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人口迁移研究理论
1.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法则(规律)”论纲
安介生 文献来自:地理学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九次中国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2003年
为迁移法则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本文借鉴西方学者在迁移法则研究的成功经验(如“拉文斯坦法则”),根据大量己有的移民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历史时期移民运动的五个方面的规律:政治与移民法则、密度与移民法则、环境与 ...
2. 《斯坦倍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结硕果 被引次数:1次
陈凯 文献来自:中国比较文学 2002年 第04期
斯坦倍克和他的挚友里凯兹半个世纪前已显示出深刻生态学观点。第二篇论文《斯坦倍克论人和自然 :一个哲学思考》的作者RichardE ... 它无疑将促进与科学发展相协调的人文研究 ,有助于发扬 2 1世纪新的人文精神。《斯坦倍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结硕果@陈凯①SusanF ... 3. 八十年代中国镇人口增长趋势和镇人口迁入及其决定因素——两种人口转移的历史性汇合
魏津生 文献来自:中国人口科学 1990年 第03期
发展经济学和人口迁移学都曾进行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雷文斯坦迁移法则(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李氏迁移理论(Lee's Theory of Migration)、刘易斯-费-拉尼斯发展模型 ...
4. 人口迁移的规律
王振营 导师：查瑞传 文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1993年 博士论文
G及ave招tdn迁移法则相比,脚f引力模型更注重于揭示人口迁移的一 般规律。它从研究两个城市间的流动人口人手,但井没有停留对人口迁移特征的 描述层次七,这是肠f人口迁移理论的一大进步。 3 ...
5. 地域迁移与职业生涯发展
何珂 导师：马庆发 文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2006年 硕士论文
理论方面从最早偏向于社会学的拉文斯坦(E.G Ravenstein)对迁移规律的总结,到此后斯脱夫(Stouffer)和吉佛(G K ...
6. 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研究 被引次数:1次
江立华 导师：戚国淦 陈曦文 文献来自:首都师范大学 2000年 博士论文
首却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转型期英国 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研宪 学 科:历史学 研究方向:西欧申世纪史 导 师:戚国治教授 Mtas 学 生:江立华 ....
7. 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成本偏高的制度分析
谌新民 文献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 第01期
自从19世纪80年代雷文斯坦(Ravenstein)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的7条法则以来,关于人口迁移的现象解释和理论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关人口迁移的经济理论是从刘易斯(I。ewis)的发展模式,后经费景汉和拉尼斯(G·R ...
8. 现代经济发展时期台湾地区省内人口迁移研究
韩昱 导师：叶文振 文献来自:厦门大学 2006年 硕士论文
1 早期西方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性研究 19 世纪 80 年代雷文斯坦(Ravenstein,1885,1889)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人 口迁移的 7 条法则:①迁移者的主体进行的是短距离的迁移,一般的人口迁移所 形成的迁移流是流向具有吸引力的巨大工商业中心 ...
9. 陪读性迁移: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表现
王江 导师：邴正 文献来自:吉林大学 2006年 硕士论文
如较早的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E·G·Ravenstein)在 1889 年发 表了著名的题为《人口迁移规律》(The Law of Migration)的论文 ① ,在论文 他归纳了英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律, ... 并在后来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点法则, 这些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渊源。但这种推力—拉力
理论过于简化,而且 不适应与定量分析 ...
10.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
俞路 导师：张善余 文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2006年 博士论文
并且国家动员和组织了东部人口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来满足中西部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但是这明显违背了人口迁移的自然法则,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人们往往趋向于迁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国家的政策却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意识到以前所犯的错误,开始 ...
范文二：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
作者：赵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8年01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人口在国家间的迁移和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以往的国际迁移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常常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偏差性，研究模型往往很简单，并对分析的变量缺乏适当的控制。这种缺陷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缺乏准确的和有代表性的数据。第二，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的是，国际人口迁移从没有衍生出一个专门的数据库。第三，即使撇开统计上的困难，无法对国际迁移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被公认的国际迁移理论研究框架。本文正是根据以往国际迁移研究方面的缺陷，试图通过对一些学科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理论假设的分析，检验这些假设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有效性，并对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国际迁移理论假设重新评估。
一、新古典经济学
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是个人希望通过迁移来获得收益极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在这里，预期收入被定义为就业的概率（1—失业率）乘以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对非法移民来说， 其预期收益还要除上成功进入所在国和逃避被遣返（1 —被抓获的概率）的概率。原籍地与定居地的预期收入差距是指迁移者预期收入减去所有因迁移所支出的成本，而得到的迁移净预期收益。如果这一收益为正数，则会促使迁移行为的发生。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流向却正相反。其结果是，迁移抑制了接纳国的工资上涨压力。而对迁出国来说，国际迁移将导致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只有当迁出国和迁入国的工资水平达到某种均衡时迁移才会停滞。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国家间的工资差距正好等于迁移的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此时净迁移则会停滞。
波多黎哥人向美国的迁移常常被研究者作为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迁移假设的案例。Fleisher（1963）是最早研究波多黎哥向美国的国际迁移的学者之一。他发现，波多黎哥的失业率与迁移到美国的波多黎哥人数变动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波多黎哥岛的失业率越高，迁出的人数就越多。此外，国际迁移交通费用的上升将会抑制波多黎哥人向美国迁移人数的上升。Maldonado（1976）运用1947年—1973 年的波多黎哥年报数据更新了Fleisher的结论。她将波多黎哥总的净迁出人数与她在波多黎哥和美国所选出的四个州的三个比例指标（失业率、每小时工资和月平均的福利支出）进行了回归分析。与Fleisher的研究结果不同，Maldonado发现失业率与工资都是决定迁移数量的重要因素。 当波多黎哥的失业率上升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时，波多黎哥人口迁出的数量升幅惊人。而当两国工资水平相仿时，迁出人数则大为减少。
波多黎哥由于在1974年引入了美国的最低水平工资法，又给研究者进一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迁移理论提供了可能。与1974年之前较低的工资水平相比，波多黎哥新的工资政策使该岛的平均工资率一下提高了许多。与此同时，各职业工资的等级差距也缩小了许多。随着波多黎哥工资结构的调整和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岛内的失业率也在上升。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原先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丧失，盈利能力大大减弱。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外在的工资水平调整方式必定会导致劳动力迁移模式的转变，因为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变化必然会调整波多黎哥预期工资分配结构。 据Santlago （1991 ， 1993）的研究表明，波多黎哥最低工资水平的调高大大减少了迁往美国的人数。
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调整还影响到国际迁移结构的变化。由于波多黎哥突然对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作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得就业状况在低工资行业大大恶化，大量蓝领和非技术工人被解雇。由于美国相对较高的资本／劳动力构成，这些工人则预期可能在美国得到比波多黎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于是刺激了波多黎哥的蓝领和非技术工人向美国的迁移。与此同时，由于该岛较高的平均工资水平，反而吸引了原来在美国工作的那些有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多黎哥人回到该岛工作。这种国际迁移所具有的选择性特征常常隐含于人力资本模型中，这是被那些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性研究所常常忽视的。国际迁移这一选择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对迁移者教育程度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在1952年—1988年期间，农业工人、蓝领工人和手工劳动者占据了迁移到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哥人口的绝大部分。而这种以职业为特征的高度选择性可以从波多黎哥的失业率和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两方面加以解释。而波、美两国的相对工资水平并不对解释选择谁迁移去美国提供什么帮助。
在以上对新古典论对国际迁移的假设讨论中，我们可以判定：国际迁移与各国间的工资率差异相关，国际间的迁移变动十分敏感于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工资率差异，而且收入变量也影响着其它大多数与迁移有关的变量。但另一方面，国家间收入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迁移这一现象。即便在控制收入变量之后，仍然难以完全解释在国际迁移总量和个体迁移可能性方面的诸多变动。
二、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源起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状态是由于预期工资的差异所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除劳动力市场之外，其他要素市场均被假设为无缺陷和运行良好，而且被假定为对迁移决定不起任何作用。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认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从而威胁到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许多阻碍人们在经济上获取更多发展的障碍，从而导致了人们希望通过国际迁移来改变。新迁移经济学模型进而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证券和保险市场常常是不存在、不完善或难以进入的。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
新迁移经济学派的这一理论日益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所证实。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家庭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如多米尼加、波多黎哥以及菲律宾和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中同时存在着在国外工作的家庭成员、在国内工作的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中，显然农村社区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经济实体。相反，农村社区与国内及国际的许多市场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农村社区极为依赖于移民的收入来支持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例如在墨西哥的一个农村社区，当地居民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比他们本身所生产和提供的要高出37%，这种“贸易”赤字完全是由移民的汇款收入来予以弥补的。在一些墨西哥社区，每年来自于美国的移民汇款收入，大大超过当地人的收入总和。
在这里，移民输出地区的家庭与工作在国外的移民之间的联系，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源模型假设产生了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个人的永久性迁移是为了使他们自身的收益极大化，而且在迁移行为发生之后，他们对迁出地的经济生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人们的迁出行为只是通过影响迁出地的价格和工资来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生活。新古典经济模型并没有考虑以汇款形式所表现出的收入对迁出地经济生活的作用。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家庭模型也不考虑收入转移对家庭收入具有的多重影响，所有的市场均被假定为无缺陷而且运作良好，生产的决定也被假定为不受家庭预算的约束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影响 （Taylor 1992）。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移民汇款并不对家庭在对全体劳动力的使用、安排和生产投入中产生任何影响。为了使利润极大化，家庭的投入均衡点表现为边际产品的价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移民汇款除非通过影响价格变动（在新古典静态分析模型中，价格变动常常被排除掉了），否则对这一假定不起任何调节作用。但是，一些学者在对墨西哥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以上这些推论并不成立。这些学者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表明：移民的汇款不仅增加了当地家庭在生产中对机器的运用，而且使家庭在对土地耕作方面的投入及在使用雇工方面都有所增长。此外，汇款还提升了促进收入增加的固定资产消费：如增加牲畜、农具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来自迁入地的移民汇款对迁出地家庭收入的增加作用要远远超过汇款数目本身，而这种汇款的放大效应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这种非线性影响是因为移民的汇款收入主要不是被移民家庭用于一般消费品的消费，而主要是用于为增加收入的生产性投资。当家庭在资本获得十分有限，和家庭将风险作为生产中的重要因素时，移民汇款主要是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于消费。因此，在新迁移经济学派看来，国际迁移所能获得的高工资对移民的吸引不仅在于他们能使移民本身期望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
新迁移经济学派还对收入增加对移民整体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影响的无差异性新古典经济学派假设提出了质疑。新古典学派认为，迁移者的迁移行为是为了获得收益的绝对增长。无论迁移者处于社会的哪个阶层，额外收入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新迁移经济学派却认为，正相反，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发生迁移的某一家庭成员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而且同样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家庭可以摆脱原来在社区中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感觉。相对社会地位与家庭所处的在收入分布结构中的位置有密切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家庭相对贫困的感觉就越低。结果，越是处于家庭收入分配底层的家庭，比处于收入分配顶部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而且收入分布越不平等的地区比收入分配较平均的地区也更容易发生迁移。尽管工资差异可能是国际迁移的一种动机，但工资差异并不是国际迁移背后的唯一原因，在预期收入影响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迁移可以降低家庭面对的风险，减轻家庭生产中的资本限制瓶颈，而且它还能提高移民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就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新迁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模型在对国际迁移的分析时其作用是互补的。
三、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将国际迁移的起源归纳为个人和家庭对市场作用的理性预期和反应。与两者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将国际迁移的起源视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佣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和不稳定、低工资、有限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第二部门工作工人的短缺，因为这一部门工作的收入很少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挂钩。当地工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佣移民来填补被本国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第二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设置的对非法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
对劳动市场分层理论迄今为止最直接和系统的检验是波特和巴赫（Ports and Bach 1985）对在美国的墨西哥和古巴移民的研究。 墨西哥移民通常在到达美国后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以后的六年时间内少有流动。尽管两部门就业并不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联，但那些工作在第一部门的墨西哥移民比工作在第二部门的收入高出许多。波特和巴赫还对每个部门职业状况的变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移民职业变动的趋势与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的预测相当接近。在第一部门中，随着移民工作经历、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的提高和上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在上升；但在第二部门中，仅教育程度可以预测职业状况的未来变动，而且在第二部门中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给他们带来的回报率仅是第一部门移民的一半。当波特和巴赫（1995）在对古巴移民的工资和职业变动模式研究时，他们不得不在双重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层中增加了一个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层，这一衍生的部门是由那些受雇于古巴裔雇主的古巴移民组成。与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一致，在第三部门工作的古巴裔工人，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教育程度和经历能带给他们相应的回报。在迈阿密，古巴人拥有许多产业，由于大量古巴移民人口的存在和聚集，产生了对一些古巴民族商品和传统服务及文化的特殊需要。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只能由这些古巴企业来提供。此外，这些由古巴裔雇主开办的企业对古巴移民的吸引比其他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这些古巴移民的劳动力价格十分的低廉，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非常具有竞争力。在这些古巴裔企业工作的新移民，在他们到达之初非常愿意接收较低的工资，以期获得其它方面的便利和未来的发展。这种在雇主和工人之间隐含的契约源于民族独立性认同的原则。这种独立性特征同时也维持了古巴移民“群体”社会网络的发展，同时也为一些古巴移民在未来创办自己的小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而一旦古巴裔移民建立起新的企业，这些新兴的企业又将回过来对新移民提供帮助。由于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需要有那些愿意承受最初的低工资以求得日后能获得流动可能性的新移民的不断进入，因此移民企业造就了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对新移民的不断需求。
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事实上是分层的，但在那些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并不是二级，而是三级。在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移民常常被排除在第一部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绝大多数移民零星地分布于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在第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学历，技术和经历对他们的收入并不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作为“劳动力市场飞地”的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中，移民企业却对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技术和经历提供了相应的回报，并为这些企业中的移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尤其是对那些男性移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大多数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将移民经济从主流经济中的第一和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分离出来加以比较。
四、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日本向世界其它地区延伸，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使原先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被迫转型以适应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一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它地方，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迁移的发生变得越来越频繁。世界体系理论还指出，这种市场经济扩散至边缘地区的过程是由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国际性城市进行控制和协调的。随着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更多地转移到低工资收入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生产却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已日益分散化。这种地区间的劳动力分工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1973年以后，这一过程明显加快了。导致这一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分工过程加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因边际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停滞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恶化。生产的全球化趋势，减轻了这些国家在工资、通货膨胀、劳动环境、就业等方面来自国内的种种压力。如何管理运作一个全球经济，对一些行业，如电子、通讯、银行、金融、保险和法律等行业的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人才迁移到这些国际化大都市以填补那里的技术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收入以及财富不断在这些城市的集聚，导致了如宾馆、餐饮、建筑、个人服务等行业工人需求的增加。但由于这些工作常常是又苦又累，而且收入很低，当地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这些职业，而且这些工作和服务又难以转移到海外，所以，这些行业不得不大量雇佣移民，让他们来填补这些空缺。而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本身又会产生出一些工作岗位，从而又需要由新移民来补充。
尽管移民被吸引至那些国际性大都市是因为国际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但这些城市与海外生产基地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联系也为这种国际性迁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蓄水池；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海外的劳动力市场联在了一起，并将随时通过迁移来满足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战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产生，但另外一些政治经济事件也是影响国际迁移流的重要因素。外交政策和军事干预的失误常常会导致新的移民潮的出现，而其中有一些难民会迁移到原来的宗主国寻求避难，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也会产生相当规模的国际迁移。
目前，还没有学者就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重要部门，即国际性大都市对国际迁移的影响进行过实证研究。弗里德曼（1986）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国际性大都市作了如下的定义：拥有一个金融中心、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迅速增长的商业及服务设施、制造业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一定的人口规模。当这些标准运用于美国时，他选出了三个主要的国际性大都市：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以及另外三个次一级的国际性大都市：迈阿密、休斯顿和旧金山。根据美国移民归化署的统计，纽约在1992年接纳的移民人数比其它任何地区都要多，其次是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和休斯顿。换句话说，由弗里德曼所定义的美国三个主要国际性大都市在移民接纳数量方面分别排在第1、2和第4位。1992年， 以上六个国际性大都市接纳的移民人数平均为1.4万人，而其它城市的移民人数平均只有2300人，因此在美国，移民的主要去向是这些国际性大都市。弗里德曼所定义的加拿大国际性大都市只有多伦多一个。根据1992年加拿大的统计，多伦多吸引了当年30%的移民规模，其次是蒙特利尔12%和温哥华11%。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移民迁移到这三个大都市。
此外，国际迁移与发达国家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对海外国家的干预也有密切的联系。1992年在15个主要向美国输送移民的国家中，有5 个是美国曾经直接进行过军事干预和政治干预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南朝鲜、萨尔瓦多和伊朗；另外三个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有关，如前苏联、波兰和中国。这八个国家的移民人数占了全美移民总量的37%。总之，尽管以往的研究十分有限，但一般而言，世界体系理论对国际迁移原因的解释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理论有关国际迁移的假设至今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五、移民网络理论
移民网络是迁移者、以前的移民和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们依据这种社会资本来达到获得在国外就业和获得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一些城市，由于一些特定的民族和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那里去的可能性。
有大量的研究对近期迁移到美国的移民的定居方式进行了分析。邓鲁威（1991）在1987年对来自11个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定居点的研究后发现：对在大都市的移民群体来说，某一国家移民存量是对未来来自这一国家迁移者规模预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旦移民存量被包括在回归方程式之中，其它一些变量的作用则明显降低。而且，不仅迁移者的朋友与家庭对新移民的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直维持着，这表明了移民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梅瑟（1987）就移民网络的动态形式与个人的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那些想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人中，如果其父母有移民美国经历的，则他们迁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对于那些有过第一次迁移经历的人，他们以后的迁移的可能性则完全依赖于个人以前的迁移经历和与其它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换句话说，他们以后迁移不再由原来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而更多的是由与以往的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在以往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的。此外，家庭中有海外关系或与曾经去过海外的人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国际迁移的可能性。梅瑟还指出，如果迁移者在海外融入了某种移民网络之中，那么他们会比那些未进入移民网络者更快地回国探亲。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来去自由具有比后者更强的信心，同时，那些业已融入移民网络的人其短期出差和旅行会变得十分的频繁。此外，移民网络对外籍劳工收益的增长也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力。如果与移民网络具有密切的联系，不仅会增加移民本身的小时工资，而且可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从而使其收入大大提高。
近来，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移民的乘数效应问题。研究表明，每一个新移民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潜在移民群。但大多数这种潜在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造成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差距主要有二个原因：某些群体较低的入籍比率，因为许多移民的家庭成员已经在美国；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希望移民美国。显然，家庭链中的实际移民人数并没有理论上的那么多，但家庭链移民的潜在影响无疑还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每个移民工人背后潜在的移民人数是1.2人， 即每个新移民如果是作为劳动力身份而非家庭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那么在未来10年中，他可以带出1.2个人的移民配额。因此， 尽管美国对最初的移民流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即主要是选择那些技术工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家庭团聚条款下的家庭移民将成为美国未来移民流的主体。通过这种乘数效应所体现出的未来迁移的潜在可能性，直接表现为为获得签证而不得不进行长长的排期等候。在1985年，菲律宾的这类等待排期的人数为36.2万人，印度为14.4万，南朝鲜为13.4万。在所有的这些国家中，排期人数的规模还在扩大。至此，移民网络在个人及家庭迁移决定、迁移指导和推动迁移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了。
六、国际迁移的累积因果关系
国际迁移累积的因果关系是指国际迁移有一种内在的不断重复的趋势，而这与最初导致国际迁移产生的原因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个人而言，每一次迁移行为是一种不断调整个人迁移动机和迁移预期，从而促使另一次迁移行为产生的过程。因此，迁移过程本身会得以不断地自我维系。尽管对许多国际迁移者来说，他们最初的迁移动机只是出于一种非常短视的为了提高个人收入目的的行为，但正是这第一次迁移导致了以后的不断迁移和对相关经历的积累。累积的因果关系使移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即导致了在迁入地某一移民社区的形成。这种移民社区是吸引未来移民的强大磁场，并且为某一“移民种族飞地”的产生播下了种子。
第二个累积的因果关系机制是通过社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来体现的，通过海外家庭移民成员的汇款，迁移者也影响着家庭在社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由于收入分配的改变，影响了家庭在社区中相对社会地位排位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另一些家庭成员的迁移选择。因为移民汇款使移民家庭收入和地位超过了那些原来相对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家庭，那么这些社会相对地位下降的家庭又会送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移民的汇款常常被家庭用于购买土地，这从三个方面导致了潜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产生。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土地的集中使原社区中没有土地的家庭会越来越多，从而使他们丧失某种生活来源和依靠，迫使这些家庭成员迁移的压力上升。第二，迁移者家庭对土地的使用要比非移民家庭对土地的使用密度要低，因为他们购买土地主要是为了投资，或者作为对财富拥有的象征；他们常常宁愿让土地抛荒或从事一些畜牧业生产，而不对土地进行密集型耕作；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实际上是退出了农业生产，这导致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反过来又增加了当地迁移的压力。最后，尽管有些拥有土地的移民家庭确实还继续从事农业耕作，但此时他们已趋向于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耕作方式，如使用机器、高产种子、杀虫剂等以替代劳动力，因而，再一次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一个对累积的因果关系模型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是文化。根据后现代化理论：人员、物质和思想的流动和交流会产生一种新的跨国文化，这种跨国文化融合了迁出国与定居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态度，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具有高度自治社会空间的文化环境，对推动国际迁移的作用十分明显。第一，移民表现出的生活方式会吸引另一些人去模仿，迁移者在物质上的成功为那些潜在的迁移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示范效应；第二，尽管大多数移民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但同样他们也体现在精神作用方面。移民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智慧对潜在迁移者具有强大的精神昭示力；第三，随着迁移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迁移已成为许多年轻人证明其能力，实现其理想和成家立业能力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以上对一些理论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研究的分析显示，国际迁移发生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层面性使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将国际迁移的发生发展完全概括其中。就各种国际迁移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还有许多可被深入探讨之处。如新古典经济理论应将预期工资（工资乘以就业率）作为其解释国际迁移的先导指标，而不是停留在工资变量本身的变动上；新迁移经济学派应将迁移的有关决定直接与市场失效指标相联系，如高市场利率、保险制度缺乏、或信用制度缺乏等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也不应该停留在二部门分层的狭隘分类中，应更加注重对“移民飞地”等由迁移所派生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层层面的研究；而世界体系理论应扩大其考察国家的范围，而且在收集数据时应更加谨慎；移民网络理论则应该超越网络联系的二分法则，将移民网络视为一种数量和质量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社会资本；最后，对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来说，积累长期的、多层面的数据是最终建立起该理论模型的关键所在。
结合各理论学派的观点，对国际迁移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国际迁移是全球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政体转变过程的必然结果（世界体系理论）；市场经济对原来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断渗透，改变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原来的发展轨迹，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上的重新分布，并且游离出一批为提高收入、获取资本、控制风险而发生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对一些核心工业化国家而言，后工业化发展过程产生了一个双重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以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缺乏发展机会等为特征的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这种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层在一些国际性大都市中特征尤其分明，由于高级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聚集，使他们对一个低工资服务阶层有着强烈的需求（世界体系理论）；由于本地劳动力都不愿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这些地区的雇主只能依靠移民来提供这些服务，最初的国际迁移流起源于对移民的雇佣。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同样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而交通、通讯的发展又将这种流动和迁移变得更加方便和便捷（世界体系理论）；发达国家为保护其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对其自身的安全考虑，其在外交政策和世界各地的军事驻扎和军事干预又产生了大量难民和随军家属的流动（世界体系理论）。
从微观层面看，个人和家庭的迁移都是对这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回应。通过迁移，家庭可以提高收入、集聚资本、和分散家庭风险。而这种迁移过程一旦启动，迁移本身又有一种不断维系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每一次迁移行为都会对移民网络的扩张贡献一份力量，而且又为未来的迁移积累社会资本（网络理论）；同时，移民在某一地区的集聚又产生出一种“家庭和朋友”效应，从而推动新的迁移者更可能向这一地区迁移。如果当该地区移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在这一地区又会发展出一种“移民飞地”经济。这种“飞地经济”转而又产生出对新移民工人的需求，同时也为新移民达到创建了一个良好的、相对安全和熟悉的生存环境（飞地理论）；移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原籍地的传播，导致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收入、土地的再分配，当地文化模式的转变，会推动新的迁移发生（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
在某一地区迁移最初发生的阶段，市场经济渗透的影响、移民网络的形成、和累积的因果关系是影响迁移流量最主要的因素；当迁移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工业化、城市化过渡，此时迁移的成本和风险下降到了较低水平，国际间的工资差异又成为决定这一时期国际迁移的主要成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当迁出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国际间工资率越来越接近，对资本、信贷、保险和期货市场的进入变得更方便，因而会降低原迁出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一旦迁出地的经济完全融入发达的国际市场，净迁出则会停止，而原来迁出地可能转而成为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作者介绍：赵敏，1965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范文三：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
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研究所 朱杰
摘要：人口迁移，这一自人类产生以来即存在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息从未间断。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这一纷扰复杂的社会过程进一步带来了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以及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的不断重组和异化。本文介绍了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并以此为框架就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影响机制以及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等国内外研究热点进行了追踪，最后针对人口迁移的各研究领域做出了研究述评。
关键词：人口迁移 理论综述 研究进展
一、概念辨析
所谓“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由于各自研究角度的不同，学术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存在多种界定。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给人口迁移下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即： “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spatial mobility），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permanent residence）由迁出地（place of origin, place of departure）到迁入地（place of arrival, place of destination ）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United Nations, 1982）
这一概念引申出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属性：
（1）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即只有那些居住地发生“永久性”变化的运动才能称为人口迁移，而日常通勤活动造成的居住地暂时变动则排除在外。
（2）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即人口迁移必须迁出原居住地一定距离，一般以跨越行政界线为依据，从而排除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改变居住地的人口。
二、相关理论综述
和人口迁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Law of migration）”是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人口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相比之下，国内人口迁移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大多停留在国外理论框架之中。
（一）“推力——拉力”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E. G. Raven stein（1885, 1889）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表1）。
Burge 于1969年提出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1983年，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认为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选择。Lee （1966）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4个方面：（1）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2）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3）各种中间障碍；
（4）个人因素。
推拉理论还有许多量化模型，美国社会学家吉佛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应用于人口迁移研究。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并基于此提出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式中，M i j 为i 地与j 地之间的人口迁移量，P i 、P j 分别为两地的人口规模，d 为两地之间的距离，k 为常数，a 为距离衰减系数。
引力模型还存在多种形式的修正，该模型的提出使人口迁移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但是，传统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迁入（出）地的规模变量，不能反映人口迁移随地区间社会、经济差异要素的变动。因此，国外许多学者对引力模型做出了改进，引入了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等社会经济因子。在模型的具体运用方面，Fan （2006）利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 和移民传统因子，衡量地区经济差异和社会网络关系对移民规模的影响。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Courchene （1970）通过对加拿大各省区的调查，发现迁移率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Cebula & Vedder（1973）发现在美国39个都市统计区中，人口净迁入量与人均收入呈弱正相关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城市发达地区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正规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对雇员教育水平、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并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福利政策。另一种是非正规部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是较低的工资待遇，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并且缺乏良好的发展前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劳动力市场都被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城镇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从落后地区迁入的移民则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结构性空缺。Yap （1977）认为农村移民虽然通过进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Shen （2002）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的就业结构，指出农村移民大多从事工作环境较差、需求量大、比较危险的“3D”行业（Difficult, Demanding, Dangerous），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
（四）发展经济学说中的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以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刘易斯）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高低而引发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工业部门因为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宣告完成。
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刘易斯模型难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1969年提出以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所获“期望收益”大小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且城市失业率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已经存在较为严重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继续流往城市的问题上，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该模型只考虑了迁移成本，未考虑生活成本；另外认为“扩大中、高等教育投资会冲击城市就业”的论断也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不符，因此，在运用托达罗模型时应具体分析，使之适合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五）年龄——迁移率模型
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倾向于迁移。为了把握年龄与迁移率的一般关系，美国人口学家Rogers （1978, 1984）利用瑞典等国的人口普查资料，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根据罗氏理论，从年龄考察迁移概率，一般在幼儿阶段较高，到初等义务教育阶段下降较快，但该阶段结束又迅速上升，到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缓慢下降。到50-60岁退休年龄阶段，又形成一个小的迁移高峰。典型的罗杰斯曲线，由前劳动力成分（0-14岁）、劳动力成分（15-64岁）、后劳动力成分（>64岁）和不受年龄影响的常数成分等4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罗氏理论为深入从年龄结构考察人口迁移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对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开展较早，除了理论体系研究较为系统和成熟，相关实证研究也比较丰富。近年来，国外人口迁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如Zhang & Song（2003）认为农村至城市的移民对中国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导作用。Williamson （1988）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指出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归结于城市内生增长的“制约”，以及城市外在环境的内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对外资和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影响。
（2）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如利用人口属性的相关指标对人口的分布形态进行度量（Shen, 1996; Otterstrom, 2001）；也有学者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进行描述（Fan, 2005）。
（3）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以及户籍政策展开相应研究。如Shen （2002）发现经商、学习培训、医疗活动是中国的省内移民迁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际农村移民则倾向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还建议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来改善迁移人口的居住状况。Zhu （2007）通过对福建省沿海城市的问卷调查，指出省内迁入人口多从事批发零售和服务业，而省际迁入人口主要从事制造业；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而应对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稳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迁入地的“拉力”作用和迁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Johnson, 2003; Fan, 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以及迁移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也有较大的影响（Shen, 1996; Liang & White, 1996; Zhang & Song, 2003）。在“推力”和“拉力”谁占主导的问题上，Engels （1974）通过曼切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扩展和晚期城市衰退与工业布局的紧密联系，认为“拉力”为主导作用；而Redford （1968）则认为迁入城市的移民是由于农业用地紧缺和圈地运动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80年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人口的统计属性和空间分布、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领域（表2）。
（三）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国家尺度，也有以某个地区或者特定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单元的划分上，在讨论国家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格局时，一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最小研究单元；但是也有学者对各地级市流动人口的点格局分布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对人口统计指标空间特征的简单描述以及较为复杂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有基于迁移流的流场格局的探讨。
多数学者集中研究了国家尺度下人口分布特征和人口迁移格局。Shen （1996）对中国各省区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所占比例等15个人口统计指标进行分析，通过变异系数的数值，揭示人
口分布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Otterstrom （2001）利用人口集中指数，对美国1790-1990年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进行量测，结果表明，美国经历了从边疆地区逐步西进至“阳光海岸”地带的人口迁移过程。俞路（2006）也进行了类似研究，认为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平均的情况下，人口重心的轨迹可以反映出人口迁移的进程。通过对我国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计算，发现我国人口重心变化较为稳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朱传耿（2001）提取出1996年中国流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节点数据，利用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内插，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三维模型和等值线。
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分析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领域之一。Fan （2005）通过中国各省区迁移流强度的计算，认为中国的迁移流指向大多从经济落后地区指向发达地区，并且邻近省份的短距离迁移流比重较大。丁金宏（2005）利用“五普”迁移流数据，认为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并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西部边缘区四大辐合流场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辐散流场。
在以特定地区和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迁移人口空间格局研究中，中国的三大都市圈成为研究的热点。乔关民（2004）认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南北翼之间在人口流动联系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上海与北翼苏州、无锡的联系，比与南翼嘉兴、湖州的联系紧密许多。俞路（2006）通过对中国三大都市圈迁移流的迁移距离、平均方向和环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对外联系强度和开放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京津唐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李亚丽（2004）通过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线的变动状况和人口分布洛伦茨曲线的变动情况来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趋势。郑明媚（2006）构建了县域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选择县域内独立的居民区片为计算单元来评价乡镇的人口吸引潜力和人口最大可能迁移目的地分布，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
（四）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1、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人口迁移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Zhang （2003）认为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促进迁移人口的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他还构建了人口迁移量模型，揭示出GDP 增长率与人口迁移规模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Fan （1996）利用“四普”数据，建立了广东省人口迁移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资投入、地区间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吸引作用。此外，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务工经商”迁移流分析，认为传统女性因社会原因多进行短距离迁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的长距离迁移（Fan, 1999）。朱传耿（2001）对流动人口大于5万的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投资和消费4个因子，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和投资关系密切。
2、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尽管以往文献中没有明确指明区域通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学者们从交通距离、干线布局等方面对通达性的影响作用展开了研究。如Fan （1999）认为因“婚姻嫁娶”迁入广东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着从广西、四川至广东的铁路线分布。李亚丽（2004）认为河南省交通线路和交通枢纽的布局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国平（2004）以深圳为例，利用重力模型进行回归，认为人口迁移规模与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离成反比，其他学者也通过各种模型验证了距离因子对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童玉芬, 1994; 杨云彦, 1999）。曾智超（2005）通过对上海市地铁沿线行政区的调查，指出大都市轨道交通促使了沿线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转移。
3、其它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相对于经济因素，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影响非常小，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朱传耿, 2001）。Fan （2005）利用重力模型对中国“四普”、“五普”各省区共812条迁移流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四普”时期，距离因子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而“五普”时期，距离的阻碍作用减弱，由移民传统（Migration stock）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成为影响迁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人口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Shen, 1996; Zhu, 2007）。
（五）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研究综述
应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发展模式，现行的研究大多借鉴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变化模式，如Hall （1984）的大都市圈变化模式、Klassen （1981）城市发展阶段模式以及小长谷（1981）生命周期模式等。彭际作（2006）对1850-1970年纽约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指出其经历了由核心区至内圈再到中间圈、外圈的人口增长阶段。王桂新（2006）利用“五普”数据揭示出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认为长三角区内人口迁移空间上形成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相对独立的迁入目的地选择空间模式。
四、相关研究述评
综述国内外人口迁移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理论体系较为陈旧，仍然囿于西方经典理论框架之内。在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方法上，由人口统计指标的简单测算转向回归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的运用，但是以GIS 为工具，利用较为复杂的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来分析人口迁移的点格局和空间联系状态较为少见。在人口迁移影响机制领域，学者们大多从地区经济水平、两地直线距离以及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对人口迁移的机制进行了解释，相关方法主要包括变量的相关分析以及重力模型的回归分析。然而，相关研究并没有探讨某个特定变量（如区域可达性）随时间的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程度。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领域，学者们普遍对地区个案进行了分析，但缺乏统一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的归纳。
范文四：人口迁移势能转化的理论假说
作者：肖周燕
人口与经济 201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0)06-0077-07
修订日期：2010-07-2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流，2005年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亿。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中国经济中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推—拉理论是解释人口迁移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该理论存在着忽略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以及推拉力无明确定义等缺陷。本文立足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对推—拉理论作进一步丰富。
二、推—拉理论回顾及不足
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伯格(D.J.Bogue)系统阐述迁移推—拉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迁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迁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迁移的力量，即不利于迁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足或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但迁出地存在“推”人口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比较看，迁出地“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主导地位。同时，在迁入地，存在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与交通条件和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同时，迁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迁入的“推”的因素，如迁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看，迁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主导地位[1]。
当前国内学者正不断利用中国的现实丰富着推—拉理论。李强通过调查总结了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力因素，认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排列一二位的拉力因素，而农村生活条件差以及没有发展机会是主要的推力因素[2]。还有诸多学者通过分析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试图探讨推拉力。学者们在运用推—拉理论时，均认为该理论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该理论缺乏充足有利的实证资料的证实；其次，关于原居住地和目的地的推力与拉力，缺乏明确的定义，因而在迁移研究中的作用有限；再次，该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人这一主体的能力问题。人们决定是否迁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本身是否具有迁移的准备，是否具有适应迁移后生活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我们认为，推—拉理论为解释人口迁移动因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对于要素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具体成因和机制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论述。为此，本文在推—拉理论基础上，结合著名行为公式，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试图弥补推—拉理论的不足。
三、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
(一)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构建
经过比较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省区间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即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但相关研究忽视了区域之间收入、就业机会等社会经济的区域差异事实上只是激发了人口迁移动机，是引发人口迁移的诱发因素，非决定性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人口推—拉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B代表人的行为，P代表个人因素，E代表环境因素，即人的行为是个人力量和环境力量的函数。我们认为，迁移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同样是个人力量和环境力量的函数。而且由于省际社会经济差异激发了人口迁移动机，因此，可构造三类变量：①潜在变量；②现实变量；③中间变量。其中，潜在变量包括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两部分(见图1)。
外部变量是导致人口迁移的外部原因，即环境因素，通常由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来反映。内部变量是指由于各人禀赋不同，决定了人们是否产生迁移动机。如前所述，外部变量(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实际上是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刺激，由此产生了迁移的倾向或动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产生现实迁移行为。同样，内部变量反映了个人禀赋不同，迁移倾向或潜力也不一样，也仅是一种迁移潜力。因此，把由于外部变量(环境力量)刺激所产生的迁移行为称为迁移潜在外力，将内部变量(个人力量)刺激所产生的迁移行为称其为迁移潜在内力。如果将物理学“势能”概念引入，恰好符合迁移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的含义。因为迁移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都是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相比较而产生的，可以说迁移潜在内力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内部势能。两个区域之间的外部环境的比较而激发的人口迁移动机，所形成的迁移潜在外力是迁移外部势能。不管是外部变量还是内部变量一起构成了迁移的潜力，即迁移势能。势能或潜力要通过一定实现渠道或转化媒介才能转化成现实的迁移行为，这就引入了第三类变量——中间变量。中间变量是指将迁移内力和外力转化为现实人口迁移的方式和途径，也称中间渠道变量。为此，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结合给出的三类变量提出人口迁移势能假说，在说明人口迁移势能假说前，以下前提需要明确。
前提1：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广义的指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还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受教育条件、人际关系和生活水平等)；
前提2：假定潜在外力状况能够完全被潜在的迁移者所了解和掌握，即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在以上假设前提下，人口迁移动因可从三条路径进行分析：第一，从宏观层面上，区域之间外部变量的差异是一种外部刺激，为人口迁移提供潜在外力，潜在外力需要通过与此相匹配的实现渠道来转换。第二，从微观层面上，个人禀赋和能力不同，构成人们不同的迁移潜在内力，同样，迁移潜在内力也需要与此相匹配的实现渠道来转换。第三，由于迁移行为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对于相同的外部刺激，不同的个人对迁移行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需要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分析，综合考虑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两方面，探究二者究竟如何转化，从而决定了最终的迁移行为。以上是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的基本观点。
因此，如果从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考察推—拉理论中的推拉力，实际上是潜在外力的推拉。这样，可给推拉力作出明确定义，弥补推—拉理论中缺乏推拉力明确定义的不足。人口迁移推力是一个区域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外部环境条件次于另一区域，把人口向区域外推的潜力，也就是推动一个区域人口向外迁移和抵制区域外人口流入的潜在力量；人口迁移拉力是指一个区域的客观外部环境优于其他区域，从而吸引原来人口留驻和拉动区域外人口流入的力量。一个区域对另一区域在某些因素方面可能是推力，但与其他区域比较，则可能就是拉力，其区别主要是参照标准的不同。因而，就某种因素来说，很难说是推力还是拉力，其判断关键在于参照物的比较，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物，推拉力的判断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定量测度人口推拉强度提供了思路。下面对三类基本变量进行详细阐述。
(二)人口迁移外部变量——潜在外力
如前所述，迁移潜在外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区域差异激发了人们的迁移动机所形成的力量，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潜力和经济社会环境潜力。
自然环境潜力是指区域之间的自然环境差异使人们存在迁移可能性的力量。通常包括气候、土地和矿产等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区域差异。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总是作为基本的、独特地外部机制长期作用于人口迁移活动。
经济社会环境潜力是指由于区域之间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人口迁移潜在可能性。结合前人的研究，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人口迁移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目前，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了各区域高低相异的人口迁移外部潜力，使得人口存在从经济发展潜力低的区域向经济发展潜力高的区域迁移流动的可能性。
(2)人地环境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耕地被征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这使得各区域的农民从耕地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相应减少，一部分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走向其他区域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人均面积的减少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潜在因素之一。
(3)区域医疗卫生条件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医疗条件不仅在城乡之间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各区域的医疗卫生条件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区域之间巨大的医疗卫生条件差异无疑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巨大外部潜力，激发了人们的迁移动机。据调查表明，在吸引人口迁移的优势项目中，被调查的5个样本村的250户的户主，有40％的人口选择了“医疗设施较好”项目[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较好医疗条件的区域，对人口迁移具有较强吸引力。但医疗卫生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正相关关系。
(4)教育条件的区域差异。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的核心，但区域之间的差距绝非仅以经济差距可以概括的，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其不能忽略教育条件的区域差异。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在流动人口中，48.3％的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子女在北京上学①。换句话说，迁移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享受北京良好的教育资源，北京良好的教育资源以及较好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吸引人口迁移流入的主要潜在驱动力。此外，对其他省份迁移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研究同样表明，让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以便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已经成为迁移流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当然，由于抽样选择的样本不同，比例也不一致，史清华等的研究显示这一比例为17.22％[4]，王哲等对皖西的调查表明该比例为11.4％[5]。可见，各地区教育条件差异成为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成为迁移潜在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就业机会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被多数文献所证明。在此，需强调的是区域之间存在就业机会差异为人口迁移提供的是潜在可能性，是人口迁移外部潜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关调查显示，16.5％的迁移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迁入地的就业机会[6]。其他研究也均显示由于迁入地更多就业机会而选择迁移流动的比例高达25.08％[7]和18.4％[8]。尽管这一比例有高有低，但调查结果足以显示，区域之间的就业机会差异刺激了人们的需要，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潜在因素。
(6)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差异。随着国有企业对人口吸纳能力的降低而且较少对流动人口开放，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众多外资企业，在一部分地区成为人口的主要接受部门，外资企业及所创造财富的多少足以显示出区域的对外开放差异，进而对迁移流动产生影响。另外，对外开放程度是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反映，对外开放程度高，为外资的进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程度还是制度和政策的反映，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和对外开放程度，并将对外开放度作为制度因素变量进行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此，将对外开放程度差异作为潜在外力的影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变量对潜在外力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将迁移潜在外力分层次构建如图2。
(三)人口迁移内部变量——潜在内力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出”和“拉入”机制，事实上是由于两地之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区域差异而产生的。但这种机制对于迁移者而言，只能是外部条件，只是为潜在迁移者提供了迁移的第一动因，最终迁移行为实施与否还是与个人的主观等因素有关，这就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内部变量——潜在内力。潜在内力主要表现为由于个人禀赋不同，人们对迁移具有不同的倾向。因此，潜在内力体现为人口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年龄。从微观角度分析，将年龄作为影响因素分析迁移动因的文献颇多。我们同样认为，由于年龄的差异，人们的倾向意愿不同。一般说来，青年期是人生中最活跃的阶段，迁移倾向在所有年龄段中是最高的。中年以后，工作和生活渐趋稳定，其迁移倾向必然迅速减少。直到老年由于退休后相当自由，返回故里或投亲靠友等意愿强烈，迁移倾向又重新增多。
(2)性别。通常男女性别不同，迁移倾向存在差异。由于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宰，所以其迁移倾向往往大于女性。很多研究数据表明，在家庭的迁移活动中，由于女性就业机会比男性少，所以男性一般主导家庭性迁移。其迁移倾向确实高于女性。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是迁移潜在内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文化程度较高者比较低者更具有迁移动机，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在获取学习和就业机会上比别的人群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他们与文化程度低者相比，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对外界的了解更多，这对于他们的迁移大有帮助，因此迁移倾向更强烈。
(4)家庭及生命周期。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生活在家庭中的个体，其迁移倾向也会因家庭的类型而产生差异。美国有关国内迁移的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对迁移者的决策有所影响：家庭纽带往往会使个人意愿屈从于家庭，所以个人的迁移决策往往受到家庭关系的制约[9]。不仅如此，在人的一生中必然要经历很多阶段，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组建自己的家庭，找工作，结婚，有小孩。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无疑会对个体的迁移行为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
(5)个性类型。不同个性的人对迁移在意识上的可行性反映不同也可作为影响迁移内在机制。因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性，属于不同的个性类型，不同个性类型的人对迁移具有不同的看法。心理学家D·赖斯曼认为，个性发展有三个基本方向，即“传统型”个性、“内省型”个性和“他向型”个性三种倾向。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由这三种不同的个性类型成分指导其行为。当“传统型”个性主导人的行为时，对于迁移可能性认识上持基本否定态度；而当“内省型”个性主导其行为时，对迁移可能性的认识持肯定态度，认为肯定可行；当“他向型”个性主导其行为时，对迁移的这种可行性则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不十分热衷。这三种不同个性类型反映出对迁移倾向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决定迁移潜在内力外，由于迁移行为都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代表着他们所在的区域，迁移决策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它必然受到家庭所在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个性特点。迁移潜在内力隐含了区域传统文化对迁移动机的影响。迁移潜在内力构架如图3。
(四)人口迁移中间变量——实现渠道
我们所提出的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认为，迁移行为是环境力量和个人力量所形成的迁移潜力或势能，需通过实现渠道转化成现实的迁移行为。实现渠道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管是潜在内力还是潜在外力都是迁移势能，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进行转化。迁移实现渠道在迁移中的作用会随着迁移潜在力的强弱或大小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有A、B两地，B地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高于A地，A地的居民极渴望迁往B地，说明A地和B地之间具有极强的迁移外力，但A地居民能否真正迁往B地则关键在于这种迁移潜在外力能否顺利转变为实际的迁移行为。如果A地和B地之间有条大河相隔，即使两地之间存在极强的迁移潜在外力，A地居民也无法前往B地，因为人们在迁移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阻力，或者说人口迁移的实现渠道不够畅通，但两地之间如果存在交通工具或者修建一座桥梁，A地居民则可以迁往B地，从宏观上说，迁移潜在外力才能转化成现实迁移状况。同样，从微观上考虑，个人禀赋和个性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个人具有不同的迁移倾向，这种迁移的倾向和动机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克服迁移过程中的中间障碍因素才能转化。然而，如何克服中间障碍因素，即如何转化？这就要求在个人迁移潜力基础上，具有实现渠道。
前面提到，迁移行为应从宏观和微观考虑，区分了迁移潜在外力即环境力量和迁移潜在内力即个人力量，那么，迁移实现渠道是应该与环境力量和个人力量相匹配的，因此，可将中间渠道变量分成两类。
一类是与迁移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因为迁移潜在外力是环境的力量，与个人没有关系，因此，与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也是与个人没有关系的变量，这类变量对所有人具有“同质性”，对所有的个体无差异，不变异。如：距离变量，对任何具有迁移动机的人都是一致的，两地的距离不会因某个人而发生改变。另外，政府所提供的信息途径变量也是属于与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由于是政府所提供的，因而此类渠道变量对每一个潜在迁移者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人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都是相同的。
另一类是与潜在内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潜在内力由个人因素决定，因而，与此相匹配的渠道变量是与个人有关的变量。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克服迁移中间渠道能力不同，获得迁移信息来源不一样，因此，这类变量具有“异质性”，即不同的个体，将迁移潜在内力转化成现实迁移行为的实现渠道不同。如：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变量。不同的人社会关系网络不同，有不同的信息来源渠道。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变量是与潜在内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
通过以上分析，对人口迁移动因分析的图1可进一步丰富，如图4所示。
四、小结
在经典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基础上，结合著名行为方程，将主客观原因结合起来，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人口转移势能转化假说，更全面地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形成机制，一方面弥补了人口推—拉理论推拉力无明确定义的不足，另一方面使迁移推拉力测度成为可能。综合起来，人口迁移行为以及推拉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迁移行为是个人、环境和中间渠道的函数。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侧重于外部环境差异的描述，而忽视了个人及中间渠道的分析。事实上，个人以及外部环境的差异激发了人口的迁移动机或倾向，而这种迁移动机和倾向需要中间实现渠道才能转化为实际的迁移行为。人口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驱动力，还取决于将需求动机转化成现实迁移行为的实现途径。
第二，分析表明，通常利用人口推—拉理论所分析的推拉力，实际上如收入水平和失业率等社会经济变量究竟是推力还是拉力是很难判断的，关键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不能笼统地概括哪些是推力因素，哪些是拉力因素。区域之间推拉力的判断，存在一个参照物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区域的推拉力状况是不一样的。
第三，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所提出的推拉力实际上是潜在推拉力，是一个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净推拉力比较。区域之间推拉力理论上能分开，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是综合发生作用的。所区分出来的推拉力是区域之间的推拉作用比较后的净力。
注释：
①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内部资料)，2006年。
作者介绍：肖周燕(1979- )，女，湖南常德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北京 100070）。
范文五：城市化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城市化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前言
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转化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 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在区域规模?上的扩大, 在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 是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目前已经超?过70% , 全世界已有?55%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社科院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根据一般规?律分析,世界城市化?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技术进步、总人口增长?、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人口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移动?等五种主要?因素。
一、城市化发展?的代表性理?论
城市化发展?理论历来是?科学研究的?热点，从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理论的理?论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结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
拉理论、人口迁移转?、钱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论?包括推-
?变假说、配第-克拉克定理?;非均衡增长?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包括田园?城市论、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山水城市论?等。
城市化以人?为中心，人口迁是移?城市化的关?键与核心。在众多城市?化理论中，人口迁移论?对城市化中?人口的变迁?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在188?0年的《人口迁移规?律》一书中提出?了七条人口?迁移规律:1.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2.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3.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4.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5.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6.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7.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雷文斯坦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转移?“推—拉”理论的渊源?。
系统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则是唐?纳德?博格( D. J. Bogue?) 于20 世纪50 年代末明确?提出的。其主要观点?为: 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与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指出，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只不过比较?起
来，迁出地的“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与此同时，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有主导地?位。
“推—拉”理论认为，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为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正如18 世纪英国农?民被圈地运?动推向城镇?一样，东印度农民?迁往加尔各?答，也主要是由?于农村情况?日益恶化，而不是加尔?各答本身有?特别多的就?业机会。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迅速增长，如圣保罗和?内罗毕，可能至少部?分归因于城?市对农民的?“拉力”作用。
后来美国学?者李(E.S.Lee)发表了一篇?名为“移民人口学?之理论”的论文，文章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推拉理论的?现实意义
“推—拉”理论是最为?全面、更能解释关?于人口城乡?迁移特别是?农民工向
推—拉”理论的观点?，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城?市流动动因?的理论。按照“
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市场机制?自发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不过，农民工本身?既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是劳动力?资源的物质?承担者，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就是农民工?同时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双?重身份在行?业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这既是农民?工重新选择?就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农民工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劳动力资?源的逐利性?决定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从农民工个?体来看，他的价值选?择过程和流?动就业过程?是市场中同?时存在着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