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比较分析

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比较分析

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比较分析一 首先，是对“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突破，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确认。

其次，是莺莺在追求理想爱情时，对虚名的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中两个莺莺作一比较。在送张生赴京赶考离别时，董本《西厢记》中的莺莺说道:“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被”。可以明显看出莺莺的功名心理。而王本《西厢记》的莺莺却嘱咐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还抱怨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又千叮咛万嘱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表现了莺莺只重爱情、不重功名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崔莺莺的爱情理想仍是“才子配佳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在爱情的追求上，莺莺并非处在与张生平等的地位上。在与张生私下结合时，莺莺说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表达了男女之间在爱情上的不平等。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的矜持、犹豫、顾虑也都反映了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封建妇女觉醒历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加拿大留学专家说,雅思和新托福都是加拿大院校认可的语言成绩.但是对于加拿大很多院校来所,托福成绩有一定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本科院校的录取成绩是雅思分,而托福成绩80多分就可以被这个学校录取.而雅思7分相当于托福100分,对于中国学生来所,要想考出雅思分的成绩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相对于托福要考到80分左右却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说，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表现了女性觉醒的萌芽状态，是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朴素肯定，是基于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以莺莺的反礼教思想为起点，掀起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狂涛巨澜。

和崔莺莺相比，《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要坚决得多，对生命的感悟也深刻得多。青春的觉醒、人性的觉醒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

罗志祥的情史丰富，在周杰伦与昆凌结婚之时，还被翻出与昆凌的一段往事，据悉，昆凌曾在某节目中公开爆料，曾经最爱的人就是罗志祥。而更为惊爆的往事是，罗志祥曾横刀夺爱，抢走了好兄弟欧弟的女友。罗志祥这样的男人，想不到曾经也当过小三，可能罗志祥现在都不想提起那段过去了。都说男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另外一种就是为了女人插兄弟两刀的，很明显，罗志祥是后者。为此，欧弟曾经因为女友的背叛和兄弟的出卖割腕自杀，不过，自杀未遂。当初欧弟与罗志祥的感情真的很好，那是在两人都尚未走

红的时候，欧弟与罗志祥组成了罗密欧组合，后来因为Makiyo的捣乱一度让兄弟感情破裂，不过，近几年，欧弟与罗志祥的感情似乎又好起来了，罗志祥开演唱会的时候，欧弟还是会去捧场。

在《牡丹亭》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戏中，集中体现了杜丽娘人性的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对生命的感悟。“惊梦”中表现了她对生命感悟的两个层次: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香闺”是束缚杜丽娘人身的樊笼。久居香闺，像笼中的鸟，不能自由。杜丽娘从空间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约束。“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牡丹虽好，却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开，美景常在。借花自况，表达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时间感悟。对生命的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引发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萌发了强烈的青春欲望，并且为实现爱情理想，开始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崔莺莺所没有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主动、强烈、持久，直至后来以身殉情，死后她仍在寻找梦中情人，终于还魂结为夫妇。从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怀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这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著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理想爱情的斗争中，她不像崔莺莺那样只是被动地承受，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是把自己摆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像男子那样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对自然天性的追

求，体现了人的原始生命现象。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价值观念上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

所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在女性觉醒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对爱情的追求，则表现了女性觉醒的又一高度。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相爱。他们的爱情除了色、艺、才、情外，共同的 政治 理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香君自觉地把命运、爱情和政治相联系。把婚姻的幸福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使爱情蒙上了政治色彩，视野更为开阔。在《却奁》中，她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表明她坚贞的人格。

有着偶像剧男主的年龄却从不考虑接青春偶像片，从很多采访里都能听到张一山调侃自己长得丑，其实看到他风格多变的作品和角色，我倒觉得他骨子里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的:

李香君对幸福爱情的追求，自始至终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从《却奁》开始，她被卷入了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对爱情的坚贞和执著追求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奸党得势，逼香君再嫁，香君坚决不从，以致洒血溅扇，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心志，也表明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独立的、自主

自由的人的意志。当香君被捉去充当歌妓，她在筵席上痛骂马、阮奸党:“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说明她对侯生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志向与爱情兼容的基础之上。李香君所追求的不只是人身自由，爱情幸福，还进一步追求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命运的捍卫和关心。和崔莺莺、杜丽娘相比，李香君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时代感，表现了女性觉醒的更高层次。

如果说崔莺莺传达了女性觉醒的朦胧意识，杜丽娘弘扬了青年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抗斗争精神，而李香君则把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她们应该说都达到了各自时代的高峰，标志着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

需要改进部分,*国际学生到国外留学是为了研习，因此大学课程应该有优秀的水準。*凡是英语授课之课程，教师应该拥有良好的英语水準以利交流与教学。*大学应该确保国际办公室有效率及可提供协助，以利国际学生的适应。并应建立与原就读学校及交流学校的良好沟通管道。

女性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 中国 封建社会里，女性除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而存在外，被剥夺的有话语权和自我存在。女性的觉醒就是把女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 法律 或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复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地位。元明清文学中所体现的这一觉醒历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体现了女性觉醒历程中的三个阶段:

崔莺莺的觉醒属于第一个阶段——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就是对自己作为人的直觉的自我意识的朴素肯定。杜丽娘的觉醒属于第二个阶段——主体自我能力的自觉探索，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追求。李香君的觉醒属于第三个阶段——主体自我地位具体的、辩证的肯定，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递进 发展 ，体现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主要脉络和总体轮廓。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也更加突出。而这其中，时代环境之变迁当是重要因素。蒙古族人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旧有的思想和风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礼教磐石也随之动摇，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而《西厢记》所描绘的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驳，崔莺莺的形象因被注入了时代因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牡丹亭》产生的明代后期，社会矛盾非常复杂，思想界的斗争也格外尖锐。一方面，封建卫道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礼崩乐坏的局面，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精神和肉体

层面受到禁锢和迫害更加深重。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文人士子就反对封建专制与皇权的绝对性，思考人的主体意识。

属于王学左派的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也在继承李贽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同时，明代后期市镇 经济 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时。杜丽娘的“至情”，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外，更多的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这已经超出了爱情的范畴，表现出突破禁欲、对活生生的人的体认和尊重。杜丽娘的形象对于封建制度的冲击，对于程朱 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比一般的追求自由爱情要强烈得多。她所包含的人性复苏、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精神，表明了晚明时期对人性内涵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大范围的肯定。

在面试过程中精神紧张的情况很普遍，但面试是一个留学生给签证官留下直观印象帮助签证官做出判断的过程，因此，应想办法调试自己的心情到最放松状态，避免因紧张出现口误现象。所以说，新加坡留学签证材料的准备是不够的，还需要自我的合理沟通。

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促使学人们用 历史 批判精神来反思明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政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大胆批判揭露至高无上的君主。顾炎武认为，要保全天下，则须依靠天下匹夫的责任心，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王朝的易姓改号与兴衰存亡只是与君臣统治者的升降沉浮有关，与天下百姓的切身

利益无关。而保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这才是正义人士和民众应尽的责任”。这些杰出的思想家的进步言论，对很多作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家们淡漠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充分肯定女性的价值，强调女性的独立和尊严，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李香君热爱生活、珍惜感情，更重要的是她注重名节，是非分明。以国事为重，表现了女性心胸和思想境界的重要变化，由此也达到了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最高峰。

可以说，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无不蕴涵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映射着时代进步文化的痕迹，是广大民众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这一社会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爱情问题、女性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比较分析二 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崔莺莺和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二者形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中有异。比较其形象不同，对于我们把握这两个人物形象和对该两部作品的认识和解读有很大帮助。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位女子形象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意义。

一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的几个侧面

点击播放 GIF/ 日本的高考试卷全国统一出题，大学根据能力制定招生数量，在统一基础上设定分数线，没有地域差异。东京、京都等名校不会对本地学生有分数上的照顾。再加之全国统考分数并无特长生加成，特长和优秀品质均由招生学校来判定。而这一特性，也

是有日本的高校资源分布比较平均的前提存在。

二次试験: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出来后，考生将于二月参加所报考的学校自己命题的二次考试，这次考试由各大学自行主持，如果想考好大学，难就难在这次考试上面了。题型基本都是论述题，而且范围很广，难度大，没有标准答案。而日本的很多大学除了笔试成绩以外，还有一项就是面试。面试可以考量学生知识层面以外的感性世界，甚至可以通过面试了解到试卷上所了解不到的学生的本性。

(一)情爱意识觉醒

莺莺爱情意识的觉醒是由佛殿初遇张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莺莺只是一个有着“淡淡闲愁”“隐隐哀怨”的怀春伤春少女形象。如上场时唱词:“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虽存“不甘幽闭的一腔热情怨气”，可面对母亲“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的责斥，只有“立而谢言曰:‘今当改过自新，毋敢再犯。’”。她的“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的乖性儿，正是这种教养的结果。但“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这时的莺莺在内心已起了某种变化，或者说是初恋少女所特有的那种既惊又喜既盼又怯的矛盾心理。“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而“临去秋波那一转”则是她与张生一见钟情时的心电感应。这又成为其性格发展的一个开端。

丽娘情爱意识的觉醒始于“游园”，由春情惹动情丝:“似这般花花草草惹人怜，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进而引起一

场春梦，在梦中虚幻了一个理想情人柳梦梅形象。“年可弱冠，丰资俊妍”，“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这也成了其性格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丽娘是一标准的封建淑女形象:文静柔顺知书达礼。用丫头春香的话:“看她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游园”之后，“忽慕春情”，嗟叹欷嘘。“惊梦”之后，更是心摇神荡。“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此后的丽娘在争取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及婚姻幸福的道路上表现得更加率真而大胆。

可以说莺莺的意识觉醒的进程，其特点是“由人生情”，决定了其恋爱对象的特定性。张生是莺莺眼里的情人:“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而丽娘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在她的现实生活当中，从未有过年青的男子，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发生。而自然之情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制的，她只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向往爱情，故而由“情”生梦，梦中有“情”。由此也决定了其对象的不确定性。柳梦梅只是丽娘梦中的情人:“年少多情”，“可意书生”。张生即张生，“跑不掉”，变不了，可捉摸。而柳梦梅则不一定是柳梦梅，甚至于可柳可梅。即便这样，仍是不可求，而梦境又是不可复制不可捉摸的。可见丽娘所受的束缚和压迫之深，其生存环境较之莺莺更为残酷。

(二)热烈向往爱情

莺莺的内心是热情而灵动的，但由于其出身及教养的影响，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都被外表的矜持和娴静所掩盖。惯于虚假掩饰的莺莺，在张生出现之后，便常于不经意间，在“假”的背后透出那么点“真”

来。而其“多抱怨”，正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与张生走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使她产生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发泄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在她身边走动最多的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其次是对老夫人:“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服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当老夫人“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时，她更是对“这即即世世的老婆婆”怨恨至极，一离席便道:“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毒害得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怨恨达到了控诉的地步。连她“兜的便亲”的张生也怨恨到了:“秀才每从来懦。”骂道“闷杀没头鹅”。外表平静的莺莺，内心却扬着巨大波澜。用红娘的话:“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可见莺莺内心承受着的巨大痛苦。

如果说莺莺的苦痛为人所知，怨恨有处发泄的话，丽娘内心的痛苦则是非但“此恨有谁知!”，更加有些“不知该恨谁了!”不论对父母对丫头，还是对她内心并不敬重的老师，她都无从去恨。她的痛苦不幸非个人因素使然，而是来自于她所处的环境——她无法跨越的樊篱: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她的爱美的天性和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同扼杀她天性的生存环境严重冲突。她的“潜愁幽恨”是无可排遣的:“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俺的睡情谁见?”“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在幽闺自怜。”“白昼闲眠”作为丽娘不满于现实的消极对抗，尚出于自发。“寻梦”之后，丽娘对现实的冷酷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反抗更为自觉。虽仍不免于消极的忧郁终至病体

不支，但却表现得异常沉着从容。

(三)“孤注一掷”抉择的莺莺与“毫无指望”等待的丽娘

与张生的私下幽会，在莺莺是一件极富勇气而冒险的事，是她在深思熟虑(其中许多猜疑假意儿和变卦)之后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一步一旦踏出，便是覆水难收，是对是错，都容不得回头了。莺莺内心是坚决的，托红娘捎话给张生:“好共歹不着你落空”，可在行动上，又迟疑不决。一是她需要超越自己，在内心“情”与“礼”的抗争中，挣脱“礼”的束缚。二是她所受的教养和所处的地位，使她矜持而又爱惜自己，深知自己“千金之躯，一旦轻掷”的后果。其中包括对张生是否靠得住所持的怀疑态度。三是她对红娘抱有戒心。

红娘“行监坐守”的身份和丫头地位，都使她心存顾虑。可少了红娘这个“擎天柱”她又束手无策。“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透个殷勤”。“怎得个人来信息通”，除了红娘，还能有谁呢?她最终认定了红娘这个“撮合山”，甚至于肯放下小姐架子，来个“侍长拜奴婢”。将此决定付诸实践，又是她向着“锦片般前程”迈出的第一步，虽然是出于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失望而不得已的先“做下来”，而实际上是将老夫人设置给他们的难题“加工”后又抛给老夫人。事已至此，是“出乖弄丑”，辱没相国家谱;还是“撋之以去其污”，使其合法化，就看老夫人“英明”与否了。

如果说莺莺在争取个人爱情和婚姻幸福上有较大的机会和主动权的话，那么在丽娘那里，这种爱情的美满和婚姻的幸福，则成了“无可指望”的等待。当然，美满的婚姻并非一定等不到，重要的是，

丽娘对爱情婚姻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已经历了从压制到反弹而后达到加强的程度。“对于人类绝对自然的事情加以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刘达临《中国文化性文化》)丽娘本来到了对异性比较敏感的年龄，可在她生活里没有一个可以让她产生好感的异性(她生活的空间其实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心生爱恋了。由剧情不难看出，丽娘青春被耽搁，其首要因素，来自于杜父的私心和顽固。作为独生女的丽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她的柔顺文静端庄娴雅，知书达礼才貌端妍，给了“以无男嗣为憾”的父母最大的安慰，因而在她身上又加重了一层对家族未来的期望。丽娘自身又是一个在父母跟前极能承欢膝下侍亲至孝的乖女儿。《训女》一出中首次出场，“(旦跪介):‘今日春光明媚，爹娘宽坐后堂，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稍效千春之祝。”喜得杜父笑逐颜开:“生受你。”和莺莺与老夫人对立的关系不同，丽娘能与父母的关系保持得极为融洽(哪怕只是表面的融洽)。看她边进酒边道:“爹娘万福，女孩儿无限欢娱。坐黄堂百岁春光，进美酒一家天禄。祝萱花椿树，虽则是子生迟暮，守得见这蟠桃熟。”多么善于体贴!多么叫人受用的宽心话!丫头春香的话不假“看她名为国色，实重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这样一个“四角俱全”的好女，身为父母，又怎会让她轻易嫁人呢?所谓“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只是他要留女儿多陪伴身边几年的私心的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

因而他坚持说“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一个娃儿甚七情?”。从他为丽娘延师的动机不难看出，“谢女班姬女校书”是他对丽

娘的最高期望，“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是他为丽娘安排的“合理”生活，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样三年五载耽搁下来，杜丽娘“早成佳配”的愿望终是落空。在“毫无指望”等待中的牢笼般的生活和“生生死死随人愿”二者之中，杜丽娘显然是向往着后者的。“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难道我再到这亭园，则争的个长眠和短眠!”“短眠”难再，丽娘最终只能选择“长眠”。

(四)“逾矩”后的莺莺与“回生”后的杜丽娘

冲破礼教精神束缚的莺莺在跨越“雷池”之后，一反往日的矜持和娇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和不顾一切。陶醉于爱情滋润中的莺莺，不仅“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且表现出向日未有的“语言恍惚，神思加倍”，如此为爱情冲昏头脑，忘乎所以的表现，自然都落在“心数多，情性诌”的老夫人的眼里。爱情尚未合法化的莺莺，不但不争个“天长日久”，反而有些“奴为出来难，叫郎恣意怜”的意味。这使常“提心在口”的红娘也有怨言:“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

莺莺毕竟太疏忽了，竟不知危险正逼近:“拷红”一节势在必然。莺莺于事发后第一个反应竟是求助于红娘:“好姐姐，遮盖咱!”但这里的莺莺毕竟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莺莺，在她念出“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时，虽心中无计可施，但已是镇定下来了。“阴云”虽是对“月圆”的破坏，可“急雨”对于“花发”却未必全是坏事:急雨虽可摧残“初发之花”，可因了“急雨之催”，再发之花会更有生命力。东厢事发，反倒是卸下了她心中的一个包袱。对崔张的爱情，是向前推

进了一步。既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辩证，又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如果说“逾矩”后的莺莺表现得大胆而少有顾虑的话，“回生”后的丽娘则表现得近乎矫情而顾虑重重。与柳梦梅结为夫妇本是情理中事。为他而死，又因他而生，本已是“恨相见得迟”了，当所有魂牵梦绕的一切一下子都到了跟前，一切都如愿以偿时，丽娘又变的矜持娇羞起来:“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话连柳梦梅听了都不免好笑:“目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是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丽娘自有“道理”:“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原来“做鬼”只是成就姻缘的手段?(也是作者的手段)。原来“死生为之”的“儿女私情”不抵“父母之命”?倒怪秀才“直恁急色”。

不过以下的解释倒是令人为之动容:“不是俺鬼奴台妆妖作乖。半死来回，怕的雨云惊骇。有的是这人儿活在，但将息俺半载身材，但消停俺半刻情怀。”原来“劫后余生”的丽娘，犹自惊魂未定，害怕一切来的急，又失的快。丽娘的宛转深情，尽见于此。丽娘重做人重又受的约束，亦见于此。“曲成亲事”，只是以免“事露”而采纳道姑之言的权宜之计。

(五)莺莺的“离愁别恨”与丽娘的“离情别绪”

在美国社会，历史专业恰恰相反成了最受欢迎最吃香的本科专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要超过经济学专业，心理学专业甚至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很多美国大学里，历史专业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在美国，历史专业学生毕业后有

很多选择。其中一部分去了法学院，之后便成为律师----美国最挣钱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有人去了商学院读MBA，就像现任(可能马上变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耶鲁大学本科的专业就是历史，然后去了哈佛读MBA。历史专业毕业生如果申请研究生院，可以学习几乎任何一个专业包括理工科，有人甚至申请去读了医学。

莺莺与丽娘都在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之后又承受了与心上人别离的痛苦。但痛苦的程度和内容有很大差别:在莺莺是别恨离愁;而在丽娘这种离情别绪则要淡得多。首先:别离的因由不同:莺莺与张生是被迫别离，是为了张生考取功名而不得已送他上路。最不情愿的是莺莺。丽娘与梦梅的别离则是因丽娘挂念父母安危而送柳郎上路。较不情愿的是柳梦梅。其次:行程的目的地不同:张生是去往天子脚下，脚根无线;柳郎是去向父母身边，自有约束。第三:离别时间长短不同:前者长离，后者小别。第四:对别离后的担心不同:莺莺的顾虑较丽娘要多出许多:怕“一春鱼雁无消息”;怕“金榜无名誓不归”;怕张生“停妻再娶妻”;怕他“见了那异香花草，再似此处栖迟”。

而丽娘只是挂念梦梅的“途路孤栖”。莺莺的愁恨要格外地深:一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恨别离:“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蔑功名怨母亲:“‘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全不想“新状元花生满路，好夫妻似水如鱼。”丽娘期盼的心情分外的切:“秀才郎探的个门楣著。报重生这欢声不小。”哪曾料“转眼乞丐路人皆谤”“杜平章吊打状元郎”。莺莺的一桩桩细交代情深意真:“到京师服

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丽娘的交待简单:“柳郎，那里平安了便回，休只顾的月明桥上听吹箫。”莺莺是遥想着相思悲苦:“虽然久后成佳配，耐时间怎不悲啼?”加重离愁;丽娘则展望着相逢喜乐:“去时冷落些，回来报中状元呵”冲淡别情。

(六)大团圆结局时的莺莺与丽娘

莺莺在与张生重逢之前，已是饱尝相思之苦，又遭郑恒谎言毒计之伤，(郑恒谎称张生赘婿卫尚书家。)复受赘婿郑恒几成事实的惊吓(郑恒已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准备着做女婿了。)因而即使张生衣锦还乡，“见将着夫人诰勅，县君名称”，又怎生“欢天喜地”。“春风得意”者，惟有张生。莺莺内心，已是渐趋于沉静。或许莺莺心中，“高中状元，志得意满”的新郎已有别于往日“文魔秀士，风欠酸丁”的张生。莺莺自张生回来几乎没怎么说话:“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

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伸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可见莺莺是难以短时内摆脱心中曾经受的失望和惊吓造成的阴影的，也难于短时内消除与张生的隔膜。一个“先生万福”将她与张生之间亲密无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功名和爱情对于莺莺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张生不中状元，没有与她成亲的资格;张生考中状元，又怕他“停妻再娶”。而最终“夫荣妻贵”的结局，虽是取得对抗封建家长的胜利，可并不能让莺莺大喜过望，这同以前的莺莺是一致的。

相对于莺莺大结局时“趋于沉静”的表现，丽娘在大结局中则表现出了“大悲”之后的“大喜”。其喜有四:一喜鬼门重生;二喜佳配得成;三喜夫婿高中;四喜亲人相逢。此时的丽娘真个是心满意足欢天喜地。喜不自禁的丽娘表现出才思敏捷对答如流的激情。当杜宝恶语中伤道:“鬼乜邪，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时，杜丽娘笑道“是看上他戴乌纱象简朝衣挂，笑、笑、笑，笑的来眼媚花。”有些自鸣得意:“爹娘，人间白日里高结采楼，招不出个官婿。

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你个杜杜陵惯把女孩儿吓，那柳柳州他可也门户风华。”最后要柳郎“拜了丈人罢!”时，更是兴奋异常妙语连珠:(扯生介按生肩介)“呀、呀、呀，你好差。好、好、好，点着你玉带腰身把玉手叉。拜、拜、拜，拜荆条曾下马。(扯外介)扯、扯、扯，做泰山倒了架。(指生介)他、他、他，点黄钱聘了咱。俺、俺、俺，逗寒食吃了他茶。(指末介)你、你、你，待求官，报信则把口皮喳。(指生介)是、是、是，是他开棺见椁湔除罢。(指外介)爹、爹、爹，你可也骂够了咱这鬼乜邪。”我们不奇怪丽娘的一反往日愁苦和压抑，变得欢快而开朗，这其实才是原原本本的丽娘。有了“敕赐团圆”这样的最大的合法化和荣耀，既获得了与父亲对抗的巨大优势，又如愿以偿地光耀门楣。在当时及后来人们眼里都不失为最圆满结局。

二两者形象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西厢记》产生的元代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彭茵《元代两性文化探析》)元代初期，由于刚刚脱离

奴隶社会形态，蒙古族统治者尚未确立严密的礼法制度。对中原文化不理解和持排斥态度的元蒙贵族又未能主动接受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对思想的钳制和禁锢方面失于严密。朱元璋在总结元亡教训时指出“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驰。”(朱元璋《典故纪闻》卷二)传统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昔全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挠，谁复维持之者!”(刘因《翟节妇诗序》见《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元代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为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西厢记》这样为历代统治者所禁毁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是“天下夺魁”。作品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出崔莺莺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莺莺对张生的顾盼之情、“非礼”举止和在追求爱情上表现出的大胆和顾虑颇为真实可信。作品中热情歌颂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以女主人公莺莺的选择来对抗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和门当户对的封建门阀制。

《牡丹亭》创作的明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在总结前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加强了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用程朱理学规范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以“维人心，扶世教” 。明代文网森严，屡屡兴起文字狱，迫害那些心怀芥蒂的文人，使他们在创作中顾虑重重，免触时忌，惧怕因文字而罹祸。明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带来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汤显祖作为以“情”反“理”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牡丹亭》扩大了“情”的影响。

在《牡丹亭》题词中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

耶!”宣扬“真情至性”，反对理学对人们身心的束缚。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创作出了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通过“梦境”与“冥界”的巧妙处理，使丽娘越出“现实与世间对她的人身与精神约束，成全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与境界”，(孙绍先《浪漫艺术装点的“性梦”》从而大胆获取美满的爱情。这样既逃脱了森严的道德检查，又获得了主流道德原则的原谅。作者在篇首题词中又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黄淑素《牡丹记评》中也道:“丽娘妙在死去三年，又得复生。后之人能死，不能生”。都指明了杜丽娘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杜丽娘与束缚她的社会环境的矛盾，表现了“情”与“理”的尖锐对立。

元代统治者伦理纲常观念的相对淡薄，使得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束缚相对减轻。《元史?烈女传》:“女生而处阖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正是有感于女子放任越礼的“世风日下”之叹，也是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作为游牧民族的元蒙民族征服中原农业民族，“是处于父权制初级阶段、妇女地位较高的民族对父权制非常发达、妇女地位较低的民族的征服，所以这种征服非但没有引起妇女地位的普遍降低，反而有些许回升。”(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历来控制社会思想的儒学理学的两性观念在异族统治下失去了固有的威慑力量。”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元代杂剧中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削弱。作为男性的张生不同于任何时代男性，不再对女性采取 “俯视”态度，甚而转为“仰视”的态度。

莺莺在“情人”张生眼里无疑是完美无缺且独一无二的。佛殿初遇，张生便“魂灵儿飞在半天”，视莺莺“南海水月观音现”，在短时内将莺莺看了个仔细。到后来“佛殿联诗”，更是为莺莺的才情所折服，“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而“把相思再整”。张生对莺莺的迷恋首先源于莺莺的美貌，但又不停留于美貌，还有性格和才情方面的魅力。这就又别于其他父系文化阶段内受制于男子性审美欲求的对女性的审美。莺莺眼中的张生，除了“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还有“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即他们彼此吸引的除了对方的相貌和才情外，还有彼此性情相投。较之一般意义上的“郎才女貌”，(包括柳梦美梅与杜丽娘)有很大的进步性。这些都带有元代的鲜明特征。

宋明理学经由二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展到明代，已经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对女性之束缚也达到空前。表现为“维护风化”对妇女说教的书籍的增多。贞节牌坊之多，“视前史殆将倍之”。《牡丹亭》通过塑造杜丽娘这一形象，深刻的反映了青年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在女性世界中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响。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述《花朝生笔记》云:“广陵才女冯小青，遇人不淑，二年而卒。生前曾作绝句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见杜丽娘这一形象对她内心的震撼。同样例子还有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有序》中云:“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

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同是《小说考证》这部著作，又引《磵房蛾术堂闲笔》云:“杭州女伶商小玲，有所爱，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同丽娘类似的命运，使她每次演出《牡丹亭》传奇，便完全将自己融入角色，感同身受，‘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至《寻梦》，唱到伤心处，不觉扑地而气绝。”可见杜丽娘这一形象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表现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对待功名的态度与表现在现实社会中的作者对待功名的态度是相一致的。《西厢记》中，莺莺对功名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就是张生，栖迟于莺莺身边也是他情愿的，不是老夫人逼迫，考取功名一事早被他忘在脑后了。崔张对于功名的态度受制于作者的态度，又与作者境遇密不可分。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时代正好是科举制废止时期，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俗儒之无用，今可弃也”(元陆文圭撰《墙东类稿? 送冯伯亨序》)科举制在元代的的一度废止，使“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文人理想破灭，“末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的社会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沉郁下僚，沦于社会底层。不管王实甫是否有意于功名，现实社会都不会给他仕进的希望。《西厢记》中，王实甫也流露出对进身无门现状的感慨:“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在其另一部作品《破窑记》中，这种感慨则要强烈得多，结语中道:“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不信道到老受贫穷，须有个龙虎风云会。”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道:“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意也。

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彼但写胸中之感想，与时状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如果说《莺莺传》中的张生有作者元稹的影子的话，那么不排除在《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作者王实甫的思想和理想。张生那样的“艳遇”，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金榜题名”的“机遇”，在元代更不可能有。所谓“仕宦一举成名，爱情如愿以偿”的大团圆结局只是历来文人共同做着的一个美梦，而在元代文人那里，“只是一梦，总之是一戏”，而“‘团圆梦’做得有声有色”。(郑振铎《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理想中的情人并未在现实中的眼前出现，但意中系念的却是“蟾宫之客”和“折桂之夫”，当然也要“年可弱冠，丰资俊妍”，但年轻英俊已在其次，并非与功名并举。在柳梦梅眼里(或说在梦里)，杜丽娘首先是个美人，同时又与其“姻缘之分，发迹之期”相联系。“谩说书中能富贵，颜如玉和黄金哪里?”功名和爱情的分量孰轻孰重在两对青年男女心目中是不同的。有趣的是，两部作品中都有男主人公轻生的情节:张生之轻生是由于婚阻，而柳梦梅之轻生则是由于功名受阻。

杜柳对于功名的热衷态度也源于作者汤显祖，且与其经历密切相关。明代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一方面禁锢了文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文人们看到了仕宦的希望，诱使他们向这个目标不懈努力。生活在当时的汤显祖也不免此外。少年时期的汤显祖就深受其父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青年时期喜爱韵文而“时为举子业所夺，

心散而不精”“从隆庆五年到万历八年，经历十年之久，五次应试而不第”连他自己也深感“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但还是于万历十一年中同进士出身。因而杜丽娘虽不免于“入了‘国蠹禄鬼’之流”的嫌疑，然“封妻荫子”却也符合当时(包括以后)大多数人的心理和愿望。

综上所述，崔莺莺与杜丽娘各自形象的不同，除了各自不同的性格，还有许多来自时代与文化背景投

射于她们身上的影子的不同。读其书，须知其人，论其世。通过对两位女子形象的分析比较，使我们对二者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和清晰的认识，对于两部名著及产生名著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增强我们现代人对古典名著的浓厚兴趣。

范文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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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分析

作者：阮耀瑭

来源：《读写算·教研版》2016年第04期

（广西百色市德保县隆桑镇鹿场移民小学 广西 德保 533700）

摘 要：中国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融合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戏剧艺术中，出现了很多典型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无不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端，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给后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并成为人类精神的动力方向。本文是关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人物分析，通过杜丽娘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诉斥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杜丽娘的身世以及性格特征，在分析中披露了封建制度下人的压抑状态以及压抑的释放，表达了人敢于追求自由的精神。

关键词：戏剧；杜丽娘；封建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4-247-01

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其超常的情节和诗意的创造，为“情”谱写了一首浪漫的颂歌，在明代的剧坛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故事是一番浪漫的情事，也是一曲悲尽甜来的团圆之曲，当然这首曲是理想中的浪漫故事的演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却引爆了我长期以来关于女人和男人的一个话题：女子为情所困究竟因哪般？男人？生活？社会？还是个人思想意识？本文就是依据《牡丹亭》内容表现的背景来分析杜丽娘这个女角色的。

一、杜丽娘是敢于冲出封建礼教的勇敢者

自混沌初开，便有了男人和女人。除了母系氏族时期，是以女人为主体、男人为附庸外，从父系氏族开始直至封建社会结束，基本上都是男人的世界，女人都处在从属地位。长期以来都是男人在外抛头露面，女人足不出户，以被男人供养着为荣，“夫贵妻荣”、“封妻荫子”便是这样得来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男人有着更高于女子的身份的地位，而女子敬德从夫，那是男人的悲哀、女人的不幸，无需争辩。但即使在那样的时代，也不乏觉悟并觉醒的女人，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不甘为媒妁之言而毁了心中的爱情幻想曲，奋而追求独立、自由、平等，极力追求爱情，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追求自由的爱情故事，杜丽娘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牡丹亭”中现实根源则在于当今时代是一个封建主义时代，官僚主义和男尊女卑主义甚嚣尘上，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社会是一个利益纷争的时代，然而女子是那个时代的附属物。”随着社会的进步，女子勇敢地揭开了蒙在社会伦理道德顶上的那块所谓的遮羞布，变得自由奔放。杜丽娘便是一个在封建束缚、礼教禁锢的大环境中，处在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家庭中，她勇敢地把自己的人性需要进行了宣告，进而为了心中的理想（从表面上来说是难禁于情）而付出了哪怕是如生命般可贵的东西。

范文三：杜丽娘形象分析

“情”与“理”的抉择

——杜丽娘形象分析

杭州女艺人商小玲演此剧时想到自己的遭遇，更是悲恸难禁，猝死在舞台上。

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而哀感身世，含恨而死。

沈德符曾评价《牡丹亭》曰，“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冯小青作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之所以列出以上故事以及评论，足可以说明汤显祖老先生所作《牡丹亭》地位之高，构思之妙，传情之真。《牡丹亭》作为我国古代与《西厢记》相媲美的爱情剧，其之所以倍受赞赏不独以其对于爱情本身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古代女性反抗封建礼教、追寻自由的精神，这在等级森严、封建气味浓厚的古代社会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斥为“淫辞艳曲”，也可见《牡丹亭》与当时社会所不相容。

而《牡丹亭》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杜丽娘，她自幼居于深闺中，可谓是当时知书达理的贤淑女子，然而，听过《关雎》又随丫头春香游园惊梦后，她萌生春意，在古代社会中的“情”与“理”之间挣扎，成为“理”的反抗者。

本文也主要通过杜丽娘所遇到的“情”与“理”一一展开，对杜丽娘形象予以分析。杜丽娘一生中所遇到的情主要是：父母亲情、师生情和与柳梦梅的儿女私情。而令她受到约束的理则包括：孝敬父母之理、尊从先生之理、社会要求的知书达理、传统思想禁欲之理等。对于这些“情”和“理”，杜丽娘在尊从与反抗之间徘徊，也在其内心与现实之间挣扎。

一、父母亲“情”与孝“理”

1、父母亲情

杜丽娘对父母之命可谓是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差池。父亲杜宝作为太守，要求女儿成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女子，并为她请到年已六十的老秀才陈最良，教她习文读书，以成为女中楷模。

父母对杜丽娘的亲情是无可否认的，他们不会因为杜丽娘是个女儿身而恼她，反而因她孱弱的身躯而倍加怜爱。在杜丽娘因梦病倒之时，杜氏夫妇又是请陈最良用药，又是请石道姑念经，想尽办法要挽回杜丽娘的生命。杜老夫人闻知丽娘病倒时，不禁感慨。“今生怎生？偏则是红颜薄命，眼见的孤苦仃俜。掌上珍，心头肉，泪珠儿暗倾。天呵，偏人家七子团圆，一个女孩儿厮病。”言外之意，虽然只有一个女儿儿稍感遗憾，但他们却也

把她当作是掌上明珠，没有丝毫嫌弃。偏偏这唯一的女儿又病倒了，杜夫人怎能不心疼！

即便是杜丽娘死后，杜老夫人也听从她临终的嘱托而把她葬在花园牡丹亭的梅树之下，而并非根据当时社会上的规矩为她另筑坟墓。这对于太守之家来说，也是极为难得和可贵的，足见杜宝夫妇对女儿的疼爱。杜宝因紧急受朝廷之命而不得不暂先将女儿匆匆掩埋，并修建梅花庵供奉丽娘神位，还让陈最良和石道姑照看丽娘坟墓。这虽是杜丽娘作为太守之女所应当享受的待遇，却也体现出杜宝对女儿的关爱。

待杜宝征战之时听到陈最良关于小姐坟墓被盗、杜老夫人和春香被害的消息，便是痛煞他心。当他做了宰相，亲眼见到柳梦梅手持女儿春容的画卷前来时，便认定了他是盗墓贼，心头之恨一涌而上。对于杜宝而言，女儿坟墓被盗，是有损声名之事，然而更重要的则是他对仅有的女儿的怜爱，并为其连死后都无法得以清静而顿感痛惜，如今发现了“盗墓贼”，必将严惩以解心头之怒。

杜氏夫妇对爱女的亲情虽着墨不多，也并没有太多明写的内容，但却通过夫妇二人间接的行为展现的淋漓尽致。父母情永远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亲情，这种亲情，不求回报，不求索取，乃是世界上最令人难以舍弃的情分。

2、父母之“理”

杜丽娘，因为从小生活在大户人家的环境中，几乎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她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来自于父母严格的家教，因而，她也从不敢忤逆父母之命。

杜丽娘从小听从父母安排，做女红，进私塾，学礼教。岁末年初为父母跪下敬茶，一举一动接听从父母的教诲，尽孝之道也确令父母满意。

然而，杜氏夫妇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其本身就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但却又将杜丽娘推向封建礼教之中。当然，这是当时社会所无法避免的。杜氏夫妇要一心一意将杜丽娘培养成不谙世事、纯洁无暇的大小姐，连杜丽娘在绣房中稍稍昼眠，父亲也要把她叫出来教训一通，说是违背了“知书知礼”，是娘亲失教；她去一趟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母亲也要惊慌失措，唯恐她惹动情思。当杜丽娘病重时，杜宝对杜老夫人“若早有了人家，敢没这病”的话语也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杜丽娘自小约束身心，“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此般年纪的女儿只会听从他们教导，根本不会有破例行为。

杜丽娘对父母所言的“理”，大部分还是尊从的，这从她认真学女红，严谨听从教诲可以看出。然而，自游园后开始，她动了情思，终日困困恹恹，只想着梦中的书生。这时的杜丽娘内心已经有了打破父母之理的叛逆

心思，但自幼接受封建礼教的她，清楚的知道，她不可能做出违反当时社会道德的事情，更不可以在未嫁之时有如此“荒淫”的想法。社会现实成了一张束缚她内心的网，而要冲破这张网，她则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

二、师生“情”与“理”

陈最良多次参加科考却只能落得个秀才，在古代社会，科举考试害得无数书生为此奋搏一生，我们早已屡见不鲜，范进中举，也已成为最典型的代表。

陈最良对杜丽娘所教内容无非是封建礼数与孔孟、《诗经》等等。他要求“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这是典型的古代女子所应尊从的礼数。对此，杜丽娘惟命是从，忙道“以后不敢了”，相比之下，伴读的春香一开始就忿忿不平：“《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通过丫头的言语，其实间接表达出了杜丽娘的心声，只是身为小姐的她，不可能任由丫头般肆无忌惮。

对于课堂上的气氛，陈最良自然也是表现出了其“迂腐”的一面，背诵诗书、讲解文义，课堂气氛沉闷无趣，这从春香“闹学”可以反面衬托出来，也正如春香所骂，“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春香是个没有受到太多封建礼教约束的丫头，她和杜丽娘的对比就明显衬托出杜丽娘所受封建礼教影响之深。

陈最良与杜丽娘的师生情主要体现在杜丽娘对陈老先生的尊敬上，陈最良本身只是处于杜宝的命令而教杜丽娘读书并且在杜丽娘死后看护坟墓，他有的只是对科举功名的渴望，对学生并无怜惜之情。

而陈最良与杜丽娘之间的师生之理则主要在于陈最良所教的死板枯燥的内容是顺应社会潮流之“理”，而杜丽娘从父母及教书先生那里受到的教育也是所谓的顺应社会潮流之“理”，因此陈最良与杜丽娘之间就有一种关于社会之“理”的默契。在他们看来，唯有这种教法与学习才是既合乎“礼”，又合乎“理”的。

三、爱情与社会之“理”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儿女私情自然是《牡丹亭》的重点所在，这也是其之所以与《西厢记》并称为古代两大爱情戏剧的原因。若其爱情发展顺心如意，则也未必能倍受众人关注，难就难在他们所受到的社会“理”的约束太多，而仅仅凭借二人的力量无法冲破这种“理”的制约。

1、杜丽娘与柳梦梅之情

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第一次相见，就都道是“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似乎就已经暗示出他们的前世今生缘。

张培恒在《中国文学》中提到，“以《牡丹亭》与同是爱情名剧的《西厢记》相比，可以看出两者有一点根本不同的地方：莺莺对于张生，是由‘情’到‘欲’；杜丽娘对于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从这一点上分析，杜丽娘与柳梦梅虽然最初相见时“欲”多于“情”，且由花神牵线，但从杜丽娘梦中相遇到柳梦梅拾得画卷，都显示出二人其实一见倾心，这为之后的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当杜丽娘魂魄游回梅花庵与柳梦梅相见时，二人也是相谈甚欢，笑声不断。这就表现出杜丽娘与柳梦梅性格的相投，并且感情也是越来越浓。及至石道姑发现情况、杜丽娘与柳梦梅一同逃走之时，二人俨然已是谈婚论嫁的阶段。柳梦梅到淮安见杜宝时，则直接称“岳丈大人拜揖”，并最终由皇上下旨正式成婚。

从以上这些情节来看，不难发现，杜丽娘与柳梦梅从在梅花庵相遇开始，就已经互相倾慕，并且随着前往临安、科举考试、扬州寻父、皇帝照妖等情节的开展，杜丽娘与柳梦梅感情日渐加深，已经到了至死不渝的地步。

2、“理”之于情

杜丽娘与柳梦梅从梦中初见直到杜丽娘还魂而起死回生，二人的感情发展几乎都是不为外人道的。杜丽娘毕竟是太守之女，而柳梦梅则只是一介赴京赶考的穷困潦倒的书生。官宦人家的深闺小姐与穷书生的爱情，在当时奉行“门当户对”的社会现实中，显得珍贵又艰难。

《牡丹亭》中“训女”一出，杜宝与夫人商议时即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唯一的女儿，必要将其许配于“相称”之家，此处杜宝虽只说“嫁一书生”，但其言外之意，必是家户门第也与太守家相称，等杜宝做了宰相，心里大概更是如此想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当时社会上的舆论，另一方面考虑到官场上的政治联姻也未必不可能，只不过汤显祖并未对此提到过多。总之，杜宝夫妇作为封建官宦人家，必然会排斥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姻缘。

社会上对此姻缘自然也不会看好，当初石道姑发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说笑时，她尚怕二人事情被发觉，而一道去往临安。石道姑这种做法，我们不难推测出，其中肯定包含了社会“理”的压迫。《西厢记》中催老夫人因嫌弃张生为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而将莺莺许配给郑恒，在古代封建社会，这种重门第的观念早已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当然，在杜丽娘所处的那个年代依然如此。社会上的门第等级观念成了情感的束缚。

而杜丽娘与柳梦梅要打破父母与社会“理”的束缚谈何容易！

因此，杜丽娘只能通过死亡继而再起死回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姻缘，通过梅花庵与春容画卷得以与柳梦梅相遇。而柳梦梅则最终高中状元，从

而与宰相之女相配。这种超现实的情节，不仅表现出杜丽娘与柳梦梅身处封建社会无法摆脱社会“理”约束的无奈，同时通过最终“顺应”社会潮流的结局而体现出当时社会之“理”、舆论之“理”是何等牢固！

杜丽娘的反叛从她游园开始，通过思想上的反叛进而到起死回生后与柳梦梅共同逃亡的现实中的反叛而体现得恰到好处。父母、老师、社会舆论对年轻女子的身心约束她都弃之不顾，而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梦想。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杜宝夫妇甚至社会上得知杜丽娘曾经在游园后思春并在梦中与柳梦梅幽会，杜丽娘必将被斥之为“不贞、不德”的女子。存在如此大的社会道德压迫，就是杜丽娘周围的世界。

归根于底，杜丽娘只是封建社会小小的一分子，汤显祖先生试图通过杜丽娘这一形象而揭示出封建社会“情”与“理”的不相容。缺乏人性关怀，而一味以孔孟道德教化人类，或许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早已被动地习惯了这样的社会，也或许他们内心有所反抗，却始终被社会所压抑。当汤老先生通过杜丽娘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现实时，其引起的轰动则必然是巨大的。这也就是《牡丹亭》之所以流传甚久、杜丽娘之所以名传千古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

[2] 章恒培,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范文四：杜丽娘形象分析

杜丽娘形象分析

新近一部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在青年中掀起一股爱情热潮，其女主角的妈妈常痴痴呆呆地吟诵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这便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所推崇的“至情”论，这题词也正是其代表作《牡丹亭》的原文，其女主角杜丽娘更是“至情”的代表，下边我们且来细看杜丽娘是怎么通过生死来演绎这一场绝伦爱情的。

杜丽娘生于名门宦族之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其父杜宝，是位有爱国之心的正直清濂的官，他是南安太守，他自称是西蜀名儒，是以理学传家的，应该说他是封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克守封建的礼法，对女儿实行封建的专制主义，对女儿进行封建主义的教育，他要把杜丽娘培养成“三从四德”的活标本，要求杜丽娘在家中做孝敬父母的温顺的女儿；出嫁以后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严格的封建教育下，杜丽娘不能自由的行动，也不能有自由的思想，不允许她有个人意志和思想感情，杜宝还请了陈最良来教杜丽娘读书，目的在于用儒家圣贤的书籍来使杜丽娘拘束身心，不让她自由行动，一切都要服从于“理”。杜丽娘的母亲是杜宝的家教执行者。像封建社会里许多麻木不仁的老太婆一样，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要如法炮制，把杜丽娘也教养成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她看见女儿裙子上绣的一对花、一双鸟，都少见多怪，怕引动女儿情思；听见女儿去了一趟后花园，就找丫头春香来训斥了一顿。杜丽娘的师父陈最良，最她在杜宝以外唯一可以接触到的男人，却又是一个陈腐得发臭的老学究。在这样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下成长的杜丽娘本来是个十分温顺的少女。身为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才貌端妍，

聪慧过人。四书能逐一记诵，摹卫夫人书法几可乱真。作为掌上明珠般的独生女，她十分孝顺。作为女学生，对老师也是十分尊敬，一见面就提出要为师母绣双寿鞋等。

以上都是杜丽娘在反叛之前的的种种，她稳重、矜持、温顺、知书达理，可是，由于生活上的束缚、单调，也造成了她情绪上的苦闷，引起了她对现状的不满和怀疑。《闺塾》一出，通过春香闹学，实际写的是杜丽娘闹学，具体表现了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厌烦陈最良先生的说教，但不敢反对，不敢表露，她读了《关睢》诗以后，便把长期压在心底的郁闷引发了出来。春天的明媚风光也刺激了她要求身心解放的强烈感情。所以，游园成了她跨出叛逆道路的转折性一出。

后边由此衍生出的因情生梦、因梦而死、死不弃情、因情复生也在情理安排中了。

因情生梦是表现她作为青年女子一些正常的需求，追寻自由、青春、爱情，这时的她至少在思想上已经“出轨”了。然后是因梦而死，这可谓是剧中的第一次高潮。她的死是封建礼教的精神摧残而造成的，但死对杜丽娘来说是对爱情追求的一个新开始。至此，杜丽娘的思想感情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个为了爱情，为了自由，为了个性的解放可以付出宝贵生命的刚强烈女形象跃然纸上。之后是死不弃情，丽娘为爱而死，在阴间也不放弃爱情，最终在花神的努力帮助下，胡判官准许她还魂阳间寻找梦中情人柳梦梅。在这样一个阴阳合二为一、没有封建礼教压迫的境界中作为一个幽灵，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和柳梦梅尽情大胆地幽媾，但此时杜丽娘所要追求的已不仅仅是情欲的满足了，伴随而要求的是要与柳梦梅生同室、死同穴地做对夫妻，可见杜丽娘对爱情的坚定

和忠贞。于是她要求柳梦梅掘她的坟墓，让她复生。这因情复生又是此剧中的另一次高潮 了，以往我们或许可能听闻过殉情的案例，但是因情而生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可见丽娘确实到了“至情”的地步。

杜丽娘一旦回生，在现实生活中，她又成为封建社会的一员，她所面对的将是整个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此时，她身上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刚烈、勇敢、坚强无畏的反叛精神。面对亲爹爹再三弹压他那状元夫君的淫威，回应老父亲在金銮殿上指着嫡亲女儿“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的狠心，杜丽娘在朝堂之上时而情深一叙，时而慷慨陈词，把一部为情而死生的追求史演述得那般动人，就连皇上也为之感动，甚至亲自主婚，“敕赐团圆”。作者正是借此表达了对生死之恋和浪漫婚姻的礼赞，同样赞扬了像丽娘一样敢于反抗封建旧俗，追求自由、捍卫爱情、果敢坚强、勇于斗争的精神。

中文系2010级1班 李阳 学号：20101243027

范文五：杜丽娘形象分析

明朝的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是一位反封建礼教、理学 束缚，追个性解放的创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其“主 情”创作原则的是剧作《牡丹亭》---“玉茗堂四梦”。这部 剧作中女主角杜丽娘是继崔莺莺之后，林黛玉出现之前，中 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出在 礼教严苛的中国封建传统统治下，女性追求真情、真性，反 抗压迫的人性光辉。

一、社会思潮革新下的情理之辩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 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汤 显祖处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由后期向末期逼近的朝代，封 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人们意识形态的统 治和禁锢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这种禁锢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残酷，据《明史》载， 明朝奖励贞节、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后来发现有名可查的 还余 308 人之多。这个数目比历代正史都要多。封建礼教的 压制和道学家们的精神荼毒正以无比巨大的力量吞噬着女性 的肉体和精神。

然而，时至十六世纪晚期，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冲击着 封建社会的堤坝，新的生产关系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 革。先是王阳明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的哲学命题。又有泰州学派罗汝芳 “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 岂出天机外耶,”的论说，以及李贽的“童心”说都从不同 角度挑战着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生信条。

文学上， 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及物质要求， “情” “理” 以 格 ， 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特征。汤显祖 师从罗汝芳，与李贽是好友，还与当时著名禅师紫柏上人交 往甚秘， 受他们影响，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一直高扬着 “主情” 的旗帜。他说“人生而有情”、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因 情成梦，因梦成戏”;他还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 情必无”、“情在而理亡”、“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 所必有耶,”。这里的情不能仅理解为男女之情，这个“情” 是做为“理”的对立面提出的，代表着生命欲望、生命活力 的自然真实的状态;“理”代表着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 准则。“情”是活跃的，是人自然属性的要求;“理”则是 僵硬的，表现着人社会属性的要求。故而“情”要受到“理” 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旦被统治阶级利用，就会形成精神控制 力量，压抑着人的本性需求。而压制总是有限度的，一旦超 过限度，“情”又会成为反抗“理”的利器。

文学不仅要反映生活， 更为人们的生活揭示和指引方向。 “主情说”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从问世开始，就以独特 的艺术魅力、深刻的现实意义感动着无数的读者，主人公杜 丽娘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男女青年。

二、被压迫的青春意识的觉醒

(一)礼教禁锢和情欲苏醒

杜丽娘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官的家庭，父亲杜宝是“西蜀 名儒，南安太守”，母亲甄氏贤德爱女，家教甚严。她秉风貌、 擅丹青、女红刺绣、知书识礼，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这就注 定她从降生就要受到封建社会一系列规矩的约束，不能稍有 越礼出格，否则就要受到责备。 “闺塾”一出中说“凡为女子， 鸡初鸣， 咸盥、 栉、 问安于父母。 漱、 笄， 日出之后， 各供其事” 、 “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不仅如此，礼 教对于源自人内心的情感也不放过，该爱什么，该恨什么， 到什么程度都有着严格的界定。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杜丽娘， 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嫩脸娇羞，老成尊重”。

一个花季少女，本应天真自然，开朗活泼，封建礼教却 将这些生命本真活力一点一点从她身上剥离，再加上沉重的 枷锁。 可是人之本能， 其基本的特征是要满足自身的新陈代谢、 繁衍生息以及纯真的情感欲求。因此，不管社会意识的压制 多么严重，都不可能摆脱自然之躯和生命的自然规律。于是， 一种莫名的的惆怅在她体内潜滋暗长着。 她隐约感到 “剪不断， 理还乱，闷无端”的愁绪。及至游园，那暗暗生长的情思清 晰起来。可是她生活中没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只能发出“生 在宦族， 长在名门。 年已及笄， 不得早成

佳配， 诚为虚度青春” 的叹息。

在当时环境下，即使连衣裙上有对鸟、白日打瞌睡都被 当做大忌，更不要说春情动摇了。情欲已然苏醒，却不懂如 何宣泄， 难谴的情欲在体内堆积， 等待着一次爆发， 一次冲击。 “惊梦”一出满足了她本性的需求，其实却将她陷入更深的 惆怅。 “径曲梦回人杳，闺深珮冷魂消。似雾濛花，如云漏月， 一点幽情动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梦醒了，人还未醒。 相思磨人，有情难诉。而这情欲在当时却是有违礼教传统的。 可是人的需要一旦构成，就不容忽视，它必然会反抗规范的 约束，以求满足。杜丽娘处在道德责难、压抑束缚与生命本 能苏醒的夹缝中，只有煎熬至死。

(二)肉体的死亡与精神的充盈 如果说前一阶段是生理需要为主导的不自觉的反抗的话， 从“旅寄”开始，精神枷锁的去除，已使其思想上的反抗转化为自主自觉的为个性解放而抗争的行动。这时的杜丽娘不 请自入，自荐枕席，与柳生欢会。还魂后，她又鼓励柳梦梅 打探父母消息，希望自己的婚姻得到父母的认可。当父亲指 她为“花妖狐媚”拒不认女时，她勇敢地说出“眼前活立着 个女孩儿，亲爹不认。”“爹爹，你不认呵，有娘在”。在 金銮宝殿力陈情由，毫无俱色。此时的杜丽娘已由一个“嫩 脸娇羞”的少女成长为为幸福抗争的觉醒女性，展现出一个 勇敢的女性形象。她的性格发展正是在由生到死，又由死到 生的过程中完成的。

这种完成是“情”对“理”的胜利，是对“克己复礼为仁” 的胜利，是对宋明理学禁锢的胜利。情到尽处，“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情”已经超越生死，恣意驰骋，是“理” 无法抗衡的;人的正常欲望，生命规律是“理”无法消弥的。 礼教的束缚再也不能阻止她生命的欢欣流动，真情的恣意张 扬。

(三)多维的性格特点

一个永恒的艺术形象，其性格除了典型外，还应该有复 杂和真实的一面，这样的人物形象才是有血有肉的。在杜丽 娘身上，这种复杂与真实则体现在她性格中软弱与妥协的一 面。

中国传统的女性观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讲究三 从四德和男尊女卑。因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任何涉及 女性这一“第二性”的言谈话语都不会纯粹的客观公正。虽 然这种男性本位文化最初是经济形态决定的，但是在人为的 强化男女社会性别差异后，随着岁月的递嬗，逐渐形成一种 心理积淀。不仅男性认为自己是社会当然的主宰，女性也从 心理上认可了自己弱者的地位。

“女性的心态举止基本上受其文化传承和环境的制约。 因此，出身、教养、职业、社会地位，更能说明女性心理的 形成变化。” 所以，当我们回到杜丽娘所受的传统教育与所 处的社会氛围中，会发现她性格中的软弱与妥协，一方面源 于意识形态的压迫，另一方面源于女性自身的弱点。

首先，她生活的范围十分狭窄，仅仅拘囿于家庭或者闺 房这个小环境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连自家的花园 都不知道。这种局限使她感情封闭，缺少与人的正常沟通和 情感宣泄。其次，女性内倾型的性格特点，使她更注重内心 的情感变化，而轻视客观理性的分析，容易产生怕羞、怯弱、 依附的心理。 “幽媾”中丽娘说“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 勿负奴心” “冥誓” “请媒相聘” 。 中云 “怕聘则为妻奔为妾” 。 可见，封建礼教的遗害是无处不在，就像一张黑网，时刻准 备吞没有主体地位的女性。第三，封建礼教传统提出的一系 列女性行为准则， 要求女子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 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教条阻隔了她们对先进文化、 先进思想的追求。即使受过一些教育，也不过是为了“他日 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这种历史的局限与女性自身 的弱点，直接导致了杜丽娘行动上的延宕。

她与柳梦梅成亲，虽然出于自愿，也是情势所迫。因为 陈最良要“上小姐坟去，事露之

时，一来小姐有妖冶之名， 二来公相无闺阁之教，三来秀才坐迷惑之讥，四来老身招发 掘之罪”。而“婚走”一出还魂为人后，她认为“鬼可虚情， 人需实礼”，坚持“必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所以，尽 管妇女解放已提了很久，若不从人们的心理层面纠正女性是 弱者的观念，这一问题并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女性要求独 立自主的愿望不从经济上、 人格上开始， 那么一切都将是空谈。

三、意识觉醒与社会形态间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 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 ，同时“个人是社会存在物”，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这样，在我们肯定个性、 个体存在时，又不能离开社会关系。人作为超越自然，并与 之对立的类组成了社会，人的需要是社会存在的根本依据。

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 层级， 在这五种层级的需要中， 自我实现需要是处在最高层次。 而杜丽娘不同于 《西厢记》 中崔莺莺和 《倩女幽魂》 中小倩之处， 在于她首先是满足了底层需要后向更高层次的自然本真追求。 社会由很多个自我的需要组成，自我又无法摆脱社会的规范 和束缚。人的需要的内在必然性注定人要为自我奋斗不息， 而其外部制约性则注定人永不能如愿。于是自我欲求与社会 规范永不休止的斗争着，却又永远依存着。这种自我与社会 的矛盾是人面临的永恒矛盾。另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 的民俗、不同的阶级又会造成人们需要的差异。自我与社会 的对抗如此残酷遍布着血腥，自我显得如此渺小的，社会则 是如此强势、不可抗拒。可是，变革一旦发生，就不会停下 脚步，它必将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 前景。

杜丽娘作为一个觉醒的形象，有她的进步性。她所表现 的不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律动，更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追求;不 仅是少女情怀之梦，还代表着一些女性反抗封建礼教束缚， 追求自我的生命光辉。她性格中的妥协与软弱并不能掩盖这 种光辉。因为她所受的教育、生长环境、封建社会的荼毒、 礼教的戕害已经决定了她反抗的不彻底性。唯其不彻底，更 凸显出封建礼教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过都写着两个字“吃 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开放 的时代， 一个个性解放、 讲究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 再来读 《牡 丹亭》，已经不会像俞二娘、商小玲、冯小青那样自哀身世， 恸伤而死。 今天的人们会以新的目光、 新的评价接受这部剧作， 这一人物。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作品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女主角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她的独立自主、勇敢 抗挣还是建立在男性本位的价值观上的，但作家提出的问题 却不容忽视。几千年来的男权思想让女性的从属成为一种本 能，这是女性真正的生存困境。即使在当今时代，要解决这 一问题也非易事，因为它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还要受 到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当代文学家继 续挖掘这一主题。不仅要关注人的命运，更应该站在整个人 类的角度思考生命价值，探索生命意义，为女性、为人类的 更深层次的解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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