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

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

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前委：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一年多内战经验，证明**反动统治集团败局已定。不管美帝帮助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在我军反攻胜利发展中，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必须考虑自己立场，计算将来出路，**集团及其美国主子，也必须预筹退路。任何反动统治决不会自甘覆灭，必然有他们的缓兵计，就是败退到台湾，流亡到美国，他们还会企图卷土重来。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党，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只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才是这一民主派的坚定的领导者。正因如此，当着 **横行霸道不顾一切，美帝一心一意援蒋内战时候，不但自由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不是一切人）可以表示对美蒋不满，或竟反美反蒋，就连不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派，或地方系的某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部分，也可变作蒋政府中的反对派。可是一到蒋政府穷途末路，蒋介石向他们低声下气告饶乞怜，特别是美帝向他们略施小惠的时候，他们一转身即可变成保皇党，或君主立宪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所以，在**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到那时，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会主张只牺牲**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在中国现况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不可能有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旧民主政权。自由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欧美式的旧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经一去不返。凡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

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在宣传斗争上，我们必须彻底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和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动员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解放军双十宣言的主张上，并彻底实行之，才能真正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估计到**反动统治集团的覆灭过程，可能有二种形式：一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不经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动武装完全消灭。另一种是反动统治内部在中途举行政变，并在美帝赞助下，送蒋出国，找出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济棠、龙云、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这类人主持停战议和，想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崩溃的统治局面，或维持一个偏安局面，待机再起。再一种是在**反动统治大崩溃的时候，凡我解放军所未及到达的地方及各人城市中，将有各种形式的反蒋运动发生，其中包括很多伪装分子，乘机窃利，并和我们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三种形式面前，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种形式的阴谋，预防第三种形式会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现。并要预见到二、三两种形式会在某种时机交错地出现。现在虽还没到**统治大崩溃的时候，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甚至连**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以及一般中产阶级，都在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假使这个界限不分清，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必致为敌人钻入利用，不仅真正的反蒋运动不能开展，人民中的反蒋观念也会被模糊，对于推动革命高潮，开展反攻胜利是极端不利的。但如果我们事先的揭露工作做得不够，南方及各大城市人民群众的多数竟被刘航琛一类计划所迷惑时，我们为争取群众起见，亦可能采取某种临时迂回方法，达到觉醒群众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之目的。这要看当时情况才能决定。

（四）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就是要彻底摧毁**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卖国统治。具体纲领，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双十宣言，而中心问题是平分土地与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宣言，必然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诚拥护，他们不但赞成，而且会愿意为它奋斗。中产阶级及开明士绅对于它，有的会口头赞成，有的会部分赞成，有的会反对，只有其中左翼分子才会为它奋斗。除去反对者外，我们应将这些赞成的人，不管是口头的或部分的，都组织在反蒋统一战线内，以群众的反蒋行动，积极地影响他们，教育他们，甄别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称许其对的方面，批评其错的方面，淘汰其中的坏分子，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会在反蒋运动中被淘汰出去，有些人会跟着进步，有些人则会在倒蒋之后在他们那里真正实行这一宣言时，才公开起来反对。只要他当初是赞成这些主张而参加反蒋运动，等到他反对这些主张而退出运动时，损失的不是运动而是他自己。领导权的斗争也就会在人民的甄别面前得到解决。至于反动统治内部反对派及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只能看做是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当他们表示反蒋的时候，我们应当利用他们削弱敌人，加强自己，但不能看做是统一战线内的同盟军，他们只是间接回盟军，不是直接同盟军。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的各项革命主张实际上是对付他们的，所以他们至多是口头赞成，或者是伪装赞成，我们根本不应对他们存什么幻想，相反，要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更是十分必要。因此，对于这类代表人物如过去的孙科现在的冯玉样、李济深，都不应过分宣传，只能本他们反蒋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当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举例。

（五）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

（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目前阶段，党内外主要危险，和过去时期一样，还是对敌人力量特别是美帝力量的高估与对人民力量的低估。在反蒋统一战线中的**危险，是对美蒋存在着幻想或畏惧，特别是认为美国政府

的帝国主义政策可以改变，可以影响**政府变好，因而和平可以幸致，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投降主义的思想。在党内的**危险，是对人民的反蒋力量估计不足，而对美帝援蒋内战存有恐惧，因而缺乏充分信心去动员群众，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反对美帝侵略，将反蒋战争进行到底，反而迁就开明士绅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和平妥协思想，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内的投降主义。如果我们不以坚定的立场，明确的主张和充分的信心去影响开明士绅、中产阶级、民主党派，去揭穿一切美蒋阴谋，反对一切妥协企图，他们自然会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美帝的影响，幻想和平，试图妥协，使得如同刘航琛一类人所进行的蒋宋阴谋有了市场，反蒋统一战线的民主阵营就要遭受损失。如果我们不以坚定的立场去进行土地改革，那么，富农路线及与地主阶级妥协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反蒋战争的广大农民基础就要发生动摇。为使反蒋战争反美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彻底胜利，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党内的投降主义，然后才能有力地反对民主阵营中的投降主义。我们必须领导同盟者，决不能让同盟者领导我们，这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反蒋反美斗争中极为重要。没有上述这些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及为着这些而坚决奋斗，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

酉感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

一、**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

关于《战略问题》，《**选集》的题解这样说：“**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按照这种说法，**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

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

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

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

正因为如此，**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

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选集》第1卷，第173页。）**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选集》第1卷，第1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选集》第1卷，第1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选集》第1卷，第178页。）

二、《战略问题》写作与定稿的经过

《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

《**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这就是说，讲稿的第一部分应该在1936年10月27日之前完成。从“秋”的下限来看，讲稿“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11月13日之前。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何时将“讲稿”整理成“书稿”油印出版的？《**年谱》认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35—636页。）

《**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这样介绍：“该文最早的油印本出版于1936年，陕西省志丹县革命纪念馆藏，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建农等：《**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这样的说法存在明显疑点：新华书店1937年4月才创办，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1月才设立。怎么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华北新华书店版的《战略问题》？

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向志丹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李

建翔求证。李建翔说：纪念馆所藏油印本没有时间标志，应该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没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等字样。应该说，《**年谱》的表述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也许是认定《战略问题》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缘故，《**选集》1966年版第1卷这样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

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页。）

《**选集》1991年版第1卷注释明显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选集》第1卷，第241页。）

这就是说，西路军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败。笔者认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讲稿中不会有上述结论。

那么，上述结论是在油印时补充进了书稿？还是在1941年铅印出版时添加？笔者无法见到油印本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战略问题》究竟几次油印出版。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认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不过，政治局决议特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

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8页。）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应该有“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措辞严厉的表述。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随之公开。那么，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为何有上述内容呢？这可能是因为《战略问题》系“上干队”教材，“上干队”仅有40人，均为军师职干部，保密意识都很强。在当时情况下，让我军高级将领充分认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十分必要，由此看来，发行范围极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现上述内容就顺理成章了。

三、**写作《战略问题》的参考文献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实践，是**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自然成为**写作的重要依据。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彭德怀两同志的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选集》第1卷，第175页。）不难看出，这正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论断的进一步阐释。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

《战略问题》中这样表述：“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选集》第1卷，第203页。）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战局的速决。”（《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

《战略问题》则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选集》第1卷，第233页。）

再请看遵义会议决议：“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遵义会议文献》，第15页。）

《战略问题》强调：“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选集》第1卷，

第222页。）

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写作《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换言之，《战略问题》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的展开论述。

关于《战略问题》的写作，**曾经多次回忆。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令’，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起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1960年12月25日，**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第113—114页。）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的确为写作《战略问题》四处收罗书籍。1

936年9月7日，**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在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6页。）9月26日，**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88页。）

由此可见，**对这些书的需求十分迫切。 10月22日，**致信**、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这说明**正在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集参考资料。

**对《孙子兵法》还是早已有所了解的。**在1913年10—12月间的《讲堂录》就记录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明，无勇功”等内容。**特地注明：“孙武《谋功篇》。”（《**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页。）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有

明显差错，将“谋攻”误为“谋功”，将“形篇”中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误为“谋攻篇”中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篇名与内容均有差错。**当时可能只是在听老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时提到过《孙子兵法》。

《战略问题》共3处引述《孙子兵法》，第一处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96页。），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误。第二处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第三处为“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选集》第1卷，第209页。），反复查阅《孙子兵法》全文，“示”出现5次，“形”出现34次，“示形”则从未出现（《孙子兵法》确实包含“示形”的思想，但内涵远比“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丰富）。可见**在写作《战略问题》时前后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搜求及大量研读。

在写《战略问题》之前，**究竟看了哪些西方军事著作暂时无法具体查考。笔者认为，**当时可能还没有系统阅读《战争论》。否则，在论述战争性质问题时，**没有理由不引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的经典表述。就现有资料来看，**对《战争论》的首次引用是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

战》。而**首次提及《战争论》应该是在1937年12月。

1937年12月28日**致郭化若的信中提到：“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对《战争论》的内容和要义应该从一些途径有所了解。

不过，**手头可能没有这部书。**首次阅读《战争论》应该是在1938年3月。请看**当年的读书笔记：“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如此详细记录读书情况，通常是第一次系统阅读才会出现。

再请看《莫文骅回忆录》：“1938年2月，**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

就在**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文，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作小结发言。”（《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1页。）从这样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战争论》中译本无法阅读，只好改由何思敬由德文直接翻译，这样才使得《战争论》的阅读得以坚持下去。可见，**写作《战略问题》时，虽四方搜求，仍未得一读《战争论》原著，后来才有机会系统研读，并将其思考融入到后来写的名篇《论持久战》中。

四、**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战” “持久战”一词流行于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就使用了“持久战”的表述：“要进行长期的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红军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遵义会议文献》，第13页。）“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相互对立起来的

理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遵义会议文献》，第14页。）后来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更是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军事文集》第1卷，第418页。）

**在《战略问题》中首先对“持久战”进行了原则性论述：“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选集》第1卷，第182页。）

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为军事家提供的舞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

还可能失败。”**甚至这样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选集》第1卷，第191页。）接着，**专门用一章来论证“‘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选集》第1卷，第192页。）“‘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选集》第1卷，第196页。）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在指出“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选集》第1卷，第191页。）后，**对“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指出：“因为

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选集》第1卷，第233—234页。）**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进行深入论述，实际上就是告诉学员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来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在文中一再要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毫无疑问包含着“持

久战”这个“全局”。

1936年7月，**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当斯诺问中日之间的战争“要延长多久”时，**这样回答：“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不难看出，**希望通过斯诺向世界各国呼吁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予以中国大力援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持久胜敌。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入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教训，就是为“革命的民族战争”作准备，就是为了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可能不强调持久胜敌战略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战略问题》开阔了红军大学学员的眼界，提升了红军大学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请看莫文骅的回忆：“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莫文骅回忆录》，第324—425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铅印出版《战略问题》。**特地写下“著者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们参考??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版，第1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特地写下“出版者的话”：“兹征得**同志之同意，将其在西安事变之前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富有伟大

之历史意义一书付印，这是我们认为十分荣幸的。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应抗战之急需，**同志乃另著《论持久战》一书，以供国人，是书则因事忙辍笔。得到此书的同志，望特加珍爱，并勿遗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1页。）毫无疑问，《战略问题》并不因《论持久战》发表而过时，它继续在我军指挥人才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笔者将《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进行比较发现，《论持久战》中的主要思想、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备。可以这样说，《战略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而《论持久战》则是中国“革命的民族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几个问题

作者：王建国发布时间：2015-08-28 09:22:5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字体：?大??|??中??|??小

[摘要]为了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基础上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为了《战略问题》的写作，**曾经系统阅读和学习过许多相关书籍。**在这篇著作中重点论述了“持久战”的问题。《论持久战》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备。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一、**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正因为如此，**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选集》第1卷，第173页。）**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选集》第1卷，第1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选集》第1卷，第1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选集》第1卷，第178页。）

二、《战略问题》写作与定稿的经过

《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这就是说，讲稿的第一部分应该在1936年10月27日之前完成。从“秋”的下限来看，讲稿“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11月13日之前。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何时将“讲稿”整理成“书稿”油印出版的？《**年谱》认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35—636页。）《**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这样介绍：“该文最早的油印本出版于1936年，陕西省志丹县革命纪念馆藏，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建农等：《**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这样的说法存在明显疑点：新华书店1937年4月才创办，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1月才设立。怎么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华北新华书店版的《战略问题》？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向志丹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李建翔求证。李建翔说：纪念馆所藏油印本没有时间标志，应该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没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等字样。应该说，《**年谱》的表述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现在流行的《战略问题》文本何时定稿？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1991年版的《**选集》中的文本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选集》第1卷，第198页。）早期铅印文本表述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0页。）也许是认定《战略问题》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缘故，《**选集》1966年版第1卷这样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页。）《**选集》1991年版第1卷注释明显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选集》第1卷，第241页。）这就是说，西路军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败。笔者认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讲稿中不会有上述结论。

那么，上述结论是在油印时补充进了书稿？还是在1941年铅印出版时添加？笔者无法见到油印本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战略问题》究竟几次油印出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认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不过，政治局决议特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8页。）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应该有“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措辞严厉的表述。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随之公开。那么，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为何有上述内容呢？这可能是因为《战略问题》系“上干队”教材，“上干队”仅有40人，均为军师职干部，保密意识都很强。在当时情况下，让我军高级将领充分认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十分必要，由此看来，发行范围极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现上述内容就顺理成章了。

三、**写作《战略问题》的参考文献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实践，是**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自然成为**写作的重要依据。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彭德怀两同志的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选集》第1卷，第175页。）不难看出，这正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论断的进一步阐释。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中这样表述：“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选集》第1卷，第203页。）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战局的速决。”（《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则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选集》第1卷，第233页。）再请看遵义会议决议：“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遵义会议文献》，第15页。）《战略问题》强调：“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选集》第1卷，第222页。）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写作《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换言之，《战略问题》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的展开论述。关于《战略问题》的写作，**曾经多次回忆。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令’，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起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1960年12月25日，**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第113—114页。）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的确为写作《战略问题》四处收罗书籍。1936年9月7日，**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在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6页。）9月26日，**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88页。）由此可见，**对这些书的需求十分迫切。10月22日，**致信**、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这说明**正在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集参考资料。**对《孙子兵法》还是早已有所了解的。**在1913年10—12月间的《讲堂录》就记录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明，无勇功”等内容。**特地注明：“孙武《谋功篇》。”（《**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页。）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有明显差错，将“谋攻”误为“谋功”，将“形篇”中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误为“谋攻篇”中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篇名与内容均有差错。**当时可能只是在听老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时提到过《孙子兵法》。《战略问题》共3处引述《孙子兵法》，第一处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96页。），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误。第二处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第三处为“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选集》第1卷，第209页。），反复查阅《孙子兵法》全文，“示”出现5次，“形”出现34次，“示形”则从未出现（《孙子兵法》确实包含“示形”的思想，但内涵远比“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丰富）。可见**在写作《战略问题》时前后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搜求及大量研读。

在写《战略问题》之前，**究竟看了哪些西方军事著作暂时无法具体查考。笔者认为，**当时可能还没有系统阅读《战争论》。否则，在论述战争性质问题时，**没有理由不引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的经典表述。就现有资料来看，**对《战争论》的首次引用是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而**首次提及《战争论》应该是在1937年12月。1937年12月28日**致郭化若的信中提到：“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对《战争论》的内容和要义应该从一些途径有所了解。不过，**手头可能没有这部书。**首次阅读《战争论》应该是在1938年3月。请看**当年的读书笔记：“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如此详细记录读书情况，通常是第一次系统阅读才会出现。再请看《莫文骅回忆录》：“1938年2月，**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文，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作小结发言。”（《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1页。）从这样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战争论》中译本无法阅读，只好改由何思敬由德文直接翻译，这样才使得《战争论》的阅读得以坚持下去。可见，**写作《战略问题》时，虽四方搜求，仍未得一读《战争论》原著，后来才有机会系统研读，并将其思考融入到后来写的名篇《论持久战》中。

四、**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战”

“持久战”一词流行于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就使用了“持久战”的表述：“要进行长期的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红军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遵义会议文献》，第13页。）“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相互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遵义会议文献》，第14页。）后来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更是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军事文集》第1卷，第418页。）

**在《战略问题》中首先对“持久战”

进行了原则性论述：“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选集》第1卷，第182页。）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为军事家提供的舞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甚至这样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选集》第1卷，第191页。）接着，**专门用一章来论证“‘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选集》第1卷，第192页。）“‘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选集》第1卷，第196页。）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在指出“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选集》第1卷，第191页。）后，**对“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选集》第1卷，第233—234页。）**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进行深入论述，实际上就是告诉学员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来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在文中一再要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毫无疑问包含着“持久战”这个“全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速决战”时，**这样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选集》第1卷，第233页。）**为什么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胜敌战略并强调这一战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在写作《战略问题》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军事文集》第1卷，第413—414页。）1936年7月，**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当斯诺问中日之间的战争“要延长多久”时，**这样回答：“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不难看出，**希望通过斯诺向世界各国呼吁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予以中国大力援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持久胜敌。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入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教训，就是为“革命的民族战争”作准备，就是为了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可能不强调持久胜敌战略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战略问题》开阔了红军大学学员的眼界，提升了红军大学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请看莫文骅的回忆：“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莫文骅回忆录》，第324—425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铅印出版《战略问题》。**特地写下“著者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们参考……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版，第1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特地写下“出版者的话”：“兹征得**同志之同意，将其在西安事变之前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富有伟大之历史意义一书付印，这是我们认为十分荣幸的。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应抗战之急需，**同志乃另著《论持久战》一书，以供国人，是书则因事忙辍笔。得到此书的同志，望特加珍爱，并勿遗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1页。）毫无疑问，《战略问题》并不因《论持久战》发表而过时，它继续在我军指挥人才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王建国，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07〕

暑假期间我读了一篇关于土地的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

暑假期间我读了一篇关于土地的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这是我以前从未读过的类型，虽初次阅读却让我感触极深。

这篇小说名曰《暴风骤雨》，作者是当代作家周立波，在这位作家笔下的《暴风骤雨》深情地讴歌了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及这段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其在中国文学史以及读者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刚开始拿这本书时，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了解到本书共分为两部，第一部主要写萧队长和他的战友诸如老孙头、刘胜、赵玉林、白玉山等人残酷冷血的大地主韩老六的打击。其中作者对这些正反两派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在革命影响下那些畏缩的不革命者的思想变化做了细致的描写。由于在第一部枪毙韩老六的过程中很多细节未及注意，其中就包括李振江，杜善法等人的财产土地的分配问题，这就引出了小说的第二部。在第二部中刚开始便出现了第二个韩老六，他叫张富英。这个人因在斗争韩老六时有过贡献便将他提升为农会主任。可谁知他上任后与那些狐朋狗友喝犬酒，吃白面饼，根本不管老百姓的疾苦，终于逃不过群众的法眼，在萧队长回到元茂屯后不久被大家推下台了。接着大伙儿也努力寻找杜善发，李振江等小地主从老百姓哪里收刮来的民脂民膏。之后便分给了大伙。从此元茂屯的农业生产以及广大人民的生活真正得到了发展。

本书的一大特色便是人物形象鲜明。本文的主要人物萧祥是一个不折不扣、成熟老练，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在元茂屯先后组织了农工联合会，将那些被地主欺压的人民组织在了一起，相当于团结了

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对于斗争地主是极为重要的，再说老孙头，他是本小说中最幽默风趣的“老小孩”，他经常向乡亲们谈狗熊的故事，由于他长期受到韩老六的欺凌，所以天生胆小的他对于萧队长的提问是只字未提。不过他很老实，对于革命工作的开展他除了不少的力。在这篇小说中思想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便是白玉山了。他刚搬到元茂屯时由于韩家的马放在他家的苞米地里。便与韩老六发生了纠葛，可韩老六有钱有势，县里的都畏他三分，结果白玉山想打官司被关进了县大狱里，后来白玉山便懒了，更为凄惨的事百玉山的儿子小扣子被韩老六打死了。从此玉山家便一片乌烟瘴气。自从工作队来了后，他们便了解了玉山家的情况，主动任命白玉山为队里的工作服务，白玉山在农会中得到了一官半职后人也变得勤快了，工作一丝不苟，日子越过越好。这本书里，这些任务的形象将小说的内容充实的很饱满。这篇小说真让我感慨万千。它即使我们了解到建国时期农民生活的劳苦以及当时剥削农民的地主的残暴，同时它又像警钟时刻提醒我们不忘老一辈对美好生活的早日到来所作的贡献，要学习珍惜生活，用双手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革命战争年代

革命战争年代，**因指挥了平型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打了许多漂亮仗，被**誉为“又狠又刁”。解放后受到重用，在1959年庐山会议接任国防部长，开始攀上权力顶峰。但此后，他逐渐暴露出野心，妄图篡党夺权，最终将自己送入绝境。这是我们了解的**，其实，他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他的名字的由来，他的脆弱……

二改其名，从文质彬彬化为虎气森森

**原名林育蓉。1925年，**在武汉共进中学读书时，被共青团推举为湖北省的四个代表之一，

赴上海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为了防备迫害，**化名尤勇。尤勇和育蓉，用湖北方言读，语音相近。

当时，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非是由各学校选举产生的。那时，召开这种会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和有这样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人，是当时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少数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之所以能出席这一大会，是因为他有两位当时思想非常进步的堂兄:一位是林育南，一位是林育英，并且通过他的这两位堂兄，**还得到过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陈潭秋的教诲。

林育南是**的三伯父林协甫的儿子，比**大9岁。1917年，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结识了教师恽代英，参加了由恽代英发起组织、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

林育英比**大10岁。他的曾祖父同**、林育南的曾祖父是亲兄弟。由于家境贫寒，林育英18岁时便辍学当了织布工人。五四运动后，在北京读书的林育南写信给林育英，介绍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情况，鼓励林育英在家乡也干起来。于是，林育英便在家乡开始宣传妇女解放、破除迷信。

1920年春，当时还醉心于新村主义的恽代英建议林育南在家乡办一所试验新村的学校。于是，浚新学校应运而生。校址就设在**的家乡黄冈县林家大湾后面白羊山的半山坡八斗湾的一座家庙里。**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1921年上半年，恽代英、林育南等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商量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并决定在浚新学校召开一次大会，来讨论和决定这一问题。1921年7月上旬，会议在浚新学校召开，出席者有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李书渠、李求实、林洛浦、廖焕星等24人，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并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准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

在召开这一会议时，**还不到14岁，自然没有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但是他仍然每天吃了饭就往学校跑，帮忙打打开水，做一些跑腿的事。没有什么事，就坐在一旁，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恽代英等，似懂非懂地聆听他们讲的道理。尽管此时**还不能弄清什么是新村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他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林育南、林育英、恽代英以及浚新学校的教员唐际盛、李求实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922年，**到武汉共进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另一位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等创办的，并且陈潭秋还在校中兼课。

1925年，孙中山逝世。**随同学在陈潭秋等领导下，利用召开追悼会之机，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陈潭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时，为了防止国家主义的“醒狮派”破坏，**组织同学护卫在陈潭秋的周围。由于各学校进步同学的努力，在蛇山大厅组织的孙中山追悼会和在阅马场举行的讲演，都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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