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主要问题分析.doc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主要问题分析 引言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亟待解决的城市病需要城市管理者不断增强城市管理与运作能力。自 2009 年 IBM 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及行动方案以来,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形态。在此背景下,发展智慧城市对中国有着切实的现实需求和重要的战略意义[1].从知识社会的创新 2. 0 视角来看,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一代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是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与生态,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塑造城市公共价值并为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价值,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2]
面对现代城市的复杂巨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印证了钱学森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工程发展理念[3],需要丰富和完善基于综合集成法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方法论[4].
然而,上述理念与当前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实践仍欠缺融合。2013 年住建部陆续推出两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近两百个城市作为试点投入到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然而,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经常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局限在个别领域,缺乏统筹考虑,长远规划[5].国内外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众多,但其成果并未反映到实践当中。厘清实践视角下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实践领域,关键问题的梳理可以为地方政府了解智慧城市总体发展态势,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在理论层面,关键问题探索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具体地观察智慧城市理念与实践的差异,促进理论的落地与实践融合。因此,本文参考国内外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文献,发展并完善了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集,通过对来自 96 个城市的 300 余位智慧城市实践者的问卷调查,对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进行描述,并基于统计结果尝试进行了问题归类和差异影响分析。
1 文献综述
1. 1 智慧城市理论演进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钱学森先生便前瞻性地提出大成智慧学理论,高度关注了人在科技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提出集大成、成智慧.这些观点作为当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3,4].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们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依旧没有定论,部分学者更加强调技术因素,认为智慧城市的真正内涵在于用技术支撑城市建设,强调城市发展的信息化过程,将其视为无线城市、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延续[6],例如李德仁院士认为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7].部分学者则更加强调社会因素,认为智慧城市只有以人为本,综合协调发展才是真正的智慧,必须通过政策来引导城市集约、紧凑、高效发展[8];另有学者强调技术角度和社会角度并重,认为智慧城市的精髓在于将城市的智能与人的智慧、城市的发展与人的追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9].
在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方面,现有研究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二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智慧产业发展为主,三是以开展智慧城市示范应用工程为主[10,11];在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方面,Giffinger 团队设计的欧洲智慧城市组织的六指标评价体系从智慧产业、智慧的生态环境、智慧的城市居民、智慧的政府治理、智慧的生活方式、智慧的移动方式六个方面来定义一个良好的智慧城市[12].该评价体系末级指标达 74 个,评价视角较为多元。在国内,住建部发布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2. 0》则涵盖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经济发展、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智慧城市市民主观感知、智慧城市软环境建设六个维度,共 36 项末级指标,指标较有代表性,便于数据采集和推广使用[13].上述研究文献为本研究中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指标的遴选奠定了基础。
1. 2 关键问题研究演进
本研究隶属于关键问题研究,也称关键因素研究或关键成功因素研究,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便开始关注企业信息化关键问题的研究。美国的信息系统协会(SIM)对企业信息化关键因素进行常年的跟踪研究。另有学者试图通过调查企业信息主管对信息管理关键问题的认识,发现一些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信息管理的一般性规律[14].在我国,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企业信息化的关键因
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企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有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结合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影响中国企业信息化中的关键因素[15],另有学者根据自己的不同背景,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比如毕霞选取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关键因素进行研究[16].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政府部门,探讨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因素[17].关键问题研究方法可以有效获取信息化实践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先于理论进行的过程,并且由实践人员把控发展方向。因此,关键问题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从实践视角全面地掌握当前的建设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但迄今为止,尚无围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尚有待深入调研和挖掘。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 1 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他们的观点代表着中国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从业者的实际关注。研究旨在通过对被调查者主观看法的考察,达到对智慧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进行总结和描述的目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前期准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其中在前期准备过程中,作者先是设计一个关键问题集,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将与智慧城市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整合,并设计调查问卷。随后确定调查场合与被访者。调查依托于住建部有关智慧城市主题的系统内官方培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被调查者涉及规划部门、建设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等多个业务领域。问卷要求被访者对每一关键问题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每一关键问题设定 1-7 分供被访者选择。
2. 2 关键问题的选择
研究以住建部组织研究编制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2. 0》为基础,结合对国内外与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形成了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集[18,19,20],参见表 2.
2. 3 数据收集处理与基本特征
本研究对调查数据分别进行了描述导向性和分析导向性的研究,即先将关键问题集分为九大类别,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手段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此后通过对不同关键问题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
序;进而探讨智慧城市试点与否对关键问题重要性选择的影响,以及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对关键问题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手段为主,问卷发放工作在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展开,采取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的方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四次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相关培训培训期间发放问卷,其对象均为地方住建系统相关部门负责人或业务骨干(规划、地理信息、城管、施工监管),共发放近 500份问卷,回收了 334 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样本中有 270 个样本来自于 96 个城市,本文将城市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类,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共 105个样本;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等 8 个省级行政区,共 63 个样本;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等 12 个省级行政区,共 102 个样本。虽然样本的数量分布不完全平均,但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此样本已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并且,在被访者所在区域方面,各区域内部样本数的差异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总体样本在地理区分布上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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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天津智慧农业发展中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
天津智慧农业发展中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
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云计算、传感器网络等多种技术,完成了信息支持、大田信息采集、生产数据搜集等各个环节的连接,实现了农业生产智能控制[1]。智慧农业的技术手段主要是基于各种先进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包括物联网技术传输和智能处理等技术,实现以自动化生产、最优化控制、数字化与网络化服务、智能化决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变革[2]。将智能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产品流通、农民服务等领域,提高了农业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组织形式现代化、流通环节现代化发展,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经济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这也是全球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大趋势。智慧农业向农产品中注入高科技因素,改变了传统农业附加值低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探讨天津发展智慧农业的价值,分析天津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天津发展智慧农业的可行路径,这对提高天津智慧农业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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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发展智慧农业的价值
1.1 落实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实现农产品精益生产
智慧农业主要包含智慧生产、智慧经营、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4方面内容[3],农业受气象、环境资源影响较大,应用智慧农业技术可有效应对自然环境不确定性对农业带来的不良影响。目前,天津农业用地占比小,种植品种多,经营规模小,生产过程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迫切需要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例如,许多区县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农业发展模式亟待改变,以农药使用为例,过度使用农药造成的农药残留严重降低农产品品质,也污染水、土壤和空气,与“美丽天津建设”背道而驰。智慧农业是以最高效率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和能耗、减少对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实现农业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以农业全产业、全过程智能化的泛在化为特征,以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等物联网技术为支撑和手段,以自动化生产、最优化控制、智能化管理、系统化物流和电子化交易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高产、高效、低耗、优质、生态和安全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4]。在天津发展智慧农业,能显著提高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并能为天津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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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津人口增长迅速,农产品需求量加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扩大,要求农业走精益化生产、精准营销的路子。天津发展智慧农业不但将改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集合分散的土地,采用高新技术与设备,放大土地的规模效益,而且有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1.2 提高农业整体技术水平,活跃农产品贸易
在《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 2020年,》的子规划《“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目标,该目标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天津落实智慧农业发展战略,将大幅提高农业整体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领域,将对农业经济产生极大的拉动作用。例如,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能准确调查田地周边环境因素以及作物长势情况,这些农业大数据能为农户生产决策提供判断依据。通过开发建设B2B电子交易系统、冷链物流综合信息管理平台,集成现有农产品追溯技术系统,促进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供应商之间广泛展开合作,实现了生鲜蔬菜、水产品、肉类等农副产品的B2B网上和网下同步交易。同时,利用该系统,也将实现农产品物流中心冷库进出、库存及收费的实时管理,对市场农产品的检测与交易联动管理,防止存在安全隐患农产品的交易流出,有利于打造统一、规范的农产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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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配送管理平台。
1.3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拉动农业转型发展
长期以来,在“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影响下,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属于资源高耗型生产模式,是对农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严峻挑战。天津发展智慧农业,也将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通过推广、普及农业信息技术,发展绿色农业、特色农业、规模化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产量、食品安全水平,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结合相应的智慧农业配套政策,通过统一的标准,结合互联网技术扩大市场渠道,将促进天津农业内部结构向更高层次迈进。
2 天津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2.1 天津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现状
2.1.1 智慧农业发展所需基础条件有所提高
作为农业部确定的全国3个“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试验区之一,天津智慧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较好。2015年,天津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0. 5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5%。截至2015年年末,天津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88. 69万户,光纤接入用户211. 65万户[5]。天津城市和农村区域宽带接入能力均达到100M,全市宽带感知网速名列全国第三,为发展智慧农业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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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体制改革方面天津也先行一步。例如,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宝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在政府的引导下,依托区、镇,街道,两级农经管理部门,构建了农交所、区农经站、各镇,街道,农经管理部门“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提高了管理信息共享速度,提高了管理效率,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宝坻模式”。截至2016年4月,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含土地、养殖水面,流转137宗、3 440hm2,交易金额3. 89亿元,处置集体闲置资产1笔,涉及金额200万元,完成工程项目招投标1笔,涉及金额200万元[6]。
此外,天津还确立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配套政策,充分利用天津农业担保公司的增信作用,提高了地区农业融资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8 876家,通过多元化融资方案,产生了许多新型经营主体,为发展智慧农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1.2 农业现代信息技术推广普及率有所提高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要素,是调控农业系统结构与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放大农业价值链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农业产业链上各方利益的必要手段[7]。目前,天津在农业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天津东丽区通过市级帮扶和合作社共建的模式,推广物联网科技农业设施,使用物联网设施农业大棚,能有效躲避恶劣自然气候造成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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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武清区和宝坻区被列为全国乡村气象服务专项建设区县,在全市10个涉农区县建设了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市主要农业区县的典型设施农业小气候监测网。全国领先的“3G智慧农业”“移动物联网信息化应用平台”已在天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管理中心武清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8]。此外,还在武清区搭建武清智慧农业信息平台,建成了北国之春农业示范园、金锅生态园、农情缘等农业物联网应用点位,采用物联网技术为全市提供现代农业气象服务,有效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2.1.3 农业创新能力较好
截至2014年年底,天津全市自然科学专业技术人员中农业技术人员数达到5 083人,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4 023人、社会科学领域有专业技术人员1 060人。签订农业技术合同283项,成交额达到6. 64亿元[9]。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农学院等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较为丰富,基于市场需求的研发立项为天津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大量创新成果,这些高校开设了与智慧农业相关的专业,为天津发展智慧农业储备了大量科技人才。
2.2天津发展智慧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2.1 土地流转速度不高,流转行为不规范
发展智慧农业要求整合土地,进行集中连片种植,以便采用现代化大型农机具等现代技术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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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津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1. 23万hm2,流转率达到35. 2%,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比重达到80.2%[10]。相较于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土地流转的速度以及参与流转的农户数量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还出现了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参与流转的农户中,进行自行流转的较多,约定明确的少,报批准、经备案的较少,村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缺乏有效管理,不利于智慧农业大规模发展。
2.2.2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天津水资源稀缺,属严重缺水城市,农业节水任务迫切。天津农业主要仍以种植业为主,水资源消耗较大。例如,天津许多地区过度依赖对水稻植业,属于高耗水产业,种植结构单一,不但降低土壤肥力,也增加了市场风险。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水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2015年,天津种植业产值240. 74亿元,占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67. 44亿元的51. 50%,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仅为11. 08亿元,丰富的滩涂、海岸线资源仍有待进一步开发,农业优新特品种的研究、推广工作仍需深入推进,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化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2.2.3 智慧农业基础条件不强,农业软件开发与应用市场亟待扩大
中国智慧农业起步晚,天津智慧农业正处于发展初期。目前,相较于北京、上海等地,天津农业科技投入较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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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过硬。例如,智慧农业依赖的许多农业物联网产品和设备还有待研发,实现规模量产还需要较长时间。支撑农村电子商务的分等分级、包装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条件不足,智慧农业发展的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建立,这些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
当前,旅游业大众化、散客化、个性化和自助化趋势明显,天津蓟州区的“农家乐”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农家乐”经营户小而散,缺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慧旅游信息平台整合蓟州区各类旅游信息,用以解决经营户与游客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智慧农业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农业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开发能力不高,市场对智慧农业领域的高端创新人才需求量较大,人才缺口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精准的农业天气预报有利于农业防灾减灾,目前,能精准预测小范围内农业天气变化技术还有待提高。许多农户急需病虫害防治问题专家的指导,但仍缺少规范的可供农民与专家在线实时互动交流的平台。
2.2.4职业农民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智慧农业要使用大量现代化设备,必须有大批具有较高信息素养的职业农民参与建设。根据走访调研发现,目前,天津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年龄较大,学历普遍偏低,农业科技知识基础较差,在学习农业新技术和使用新设备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此外,务农人员群体中主要以中老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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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妇女为主,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兼业化问题较为突出。
虽然近年来天津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农业信息技术不断涌现,在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任务量的同时,也对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水平相对不高,又难以跟上技术更新速度,无法保证新技术的推广实施。
3 天津发展智慧农业的有效路径
3.1 推进农村土地合法流转,提高农业规模效益
探索土地流转的新形式、新途径,尝试以村为单位的集中连片流转,推进大规模田地平整改造、沟渠河道疏浚等农田基本建设,为发展设施农业创造条件。围绕加快实现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经营的目标,加速土地向龙头企业、园区和大户集中,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加快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奠定基础。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有序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促进土地集中整合,为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创造条件。利用宝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进天津农村产权流转工作,整合各区县封闭、分散的农村产权流转体系,建立统一、规范、合法、有效的天津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平台。在搭建全市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基础上,加速统计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录入工作,形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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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信息管理、交易程序管理的统一化。
联合市财政局、市农机办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整合土地开展家庭农场、观光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实施税收减免,对购置大批农用机械设备和高科技应用技术的企业和农户给予适度补贴。
3.2 因地制宜地科学规划,提高农业综合利润
继续推进建设都市农业示范区、主导产业集聚区和粮食蔬菜生产功能区,推进天津都市农业绿色化、集约化、功能化发展。依托当地农业发展基础条件,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业,拉长产业链。提高科技推广与帮扶项目的融合,利用“一村一策”的帮扶政策,扩大农业技术帮扶困难村覆盖面。提高“智慧技术”向农业的投放力度,结合“一村一品”“一村一社”建设规划,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在静海县,依托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集散仓储地及大型农产品冷链仓储中心,推动当地农产品物流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科学化发展。大力发展肉食品加工、油炸坚果等副食品加工业,做强静海区“狗牙儿”品牌。在蓟州区大力发展智慧旅游业,鼓励农民以“农家乐”“渔家乐”等形式开展创业活动。蓟州区坡耕地生产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要积极进行坡地改良利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土壤肥力,发展复合农林业,推广林地行间、株间间作农作物、果树种植技术,鼓励涉农区县种植葡萄、苹果、梨、核桃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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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高的果树,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改善山区生态环境。在武清区重点围绕农业信息化基地建设,推进现代种业、智慧农业、智能灌溉系统在产业层面的投放,开展蔬菜种植和奶牛养殖业,积极推进设施农业物联系统、畜禽养殖物联系统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打造集农业生产科研示范、农产品配送加工于一体的高度信息化的休闲农业基地。在宁河区重点推进水产养殖业,帮助企业安装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系统、远程水质动物病害诊断系统,提高水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广节地、节水、节种、节药、节肥、节药、节电、节柴,煤,、节油、节粮、减人的“九节一减”的项目与技术,尤其是要大力推广节水技术,适度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将农作物种植与水资源之间的对抗性变为适应性。加大科学用肥、用药宣传力度,推广农业生物技术,严禁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尤其是要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土壤、水的亚硝酸盐污染,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
3.3 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落实“创新强农”计划,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出台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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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0年)》以及农业供给侧改革目标,确定天津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制定并落实“创新强农计划”,加强对生物育种、智能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和绿色增产等领域的攻关,重点关注良种选育、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等增产技术,开发节本降耗、节水灌溉、农机装备、新型肥药、绿色保险等环保技术,提高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农业信息化技术的研发引进和示范推广工作力度[11]。智慧农业前期资金投入较大,要加大用于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减轻企业与农民的负担。加速智慧农业平台建设,在静海、蓟州、武清、汉沽、大港等区县建造多个农业互联网应用基地,重点开发设施农业物联系统、畜禽养殖物联系统、农产品电子商务系统等应用体系,展示、推广农业物联网、节水灌溉、温室园艺、农用航空植保、二维码、射频识别等技术,并向全社会提供投入品监管、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民教育培训、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机械调配、防汛抗旱、气象信息等服务。在建设农业物联网体系的同时,抓紧建设农业专家数据库,借助手机远程管理系统,适时向农户推广病虫害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以及化肥量化管理知识,达到智能灌溉管控、智能化病虫害防治、智能施肥管控、智能化耕作管理。
推进地理信息系统( GIS)、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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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搜集并利用云技术分析自然情况和农产品生长相关数据,掌握经济作物、畜禽的生长状况,从而获得更高质、高产的农产品。利用农村环境监测点,搜集数据,逐步实现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的“高效、精准、智能”化发展。推进环保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应用,重点在资源节约利用、绿色防控、水污染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循环利用等技术领域进行推广应用,打造农村智慧环保系统。
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光纤接入率,提高天津北部山区的3G、4G网络覆盖率。借助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等机构,开发京津冀现代农业大数据分析与服务平台,实现京津冀区域农产品交易、食品安全、气象分析、市场行情等方面数据的统一存储与计算。联合农学领域和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发智慧旅游网络软件平台和大型应用支撑软件,整合旅游、金融、物流、医疗、电子商务等各类服务领域信息资源,将天津周边各区县景点、酒店、交通以及城市公共设施等各类信息向游客实时推送,形成点、线、面、网的连接和结合,全面提高景区的信息化服务水平。要逐步建设、完善天津肉菜流通可追溯体系,要以智能技术推广为重点,利用网络、智能手机等媒介,不断将现代信息技术推向农村生产、生活领域,渗透到农村经济、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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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发展“互联网十农业”,打造一批知名农产品品牌
发展“互联网十农业”,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逐步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向“互联网十农业”,引导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与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对接。联合线上线下资源,推动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相关标准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提高农业商贸服务水平。
依托“津农宝”,设置天津“智慧农业”精品栏目,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产品质量过硬的天津农业产品。重点推介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以及具有悠久历史的知名农产品,如七里海螃蟹、沙窝萝卜、小站稻米等特色产品。依托该平台整合天津各类农业生产资料、“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典型示范村的信息、休闲农业及民宿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信息,推广智慧旅游业,重点推介武清休闲观光农业、宝坻旅游特色村、蓟州区“农家乐”、宁河“渔家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项目。大力发展农产品网上期货交易,适度引导地方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产品网上期货交易。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发展订单农业,破解农产品销售困境。
推进农业数据化管理,提高农业行政审批、土地流转管理、农产品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地方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生产和全程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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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两方面的对接、天津地方信息平台与国家平台的对接。
3.5 培育产业急需人才,打造智慧农业人才支撑体系
发展智慧农业需要大量传感器、云计算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要整合地方院校资源,依据天津智慧农业的技术需求,大力培育智慧农业所需的软硬件开发人才以及数据分析人才。
完善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人才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建立起一支高素质、懂技术的现代农业科技推广队伍。逐步探索建立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受奖励与农民接受农业技术服务受益二者间的关联机制,提高农技服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力度,提高农民职业素质。鼓励农民参加转移就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农业服务业就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积极开展农民创业公益培训,向农民推广智慧农业概念、创业项目与技术。在鼓励农民创业的同时,联合商业性银行机构,向农民发放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帮助农民走好创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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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我国私人银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私人银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与欧洲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私人银行进入我国是近几年的事情,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中资商业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已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专家眼里,我国目前的私人银行还不能成为真正的私人银行,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挑战:一是政策法规方面,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至今尚未出台明确的指导私人银行业务的法规和业务监管条例;二是中国实行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以及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和外汇管制等使得私人银行业务受到诸多限制,中资银行尚无法提供私人银行业务中核心的全权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三是各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模式和定位尚未清晰,发展面临诸多内外障碍和困境,私人银行的盈利能力未能体现;四是专业人才和核心服务缺失的问题很突出。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1、监管空白及不足
银监会支持鼓励国内银行探索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先后批准了几家大的商业银行设立专门的私人银行部,也支持部分银行与国外机构合作成立独立的私人银行。但至今为止,基于推出管理办法时机不成熟等原因,银监会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条例和业务指引。2005 年银监会先后出台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两个文件中,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做了定义,明确了个人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投资顾问、资产管理等专业化服务活动,并提出了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要求,但并没有单独对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界定。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国内尚没有对私人银行业务的清晰定义,也没有明确私人银行机构与客户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法规。因此,目前境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只能都按照理财的相关业务规定来开展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境内私人银行业务在法律意义上和传统银行理财服务、贵宾理财服务等很难区分。而且在实际运作中,因缺乏明确的政府监督和指导依据,银行只能以自律的方式开展业务,且私人银行机构无法正式直接对外挂牌营业,各项创新业务的开展往往也受到监管方面的制约,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期待管理层出台明确的行业规定和业务规范。
商业银行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下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财业务范围远比私人银行业务小,部分私人银行业务无法纳入理财业务中的框架,业务开展存在监管缺失;二是理财业务的管理办法和风险管理主要针对单一理财产品或单一业务,而私人银行业务是综合性服务,为客户提供的一项服务可能涉及多类产品和多重风险,甚至跨越多个资本市场;三是针对理财业务和理财产品的监管和风险要求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实践中略显繁琐,客户执行一项财富规划有时需进行大量重复的风险测评和风险重申手续。
2、政策规定的制约
首先我国现行的政策规定对商业银行创新持审慎态度,各方面条框限制较多,创新空间较小,且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推出效率往往不高,很多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必须履行行政审批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务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其次,在产品定价方面,因现代商业银行以盈利为目的和传统国有银行服务大众的原则时有矛盾,银行的收费定价也常常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干涉。加快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当务之急是缓解和卸除套在商业银行身上的各种枷锁,大力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步伐,鼓励扶持银行的金融创新行为。
3、税法方面的影响
税法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影响主要在遗产传承方面,由于中国境内现阶段尚未征收遗产税和赠予税,所以通过私人银行的离岸业务办理个人信托这项境外私人银行的常规业务,对于中国境内大多数客户意义不大。根据境内客户的实际需求,通过个人信托可以对客户的个人财产进行保护及增强私密性,这样的业务和服务将来会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前景。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筹划空间有限,私人银行业务尚不能充分发挥理财建议。
4、物权法带来的业务障碍
根据 200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动产质押、权利设定质押等条款的规定,银行开展理财产品质押和融资业务尚有法律障碍。私人银行为高 AUM 值的客户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缺乏保障,需要进行业务和产品流程的创新性尝试。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也没有把个人理财产品放入质押的权利范围。权利质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转移权利凭证的占有;另一种是在指定登记机
关进行登记。而个人理财产品是一个理财协议,不是凭证,既无法转移占有,又无指定的登记机关可以办理质押登记。受法律所限,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质押和融资服务目前还不多,且接受的质押物往往限于本行发行的保本型或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即使这样,银行仍会面临法律风险,如果质押人涉及法律诉讼,法院可以依法对理财产品进行冻结封查,而银行并不具备优先受偿权,会出现质押损失的可能。
二、外汇管制和分业经营的限制
1、外汇管制限制境外投资
由于国内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私人银行境外投资产品的品种和金额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私人银行客户个人境外投资可以通过境内人民币兑换外币,再汇出境外的方式。但目前的外汇管理政策要求每人每年只可购汇等值 5 万美元的外币,显然这个数字无法满足私人银行客户境外资产配置的要求。
目前,国内客户进行境外投资一是通过结构性产品实现,该类产品将人民币到期利息的一部分兑换成外币,购买期权(Option)或者其他金融衍生品,来实现保本结构;二是用人民币的本金购买投资境外的基金或者股票,第二种投资方式需要借助拥有 QDII 资格的产品或公司进行,并且要有足够的 QDII 额度支持。
私人银行客户目前有效的境外投资模式主要有上述两种方式。中国境内有限的具备 QDII 资格的机构、有限的 QDII 额度以及资金投向的局限性不足以满足私人银行客户日益增长的境外资产配置需求。更加灵活的外汇管理政策将会促进私人银行的境外投资业务的发展。
2、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管理限制
私人银行业务包含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方面的业务,跨越商业银行内部的多个业务部门和多种金融业务领域。如果按照外国私人银行的运作模式,需要突破当前我国现行的分业管理模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混业经营信托投资业务和证券业务;也不能向国家规定以外的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些规定制约了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私人
银行会员客户的很多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一是不能直接进行资产管理和资产的全球配置。只能通过委托有经验的投资公司和信托公司来运作。不仅增加了实施环节,增加了成本和费用,还会增加因无法全力监管资产带来的各种风险。二是无法适时推出有利于银行和客户双赢的创新产品。由于无法跨行业经营,随着经济热点的转变,市场出现的很多商机都与银行的经营无缘,银行无法利用热点和商机创新产品,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银行能提供的产品主要还是储蓄、信贷和各类代销产品,具有制式化和单一化的特点。虽然理财产品近两年大量出现,但各个银行之间产品往往都具有相似性,产品的复杂化程度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私人银行的业务需求;三是由于跨领域金融服务发展的制约,个性化、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还缺乏产品基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更愿意提高服务形式和增加非金融服务的内容,如专属客户经理、高档场所、优先优惠服务、亲情服务以及提供各类增值服务等,但这些并不能提供给客户真正意义的私人银行服务。
三、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失
目前中资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最大的障碍是缺乏适合的从业人才,缺乏熟知国内外金融形势,且了解私人银行如何运作的专业人才。不仅包括直接接触客户的客户经理,也缺乏专业的后援支持团队。造成人才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是中资银行难以留住人才。除历史和文化原因外,主要原因是因为中资银行运行机制和体制的限制,不仅无法提供与外资银行抗衡的薪酬激励,也无法为某些业务领域的人才提供足够顺畅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大量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
2、是客户经理的业务素质难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外私人银行业的经验,一个优秀的客户经理通常需要多年的从业经验,除了金融、法律、财会、税收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亲切的交流能力。而目前国内的现状是:虽然很多家商业银行设立了私人银行,但是人员配备齐全的往往仅是管理人员,开办业务最为关键的,和客户直接进行接触的客户经理、理财顾问等专业人才却一时难以全部到位,由于人才紧缺,很多国内银行往往采取以下两个方法,一是让理财中心或网点的理财经理去担任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但是这些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还无法满足高端客户财富管理的要求,服务和网
点相比差别不大,方法和技巧仍比较简单化,在针对性综合性解决方案的设计和执行上差距较大;二是让一些拥有较高学历、理财资质的综合素质较好的员工在紧急培训后,担任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和财富顾问,由于缺乏客户接触经验和实际理财经验,他们往往也很难较快干出实绩。国内私人银行人才的普遍缺乏,是制约私人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的一大瓶颈。
3、是缺乏灵活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不仅需要高素质的客户经理团队,更需要强大的管理团队和后援支持保障团队。由于机制制约,国内银行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从市场上引入合适的管理专才和研发专才到合适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4、是培训机制不到位。当前国内银行的服务更多的是注重银行产品的销售技巧,而服务能力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很多客户经理在与私人银行会员客户接触过程中,因为拥有的资产以及社会地位与服务对象严重不对等,在服务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不自信以及为难情绪,难以博得私人银行客户的信赖和尊重。
四、客户的认可度不高
1、客户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很多富裕人群不了解私人银行本身提供的业务和服务,很多人甚至把私人银行理解为私人开的银行,即使是一些高端客户已经接受银行提供的投资理财或财富管理业务,但对私人银行和理财中心、财富中心业务的区别也不了解,除了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刚起步、辐射面较小的原因外,国内银行内部拓展客户的模式和该项业务的私密性特征也是直接因素。
2、客户对银行提供的私人银行服务认可度不够。目前,国内私人银行业务还很稚嫩,内容和服务模式都还在摸索中,其核心的财富管理服务尚不够全面,专业理财能力受限于IT系统和专业人员的不足,往往也达不到让大多数的高端客户信任的程度,更无法达到令客户全权委托的程度。
3、从国内文化传统看,我国富裕人士的理财偏保守,不愿“露富”。从理财意愿来看,大多数的富人更愿意自己打理财产,而不愿意将决定权交给第三方机构。从贝恩和招行共同进行的一项私人财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约 60%选择由自己或家人操作日常理财;20%的人群则是选择银行的普通理财服务。尽管私人银行业务在近几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于富裕人群总体来说仍然只占到很小的比例(约 5%)。”该调查说明,许多富人的财富管理偏好是保
守的,而且绝大多数富裕人群尚未接受私人银行的业务。私人银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专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的综合金融服务,如果潜在高端客户不愿将自己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如实告知客户经理,私人银行也就无法提供贴合客户实际的服务。
4、高净值人群往往拥有更为宽泛且收益较高的投资理财渠道,对私人银行的投资理财业务需求度不高。高净值人群很大比例拥有实业,或者是在房地产、红木、玉石、字画投资方面有所成就,他们不缺乏资金来源,将资金放在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希望资金能够保值,在银行的投资意愿普遍偏于保守和稳健。
五、 业务定位和盈利模式尚需探索
国内私人银行在业务定位和盈利模式上,还处于摸索阶段。根据市场发展成熟度不同,私人银行的发展可以分为产品推动、咨询推动、财富管理三个阶段。业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市场仍处于依靠产品推动发展阶段,资讯服务和财富管理服务尚未成为定价的产品。私人银行业务主要还是以产品销售为主,但产品的复杂程度、丰富程度均比较低。目前私人银行主要是以代销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收手续费形式为主,产品和零售业务的产品重合度很高,缺乏独立的针对性产品是个普遍现象,银行自主研发能力的薄弱也让产品定价、议价成为软肋。
由于发展历史短,大多数私人银行也并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从个人理财业务到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的跨越中,我国私人银行在服务模式上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待完善之处。
从成熟市场经验来看,私人银行服务模式分为欧洲模式、美国模式、投资银行模式和综合性模式四大类。我国大多数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目前采取的是综合模式,这种模式综合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咨询服务和公司信贷,所以赢利的模式也随之多元化,资产管理的手续费、信贷业务的利差收入和投资银行咨询业务的手续费收入都是私人银行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国内私人银行专属产品的研发普遍还比较薄弱,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手续费收入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1、 缺乏核心服务能力
在欧美金融发达国家,私人银行的产品可以横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个领域,可以根据风险及收益需要,将产品自由的组合。而我国商业银行大多
不具备信托执照,并且在股票投资等领域有着诸多的限制,因此无法将各种金融产品进行有效组合。我国的私人银行的产品缺乏根据客户的需要来量身定做,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机制也欠缺,既无法满足私人银行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也没有办法起到优化资产配置与分散投资风险的作用。而且在现有产品构成中,知识密集型业务如投资咨询、资产组合管理、理财规划等所占比例很低,各私人银行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
资产管理的经验和能力是一家私人银行有别于其他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中国分业经营的限制,中国境内私人银行无法实现真正的全权委托资产管理,只是采用银行的理财产品进行资产管理。目前所有的银行理财产品只能通过和信托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产品设计和投资咨询来达到客户在这方面的投资需求。私人银行在合作中为了向客户负责,投入了很多资源和精力,希望通过加强产品开发能力、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来增强市场竞争力,但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是,首先,银行推出的投资产品种类较少,投资组合和资产配置方案相对简单,同质化严重;其次是从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外购产品时,由于私人银行缺乏系统的资产管理经验,尚不能很好地识别产品及其风险,即使设定了投资策略,也是很粗放的;第三是产品存续期间,资产管理的主动性和时效性非常差,一旦产品出现浮亏,就会成为客户投诉的焦点。
尽管目前各私人银行有着名目繁多的增值服务,但是服务的差异化并不明显。且很多服务都是由市场上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银行只不过以付费购买服务的方式向客户推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能体现私人银行的核心价值。
2、 私人银行配套机制不完善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搭建私人银行的模式并不一致,有的银行在总行单独成立一级部;有的银行在总行个人部下成立二级部,由个人条线开展业务;有的银行实行的是事业部制管理,人、财、物资源倾斜配备。但从运作的实际效果来看,各有其优缺点。其关键的问题在于,拥有客户的银行传统营销渠道向私人银行推荐和分享客户的配套机制不完善,导致内部利益倾轧,分配不公,从而损害一方或双方的积极性。
从成熟的国外综合型银行的私人银行来看,私人银行客户有很大比例是从零售业务条线或其他对公条线推荐发展过来的,而国内银行在客户资源上,因缺乏
激励有效的内部协调和服务机制,每个私人银行在刚起步时都不免遇到和所在地的分行竞争和抢夺客户资源。因为利益和考核分离,不仅普通网点不愿意向私人银行推荐客户,公司业务条线也不愿向客户介绍私人银行业务,导致很多私人银行在起步阶段缺乏合适的服务对象。
国内很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问题无法快速解决的原因主要是国内银行的部门、条线化管理和考核使业务利益错综复杂,必须站在全行的角度统筹考虑,因此,机制的扭转和现状的改变尚需银行内部的磨合和调整。
范文四: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风险
2012年6月
第11期总第261期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InnerMongoliaScienceTechnology&EconomyJune2012
No.11TotalNo.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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