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起裙摆
管理世界 2004年01期
一、5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简史
中国城市化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1950年之后的28年，在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府通过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造成了城乡人口的隔绝。当时的计划经济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囊括在计划之内，人在哪个单位、在哪个岗位工作，都要服从计划。一旦城市经济出了问题，经常会采取清退农民工的方法缓解城市压力。这些现象的存在，制约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在这一期间，虽然工业化水平从不足17%上升到44%、增加了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仅从11%增长到18%、增加了7个百分点（见表1）。
头28年，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3个阶段：(1)1951～1958年，城市化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城市化弹性（注：城市化弹性E表示城镇人口增长率同总人口增长率之比，为新增总人口。显然，城市化弹性是描述城市化进程的敏感指标：(1)E＞1时，表明城镇人口变动速度快于总人口变动速度；(2)E=1时，二者的变动速度相等，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不变；(3)0＜E＜1时，表明城镇人口变动速度慢于总人口的变动速度，即当总人口增长时，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下降；(4)E＜0时，表明二者的变动方向相反，即当总人口增长时，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下降（白南生，1986）。）大致平缓，这一阶段的平均城市化弹性为3.5808，这表示一个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在这一阶段，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7.1%，远高于乡村人口的递增速度(1.5%)，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58年底的16.2%。(2)1959～1966年，城市化的特点是大起大落，城镇人口的年增长速度最高达15.4%，最低为－8.2%，城镇化弹性经在－3.81到8.37之间的几次大跳跃后，降到0～1之间，这一阶段的平均城市化弹性为1.8666，城市化率略上升到17.9%。(3)1967～1977年，城市化的特点是异常稳定的低速度，这一阶段的平均城镇化弹性为0.9197，低于1，表明城镇人口的增长（平均年递增2.1%）低于乡村人口的增长（平均年递增2.3%），城市化率降到1977年底的17.6%。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4)1978～1986年，城市化的特点是明显的加速度发展，这一阶段的平均城镇化弹性达到4.4084的高水平，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5.2%，远高于乡村人口递增0.4%的速度，城市化率从1977年底的17.6%上升到1986年底的24.5%。(5)1987～1995年，城市化的速度放缓，这一阶段的平均城镇化弹性为2.6381，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3.3%，高于乡村人口的0.6%，城市化率上升到29.0%。(6)1996～2001年，城市化稳定高速发展，这一阶段的平均城镇化弹性高达6.8228，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5.3%，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连续下降，6年减少6384万人，平均递减-1.3%，城市化率上升到37.7%。
表1
图1 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注：(1)1980年及以后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为国外净要素收入。
(2)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年以后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
(3)总人口和城镇人口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2 中国的城市化弹性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50年来的城市化战略与相关政策
曲折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与人们对城市化战略认识上的曲折反复是一致的。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人们对城市持相当一致的正面评价，大城市成为当时工业劳动力的主要聚集地。虽然已经提出“均衡布置生产力”，但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当时的所有制结构尚属多元化，计划体制并不彻底。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资金集中在直接生产部门，追求短期增长，尽量减少“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投入。由于大城市基础设施已经超负荷，只能将工业分散到基础设施欠账不那么严重的中小城市。国家建委在1955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今后新建的城市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新建的重要工厂应分散布置，不宜集中”。这可以被视作中国城市政策的最早版本。控制大城市和分散布局，逐渐演化成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剧烈的跳跃和跌落。首先是1959～1960年超越客观条件的城市膨胀，仅两年时间城镇人口就增加了2352万人口，增长了22%，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5个百分点。之后，由于政策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给成为大问题，国民经济全面萎缩，减少城市人口被作为解决难题的政策。据1963年6月统计，城镇人口两年减少2600万人。这种作法开了今后40年城市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便清退农民工以缓解城市压力的先河。同时，“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其中关键是粮食）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到多大”的认识，以后演变为城市化发展的上限取决于商品量供应能力理论的核心。“恐城病”和反城市化成为有影响的思潮（赵燕青，1988）。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在国际环境变化和政冶运动的背景下，反城市化的观点终于压倒发展城市的观点，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思想。大规模的三线建设，20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农村，出现了“逆城市化”。
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将抑制城市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重要手段；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辜胜阻，199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梯度理论逐渐取代了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但由于城市人口压力、城市福利制度和国营企业改革滞后等原因，从50年代开始的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镇的政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纪要》，确认“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使一些人产生“就地消化”农民的幻想。在80年代，流通领域的放开搞活打开了农贸市场，企业改革放松了企业用工市场，多种所有制并存扩展了商品市场、松动了生产要素市场，这些都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王远征，2001）。但是城门还仅仅打开了一个小缝。
随着1991年的安徽大水和1992年的**南巡，引起人们关注的“民工潮”意味着城门对农民开得更大了。90年代，城市和建制镇相继经过大规模的数量增加和逐渐稳定。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1990年的467个、2000年的663个，建制镇数量从1982年的2664个增加到1990年的9322个、2000年的19692个。同时，一些城市的政区扩大也增加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加中，有不少是由于“撤县建市”、“撤乡并镇”导致市镇数量增加而增加的城镇人口。
近年在地方政府层面兴起推进城市化的高潮，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制定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例如湖南省1997年已提出“聚集式发展”，培育大型中心城市和壮大县城。山东省在2000年提出“合理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广西提出“十五”期间城市化要“采取超常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由20%增至28%。河北省拟将城镇人口比重从目前的29.5%提高到2005年的37%和2010年的43%。江苏省计划从1999年的34.3%提高到2005年的45%。湖北省2005年的指标是38%。广东省计划2010年达到50%，等等（王远征，2001）。
200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政策性问题之一。文件中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同时指出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小结
综观近2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但是，政策观念没有脱出旧体制窠臼，仍然寄希望于“就地消化”农民，没有去争取实现以契约取代身份的转折，城乡隔绝的局面仍在延续。现在已能看清，城市化滞后不仅是我国近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并且是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加重潜在危机的关键因素。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市场需求不足难题，也是因城市化滞后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如何缓解全局压力，加快城市化真实进程，目前在理论和改革思路上分歧颇大。可寄予希望的是由市场内生的推动力量逐渐增强并影响政策面。
二、结构偏差：城市化的国际比较
迄今为止的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农业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和城市化的推进。
工业化与城市化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由于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食品消费的比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最早由恩格尔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发现的这种现象，已经被无数事实验证。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农产品都是收入弹性低的商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说，农产品的大部分都是收入弹性低于1的商品。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能慢于其他产业，从而导致农业就业的下降低于农业产值的下降，但无论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农业份额的下降趋势已被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经济史证实。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在吸引工业投资者的同时，也吸引着大量就业者。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令就业者感到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和比较方便的生活环境。
图3 人均GNP与工业化（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第218～219页，第222～223页；世界银行，1998/1999，第190～191页.第212～213页。
图4 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1982年，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第222～223页，第258～259页。
图5 人均GNP与城市化（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第218～219页，第260～261页；世界银行，1998/1999，第190～193页。
图6 工业化与城市化（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第222～223页，第260～261页；世界银行，1998/1999，第212～213页，第192～193页。
按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但直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工业化水平8个百分点。结构偏差的调整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城市化是个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是市场选择的产物。要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有必要纠正这些以往非市场因素造成的偏差。
结构偏差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偏差、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偏差。同国际上的“标准结构”和“大国结构”相比，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结构偏差包括：同等收入水平下的高工业化和低服务业比重；产业结构中的高工业化与就业结构中的低工业化；高工业化和低城市化。
同国际上的“标准结构”和“大国结构”相比，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结构偏差包括：
——同等收入水平下的高工业化、低服务业（图3）；
——产业结构中的高工业化与就业结构中的低工业化（图4）；
——同等人均GNP下的低城市化（图5）；
——高工业化和低城市化（图6）。
结构偏差的产生原因
为了实现低经济水平下的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立了城市的高就业、低工资政策。与之配套，相继实行了基本生活用品低价政策、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城市职工工资以外的福利制度。部分是为了保证这些政策不受干扰地推行，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城乡隔绝的发展方式，包括阻止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劳动工资控制制度，以及旨在阻断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集中计划体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以及非市场条件下的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了投资选择和企业选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福利方式和城市建设方式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而扭曲的价格体系进一步导致评估的困难和决策的无据。然而，经济的动力毕竟是强大的。实际上，即使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工业就业和“农转非”从未长期停止过，多数时间一直在进行。当然，计划经济制度对劳动力的强控制从未放松。
城市化滞后
1.对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几种不同判断
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评价并不一致。
较多的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王晓鲁、夏小林，2000；发展中心课题组，2000；朱铁臻，2000；孙永正，1999，等）。
也有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大体合适，只是略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计委课题组，2000）。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如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了（邓宇鹏，1999）。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了虽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相信余下的差额就不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还不用说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就是外出打工者而不应重复计算，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令人难以理解。
2.城市化滞后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折性变化，伴随以“短缺”为特征的供给制约阶段的结束，经济发展转向需求制约阶段。
在这一背景之下，城市化滞后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扩大，抑制消费需求增长，影响投资的增长，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形成持续性的城乡消费断层，影响投资增长；妨碍第三产业的发展，妨碍一系列结构矛盾的调整；限制就业；妨碍农业发展；限制农民收入的提高；阻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延缓国民素质的提高，限制人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生育行为的自觉扭转；导致出现滞后型的“城市先老”和“更老”，增加社会成本；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夏小林，王小鲁，2000；叶裕民，1999；孙永正，1999；朱宝树，2000；王一鸣等，2000）。
三、偏差调整
已发生的偏差调整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计划经济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生活主流。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80～200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30.4%降到15.9%；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68.7%降到50%，第二产业从18.3%上升到22.5%，第三产业从13.0%升到27.5%；市镇总人口从19.4%上升到30.8%（国家统计局，2001）。近20年来结构偏差的调整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结构偏差的进一步调整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机会和动力。
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经济生活，这种缺少限制条件的命题也许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表述。然而，这种简单中包含的真理内核的质朴性，恐怕是人们无法忽视的。
世界银行(1997)估计，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过去18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1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1978～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4个百分点中，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贡献了其中一个百分点；就业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贡献了另外的0.5个百分点。
有的学者估计20世纪80～90年代中，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Francis Lees，1997，见蔡昉等，2000)。蔡昉和王德文等的研究(2000)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的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对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蔡昉等，2000b）。
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无论对迁入地还是迁出地都会带来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偏差调整和改变城市化滞后的角度看，只要制度安排得当、政策对头，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正面意义会大大超过负面影响。
学者的研究表明，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在未来的城市化加速条件下，城市化将提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人员的自由流动将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
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结构偏差，压抑了经济的增长。调整偏差，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
王小鲁和夏小林(2000)的预测表明，在未来10年城市化加速条件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0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0个百分点，规模优化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朱铁臻(2000)估计，在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上，城市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加1.5个百分点。刘勇(2000)认为，城市化进程对GDP的贡献举足轻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据分析预测，“十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将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由此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将达到3个百分点左右。
2.促进社会发展
城市化首先是人居方式的改变，但又不仅是简单的居住空间结构的改变。城市化有助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通过较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提高人力资本。人口的空间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城市化有利于人类行为方式，包括生育行为的进步。
UNDP(1998)的报告指出，新兴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人员的自由流动促进了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也提高了许多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使贫困地区和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农业收入上升（或阻止其下降），也迎合了城市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对弹性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人口流动有可能已经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的分析表明，靠农业生产的增长维持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可能性不大，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很难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农民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
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很难消除的背景下，在大半径的转弯（体制转轨）中，以政策渐变方式调整结构偏差——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也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
关于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是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为主，或者重点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这个问题在中国经常被称作“城市化道路问题”。在争论中，逐步形成就地转移论、小城镇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大中小并举论、因地制宜论、两头重点论等多种观点。其中，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是两种重要的、对立的观点（本小节多引自王碧峰，2001）。
大城市重点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因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1)大城市确实外部成本较高，但规模合理的大城市有良好的聚集效应，由此带来的规模收益明显超过外部成本，经济效益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2)大城市比小城镇更能节省土地；(3)大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只要建立和完善合理的资金回流机制，用于大城市建设的巨额投资就会得到充分的回报；(4)城市化在形成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部分地把过去的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把城乡收入差距变成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从更长期的眼光来看，加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社会稳定（王晓鲁、夏小林，2000）。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周天勇等，1989）。
反对大城市论的人认为：(1)发展大城市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城市贫民窟，带来高失业、高犯罪等社会不稳定因素；(2)发展大城市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3)中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温铁军，2000）；(4)我国一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已达相当规模，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它们接纳新增人口的设施和能力已严重短缺，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柳思维，1999）。
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1)农村小城镇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短缺的根本出路：农村城镇化曾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共同选择；以农村小城镇为主加快城市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它可以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较快地进入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小城镇的发展是培育和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根本措施，也是消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柳思维，1999）。(2)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中，小城镇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有一定的基础；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人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温铁军，2000）。(3)发展小城镇符合我国建设资金短缺的国情：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投资不足大城市的一半，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小城镇在吸收农业劳动力上比大城市更有优势（朱选功，2000）。
反对“小城镇论”的人认为，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定为发展小城镇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小城镇绝大多数仍然处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文化落后、技术水平低、投资分散且效益低下的状态，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必然造成乱占乱用土地、重复建设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严重问题；在小城镇，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季建林，2001）。小城镇缺乏足够的产业聚集效应，对投资的吸引力有限，而且资源利用效率低，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王小鲁和夏小林，2000）。小城镇的确有自身的一些优势，但小城镇也基于自身的局限而存在着小城镇病，即集聚能力低，集聚效益差，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综合经济效益是很差的，从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小城镇不应该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理想目标（刘茂松，200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没有必要局限在“大小”之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及它们的协调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
四、未来的中国城市化
影响城市化的相关制度与政策
城市化速度取决于制度安排。城市化是一个客观规律，从历史过程看是不依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但城市化的具体进程取决于制度安排。
转变就业制度。促进就业应该是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期核心政策。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某种程度影响了城市产品的竞争力，也影响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城市和农村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为地把他们分开，可能短期内维护了城市的眼前利益，但从长久来讲代价是具大的。建立公平竞争的、开放的、促进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会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发挥劳动力的资源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国家的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制定促进就业的企业政策。数据表明，近6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从业人员持续下降，新的社会就业和近几年的下岗、失业员工主要靠非公有企业和非正规就业吸纳。遗憾的是，一些现行政策并未向这类企业倾斜而是相反。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及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充分发挥其解决社会就业的优势，也会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改进技术路线。鼓励采取资金密集型技术，不鼓励采取劳动密集型技术，也是导致就业率降低的一个因素。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将提高就业的门槛，影响城市化的速度。
调整城市建设方针。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竞相攀比的、超出城镇经济发展能力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不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城镇当局不断举债，大大抬高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这种情况增加了一个农民成为城市人的成本，降低了公共设施的容纳能力，增加了城市化的难度。
城市化发展的展望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研究界有几种不同的估计。
中国政府1996年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到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到2010～2020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还会有所加快，将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到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达到58%左右，则基本相当于国际上城市化发展的平均水平。
较低的估计：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认为，2001～2005年的城市化速度可能在平均每年0.47～0.74个百分点之间，若采取一些鼓励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速度可能会超过0.74个百分点，但不会超过每年1个百分点。预计2015年城市化率达45%。也有人对较高的城市化速度标识担忧，认为中国城市化不宜追求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将中国城市化界定在2050年60%左右比较合适（陈书荣，1999）。
中等的估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研究课题组(2000)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2010年将达到45%左右，在未来的30～40年内可能达到70%左右。
较高的估计：李善同(2001)提出，在未来的20年内，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66%左右，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面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将从一个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一个市民为主体的社会。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又将在文化上带来什么影响呢？在管理上面临哪些新的难题呢？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变化。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两万多个镇中，会有相当数量迫切需要成熟的经验和新的知识。
对那些经历过城市化巨变的人们，对那些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们，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另一种机会。从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城市生活保障系统、交通系统、物流系统、信息系统、……）的设计、投资和建设，到软件方面的管理、培训，会有很大的需求。
作者介绍：白南生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乡村发展研究所；
谁的城市化?
导语：如果结束更多制度性歧视，把政府的权力通过改革更好地关进笼子里，城镇化的问题就不至于这么艰难。
公元前5 世纪，苏格拉底终日游走于雅典广场和街道，以与人辩论为乐。市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为雅典市民提供公共生活，也是各种商贩活跃的商业场所。他们发明的空间原型，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成为了“现代化城市的象征”。
在美国，有2.43 亿人口拥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 的城市里。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高达3600 万，这里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孟买的中心城区居住着1300 万人口，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000万。
遍布摩天楼、高速路，动辄千万人口计的超级城市图景，智慧如苏格拉底，当年也无法想象。尽管2500 年前，他们已完全开掘了城市文明的精髓：自由（市场）、共享和创新。
1980 年代，中国的深圳特区吸引了湖南、湖北大批农民寻找就业机会，成为中国最早的农民工。今天，2.5 亿农民工的城镇化，被视为中国政府经济前景的最大变量。
工业革命年代，伦敦的产业工人进城后享受到良好的居住和社会保障制度。500 年后的中国农民、农民工进城之路则坎坷得多。不同于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的自发过程，中国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强烈的权力驱动特征，一些专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认为城镇化的结果变为了征地和驱赶农民进城的目的手段。
在城镇化改革尚未给出清晰路线图之前，这一中国新的经济改革重大内容无法回避“人的城市化”命题。
有人泼冷水，有人添柴火
7 月31 日，国贸三期大酒店，金碧辉煌，北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城镇化改革――这个大热话题在此展开讨论。有发改委背景的专家李铁先生、经济学家陈志武、知名学者秦晖、人口问题专家蔡?，他们唇枪舌剑，使得这场城镇化改革的观点之战火花四溅。
经济学家陈志武第一个做主题演讲。相比中国如何进行下一步城镇化，陈志武更关注“城镇化”与“大改革”谁该在先的问题。他以北京与伦敦的城市差异说明，不同的权力制衡架构，不同的制度最终决定城镇化的内涵和个性。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北京、纽约、伦敦等城市间穿梭。他总结北京的城市特质充分体现了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城市化特征。与之相比，伦敦散布的面积很大，却根据教育和其他功能分别发展出以多个中心为主要特色的城市，与巴黎、新德里，尤其是北京形成非常鲜明的差别。
匹配于权力中心，中国的城镇化形成一线、二线、三线城市资源配置架构，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基本决定了从富到贫的经济机会。“希望这种自上而下，行政权力推动的城镇化，尤其是推赶农民上楼举措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权力稍微谨慎、谦虚一点，而不是像以往表现那么傲慢。” 陈志武不客气地批评。
另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城镇化态度积极，如不在场的厉以宁。半年前，厉以宁曾谈到国外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走老城区（商业区）、新城区（工业区开发区）和新社区（新农村）之路。两年前他发言表态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太低，必须加快城镇化，并乐观地期待说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是有保证的，“这是全世界今后30 年间最大的市场，最有潜力的市场”。
在当前经济减速期，新型城镇化改革被中国政府作为一项振兴经济之策推出，在主流观点市场享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但城镇化成为政府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手段时，又出现一种逻辑悖论。这也是陈志武们更关心制度改革的原因。
官员身份的专家李铁多年研究小城镇建设。他执掌的发改委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曾在天津试点过“宅基地换房”模式并推行至全国十多个省。这一模式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进行大城市郊区旧村改造、小城镇建设。不过这种行政主导式的城镇化模式，被部分学者认为操作中仍难摆脱强拆和逼农民上楼之嫌。
李铁试图在主题发言中做出某种解释：“其实我们现在解决的不是要怎么来推动城镇化，而是人已经进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政府截止到现在，除了70 年代上山下乡青年全部回城之外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可是农民进城问题，是靠市场能解套的吗？不能，还得靠政府，这一块儿是关键。”
这并未能完全释解观点对立者的担忧。陈志武强调城镇化本来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现在本末倒置，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强制安排推城镇化发展，而非市场驱动，到最后只能出现更多像鄂尔多斯康巴什、郑州新区、铁岭新城这样的鬼城。
被关注的房价和权利
说到鬼城，焦点自然转移到房价上。
李铁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将继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价将继续崩盘。他的依据是国外房地产泡沫是在城镇化饱和之后，而中国还远远未完成。而正如陈志武提出的权利配置决定论，北京集中了最优质的大学资源、医疗资源，房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市场规律。
城镇化大方向下，中央未对房地产表态，接过话头的首创集体老总刘晓光显然为三四线城市崩盘的可能性担忧，抱怨主要是地方土地财政的问题被提得太多。他谨慎判断新型城镇化启动后房地产会是一种稳定发展，“比较温和”，于是遭到主持人调侃“刘董伴随着一次次（房地产）调控，说的话越来越少”。
中国城镇化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高企的房价。这让一部分人引以为骄，认为这是城市价值提升的体现。不过他们在作此看法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城乡土地、户籍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的。
新一轮城镇化大热让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感到兴奋。他们更热衷于听到精英们谈论，如何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不过目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可能离他们的期望值甚远。
政府可能首先考虑到，有2 亿多的农民工和7300 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已经在各类城镇就业，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住房，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官方预计到2020 年要有3.3 亿人进城，李铁指，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制度上逐步解套，中央态度明确要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服务均等化、定居落户难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问题，甚至还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秦晖的社会学视角使得他谈到城镇化问题更关注权利问题。作为集多重身份与一身，同时身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最具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长期的研究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史”。
当话题一集中到户籍制度上，秦晖即抛出看法，“户籍问题实际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他认为，李铁所说的城镇化要实现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个人权利均等化问题，是所谓外地人（农民工）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问题。而这部分人，其实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
主持人姚久盛调侃秦晖提供了“感性”的事实，并提问说，解决上述人群从户籍到公共服务当然政府、公众都愿意，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流动人口最多，财力又明显无力承受，该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口的蔡?教授反问，“既然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居住，说明这个城市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的服务，GDP 里头有他们的贡献，那为什么叫‘无力承受’？”
主持人又问，“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现在要做城市化的路线图，接下来要做哪一步？” “从人的角度”这一说法让蔡?感到挑衅意味，以缄默作答，主持人话锋一转：“不从人的角度也行”，蔡?直接回应“城市化就是人，没有别的东西。”
穷人的城市？富人的城市？
很多去过里约热内卢的人会看到，这座拥有世外桃源般快乐的城市，除了有美丽的海滩、古老的建筑和通常无可挑剔的天气，还是一座100 多万拥挤在破烂不堪的棚屋之中的城市。当你从伊帕内玛海滩上向周围的山顶望去，将会发现一些大煞风景之处――这些惊人美丽的山上，到处都是贫民区和棚户区。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曾说，“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他很早就了解到观察一个城市的特性中贫民区和富人区的两面。而城市化真正要解决的，正是城市贫民问题。
在中国，秦晖提到前几年学者们曾对是否有贫民窟话题产生过巨大争论，“实际上中国不仅从来就有贫民窟，以前叫‘棚户区’，而且贫民窟居住权是一种市民的特权。”
秦晖举出典型的城市贫民权利被侵犯的例子：“如果市民住在棚户区，要改造棚户区就要解决安置和补偿问题，可是农民或者说外来人口是没有的，他们随时可以被赶走。前几年很多城市都出台过把这些人赶走（的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居住权。”
“包括很多地方搞‘城中村’改造，已经逐渐提高了对原村民的补偿，但是实际上很多棚户区现在都是租出去的，住的是没有居住权的外来居民――城乡结合部改造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是这部分人，所谓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这些比户籍农民多出十几倍的人――现在按照所谓的‘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的原则把他们无条件驱逐，
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残忍的做法”。
蔡?进一步解释，“如果没有贫民进城，提供新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就没有什么城镇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在于看未来是一个百分点还是一点四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而是要看是不是把2.5亿（的进城农民）真正变成了市民。”
一些人在担心，随着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大量进城，中国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出现像美国一样的情况，富人纷纷从城市中心搬去郊区？秦晖直言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实际情况是，中国很多的大城市靠下一级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上缴，把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却不愿意外来人口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市长反对，所有的城里人都会反对，因为不愿意和农民工，衣衫褴褛的低收入、低素质的农民居住在一起。
前段时间美国城市底特律破产的消息被大量关注。底特律似乎提供了一种负面警示：政府因投资减少、富人和大企业纷纷离开而无力负担公共财政倒闭。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隐忧，加上农民工城市化的未来负担，有人担心中国政府会否蹈其覆辙。
对此秦晖反驳部分精英持有的是穷人进来逼走富人导致的观点，强调“中国现在还处在驱赶穷人的阶段”，与底特律的城市化危机根本截然相反，并向主持人强调“事实只有真和假，没有感性还是理性之分”。
李铁同样对这个事实感兴趣。他解剖中国的城市基本上靠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解决财政，地方招商基本是零地价负地价，这在世界上前所未有，一边开发房地产来解决政府收益，一边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每一任政府摊大饼摊出去，都按这种模式走的时候，那就面临着击鼓传花传到哪里去的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高等级城市辐射全国辐射全省，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问题出在三线城市收入水平不高的地方，它的辐射能力弱，击鼓传花摊到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面临着崩盘。“为什么这次地方政府特别希望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政策上，给他们解决项目投资，就是希望解套，他们寄希望于两个，一是解决更多融资，二是给予更多土地，用土地变现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
底特律危机的启示
是鼓励现有城镇化模式继续下去，同时弥补一些公共服务欠账缓和矛盾，还是冒着一些地方房地产和相关行业可能遭受崩盘的危险，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圆桌争论难解难分。
刘晓光从城镇化改革中嗅出房地产的机会，“城镇化除了农民的权利、生活方式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物质形态，没有物质的东西怎么建设？小城镇建设60% 是物质的城镇，而且不是一万、两万，可能是几万、十几万，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主持人同样为房地产高歌猛进唱赞歌：“未来的北京充满了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够在万柳一带看到每平米15 万的房子，三年半以后我们能够在丰台看到每平米八万的房子，大概17 个月以后我们就能够在通州看到每平米三万二的房子，望京很快就要出现每平米八万块钱的房子了……我们真是为这个伟大的价格公式感到欣慰！”
外国媒体预测，到2025 年，中国预计会出现15 个平均人口2500 万超大城市，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都让世界瞩目。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但是上述预测都基于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房地产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毫无风险的前提下。有企业家提出，现有的城镇化思路可能未考虑到，15 年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非常高，将来人口的迁移要发生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养老可能不会在高等级城市。现有的资源配置错位加大了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崩盘危险。
李铁分析，面对地方政府的破产风险，中央的态度明确是通过融资体制改革解决。现在地方财政50% 来源于土地出让金，50%来源于融资，融资来源于未来的土地出让金的预期，土地出让金制度牵扯巨大利益暂时取消不了，那么可能通过解决房购两限政策部分松绑，解决地方的债务问题。“现在矛盾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既要保稳定，还要调整结构，要改革，对政府来说确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陈志武总结，“如果结束更多制度性歧视，把政府的权力通过改革更好地关进笼子里，城镇化的问题就不至于这么艰难，发展的速度也不至于这么快，一旦城市不是独木桥的时候，更自然的城镇化过程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城市化的内容
城市化的内容: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
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2011年12
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基本认识
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演进过程
正常的城市化进程都会经历从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过程。 城市化
一般指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过程。地区集聚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郊区城市化
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这就是郊区城市化。 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逆城市化也称城市中心空洞化。
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衰败，而是城市化扩展的一种新形式，它是建立在城乡差别近于消失、形成一体化的基础上，乡村、小城镇的交通、水、电、信息等设施完善，再加上优越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久在城市中面对浑浊空气、噪声的大城市居民到乡村、城镇暂住、定居，从而导致逆城市化现象，如美国、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明显。 具体表现在大城市中心区萎缩，中小城镇迅速发展；乡村人口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
再城市化
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 老城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弱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出现的再城市化。 积极意义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聚落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人口转化
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乡村剩余人口。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
产业调整
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工业发展
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城市化的意义
1、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2、有利于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
3、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影响的
4、城市是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5、城市文化影响乡村的生产和生活
城市化的标志
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2、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发生和发展受着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吸引。
（1）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为城镇人口提供商品粮
②为城市工业提供资金原始积累
③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原料
④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
⑤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
（2）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3）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
生产性服务的增加
消费性服务的增加
不利影响
环境问题
岩石圈：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土壤污染，地面下沉。
大气圈：空气污染。加剧热岛效应。
水圈：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多；水质恶化；水资源短缺；酸雨。
社会问题 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快速加压，社保缺口难于填补。
经济影响
地价上涨，成本上升。
粮食问题
得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政局稳定。 尽管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
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超负荷运转”。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会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1]
大城市病日益突出
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交通拥挤、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困扰着城市的进步。近年来中国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开始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而许多特大城市也开始着手兴建“卫星城”希望能解决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
如北京市改委主任丁向杨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会议上向市人大作报告时提到，
北京市将按照现代就业的新型“卫星城”，借以来疏散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但是，实际运行中发展“卫星城”很多的时候却是使城市更加“臃肿”，“城市病”的现象更加突出。因此，解决城市病问题，在
发展“卫星城”进行分散型城市化的时候同时应注意不要把城市变的更“臃肿”。
城市职能转化不明显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直到1800年，
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
。
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1800～1950年，地球上的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在美国，1780～1840年的60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从2.7%上升到8.5%。1870年美国开始工业革命时，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不过20%，而到了1920年，其比例骤然上升到51.4%。从整个世界看，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所以，城市化过程是随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各国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相差很大。
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1980年，发达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为70.9%
为77%
78.3%
84.7%
90.8%75.5%。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30.1%，其中不少国家低于20%。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介绍说，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迄今大致包括1949-1957年城市化起步发展、1958-1965年城市化曲折发展、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滞发展、
1979-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1985-1991年城市化稳步发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等6个阶段。[2]
[3]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3]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3]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3]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进程，也要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首先需要广大农业劳动者有真正的择业、择地自由，打破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为枷过程中人的利益。 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将要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要坚持城市化本身从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善人们的生产方式、提升人们价值观念的出发，以此来监督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长久之路。 12月19日发布的2012
《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4]
现实问题
[2]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五大战略性弊端：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对应的非匹配；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地表达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三是中国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五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2] 就地型城市化
就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
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多 、城乡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农村的繁荣，必然要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很多问题产生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又阻碍着该地区城镇化的进行。
调好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果，在进行新一轮深化改革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摸索前进。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面临着新一轮城镇建设的高潮。我们知道，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介，应充分利用该地区的资源，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同时也应注意经济的协调发展。现在很多地区仍存在盲目上项目、造成
重复投资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很多浪费，更重要的是贻误了时机，使城镇化现代化过程滞后。由此，作为与农村紧密相连的城镇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切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一些西部落后地区，因为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短缺，开发初期启动相当困难。为迅速提高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可建立优化的产业发展顺序，即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其促进地区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合理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打下基础。而后相应发展其他适合该地区的产业和相关工业，由此带动该地区的合理持续健康发展，切忌急于求成。
地方城市化进程
2012年，地方政府投资欲望强，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安徽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和湖北
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生产在农村地区的普遍和发展，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城市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进城，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就业以及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使村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基础教育是影响中国未来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资源呈不均分布，地区的文化水平低下势必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加强对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对城市化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城镇（市）化进程中需要长期重视和亟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学术争论
学术界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小城市论
1983年，中国城镇化道路学术研讨会一致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吝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各具特色”。讨论会的总结报告注意力的焦点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集镇”，小城市“是符合理性的，是有生命力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现实和“小城镇大战略”的导向，以及既定城乡制度的惯性作用下，这种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几乎是独占鳌头的。 大城市论
有学者认为应重点发展“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中心城市”。有学者（饶会林、曲炳全，1989)则明确指出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还有学者提出适合国家当前条件的100万——400万人口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效益仍然在发挥主要作用，需适当放宽对大城市规模上的限制。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落后地区，大城市必然要首先发展，形成“极核”，然后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多元论
也有学者试图从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寻求平衡，提出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圈为中心的提高内涵为主的”城市现代化、城市内涵化的二元（或多元)城镇化道路模式，或大中小城市互相协调，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道路（。
中等城市论
1984年提出“中等城市论”。
城市体系论
随着城市化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周一星，1988)提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发展道路受到重视。
表现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中，长成正比；城市化水平高，不仅是建立在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城市化进度
1、城市化水平指标 此指标的公式是：PU=U÷P×100%；式中：U——城市人口；P——总人口。
2、城市化速度指标 次指标的公式是：TA=1÷n(PUt+n—PUt）；式中：TA——城市化速度；n——两时刻间的率数；PUt+n、PUt——在t+n年和t年的城市人口百分比；要注意，公式中城市化速度（TA）的单位是城市人口比重平均增长（或减少）的百分点，而不是百分比。
3、城市化质量指标
城市化质量指标并不单一，而是综合各种指标的指标体系，这 城市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素质的综合反映，具体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的方方面面。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大类11个指标。
第一类，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指标。主要包括3个指标：人均GDP(元/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类，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指标。包括4个指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拥有电话机（包括移动电话）数（部）。它们分别反映交通、医疗卫生、通信的发展水平。
第三类，人的现代化水平指标。包括4个指标：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人）、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以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分别反映人的素质和人的居住环境状况以及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城乡一体化
展、共同繁荣的过程。衡量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理论上包括4个指标：第一产业与第二、
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反映生活质量）两个指标来计算中国当前城乡一体化的水平。 发展对比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不同。
发达国家
1.起步早。
2.城市化水平高。
3.
发展中国家
1.起步晚，发展快。 2.城市化水平较低。 3.城市发展不合理。 例如巴西，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4，城市化问题十分严重。
城市与城镇的区别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把建制镇纳入城市范畴。对
城市化的类型
地理事物的类型划分，是为了理清各种地理现象之间的状态差异和内在联系。划分时，要么依据时间背景，要么偏重空间条件。现代城市化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和规模宏大的局面，除了依据时间背景划分之外，如从空间系列和发生根源上去观察，可以发现许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趣的是，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呈对应状态出现。
1.向心型城市化与离心型城市化
以大城市为中心来考察城市化现象，即会发现存在着向心与离心两种类型的城市化。
城市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公司的总部、银行、报社等脑力劳动机关，都有不断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特性，这就是向心型城市化，也称集中型城市化。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这些部门，或者是决策部门(如政府机关、公司总部、银行等)，或者需要与服务对象进行直接交流(如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等)，或者需要以稠密的人流作为经营对象(如商店、酒楼等)。这些部门的职能特点，要求它们向城市中心运动，密集布置。
与上述部门相反，有些城市设施和部门则自城市中心向外缘移动扩散，这被称之为离心型城市化，也称扩散型城市化。这些具有离心倾向的部门有的需要宽敞用地，如大型企业，自来水厂等;有的需要防止灾害和污染，如煤气厂、垃圾处理厂等;有的需要安静环境，如精神病院、传染病院等;有的具有特殊使命，需要离开市区，如兵营、监狱、火葬场等。
向心型城市化促使城市中心土地利用密度升高，向立体发展，形成中心商业事务区。离心型城市化导致城市外围农村地域变质、城市平面扩大。
2.外延型城市化与飞地型城市化
按照城市离心扩散形式的不同，还可分出外延型和飞地型两种类型的城市化。如果城市的离心扩展，一直保持与建成区接壤，连续渐次地向外推进，这种扩展方式称之为外延型城市化。如果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了空间上与建成区断开，职能上与中心城市保持联系的城市扩展方式，则称为飞地型城市化。
外延型城市化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城市化类型，在大中小各级城市的边缘地带都可以看到这种外延现象，这一正在进行外延型城市化的边缘地带被称之为城乡结合部。
飞地型城市化一般要在大城市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因为大城市的人口、用地规模业已十分庞大，各类城市问题较多，如果继续采取外延型的发展方式，将使各种矛盾更为尖锐。在此情况下，通常采取跳出中心城市现有边界，到条件适宜的地理位置上去发展，用以分散中心城市的压力，有的则形成大城市郊区的卫星城镇。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经济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发展内地经济的目的，将首都搬迁到内地，或在内地开辟增长中心，从广义上讲，这也是飞地型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3.景观型城市化与职能型城市化
传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人口和土地利用高度密集的城市景观，使人们习惯上认为，人口只有住进了这样的城里才算城市化。然而，当代城市化的多样性，使城市化的概念范围远比上述看法广泛。例如，在发达国家的城市中正在进行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地带内，留有大片的自然景观，人口和建筑密度都比较低，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比城里人高。再如，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地区，农业人口的职业已基本转化，他们有着宽敞的住宅和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尽管他们没有搬到城镇中去，但是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居民相比，显然也更“城市化”。
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都说明城市化确实存在着景观型城市化与职能型城市化之分。
景观型城市化，是传统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指城市性用地逐渐覆盖地域空间的过程。因为这种城市化直接创造市区，所以也称直接城市化。
职能型城市化，是当代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指的是现代城市功能在地域系列中发挥效用的过程。这种城市化表现了地域进化的潜在意识，不从外观上直接创造密集的市区景观，所以也称间接城市化。
间接城市化的出现，对城市地域的划分和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外普遍采用城市功能区(即城市核心连同周围功能上有联系的区域)来替代城市行政区作为城市的地域范围，并以城市功能区的人口作为城市总人口。这种探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4.积极型城市化和消极型城市化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化同样是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所造成的。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着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就是城市化的表征性能。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城市化。在拉丁美洲有些国家中，城市化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似，但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后者。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首都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但却存在着大片没有城市基础设施的贫民区。
因此，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城市化称之为积极型城市化。反之，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为消极型城市化，也称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
消极型城市化的产生是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缓慢所造成的。由于农民在乡村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原因是多样的，如人口激增、灾害、土地制度、战争等)，只好向城市迁居。尽管实际上城里生活条件丝毫不优于乡村，但给人们以某种希望。随着农村人口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贫民窟、失业、犯罪、饥饿、传染病等各种城市病症开始蔓延。显然，要消除消极城市化现象，除了发展经济之外，还要实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变革。
5.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型城市化
这是人们在分析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的一种观点。
所谓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是指国家投资于城市经济部门，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而引起的城市化，具体地表现为原有城市发展和新兴工矿业城市产生两个方面。
所谓自下而上型城市化是指农村地区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活动，首先实现农村人口职业转化，进而通过发展小城市(集)镇，实现人口居住地的空间转化。
产生这两种类型城市化的根源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生产要素构成中，除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外，按人均计算的资源并不丰富，资金更为有限。如果单靠国家投资进行经济建设，所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定限度，如1978—1988年间，城镇招工中来自农村的数量仅为1 110万。如果在农村发展各类乡镇企业，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就可吸收多得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1989年我国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数已达9 000多万人。可见，发展乡镇企业，走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的利与弊
城市化的利与弊
弊端:
最近不断有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的报道，说我国2003年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超过原来计划指标，还说我国城市已进入“加快发展期”，甚至有的报道称目前出现城市化“**”。这样造势，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好事,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效果,
按照原来规划，我国城市化水平到2005年达到35,左右，到2010年达到40,42,。换句话说，我国已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权威部门提出，我国在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要达到65,，再进而达到75,。
笔者的疑问之一是，我们城市化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太急了。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
疑问之二是，我国是否有必要，将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发达国家一样高，要达到75,以上。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城市化水平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容易懂得的道理;我国在80年代以前城市化水平低，现在仍然不够高，需要提高，这也毫无疑问。但各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应该一样,中国国情与迄今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发达国家差别巨大，中国城市化标准是否一定要像它们看齐,21世纪的城市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城市化标准是否应该有些区别,
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人口太多。13亿人口，比目前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二是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
960万平方公里，但现在科学条件下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可利用的国土承受目前的人口数量已属负担过重，这方面的条件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差;三是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如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更远。鉴于城市人口对资源的消费量远远大于同样数量的农村人口，我们在实施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资源与合理的城乡人口分布比例相适应的问题。既然我国基本资源状况远不如发达国家，我们城市化水平为什么定得同他们一样高呢,如果2020年我们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现代化程度越高。这是迄今为止对城市化意义的认识。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对城市化的标准的认识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甚至家里办公，同样可以获得信息、同样可以开会，同样可以交易，同样可以完成许许多多事情，而且大大节省时间、减少大量物流方面的消耗。再加上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愿意都往污染严重的大城市里挤。于是，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一点也不会降低现代化的程度。我们在21世纪推进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这些新因素，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走弯路。
疑问之三是，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会不会造成某些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后果。现在有一种感觉，我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而主要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自然发展。如平均每年要以多块速度城市化，到哪个年代城市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最近又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城市化比任何单个产品和单项经济指标，要复杂百倍，它涉及人
口布局、资源配置、环境、社会各个方面。行政和计划的作用是城市化所必需的，但主要应体现在，集中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根据历史、现状和将来，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搞好综合平衡，准确定位城市功能，确保城市特色，而不是强调指标和进度。
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至少四个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
一是大量耕地非正常减少。城市一般都建在自然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同样也是最好的农业区。按规划，我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6%的土地，比例似乎不大，但面积不小，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我国平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占掉那么多好地，原来想通过城市化让留在农村的人口获得较多耕地的初衷如何能兑现,事实上，由于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快，圈地之风仍然盛行，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仅最近几年净失耕地就达3800万亩，造成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也是粮食产量接连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是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产生大批失业、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各种危机风险增加等现象。有专家说，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产生“城市病”的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片面性，产业结构与布局的不合理性，以及“低密度扩张”的发展方式，提出“发展克服城市病”、“规划减少城市病”、“管理医治城市病”。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上能不能做到指导思想没有片面性，规划能不能做到科学合理，管理能不能做到严格到位。今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上海一场大风大雨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和大范围停电事故，就暴露我们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问题不轻。
三是房地产“泡沫化”。现在许多城市建房太快太多，占用大量银行资金，如果严重供大于求，或价格超过市民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大量房屋空置，酿成经济危机。经验证明，由房地产泡沫化引起的经济危机，需要好多年才能缓过劲来。
四是城市“废墟化”。可能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出现大批楼宇空置;二是本世纪中我国人口将出现的下降趋势。根据我国人口政策的设想，达到17亿最高峰以后，总人口将逐渐下降，最终达到7亿左右的理想规模。那么今天搞了那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将来会不会出现有一天没有那么多人去居住,
我国的城市化，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而且关系到明天，关系到后代。城市建了，是不能轻易拆掉的;城市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是难以恢复的。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
好处:
先谈谈收入,城市化大的区域肯定比城市化小的区域收入要高,直观的说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比如上海市民,很多的居民也是居住在拥挤狭小,破烂不堪的城中村小瓦房,失业在家的也不在少数,可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放地产开发商开始波及到居民的住房,拆掉狭小的住房,赔款是不能少的,并且还要安排象样的居所,于是这样的居民就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了,住好房子,多余的赔款可以存进银行养老,还可以买社会的福利了.
另一方面,在一般性的小区和龌龊的小区,中低挡房子(祖宗留下的)的房主,根本就不担心收入的问题,在上海5,6个平方的小瓦房,一个月的房租在350-500这个层次,要知道,这样的房子除了放一张床之外,连放桌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但就这样的房子一般人也住不到,我也到过类似的地方,亲眼见到好几个人住一个房子的,一张大床,也部分哪个是老婆,还是女儿,还是儿子,统统住一块.着实让人觉得意外.算算房主的收入吧,这样的小房子只要有五六间,收入都达到2000-3000元了,再加上自己有定所,根本不用工作就可以天天打麻将了.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其他地方的
人面前颐指气使了.
上海的房价有些高,上述现象已经波及到上海的农村,这样就造成了短期的城市人口的优势,但深入思考,这样的优势意义深远.
反观农村,就以生我养我的邳州农村吧,尤其是10年以前的光景,城市化根本涉及不到农村,收入来源靠养殖业和种植业,产业化很低,老实说,很多老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为0,即使中间有较富裕的商人,平均的指标也被这部分人抹杀掉了,经济指标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没有达到饿死人的地步,但是在大城市看来,我们的情况比非洲还糟糕了.
即使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存在,虽然有改观,但基本矛盾没解决,商人多了,创业者多了,富裕的人比以前多了,可是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呢,这部分人的收入依然很多为0.算平均收入被落下的太远.归其原因,城市化的好处没有享受的到. 再看看招商引资,大城市的外资显然比小城市或农村强的多,再拿上海来讲,城市人口可以从房地产和房租当中收益,但已经不是中心城区的人口这方面就差了,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到外企打工,经常见到生产流水线上的50-70岁的老太太,老大爷拿着放大镜在检查电路板,有时候眼睛红肿也再所不辞,加班到夜里11点坐工交回家,生活是够艰苦的了,要是我父母的话,肯定不允许这样做.可他们为了高消费的收入,要不怎么生存?
看看我们老家的老太太老大爷吧,年龄大了放风筝吧,去走亲戚吧,在家清闲吧,大部分是儿女养活的,无庸质疑,收入为空,尤其是农村的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因为享受不到上述的城市化带来的福利.综合一下,收入指标也高不了,但是也无须大城市的同情,我们依然有肉吃,依然有酒喝,毕竟老百姓不会想的那么多. 再研究问题的另一面,一味的享受城市化就是好事吗?我看也未必,再拿上海来说,这边的民营经济比起外资显得很糟糕,很多街道看上去萧条,和大上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符,人的竞争力一般,不象宣传的那样,叫做"精明的上海人",至少我觉得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做错了,粗的不算,细的算...... 记得由于工作的原因,曾经在少偏的地方租房子,但是就因为没有网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周遍的上海人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好不容易听说附近有一家年轻的儿子有电脑,我去说服,要以一个月几百元的价格缴费,可是他全家都反对,说是有病毒,一个网线只能接一台电脑的笑话.
没来上海之前总觉得上海的商业氛围了得,大街上应该人潮汹涌,可是来到后才发现我错了,这边的商业氛围真的一般,靠近徐家汇的桂平路之类的,连个商店都开不起来,原因是上海这边喜工作,厌经商,曾经听说上海人半夜出门也不属实. 总之,不管是哪里人,只要努力总有回报,城市是人的城市,农村也是人的农村,发挥人的能动性,好的生活终究能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