支配地位?是前者；后者却不断遭到压制和打击。这种状况，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达到高峰，把后者称为“**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大革命失败后最严重的失败，几乎陷入绝境。正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失去原有的支配地位。**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取得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以生龙活虎的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称得上是中共党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而取得这个转变极不容易。
一、“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曾说过：“**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②这是一个正确的、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很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党的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直接有关(当然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中共二大议决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中有一条：“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③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④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力。
**又评论道：“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⑤对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自然十分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处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不少地区仍然能涌现出一批独立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举(如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等)?那是现实生活教育的结果。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的摸索中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不这样做，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只有自取灭亡。**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就是在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进攻长沙失败后被迫南下，取得教训，转而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以后又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许多成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上海，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作上，没有把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工作看得那么重，通讯联系又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有些命令(如要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没有坚决执行，也没有多大追究。这就便于那些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自己的工作，取得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并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这是“党内有两条路线”而在一段时间内仍能平行发展的原因所在。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930年1月，**在几年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它的锋芒实际上直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那种错误倾向。他明确地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⑥这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作出的切合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的，但这篇文章当时直接产生的影响很有限。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少数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到了，还不足以立刻扭转整个局面，必须全党全军大多数人真正懂得了才行。而这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还需要在实践中经过正面和反面的多次教育，才能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才十多年的年轻的党、而共产国际在党内正享有崇高威望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矛盾还在继续激化。
从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它有着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比前两次“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
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掌握下召开的。向忠发在会议一开始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中说：“去年七月的国际会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⑦这种从共产国际引进而不顾中国敌我力量悬殊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成为中共党内突出的行动口号。这条被称为“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极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动统治势力看成不堪一击，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机会主义”。那个刚从苏联归国不久、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大力支持的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发言说：“立三路线是**空谈掩盖下的**机会主义的消极。”“他是在全国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词句之下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在全国新高潮之下有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首先胜利的可能。”“现在不是要树立国际路线，而只是要执行国际路线。一定要认识，国际路线是已经有了。”“只有国际路线是挽救中国革命的武器。现还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去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⑧这次会议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统治了长达四年之久。
这年9月中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民族危机急遽深化，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认为必须加紧推行那条“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二是中央红军打败了**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引起极大震动，使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放到更重视的地位上来，加强对它的直接干预。
9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进攻路线”通过的决议案，完全脱离实际地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并且着重提出：“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反对**机会主义。”⑨认为它的主要表现是：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取得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等。这次指责的矛头主要指向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几年后明确地指出：这是“在红军中、在苏区中、在白区中大打‘**机会主义’的起点”。⑩
反对所谓“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机会主义”的锣鼓越敲越紧。1932年4月1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给各苏区发出一封信，强调：“**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11)这预示着临时中央已决心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到摧毁性的严重挫败，环境越来越恶化。中共中央已难以在中心城市上海立足。1933年1月，博古率领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原来在那里主持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置于它的直接控制下。这样，“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本来，**从客观实际出发所提出的正确主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回忆**在1932年8月同他历时半天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2)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安、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对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这些意见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提出的正确意见。经过中共福建省委讨论，决定由罗明任特派员，到党的群众基础较好而反动势力薄弱的杭、永、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取得很大成绩。
正在这个时候，博古等从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途经闽西。罗明回忆：“他们路经上杭白沙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对此很不高兴。”(13)
博古等到瑞金后不到一个月，便在2月15日由中共中央局作出决定称：“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并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的群众的革命工作已经低落。”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且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14)
第二天，博古亲自到工农红军学校作报告。他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线路，反抗党的进攻线路，妨害党的布尔雪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15)
于是，一场席卷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对“罗明路线”(也就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风暴立刻迅速地展开了。杨尚昆回忆道：“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象是**、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凡是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16)
发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牵动全局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背后自有更大的目标。罗明以后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7)**在中共七大上也说：“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18)**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并不主张完全排除他。博古从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艾佛尔对他说：“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讨论俱乐部。”(19)所以中央局一直没有点**的名。只是点到罗明为止。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在军事上势必需要推行冒险主义的行动方针。那时，**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5月12日，中央局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当中革军委主席**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他的职务，实际上由博古把握军队大权。这时国民党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在7月24日通过决议，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声言“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20)但是博古不懂军事，说了这么多大话以后，怎样去兑现它，心里是茫然的。
这年(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正式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达瑞金。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还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博古能直接用俄语和他对话，对他的到来十分兴奋，把军事指挥的大权全交给他。中革军委主席**在口述自传中说：“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21)延安整风时，博古写道：“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22)
李德是怎样指挥作战的?当时为他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回忆道：“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待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对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李德的打法，反对游击战，硬打正规战。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指挥下，部队只得同正面的强大敌人硬顶。”“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23)但这些尖锐的不同意见，并不能改变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那种不正常状况。
像这样极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又以“太上皇”的姿态硬性规定红军必须执行，军事上怎么能不失败?
在这段时间内，在“左”的领导人主持下，还举行了两次影响很大的会议，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一次是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称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全会听取并通过了博古所作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引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对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说：“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党在当前的任务是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前面尖锐的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报告充分肯定“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后，强调这些年进行“反倾向斗争”的成就：“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如职工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北方落后论及苏区中的罗明路线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24)
在全会的总结中，博古又要求：“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在党的队伍之中散布灰心丧气悲观失望的叫喊，混乱我们的队伍，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五中全会同时号召全党加紧反对两面派与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现在不敢公开的反对党的路线而采用新的方式，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在事实上怠工，破坏党的路线。”(25)其中加了单引号的关于“**机会主义”的那句话是卡冈诺维奇说的，是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搬过来的。
另一次会议是五中全会同月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虽然保留了**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却免去了他直接管理政府工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使他成为地位虽高却并无实权的苏联“加里宁”式的人物。**后来对外国朋友谈起他当时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26)
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使用了超过中央红军人数十倍以上的兵力，武器装备更比红军优良得多。他们汲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堡垒主义的战略，以“步步为营，处处建碉”的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推进。在博古、李德等不顾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瞎指挥下，抛弃原来行之有效的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的成功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作战，使中央红军一再失利。特别是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的广昌保卫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实行阵地防御，硬拼消耗，使主力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长征的道路。
回顾长征前的这段历史，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所说：一种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行事，主观主义地任意瞎指挥；一种是独立自主地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却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打击。这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越来越激化，并且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对坚持正确指导思想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面控制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对正确主张压制和打击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很不容易改变。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党和红军都将被断送，中国革命势将走上失败的道路。
这确是对党“生死攸关”而且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对遵义会议决议，确实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二、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
**后来用辛辣而生动的语言向几位外国朋友说了一段话。这些话粗看起来仿佛很夸张，其实却正中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要害所在：严重地不顾实际情况，进行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他说：“有三条原则：第一条是人要吃饭，第二是走路要用脚，第三条是炮弹能打死人。这三条原则的道理很浅显，但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党的很多领导人，就是不懂，特别是不懂得第三条。他们下起命令来，就好像人可以不吃饭，就好像走路可以不用脚，而是人长了翅膀，就好像只有我们的子弹可以打死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子弹打不死我们。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结果是丢了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27)
延安整风开始时，**在《驳第三次**路线》中，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场大争论作了十分中肯的概括，虽然长一些，仍值得认真读一读。他写道：“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到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只会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28)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最重大的失败，实践已充分证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破产，证明这种主观主义错误指挥的破产。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极为紧迫的任务是如何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有两三个月一直处在不停顿的行军和作战中，只能在少数人间交换意见，不可能从容地举行中央会议来讨论以往的严重教训。
尽管如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党和红军许多负责人的心，他们开始进行痛苦的反思。长征时，**、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都随军委第1纵队行动，经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详细作了分析，得到两人的同意。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长征出发后，我同**、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29)
张闻天、王稼祥是和王明、博古相继从莫斯科回国的，最初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过“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其他四人是博古、**、**、项英，项英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没有随军行动。所以，到遵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人)，王稼祥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革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要。**在中共七大上说：“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30)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的追击主力薛岳部急于要抢在桂系军队前控制贵阳(他们只比桂军廖磊部早五天进入贵阳)，无力顾及黔北，川军一时也来不及南下，这就给了中央红军在遵义有12天的休整时间(31)。有了这12天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便能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比较从容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之前抢渡湘江的血战中，中共中央用来同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通讯设备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毁，以致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同共产国际无法互通消息，而在长征过程中许多异常急迫的问题需要及时作出决断和处理，只能由中共中央不经报告请示而自己决定，共产国际也管不了啦。这是遵义会议和以往很不相同的条件。
**在这次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32)前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在领导层中很快取得了一致。后一个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当时全党和全军上下在被迫走上长征路后纷纷议论的焦点。遵义会议直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实际上是对这几年中央基本指导思想和工作是否正确进行再审议。它看起来是对已成过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实际的着眼点是党和红军的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可是当时头等重要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道，在会前大家已“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33)。博古在会上作主报告，他一再强调造成这次战争失败的客观困难。**作副报告，他强调了失败的主观原因，也就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博古的主报告，受到张闻天、**、王稼祥和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作出并由张闻天随后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开始就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注：指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这里针对的不是某项具体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所使用的语言是鲜明的，毫不含糊的。
在谈到军事失败的原因时，《决议》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这个问题，而是着重指出它是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是主观主义的，因而不能在军事领域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决议》写道：“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
《决议》举了几个突出的事例：“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决议》指出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34)。在这里，《决议》强调的是：必须处处从实际出发，包括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决不能脱离实际地凭主观采取拼命主义的行动。陆定一在九年后也讲道：“勇敢不是无条件的，一定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不看实际，空叫勇敢、行动积极化，这是唯心论的做法。我们要学习**，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战略上轻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35)
《决议》还批评了很长时间中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注：指博古)特别是华夫同志(注：即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36)
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那样惨痛的失败，在党内和红军内引起普遍而深切的反思。“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遵义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在事实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被取消。不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博古不再在中共中央负总责，而由张闻天接替。
当时担任红4团团长的耿飚有一段回忆：抢渡乌江前，在贵州黄平，“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主张开个会，让**同志出来指挥。”(37)这是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那么，为什么后来没有由**来代替博古?因为**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要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尽管长征中信息不通，一旦通了仍需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张闻天是比博古晚半年多从苏联回国的，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由于作风民主，他被称为“明君”，**还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对张闻天职务的名称是“负总责”还是“**”，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论。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说了一些理由。其实，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博古自己在延安整风时写道：王明、**离开上海时，“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为卢福坦要做**，主要谈无**问题。”(38)博古说得很清楚：临时中央成立时，因为“卢福坦要做**”(卢是王明、**离开后留在上海的唯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了，所以决定“无**”)。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说：“走时，博、卢、周、王四人说不设**。”(39)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在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40)我想，博古自己的说明和在延安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的答复，应该比其他说法更可靠。
军事领导也进行了改组。**在这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汇报时说：长征初期在李德指挥下，“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注：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41)
但这方面还有过一点儿小的曲折。在遵义会议上虽然确定**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但重要的军事行动最初仍需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负责人集体讨论，才能作决定。这在战局瞬息万变的状况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还需要有所调整。
在二渡赤水后，红军迅速重占遵义，并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和黔军8个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次大胜仗。**再也坐不住了，从武汉赶往重庆督师。他以为这下发现并抓住了中央红军主力所在，立刻调集多路重兵向黔北集中，企图南北夹击，消灭红军主力于赤水以东。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遵义推进时，红1军团负责人在3月1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以红军主力奔袭黔军固守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西部的狗坝村(今苟坝)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20多人。**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在敌军四集的危急情况下，不宜打这种没有把握的攻坚战。但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当晚，**仍觉得不妥，说服了**。于是，又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改变了原有决定。随后，又决定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成立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
三人团成立后，经过鲁班场战斗，根据面对的情况，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三渡赤水。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将国民党军队再引向赤水以西。张爱萍回忆道：“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并在滇黔边境加筑碉堡，构成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42)军队部署紊乱，是兵家的大忌。**指出：“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43)红军在赤水河西只停留了五天，出敌不备地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回师东进，四渡赤水，把正在赶筑碉堡的国民党军队甩在赤水西岸。接着，又再渡乌江，佯攻贵阳，引滇军东调，长驱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军长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们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们渡江却又远途回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44)
陆定一在1944年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剩下的只有军队。党也好，群众也好，都在军队里。决定我们死活的问题是军队。所以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45)他所说的“反机会主义”，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他把这称为“会议的本质”。
**更加明确地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46)他又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47)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它以后比较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已起了根本变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开始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成为党的新的传统，继续发展下去，一直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没有这个变化，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它的得来如此不易，是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残酷的现实表明：“左”倾教条主义那一套再也无法继续推行下去了，必须走新的路。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党在生死关头作出的正确抉择。它的深远影响，时间隔得越久，将会看得更加清楚。
这才称得上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称得上“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
转折点，通常是指一种旧事物占主导地位改变为由一种新事物占主导地位的时刻。这种改变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时，人们长期习惯了的指导思想和作风为另一种指导思想和作风所替代，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整个变化的，也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全部解决的。
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中间有10年时间。这10年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思想依然不时存在矛盾和冲突。新的指导思想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到中共七大时终于可以说巩固地完成了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这个决议的精神是好的，属于“两头好”的范围之内。12月17日至19日由张闻天主持，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7日，**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系统地纠正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为党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瓦窑堡会议还通过“以发展求巩固”的东进军事方针。也就是在巩固陕北根据地的同时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前线。1936年1月，李德又提出书面反对意见，其中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48)这件事引起一场争论，政治局要求**写出“战略决定”。
这种情况促使**系统地思考和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一再强调的，依然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往为什么会犯错误?他写道：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49)。这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不久，他写出两篇极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的著作，不是单凭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能写出来的，而是对多年来革命实践经验所作的高度哲学概括。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和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抗战如何取得胜利这个问题上，**的《论持久战》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右的错误主张，批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过分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对工作起了干扰作用。但它所造成的损害只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并且在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系统的纠正。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还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来在全会上传达：“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50)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此时已明确地正式认可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了一段重要的话：“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1)这就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提出了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指出这是“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正面说的，他后来讲过：“六中全会实质是解决持久战，党内关系根本不谈。”“六中全会只正面指出问题，缺点未提出批评，是因未到时候。”(52)他又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53)那时全党关注的焦点正集中在抗战开始时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上，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一时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由于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已得到纠正，但对过去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根源上进行系统的清理，党内在实际工作中仍常出现程度不同的不一致。王明又进行反攻，说**的路线是反国际的，而他是“国际路线”，并且于1940年3月把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他那一套究竟是对是错，不能不从历史上分清是非，并从中接受经验教训。因此，**从这年下半年起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并把在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提上重要日程(由于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推迟了半年左右)。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54)
然而，**这篇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学习报告，毫无影响。”(55)这使他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这年9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地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他要求：“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56)这些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本着这种精神，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扩大到有延安和外地高级干部300人参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57)具体方法和政治局的九月会议一样：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以往的实践经历，分析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分清是非，从中取得经验教训，提高认识。这种学习方法，自然要比抽象而泛泛的空谈要有效得多。
张闻天在学习一开始就说：“**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58)学习告一段落后，他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他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59)他的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中肯，对推动整风学习的深入起了良好作用。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后来说：“1941年9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60)这场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这年10月到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是在**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弄清了西北地区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
全党普遍整风最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就是考虑问题从主观出发，不符合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
延安《解放日报》在**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后一天发表社论说：“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主观主义的恶劣倾向，受了严重打击。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步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然而这个转变，还未做得彻底。调查研究的精神，还未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我们反躬自问：主观主义的残余，在某些人身上，难道不还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么?对于敌我情况的愚昧无知，难道有些人不是安之若素么?对于客观事实不愿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政策，强不知以为知，难道不是还可以到处发现么?”“主观主义是属于思想方法的东西。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从错误思想方法产生的。”“要彻底肃清这些恶劣倾向的残余，必须全党广泛动员，进行坚决的斗争。”(61)
陆定一也发表题为《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的文章，写道：“思想革命是为推翻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另一种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前者就是主观主义的，后者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叫做思想革命。这种全党性的、触及每个同志的思想深处的伟大的斗争，这种极广泛深入的党内教育工作，二十一年来，还是第一次，所以它的意义决不寻常，它是很革命的一个斗争。”他热情洋溢地赞扬延安整风带来的新气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名词，这个抽象的概念，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现在已经被解释以活生生的事实，被充实以血和肉，变成了通俗的、中国化的、人人可以了解的东西了。”(62)
各组的讨论，也集中在过去的工作是主观主义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上。在当时，危害最大的是教条主义。张秀山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发言中批评道：“有一种干部，是没有进入社会的，从学校一跳便跳到党的领导机关，在上面发号施令，他们的脚跟是站在书本上面，他们所讲的，就是书本上的东西，因此不免发生主观主义，夸夸其谈，发号施令，这样的领导者是不会正确的。”(63)
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是这次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和收获。它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了解这一点，或者把某些支流误看作主流，就谈不上真正懂得这场整风运动。
1943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征得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后，决议自6月10日起解散共产国际(64)。**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话，肯定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上，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的功劳，接着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65)
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实践的检验和前一阶段整风的学习、讨论，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这年9月7日至10月6日、11月13日至27日，连续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路线，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会上说：“我在中央，逐渐多数同志赞助我的意见，这是四、五中全会时受打击的路线。”他指出：“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但要分是非轻重，有一点功绩，也要指出。”他列举了**、**、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功绩。(66)许多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过去的思想和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博古作了诚恳的检查。他说：“我们到中央苏区，全部贯彻极左，超立三路线，军事指导分兵把口，六路分兵，两个拳头，短促突击，否认游击战争，主张大规模会战，主张阵地战。”“反罗明路线，实际反游击战争传统。”“社会政策是极左。”“军事计划错误，大大损失，因遵义会议挽救了局面。遵(义)会(议)是教条主义基本完结，组织上也做了结论。〔我在〕遵义会议未承认错误，推在客观原因上去。”(67)他的态度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偏向，**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68)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多次讲话，**作军事报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代表们热烈发言。
博古在会上也作了坦率和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分析“我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怎么产生的”时，他说：“对马列主义的著作，只觉得其精深博大，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于苏联革命斗争的经验，由于革命成功的证明，亦觉得是传之万世不可或易的真理。就以为只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得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了。因而产生了背诵马列主义个别结论与词句，机械搬运这死板策略、笼统公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些东西装满在脑子里，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到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类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同时也因为读了几本书，对马列主义的词句公式多少知道一些，自己就颇为自豪，亦颇有野心，以自己所知道的这些词句公式来领导中国革命。”(69)他的自我批评得到大家的理解，在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70)**在七大上所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71)
王明在七大期间始终没有作自我批评。参加七大的师哲回忆自己当时同**的一段对话：“我问道：那么王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说：‘王明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这里说的‘自己’当然是指中国革命，而‘别人’，那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等。我根据自己在苏联多年对王明的了解，觉得**说得太中肯了，太深刻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72)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的重大功绩，是把**思想——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确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实在不易，为它付出过多大的代价。
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分析：“经过遵义会议以后十年革命胜利实践的教育和通过延安整风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党内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真正达到了在**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原则问题，形成了**思想，真正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形成了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我党认识史上从必然到自由的第一次重大的飞跃。”(73)
这确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史上第一次重大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多少艰难和曲折!有这些艰难和曲折并不奇怪，因为那是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在前进中又会不断遇到许多和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那时是一个成立时间还不长的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曾经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困惑，以致走过一些弯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要说有什么奇怪，倒是党在这样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够找出犯过的错误，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自己加以纠正，能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取得胜利，在世界历史上，这确称得上是罕见的奇迹。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前面的简单叙述中不断看出：遵义会议前，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观念长期在中共中央占着优势地位，先后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样全局性的严重挫折，使党两度面对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种思想和力量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以后的进程中也有过干扰和失误，但只是局部性的，没有影响全局。从遵义会议，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中共七大，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遵义会议确实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衡量是非的共同准则。符合这些准则的，便是对的。不符合这些准则的，便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一种新的传统。
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诞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发生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根本变化。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代表的历史性转折，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迎来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依然是党和人民心目中衡量大是大非的无形标尺，在中国大地上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尽管中间也遭遇种种困难以至曲折，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拨乱反正，不断开拓创新，继续胜利前进。
在新中国正以令世界震惊的成就阔步前进的今天，先人们在80年前举行的遵义会议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注释：
①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1944年)，《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②《**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68、470页。
⑤《**选集》下卷，第301页。
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1、112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⑧韶玉(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31年1月7日)。
⑨《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⑩**：《驳第三次**机会主义》(1941年)。
(11)《六大以来》(上)，第228页。
(12)《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13)《罗明回忆录》，第121页。
(14)《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文献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
(15)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16、19页。
(16)《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7)《罗明回忆录》，第117页。
(18)《**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19)《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第162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275、274页。
(21)**口述，孙泱笔记：《朱总司令自传(1886-1937)》第11部(稿本)。
(22)《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第161页。
(23)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6-78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32、36页。
(25)《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26)**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65年8月5日)。
(27)**同安娜·路易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李敦白等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28)《**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9、344、345页。
(29)《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30)《**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1页。
(31)参见金冲及：《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2)《**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3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246、247页。
(34)《遵义会议文献》，第3、6、7、13、14、15页。
(35)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36)《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37)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38)《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示，第161、162页。
(39)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40)《遵义会议文献》，第74页。
(41)《**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42)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43)《**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6页。
(44)《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58页。
(45)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46)**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9月3日)。
(47)**同巴西共产党(老党)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的谈话(1963年4月17日)。
(48)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31日)。
(49)《**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180页。
(50)《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1页。
(51)《**选集》第2卷，第534页。
(52)**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53)《**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5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799、800页。
(55)**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0月6日)。
(56)《**文集》第2卷，第372、373页。
(5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58)《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59)《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9、190页。
(6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3年10月6日)。
(61)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
(62)《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318页。
(6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附录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
(64)[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李匡武等译：《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602页。
(65)《**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66)**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67)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68)《**选集》第3卷，第938页。
(69)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7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71)《**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72)师哲：《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页。
作者介绍：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 100017
范文五：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 左” 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并排斥**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的正确主张，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进
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滇西战役，历时八个月零十六天，共歼日军二万二千六百多人，我军伤亡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人。滇西反攻，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收复了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打通滇缅公路及由印度经缅北进入中国之国际交通路线，使大量载重汽车载运盟国大批物资，昼夜不息地经中印公路源源运入内地，同时由印度沿公路线安设油管，将汽油大量输入中国。故滇西反攻，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滇西抗战，创全歼日军之范例，开收复国土之先声，国人深受鼓舞，盟国为之振奋。滇西人民功不可没。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二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多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出钱出力，共赴国难。南洋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机工三千多人回国运送抗日军需，一千多名机工为国捐躯。保山旅缅侨领梁金山，动员华侨，捐资修建惠通桥，捐献汽车八十辆，抢运抗战物资。
一、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
长期以来，抗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中国抗战是由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组成的。从政治上讲，这种划分反映了国共两党抗战分工的情况，也符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军事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战的军事格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变化，笼统坚持两个战场的观点，已不能反映变化后的新的军事态势。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功缅甸，在中国西南的滇缅方向制造了一个新的战场。中国被迫在已有的敌后和东战场（即抗战以来形成的既有战场）之外，向新的西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从而形成了敌后战场、东战场和西南战场三个基本的作战区域，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出于新的西南战场具有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空间上，西南战场与此前已经存在的两个战场相互悬隔，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在敌军构成上，东部两个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中国派遣军，而西南战场面对的是日军南方总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在面临威胁的程度上，由于日军陈兵怒江，中国大后方面临着比来自东战场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西南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最感痛苦和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战略任务区分上，敌后战场担负着扰乱日军战略后方，抑留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东战场承担着阻止日军西进，从东正面保护大后方的任务，而西南战场承担的是保持和贯通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从西南方向直接拱卫大后方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我认为，虽然西南（包括滇西）战场的形成较晚，但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抗战的又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而且是1942年以后中国抗战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在这个新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已经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全局。
二、滇西是保持西南国际大动脉的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后，
即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抗战。为此，日军从1938年起，先后攻占了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持滇缅通道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但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终于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授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盟国只好开通驼峰航线运输物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被隔绝，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闭的状况必须要打破。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中美等盟国自滇缅公路被切断之日起，就重新贯通中国的西南大动脉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中国也才为此进行了最大的战争投入，中国两次组建的远征军和最精锐的美械新军均投放于此，后期中国抗战资源的使用首先满足的是这一战争的需要，中国战略反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这里。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确为中国抗战的必争之地。
三、滇缅反攻是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开始
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滇西抗战的地位、作用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肯定滇西抗战存在反攻，而且是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反攻，那么，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对日进攻，位于大陆的中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并将西南战场列为反攻的首选地区。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要打破日军的战略包围，贯通对外通道并获取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准备物质力量；二是想借助此次反攻，根本解除中国大后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东战场的作战创造条件；
三是从当时的态势看，东战场日军派遣军兵力强大，距离日军战略后方较近，容易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支援。若中国军队在西南战场的侧背威胁未解除之前，贸然把反攻矛头指向东战场，失败的风险极大。而西南战场位于亚洲大陆战场的最西端，距离日军战略后方十分遥远。日军的战略机动力量难于投入，物资补给等也十分困难，而且该战场日军的兵力亦相对有限，还要分别应对印度、缅北、滇西几个方向。因此，中国军队在该战场反攻的胜算把握较大。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与美英盟国决定，先由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继而中国远征军西出滇西，贯通中印大动脉，随后与盟军一道收复缅甸全境。为此，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用于西南战场的反攻作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率先由印度进入缅北，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两路中国大军相对攻击，对盘踞在缅北、滇西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至1944年9月，中国的反攻大军攻克了孟拱、密支那、腾冲、松山等日军要点，奠定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胜局。此后，两路大军东西对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会师中缅边境的芒友。
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灭了日军第53师团和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荡涤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四、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的胜利，不仅达成了直接的战略目的，而且对抗战全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滇缅反攻之前，整个中国均处于被日军围困的状态，但经过此一战，整个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长期封闭的局面被扭转，大后方的侧背威胁被解除，而且国民党作战区域两面受敌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原来的必须分兵应对的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减少了一个，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将原用于西南战场的生力军移师东向。这种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的结果对1945年转向东战场的反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中国反攻的实力因此而大大加强。据资料，滇缅反攻胜利之前的1943、1944两年间，经由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总共只有31.68万吨。中印公路贯通后，仅7个月就输入战略物资50万吨平均每月7万余吨。援华物资的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新锐兵团的组建，再加上从西南战场回国的几十万胜利之师，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才在1945年春制定了桂柳反攻计划，开始将反攻矛头指向长期被动的东战场。1945年4月，日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冒进芷江。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中国军队，在得到美械新装备的补充，以及从西南战场回国参战部队的参与下，从5月上旬开始大举反攻，全线击溃了日军，取得了湘西会战的大捷。日军惊呼：中国军队已面貌一新。迫于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东战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被迫转入战略收缩。中国军队则乘机展开追击作战，连续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并进军中越边境，切断了侵华日军与其南方军的联系。
总之，进入1945年，长期沉闷的中国战场一变而活跃起来，战争主动权开始向中国倾斜，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源于西南战场的胜利。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犹如围棋盘上的要点，一步不利全局被动，一点走活全盘受益。
这就是我对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抗战地位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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