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

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今人评价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

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二、 重评屈原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屈原定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事实上，屈原伟大吗,他那种忠国存君的思想是否等同于爱国主义,

假如承认屈原的忠国存君的思想是爱国的、伟大的、崇高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评价秦始皇呢～屈原要保存楚国，秦始皇要灭楚;屈原要保其国君(尽管已昏庸腐败得很)，秦始皇要灭其国君，改朝换代。

秦始皇伟大吗,他统一(或讲灭了)六国，结束诸侯分割的局面;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假如说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民心所向，那么秦始皇是历史的功臣，是伟大的～相反，屈原那种所谓的伟大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要保国存君，就是要维持诸侯割据的局面(曾提出很多联赵抗秦的提议)，这岂不成了逆潮流的反动吗～显得屈原不识大局、保守狭隘，甚至愚昧～尤其是为了那个腐败昏庸的、早该产除的楚怀王而死，更是死得一钱不值。

张艺谋曾拍过一部电影叫《英雄》，里面的男主角(武功高强的流民)最终以“天下统一”为重，放弃了报私仇(杀秦始皇)的机会，看来屈原的思想境界比电影中那个流民武夫都不如，又怎能称得上崇高、伟大这样的称号呢～

但是，假如我们站在对人权、生命尊严的维护上看:秦始皇确实以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为代价取得天下的统一，确是值得声讨、谴责甚至否定。

是啊，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宝贵呢，任何统治者都应该视生命高于一切，包括什么国家、民族的东西在生命面前都必须让步～从这方面看，秦始皇是一个嗜血禽兽～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相比之下，屈原反秦的思想则显得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讲屈原就是爱国的，因为爱国应包含爱其国民。

前几年曾有人研讨:“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结果得出:“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对平民大众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良知”。假如把这个结论套在屈原身上，真的很合适，尽管《离骚》、《哀郢》等篇章也有一两句提及民生多难，但仅起烘托其对君王的忠心和自身的言志作用，根本就不是为民讲话，与杜甫《三别》、《三吏》、《兵车行》等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屈原变革的目的是存君富国，当然亦会惠泽于民，但其变革目的不是以民为天，如果站在平民立场上看，屈原的境界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封建士大夫境界而已，不见得高尚和伟大到哪。

当然，他为他那个阶级服务和发言，是他的自由，亦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是我们以太过崇高和伟大的标准去要求他，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吹毛求疵，不合实际。的确，现今的知识分子都缺乏的东西，却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士大夫拥有和做到，真是显得可笑……更有点可怜可悲。

然而，从另一方面——艺术性来说，屈原的作品确是瑰丽无比，成为楚辞体重要和主要的代表;开浪漫主义诗风传统。

所以屈原在文学艺术上是伟大的，具有杰出成就的，但在思想人格上却是有局限的、有缺憾的。他那种忠君存君的思想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作为教师在这点上是应该剖析给学生看，不能再误导学生了，我们的教育是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真人，不是培养封建士大夫。

三、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潘啸龙

在我国古代哲人中，屈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恐怕只有孔子这样的百代“素王”可与之相比。

孔子的影响，主要在他的思想。不管后世的人们怎样崇扬他，也不管近代以来人们怎样企图打倒他，他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所规范的伦理道德，毕竟笼盖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今天人们所不能不面对的巨大存在。

屈原则是一位行动者。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除了《离骚》、《天问》等一篇篇回肠荡气的辉煌诗作外，他自身的遭际和在其中所显现的道德、人格，似乎更为人们所瞩目。——他是作为一个为黑暗时代所埋葬的伟大悲剧人物出现在历史上，并震撼了整个民族心灵。在许多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成了某种精神道德的体现者或楷模，高高屹立在苍黄翻覆的历史烟云之上，俯视着百代千秋。

有趣的是，屈、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方式，又与孔子如此的不同——屈原的意义和价值，几乎在每一历史时代，都须经历激烈的争辩，才得到一部分的实现。从汉代到明清，从“五四”时期到抗战阶段，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新时期，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的“屈原问题”。人们在探讨时代的命运和做人的规范时，往往把屈原作为一种历史参照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从而对他的精神、人格实行再认识、再评价。正是在这种不断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历史中，屈原显示了精神风貌的左右偏移，并牢牢地保持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决定的,对屈原的评价历史曾经有过些什么争议,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人们什么样的需要或心理,这是颇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不妨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

任何伟大人物能够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都是他们自身的功业或精神，给予历史以巨大投影的结果。所以要探讨屈原如何影响于后世，须得考察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有些什么功业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后人的心灵,

人们常常只把屈原视为诗人。但据司马迁、刘向记载的屈原事迹，他在当时显然是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辅弼之臣，而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的。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一旦出现在楚朝廷中，便以卓绝的治国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倚重。《史记》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惜墨如金的史家笔下，这数十字的概述已完全足够证明，屈原早期在楚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了。

但屈原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引人瞩目的功业——因为他不久就被贵族党人进谗诬陷，遭到了怀王的疏黜;接着而来的两次放逐，更把他远远地隔绝于政治生活之外。一位有志于辅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业的大贤，就这样论为流落江上的憔悴迁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间，楚王君臣曾励精图治、整刷朝政，迎来了称雄南天的短暂兴旺。弃逐屈原以后，楚国之航船便在风雨飘摇中一再触礁搁浅，迅即降为睥睨天下的强秦之附庸。数十年后，便以灭国之祸在历史上从此消失～屈原的遭际，就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楚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而他沉身汨罗的悲壮一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一朝覆灭的历史悲剧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台后，从此以屈从命运的达观“明哲”自命，颐养天年，默默地老死于山野荒村，他便不会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但屈原却奋身抗争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延续。在他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

屈原对恶势力的抗争，早在从政时期就有锋芒锐利的显露。他亲眼目睹过朝中党人怎样狗苟蝇营地追逐于势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竟不惜走那败国亡家的“幽昧”、“险隘”之路。楚王呢，居然也“昌被”放纵，“无辔御而自载”、“背法度而心治”。屈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不顾自身的安危，起而揭露党人的罪恶，并不怕触犯楚王之逆鳞——“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他拼将一身捐弃，也要与恶势力抗争的铮铮自白。

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在屈原遭受两次放逐之中，表现得就更鲜明了。黑暗的王朝满心以为，长期的放逐可以摧折这位耿直之臣的傲骨，迫使他噤若寒蝉，任凭党人们倒行逆施而缄默不言。屈原的亲朋则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也纷纷劝告他折节改行、装聋作哑，免遭伯鲧那样“殀乎羽野”的杀身之祸。屈原却毫不屈服——他回顾历史兴衰的教训，把抚平生奋斗的历程，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所坚守的操节，充满了无悔无怨的自信。面对着“瓦釜雷鸣”的黑暗王朝，和“邑犬群吠”的党人群小，他响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在无法再参预朝政的情况下，屈原举起了自己的笔，用《天问》、《离骚》、《九章》等蓄满忿火的诗篇，向昏庸的楚王、

嚣张的党人开战了。这些诗作，正如恩格斯在称赞歌德时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从民间传说的情况看，屈原的抗争遭致了楚王最严重的“逼逐”(《屈原外传》)。而诗人则用了更激烈的反抗，来回答这种逼逐——那就是发生在汨罗江畔的最悲壮一幕:屈原终于以自己的“忿怼激发”之举，实践了他早就立下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的誓言。这赴身江涛的悲壮音响，从此成为屈原抗争黑暗的生命之音，成为屈原精神的浩然迸发，而久久地回荡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流之中了。

不过倘若只是这一方面，屈原对一个民族的影响还不会如此深沉动人。屈原之所以极大震撼人们身心的，更还在于这种不屈抗争中所交织着的，对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那种万劫不移的忠贞精神。

谈到这种忠贞精神，人们似乎总要联想到“忠君”上去。其实，“忠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当时的一些哲人贤士在君臣关系上，倒是提出了一种相对的原则。诸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屈原之于楚王，显然表现过非常的忠贞。“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都表明了“忠君”在屈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即使在屈原遭到楚王疏黜，以至横暴地再迁江南期间，他对君王的忠贞之情，似乎也还未改变。《思美人》所呜咽诉说的“思美人兮，览涕而竚眙”，《哀郢》所凄凄叹息的“哀见君而不再得”，都说明他纵然对君王的狂悖之行已极度失望，但“忠君”之情仍还溢满胸际。只是到了君王的昏愦已无可救药，楚国眼看就要断送在楚襄王这样的壅君手中时，屈原对君王的忠贞之思终于因绝望而幻灭。当他在沉江前夕，怒斥楚王朝廷的“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并以激烈的言辞直斥楚王为“壅君”的时候，人们便很难想象，他此刻对楚王还怀有多少“忠”情了。

但是，屈原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民族的忠贞，却又不同——这种在楚民族长期独立发展中，在苦难和奋斗中养育和强化起来的乡国之思和民族感情，在屈原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表现。从屈原的青少年时代，对祖国的热爱便已在《桔颂》中，以“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动情诗句，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所以屈原从政后急于“奔走”于君王前后，大声召唤君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就决不只是希望个人的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更多是出于振兴楚国、把本民族引向“国富强以法立”的兴旺之路的素志。现在的人们大约己很少能感受到，“楚国”对于屈原的生命究竟有多大

意义了，但屈原当年却很清楚这一点。特别是当他遭受放逐，处在远离国都、身心交瘁的绝望、傍徨之中时，它便几乎成了维系屈原生命的唯一支柱。《哀郢》描述他远放江南途中，一次次回首“龙门”，一次次噙泪“西思”，一次次对着“辽远”的“郢路”“侘傺而含慼。”《离骚》描述他在绝望之中，忽生“去国远逝”的奇思，然而他那云旗龙驾、车仗雍容的出行，终竟只在故国“旧乡”的上空周游盘旋而已——“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明知楚国已无人知己，他明知君王已“莫足与为美政”，按说应该对自己的祖国绝望了，按说可以满怀怨愤地象战国许多贤人志士那样去国离乡，去另觅个人的出路了(包括孔子、孟子也都曾如此)。但屈原不能——“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这就是屈原对于祖国象征的郢都所发出的最凄怆的呼唤。它唱出了一个被放逐、被摧折的伟大灵魂在诀别人世前夕，对自己祖国、乡土多么深切的眷恋之情。至于他最后的自沉汨罗，更奏响了一支虽遭万劫，也不离弃祖国，宁肯将自己纯洁的生命葬于祖国江流之中的壮曲～

屈原的伟大也正在这里:他无所畏惧地抗争黑暗，但这种对黑暗世道的不屈抗争，并没有导致他对祖国母亲的任何抱怨，更没有想过欲借他国之力来伤害自己深爱的祖国。倒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有那样的勇气向祸国殃民的黑暗王朝抗争，才有那样不折不挠的韧性，支持了十数年孤苦绝望的放逐生涯。他的死，既是不妥协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也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精神的灿烂升华——这两者的交汇、激荡，才使屈原的死产生了震撼千年历史的大回响。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难道不正是因了这才临流扼腕，痛惜于屈原的逝去;才衔泪含悲，“想见”于屈原之为人,

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老’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屈原问题》)。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无妨可以再引申一句: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执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摧折而移易的“忠贞精神”。所以，投影于历史的屈原精神，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这双重的精神投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来说，无疑会有某种侧重并有所排斥。正因为如此，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才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辩，才会发生一次次单向的改造或重塑。

二、从“怨怼狂狷”到“忠君爱国”——论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的单向改塑

屈原对于历史的精神投影虽然是双重的，但在封建时代的评价中，却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单向选择和改塑过程。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那“死而不容自疏”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先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人们常常指斥班固的这段评判有辱屈原。其实，班固的评判恰恰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颜氏家训?文草篇》)。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绌有慑色，即非贤哲模”、“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旅次湘沅有怀灵均》),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韵语阳秋》),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着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它在同样富于抗争精神的司马迁那里所得到的充分肯定，激起了正统儒者班固、颜之推等辈的严厉反驳，似乎已预告着屈原精神在封建时代的选择方向

——它那富于抗争的一面将被排除，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只能在另一侧面(即“忠贞”)得到充分的展开。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在《隋书?文李学传序》中，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宣自毁”的“忠”节(见《金镜》，收《全唐文》卷十)。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说:“《春秋》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福;进荀息，以甚苟免之祸。夫荀息阿献公之邪心以死，其为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缘利，故君子犹进之。而原乃以正谏不获而捐躯，方息之汙，则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引自晁补之《重编楚辞?序》)。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如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屈原虽死，犹不死(((

也”～“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楚辞补注》)。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对这场延续到宋代的论争，作了调解和小结的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以“醇儒”的眼光，对屈原的思想人品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他极为敬重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以为它可有所交发于“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屈原的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其诗作“辞旨”，更“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所以，屈原“其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欲以原比于‘三仁’，则夫父师、少师者皆以谏而见杀、见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为也”(《楚辞集注》)。表示了对洪兴祖过分赞扬屈原的不赞成态度。

应该说，朱熹对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理解得要比王逸、洪兴祖深刻得多——他不仅感受到了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可贵和堪足发扬，而且也与班固一样，敏锐地觉察了屈原身上那可怕的忿怼、抗争精神，可能给封建统治带来的危害。所以大声疾呼人们，“不可”以屈原这方面的志行“为法”。只是他的话未免说得太露，对统治阶级企图强调屈原的“忠君”精神而加以单向改塑的意愿未能领会。所以，他的调解和小结，在统治阶层并未得到满意的反应。相反，对于屈原“忠贞”精神的崇扬，正是在朱熹前后达到了高潮:唐昭宗天祐元年，屈原被追封为“昭灵侯”;宋元封六年，封为“忠洁侯”，后又追封为“清烈公”;元延祐五年，又加封屈原为“忠节烈公”。统治阶级需要把屈原变为“忠君”的典范而让臣下效法，这是利益之所在。那么，对于屈原精神中的另一面，即“怨君”、“忿怼”等等有害于君主的部分，就得过过筛子，全给筛去，或者作出新的解释了。这就使明清之际对屈原的评价，出现了新局面:与班固、朱熹的强调屈原抗争精神的危害不同，明清之际的儒者则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根本否认屈原带有这种精神。

例如明人赵南星就认为，屈原的志行决非“狂猖”，他的“托为远游、求古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这与《诗经》中周大夫“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是意义相通的;班固居然斥其为“露才扬已”、“非明智之器”，无异于“怀王之谐臣，而靳尚之知己”，“士君子苟有爱国家、扶世教之心，亦何忍讥屈原哉”(《离骚经订注?后跋》)里清人沈德潜则针对前人以屈原为“怨君”的说法辩驳说:“楚辞不皆是怨君”，《离骚》“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而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说诗晬语》)～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序中也声称:他在《离骚》中“但见其爱身忧国、迟回不欲死之心，未见其轻生以怼君也”～“屈子所以先后其君者，必曰五帝三王;其治楚，奉先功、明法度，意量固有过人者”;“虽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当不是过”——活生生把屈原认作了孔孟第二了～

看了这一段论争，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代的儒者们，为了给屈原“洗冤”，不仅对班固的所谓“狂狷”、“忿怼”严词驳斥，甚至对朱熹也大张挞代之词——他们为了给屈原加上“忠君”美名、争得圣贤地位，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可笑的还得数黄文焕、刘献庭、林仲懿诸家，他们竟然在屈原“忠君”之外，还找到了“孝父”和“中庸”之义～黄文焕《楚辞听直》笺注“字余曰灵均”句说:“顾名思义，当生之日，便是尽瘁之辰。使为臣不忠，辱其辰，辱其考矣。此又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远以亢宗，近以慰考，忠也，即所以为孝也。忠孝两失，而欲靦颜以立于人间，可乎哉,”刘献庭也说:“千秋万世之下，以屈子为忠者无异辞矣，然而未尝有知其为孝者也～其《离骚》一经，开口曰‘帝高

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则屈子为楚国之宗臣矣”。“国事即其家事，尽心于君即是尽心于父。故忠孝本无二致”。“是《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也”(《离骚经讲录?总论》)。林仲懿《离骚中正》则认为，“名余曰正则”二句是“窃取子思之道”，“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这样的牵强附会，真教人啼笑皆非～怪不得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都要惊讶得大呼:“是果骚人之本意乎,”了。

屈原所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经过封建时代二千余年的争辩，就这样适应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出现了奇特的单向选择和改塑:那不屈不挠抗争黑暗势力的“怨君”、“忿怼”精神，逐渐被贬斥、否定;而对于君王、祖国的忠贞精神，则在越来越热烈的推崇和赞扬声中，几经改造，成为臣子“忠正之义”的楷模，而与屈原一起显现在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天幕上。

三、从“帮忙”、“反抗”到伟大的“殉国”者—论近代以来对屈原精神

的重新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封建时代对屈原的评价，虽然以“忠君爱国”相标榜，但其侧重点却始终落在了“忠君”这一臣子“忠正之义”上。黄文焕大呼“千古忠臣，当推屈原为第一”;朱冀忘形地赞叹屈原“忠君到至处，不惜踵顶之损摩”(《离骚辨》);蒋骥更称屈子“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信哉百世之师矣”。屈原作为“忠君”楷模的地位，似乎已升达最高的峰巅而无可动摇。

这在封建时代毫不足怪。但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大踏步进入反帝反封建革命之途时，对屈原精神的这种改塑和颂扬，便不仅显得触目，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了。

鲁迅就是向屈原这一至高无上地位发出挑战的第一人。1903年，他在充满战叫之声的《摩罗诗力说》中尖锐指出:屈原的诗作固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至于屈原之沉江，虽传为壮烈，毕竟未能动摇旧制度之根基:“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堪足志士仁人“深哀”而已，这一评价，对于妄图用屈原“忠君”偶象来牢笼民众的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声不祥的枭鸣～它表明，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志士，已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完全不同的斗争道路——他们所要求的，既不是对君王的“竭忠”进谏，也不是“孤伟”自死式的个人抗争，而是唤起民众，从根本上“掀翻”封建社会那摆了二千余年的“吃人筵席”。故发为文章，也不需要那“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而是要震荡千万人耳鼓的“伟美之声”～在鲁迅看来，这两方面，屈原都不足以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

鲁迅的这一见解，几乎贯串了他的后半生。1933年，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即以贾府的焦大为例，论及了屈原“怨君”的实质:“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是主奴如此，贾府就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1935年，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又一次论及屈原:“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在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

将一位震撼了二千余年厉史的贤哲，比之为贾府的奴才焦大;将一部光焰万丈的《离骚》，称之为抒写“不得帮忙的不平”之作——初看起来鲁迅对屈原的态度似乎颇为不恭，但正如上文所说，鲁迅是从当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来审视和批评屈原的。他的本意，决不是要贬低屈原，而在于希望当代出现远较屈原更彻底的新的战士，来完成“掀翻”二千年来吃人筵席的使命。如果把屈原放到他自己的时代，那么，他所表现的对于真理的不倦求索精神，和对黑暗势力的抗争，毕竟也是“孤伟”的。鲁迅对他也还充满了钦敬之情的。在上引《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将屈原与“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辈对立，赞扬了他“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勇气。二十多年后，鲁迅在自己小说集《傍徨》的扉页，更引录《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节，表达了对于屈原不倦求索真理精神的深切缅怀。

不过，在近世的屈原评价中，也确实出现了从根本上否定屈原精神的倾向。这就是四十年代孙次舟对屈原的一次重大发难，由此引出了闻一多先生对屈原精神的著名分析。孙次舟在成都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一文，把屈原描述为类似于“王公大人有所爱于色而使”的男宠式人物，“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的“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而他的《离骚》，则充满了这位“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屈原对政治关心的着重点，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在“怀王对他宠信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所以，屈原的自杀，也与匹夫匹妇的“自经于沟渎”并无二致，并没有多少值得钦佩的地方。

孙次舟的发难，挑起了一场如何评价屈原的大论战。作为对这场论战的总结，闻一多写了《屈原问题》一文，对屈原精神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闻一多认为，屈原固然是位文学弄巨，但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个政治家。从屈原的身份看，近似于楚王的“家内奴隶”。但是，屈原不是一个顺从的奴隶，而是一个孤高激烈的反抗的奴隶。孙次舟所说的“天质

忠良”、“心地纯正”、“忠款与热情”，并不是屈原最突出的品质，“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被馋，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屈原正是在反抗中，从“奴隶”变成了“人”。所以闻一多得出结论说“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石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人们可以看到，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显然取了与鲁迅不同的视角。鲁迅是从屈原作为一个“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即“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局限性方面着眼，对屈原身上的“奴隶”性作了批判，从中引出对当代革命者的殷厚寄望;闻一多则从屈原虽为“奴隶”，毕竟作过“反抗”和斗争着眼，而给予了高度评价。评价的方式看来趋于对立的两极，但都来自加强对黑暗势力不妥协斗争的当代历史的要求，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革命志士的心理。屈原作为一位“奴隶”所带有的“帮忙”主人的特性，以及他在压迫下终于站立起来“反抗”的特性，其实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是屈原投影历史的“忠贞精神”和“抗争精神”的双重表现。在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的单向选择和改塑以后，在屈原被作为“忠君”楷模受到赞扬，而其抗争精神被掩蔽了千百年之后，鲁迅对屈原“帮忙”特性的批评和闻一多对他“反抗”特质的赞扬，可以说是对封建时代屈原评价的一种带根本意义的反拨，是对屈原精神的一种富于时代感的重新发现。

与对屈原抗争精神的重新发现相并行的，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评价倾向，那就是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强调。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封建时代也谈屈原的“忠君爱国”，但其重点始终落在“忠君”、“爱君”上。正因为如此，“五四”以后相当一段时向，屈原的“爱国”精神，并未在屈原评价中得到强烈的回响。把屈原的“爱国”与中华民族的危亡联系在一起，并给与高度评价的，恐怕得首推郭沫若和游国恩先生。不过，郭沫若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经过汨罗的时候，对于屈原为什么沉江还很不理解。故在吊屈之作中还提出了“楚犹存三户，怀石理则那”的疑向。在他看来，“仅仅是被放逐，仅仅是政治上的失意，一位有为的男子，应该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故对屈原的“一纳头便去憔悴死”十分惊讶。数年以后，日寇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抉择。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因为国

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见《蒲剑?龙船?鲤帜》)。他又对屈原的死“经过了一番研究”，终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屈原的死“是在楚襄王二十一年。那时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逃到了陈城去，几乎演出了国破家亡的惨状。屈原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才迫不得已而自杀了的。所以屈原的自杀是殉国，并不是殉情”(见《深幸有一，不望有二》所录1935年所作短文)。这一发现，改变了郭沫若对屈原精神的根本看法。在他1940年所作《关于屈原》、1941年所作《屈原考》中，便一再强调屈原“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他“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他是一个民族诗人，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难，才悲愤自杀的。他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伟大的原因”。差不多与郭沫若同时，游国恩先生也在《论屈原之放、死》中，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屈原作为一位伟大“殉国”者身世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屈原研究中最重要成果之一[1]。而当这一发现，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时，便带有了更深广的意义。从那以后，屈原所投影于历史的“忠贞”精神，便不再在“忠君”一端发生影响，而是在“爱国”一端闪射出了熠耀的光芒。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屈原评价，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着屈原的爱国精神展开的(包括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性”)虽然在改草、开放的新时期，也曾有些研究者，从我国多民族的关系考虑，以及从对外交流的开放心态出发，对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过这样那样的非议。但由于屈原精神的这一核心，已经得到整个民族的认可并为之深切感动，少数的异议既然没有考虑到一个民族的承受心理，也就只能成为空谷回响，渐渐沉寂了。至于屈原的“反抗”精神，也重要影响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志士仁人时时提及并用以对抗反动专制统治。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因为人民群众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不需要也不应该采取屈原那种“孤高激烈”的“反抗”方式，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失去了意义，在屈原评价中也就不多提及了。

四、屈原评价历史审视之余论

上文就屈原精神对历史的双重投影，以及不同历史时代所引发的评价争辩和取向侧重，作了简略的回顾。通过这一历史审视，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我以为，它起码可以告诉人们:屈原之所以能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首先在于他自身精神的伟大。无论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忠贞精神”，还是“抗争精神”，都带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强度和力量，才能对后世造成长久的震撼力。对于屈原来说，这两种精神是交织在

一起而不可分的——他的抗争，是忠贞于君王、宗国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其所直接追求的，也是为了君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倘若没有后者支撑，便不可能表现出那种九死不悔的抗争勇气和毅力，他的死也不可能带有如此悲壮的色彩。反过来，他的忠贞，也正体现在为君国、为民族利益而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上。正因为如此，这忠贞便与谄媚、愚忠、同流合污划出了界线，而带有令人们肃然钦仰的动人内蕴。

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屈原的双重精神投影于历史时，并不是交融在一起发生影响的。它直接受到各个时代的统治利益或思想主潮的制约，而出现选择取向上的某种侧重或偏移。封建时代对屈原“忠君”精神的单向选择和改塑，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在历史发展的新时代，站在潮流前头的志士仁人，由于自身面临斗争使命的不同或变化，对屈原精神的着眼点也同样会有所转换。近代以来对屈原的评价，曾经在“反抗”和“爱国”两个方向上摆动，亦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屈原精神的这种影响偏移和摆动，也许还将继续相当长的年岁吧，这是正常的，也是屈原仍还“活”在人们中间的可靠标志。从屈原评价的远景看，正如我们的社会已不再充满邪恶，人们不再感受到专制的压迫和悲愤的蕴积，屈原的“抗争”精神便不再成为屈原评价的重点一样，当我们的国家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敌可能构成对它的威胁，当人们已把“爱国”视为人生之一部分，而不再需要借助历史人物来鼓舞自身的爱国意气时，屈原的爱国精神亦将不再成为屈原评价的重点。那时候，对屈原的评价将走出“抗争”。“忠贞”这两重精神投影之外，而把屈原纯粹作为一个往昔的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他那忧国忧民的悠长嗟叹，那还顾郢都的凄怆呼号，都将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回音，只留在他的作品中，而引起读者一种淡淡的历史回忆。

当然，这样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注释:

[1]对于《哀郢》的写作背景，以及屈原是否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学术界有很多争议。笔者有《关于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刊《江汉论坛》1982年5期)、《从汉人的论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5期)、《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成都师专学报》1988年2期)等文，论述了屈原沉江非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好在屈原的“爱国”精神贯串于他的一生和有关诗作中，即使他的沉江不是“殉国难”，

关于对屈原的评价

关于对屈原的评价

一、前人评价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今人评价

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

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

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让楚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叛国，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体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

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

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 念。

何其芳：《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对屈原死的评价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我觉得他死的很有价值，死的很壮观！树立了一个伟人应具有的品质！

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

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

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2016-10-17浏览:分享人:田琛玲手机版

导语:以下是关于一些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欢迎前来关注本站:

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的呢?第一、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郭沫若认为?发掘历史的精神?是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郭沫若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的重要动机～便是用史学为今天服务。他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去历史地科学地解剖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以便正确地总结人类社会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以引导人民从事现实斗争。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中国史学界第一本书。此后的《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等着名史学著作～便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作的。

第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这一点～在关于屈原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历史上否定屈原的存在是大有人在的。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廖季平就在他的《楚辞新解》一书中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后来在《楚辞新义》里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陈述。此后的胡适、何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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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又相继提出了否定屈原存在的论点。这样一来～屈原是否存在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了。郭沫若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坚持研究屈原～目的正在于通过捍卫屈原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光荣的民族精神。

(摘自:谷辅林～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及其剧作中的屈原形象[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82，85,54页)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最受郭沫若爱戴的诗人是屈原;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受屈原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

郭沫若一生热爱屈原、学习屈原～研究屈原～在作品中表现屈原。他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并在诗中怀着崇敬和惋惜的心情吟叹道?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阁考察郭沫若生平～他读屈原的作品是在进人中学的时候。他读《史记》时～《史记》中的《屈原列传》?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显然～屈原的身世遭遇、思想情操及其所创作的《楚辞》～在他的心灵中激发起强烈的共鸣。他对屈原情有独钟～自1920年底写出以屈原行吟泽畔为题材的诗剧《湘累》之后～历年来又创作出歌吟屈原的诗作30多首。抗战时期所推出的历史剧《屈原》上演时曾轰动了山城重庆。郭沫若在艺术创作上成功地塑造出了屈原的形象～凸现了屈原精神～得力于他对《楚辞》的透彻理解和对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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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研究。在他的文学活动与学术研究中～不仅将屈原的《离骚》等25首作品全部译成白话文～而且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写出了《屈原时代》《屈原考》《屈原研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20多篇研究文章～在学术领域主研究屈原的一家之言。

郭沫若与屈原所生活的年代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呼唤伟大诗人并且能够造就伟大诗人的社会转型时代。屈原在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使郭沫若产生联想～屈原的高洁人格品行～为郭沫若树立起学习的好榜样;屈原的作品～也是郭沫若取之不竭的宝藏。难怪郭沫若以现代?屈原?自况～?我委实自比过屈原。?

一针对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里所说研究《楚辞》的三项困难以及三项课题～郭沫若曾说:?凡是古书～把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同的课题。尤其是第一种～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1]330于是他就来从事这比之校正文字、诠释词意更高的～亦即最高阶段的研究:说明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由此产生了《屈原研究》这本书。郭沫若确也有条件来做这件事～他在日本期间曾对卜辞与金文作过研究～对那一段历史～他掌握许多宝贵的实证资料～并且对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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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及其变化形成一些宏观的见解。

《屈原研究》是在《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等文章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及大幅度的增补而成。笔者所据版本是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4月版～版权页上还标明?1941年7月群益出版社重庆第一版?的字样～很多学者引此书往往标上1941年7月～盖源于此。然而本书最后一篇《今译》后所署日期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此外～《屈原考》是郭沫若1941年12月21日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讲演～《屈原考》的下篇即《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亦为同一次讲演内容。两文都收人1942年4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此书《序》称此两文及杂文《蒲剑〃龙船〃鲤帜》～?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2]129。《序》末所署时间为1942年4月12日。《屈原研究》一书由群益出版社在1946年7月正式出版。因此～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上所标?1941年7月群益出版社重庆第一版?字样～其中?1?当为?6?字之误。

然又有学者认为《屈原研究》一书是郭沫若1942年完成的～此论亦未加考究。《蒲剑集》1942年4月方出～如果郭沫若此时已在大幅度地增补1941年12月所作演讲之文～当不会在1942年《序》中说出?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的话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今译》完成时间与《蒲剑集》的出版时间大略相近～不能说《屈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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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于1942年。《屈原研究》正文三题～第一题《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曾单独出版过～《屈原的时代》曾收入《沫若近著》中～然而～三题内容关联紧密～应是前后相续而写成。细加阅读～还可以看出～虽然主要观点上～此书与《蒲剑集》所收二文相同～但一些提法及口吻却有了细微的变化。考虑到郭沫若不可能在自己刚说出?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的话来～就立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了不满～因此～《屈原研究》一书中的三题当在1943至1945年间写成。

二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一书主要观点有四:一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批驳～二是对于屈原作品的认定～三是对于屈原所处时代及其个人心理的分析～四是对于屈原所成功完成的文学革命的论述。

先述其一～此书对于屈原否定论的驳斥～态度十分坚决。郭沫若对于胡适所举《屈原列传》的可疑之处～逐条予以驳斥～并说:?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更推到廖季平所怀的疑问大约也不过如此。?[3]7在证实屈原存在的根据上～除了《屈原考》中已经说过的贾谊及刘安两条外～又补充了一条:?还有《楚辞》里的《卜居》、《渔父》两篇虽由近人研究判定了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那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3]9由此～郭沫若下结论说:?有了贾谊和刘安以及做《卜居》、《渔父》的作者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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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和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更何况屈原的存在与否和《屈原传》的可靠与否也没有必然的关系。?[3]9

这同他在《屈原考》所说:?《史记》流传到现在～已二千多年～几经辗转抄印～当然免不了有些窜改或错误～前人早有指出。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错误～就说这篇传不可靠;更不能因为这篇传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4]101～意思是相同的～但一用?当然?～一用?纵使?～口气的不同是明显的。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变化是～郭沫若在此书没有再说《屈原考》中关于屈原否定论的出现是?十多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结果?[4]100那一段具有宽容精神的话。

次述其二～对于屈原的作品认定。郭沫若说?《离骚》是屈原作的～断无可疑。?[3]11他取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并说?屈原的被放逐是在襄王时代?[3]18。在《楚辞新解》中～廖平曾说～《离骚》篇名不可解。郭沫若并不清楚这一情况～因此他并非是针对廖平之所说～表扬了游国恩训?离骚?为?牢骚?的意见～称为?讲得最好?[3]19。

《九歌》十一章～当作于屈原?早年得志的时分?～?《九歌》的艺术异常的美妙～由内容看来～爱用美人香草～爱写超现实的境界～在遣词用意上和《离骚》等篇均有一脉相承的痕迹～那其间的历程～是毫没有理由要嵌上一两百年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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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 23这是针对胡适将《九歌》列为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而与屈原绝无关系的意见而发～他说陆侃如、游国恩?继承而扩充着?[3] 22胡适的意见。郭沫若的一项理由是楚昭王不祀河～《九歌》中有《河伯》篇～因此?可以推定是应该作于楚惠王十年灭陈(是年孔子卒)以后?～?故《河伯》断然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同时和它格律相同的其他的十篇也必然是战国时代的作品?[3]22。

对胡适攻击《天问》的话～郭沫若显然恼火～称这是?活天冤枉?。他说:?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以那种主要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极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而那所提出的问题～从天地开辟以来一直问到他自己～把他对于宗教信仰上的、神话传说上的、历史记载上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了一个淋漓尽致。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更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是抵得过五百篇《尚书》。?[3]24这一段赞扬也真是说得淋漓尽致!

对于《九章》～他认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说得最为恰当?[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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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说:?《橘颂》作得最古?～?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3] 27。?《悲回风》最为悲愤～是他初遭放逐时感情最激烈的时候做的。《惜诵》、《抽思》和《思美人》要来缓和一些～是悲愤稍稍平淡了～由追忆的情环所荡漾出来的东西。据《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可以推定屈原谪地是在楚国的北境。《思美人》和《抽思》的情怀是相连的～大约是一个时期的作品。?[3]28-29 ?《哀郢》以下的诸篇当作于到了江南以后。?[3]29?《哀郢》的‘东迁’是在‘仲春’。?[3]30《涉江》说到秋冬的寒风还有绪余～?时令相接?。?南行的时刻是在孟夏?～?《怀沙》当据蒋骥说是怀长沙的意思。??屈原南行至长沙～由长沙再返回向汨罗～故有‘进路次北’之语。??到了《惜往日》便言‘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又言‘不学辞而赴渊’～那自然是绝笔了。据传说屈原死于五月五日～时令也还是完全相连。?[3]30以上分析～是结合经历定八篇之先后～同时也对屈原流放中的心情作了描述。

最后～郭沫若将屈原作品的创作时间总起来划分为三个时期?《橘颂》、《九歌》最早～绝对的年代不能断定～大抵作于楚怀王时～是四十岁以前的东西。《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四十六岁时做的。第二期的全部作品作于五十岁以后至六十二岁～长久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的全部是作于六十二岁时二、三、四、五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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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之间～是诗人精神最后一次强烈的燃烧。?[3]38郭沫若是以《九章》中《哀郢》以前包括《天问》为第二期的作品～以《九章》中《哀郢》及其以下作品～包括《离骚》为第三时期的作品。将《离骚》放到屈原生命最后的四个月中～显然与《离骚》中的内容有相当不合之处。

郭沫若对屈原作品的认定中有两个新的见解值得一提:一是?乱曰?即?辞曰?～?这便是《楚辞》的‘辞’的命名之所由来?;二是他引孔广森释?兮?为?阿?以及孔广森所说?和兮字协韵的‘也’字古音是读如‘呀’的?～而称《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3]35。

三在《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一文～郭沫若对于南北文学之分的说法～表示轻蔑:?以《楚辞》为中国南方文学代表～《雅》《颂》为北方文学代表。这样区分我们并不反对～不过这样看法～还仅是皮相～并没有认识到屈原真正的伟大处。?[5]122他驳斥说:?《雅》和《颂》并不限于黄河流域的北方～《雅》《颂》是贵族文学。长江流域的南方～其贵族文学～同北方文学一样是四个字一句。拿屈原的作品～就可以获得证明。《招魂》、《天问》、《橘颂》几篇～与四个字一句的调子是很相近的。?[5]124他要求从?中国文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了个很大的变革?[5]123的角度去想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文学革命～与近代‘五四’运动一个样子的文学革命。?[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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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屈原研究》中～郭沫若的说法有了些变化:?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南方的思想和北方的思想是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区别的。儒家特别代表了北方式的现实主义～道家则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现实的理想主义。道家中的主要人物庄子是宋人～《道德经》成于环渊之手～是楚人～都是南方的人物。??当时确有南北学派之分?[6]98～?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6]89～?他所称道的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不正和儒家的古史观是整个一个系统吗?称赞伯夷伊尹～称赞皋陶彭成～不也和孔孟一个脚步吗?[6]95读了以上这些话～难以不让人认为郭沫若是接受了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说的话。他不再以时代变革来否定南北学派之分了。郭沫若又说:?屈原出使过齐国～他和北方的儒者也应该有过直接的接触。?[6]99

然而～郭沫若与王国维在表面上似乎相似～但究其实质却相去甚远～这种区别约有四端:第一～王国维的北南学派之分是以帝王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国家与个人的对立、入世与出世的对立为基础的。而郭沫若则说:?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是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7]68也就是说～他们在南北学派的内涵的认知上并不一样。王国维的北方学派是帝王、贵族、国家的学派～而郭沫若的北方学派则是奴隶解放运动及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两者正好相反。第二～同第一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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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是～郭沫若是以时代变化来说明南北学派之分的。第三～对于王国维所说南方学派想象力丰富这一点～郭沫若压根儿就不提。至于?屈原所表现的天堂地狱和神鬼等～在北方的诗歌中却几乎没有?～是因为?北方的生活习惯当时已经和南方的大有距离?[6]102。这是一种社会发展观的、反映论的解释。第四～用反映论难以说明南北文学在气韵上的区别～而南北文学气质不同也是郭沫若自己在《屈原考》中说过的话～因此郭沫若寻求新的解释:周代殷后～殷人的一部分与宋徐楚诸国向东南移动～又把东南夷的旧居开拓出来了。?殷人是富于超现实性的民族～他们最迷信鬼神。?[3]52?殷人是爱好艺术的氏族。??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周人则是比较现实的氏族。??南方的生活习惯较为原始～然亦较富于艺术味。这便是南方的思想与诗和北方的思想与诗～在风格和内容上何以颇为悬异的缘故了。?[6]103这是用部族迁徙来解释南北差异。但郭沫若就是不说到对于《屈子文学之精神》具有核心意义的两个概念:情感与想象力。

郭沫若与王国维在论述上的似是而异～反映了传统话语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实～郭沫若自己的结论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开头与结尾都称屈原为伟大的民族诗人～但这个徽号在《屈原研究》一书不见了。这一点论者们似都没有注意。有时提～有时不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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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无足深究～其实～其中蕴含着深意。这是为了将屈原重新塑造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杰出人物。我们且听郭沫若是如何说的:?古人曾说‘楚材晋用’～事实上最早的是晋材秦用～秦国兴国的一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晋人～如像商鞍、张仪、范睢、吕不韦等都是。这正表明当时的一般具有见识的人所怀抱的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周秦诸子同是主张大一统的。?[6]91但有儒家式的大一统与法家式的大一统二种～?屈原也是主张大一统的人～他所怀抱的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6]92～?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那是更不能说他在迷恋‘旧时代的魂’。?[6]95

郭沫若还将屈原不肯离开楚国也说成为了让楚国完成大一统。他认为～到战国末年～中国已经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地步～就等一个国家来收获政治上的大一统了～当时最有条件便是楚与秦。?屈原怀抱着德政思想～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征经营。故他的眷爱楚国并不是纯全因为是父母之邦～更不是因为自己也是楚国的公族在那儿迷恋‘旧时代的魂’。我们要知道～他称道的‘前王’或‘前圣’并不是楚国的先公先王～除掉《离骚》第一句的‘帝高阳之苗裔’而外～他丝毫也没有把楚国的过去的史实来低回过～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6] 92

既然屈原是一个怀抱大一统理想的人～而且当他在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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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实现大一统～那么～说他是伟大的民族诗人～就只能是楚国的民族诗人了～那不将他?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了吗?由此～郭沫若必须放弃他1942年封给他的最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徽号。还有一个原因是～此书出版于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形势要求的是国内的和平统一。于是屈原的形象也就跟着时代的需要而又一次变化了。说屈原重视民生～那是对的～《离骚》中有证据:?哀民生之多艰?。以此说他?是位民本思想者?[6]91～证据就已不足～再由此说?像班固那种人竟非难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君上～强非其人～不知道明哲保身～这更是十足地透露了班固自己的可怜性～所谓‘蜉蝣撼大树～多见不自量’了?[6]91～这些话就明显说过了头。最为遗憾的是～郭沫若并未举出实际的材料来证明屈原怀有大一统的理想。

但郭沫若就以?大一统?的理想为出发点～来描述屈原悲愤的心理:?他是想以德政来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然而好端端一个楚国却被父子两代的‘壅君’和群小们弄得一塌糊涂～看着那以力征经营的秦国便要以刑政来统一天下～这不是比一个楚国亡了～更要令人失望了吗?临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大失望～理想家的屈原～你叫他会怎样?我看除死而外～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6]105梁启超说屈原脑中有两种矛盾的元素:极高寒的理想～极热烈的感情;在郭沫若这段描述中～理想具体为大一统～感情是为天下形势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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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还进而说～屈原?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6]105～根据是《悲回风》中的?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惜诵》中的?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失统?～以及《抽思》中的一些句子。照此种分析的话～《离骚》中的那些想象～简直可以作为狂想症的证据了!能这样分析吗?但郭沫若又说～屈原有神经痛或是肋膜炎～有心悸亢进～精神上多少有些异状常见微候～不过～?这责任是应该由楚国当时的一批群小来负?[6]106。而?天才与狂气～照现代精神分析家说来～实在是比邻～屈原先生多少有些精神上的偏差～怕也正是使他成功为了伟大天才的因素之一罢?[6]106。郭沫若是学医的～他容易从这方面想问题～然而～他的这些分析与猜测～开启了新时期中对于屈原生理病态的研究～流弊而下～造成一些臆说的产生。

四说屈原怀抱大一统理想～是根据社会发展史理论及现实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屈原形象的新塑造～而论述屈原完成了伟大的文学革命～则是郭沫若从自身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实践出发产生的体认。郭沫若说:?诗歌一到了《楚辞》～便是有意识地成就了一番伟大的革命。??后来的诗句变化几乎为屈原一人所尝试尽了。??他是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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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51?那时候的文体的变革和近代的文学革命～由文言文改为自话文的～实在是毫无二致。?[7]68郭沫若还说～屈原?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7] 68。这些话语完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话语。

在《屈原研究》中～郭沫若充分地阐述了当时社会经济、阶级及思想的大变动～论述了?殷周时代确实是奴隶社会?的观点～他相信只要再充分搜集材料～不出几年～那些持其他说法的人～是会同意他的观点的～?只要是真正地抱着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成见的人?[6] 77。郭沫若对于屈原的文学革命正是以他所阐述的上述变动为背景的。

并且他还从整体上对文体的变革作出了阐述:?我们请把卜辞金文训诰雅颂拿来和周秦诸子的文章诗歌比较一下～便可以立地知道这其间的悬隔。散文有焉乎者也的语助辞出现了～这是在前所没有的。诗则有国风的民间歌谣的搜集与雅颂也大有不同～一句话归总～便是文章逐渐语体化～在这时的确是有一个文学上的大革命。?[6]89

他赞颂屈原的文学革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实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屈原?坚守着了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彻底地树立了一个体裁?～?而我们自己真可以惭愧得无地自容?[7]68。这是用屈原与自己来比较了。

正是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郭沫若说屈原?思想是前进的～而方法则不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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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限制?[6]104。思想的前进～是指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6]104。那什么是限制呢?就是?在作为艺术家的情思和遣辞上～有意无意地不能将旧有的生活习惯完全摆脱?[6]104。其实～郭沫若指的就是～上文引及的～屈原作品中写到了天堂地狱和神鬼。不过～这就露出一个漏洞:情思和遣辞不与思想相关么?郭沫若要用?五四?自话诗革命来体认屈原～终究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可分初期(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和后期(解放后)三个阶段。初期的屈原研究～主要是为了反击胡适之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郭沫若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驳斥了胡适等人宣扬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适用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不同?的谬论。在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清算后～郭沫若又在意识形态上向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宣战。他首先把矛头指向?屈原否定论?～对?屈原否定论?的立说依据作了仔细辨析～逐条予以反驳～以历史事实证明屈原存在的不可动摇性。

如果说郭沫若古代社会史研究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三十年代的屈原研究则旨在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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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外敌侵略之下～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在不断加紧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恢复了屈原研究。这是屈原研究的中期阶段。与初期阶段不同的是～郭沫若中期阶段的屈原研究～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灼优秀精神～即以屈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抗击强暴、反抗投降的优秀精神～来激励广大人民抗战爱国的志气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这个阶段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达到了高峰～其作品或为论文或为专著～数量众多～成果丰硕～令人赞叹和钦佩。郭沫若研究屈原的第三个阶段是解放初期。为了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屈原的活动～也为了向全国人民介绍祖国的优秀文化～让人们知道屈原及其作品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亦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郭沫若与一些学者撰写了大量介绍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总之～郭沫若几十年来的屈原研究～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的要求息息相关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屈原研究～在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以屈原研究为开端。他在屈原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历史人物的准则和方法～为他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在研究屈原时～郭沫若非常重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民为邦本?的思想～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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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人民本位?。他用?人民本位?来检查屈原的思想和艺术～发现了屈原思想中热爱人民、注重民生的精神和艺术上的人民性。从此～郭沫若就把?人民本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他多次声明～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一句归宗:人民本位!?(《历史人物〃序》)?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十批判书〃后记》)。?人民本位?的准则～贯穿于郭沫若整个的历史人物研究中。

第二～郭沫若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具体时代的综合考察方法～在他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屡屡采用～如他在研究先秦诸子这些思想史上的人物时总是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看作是时代的产儿～注意把它们?向社会还原?(《十批判书〃后记》)～同时又寻求这些思想和学说对社会的反作用～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可能蒐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的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听发生的社会基础?～然后再求?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青铜时代〃后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研究在郭沫若整个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开创和指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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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屈原的评价

　　摘要：鲁迅最早对屈原作品作出评价是通过他和好友许寿裳聊天时表达出来的。据许寿裳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曾送过他一本线装《离骚》，并对他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之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自此以后，鲁迅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更加全面、深刻的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了评价。　　关键词：鲁迅 人格 评价　　一、鲁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　　鲁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在此文中肯定了屈原《天问》把很多神话传说保留了下来，他认为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源“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并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1]（p23）这些评价是当初对许寿裳所说的“《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进一步的阐述。　　通观《天问》，不难发现其中确实包含了很多远古神话传说，说明屈原对神话和传说十分重视，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鲁迅对《离骚》也做出了高度评价。首先他对屈原神思飞跃的想象力十分推崇，认为屈原上天下地，呼风唤雨，“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仙，呼龙虬思佚女，……”[2]（p382-383）从而使作品具有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次他又将屈原的作品与《诗经》进行比较，认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3] （p382-383）鲁迅赞美了屈原作品句式的灵活多变，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多采，感情的真实，意蕴的深厚，毫不吝啬溢美之言，将其称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从屈原作品对后世影响来盾，鲁迅并非言过其实。但同时鲁迅也深刻的指出：“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益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 [4] （p382-383）鲁迅认为楚辞这一文体的产生不是凭空的，它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也接受了楚地民歌和楚国风俗习惯的影响。　　总之，鲁迅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着手，评论了屈原作品的成就，既肯定了其独创的文学史地位，又看到了它与传统、后世的关系。　　（二）鲁迅对屈原人格的评价。　　综观鲁迅的作品，他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屈原，所以他对屈原的评价随着历史环境和自身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首先，鲁迅对屈原的品格高度赞扬，并对屈原的个人遭遇给予深刻同情。鲁迅认为《离骚》的出现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个人理想得不到实现的遭遇紧密相关。“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5]（p392-386）可见其主要内容紧密联系着屈原不幸遭遇。鲁迅指出：“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 [6] （p392-386）正是借助诗作以倾泻心中忧愤，表达自己一腔忠诚而被谗害的哀怨、激愤的感情。“罹谗贼”三字可见鲁迅对屈原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他对屈原高尚的品格十分推崇，认为时人是无法媲美的，他指出：“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 [23] （p392-386）可见屈原文辞中所蕴含的高洁、独立的精神是别人无法达到的。　　其次，鲁迅肯定了屈原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天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天问》是一百七十多个疑问组成的长诗，展现了作者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种种质疑的精神。正如鲁迅所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现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24]（p71）鲁迅也是一位极具怀疑精神的作家，所以对屈原的怀疑精神十分推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揭示出了屈原独立的性格和伟大的理想，同时这句话也可看作鲁迅自身精神的体现。　　当然，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过一些批评。鲁迅在早期的文章中指出屈原作品：“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26]（p71）认为屈原作品缺少战斗、反抗精神，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和鲁迅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身在日本的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异邦所遭受的歧视，同时也看到自己祖国的落后、民众的愚昧，清政府的腐败使古老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他急切的希望祖国能强大起来。加之当时鲁迅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志士激进思想的影响，激增了自己的战斗精神，他赞同革命，认为若中国强大，必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可见当时鲁迅的思想非常激进。因此他才会认为屈原作品“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从客观来看，鲁迅此言并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屈原对楚国的热爱他是不可能站起来反抗的，同时鲁迅也忽略了屈原所处的是封建等级森严的时代，臣反君是叛逆，所以屈原也不会反抗自己的君王，因此他只能抒发一下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苦闷，抱怨一下君王对自己的不理解，也就难免“多芳菲凄恻之音”了。　　综上所论，屈原的爱国精神、高洁的人格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遇对鲁迅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对屈原的作品及其人格也都做出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做出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大都客观精准。由此可知，屈原和鲁迅这两位相隔千年的伟大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所联系的。　　参考文献：　　[1]见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　　[2]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3]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4]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5]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6.　　[6]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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