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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立法
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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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倩石宏
用通则法的立法
在《法律适用通则法》(以下简称《通则法》)实施 前,日本的主要法律适用规范是1898年制定的《法例》. 《通则法》是日本于2006年在对《法例》内容进行重大 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
《通则法》适用的范围
《通则法》没有规定本法仅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 的法律关系,也没有具体列举何为"涉外因素".日本 专家认为,准确定义何为"涉外因素"相当困难,采取 具体列举重要连接点的方式界定"涉外因素"的做法 也不可取.原因如下:一是决定某种法律关系是否适用 冲突规范的因素很多,具体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且日本 学者对将哪些因素列举出来也有不同意见;二是在法 律适用中,法官应找到与案件事实最密切的法律予以 适用,因此原则上应将所有国家的法律规范同等对待, 具体列举通常是将本国认为重要的因素吸收进来,而 较少考虑被他国认为重要的因素,这与应同等对待所 有国家法律规范的国际私法原则相违背;三是一些与 国内相关的合同,并不一定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 也可以选择适用外国法,只要适用该外国法不违反日
本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四是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看,多数 国家不明确规定这一问题,日本的做法与这些国家的 做法基本一致
日本专家建议,中国立法者对这一问题可采用以 下立法模式解决:一是采取比利时等国家的做法,不明 确规定这一问题;二是仿效德国等国家的做法,概括性 的规定"案件事实与外国法有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 可适用冲突规范;三是若必须列举重要的连接点以避 免法官对某些涉外因素视而不见,也应当采取开放式 的列举方式,规定一个兜底条款.
国籍和惯常居所地
国籍和惯常居所地是《通则法》规定的用于确定 民事关系准据法的两个重要连接点.这两个连接点主 48中国^袁2010年6月25日
要用于确定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死亡,婚姻家庭,扶养, 监护,继承等人身关系的准据法.
日本专家介绍,以国籍作为人身关系准据法的主 要连结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当事人以某国为其 国籍国,不但表明该国与当事人具有较强联系,也表明 当事人对该国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国籍 一
般不会频繁更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透明性,可以 避免被滥用;三是运用起来比较方便,减少了法官的负 担.
《通则法》以惯常居所地代替了住所地,在整个法 律中只有个别条款采用了住所地这一概念.日本专家 介绍,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为了与海牙国际公约 相协调.日本加入了《海矛扶养义务法律冲突公约》和 《海牙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这两部国际公约,公约
为了协调各国的意见,采用惯常居所地作为确定人身 关系准据法的主要连结点;二是各国对住所的界定差 异较大,法官不易确定,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三是惯 常居所地一般是当事人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当 事人财产的主要所在地.与住所地相比,当事人与惯常 居所地的关系更为紧密.基于此,日本在确定人身关系 准据法时,以国籍为原则,以惯常居所地为例外,基本 不考虑住所地.
反致
反致涉及根据一个国家的冲突规范适用他国法律 时,是否包括适用这个国家的冲突规范.在制定《通则 法》时,日本对是否规定反致制度有较大争论.有的学 者认为,立法者一般是根据某一法律关系的固有性质 选择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承认反致实际上破坏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建立起来 的准据法制度,还有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恶性循环", 达不到制定冲突规范的目的.立法者并没有采纳这种 意见,仍规定了反致制度,其理由是:一是日本((.;--z--例》 早已规定了反致制度,从多年的实践看,并没有出现反 ;l芝曩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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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导致法律适用"恶性循环"的案件;二是反致可以增 加日本本国法适用的机会,减轻本国法官查明外国法 的负担;三是反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本国法主义 和住所地法主义产生的对立.
《通则法》第41条规定:"根据本法规定应当适用 当事人本国法,而依当事人本国法应适用日本法的,使 用日本的实体法.但是依本法第25条(含第26条第 1款及第27条准用的情形)或者第32条应依当事人本
国法的情形除外."日本专家介绍,理解《通则法》第 41条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根据该法,适用当事人本 国法的领域主要涉及人身关系,例如自然人的行为能 力,监护,婚姻家庭,收养,继承等.因此,日本反致适用 的范围仅限于人身领域,合同,侵权等领域原则上不使 用反致.二是该法第25条关于婚姻效力的规定以及第 32条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不使用反致.根据这两 条的规定,婚姻效力或者父母子女关系都是采用双方 当事人共同的连接因素.例如第25条规定,婚姻效力 首先适用双方的共同本国法;没有共同本国法的,适 用共同惯常居所地法;没有共同惯常居所地法的,适 用与夫妻双方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样规定的初衷 是为了体现两性平等,若使用反致,就不能体现这一原 则.例如,夫妻双方都是A国人,丈夫的住所在日本,妻 子的住所在A国,现双方因婚姻效力问题在日本诉讼, 根据日本法应适用双方共同的本国法,即A国法,若适 用反致,依据A国的冲突法,婚姻效力适用男子一方的 住所地法,即日本法.这种适用结果与日本法第25条 的立法目的不符.
公共秩序保留
《通则法》第42条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根据该规 定,外国法违反日本的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不适 用该外国法.日本专家介绍,制定《通则法》过程中,学 者对规定公共秩序保留没有异议.争论点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
一
是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后应如何 处理.多数学者认为,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 后,应当适用日本法;有的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
外国法适用后的处理方式应当灵活一些,并不必然以 本国法代替外国法,可以适用该外国法中其他可适用 的规定或者该外国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其他相关外国 法的规定;还有的认为,排除外国法适用后,应当依据 最密切联系原则重新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考虑到对 这一问题有较大争论,日本立法者认为,《通则法》对此 不作规定为宜,可由法官在实践中灵活处理. 日本议会大楼
二是是否在公共秩序保留外另设"绝对性强行 规范的直接适用"条款.日本的反垄断法,外汇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利息限制法等都属于强行规范.有的学 者提出,这些规范应该直接适用,当事人也必须遵守, 没有适用其他国家法律的余地.法律应对此明确规定. 立法者认为,这些强行规范应当直接适用,但明确界定 何为强行规范非常困难.若不明确界定,仅设立内容抽 象,模糊的条款,如规定"绝对性强行规范的直接适 用",又有可能给实务带来适用混乱.因此,不明确规定 此问题,法官在实务中可以解释的方法用其他制度解 决,例如扩大适用公共秩序保留.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通则法》第4条规定了自然人行为能力应当适用 的准据法.与《法例》相比,《通则法》明确了两点. 一
是仅规定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准据法.《法例》 规定,人的能力依照其本国法确定.有的学者提出, 《法例》中"能力"的含义不清,是否包括权利能力也 不明确,在实践中导致了理解不一.同时,考虑到涉及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出生,死亡等法律问题基本都与继 承有关,可适用继承的准据法.《通则法》对继承准据
法已有明确规定,立法者没有再单独规定自然人权利 能力的准据法,而是将《法例》中的"能力"修改为"行 为能力"
二是出于保护行为地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目 的,在自然人行为能力法律适用问题上,很多国家在坚 持适用当事人属人法的前提下,均设置相关例外条款, 即在当事人依属人法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如果依 2010年6月25口中国天虫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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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为地法该当事人有行为能力,则应被视为有行为 能力.日本《法例》也有类似规定,但其保护的对象仅 局限于在日本实施的交易.《通则法》扩大了适用范围, 规定不论行为在何地实施,只要当事人在实施该法律 行为时均在同一地,且依该地法律当事人有行为能力 的,则应被视为具有行为能力.日本专家认为,这一修 改体现了内国法同外国法的平等,更符合现代国际私 法的理念.
合同
《法例》和《通则法》均未就"合同"问题进行直接 规定,而是使用"法律行为"的表述.由于物权法律行 为,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已经在其他部分进行 专门规定,该"法律行为"一般理解为仅限于债权法律 行为,因此该"法律行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合同之 债.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
关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在当事人做出法律选择 的情况下,《通则法》和《法例》一致,都承认当事人意 思自治;但在当事人未作选择的情况下,《法例》采用的
是行为地法,而《通则法》适用的是最密切联系地法, 同时采纳了特征履行的理论,以实现最密切联系原则 的可操作性,即如果合同的特征履行仅由一方当事人 实施,则该方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被推定为合同最密 切联系地.对该项规定,日本理论和实务界一般认为, 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许多合同并不能通过特征履行理 论确定准据法,此时还是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因 此,特征履行理论仅应当作为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 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选择规则.
(二)消费者合同和劳务合同的特殊规定
《法例》并没有涉及这两个领域.《通则法》顺应近 年来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出于保护弱者利益的考虑, 对这两部分内容作了专门的规定.
1.消费者合同
《通则法》对于消费者合同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重要 内容:一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排除适用.为了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通则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 没有选择准据法,则不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消 费者合同的准据法,此时消费者合同应适用消费者惯 常居所地法.二是消费者强制性保护规则的适用.《通 则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 力,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作为准 据法,只要消费者向企业表达了应适用其惯常居所地 法中强制性规则的意思,该强制性规则应予以适用.依 50幸霹^2010年6月25日
照该规定,只有消费者提出主张,才可以享受其惯常居 所地法强制性规则的保护.这一点和欧盟的作法不同, 后者没有设置这种条件.就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通 则法》对消费者保护力度不够,但日本实务界认为,由
法官对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和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进 行查明并做出比较,会加重法官负担,也不利于节省司 法成本,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因此,宜由当事人自行 比较选择.三是例外规定.为了实现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的平衡,避免对企业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害,《通则法》第 11条第6款规定,如果消费者合同与企业所在地有更 密切的联系,或者因产品的国际流通企业对法律适用 完全不可预测,上述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特殊规则将不 适用.具体情形包括:消费者前往营业者营业地签订 合同,或者消费者在该营业地接受合同的全部履行; 签订合同时营业者有合理理由不知消费者的惯常居所 地;签订合同时营业者有合理理由误认对方不是消费 者.
2.劳动合同
与消费者合同一样,《通则法》对劳动合同的法律 适用也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法第12条第1款,对于劳 动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如果当事人选择最密切联系地 之外的其他法律作为准据法,只要劳动者向企业表达 了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中强制性规则的意思,该强制 性规则将得到适用.
婚姻
对婚姻成立的准据法,《通则法》区分婚姻成立的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例如法定 婚龄,是否允许近亲结婚等,要同时适用双方当事人本 国法的规定.对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重叠适用双方当 事人本国法,主要是考虑到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涉及 每一方当事人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政策选择 等因素,因此适用条件要严格一些.与之相反,对婚姻 成立的形式要件(即婚姻方式),《通则法》则规定了选
择性的连接点,既可以适用婚姻缔结地法,也可以适用 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日本专家介绍,这主要是考 虑到婚姻方式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对准据法 的设定要有利于使婚姻从形式上成立.这与国际发展 趋势是一致的.
对婚姻效力和离婚,《通则法》规定了阶梯性的适 用连接点.首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本国法;没有共 同本国法的,适用共同惯常居所地法;没有惯常居所地 法的,适用与夫妻双方有最密切联系地法.该规定体现 了两性平等原则.
继承
对法定继承的准据法,根据《通则法》第36条的 规定,对于被继承人的所有财产,不区分动产和不动 产,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日本专家认为,对于 法定继承,虽然有的国家区分动产和不动产规定了不 同的准据法,但对于被继承人财产分布在不同国家或 者区域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遗产受多个 法律支配的情况,给法院查明法律带来较大困难.与之 相反,不管被继承人的财产分布在几个国家,也无论遗 产是动产还是不劝产,统一适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法律,简单方便,有利于纠纷及时解决.在立法过程中, 也有学者建议法定继承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惯常居所 地法,但立法者认为,惯常居所地的概念并不如国籍明 确,有可能给判断带来困难.
对于遗嘱继承的准据法,《通则法》区分三种情况 作了规定:一是遗嘱生效的实质要件适用被继承人立 遗嘱时的本国法;二是遗嘱的撤销适用被继承人撤销 遗嘱时的本国法;三是对遗嘱的方式(即遗嘱的形式
要件),日本将《海牙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转化为 国内法,制定了专门的《有关遗嘱方式准据法的法律》. 根据该法的规定,符合下列法律之一的,遗嘱方式即 为有效:1.行为地法;2.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国 籍所属国法;5.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住所地法; 4.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惯常居所地法;5.不动产 的遗嘱,依不动产所在地法.该规定符合国际上通行的 "有利于遗嘱方式有效"的原则.
侵权
(一)原则上损害结果发生地取代了原因事实发生地 在侵权行为法律关系适用的规则上,当前国际上 的主流观点认为,同维护侵权行为地的公共秩序相比, 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填补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日本此 次国际私法改革即受到该种观点的影响.《法例》对侵 权行为法律关系适用所确定的连接结点是"原因事实 发生地",即侵权行为地;但"原因事实发生地"的含义 颇具争议,有时不易确定.《通则法》作了修改,规定适 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但如果加害人不能预见损害结 果在该地发生的,则应适用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加害 人不能预见"是指对结果发生地的不能预见,而非损害 结果的不能预见
(二)特殊类型侵权
《法例》仅规定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原则性条 款,对于特殊类型的侵权并没有专门规定.《通则法》分 别在第18条和第19条就产品责任和名誉或者信用侵 《泛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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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对于产品责任,日本主流 的观点认为应适用市场地法.一方面,市场是生产者与
受害者(产品取得者)的交汇点.市场地与双方当事人 均具有较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市场地法对双方当事 人而言具有中立性,适用该法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 的平衡.第18条将最终消费者取得产品的地方视为市 场地.产品责任原则上应适用受害人取得产品地法.但 是,出于对生产者利益的合理保护,在通常情况下无法 预测产品在该地交付的,则适用生产者的主要营业所 所在地法.
对于由侵害他人名誉或者信用而产生的侵权责 任,《通则法》第19条规定应适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 受害人为法人及其他社团或者财团时,则适用其主要 营业所所在地法.适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不仅是为 了保护受害人,也考虑到适用该地法律对加害人而言 也具有一定的预见可能性.同时,即使对受害人名誉或 信用的侵害发生于多个法域,通常在受害人惯常居所 地造成的损害后果也是最大的.
(三)最密切联系和当事人意思自治
适当地增加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灵活性为日本此 次国际私法改革所关注,该灵活性体现在连接点的软化 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上. 除了损害结果发生地作为一般原则外,《通则法》 规定了两种情形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作为特殊规则: 一
是当事人在同一法域具有惯常居所;二是侵权系违 反当事人问已有合同义务(或称合同和侵权的竞合).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如当事 人共同居所地法等).
在侵权法律适用领域,传统上各国一般都基于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考虑,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然而,
近来的发展趋势却是强调侵权的私益性质,侧重对受 害人损失的填补及当事人之间利益的调整,加之因侵 权产生的债权多表现为金钱债权,可由当事人自由处 分.当前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侵权法律适用领 域,应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通则法》反 映了这一趋势,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变 更根据法定连结点而确定的准据法.
(四)双重可诉规则
《法例》规定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法院地法和外 国准据法的重叠适用.此次日本国际私法改革,这项规 则仍继续保留.该项规则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普遍批评, 日本参议院在《通则法》(附带决议)中说明,该问题是 "将来法律修改的课题".囡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2010年6月25H幸^虫51
范文二：《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比较
1. 关于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21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此条规定是一个有条件选择适用法的冲突规则。当冲突发生时应当首先适用双方的经常居住地法律；如果不存在共同居住地的话，看双方是否存在共同国籍，有的话适用，在没有共同国籍的情况下，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或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相较两部法律的规定，显然《民法通则》关于婚姻关系的规定较为概括和笼统。《法律适用法》不仅适用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在国外结婚的情形，并且还适用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公民在外国结婚的情况。这不仅弥补了《民法通则》中主体单一的弊端，并且也解决了连接点单一的缺陷，可以降低单单依照婚姻缔结地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会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结果，实现司法的公正。 2．结婚手续的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22条规定：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在《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关于结婚手续的规定，仅民政部1983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婚姻登记中几个涉外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中关于领事结婚的效力、外国人在华登记结婚的效力的规定。由于我国实行民事登记制度，在《法律适用法》实行后只要符合婚姻缔结地法、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三个国家法律中的任何一个法律即可，这就大大扩大了符合结婚登记的条件，扩大了主体的范围。
3.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25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关于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在我国之前的法律中并没有相关规定。《法律适用法》中的此条规定是一个有条件选择适用法的冲突规则。首先适用于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处理父母子女关系，只有当共同经常居住地不存在，即各方不在同一个国家居住，才可以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在充分考虑“弱者权益保护”的前提下，在此两者中选择其一。该条规定自始至终贯彻着“保护弱者权益”的思想。
4.离婚的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26条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这条规定也是一个有条件选择适用法的冲突规则。双方当事人选择协议离婚的方式结束婚姻关系时最先适用的应该是一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经常居所地法律适用于双方均未选择法律的的情况，共同国籍国法律适用于双方没有共同居所地的情况；不具有共同国籍的则直接适用协议离婚的手续办理所在地。因此《法律适用法》第26条的规定弥补了《民法通则》中对涉外离婚主体的限制，体现了国际私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并且与《法律适用法》中的结婚条件以及离婚后的夫妻关系、扶养关系、监护关系等的法律适用规则相呼应，确保了条文前后逻辑的严谨性。
《法律适用法》较之《民法通则》的先进性
第一，主体的周延性大大加强。
第二，存在多种连接点。
第三，注意区分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的不同特点。
第四，贯彻了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重点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五，针对实践中的婚姻家庭关系问题做出全新的规定。
综上所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仅仅在中国立法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更彰显着中国国际私法的现代化，它对于促进世界体系之间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各国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的巨大贡献。
范文三：日本2007年《法律适用通则法》评介
日本2007年《法律适用通则法》评介(一) (2009-07-28 1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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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内容提要] 2007年1月1日，全面修正后的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正式实施。为使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适用通则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修正《法例》的过程和原因，阐述了《法例》的修正内容，提出了《法例》的修正是承袭日本法律传统，吸收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成果，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的观点。本文还对《法律适用通则法》中的两个修正条款提出了商榷意见。
[关键词] 日本 通则法 继受 创新 评介
制定于1898年的日本《法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继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之后的一部成文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2002年5月，日本开始对这部已实施百年的法规进行了全面的修正，[1] 修正工作历时4年，于2006年6月15日结束。我国正在制订《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日本修正《法例》的经验及《法律适用通则法》的若干规定是值得借鉴的。本文拟对《法律适用通则法》的修正情况做以介绍，对《法律适用通则法》的内容、特点、创新和发展做以评介。
[1] 《法律适用通则法》颁布时使用“2006年6月21日制定、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修正《法例》(明治三十一年法律第十号)”用语。
一、《法例》修正的过程与修正的原因
1898年6月21日，日本颁布了被日本法学界称之为“国际私法基本法”的《法例》，用以调整日趋复杂的涉外民事关系。《法例》实施过程中，曾于1942年、1947年、1964年、1986年先后4次对个别条文进行过修正，[1] 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法学界就开始酝酿全面修正《法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被列入立法规划，全面修正《法例》的愿望未能如愿实现。日本国会虽未将全面修正《法例》列入立法规划，但还是尊重民意，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于1989年、1999年对《法例》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正。
1989年对《法例》的修正主要集中在涉外身份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上。日本是一个夫权制严重的国家，夫权制在《法例》中的反映就是规定在婚姻效力、夫妻财产制、离婚等涉外关系中均优先适用丈夫的本国法;规定在涉外父母子女关系中父亲本国法的适用优先于母亲本国法的适用，确立了涉外身份关系准据法的确定以丈夫或父亲的国籍为中心原则。1989年日本对《法例》这一法律制度和法律适用原则作了重大修改，赋予夫妻双方本国法以平等地位，规定涉外身份关系夫妻双方本国法平等适用。此外，修正后的《法例》吸收了属地法原则，规定夫妇共同居住地国家的法律或与他们关系最密切国家的法律是夫妻本国法的补充性法律，夫妻本国法无法适用时可作为准据法。
1999年对《法例》的修正主要集中在自然人能力与监护法律适用的规定上。20世纪末的日本已呈现出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为了适应高龄社会的状况及健全残疾人福利制度，日本国会于1999年12月1日通过了《关干部分修改民法的法律》、《任意监护合同法》、《监护登记法》和《关于伴随施行〈关于部分修改民法的法律〉修改有关法律的法律》等民事法律，并于2000年4月1日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对《法例》第3条、第4条、第5条、第24条、第25条等关于自然人的条款进行了修正。为了保护判断能力较弱的痴呆性高龄老人、智能残疾人等人员，《法例》将禁治产、准禁治产制度改为监护与保佐制度。[2]
进入21世纪不久，日本启动了全面修正《法例》程序，拉开了修正《法例》的帷幕。2002年5月，日本法制审议会设置了国际私法部门会议，开始对《法例》需要修正的地方进行了详细的研讨;2004年3月22日，《与国际私法的现代化有关的纲要试行办法》被制定出来，开始征求意见;2004年9月6日，法制审议会通过了《与国际私法的现代化有关的纲要》;2006年6月15日，修正后的《法例》被正式冠名为《法律适用通则法》提交国
会审议，国会以全体一致的全票通过。全票通过一部法律在日本立法史上是少见的，这反映出《法例》的修正是成功的，日本各界的认可程度是空前的。修正后的《法律适用通则法》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日本全面修正《法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都存在，综合来看，主要原因有:(1)《法例》自明治31年(1898年)制定以来，虽经过6次修正，其中1989年、1999年的两次修正可称为重大修订，但从未进行过全面的修正，实施了100多年的法律有许多内容已经陈旧，无法调整日新月异的社会关系，修正《法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日本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法制现代化进程急速加剧，日本经济国际化特征明显，日本国民与他国公民之间的国际交往、日本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日本已是移民国家，在日本就业的外国人数量很大，日本经济、社会这些发展变化要求法律与之相适应，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相对落后的状况亟待改变。(3)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颁行后先后进行了22次修改， [3]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日本更是明显加快了民法现代化的步伐，从1999年到2004年6年时间里，先后对《民法典》进行了5次修改， [4] 其中2004年这次修改是在借鉴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韩国等国家民事法律基础之上完成的，修改规模之大，修改内容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是一次“大变革”，实现了“民法典的现代语化”。[5] 《法例》是以民事法律为基础的调整涉外民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民事法律变革性的修改了，《法例》变革性的修改势在必行。(4)各国制定、修改本国及本地区国际私法的立法活动对日本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欧洲诸国国际私法现代化的趋势明显，1980年6月19日欧洲共同体缔结了《罗马国际合同债务的法律适用公约》，1986年7月25日联邦德国公布了《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1999年德国通过《民法施行法》修正案，1987年12月18日瑞士通过了《瑞士联邦国际私法》，1995年5月31日意大利通过了《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这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活动推动了日本修正《法例》的进程。1995年11月8日，英国制定了《英国国际私法(杂项规定)》，该法的颁行对日本的促动也是很大的。(5)韩国修改《涉外私法》增加了日本修正《法例》的紧迫感。1962年1月15日，韩国以德国《民法施行法》和日本《法例》为基础制定了《涉外私法》。2001年3月8日，韩国国会批准了“涉外私法改正法律案”，并于同年4月7日以第6455号法律公布，公布时使用了《韩国国际私法》称谓。《韩国国际私法》对《涉外私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根本改变了准据法选择原则，规定了被视为国际程序法核心的管辖权原则，催生了作为现实解
决涉外案件原则法的国际私法。”[6] 一直被视为《法例》翻版的《涉外私法》被脱胎换骨的修改了，学生超过了先生。日本不愿意接受国际私法立法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现实，加快了修正《法例》的步伐。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全面修正《法例》的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
[1] 李双元 欧永福 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上册 冲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2] 陈小云:《日本国际私法发展的最新动向研究》，http//www.kantsuu.com。 [3] 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 修改时间为19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
[5] 同注2，第447页。
[6] 崔公雄著、韩常顺译:“涉外私法修订的意义与特征(上)，”载2001年4月9日韩国《法律新闻》第2971号。
二、《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的修正概况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其修正概况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个方
面:
1( 名称修正，由《法例》改为《法律适用通则法》。《法律适用通则法》
的称谓对我们
来说似乎比较陌生，其实不然，《法律适用通则法》就是法律适用法，这一名称反映出这部法律的本质特征，“通则”一词表示这部法律是国际私法的基本法，兼具总则、分则内容。修改这部法律名称的原因有二:一是与亚洲国家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的名称大体上保持一致;二是《法例》的称谓晦涩，难懂，未能反映出这部法律的特征，而《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称谓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方便记忆，有利于施行。
2(体例修正，《法例》不分总则、通则，不分章节，采用条款排序的体例。《法律适用通则法》体例上分为总则、通则，通则又细化为法律的通则和准据法的通则，全文采用章节排序的体例，计有3章7节、附有附则和补则，这种体例条理清晰，结构严谨，法典化的性质凸显。
3(条款数量大幅度增加，《法例》计有30条49款，[1] 《法律适用通则法》计有52条105款，增加了22条56款，调整的范围扩大，调整的内容增加，调整的程度深化，许多法律规定与国际社会通行规则接轨。
4(内容修正，《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其修正的方式可以分为增加、修改、保留和删除4种形式。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的修正主要是对其内容的修正，下面对《法律适用通则法》修正《法例》内容的情况予以详细介绍。
[1] 此数字为1898年《法例》的条款数目。
三、《法律适用通则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总则，总则只有1条规定，阐明了立法宗旨(第1条)，该条为新增的条款。
第二章是关于法律的通则，该章的规定有2条，一条是《法律适用通则法》施行时间的规定(第2条);一条是习惯法的规定，(第3条)。该章是新设的，两个条款是保留的，与《法例》第1条、第2条的规定相同。
第三章是关于准据法的通则，共有7节。
第一节是自然人的规定，有3个条文(第4-6条)。第4条有3款，第1款将《法例》第3条“人的能力，依其本国法而定”修正为人的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而定;第2款规定“法律行为者依其本国法虽为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人，但依行为地法应为有能力时，只限为该法律行为时所有的当事人在同一法域，则不拘前款规定，该法律行为者为有行为能力;”第3款规定上述两款不适用于亲属法或继承法规定的法律行为及有关在外国的不动产的法律行为。第5条是新增的监护开始的审判规定。第6条是失踪宣告的规定，生死不明者生存最后时刻在日本有住所或具有日本国籍的，法院可依日本法实行失踪宣告;生死不明者的财产在日本时，仅限于该财产法院可以依日本法律实行失踪宣告。
第二节是法律行为的规定，有6个条文(第7-12条)。该节名称虽为“法律行为，”其实质是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法律适用通则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修改较大，增加的内容较多。
第三节是物权等权利的规定，有1个条文(第13条)，与《法例》第10条的规定相同。
第四节是债权的规定，有10个条款(第14-23条)。《法例》关于债权的规定比较简单，有两条4款，《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关于债权的规定全部做了修改，并增加了8条新的规定。
第五节是亲属家庭的规定，有11个条文(第24-35条)。亲属家庭法律适用的规定与《法例》的规定基本一致，个别条款略加修改。
第六节是继承的规定，有2个条文(第36-37条)。《法律适用通则法》承继了《法例》关于继承的规定，未做任何修改。
第七节是补则，有6个条文(第38-43条)。补则保留了《法例》的规定，其内容有:(1)国籍积极冲突时本国法的确定(第38条);(2)经常居所地法的确定。应依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而其经常居所地不明时，依其居所地法(第39条);(3)人际法的确定。当事人具有法律因人而异的国家的国籍时，以该国规则指定的法律为当事人的本国法。如无此种规则时，以与当事人关系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其本国法(第40条);(4)部分接受反致(第41条);(5)外国法的适用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时排除适用(第42条);(6)本章的规定对因夫妻、父母子女及其他亲属关系而发生的扶养义务、对遗嘱方式不适用(第43条)。
附则是新增加的内容，有9个条款(第1-9条)，规定了《法律适用通则法》的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法律适用通则法》从公布之日起算不超过1年的范围内由政令确定实施日期(第1条)，修改后的法律具有溯及力(第2、3条)，民法等法律中与该法相抵触的条款的删除(第4-9条)。
四、《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日本法律传统的承袭与坚守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吸收了国际社会及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成果，使其焕然一新，堪与各国国际私法媲美，但《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的修正并非打破沙锅另起炉灶，而是把移植法与本土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承袭与坚守日本法律传统基础上创新，在考量和注重日本国情条件下发展。《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日本法律传统的承袭与坚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继受外国法的历史传统。日本有移植外国法的传统，大化革新时期继受隋唐律法、德川幕府时期继受《大明律》;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继受欧洲大陆法;1945年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继受美国法，所以，称日本是继受法国家，是擅长“拿来主义”的民族并不为过。《法例》的制定是一个“拿来”的过程。《法例》是民法的附属法，又称为《关于法律运用诸事项的法律》。[1] 《法例》的制订与民法的制订是同步的。1870年明治政府组织
箕作麟祥等法学家翻译《法国民法典》， 1873年司法省聘请法国自然法学家波阿索纳德来日编纂民法，1878年完成民法草案编纂工作，1890年公布，决定1893年实施。民法典草案受到以法国法学者为主的实施派的支持，遭到以英国法学者为主的延期派的抵制，其中对《法例》的抵制理由是破坏了固有的习惯，在国际私法方面过度采用新主义。1892年，议会审议是否应延期实施民法典，贵族院以123票对61票通过延期法案，宣告民法典草案流产。1893年3月，明治政府组建了由内阁大臣伊藤博文为总裁，延期派穗积陈重、富井政章，实施派梅谦次郎为委员的法典调查会，以德国《民法典》、《民法施行法》为蓝本，参考奥地利民法典、瑞士债务法、英国债务法制订新民法草案和《法例》，1898年新民法草案、《法例》通过议会审议，同年7月16日实施。
《法例》的修正过程同样是继受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成果，吸收国际社会立法经验的过程。《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例》的修正主要集中在法律行为和债权两部分，这两部分修正的内容，我们可以从1980年欧洲共同体《罗马国际合同债务的法律适用公约》、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1999年德国《民法施行法》修正案、2001年《韩国国际私法》中寻找到法律渊源及相同或相似的规定，总体说来，《法律适用通则法》的主要特征是继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的立法内容不多，其发展主要是相对《法例》而言的。
2(坚持移植法与本土法相结合。《法例》是继受德国《民法施行法》的产物，但《法例》对《民法施行法》的继受不是机械的照搬，不是法律的国别转移，而是在继受过程中坚持移植法与本土法相结合原则，将本国法的精神溶入继受法之中，这种溶入，主要体现在习惯法与特别法适用的规定上。《法例》第2条规定了习惯法的法律地位:(1)法令未规定之事项有补充之效力，为第二法源;(2)法令中特别指定之时有优先之效力。对于特别法，日本民法亦规定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特别法缺位其规定，始适用普通法。[2] 这些规定为日本习惯法与特别法在涉外民事关系中适用留下了宽阔的空间。所以，《法例》在本质上是本土法与移植法、西方人本主义与日本权威主义、西方自由思想与日本专制思想协调共处的结果。[3] 法律是文化的载体，“迄今为止日本传统法律文化并未被继受法所带来的异质法律文化所完全同化”。[4]
《法律适用通则法》坚守《法例》关于习惯法效力的规定，将其完整地保留在修订后的法律之中。《法律适用通则法》第11条规定消费合同不得排除强行法的适用，第12条规定劳动合同不得排除强行法的适用，第42条规定应适用的外国法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排除适用，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为本国法适用开辟了道路，把移植法的适用与本土法的适用有机的结合起来。
3(采取概括性方式立法，为判例的适用留出空间。《法律适用通则法》在条文数量上比《法例》增加了22条，达到52条，但与瑞士等国家国际私法有一、二百个条文相比，《法律适用通则法》仍属概括性立法。概括性立法从“通则”一词的使用也表现出来。“通则”表明该法是基本法，相关法律不得与其相悖;表明该法是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原则性规定;
表明该法既有总则性质的一般性规定，也有分则性质的具体规定。概括性立法的目的是为判例的适用留出空间。日本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但在国际私法领域，判例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于《法例》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过于简单、不便适用的争议，依判例处理。为使判例规范化，日本1965年、1966年先后编撰了《判例体系中的国际私法》(第1、2卷)，1967年编撰了《涉外判例百案》，并把这些判例汇编作为法院审判涉外民事案件的依据。[5] 在此后的时间里，法院创制判例的实践一直在延续，由判例及习惯构成的法律体系被日本法学界形象地称为“活的法”。《法律适用通则法》承袭《法例》概括性方式立法，是充分考虑日本国情、日本的立法、司法传统及判例在日本法律中的地位的。在立法时为判例留出一席之地也为移植法与本土法融合创造了方便条件。
4(坚持并强化了法典化的立法方式。日本《法例》制定时没有采用法国散见式立法模式将冲突规范置于民法条款之中，而是继受德国法典化立法模式将冲突规范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制定成单行法规，起点较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私法的立法呈现出法典化趋势，《法例》的修正与时俱进，与国际社会国际私法立法趋势接轨，修正后的《法律适用通则法》不仅在形式上保持了法典化，以独立的法律形式出现，在体例结构上也实现了法典化，设置了总则、通则、附则和补则。但我们也注意到，《法律适用通则法》的法典化是不彻底的，“法律的通则”和“准据法的通则”是对法律和准据法的一般性原则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时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与之配套。
5(坚持小国际私法观点和民商分立原则。在国际私法范围的确定上，《法律适用通则法》继续承袭《法例》的小国际私法观点，坚持国际私法由单一的冲突规范组成，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管辖权规范、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外国仲裁裁决规范以及如何适用国际统一实体法的规范未规定在《法律适用通则法》中。《法律适用通则法》坚持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原则，《法律适用通则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各国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商事法律关系如何调整《法律适用通则法》未做明确规定。
6(接受反致但限制适用范围
1898年《法例》规定了反致制度，《法律适用通则法》坚持接受反致但对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在婚姻效力、离婚、父母子女关系等法律关系中，冲突规范指引的法律是当事人本国法时，当事人本国法适用。对于是否接受转致和间接反致，未做明确规定。
[1] 赵立新著:《日本法制现代化之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2] [日]富井政章著、陈海赢、陈海超译:《民法原理(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点校序言第8-9页、第54-58页。
[3] 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部分第1-4页、华夏、赵立新、[日]真田芳宪著:《日本法的继受与法律文化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47页、赵立新著:《日本法制现代化之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11页。
[4] 华夏、赵立新、[日]真田芳宪著:《日本法的继受与法律文化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3页。
五、《法律适用通则法》的创新与发展
《法律适用通则法》在扬弃《法例》的过程中创新，在承袭本国法律传统、吸收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成果基础上发展，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立法颇具新意。
1(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意思自治原则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首次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规定“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的任何时候，当事人均可以通过协议方式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 [1] 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发展了瑞士的规定，将意思自治原则完全引入侵权领域，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争议发生后合意选择适用于侵权之债的准据法。”《法律适用通则法》进一步扩大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规定合同、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且规定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所生之债也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法律适用通则法》规定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方法很有特色，该法没有直接规定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是以当事人可以合意变更侵权行为适用加害行为结果发生地法或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变更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原因事实发生地法的间接方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
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这样规定既保证了事实发生地法律的适用，又尊重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愿，使法律适用更具灵活性。
2(属人法连接点扩大。大陆法系国家以国籍作为属人法时连接点，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作为属人法时连接点，两大法系属人法融合过程中产生了居所这一连接点，新近订立的国际私法条约和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又把惯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将其作为属人法的选择性和补充性连接点。《法律适用通则法》顺应社会的变化，扩大了属人法连接点的范围，引入经常居住地连接点作为国籍、住所、居所的补充，与当代国际私法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3(立法技术娴熟，法律规定严谨。《法律适用通则法》的许多条款使用了限制性定语，对法律选择的时间或者空间进行限定。例如，《法律适用通则法》第6条规定生死不明者的财产在日本时，法院可作出失踪宣告，但要求“仅限于该财产法院依日本法进行失踪宣告;”第8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但要求必须是实施“该法律行为时”与其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此种规定有多处，这样立法使法律规定严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连接点软化处理得到强化。1898年《法例》主要以单一的客观性连接点为标志确定准据法，《法例》数次修正中不断对连接点进行软化处理，单一的连接点，机械的指引准据法的情况不断地得到改变。《法律适用通则法》强化连接点的软化处理，较好地贯彻了弹性连接原则。《法律适用通则法》对连接点的软化处理采用了以下几种形式:(1)主观连接点、主客观结合性的连接点适用领域扩大，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范围更广，扩展到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婚姻效力、本国法的确定、人际法等领域。(2)复数连接点数量增加。属人法的连接点在国籍、住所、居所基础上增加了经常居住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连接点在事实发生地之外增加了共同居所。此类规定较多，不一一枚举。(3)主观性、客观性、主客观结合性的连接点混合使用，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有所侧重。合同的法律适用，以主观性连接点确定的法律为主，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补充以客观性连接点指引的法律;而侵权法律适用，以客观性连接点指引的法律为主，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意思自治为补充，这种法律选择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规定，在保证法律强制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4)同类法律关系、同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分割指定。以合同准据法的指定为例，《法律适用通则法》把合同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合同，指特殊合同以外的合同;一类是特殊合同，有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两种。一般合同依合同法律适用普遍性原则确定准据法，而特殊合同则根据合同特殊性规定特殊的准据法确定原则。对同一合同，又分割为实质要件和
形式要件，分别确定准据法。合同实质要件的准据法，主要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合同形式要件准据法的确定规定的相对宽松，符合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和行为地法律均为有效。设定或处分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合同的形式要件有特别要求，除符合上述法律外，还需要符合权利登记地法律。(5)任意选择性冲突规范、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的条款数量增加，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选择法律。
[1]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2条。
五、《法律适用通则法》的创新与发展
《法律适用通则法》在扬弃《法例》的过程中创新，在承袭本国法律传统、吸收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成果基础上发展，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立法颇具新意。
1(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意思自治原则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首次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规定“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的任何时候，当事人均可以通过协议方式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 [1] 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发展了瑞士的规定，将意思自治原则完全引入侵权领域，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争议发生后合意选择适用于侵权之债的准据法。”《法律适用通则法》进一步扩大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规定合同、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且规定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所生之债也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法律适用通则法》规定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方法很有特色，该法没有直接规定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是以当事人可以合意变更侵权行为适用加害行为结果发生地法或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变更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适用原因事实发生地法的间接方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这样规定既保证了事实发生地法律的适用，又尊重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愿，使法律适用更具灵活性。
2(属人法连接点扩大。大陆法系国家以国籍作为属人法时连接点，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作为属人法时连接点，两大法系属人法融合过程中产生了居所这一连接点，新近订立的国际私法条约和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又把惯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将其作为属人法的选
择性和补充性连接点。《法律适用通则法》顺应社会的变化，扩大了属人法连接点的范围，引入经常居住地连接点作为国籍、住所、居所的补充，与当代国际私法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3(立法技术娴熟，法律规定严谨。《法律适用通则法》的许多条款使用了限制性定语，对法律选择的时间或者空间进行限定。例如，《法律适用通则法》第6条规定生死不明者的财产在日本时，法院可作出失踪宣告，但要求“仅限于该财产法院依日本法进行失踪宣告;”第8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但要求必须是实施“该法律行为时”与其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此种规定有多处，这样立法使法律规定严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连接点软化处理得到强化。1898年《法例》主要以单一的客观性连接点为标志确定准据法，《法例》数次修正中不断对连接点进行软化处理，单一的连接点，机械的指引准据法的情况不断地得到改变。《法律适用通则法》强化连接点的软化处理，较好地贯彻了弹性连接原则。《法律适用通则法》对连接点的软化处理采用了以下几种形式:(1)主观连接点、主客观结合性的连接点适用领域扩大，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范围更广，扩展到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婚姻效力、本国法的确定、人际法等领域。(2)复数连接点数量增加。属人法的连接点在国籍、住所、居所基础上增加了经常居住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连接点在事实发生地之外增加了共同居所。此类规定较多，不一一枚举。(3)主观性、客观性、主客观结合性的连接点混合使用，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有所侧重。合同的法律适用，以主观性连接点确定的法律为主，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补充以客观性连接点指引的法律;而侵权法律适用，以客观性连接点指引的法律为主，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意思自治为补充，这种法律选择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规定，在保证法律强制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4)同类法律关系、同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分割指定。以合同准据法的指定为例，《法律适用通则法》把合同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合同，指特殊合同以外的合同;一类是特殊合同，有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两种。一般合同依合同法律适用普遍性原则确定准据法，而特殊合同则根据合同特殊性规定特殊的准据法确定原则。对同一合同，又分割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别确定准据法。合同实质要件的准据法，主要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合同形式要件准据法的确定规定的相对宽松，符合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和行为地法律均为有效。设定或处分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合同的形式要件有特别要求，除符合上述法律外，还需要符合权利登记地法律。(5)任意选择性冲突规范、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的条款数量增加，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选择法律。
[1]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2条。
5(设立监护开始的审判制度和监护制度。成年被监护人如果在日本有住所或居所时， 或者成年被监护人具有日本国籍的情况下，日本法院对监护开始的审判有诉讼管辖权。监护开始的审判的准据法，不论是原因还是效力都依日本法。监护开始的审判制度是为填补废除禁治产、准禁治产法律适用规定产生的法律空白设立的，目的是加强对成年被监护人的保护，使日本家庭裁判所对监护开始的审判具有实效性。许多国家没有相当于日本监护开始的审判这种辅助性的法律制度，对于具有这些国家国籍的人，因本国法不承认这一制度而无法在日本进行辅助开始的审判，所以非常不方便。
监护，保佐、辅助原则上依被监护人、被保佐人、被辅助人的本国法。对外国人的监护，依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具备了监护开始的原因，但在日本没有执行监护事务的人;或者在日本进行监护开始的审判时，法院对监护人的选任等的审判依日本法，以确保在日本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实效性。鉴于保佐、辅助的性质和监护的性质接近，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所以将其在同一条文中做同样的规定。
6(法律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在继受中有创新。法律行为的成立及效力依该法律行为发生时当事人选择的国家的法律。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是有效的，应适用其所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依与法律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地采用“特征给付理论”确定，当只有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具有特征性给付的情况下，该特征给付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法(营业所所在地法)可以被推定为最密切联系地法。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行为，推定不动产所在地法为与该法律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些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相一致，属于继受性规定。对当事人选择准据法在时间上予以限制，要求选择“法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允许当事人“二次意思自治，”可以变更适用于法律行为的成立及效力的法律，但准据法的变更不能对抗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些规定属创新性的规定。
法律行为方式依适用于法律行为成立的法律，符合行为地法的法律行为的方式为有效。跨不同法域的意思表示，以意思表示的发出地为行为地，跨不同法域的合同，只要符合发出要约通知的国家的法律或发出承诺通知的国家的法律之一的，法律行为方式即为有效。法律行为方式规定的创新点在于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不再囿于行为方式适用属地法原则;法律行为方式与两个国家相联系时，符合其中一国法律规定即为有效的规定符合“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做了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法律的一般性规定，强行法强制适用的特别规定，对消费合同做了法律适用的例外规定。消费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当事人选择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以外的法律为准据法，消费者向营业者表示应适用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法中特定的强行规定时，该强行规定得以适用。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依消费者的经常居所地法。如果消费者到营业者所在的外国缔结合同时，或消费者到营业所所在地的外国接受该消费合同的债务的全部履行的，这称之为“能动的消费者”，不适用上述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劳动合同的成立及其效力，当事人选择或变更而应适用的法律即使是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法以外的法律为准据法，只要劳动者对雇用者表明应适用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法中的特定的强行规定时，该强行规定得以适用。推定劳务提供地法为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7(法定债权法律适用规定的承袭与突破。《法律适用通则法》规定形成法定债权的法律事实有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纳入法定债权范畴，明确其性质，这在立法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法律适用通则法》规定，法定债权与其他债权一样，在实体上允许当事人任意处分，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当事人在事实发生后，侵权行为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可以变更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权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的法律。但侵害第三人权利时，该变更不得对抗该第三人。法定债权可以转让，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的效力依转让债权所应适用的法律，这些规定同样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法定债权法律适用承袭性的规定主要是:法定债权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是属地法则，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依其原因事实发生地法律，侵权行为依加害行为的结果发生地的法律，但通常不能遇见结果在该地发生时，依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法定债权法律适用的例外原则，考虑到其原因事实发生时或侵权行为时当事人在同一法域具有经常居所、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相关联所进行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以及其他情形，明显存在比依前条规定而应适用的
法律所属国有更密切的关系的国家时，则依该国的法律。对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坚持双重可诉原则。侵权行为应适用外国法时，应适用该外国法的事实依日本法并不构成侵权行为的，不得进行依该外国法的损害赔偿及其他处分之请求。侵权行为应适用外国法时，应适用该外国法的事实依该外国法以及日本法即使均构成侵权行为，除非是日本法律认可的损害赔偿或其他处分，受害人不得请求之。
《法律适用通则法》还将侵权行为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对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做了特别的规定。产品责任债权依加害行为的结果发生地法律。不能预见结果在该地发生时依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律。如果通常无法预见到会在该地方交付产品的，依生产者主营业所所在地法律。损害名誉或信用债权依被害人的经常居所地法。
五、《法律适用通则法》值得商榷的两个条款
制定、修正法律是一个国家行使立法主权的行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地理环境、道德观念自主地制定、修正本国法律的权力，对于国家所固有的立法权力，他人不得干涉，无权厚非。这里论及《法律适用通则法》值得商榷的两个条款，只是从法理上对其合理性进行探讨。
1(自然人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修正的不适当。《法例》规定，“人的能力，依其本国法而定，”《法律适用通则法》将其修正为“人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人的能力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修正后的规定仅涉及人之行为能力法律适用而使人之权利能力法律适用规定缺失，如此修正的理由是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法律冲突，不需要规定法律适用。这种解释与实际情况不符。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是各国的共识，但对于出生和死亡的标准各国法律规定是不同的，存在差异，存在法律冲突，从古到今一直如此。
在古日耳曼法时代，人的权利能力并非始于出生，而是始于生父的养育，父亲对其子有拒绝养育的权利，弃儿无权利能力。中世纪至十九世纪，日耳曼法要求权利能力的取得须具备:(1)婴儿须具有人类之形态，奇胎不得享有人格者;(2)须具有相当之生存能力，以非早产为必要。婴儿出生时具有生存之体重，始能享有人格者。[1] 纵观当今各国立法，虽都规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但对出生的定义并不一致，《日本民法典》第一条之三规定“私权的享有，始自出生，”但对“出生”未进行界定;《德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以“出生的完成”界定出生;《西班牙民法典》规定婴儿出生存活24小时才能取得权利能力，”以“存活24小时”界定出生。 [2] 胎儿的权利能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以出生为条件;多数国家对此未作规定。关于死亡，无论是自然死亡，还是法律死亡，各国法律的差异性更为突出。自然死亡的标准，采用脑死亡标准的国家有之，采用呼吸停止标准的国家有之，采用心脏停止跳动标准的国家有之;法律死亡的标准，采用失踪宣告制度的国家有之，采用死亡宣告制度的国家有之，兼采死亡宣告制度和失踪宣告制度的国家有之;即使采用相同法律死亡制度的国家，在死亡宣告或失踪宣告的时间规定上也不相同。此外，各国法律规定的“推定存活制度”也是不同的，存在法律冲突，所以，《法律适用
通则法》将“人的能力，依其本国法而定”修正为“人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造成人的权利能力法律适用的缺失，是立法的倒退。
《法律适用通则法》对“人的能力”法律适用的修正与德国《民法施行法》关于“人的行为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有着密切的联系，《法例》是以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为蓝本制定的，二者之间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一直持续，时值今日，仍然可以从《法律适用通则法》中看到德国《民法施行法》对日本国际私法的深刻影响。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7条规定人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而2007年的《法律适用通则法》对该条规定仿而效之，将《民法施行法》第7条规定不走样的移植，抛弃了本国法中传统的合理的规定，无疑是一种倒退，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形容这种作法是“东施效颦”。
[1] 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2] 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2( 将合同表述为“法律行为”缺乏共性。1898年《法例》制定时没有使
用合同这一概
念，以“法律行为”这一称谓代替了合同，这种作法一直沿袭到现在。《法例》修正审议会上，讨论过将“法律行为”的表述改为“合同”，但没有通过，原因是实务上维持“法律行为”这个称谓也并非一定会产生障碍，故维持了“法律行为”的规定。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修改、解释、终止等的确都是法律行为，从这一角度理解合同，将合同称之为法律行为似乎并无不当。可法律行为是一个专有名词，指“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效果能得到法律承认所为的行为”，是“私法上行为的总称。”[?] 法律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比合同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得多，囊括合同但不等于合同。除日本外，各国都把法律行为和合同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使用，分别规定了各自的冲突规则，法律行为冲突一般适用行为地法律解决，合同法律冲突主要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法律行为和合同是种属关系，《法律适用通则法》将合同表述为“法律行为”抹杀了二者的区别，与世界各国立法格格不入，缺乏共性。
Comments on 2007 General rule of Law Application of Japan
Qi XiangQu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eking 100088)
Abstract: After roundly revised, the General rule of Law Application
of Japan has been came into force since Jan.1,2007. In order to let the law field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n it, this article detailedly introduces the process and cause of the
revision, expounds the matters that have been revised, then brings forward a point of view that the revision had made some innovations and evolutions on the basis that it has
followed the law tradition of Japan
and absorbed the legislative achievement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lso
some deliberating idea and view on revised items of expresses
the General rule of Law Application.
范文四：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英文版―word版
Act on the General Rules of Application of Laws
Law No. 10 of 1898
(as newly titled and amended 21 June 2006)
CHAPTER 1 GENERAL RULES
Article 1 [Purpose]
This law shall provide the general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CHAPTER 2 GENERAL RULES FOR STATUTES
Article 2 [Effective Date of Statutes]
A statute shall come into force from the twentieth day after its
promulgation.However,where a different effective date is provided by the statute, that date shall apply.
Article 3 [Customs with the Same Effect as Law]
Customs not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dre public)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law,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authorized by a statute or a statutory instrument, or that they concern matters not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a statute or a statutory instrument.
CHAPTER 3 GENERAL RULES ON APPLICABLE LAW
SECTION 1 PERSON
Article 4 [A Person’s Legal Capacity]
(1) The legal capacity of a person shall be governed by his or her national law.viii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where a person who has performed a juristic act is of full capacity under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ct was done (lex loci actus), that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as having full capacity to the extent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juristic act, all the parties were situated in a place under the same law.
(3)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either to a juristic act governed by family law or succession law, or to a juristic act regarding immovables situated in a place where the law differs from the lex loci actus.
Article 5 [Initiation of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The court may initiate proceedings for guardianship, curatorship, or assistan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itiation of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under Japanese law where the person to be subject to the guardianship, curatorship, or assistance has a domicile or residence in Japan or is a Japanese national.
Article 6 [Declaration of Disappearance]
(1) The court may declare a person to have disappeared under Japanese law where the person was domiciled in Japan or was a Japanese national at the time when he or she was last recognized as alive.
(2) Even where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not applicable, the court may declare a
person to have disappeared under Japanese law with regards only to the property that the person had in Japan and only to the person’s legal relations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or otherwise connected to Japan in light of their nature, the domicile or nationality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or other circumstances.
SECTION 2 JURISTIC ACTS
Article 7 [Choice of Applicable Law by the Parties]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juristic 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chosen by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of the act.
Article 8 [In the Absence of a Choice of Applicable Law by the Parties] (1) Where there is no choice under the preceding Article,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juristic 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 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at the time of the act.
(2)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where only one party is to effect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of the juristic act,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the juristic 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w of his or her habitual residence (i.e., the law of his or her place of business where that place of business is related to the act, or the law of his or her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where he or she has two or more places of business related to the act and where those laws differ).
(3) For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juristic act is immovables,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the 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immovables are situated.
Article 9 [Variation of Applicable Law by the Parties]
The parties may vary the law otherwise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juristic act. However, such variation shall not be asserted against third parties where it would be prejudicial to their rights.
Article 10 [Formalities of a Juristic Act]
(1) The formalities of a juristic 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act (where under the preceding Article the law was varied after the juristic act, the law applicable before the variation shall govern).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formalities tha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ct was done (lex loci actus) shall be effective.
(3)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where a declaration of intent is addressed to a person situated in a place under a different law, the place from where the notice was sent shall be deemed as the place of the act (locus actus). (4)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ormalities of a contract concluded between parties situated in places having different laws. In this case, notwithstanding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contract formalities tha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either the law of the place from where
the notice of offer was sent or the law of the place from where the notice of acceptance was sent shall be effective.
(5)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ormalities
of a juristic act that establishes or disposes of a right in rem to movables or immovables, or of a right requiring registration.
Article 11 [Special Rules for Consumer Contracts]
(1)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contract (excluding labor contrac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as “consumer contract”) between a consumer
(i.e., an individual, excluding those cases where the party acts as a business or for a business) and a business operator (i.e., a juridical person or other corporate association, or an individual in those cases where the party acts as a business or for a business), even where by choice under Article 7 or variation under Article 9, the applicable law would be a law other than that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when the consumer indicates to the business operator his or her intention that a particular mandatory rule from within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should apply, this mandatory rule shall also apply to the matters covered by the rule concerning the consumer contract’s formation and effect.
(2)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8, where no choice under Article 7 has been made,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consumer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3) In regar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nsumer contract, even where a law other than the law of a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is chosen under Article 7, when the consumer indicates to the business operator his or her intention that a particular mandatory rule from within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should apply
to the formalities of the consumer contract, only the mandatory rule shall apply to the matters covered by the rule concerning the consumer contract’s formalities,
irrespective of Article 10, paragraphs 1, 2, and 4.
(4) Where the law of a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is chosen under Article 7 with regar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nsumer contract, and when the consumer indicates to the business operator his or her intention that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should only apply to the formalities of a consumer contract, the formalities of the consumer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only by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irrespective of Article 10, paragraphs 2 and 4. (5)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10, paragraphs 1, 2, and 4, where there is no choice under Article 7 with regard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tract, the formalities of a consumer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6)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shall not apply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ases: (i) Where the business operator’s place of busines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
consumer contract is in a place under a law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and where the consumer comes to a place that has
the same law as that place of business to conclude the contract. However, excluding cases where the consumer, who is in the place of his or her habitual residence, is invited by the business operator to conclude the consumer contract in the place that has the same law as the place of business;
(ii) Where the business operator’s place of busines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
consumer contract is in a place under a law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and where the consumer has received or should receive the performance of all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sumer contract in a place that has the same law as that place of business. However, excluding cases where the consumer, who is in the place of his or her habitual residence, is invited by the business operator to have all obligations performed under the consumer contract in a place that has the same law as that place of business;
(iii) Where at the time of contracting the business operator did not know the consumer’s habitual residence and there we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not knowing this; or
(iv) Where at the time of contracting the business operator mistook the other party of the contract for not being a consumer and there we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this mistake.
Article 12 [Special Rules for Labor Contracts]
(1) Even where by choice under Article 7 or variation under Article 9, the applicable law to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labor contract is a law other than the law with which the contr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hen the employee indicates to the employer his or her intention that a particular mandatory rule from within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 employee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should apply, this mandatory rule shall also apply to the matters covered by the rule concerning the labor contract’s formation and effect.
(2)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a labor contr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work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tract (i.e.,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business through which the employee was engaged, where the work is not to be carried out in a particular place. The same applies for the next paragraph).
(3)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8, paragraph 2, where no choic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7 has been made with regards to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labor contract,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regarding its formation and effect the contract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work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tract.
SECTION 3 RIGHTS IN REM AND SO FORTH
Article 13 [Rights in Rem and Rights Requiring Registration]
(1) Rights in rem to movables and immovables and any other rights requiring registrat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property is situated (lex rei sitae).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acquisition and loss of the right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place where the property is situated (lex rei sitae) at the time when the events causing the acquisition or loss were completed.
Article 14 [Agency by Necessity and Unjust Enrichment]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arising from agency by necessity (negotiorum gestio)xi or unjust enrich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events causing the claims occurred.
Article 15 [Exception for Cases with a Clearly Closer Connection to Another Place]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Article,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arising from agency by necessity (negotiorum gestio) or unjust enrich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y are clearly more closely connected in light of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re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of events causing the claims both of the parties had their habitual residence in a place with the same law, or where the agency by necessity (negotiorum gestio) or unjust enrichment arose relating to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Article 16 [Variation of Applicable Law by the Parties]
After the events causing the claims occur, the parties to an agency by necessity (negotiorum gestio) or unjust enrichment may vary the law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the claims. However, such variation shall not be asserted against third parties where it would be prejudicial to their rights.
Article 17 [Tort]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arising from tor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results of the acts causing the damage arose. However, whe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results in such place would usually be unforeseeable,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cts causing the damage occurred shall govern.
Article 18 [Special Rules for Product Liability]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Article, where a claim against a producer (i.e., a person who produces, processes, imports, exports, distributes, or sells a product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a person who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hat leads others to believe he or she is a producer of a produ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jointly in this Article as “producer or similar person”) arises from a tort injuring the
life, body, or property of others caused by the defect of a delivered product (i.e., a produced or processed thing),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those claim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injured person has been delivered the product. However, where the delivery of the product to that place could not usually be foreseen, thelaw of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producer or similar person (or the law of his or her habitual residence where he or she has no place of business) shall govern.
Article 19 [Special Rules for Defamation]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17,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tort of defamation of another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injured person’s habitual
residence (i.e., the law of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where the injured person is a juridical person or other corporate association).
Article 20 [Exception for Cases with a Clearly Closer Connection to Another Place] Notwithstanding Articles 17, 18, and 19,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arising from tor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y are clearly more closely connected in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re at the time of the tort both of the parties had their habitual residence in a place under the same law, or where the tort occurred by breaching obligations in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Article 21 [Variation of Applicable Law by the Parties]
After a tort occurs, the parties to the tort may vary the law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claims. However, such variation shall not be asserted against third parties where it would be prejudicial to their rights.
Article 22 [Public Policy Limits in Tort]
(1) Where events that should otherwise be governed by the foreign law applicable in tort do not constitute a tort under Japanese law, recovery of damages or any other remedy under the foreign law may not be demanded.
(2) Even where the events that should otherwise be governed by the foreign law applicable in tort constitute a tort both under the foreign law and under Japanese law, the injured person may not demand recovery of damages or any other remedy not recognized under Japanese law.
Article 23 [Assignment of Claims]
The effect on a debtor or other third parties of an assignment of a claim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that is applicable to the claim.
SECTION 5 FAMILY
Article 24 [Formation and Formalities of Marriage]
(1) For each party, the formation of a marriage shall be governed by his or her national law.
(2) The formalities of a marriage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the ceremony (lex loci celebrationis).
(3)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formalities tha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either of the parties’ national law shall be effective, unless the
marriage is celebrated in Japan and one of the parties is a Japanese national.
Article 25 [Effect of Marriage]
The effect of a marriage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spouses’ national law when it
is the same,xiii or where that is not the case, by the law of the spouses’ habitual
residence when that is the same, or where neither of these is the case,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 spouses ar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Article 26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1)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parties’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parties’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that the spouses select from among the following laws where such selection is made in writing, signed, and dated by the spouses. In this case, the selection only has effect for future actions.
(i)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either spouse has nationality;
(ii) The law of either spouse’s habitual residence; or
(iii) Regarding a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for immovables,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immovables are situated.
(3) A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that according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 should be governed by a foreign law shall not be asserted against third parties acting in good faith (bona fides) insofar as it concerns juristic acts performed in Japan or property situated in Japan. In this case, regarding relations with such third parties the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 shall be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4)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n ante- or pre-nuptial agreement concerning matrimonial property made under a foreign applicable law pursuant to the first or second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may apply against a third party when the agreement is registered in Japan.
Article 27 [Divorce]
Article 25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divorce. However, divorce shall be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where one of the spouses is a Japanese national with habitual residence in Japan.
Article 28 [Establishing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here the Child is Legitimate]
(1) A child shall be legitimate where at the time of the child's birth the child was legitimate under the national law of one of the spouses.
(2) Where the husband has died before the child's birth, the husband’s 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law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rticle 29 [Establishing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here the Child is Illegitimate]
(1) Where a child is illegitimat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ith regards to the father (paternity)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father’s 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the child's birth, and with regards to the mother (maternity)
by the mother’s national law at that time. In these cases, when establishing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y acknowledgment,xv where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child at the time of acknowledgment requires the agreement or consent of the child or a third party as a condition of acknowledgment, this requirement must also be satisfied.
(2) Acknowledgment of a child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child or of the acknowledging person at the time of the acknowledgment, or the law designat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 the case where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acknowledging person shall be applied,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also apply mutatis mutandis.
(3) Where the father has died before the child's birth, the father’s 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law designated by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Where the person provided for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as died before the acknowledgment, the national law of that person at the time of his or her death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law designated by that paragraph.
Article 30 [Legitimation]
(1) A child shall receive the status of legitimate where he or she is legitimat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father, mother, or child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legitimation are completed.
(2) Where a person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as died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legitimation, the national law of that person at the time of his or her death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law designated by that paragraph.
Article 31 [Adoption]
(1) Adopt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adoptiv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doption. Where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child to be adopted requires as a condi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adoption the agreement or consent of the child or a third party, or the approval or any other decision by a public authority, this requirement must also be satisfied.
(2) Repudi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e famil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dopted child and his or her actual blood relatives (relatives by consanguinity)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designat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rticle 32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child’s national law where that is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law of either the mother or father (or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other parent in the case where one parent has died or is unknown), or in all other cases by the law of the child’s habitual
residence.
Article 33 [Other Family Relationships]
Family relations or rights and duties arising therefrom that are not covered by
Articles 24 to 32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party concerned.
Article 34 [Formalities of Juristic Acts Concerning Family Relations] (1) The formalities of juristic acts concerning family relations covered by Articles 24 to 33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such juristic acts.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formalities that conform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act was done (lex loci actus) shall be effective.
Article 35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1) Guardianship, curatorship, or assistance (hereinafter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ward.
(2)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 the following cases where the ward is a foreign national, judicial declarations concerning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such as judicial appointment of a guardian, curator, or assistance manager shall be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i) In the case wher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national’s national law there is
cause for initiating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but there is no one in Japan to undertak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or
(ii) Where there has been a judicial declaration to initiate guardianship or similar proceedings concerning a foreign national in Japan.
SECTION 6 SUCCESSION
Article 36 [Succession]
Success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decedent.
Article 37 [Wills]
(1)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 of a will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stator’s 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the will’s formation.
(2) The revocation of a will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stator’s 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the revocation.
SECTION 7 SUPPLEMENTARY RULES
Article 38 [National Law]
(1) Where a person has two or more nationalities, his or her national law shall be the law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person has habitual residence from among those states of which he or she has nationality. Where there is no such country, the person’
s national law shall be the law of the state with which he or she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However, where one of those nationalities is Japanese, Japanese law shall be that person’s national law.
(2) In the case where a person’s national law shall govern but the person has no
nationality, the law of that person’s habitual residence shall govern. However,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cases where Article 25 (including its application mutatis
mutandis under Article 26, paragraph 1 and Article 27) or Article 32 is applicable. (3) Where a person has nationality in a state where the law differs by region, that person’s national law shall be the law designated by the rules of that state (or the law of the region with which that person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in the case where such rules do not exist).
Article 39 [Law of Habitual Residence]
In the case where the law of a person’s habitual residence shall govern but where
that habitual residence is unknown, the law of that person’s residence shall govern.
However,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cases where Article 25 is applicable (including its application mutatis mutandis in Article 26, paragraph 1 and Article 27).
Article 40 [The Law of States or Places Where such Law Differs According to One’
s Personal Status]
(1)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who is a national of a state where the law differs according to a person’s status, that person’s national law shall be the law indic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at state (or the law with which that party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here such rules do not exist).
(2)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law of that party’
s habitual residence where that law differs according to a person’s status and where
that law is applicable according to Article 25 (including its application mutatis mutandis under Article 26, paragraph 1 and Article 27), Article 26, paragraph 2, item ii, Article 32, or Article 38, paragraph 2, and to the law of the place with which both spouses ar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here that law differs by a person’s status.
Article 41 [Renvoi]
Where a case should be governed by a person’s national law and pursuant to the rules
of that law the case should be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the case shall be governed by Japanese law. However, this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person’s national law should
govern pursuant to Article 25 (including its application mutatis mutandis in Article 26, paragraph 1 and Article 27) or Article 32.
Article 42 [Public Policy (Ordre Public)]
Where a case should be governed by a foreign law but application of those provisions would contravene public policy (ordre public), those provisions shall not apply.
Article 43 [Exceptions to Application]
(1)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shall not apply to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spousal, parentage, or any other family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clause of Article 39.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ormalities of wills. However,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clause of Article 38, paragraph 2, the main clause of Article 39, and Article 40.
范文五：《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法律竞合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法律竞合
何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产生了与我国其他规定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的法律竞合问题，特别是与《民法通则》之间的法律竞合。这也涉及到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特别规定”规定导致作为该法成为一般法，《民法通则》的一些规定成为特别法的倒置现象。而第五十一条前款的规定则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法律竞合，可以有三种办法: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
关键词: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 民法通则 法律竞合 基本法律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当日第三十六号主席令自2011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是我国一部非常重要的立法。我国涉及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不止这一部，因此存在着与我国其他法律，特别是《民法通则》的法律竞合问题。本文准备就此进行分析探讨，并就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提出本人的一些见解，共有关人士参考。
一、我国法律中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的竞合
法律的竞合是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法律或法规管辖或可适用同一事项或法律关系的状
1态。这是说国内法体系中的不同法条出现了冲突现象。在国际私法中有冲突法加以解决，但是在国内法的法律竞合中如何解决，则要看发生竞合的法条的效力等级，以及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这里说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即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其上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下位的各级行政法规和规章、民族自治法规和规章以及军事法规。
《法律适用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相当于我国的国际私法或国际私法法典。但是它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部法律，也会和其他的法律发生竞合现象。这是因为在我国，涉及和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并非只有这一部法律。《法律适用法》也有条文对此进行过处理。其中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实际上采取了
2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本法还特别意识到《民法通则》和《继承法》相关规定的存在，在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这里采用的是新法优于旧法的法理。
我国《立法法》的第五章“适用与备案”规定了处理法律竞合的一般原则。第七十八条
1 法律竞合也叫法条竞合、法规竞合、法律管辖竞合，最早来自日本，原意是指刑法上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或者一个目的物上并存同等效力的数项权利。 2 关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论述，参见汪全胜.“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6).
1
规定了宪法的地位:“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八十三条规定了新法废旧法原则:“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了新法一般法与旧法特别法的竞合处理原则:“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第八十七条规定了应改变和撤销的法律的情况:“(一)超越权限的;(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五)违背法定程序的。”第八十八条规定了改变和撤销法律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
关于我国法律的效力等级序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三是“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之二是“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之三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之四是”、“解释法律”。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其二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除应当由人大制定的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这一效力等级的法律为普通法律，这就构成了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的二重法律结构。
采取二重法律结构一般是联邦制国家，即联邦法与州(或省、邦、共和国等)法。其他采用单一法律结构的国家一般并没有把法律分成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两个层次。立法中采用“基本法”一词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德国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实际上
3就是西德的宪法，统一后也未改名。中国也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与我国宪法所说的“基本法律”有所不同。日本也有各种叫做“基本法”的立法，比如《教育基本法》、《土地基本法》、《劳动基准法》、《消费者基本法》等，一般是指哪些规定某一法律领域的基本理念、原则、宗旨、权利和义务等，而具体的法律制度则有具体的法律加以规定，比如《学校教育法》、《都市计划法》、《雇佣保险法》、《消费者契约法》
4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采取二重法律结构，因为立法机关只有一个，即参众两院构成的日本国会。但是，以上的“基本法”的含义明显和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法律”有所不同。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法律，是指那些关于“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其他法律构成普通法律。虽然宪法和《立法法》没有规定二者之间效力的高低，但是从立法
5机关、制定程序、修改和撤销程序等规定来看，的确存在两个层次结构。
所以，采用二重法律结构的非联邦国家只有中国，也是中国立法制度的特色之一。这样，与《法律适用法》相竞合的我国法律就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二条规定的有“特别规定“的其他法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民法通则》的两个条文;以及同条规定的《继承法》一个条文。第三种情况属于同一序列的人大常委会法律新法优于旧法，没有问题。而前两种情况，即《法律适用法》第二条和第五十一条前半的规定涉及到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新法与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旧法的关系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关于《法律适用法》第二条
3 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缩写:GG).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AE%AA%E6%B3%95, 2011-10-23访问. 4 参见判例六法編修委員会.模範六法.日本三省堂平成24年版.2011. 5 韩大元.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能否优于全国人大旧法.法学.2008(10).
2
第一种情况有“特别规定“的其他法律。从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含义来看，特别规定的其他法律也包含《民法通则》和《继承法》列举的条文以外的其他法律适用的条文。《民法通则》第八章就是“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具体有九个条文。列举的两个条文的例外是第一百四十六条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国籍或住所相同的可适用本国法或住所地法外，以及第一百四十七条的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的婚姻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法院所在地法律。第一百四十二条是民事实体法适用条款，第一百五十条共同利益条款既是冲突法适用条款，也是实体法适用条款，其他条款都是冲突法适用条款，包括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可适用定居地法律;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涉外合同可选择法律;没有选择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抚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遗产法定继承中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继承法》除了第三十六条以外没有法律适用条款。
除了上述两部法律之外，其他的法律也有法律适用条款，比如《票据法》第五章就是“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比如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实际上是与《民法通则》相似的实体法适用规定，而后面六个冲突法条文则由于是商事法律关系，作为特别法自然排除在本《法律适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其他还有《海商法》等的相关法律规定。
《法律适用法》作为国际私法的冲突法规则，其所指的法律当然是冲突法，而非实体法。所以第二条所指的“特别规定”当然排除了《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关于国际公约和
6国际惯例的实体法适用，二者不会发生法律竞合。但是这一条文中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也有可能指的是包括冲突法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这样就会发生法律的竞合。至于其他几个条文作为冲突法规定当然就发生了直接的法律竞合。
问题在于，《法律适用法》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属于普通法律，而《民法通则》是人大制定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它们处于不同的法律结构层次。上一层次的基本法律新法当然可以决定下一层次的普通法律旧法的效力，但是这里的场合正好反过来，是下一层次的法律新法决定了上一层次的法律旧法的效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作为普通法律新法的《法律适用法》将作为基本法律旧法的《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到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为“特别规定”，虽然没有否认其效力，即没有用作为普通法律的新法来排除作为基本法律的旧法的适用，但是却把基本法律规定为特别法，而把自己定位于一般法。在中国没有民法典的情况下，《民法通则》的大部分条款从性质上看实际上是起着民法典总则的作用，不但毫无疑问是基本法律，而且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一般法。而《法律适用法》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与《民法通则》相比其定位应该是特别法。因此，《法律适用法》对《民法通则》的这一定位存在着一定问题。
《法律适用法》只字未提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从该法上下文看所指的只是中国国内法或外国的不包括法律适用法的国内法。但是它能够排除掉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适用吗,结论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它作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是排除了《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实体法规范的适用。但是如果是国际私法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呢,根据《法律适用法》第二条是可以将其作为“特别规定”(即特别法，尽管这个定位本身有问题)加以适用的。这样，《法律适用法》意在通过完全不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加以规定来回避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而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排除其适用。这一矛盾却因为《法律适用法》全文完全以国内法律为前提的精神和具体规定而有
6 李双元.再论起草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几个问题建议.李双元国际私法网.2010-12-11, http://lsypil.hunnu.edu.cn/ReadNews.asp?NewsID=919. 2011-10-23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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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无限放大，引起更多问题。
三、关于《法律适用法》第五十一条
再看第二种情况，即《法律适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民法通则》的两个条文:“第一百四十六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第一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这是被《法律适用法》排除适用的两个条文，因而与前述的《民法通则》情况不同。
这里的情况和前述第二条情况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普通法律新法的《法律适用法》直接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旧法的《民法通则》的适用。这比起第二条规定认可《民法通则》规定优先，只是定位不当导致特别法和一般法倒置的情况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区别。这样直接排除适用的合理性何在呢,
第一，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是否是上位法问题。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将基本法律规定为普通法律的上位法，而且宪法其他规定以及《立法法》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用“法律”一词来统称这两种法律。但是从宪法使用了基本法律一词，以及规定了人大制定基本法律的程序明显不同于人大常委会制定普通法律的程序来看，并且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二者是有区别的，存在着隐形的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这种隐形的上下位关系势必会大大削弱《法律适用法》排除《民法通则》条文适用的合理性。
第二，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新法补充(改变)或撤销旧法的权力和程序来看，人大是全面的，无限制的，人大常委会是有条件和有限制的。第六十七条规定人大常委会职权之二是“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之三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之四是有权“解释法律”。之二是指人大开会期间，这里不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是之三的情况。从这里的规定可见，《法律适用法》对《民法通则》条文的排除适用是有条件的。如要排除，就有必要将这些条件一一释明，即要说明是否是“部分修改”，是否同“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之四已经将包括基本法律在内的法律解释权授予了人大常委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就有必要运用法律解释权将之三的条件释明。但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释，这样就使得《法律适用法》排除《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出现了漏洞。
第三，由于出现了上述问题，以及前述第二条的问题，因此《法律适用法》就有可能会成为“不适当的法律”。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这一规定就使得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处于一种待审查的状态。虽然可以根据主席令得以实施，但是如果被认定为“不适当的法律”，就有可能被改变或撤销。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宪审查，只不过只能审查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没有规定如何审查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所以，可能被改变审查的《法律适用法》排除不能审查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是由风险的。更何况如前分析的，《法律适用法》并没有干净地处理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存在有“不适当”之处。
可见，《法律适用法》第五十二条直接排除《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其合理性是有可能受到怀疑的。
四、解决《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法律竞合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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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律新法与基本法律旧法竞合问题在我国其他一些立法中也常有所见，比如2008年普通法律《律师法》的规定与基本法律旧法《刑事诉讼法》不一致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然而，这样的例子一般都没有在普通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基本法律条文的适用。《法律适用法》本来就是专门规定法律适用的法律，要回避的确有困难，因此第二条和第五十一条作出这样的规定也可能迫不得已。法律已经制定必须要有稳定性、严肃性，不能因为《法律适用法》存在问题，就要否定其效力。更何况《民法通则》比《法律适用法》早制定25年，后者是集我国多年司法实践和国际私法学术研究的结晶，其优越性也不容否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第一，利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法律修改程序，在现有的宪法和《立法法》的框架下解决《法律适用法》的条文问题。这是在维护我国宪法的权威性前提下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必须考虑到宪法和《立法法》规定中隐形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上下位法律的关系，不能轻易突破宪法规定的现有的法律结构。尽管我国现实中存在着很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但是它们一般都避免直接在下位法规定排除上位法的适用。因此，可以利用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修改法律的程序，在召开全国人大的时候，根据我国宪法第第六十七条和《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将《法律适用法》第二条出现的一般法和特别法倒置，以及用普通法律给基本法律定位的状况加以改正，将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排除《民法通则》的条款也加以改正。
第二，利用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对于《法律适用法》第二条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解释，明确作为普通法律的《法律适用法》的适用范围，使其不至于损害《民法通则》的基本法律的地位。这是一种最稳妥的解决方法。具体而言就是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关于立法解释的决议，就第二条的“特别规定”一词作出限定，时期明确化、具体化，对第五十一条前款的排除《民法通则》条款适用的规定是怎样符合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具体的说明。从我国宪法规定来看，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因此是可以比较自由运用来解决一些宪法问题和法律竞合问题的。只是可惜我国几乎不用这个程序来解决法律竞合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遗憾的。结果法律竞合问题大量留给最高人们法院的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在法律竞合问题上大行其道，实际上也缺乏宪法和《立法法》依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一种立法不作为吧。
第三，发动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立法法》第七条规定的人大立法权，改变《法律适用法》的性质，使其从普通法律上升到基本法律层次。这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法律适用法》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属于一个部门法的总法。说它与作为民法部门法总法的《民法通则》的地位相当也不为过。因此，完全可以把它提升到基本法律的地位。这样一来，作为潜在下位法的普通法律《法律适用法》去排除《民法通则》条文规定的疑惑就全部解消。从作为基本部门法的国际私法的角度看，《民法通则》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的规定也可以具有国际私法特别法的地位，所以《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以上三种解决办法都应该应该给予国际私法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留下余地。不管哪一种解决办法，对于我国解决法律竞合，激活我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能，完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和实践，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法律适用法》本身。但这也存在着或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第一种办法即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一旦修改成功，意义在于其将成为第一个明确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的隐形二重法律结构显性化，可以彻底杜绝人大常委会的新法立法优于人大的旧法的可能性。《民法通则》的地位得到维护。面临的问题是，首先，目前还没有先例，属于开创先例之举，有很大的难度。其次，如果使得我国的二重法律结构显性化，会引起我国法学界学术和司法实践的大争论，争论的结论难以预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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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适用法》刚制定生效就修改，会被认为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第二种办法即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一旦成功，将激活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职能，其意义在于可以利用这点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通过立法解释维护宪法、基本法律乃至普通法律各自应有的权威，从而有利于我国制度和体制的稳定。其问题是，首先，人大常委会还几乎没有正式启用立法解释及其程序的先例，要启用还有大量具体问题必须要解决。其次，人大常委会还没有相关的工作机构。可以考虑在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立相应机构辅助人大行使立法解释权。第三，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构成中专职法律人士较薄弱，难以意识和担当立法解释的重大责任要求。立法解释要求极高的法律和法学素养，而我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般是以政府行政机关任职经历的人士为主，专职法律人士很少。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短期改变。
第三种办法提升《法律适用法》为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一旦成功则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这可以通过发动立法权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合理化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的法制建设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完善的过程。我国很多法律规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可以通过后来的法律修改程序加以完善，也可以通过制定新法废除旧法，比如1999年《合同法》取代了过去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经济合同法》三部法律，就是通过新法取代旧法，优化法律体系的好例子。但是面对跨部门的法律竞合，以及原来的立法从法律部门划分或法律体系上不合理之处则难以通过修改或制定新法加以改善。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划分，即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也不尽合理，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许当时很重要，具有基本法律的地位，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一个部门法总法的地位，再作为基本法律已经不合适。而本文探讨的《法律适用法》则作为基本法律也不是不妥的，因为是国际私法部门法的总法。所以，可以以提升《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为契机，将我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一次合理化调整和整理，对我国法制建设而言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困难在于:首先，这也是没有先例的。要创造先例还要有思想解放。其次，进行这样的大跨度调整，将要牵涉到很多关系和利益，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第三，虽然只是《法律适用法》的提升问题，但是牵一发动千钧，没有一个宏大的策划，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者简介:
何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博导，法学博士(日本)。1955年生，重庆人。通讯地址:200438，上海市淞沪路2005号复旦大学法学院。电话:021-51630103，15021839789. Email:heli48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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