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四十年法与理的跨越

■首席记者 裘浙锋 通讯员 孙陈超

汽车的喇叭声、摩托车的轰鸣声，商贩的讨价还价声，嘈杂的喧嚣声连成一片。

这是2009年9月8日。诸暨枫桥镇最繁华的天竺街上，银行、超市、电信局，一家家现代化的商业机构鳞次栉比。

商业街背后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枫桥镇钟山村村民俞善畅回忆起46年前的村庄景象，恍若隔世：“那时的村庄非常寂静，生活内容极为单调。”

46年时过境迁，跨越世纪的这个小村庄，已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在商业的表象之下，一条关于社会治理经验的脉络，一直与这个小镇相连，任社会的起起落落却延续至今——这就是“枫桥经验”。

“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是新中国缔造者**1963年为“枫桥经验”作出的亲笔批示。时至今日，几乎每年中央的高级官员都会前往这个小镇调研，并着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枫桥经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被浓缩成一句话。发端于绍兴乡村的一个社会治理样本，为何能随时光变迁而历久弥新，并在全国各地被复制、重构？

从“斗争”经验到“无稳不富”

上世纪60年代，俞善畅和无数农村干部社员一样，过着一种政治化的生活。作为枫桥区钟瑛大队大队长，他的任务是组织生产队员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

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封闭的小社区。为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农民外出是不允许的。生产队长俞善畅负责安排每一个队员的劳动内容。农民一般白天去田里劳动，夜里到生产队计工分和斗地主。

1963年，省公安厅派出一支队伍进驻钟瑛大队。这7名上级官员，是因为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来到这个村庄的。

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全国各地均出现了过火的情况。包括钟瑛大队在内的整个枫桥区，却保持了一种温和的态度。**在杭州考察听说这一做法后，敏感地意识到其价值所在，并亲笔批示，成为一条脍炙人口的红色经验。

随后不久，中国乡村被卷入动荡不安的社会潮流。**席卷全国，这场运动改变了俞善畅们的生活。因为政治内容的转向，“枫桥经验”也被搁置一边。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把束缚在土地上的俞善畅们解放了出来。1980年7月，邻近钟瑛大队的桥亭（现属枫桥镇栎桥村）十一生产队里发生了一场革命：99个村民悄悄地在一份“分田”协议书上签字：搞联产到劳（指劳动工分）。

当时的这场革命，事后被证明有惊无险，分田到户迅速在整个绍兴地区推开。对于俞善畅们而言，他们开始彻底告别一种政治化生活。随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曾经组织在一起的农民，开始自由流动，各自寻求致富道路。

对于钟山村（2006年，钟瑛与另外一个村合并成钟山行政村）而言，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是：一度萧条的村庄里出现了繁华的商业街。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在当地政府规划下，从钟山穿村而过的天竺街成为了枫桥镇的商业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所有的人加快了步伐。但一种自由的商业生活，从来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土壤。“稳定是第一位的。”现任枫桥镇党委书记张晓冬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和平年代。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无稳不富。”

对枫桥来说是这样，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同样如此。

转型期的矛盾与诉求

无需讳言的一点是，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枫桥镇，曾遭遇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期。根据枫桥人民法庭出示的数据，2003年，该庭受理案件达1300多件。枫桥法庭庭长张学军表示，这是该庭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峰值。

从时间脉络上来分析，枫桥出现这一社会现象当在意料之中。2003年前后，枫桥所处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期。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向改革深层次领域演进，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随着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觉醒，其利益诉求开始以直接或激烈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一点不难在枫桥镇得到印证。当地提供的资料显示，民间纠纷集中于土地、环保、经济合同案件和农村宅基地等领域。如农村宅基地问题，因为个人财富的积累，乡村普遍发生了大面积的拆旧建新热，并导致邻里矛盾。

现象并不意外，意外的是民间纠纷的处理结果。诸暨市官员称：2000年至今，枫桥镇的纠纷100％在镇、村引导下进行了调解，其中98％获得成功，剩余的也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近年来，枫桥没有一起因矛盾纠纷调解不当引发的越级上访，也没有出现重大的治安问题。

张晓冬表示，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造就了该镇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从枫桥经验的发轫到如今的坚持发展，前后数十年间，乡村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四十多年来枫桥的变化已经沧海桑田，但张晓冬认为，当年的治理经验之所以在当下仍闪闪发光，在于枫桥秉承了其核心的理念：建立起一套快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作出反应、促使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协同机制，并尽最大可能在矛盾激化前就将它化解掉。

在这一机制中，党委、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各个组织机构，与乡村自治组织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并延伸到神经末梢——包括治保、调解、帮教、矫正、警务协管、法治宣传等。如枫桥派出所建立的三级防控网络，从家庭到村到镇，有一个完整的信息搜集、矛盾处理的运行流程。

而在这种网格化的治安架构下，到底存活着一副怎样的真实乡村生活图景？枫桥镇派出所所长蒋其表示：“社会的变化带来了干群所关心问题的变化。现在，因为诉求渠道的多元化，万一纠纷处理不好，可能马上越出了一镇、一市的地面。”

枫桥之安宁，其秘密也就隐藏于纠纷处理的每一个流程之中。

前置的法律防线和矛盾缓冲带

行走于枫桥乡村，你会不时看到一个个社区警务室。枫桥镇共有本地常住人口7万、外来人口2万，而枫桥派出所的民警仅为24人。蒋其表示，他们将三分之一以上的警力资源配置到了8个警务室。

在这些警务室里，你能看到矛盾调解的现场：大家围成一圈，由一名民警主持，双方当事人出席，而旁边坐着的可能有村委主任、治保主任或者当地企业家。

蒋其介绍，该所设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委员不仅包括民警，也纳入了当地社会贤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口碑良好的企业家等。

纠纷的仲裁人员实行“菜单式”，双方当事人可选择一致认可的调解委员，“用以主持公道”。蒋其表示，调解成功的关键，在于调解人员的公正和威望，而调解的依据有二，一是法，二是乡村社会认可的理。

在此过程中，民警所发挥的重要职责是：将纠纷事实调查清楚。在运用法的过程中，调解人运用自己的公信力，进行“释法”和“说理”，以取得双方的认可，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采取强制性的法律程序，以降低双方的处理成本。

蒋其分析说，“枫桥经验”的灵魂，并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层面的手段，更为重要的一个理念是：统筹，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思考，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而落到一桩具体的纠纷上，法律是标准，而基于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能使双方化解怨气，从而加速解决。

“调解好于判决。”张学军从一个专业法律人士的角度阐释说，“判”是一把刀，即使执行了，也容易造成双方的积怨；“调”则是周到的说服，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所在的枫桥法庭，在处理纠纷时，除非万不得已，才启动判决程序。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它就是一纸空文。”枫桥法庭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句谚语。张学军说，对于尚处在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中国乡村来说，通过“释法”普及法律知识，并与独特的乡村土壤相结合，这是一门处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