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舌头
范文一：辩出来的贞观新政
HISTORY 史鉴
辩出来的贞观新政
一个是新任的谏议大夫，在弘文馆里慷慨陈词，一个是刚登基的功勋君主，察纳雅言，共力教化，遂成盛唐。
专栏
赵扬
当代著名作家， 著有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唐玄宗》等
盛唐的光辉少不了贞观之治的核心要素，而贞观之治的形成，起源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若寻其具体起源，这盛唐多半肇始于贞观前夕的一场辩论。
李世民自征战之初就以勇武著名，他常常率领百余人闯入敌方万军丛中冲杀，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上就记录了他冲锋陷阵及阵中换马的场景。但是，李世民绝非一味勇武的莽夫，他在征战之初就注意网罗名士大儒，以致身边文士如云，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就是其幕僚中的佼佼者。每至重要战事之前，李世民例行召开战前会议听取大家意见，如洛阳对王世充之战时窦建德来援，许多人建议暂时退回长安，独有幕僚薛收提出一面围困洛阳，一面分兵到虎牢关迎击窦建德，李世民接受薛收的建议，由此缩短了统一全国的进程；此后的争夺皇权过程中，房玄龄、杜如晦等学士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正是在此血雨腥风的拼杀道路上，逐步形成了博采众议的好习惯。
杀兄逼父夺得了皇帝之位，即后世称之的唐太宗；八月末，东突厥颉利可汗率领精骑20万大举入扰，李世民与其在渭水便桥上相会，答应输其金帛使其退却。李世民稳下神来，开始琢磨如何治理国家，遂下令十月初在弘文馆召开一次座谈会，与会者除了三品以上文官之外，新任的弘文馆学士也要全部参加。
弘文馆设在东宫弘文殿的左边，原是故太子李建成的藏书之处。李世民进入东宫之后，令人将自己府邸中的书籍移来，又令名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陆德明、萧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让他们在这里商榷政事，参与议定礼仪和律令，李世民也经常来此和他们谈古论今，借以汲取学问营养。
开会这天，正是深秋天气，恰好这日阳光明媚，将室内衬得有些暖意，几上更是置有热腾腾的茶盏，营造了一个漫谈的好气氛。
群臣坐定，李世民照例说了开场白，他想让大家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大乱之后能否大治？二是如何实现大治。
座中群臣中，依与李世民的亲疏程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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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治乱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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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是长期追随李世民的亲信幕僚，如房玄龄、杜如晦及弘文馆学士；二是开国皇帝李渊的旧班底，如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人，这帮人年岁较大，多有前隋为官的背景；三是其他成分的新官，如谏议大夫魏征系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属官。李世民说完议题，这帮人少不了各抒己见，且多引经据典。讨论到了最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与谏议大夫魏征成了辩论明星。
面对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对于大乱之后能否大治，座中的群臣多持怀疑态度，甚至连求治心切的李世民，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唯独谏议大夫魏征满怀信心，他当场说道：“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征与座中群臣的第一类人相比，此前多次向李建成献计谋害李世民，就少了与新皇帝李世民的亲密；与第二类人相比，资历又太浅。他今日独持其见，固然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从而完成了他在场面上的首次重要亮相，但座中的一些人对他是不以为然的。
魏征在回答李世民的第一个问题时，肯定地说三年可以大治，也提出了实行大治的方法，即易教施化。此易教施化就是儒家强调的政教风化。《诗·周南·关睢序》：“美教化，移风俗。”《礼记·经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无形。”西汉贾谊将教化比作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之。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看到李世民似乎认可了魏征的观点，许多老臣不以为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站起身来奏道：“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并当面斥责魏征道：“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
这帮老臣普遍认为，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漓，或者说，拿现在某些官员的话说，就是百姓的心都变坏了，素质较差，所以秦朝专用严法，汉代杂用霸道，如今
大乱之后，须用严法重典以镇之。魏征毫不示弱，其先是援古引今，考之史籍：“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王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志代，亦致太平。”说到这里，魏征提高了声调，面向封德彝反问道：“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邪？”
魏征的反问是个典型的二难推理：若如封德彝所言人渐浇讹，人们早成为鬼魅，怎么能够教化呢？又如何用严法管理他们呢？
史籍记载，封德彝等人此时“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但是睿智的唐太宗李世民却接受了魏征的观点，并力行不倦。数年后，海内康宁，突厥破灭，李世民对群臣感叹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魏征经过这场辩论，使李世民对他刮目相看，此后的贞观岁月里，这对君臣共同演绎着贞观之治的佳话。由此确立的教化之策就成为贞观年间的国策，用现代话来解释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其将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综合运用起来，既有儒家经典和皇帝的宣谕，又有各级官员耳提面命和行为引导，辅以立功德碑、竖牌坊、传播通俗话本等多种形式，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王道教化
教化之策和国家法制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教化之策是立法之本。教化之策的核心就是以宽仁治天下，反映在法律之中就是要宽法慎刑。贞观元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以“宽平”精神厘改法律，贞观十一年，《贞观律》正式问世，其从2000余条《武德律》的繁文中简择为700条，将死刑等重刑减至过半。
其次，教化之策重道德层面，与法律存在一定矛盾。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本家叔叔，又是跟随李世民太原起兵的功臣，爵至国公。某日受贿事发，李世民不罚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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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员奏道：“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恕。奈何又赐之绢？”李世民答道：“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李世民如此做固然有惜念长孙顺德曾有功于国，顾及长孙皇后的原因，然他主要用意在于让长孙顺德因此感到羞愧，注重从道德层面解决问题。终李世民一生，由于其巨大的人格魅力，臣子们不敢异动，假若失去了这种束缚，再将法律抛弃，局面将是十分不堪的。所以，教化之策就是“以德治国”的范畴，由于李世民的全力施为，此教化之策与国家法律机器相辅相成，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仅仅到了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的仅有29人。
此后又过去了700余年，一个名为朱元璋的人率众推翻了蒙元的残暴统治，建立了以汉唐制度为本的明朝政府。朱
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对国家进行了许许多多的制度设计，其中有不少有益的制度，但是根子上出了问题，在国家意识形态理念上选择了严法霸道。朱元璋对待政权的稳定不惜采取特务手段，对待贪污之人采用扒皮、五马分尸等酷刑，可惜并没有杜绝根治，反而愈演愈烈。由此观之，严法霸道与教化之策相比，前者确实落在下乘，而教化之策能够从人心入手，循序渐进，逐步达到王化天下的至高之境。
贞观之治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灵魂正在于国家确立的教化之策。武德九年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个新任的谏议大夫在弘文馆里慷慨陈词，一个新登基的君主察纳雅言，于是，中国历史上就记下了这样一对著名的君臣：唐太宗李世民和诤臣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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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贞观之治的主要影响
贞观之治的主要影响:
文治方面
1.奠定国基（对当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5.文化传播（对当世影响）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6.民族混成（对当世/后世影响）
唐太宗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混入，唐代名将和大臣，不少为同化了的外国人，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太宗时已不被视为外国人。 武功方面
1.声威远播（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进贡。
2.领土扩大（对当世影响）
唐代此时版图辽阔，超汉宣帝在位时，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3.中外文流（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年)平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薛延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和焉耆，贞观
十九年(645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征高句丽，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两路得以通行无阻，对外交通及贸易遂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范文三：唐代贞观之治的影响
文治方面
1.奠定国基（对当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5.文化传播（对当世影响）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6.民族混成（对当世/后世影响）
唐太宗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混入，唐代名将和大臣，不少为同化了的外国人，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太宗时已不被视为外国人。
武功方面
1.声威远播（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进贡。
2.领土扩大（对当世影响）
唐代此时版图辽阔，超汉宣帝在位时，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3.中外文流（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年)平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薛延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和焉耆，贞观十九年(645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征高句丽，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两路得以通行无阻，对外交通及贸易遂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范文四：晚清新政的影响
措施：
（1）政治：减冗衙，修刑律。1901年7月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省，位列六部之首；撤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停止捐纳实官，整顿吏治。
1902年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修订刑律，此二人对
《大清律例》进行大规模修改，废除如凌迟等一系列酷刑。
（2）经济上：重工商，振农业。1903年成立商部，管理
工、矿、交通等企业;设立商会，兴修水利，清查田亩，颁布《商律》对兴办实业有贡献者进行奖励，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1903年7月设立银钱总厂。
（3）军事方面：改军制，扩新军。1903年设练兵处，总管全国练兵，全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淘汰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军；同时，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而编练新军也成为清政府“新政”核心内容。
（4）文化方面：废科举，建学堂，兴留学。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时颁布新学制，命令各省办大学堂、府设立中学堂、县设立小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童年12月成立学部，主管教育。之后清政府要求各省选派优秀分子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委以重用。
影响综述
清末新政未触及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的皇权，使其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只是一场清政府维护阶级专制统治的自救运动而已；但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却带有明显进步思想和举措，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同时也为民主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
1.政治：增设新机构，裁撤冗官、冗衙。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但也反映出清政府已沦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工具，增设机构维护帝国主义利益。
2.军事：编练新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但后来兵为将有，形成了近代军阀。3文化教育：废科举，颁行新学制和设立各式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形成了重视西方科技与社会政治学说的风气，培养了近代科技、教育、法政、军事人才。
4.振兴商务、奖励事业。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政治影响
一、政治机构的改革,客观上使封建国家机构设置逐渐趋于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政治机构趋于专门化,是封建国家体制迈向近代化的开始
清政府针对当时官制“职任之不明”,“权限之不分”,“名实之不符”的弊端,决定“分职之专任”大力推进官制改革,:首先是裁汰部分冗衙,增改一批新衙,并对一些部院进行调整。在裁汰旧的冗衙方面,主要是裁撤了通政使司和詹事府。通政使司原是掌管收受各省题本机关,因1901年以改题为奏,各处奏折经摺子处径直传达宫中,通政使司无事可为,亦被裁撤。詹事府原是辅弼太子的专门机构,由于清政府自康熙之后采取秘密的建储法,不立太子,詹事府成为词臣迁转之地,翰林叙进之阶。因此,清政府也将其裁撤。在增改新衙与部院调整方面,1901年设外务部,后又成立商部、巡警部和学部。1906年重新制定官制“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收处并入。兵部图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这样,传统的三省六部制开始解体,中央各部各司其职,责任日益明确,基本建立了现代各中央机构。同时规定“各部堂官均设为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部分满汉”。由此,便打破了传统的满汉复位体制。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化意义重大。
二、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从传统的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性探索,国家政治开始向民主化迈进 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机构分化不明,权限不清,立法、司法、行政互相混淆。1905年官制改革开始后,宪政编查馆在厘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同时,于1906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中央立法权由议会行使,在议会成立以前,先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性机构。并规定内阁行使行政权,法部行使司法权,从而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1907年由弈匡等奏呈,经朝廷批准,公布了《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依据此章程规定,设立责任内阁作为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内阁成员统称为内务大臣,国务大臣会议为内阁最高权力机构,享有制定国家法律、制定议决国家预决算、制定外交条约等各项权利。这种分权原则的规定是中国开始迈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清朝政治的输入功能得以增强,利益表达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传递
资政院和资议局的设立,为新兴的知识分子、工商资产阶级以及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场所。虽然资政院无独立的立法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设立以及资议局的设立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表达利益和愿望提供了场所。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士绅占绝大多数。张明园对当时全国21个省1643名议员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占1288人,占78.4%。虽然资政院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权决议宪法,但资政院与行政大臣的地位是对等的,它具有质问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且资政院也支持地方咨议局与地方督抚的斗争,以维护地方利益。如:湖南咨议局反对巡抚杨文鼎办公债以增加财政收入案;广西咨议局为反对巡抚张鸣岐因财政支出售鸦片烟集体辞职案。地方咨议局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代表地方势力与中央斗争。如1910年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确立,打破了封建官吏和地方劣绅垄断把持的局面,使地方基层行政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向近代民主化发展。
经济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
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
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军事近代化
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日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当中，曾经勇武善战的八旗军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协同战术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参战清兵与英军伤亡比竟然达到600比1，惨痛的现实迫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使是清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步枪的情况下仍然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军是混编各
式古老火枪（甚至包括鸟铳、抬枪）与不同口径的近代步枪，没有几个单位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战斗一旦打响则后勤供应漏洞百出，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比比皆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更为直截了当：“除了数千由外国军官亲手训练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国官兵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统治者恐慌之余终于明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来源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先进的军队制度才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在反思日军胜利因素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日军“专以西法制胜”、“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拟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尝试逐渐引入西式军制与训练，开办西式军事学校，同时命令旧有军队改习洋操，聘请西方教官训练甚至管理军队，这些接受西式军事训练，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装备的清军被称为新式陆军。其中，北洋的定武军和南洋的自强军在这方面开创了新河。
新学教育兴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民族资产阶级崛起
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
促进民主革命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清末新政 - 消极影响
增负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北洋军阀崛起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强的经济侵略
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9世纪
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商品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这些商品包括鸦片、西方列强本国的手工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者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很少），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商品输出较资本输出时间早，在1840年至1895《马关条约》签订年间里，绝大部分都是商品输出。其本质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场。资本输出是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例如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或利用雄厚的资本取得在中国的铁路权（《中法条约》规定）、开矿权等等。或用过剩资本作为贷款。（如《辛丑条约》规定赔4.5亿两白银清政府无力支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国家大借外债，以海关等税做担保）其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危机更加加深和严重）。
在西方列强看来，与其等着一味守旧的清政府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实行改革以消弥革命，这样才能保持甚至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和之后，列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这一点上讲，清政府最后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强的因素。清末新政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张謇是清末提倡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棉铁主义”、发展外资等具体发展实业的措施。棉铁主义指以棉纺织业、钢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民族工业体系。他还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是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