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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学
学
专
学生生业院姓学班名 名 魏亚锋 号 20113201106 级 历史（1）班 称 岳麓书院
2012年 7月10日
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摘要：
全盛之时，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声威远被，文治武功，臻于盛境。当斯时也，各族归服，《贞观政要》载李世民自谓其功业曰：“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中华帝国历史上所谓的“天朝礼制秩序”、“天下秩序”、“华夷秩序”于此基本成型。一方面，是李世民对个民族表达了“爱之如一”的理念，一方面是各族对太宗表示了忠心和向往，民族关系为历史上最和睦，最美满的时期之一。
关键词：“天下一统” “四海一家” “华夷无隔”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中唯独唐太宗朝民族关系最为和睦？我想这与李世民开明和进步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则源于其既理想又不缺乏可操作性的民族思想。这一民族思想，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俩把风格大的方面，一是基于大一统的理念，从建立天下一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出发，以唐国力的强盛为基础，所提出的王者无外、四海同风的民族一统、华夏一家观念，以及以此观念为前提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一是基于现实的国防安全的政治需求，所提出先中华而后夷狄，中国为本根，四夷如枝叶的华夷重轻本末思想，及基于此观念而产生的相关思想和政策。
下面就以上两种思想做简要分析：
一 天下一家的民族统一思想
所谓民族一统思想，意指李世民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
（一） 华夷无隔
皇帝作为天下共主，有“含育万类”，建立天下一统秩序的责任，这个秩序中既包含中原民族，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既然帝王的恩泽如日月雨露，万物均沾，则他的“忧劳兆庶”，当然也应该“无隔华夷”。他的恩德加于万物，他的威严也应加于四海，那是“无远不庭，无思不服”的，总而言之，他要作天下的共主，不论华夷，都应纳入他的统治秩序之中，达到“四海如一家”的理想境界。
李世民不仅有此“四海一家”的政治思想，而且还为此规划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战略计划，要“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地”，使“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丰顺”，使周边个民族均处于大唐帝国的统治之下。贞观时期，破东突厥，灭吐谷浑；贞观后期，灭高昌，向西域拓展势力，并执意远征高丽，实在都是为了构建他心目中的天下秩序，实现他理想中的一统世界。
（二） 威服德怀
李世民认为，在“天下一统”、“华夷无隔”的统治秩序里，所有民族都属“臣民”，都应纳入君臣父子的一统秩序中，在这个秩序里，皇帝在“威服德怀”的原则之下，应实施的统治理念，计有“爱之如一”、“各适其性”、“诚信”、“失礼入刑”等，其中前三者为德的运用，“失礼入刑”为威的运用。以下即分述之：
第一，“爱之如一”的思想。这是李世民民族思想中最具光彩的部分。此观念淡化种族差异，对于加强各族对中央的向心力，作用尤大。从“子育万民”、“华夷无隔”的观念
出发，李世民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各民族应“爱之如一”的结论。
在李世民看来，历史上的帝王都没有很好地处理民族关系，究其原因，并非他们没有才能，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不正确，即“贵中华，贱戎、狄”，唯有他改变了这一思想方法，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因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李世民的“爱之如一”思想，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实践中。赵克尧、许道勋在其所著《唐太宗传》中，将他的“爱之如一”的具体表现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对汉、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给粮、給复。二是对汉、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不存私心，视为一体。三是对汉、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四是对汉、夷伤病大奖同样体恤。
第二，“各适其性”的思想。这是“爱之如一”思想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帝王的统治，应仁德慈厚，“爱育群生”，使其治下的苍生能“各适其性”。所谓“育物者，所贵于从宜。养人者，必资于遂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使国祚长久。所谓“遂性”，对中原来说，就是轻赋省刑，使百姓安居乐业，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则是尊重其旧有的习性，不强令其变俗，使达安抚爱育之目的。与前代多视夷狄为异类，罡其人面兽心，凶狡愚顽，反复无常不同，李世民不将各族视为异类，他认为：“仁孝之性，岂隔华夷？”贞观四年，唐平定东突厥，在如何处置突厥降众的问题上，群臣意见不一，纷纭不休。中书令温颜博上奏：“请准汉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齐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忌之心。若遣向江南，则乖物性，顾非含育之道也。”这样，既保存了其部落组织，“不离其本性”，“不改其常性”，又能“示不猜之心”、“实空虚之地”，可谓一举多得。但魏征却不同意认为那样做无异于养虎为患。最后太宗采纳了温颜博的建议：设立羁縻府州，封其首领为王，使其部落于河南朔方地，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这一举动，表明太宗在思想上对温颜博的认同，对突厥部众的“因俗而治”，是“各适其性”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李世民和其后继者不断在边境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数目近千。这些羁縻府州，均以内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大者为羁縻都督府，小者为州，个羁縻州基本保留其部落组织形式，都督刺史由部落酋长担任，皆得世袭。同时，羁縻府州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履行义务。
李世民言其作为天下之主，负有养活中国及四夷之责，治下百姓，均应“领得安存”，为使其如鱼得水，如鼠得窟，还要为他们“做大窟，深作水”，以达“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之目的，对归附各民族之恩德，可谓极矣。
第三，“诚信”的思想。在李世民的治国理论中，“诚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诚信思想，在李世民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过程中，也时有体现。武德九年(626)，李世民欲发兵征岭南，魏征劝李世民以“虔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李世民于是遣使臣持节慰谕之，岭南酋长果然遣妻子随使入朝。李世民非常高兴，曰：“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于是赐魏征五百匹绢。从这件事上，李世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诚信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能起到征伐有时难以取得的效果。
李世民也深知“绥之以德”之是政策的一个方面，文德教化的施行须以国力的强盛为前提和后盾。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不可以文德备塞”，武备的整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有时为了解决边防问题，维护国家秩序，战争征伐的手段也是必须的。在“德怀”的同时，也应该“威服”。在这个层面上，太宗又形成了他的“失礼入刑”的思想。
二 先中华而后夷狄的重轻本末思想
政治的运作总须以实际为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我们固然要看到李世民民族思想中强调华夷无别，爱之如一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基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需要而提出的另外一方面的思想，即“先中华而后夷狄”思想。
（一） 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
即位之初，李世民撰成《金镜》以示臣下，其间有言曰：“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为枝叶，畿内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使本固根深，。。。。。。遣人远抚，则眷念而不忍；愍而不遣，则枝叶落而不存。二宜之间，致心何所？是用晨兴夕惕，毋忘斯事。”虽言“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边疆与中原同属帝王管辖之地，但二者明显存在重轻本末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要荒为枝叶，畿内乃根本”，一本一末，一重一轻，在华与夷、内与外之间，显然前者居于主要方面；二者关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本不固，枝叶无由得荣，中国不强，远人无由慕义，因此，治国当“使本固根深”，首先治理好中原。按照根本枝叶理论，则在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上，要遵守的原则就是分清重本末，不做“瘠中国以肥四夷”这样本末倒置的事。不过李世民虽然一再强调华夷有重轻本末之分，但“本根“、枝叶”之比仍然说明他将华夷视为一共同体，只不过有根本和枝叶之分。
（二） 驭夷狄以权
前面曾述及李世民对少数民族的“诚信”思想。那的确是李世民思想的一个侧面，不过在李世民的思想中，也有“驭夷狄以权”的封面所谓“驭夷狄以权”，指在制定对周边各民族的政策时，须以条件、环境的不同而权衡利弊、制定出相宜的战略和政策，有时并不防以权术、权谋制之。所谓“权”者，贵在通达时变，适时而动，不可拘泥于常规，不可拘泥于成礼，从此，即不可一味“诚信”，亦不可全用权术。至于何时“诚信”何时“权谋”，得随具体条件而定。当然诚信也好，权宜也好，其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国防的安全，达成和谐的天下秩序。李世民驭夷狄以权的思想，最突出的体现是他对待薛延陀的政策。贞观四年（630 ）唐平东突厥后，薛延陀崛起于漠北，太宗“以其强盛，恐为后患”。贞观十二年（638），先是送厚礼给薛延陀后是拜其二子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际上是为分割薛延陀的势力。
李世民的“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华夷无隔”与“先中华而后夷狄”思想并非决然不相容的两个方面，恰好相反，者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四海一家”是理想，“先中华而后夷狄”是达成此一理想的必经之路。经过李世民的勤奋治理，唐帝国空前强大，对周边各民族既在文化经济上形成了强有力的感召力和吸引，也形成了在军事上对各族的优势。
参考文献： 《李世民评传》
《隋唐民族关系史》
《古代民族关系论稿》
《新唐书》
《旧唐书》
李世民的用人思想
李世民的用人思想
摘要：李世民在隋朝灭亡中深刻体会到人才对开创国家，稳定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他日后的用人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唐朝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唐由弱到强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世民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之多的人才，所依靠的是他的用人思想和人才开发思想。
关键字：唐太宗，贞观之治，人才，德行，学识，人才思想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唐朝的繁荣昌盛，至今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方面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无疑又是各朝代最具典范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是唐太宗的用人政策以及用人思想却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他的用人思想不仅仅汲取各个朝代的历史教训，并注入自己的思想，摆脱世俗的人才观，把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人才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始终相信“林深则鸟鸣，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的思想。
（一） 重人
李世民出身于行伍，不仅胆略过人，更有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他非常推崇曹操提出的“天地间，人为贵，将贤则国安”的重人思想。他在经历长期的战争经历和宫廷斗争使他深信人才的重要性和用人之道，是人才为根本，为基石，始终作为选人用人的指导思想，贯穿其治国的始终。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只要，唯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治。”同年，在与杜如晦谈话时说“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对与治理天下他曾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的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以日继日，乃至累年，成谬既多，不亡何待”？由此可见，视重人用人为“致安之本”，是唐太宗一贯的思想，也是他用人思想的核心。
（二）选人
（1）唐太宗求贤如渴，多方求才。在他为秦王时就显露无疑了。“海内侵平”，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而著名的“十八学士”就是由此招齐的。自此以后文学馆成为他的政治上的决策机构。特别是当他当上皇帝后，曾频发诏书求取人才。仅《全唐书》记载，唐太宗所辖的求贤举人诏就有五次之多。同时他还督责臣下选贤荐贤。他曾责令房玄龄，杜如晦说：“恭维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臣。唐太宗为鼓励臣下尽力举贤，对荐贤者给以奖励，从而形成一种求贤爱才的良好风气。常何荐举马周。唐太宗特赐他三百匹绢。
（2）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唐太宗强调唯才是举．把才能视为选拔官吏最重要的准不避亲疏仇嫌。他说：“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庸太宗授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思以高官．当时臣下有人谏阻：“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唐太宗说出一段唯贤是举的箴育：“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徽，不弃也。夫缘后兄爱呢，厚以子女玉帛，岜不得?以其兼文武两器．朕故相之．公等谁不日然?”
（3）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唐太宗唯才是举，还体现在他不论贵贱，不限门第．他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同时也置用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唐太宗兴科举，为庶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并采用其它各种办法。不拘一格，广泛网罗人才，包括破格重用出身贫寒、地位低贱的有才之士。张行成才华出众，唐太宗便亲自提名选用。由县主薄而至宰相高位。马周本为常何门客．出身贫寒。唐太宗从马周代常何所写上书中发现其才华，立即召见，并“令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其后又任命其为中书令兼
太子左庶子，非常器重。唐太宗唯才是举还体现在他能够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敢于任用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贞观十四年．征高昌．唐太宗任用突厥族“以智勇闻”的阿史那杜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执失思力屡进忠育，深得唐太宗赏识。于是把公主嫁给他，并拜为附马都尉，封安国公。
（三）用人
（1）德才兼备：古往今来对人才标准问题的探索，实质上就是对德才关系的不同看法。李世民对德才的看法体现在他在贞观二年提出“为政只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要求臣下“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因此一大批的才兼备的人才，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得到重用。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春兰秋菊，各具特色，天下之人，德才各殊，够有所长，必有所短。身为英明君主的李世民深知此理。他曾驳斥封德彝寻奇才，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唐太宗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断故也“。又如戴胄，因其厚重少文，忠清公直，被提拔为大理少卿，他秉公执法，敢犯龙颜而力争执法，使天下无冤狱，也得益于唐太宗善用人之所长。
（四）留人
推心待士，从谏如流：明察历史的唐太宗体察臣下的处境，有容人最。他深知“为君不易，为臣极难”在封建时代，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伴君如伴虎“人臣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盲以取容。”为此，君主使臣下无所顾忌。能尽肺腑之富行；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就要有容人之量，推心待士，任贤无疑，谏如流。他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普若已有之”。充显示了其作为一代明君的胸怀。推心待士还体现在唐太宗信任贤臣．防佞杜谗。贞观初年他曾对臣下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盲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口为了保护贤臣使忠臣能“尽心事上”，不致“泣血衔冤”，唐太宗严厉惩罚进谗者。贞观十七年，萧禹诽谤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唐太宗严厉地驳斥了他。魏微任秘书监时。有人诬其谋反，“竟不问微，遽斩所告者。”象这样的例子，史书上还有许多记载。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 李世民军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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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湛江师范学院 02历本2班 蒋阳兵
内容摘要: 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暗合《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等武经兵义。在戎马生涯中，李世民不断地积累实战经验。结合二者，李世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是肯定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他亲撰《帝范》一书赐予李治。十二篇中便有《阅武篇》，作为自己军事思想的总结。但李世民没有将其军事思想上升为理论，未给后人留下兵书以传世。现在《武经七书》之一的《李卫公问对》传为李靖所撰，其中亦记载了李世民的作战经验。今试对李世民的军事指挥思想略作探析，以期引玉。 关键词: 李世民 军事思想 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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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生于隋世，祖为关陇贵族集团代表。北朝隋世是一个戎马生郊的时代，贵族集体成员皆尚武功以自保和建功立业。如“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为矜”。[1]李世民之父李渊更是以箭艺精绝而得北武周帝宇文邕之姐襄阳公主为妻。李世民岳父长孙晟也因“善弹弓射，矫健过人”[2]可一箭双雕而为突厥摄图可汗叹服。李世民生于尚武家族中，耳濡目染，自幼便对研习武功独有癖好，自称“少不学问，惟好弓马”，逐渐形成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李世民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应是其践祚九鼎，而后成就“贞观盛世”的重要因素。李世民生于升平，长于动乱，为其施展武功提供了条件，自称“年十八便起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其间起兵太原，攻占长安以唐代隋，固后方西征秦陇灭薛仁果;随后大破刘武周，宋金刚，解除其对晋阳大本营的威胁;败夏灭郑，具有山东之地;最后击溃降而复叛的刘黑闼、徐元朗，基本统一全国。李世民在征途中，凭借其武功智谋，基本上是战必克，攻必胜。“其除隋之乱，比及汤武。” [3]因此累蒙提拔，军权益盛。李世民灭薛秦后，提为陕东道大行后，节制河北、蒲州兵马。讨伐刘、宋过程中，高祖加受其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克夏灭郑后，高祖彰其功勋，授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位在诸公之上。武德五年(622年)十月，李渊又加封李世民左右十二位大将军，总领全国兵马，握唐兵镇大权。 李世民凭借其杰出的军事作战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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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渊以“秦王有克天下之大功”，所以“特降殊礼”，为他修建“宏义宫”(即位以后改成大安宫)以表其功。李世民“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4]加之“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5]李世民渐有逾长兄而问九鼎之雄心。于是阴结死党，希望废太子以自代。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党亲发动宣武门政变，李世民披龙袍而登九五之尊，后励精 1
图治，最终成就“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6]的事业。可见，李世民以武功起家，进而拥有天下，皆因能用兵行武而逐渐丰满羽翼之故。由是观之，李世民的军事指挥思想的确有其探讨的价值。
善待军士，用人不疑
“国之安危，资于辅弼”。战乱之时，将领的作用尤其重要。“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强则国必强，辅弱则国必弱”。[7]深刻指出将领的优劣关及国家的强弱。李世民深知其中的精义，在东征西讨之时四处网罗人才，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其谋臣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8]大业十三年(617年)李世民、李建成合力攻克长安，李靖素与李渊有隙，李渊入城后将斩之，李世民为之“固请”，李渊遂“舍之”。李世民因召其入幕府，由是得到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李世绩“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9]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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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逆龙鳞者生还少，然而，李世民确自剪“龙须”以疗大将之疾，古未有之。遂使李世绩“顿首出血泣谢” [10]，死心踏地地佐李世民冲锋陷阵，成为贞观朝三大名将之一，“于今名将，惟世绩、道宗、万彻而已”，[11]且对李唐忠贞不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于弥留之际，为试探李世帻之忠心，右迁李世绩为叠州刺史，李世绩毫无怨言，不入家门赴任。李世民待将不分华夷，其有勇谋者，皆待之若兄弟。李思摩为突厥胡人，后附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亲伐高丽，攻白严城时，李思摩为流矢所中，“帝亲为吮血”，此举使“将士莫不感励” [12]。从此，将士归心，李思摩欲为李世民战死而不可得。
李世民主张用将不疑。最高统帅与将领相互猜疑，势必军令不行，贻误战机，攻占不胜。李世民对将领充分信任，使将领心有所安，可以后顾无忧地血战沙场，为李唐王朝效命。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遣契苾何力省亲。适逢契苾部叛唐，威逼何力一起造反，唐庭大
[13]臣皆言何力必叛。然而李世民却说:“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李世民的判断完全正确，
契必何力虽遭契苾部百般折磨，但始终没有叛降。武德三年(620年)，刘武周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将反，囚之于军中。李世民却独认为:“不然，敬德若叛，岂能寻相之后邪”～[14]遂命释之。后敬德两次救李世民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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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之中。李世民的信任使其赚得了诸大将的忠心归附，为其扫六合，定八方储有如云猛将。
人本思想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李世民在注意恩结将领，信任将领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抚慰，将帅指挥得当，士兵奋勇死战，方能攻而克，战而胜。李世民征高丽时，“见病卒，召御榻前存慰，附州县治疗”。[15]这一举动实际上暗合兵法。孙武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只有爱兵如子，方能使士卒冲锋 2
陷阵而心有所甘。果不其然，李世民这一抚兵举动被士兵们看到后，大受感动，有不想出征之卒，自愿以私装从军，皆曰:“不求悬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 [16]士气大振。
知己知彼，注重了解敌情
李世民行战之前，皆要知悉敌情。他认为这是用兵之要。“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战观敌，则知其虚弱。” [17]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8]为此，李世民常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军腹地探知敌军虚实。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总兵攻打王世充。他“欲知世充阵厚薄，与精骑数十冲之，直出其背”。[19]李世民与窦建德对战更是如此。窦建德建立夏政权以后，始终与妻俱保持俭约本色，深有民心。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败窦建德殊为不易。其中，李世民亲率轻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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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出武牢东二十余里“觇建德之营”，[20]知其虚实，然后审时度势，筑沟坚墙，使窦建德不得不进御武牢，”数战不利，将士思归。” [21]是武牢大捷的重要因素。与此相类似的是李世民攻河东刘武周时，也曾亲率骑观其阵营。
李世民除了知己知彼外，另有重要一点是能够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对于这一点，李世民也承认:“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22]随后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寻找最佳出击机会，一举灭敌于猝然之中。这一思想暗合《吴子》精要:“用兵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刘武周悍将宋金刚战于山西。李世民侦知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宋金刚军无累积，以掳掠为资”。便指出金刚军“利在速战”，只要“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23]这个时候，发兵决战，便可一举歼灭其于山西。事实表明，李世民的作战分析与作战计划完全正确，此役一举攻破刘武周、宋金刚。刘武周仅带五百骑北奔突厥。唐尽有河东地。李世民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此举屡试不爽，成为其作战制胜的法宝。
修文德，以服海内
战争的目的是使逆臣臣服。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使以暴制暴，此中方式劳民伤财，山河易碎。另一种便是以文德绥武力，则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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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七书》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又认为:“兵者，以武力为植，以文为种”。实际上认为迷信武力者走向毁灭，以文易武，文武齐进才是用兵的至高境界。李世民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重视吸取先朝遗训，修文德以服海内。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认为秦之所以短亡，是因为“秦始皇威振胡、越”。[24]虽此观点有失偏颇，但其欲修文德不迷信武力的军事思想却可见一斑。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赏《秦王破阵》曲后，以为:“朕虽以武功 3
定天下，终以文德绥海内”。[25]他又曾对近臣封德彝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26]透露出文武并进，注重文德以绥四海之志。不动刀兵而使敌人屈服，自古以来便使兵家追求的至高境界。由此可见，李世民已将其军事思想发挥道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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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世民家训的思想内容
李世民《帝范》不仅是唐代最有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帝王家训，也是中国帝王家训集大成之作。《帝范》对了解唐代的帝王家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李世民家训的主要思想 李世民非常重视对皇子与诸王的训诫，针对不同的对象，训诫内容也有所不同。李世民《诫吴王恪书》是对其子吴王恪的教诲，要求他加强自我修养，尽为子、为臣之忠心，即“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既对他严格要求，又流露出为父的一腔深情。李世民《戒皇属》告诫诸弟要约束自己，珍惜民力，处理政务时要慎用刑罚、虚心纳谏。《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太子和诸王的教导，劝戒皇家子弟积善行德。 李世民最看重对太子李治的培养，在他去世前一年，作《帝范》一书，教导李治。全书共四卷、十二篇，另有《前序》与《后序》。《前序》讲明自己撰写《帝范》之目的是“聚其要言，以为近诫”。李世民为李治长期生活在宫中“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而深感忧虑，以至废寝忘食，为此撰写《帝范》，以加强家教。正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个方面，对帝王如何修身治国的纲领问题，作了全面的训诫，希望李治成为守业之主：《帝范》卷一《君体篇》对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出明确的规定，文中反复阐明君主要有博大的胸襟，能够兼容并蓄，这些是一国之君的大体；《帝范》卷一《求贤篇》教诲太子认识求贤用贤对创业治平、安邦定国的重要性；《帝范》卷二《纳谏篇》教育李治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很重视纳谏，给臣下以进谏的机会，不管进谏者是谁，辩才、文章如何，只要其言论有益即可；《帝范》卷三《崇俭篇》认为历代的明君贤相和有识之士，崇尚节俭，力诫奢侈，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齐家则家齐；《帝范》卷四《务农篇》，唐太宗在篇中除了强调农业是富家、富国的根本外，还强调作为一国之君，必须以身作则，就会“人不言而化矣”；《帝范》卷四《崇文篇》教诲皇子皇孙及臣下们认识到文治的功能与作用，并强调致用的意义等。《后序》再次强调自己撰写《帝范》的目的，总结自己治国得失，要李治引以为戒。 李世民《戒佑手诏》、李治《诫滕王元婴书》、李旦《戒诸王皇亲敕》等都是针对诸王出现的过失进行训诫。李佑因为发动叛乱被贬为庶民，李世民《戒佑手诏》对他严厉训斥，如：“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李治《诫滕王元婴书》是针对有滕王触犯典章、家人奴仆侮弄官人等事予以告诫。李旦《戒诸王皇亲敕》对诸王的政绩十分不满，因为他们担任官职不尽心尽责，处理事物陷于偏私，荒废时间，放纵自己，睿宗告诫他们应立即改正错误，不要执迷不悟。 综上所述，《帝范》作为第一部系统化、理论化的帝王家训著作，内容丰富而且系统完整，堪称帝王家训集大成之作。 二、李世民对前代帝王家训的继承与发展 在唐以前，中国的帝王家训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从周公家训到刘邦《手敕太子文》、再到刘备《遗诏敕后主》和南朝诸帝训诫太子宗室的文章。这些帝王家训虽然零散而琐碎，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系统的理论，但是却给唐代帝王家训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资源。 李世民对周公家训的借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引用其原话，有具体内容的吸收转化，也有整体思想观念上的继承与发展。 在《诫吴王恪书》中，李世民要求吴王恪“勉思桥梓之道”，“桥梓之道”即周公提倡的父子之道，既有父子之爱，又有君臣之义，长幼之别。李世民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桥梓之道”，常常是以父亲与君主的双重身份训诫诸子。如《诫吴王恪书》中李世民所言“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戒佑手诏》中对李佑的训斥：“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等等，皆是着眼于父子与君臣的双重关系而论。 李世民还善于提炼周公家训的具体内容。如周公《诫伯禽》云：“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这些内容在李世民《帝范》卷三《崇俭篇》则提炼为：“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 李世民的帝王家训在整体思想观念上也深受周公家训影响，如勤政无逸、戒骄戒奢、礼贤下士、择官授职等观念在《帝范》中都得到更为详细地阐释，并且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所拓展；比如《君体篇》在重视君主个人品德修养的同时，又强调了君主的威严；《求贤篇》与周公家训中礼贤下士的思想观念一脉相承。 虽然李世民没有明确指出自己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等诸多帝王家训的借鉴，其实《帝范》中许多篇章如《建亲篇》、《纳谏篇》、《去谗篇》、《诫盈篇》、《崇俭篇》、《赏罚篇》等都是对这些帝王家训内容的归纳、总结。 三、李世民家训的重要特征 如上面所述，李世民的家训文章为唐代现存帝王家训文章的主体，通过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帝王家训的一些重要特征。 1.训诫内容全面具体，《帝范》完整而系统 李世民非常重视对皇子、诸王的训诫，尤其重视对太子李治的教导，所以他撰写了一系列家训文章。内容全面具体，尤其是《帝范》一书对李治进行全面地教导，具有前所未有的完整性、系统性，如务农、阅武、崇文等内容在前代帝王家训中很少有人专门论述。 《帝范》能够成为帝王家训集大成之作，是历史渊源、独特宫廷背景与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历史渊源。在唐以前中国的帝王家训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为李世民撰写《帝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本资料。唐以前历代帝王治理国家成败得失尤其是隋亡的教训为李世民撰写《帝范》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直接经验，正如李世民在《帝范·前序》中所说：“自轩昊已降，迄于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篡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其次，独特宫廷背景。残酷的宫廷斗争也促使李世民特别重视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培养问题。他一生经历了数次非常残酷的宫廷斗争。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杀死其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其父李渊让位。李世民在位期间，诸子之间为争权夺利，屡造事端，尤其是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对当时的朝政造成恶劣影响。李世民亲身经历的宫廷事变与诸子的矛盾斗争都促使他撰写《帝范》，对太子李治详细传授治国经验，事无巨细皆谆谆告诫，以确保他成为守业之君，使李唐王朝长治久安。
李世民的一生
李世民的一生
唐太宗即李世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谥号为“文皇帝”，但后人称呼最多的是“唐太宗”，有时也称“文皇帝”。“世民”的含义是“济世安民”。 从公元599年1月（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出生到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唐太宗终年仅五十岁，他是一个在隋末乱世中成长起来的成熟早、功绩高、寿命也短的封建名君，受到历代帝王将相和百姓的推崇与赞美。
李氏家祖是关陇贵族集团之一，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这是最高武官。后来因辅佐北周代替西魏有功，被封为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祖父也任北周的柱国大将军，父亲李渊还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 母亲窦氏，聪明而善于书法，模仿父亲李渊的笔迹，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李世民兄弟四人，哥哥建成，弟弟玄霸、元吉和智云，玄霸幼年早亡，智云在太原起兵后被隋朝官吏杀死，年仅十四岁。
李世民十六岁时和十三岁的长孙氏结婚，这就是后来贤明的长孙皇后。少年时期的李世民虽然也读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练武。
在十八岁时，李世民应募参军，当时隋炀帝被围在雁门，就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出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李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621）又打败窦建德，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
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改元贞观。唐太宗即位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拥戴，因而被尊为“天可汗”。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最后无功而还。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李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令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去世后，葬于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