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日本经济分析
日本经济运行及走势分析
受欧债危机困扰下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以及震后重建进展相对缓慢、内外需不稳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呈持续下行态势。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菱综合研究所预测,日本2012 年与 2013 年的实质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0% 和 1.5% ;日本总研的预测为 0.7% 和 1.1% ;IM F10 月 9 日将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分别下调至 2.2% 和 1.2% 。 一、日本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2012 年日本经济持续下滑,虽然震后重建对内需拉动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受收入增长乏力、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政策到期等因素影响,内需整体持续下滑,加上“购岛闹剧”引发中日关系紧张、欧债危机长期化导致全球增长放缓等外部不利条件影响,日本经济有再次步入衰退的风险。
(一)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出口持续下滑
2012 年前三季度,出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 3.3% 、1.3% 和 -5.0% ,下行趋势明显。财务省 11 月 21 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6.5% ,连续 5 个月下滑。其中对亚洲的出口减少 4.9%(对中国出口下降 11.4%)。
受欧债危机困扰,对欧洲出口减少 20.1% ,已连续续 13 个月下降。对美国出口增长3.1% ,连续 12 个月实现正增长。2012 年前三季度,进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 2.2% 、1.8%
21 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进口和 -0.3% ,连续下行。财务省 11 月
同比下降 1.6% ,由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进口额分别增长 0.1%、7.3% 和2.0% 。 (二)受政策到期等因素影响,消费需求持续疲弱
2012 年前三季度日本民间最终消费环比增长率分别为 1.2% 、-0.1%和 -0.5% ,呈持续下滑态势。7—9 月份民间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0.4% ,与民间设备投资一道,为内需疲弱的主要原因。内阁府相关调查统计显示,10 月份的消费综合指数为 39.7,环比下降 0.4% ,连续两个月呈下滑态势。其中耐用品消费指数为 41.8,环比下降 0.4% ,连续两个月持续下降。受 9 月 21 日新车销售生态补贴制度到期因素影响,国内新车销量在保持持续增长后出现明显下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环比下降1.0%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而支撑消费增长的服务支出也环比下降了 0.1% ,为 6 个季度以来的首次。预计受就业和收入低迷等因素影响,10—12 月民间消费可能继续呈现小幅下滑态势。民间住宅投资回暖放缓,在 1—3 月出现 -1.1% 的下滑后,4—6 月及7—9 月实现 1.5% 和 0.9% 的正增长。在住宅生态返点政策及住宅购置贷款利率优惠政策等重新启动后,新开工住宅建设数量由 1
—3 月的 86.2万户,增加至 4—6 月的 87.9 万户,以及 7—9 月的 87.5 万户。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大规模展开,预计今年10—12 月期新开工住宅建设数量有望保持在目前的规模水平。
(三)企业效益出现下滑,灾后重建仍为内需主要支撑
2012 年前三季度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为 -1.9% 、0.9% 和 -3.2% ,在 4—6 月短暂恢复后,又出现大幅下滑。内阁府 11 月 8 日发布的机械订单统计显示,除船舶、电力外的机械订单数 7—9 月份环比下降8.7% ,连续 3 个季度出现下滑,其中外部订单数减少 13.3% 。企业设备开工率也持续下降;大用户用电量仍维持在地震前的平均水平;汽车产量在东南亚及北美等市场需求利好拉动下保持在较高水平。日本经济新闻社 11 月 15 日发布的 7—9 月期企业决算显示,除金融电力之外的 1485 家上市企业,经常性收益总体同比增加 0.9% ,17 个行业中有 12 个出现收益下降,与之前 8% 的增长预测反差很大。
其中,制造业经常性收益受海外需求不振影响总体减少 1.6% ,13 个行业中只有食品、造纸和汽车及零部件 3 个行业收益有所提高;非制造业经常性收益总体增长 3.8% ,其中,服务业收益增长 38.6% ,不动产行业收益增长36.7% ,但商社收益受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影响环比下降 19.5% ,零售业收益下降 32.8% 。新兴产业增速也出现放缓,519 家上市企业的经常性收益同比增长 4.7% ,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分别增长 7.7% 和 2.2% 。日系家电企业巨额赤字持续。在与韩国、台湾等企业的竞争中全面败北。8 家机电大企业中,只有东芝和NEC 实现了纯收益正增长。全球 3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先后将松下、夏普和索尼的信誉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公共需求方面,受灾后重建逐步展开等因素影响,政府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前三季度分别环比增长4.2% 、2.6% 和 4.0% ,成为 7—9 月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虽然日本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但随着消费税增税法案的尘埃落定,日本政府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支持震后重建,预计今年 10—12 月份政府公共投资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民间消费走弱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通缩状况持续,就业形势有所改观
日本经济依旧处于通缩状态,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等大背景下,连续 5 个月出现同比下降,预计2012 年度 CPI增长率无法实现同比正增长。就业状况在震后一直维持在较好的水平上,7—9 月份的完全失业率分别为 4.3% 、4.2% 和 4.2% ,相比 4—6 月又略有下降。受震后重建及产业振兴等因素影响,有效求人倍率继续呈改善迹象,7—9 月份分别为 0.83、0.83 和 0.81,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好水平。
(五)金融环境继续改善,金融机构效益有所下滑
日本广义货币 M 2 在 7—9 月份增长 2.3%、2.4% 和 2.4% 的基础上,10 月份增长 2.3% ,在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宽松的货币供应。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 0.1% 以下的水平,10 年期长期国债平均利率已降至 0.7% 以下。日本银行统计显示,今年 7—9 月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加0.8% ,10 月份同比增长 0.9% ,达到460.68 万亿日元,高于 1—3 月份0.6% 和 4—6 月份 0.3% 的环比增长率。11 月 14日公布的日本5 大银行 7—9月期决算显示,最终联结纯收益为 1.4万亿日元,同比减少 31% 。5大银行实质业务领域纯收益为 1.78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3% 。截至 9 月底,3 大主要银行的贷款余额为 160 万亿日元,同比略有下降。
二、主要经济政策
(一)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为改变国内经济疲弱局面,日本银行今年先后出台了 4 次量化宽松措施。使得日本政府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资产购买计划总规模达到了 91 万亿日元。在 11 月 20 日的日本银行金融政策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目前的金融政策,保持 91 万亿日元的总资产购买规模不变,同时还继续采用 0-0.1% 的实质性零利率政策,并维持对经济走势向持续弱化方向移动的判断,将经济成长率向下修正。
日本银行 10 月 30 日推出了新的信贷支持基金。基金的支持方向由过去的环境、能源、医疗、看护等新成长战略优先领域,拓展到全部领域,贷款的年利率仍维持在 0.1% 的水
—3年,最长 4 年,资金平,时间期限由过去的原则上 1年、最长 4 年,调整为原则上 1
规模也由原来的5.5 万亿日元调整为无限制。
(二)通过税收—社保一体化改革方案
8 月 10 日日本国会通过《税收—社保一体化改革法案》,决定2014 年将消费税税率由目前的 5%提高至 8% ,2015 年 10 月再进一步提高至 10% 。每年增加 13.5 万亿日元收入,主要用于政府社会保障及相关费用的增长支出,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将减半。同时,还决定将年收入超过 5000 万日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进一步提高至 45% ,并自 2013 年开始的 25 年间,对所得税加收 2.1% 的附加税。自 2012 年起对法人税加收10% 的附加税 3 年,两项合计可增加9.7 万亿日元的政府收入。法案还将遗产税的起征标准由 5000 万日元下调至 3000 万日元,并将最高税率由50% 提高至 55%。
在提高税收的同时还对相关的社保支出进行了必要的删减。一是从 2013 年度开始将 70—74 岁年龄组的医疗负担比重由目前的 10% ,提高至 20% ,预计每年可削减 200 亿
日元的政府支出。二是下调过去高龄者特别措施中的高额公共年金,2013 年 10 月及 2014 年 4 月分别下调 1% ,2015 年 4 月再下调 0.5% 。该年金自 2000 年度开始已累计超支 7万亿日元,预计下调完成前还要再超支 2.6 万亿日元。
(三)利用日元高企,加快海外并购与拓展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及日元高企等因素推动下,日本企业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并购进程,为企业将来的成长进行布局。1—10 月份,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总数 410 件,同比增长10.2% ,预计全年海外并购总额将达4.99 万亿日元,显示出日本进一步强化海外资产能力的战略走向。受国内市场增长乏力影响,日本基础原材料企业加速海外拓展及本地化进程,尽管中日岛争已经对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日本基础原材料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进程依旧。
三、2012—2013 年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与预测
(一)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外部风险及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欧盟已与 IM F 在 11 月 26 日就希腊贷款问题达成了一致,再次避免了希腊的债务违约,但欧元区国家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仍将继续。中日关系紧张对日本出口的负面影响也已开始显现,且面临美国财政悬崖的不确定性,因此,日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7—9 月份外需成为日本经济增长中的最大负面影响因素,10 月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 11.6% ,汽车及零部件分别下滑82% 和 28.1% ,机械出口下滑 42.7% ,中日“政冷经冻”的局面已然形成。日本总研预测,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严重恶化、以及中日关系紧张对
-3.8% 和 -0.7% 。 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 -4.1% 、
(二)震后重建需求尚在,电力成本上升影响已现
虽然震后重建及产业复兴的效果有弱化的迹象,但是,在 7—9 月份的 GDP 增长中,民间住宅建设需求与政府公共需求仍为最主要的正面影响因素,且这一因素在年内还将继续发挥效力。与震后重建相关的一些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收益增长仍十分迅速,7—9 月期上市企业决算数据显示,房地产业经常性收益环比增长 36.7% ,连续 3 个季度实现高成长,而建筑业经常性收益在连续两个季度高成长后,出现了环比 5.8%的下滑,但也同比增长了 0.6% ,相关运输业也实现了 3.0% 的正增长,均将成为 2012 年 10—12 月期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正面拉动因素。
随着关西电力大饭核电站两台机组在夏季到来前的重新启动,关西地区顺利度过了夏季需求高峰,但日本民间与政府在核电及未来电力发展战略上的分歧仍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调查显示,企业反对完全脱核电的比例为 51.3% ,赞成的只有6.2% 。核电机组停运后,
日本各大电力公司全面亏损,要求提高电价呼声日高。继东京电力于 9 月份将家庭和企业电价分别上调 8.46% 和 14.9%之后,关西与九州电力也分别提出了将家庭和企业电价分别上调 11.88%和 19.23% 、以及 8.52% 和 15% 的计划,如果得到批准,将于明年 4 月份开始执行,这将进一步加重企业与家庭的用电成本负担。
内阁府 11 月 8 日公布的 10 月份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景气现状判断指数 DI比 9 月份下降了 2.2% ,为39.0,明显低于 3 月份 51.8 的水平。景气先行判断指数 DI则环比下降1.8% ,为 41.7,明显低于 4 月份 50.6的水平,已连续 6 个月下降,内需弱的趋势改变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2012—2013年日本经济运行走势
内阁府 11 月 19 日公布的 9 月份景气动向指数 C(I2005 年为 100)数据显示,先行指数为 91.7,环比下降 1.5% ,连续 5 个月出现下滑;一致指数为 91.2,环比下降 2.3% ,已连续6 个月下滑。从经济界的综合分析来看,日本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外需方面,虽然美国经济受财政悬崖影响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中国经济已触底回升,日本出口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内需方面,灾后重建需求仍在扩大中,预计今年 10—12 月达到高峰,个人消费在经历新能源汽车销售补贴制度到期的下降后,将逐步趋稳,2014 年消费税税率的提高将使 2013 年个人消费和住宅需求加速,因此,日本经济将在今年10—12 月份触底,2013 年开始呈缓慢增长。从相关经济研究机构的分析来看,三菱综合研究所的预测为,日本2012 年与 2013 年的实质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0% 和 1.5% ;日本总研的预测为 0.7% 和 1.1% ;而瑞穗银行研究所的预测为 0.8% 和 1.1% 。
范文二:日本经济分析
日本经济分析
2012 年 9 月 25 日
Issue No: 12/17
日本经济分析
研究报告
中国与上 个世 纪 70 年代 日本的 比 较:内需 型经济 的拐点 Chiwoong Lee
+8136437-9984 chiwoong.lee@gs 上个世纪 50 、60 年代的快速 增长期间日本实际 GDP 增速平均达 9% 以
上。但在
高盛证 券株 式会 社
70 年代之后,实际 GDP 增速 大幅放缓至 70 、80 年代年均 4.8% 的增速。
两次石
油危机导致的供应面因素通常是解释日本经济增速“永久性”放缓的标准答
案,
但仅凭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石油危机“之前”业已出现的增速放缓。 Naohiko Baba
+8136437-9960 naohiko.baba@gs 高盛证 券株 式会 社
外部因素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当时日本仍是内需驱动型经济体。因此,
我们
必须考虑国内状况的变化,这其中包括:1 日本劳动收入占比上升,达到“刘易
斯拐点”,即过剩劳动力业已枯竭;2 随着技术“追赶”方面的进展达到极限,
Yuriko Tanaka
资本回报率下滑;以及 3 耐 用消费品需求走高的良性循环终结(即劳动收入占
+8136437-9964 yuriko.tanaka@gs
比上升和家庭数量增长推动耐用品需求增长,同时需求带动资本开支增长)。另
高盛证 券株 式会 社
需指出的是,日本在高增长时期的土地价格年均增幅为 19.3% ,高于八十年代泡
沫时期 8.8% 的同比增幅。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像日本一样,1 部分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正在上
升;2 技术进步的高峰期已过。不同之处在于,3 尽管耐用消费品处于扩张阶段,但仍具备充足的增长空间;4 规模经济使得出口比率较高;5 尽管原材料
价格的上升令人联想起石油危机时的情形,但增速依然较高。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长预计将保持较高水平,但增速可能会从 2004-2007 年两位数的水平
逐步回落。我们的中国经济研究团队估算的中国潜在增速处于 7.5~8.5% 的
区间。
投资者不应视本报告为作 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和其
他 重要信息,见信息披露附 录,或参阅
//0>./research/hedge.6>html 。
高盛集团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分 析
Today’s China vs. 1960s Japan: Seeking the tipping point in a
domestic demand-based economy
China today resembles Japan in the 1960s~70s
We find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and Japan’s econom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rapid-growth era to lower-growth in the 1960s-70s. We should be a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current Chinese economic conditions by comparing it with 1960s-70s in Japan
and the factors which brought about its end
Why choose the 1960s-70s and not some other periodDifferent economic indicators point to different periods as best for comparison see Exhibit 1Engel coefficients consumption breakdown would suggest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60s, energy
consumption e.g.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60s,
and per capita GDP the mid-1970s. China’s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is a good
match for Japan’s in the 1960s, which implies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he relatively early stages of
growth, as Japan was in the 1960s
Overall, we think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compare best with the end of the rapid
growth period in Jap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60s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70s. It is ten years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TO,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te 1960s/early 70s
Japan also seems appropriate
Exhibit 1: China now resembles Japan in the late 1960s to early 1970s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Japan
Economic Measures China Date Japan reached this level
Steel production per capita kg 475 1968 ~1969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kg 2423 1970 ~1980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kWh 3132 1968 1969
~
Engle's coefficient % 35.7% urban 1964 1965
~
41.1% rural 1958 ~1959
Urban population ratio % 49.9% 1966 ~1967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years 71.4 1965 ~1970
Infant mortality rate % 1.4% 1969 ~1970
Primary industry employment % 36.7% 1953 ~1954
GDP per capita USD 4382 1974 ~1975
GDP per capita PPP basis 7544 1979 ~1980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a Japan
IMF Chapter 8 1996 1964
WTO GATT 2001 1955Source: MIC, Yano Tsuneta Kinenkai [200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OECDInternal factors also helped end Japan’s rapid growth
We begin our comparison of Japan in the 1960s-70s and China today by looking at the factors
which led to the end of Japan’s rapid-growth period. Although there
was a major impact from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adoption of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Japan’s economy was still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at that
point, i.e. net exports were
minuses in a real basis, which means we need to examine internal changes leading to lower
growth: 1 A rise in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s Japan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new
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2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
分 析
labor dried up. 2 The end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a decline in capital returns. 3 An end
to the virtuous circle whereby a higher labor share of income and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stimulates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and leads to demand-driven capex growth. We
also look at 4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xternal demand trends and 5 rising raw material pricesComparison 1: Cheap, quality labor shifting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and its
subsequent disappearance
The Japa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apid-growth period was a two-sector economy, as most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today, consisting of an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an urban industrial
sect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development was supported by the
provision of a relatively
cheap agricultural sector labor force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s to the industrial sector, which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economic growth. The flow of population from villages to ci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rapid-growth period provided a cheap labor force and helped support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is trend was bolstered by plans to have workers from villages move into
jobs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ne government plan to double national income
included “mobilizing”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The supply of cheap labor became insufficient, however, in the mid-1960s, and real wages began
rising sharply. This trend is reflected in Japan’s labor share of income, which had already begun
rising at the start of the 1970s, prior to the first oil crisis. In addition, the geographical shift in
population had begun to stabilize around the end of the 1960s. That is to say, Japan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mid-1960s and the 1970s see Minami [1970] and Box 1: Lewis
Turning Point
Exhibit 2: Still room for growth in China compared with Japan in rapid-growth period
Comparison of today’s China with Japan during rapid-growth period
Rapid growth period Japan China today Impact on China growth rate vs.
Japan
Increase in the labor share of Real wages, the labor share of - : Continuing rise in personnel
1 Shift from labor glut to labor
shortage income erodes profits, capex income still rising costs
demand falls
Peak in early 1960s Peak in 2003-2007 -: Peak may have passed
2 Pact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Near 100% penetration by early Near 100% penetration in urban +: Still room for growth, in the rural
3 Spread of consumer durables
1970s areas, only around 50% in rural areas area
4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xport Little impact from economies of Major impact from economies of +: Economies of scale have greater
structure scale; exports account for 3.3% of scale; exports account for 30.4% of impact on average costs
GDP GDP
5 Impact of raw material price Large rise in raw material costs led Growth remains high despite rising +/-: China is relatively rich in
rises such as oil shock to a supply shock raw material costs, has resources mineral reserves but its demand
such as rare earth metals may drive international prices higher
6 Political stability Hayato Ikeda PM from 1960 to 1964, People’s Republic +: Political stability is good for
Sato Eisaku from 1964-1972, growth although growth can be over-
Kakuei Tanaka from 1972-1974 exuberantSource: GS Global ECS Research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3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分
析
BOX 1: Lewis Turning Point
Sir William Arthur Lewis,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in 1979, developed this theory, which views developing
economies as having a du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an industrial sector and an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s
a large supply of excess labor and workers are able to earn only minimal wages. The industrial sector, meanwhile, is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is developing, and workers here can look forward to wage growth. The excess labor forc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refore moves to the industrial sector, which benefits for a time from a low-wage labor force. The profits
companies earn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wages can then be partially investedThis condition does not persist for long, however, because the excess labor forc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egins to dry up
and wages begin to rise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point at which
the excess labor force dries up i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The transition does not happen all at once, however, so it may be more accurate to call this the “Lewis Transitional Period”
see Minami [1970]. This theory was later formulated mathematically by Fei and Rani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see
Watanabe 2010 or Todaro and Smith 2008
In China, unit labor cost is still well contained on average and there is further room for productivity
gains due to wider inequality. However, there are signs that unit labor cost is rising in some
segment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in low-end urban jobs and farm work Asia Economics Analyst,
“China: Shifting to a lower gear”, Sep 20, 2012 ? Box 1. We think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re has
been more upward pressure on real wages than on productivity in some areas because rural
excess labor has begun to fall. Exhibits 3 to 5; See Fukumoto/Muto [2011].
What does the rise in wages mean? It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onsumption?reflecting a
rise in real purchasing power?and a negative significance for companies in that higher personnel
costs squeeze profit margins. An invers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personnel costs and
operating margins, and this correlation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ere it
is relatively difficult to pass personnel costs through to final product prices. That is to say, higher
personnel costs squeeze manufacturing sector profits in particular see Exhibit 6
Exhibit 1: Cheap labor force existed until the mid-1960s Exhibit 2: Geographical population shift slowed in the
Japan: Real wages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early 1970s
Population inflow into Japan’s three largest cities
2005100 1000 people
%
700
80 110
75 600
100
70 500
90
65 400
60 80 300
55
200
70
50
100
Labor share to income lhs
60
45
Real wage rhs 0
40 50
-100
52 56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00 04 08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00 05 10Source: Cabinet Office, MHLW. Source:
MIC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4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
分 析Exhibit 3: Real wages have risen sharply, the labor share Exhibit
4: A rise in labor costs means a decline in
of income is rising now operating margins
China: Real wages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costs and operating margins1985100 %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
700 53
11
51
10
600
49 9
Manufacturing
500
All industries y -1.0624x + 20.164
8
47
R? 0.6448
y -0.5295x + 9.6801 Real wage index lhs 7
400 R? 0.7916
45
6
Labor share to income rhs
43
300
5
41
200
4
39
3
100
37
2
0 35
1
80 85 90 95 00 05 10
6 8 10 12 14 16 18labor cost ratio %Source: CEIC, GS Global ECS Research. Source: MOF, GS Global ECS Research
Comparison 2: Progress and end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 second driver of the rapid-growth period was advances in technology. We now take a look at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from 1955 onward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factors: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lso known 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ee Box 2: Growth
Accounting, and Exhibit 7Examination of Japan’s rapid-growth period
from a growth accounting standpoint reveals two
features: a large capital contribution and even large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low interest
rates that existed at the time due to the government’s regulated interest rate regime fueled robust
capex demand. In addition, the aggressiv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led to consider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sSlower capital growt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ise in personnel costs noted above, higher energy
costs due to the oil crises, and a decline in capital returns. The decline in capital returns was due
largely to a tapering off in productivity growth as Japan caught up with the West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y. This is reflected also in a decline in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What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slowing in technological advances began before the oil crises. This is
clear from the fact that the ratio of new technologies adopted to all technologies adopted peaked out in
the mid-1960s see Exhibit 8This was also the time when pollution was becoming a major issue in Japan. There were four major
pollution-related lawsuit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60s to the early 1970s, including the Minamata
mercury poisoning case, and a growing number of companies were increasing pollution-related outlays
rather than production-related ones1. This was another factor underlying the decline in the contribution
from capital factors to overall growthWhat is the st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hina? We think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passed their peak. According to our estimates, growth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hich equates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was responsible for 5.0 pp?or over 40%?of 12.0% overall GDP growth
from 2005 through 2007, but this declined to 1.7 pp?or less than 20%?of 9.6% overall GDP
2
growth from 2008 through 2010China had been making “catch-up”
technological advances until
1
In the steel industry, for example, pollution-related outlays rose to 1.8% of gross sales in 1974 from 0.9% in
1970; see Asako & Shinohara [2006]2
See our December 2, 2010, Asia Economics Flash: China: Growth to stabilize around long-term trend levels
despite short-term cyclical volatilities
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5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
分 析
recently, but it seems very likely that these advances have peaked out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hina and Japan were similar in form in that they were due largely related to growth in the
capital equipment ratio and in labor productivity. In terms of the type of technology, however,
Japan focused more on developing “integral” technology, which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parts based on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se parts and demands a high level of overall
skill, while Chin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centered on “modular technology”, which
3
involves the simple assembly of parts, used for example with PCs and bicycles see Exhibit 9
Exhibit 5: Labor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s Exhibit 6: Number of new technologies adopted peaked
declining out in mid-1960s
Factor analysis of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Ratio of new technologies adopted to all technologies adoptedyoy % chg
%
14% 90
TFP 1961 12% 80
Capital contribution
1965
Labor contribution 70
10%
1966
Real GDP growth
60
8%
50
6%
40
4%
30
2%
20
0%
10
-2%
0
-4%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Source: Cabinet Office, MIC, MHLW, GS Global ECS Research. Source:
White Pape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67
Exhibit 7: Pac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hina may have peaked
out
Growth accounting analysi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pp contribution
14
TFP
12
Capital
10
Labor
8
6
4
2
0
1997-2003 2005-2007 2008-2011Source: CEIC, GS Global ECS Research 3
See our June 29, 2011, Japan Economics Analyst: From “Made in Japan”
to “Japan Inside”: Jap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art I
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6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
分 析
BOX 2: Growth accounting
Growth accounting Solow [1956] is a model devised by Robert Solow a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in 1987It says that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i.e., its economic output?can be broken down into changes in production factors
growth in labor and capital and changes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is i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formulaEconomic growth Capital share X capital growth +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X labor growth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se factors, the ones that are measureable are economic growth mainly real GDP growth, capital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nd capital and labor growth. Inputting these into the model, the portion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solely by growth
in inputs is calculated as a residual. This residual?the port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growth in
production factors?is interpreted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There is a criticism that TFP does not consider utilization rates Kawamoto [2004], Miyazawa [2008]. We note, however, after
considering utilization rates into our calculation, the conclusion that TFP dropped in 1970s does not changeReference:Solow, M. Robert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70 1: 65?94
Kawamoto, Takuku [2004], “What does revised Solow residuals tell about the lost decade?”, BOJ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in
Japanese
Miyazawa, Kensuke [2008], “Declining in utilization rates in 1990s and TFP”, RIETI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08-J -054 in
JapaneseComparison 3: Rise and fall of the virtuous cycle - Growth in labor share of
income ? to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and capital investment
Naturally, we have to include demand as a high-growth driver alongside cheap labor and catch-up
technology. We referred to migration to the cities accompany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arlier in
this report. One of its byproducts wa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uclear families and hence i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As an illustration, co-habitant households with several generations
only inched up from 6.35 mn in 1955 to 69.9 mn in 1975 whereas nuclear family households
almost doubled?rising from 10.34 mn to 19.98 mn?and single households soared from 600,000
to 4.23 mn. Thi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uclear households spawned wide-ranging demand
for consumer durables. Penetration surged for what were known as “the
three sacred treasures”,
or three essential status symbols: refrigerators, washing machines, and monochrome TVs. In
turn, this consumption fed into capital accumulation Yoshikawa [1997]; see Exhibits 10-11
高盛全 球经 济、 商品 和策 略研 究 7 201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经 济
分 析Exhibit 8: Consumer durable demand was boosted by the Exhibit 9: Per-household penetration increased sharply
increase in households due to populat
范文三:日本经济分析
“日本制造”被迫瘦身转型
重振辉煌还需新思维
转型方向与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以索尼为代表,趋于“苹果化”,强调硬件与内容的融合;另一种以松下、日立为代表,减少对消费电子的投入,将重心转向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日本制造”曾是金字招牌,在全球风光无限,如今它头上的光环正渐渐褪去。今年2月初,索尼、松下、夏普日本三大电子巨头发布2011财年预亏公告,索尼彩电业务连续八年亏损,夏普创下成立百年来最大亏损额,松下刷新了日本企业的亏损纪录。日立、东芝的利润额也同比下降??这犹如投下一个重磅炸弹,给“日本制造”罩上一层阴影。 换帅、业务重组、拓展新领域、部门架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日本电子企业正进行“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不过,专家认为,已经踏上转型之路的日本企业,如果不采取开放合作的新思维,将很难重拾往昔的辉煌。 收缩、重组与转型
“日本电子企业这一轮变革的关键词是收缩、重组和转型。”帕勒咨询有限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如此认为。
彩电业务是日本电子巨头亏损的重灾区,所以彩电业务“瘦身”是这轮变革的主题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等离子生产商的松下,不得不面对等离子全球份额日渐下滑的残酷现实而缩减产能。去年10月底,松下宣布将三家等离子工厂“三合一”,上海工厂的等离子设备注销,日本两家等离子工厂只保留一家。而鼎盛时期,松下在全球拥有五家等离子工厂。
松下的液晶工厂也转产小尺寸非电视用途液晶面板,2012财年非电视用途占比提高到50%;它还拟将一家液晶工厂转让给由索尼、日立、东芝合资的中小液晶面板生产公司。
原来等离子阵营的另一家企业日立,早已停产等离子屏,并且计划结束65年彩电生产的历史,从今年开始将彩电生产业务整体外包出去。
索尼今年1月正式退出它自2005年起与三星合资的“S-LCD”液晶面板项目,将手中50%的股份转让给三星。索尼立志摘掉彩电业务多年亏损的帽子,甩掉亏损的面板业务已是必然。
鉴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面板供过于求的变化,索尼将2012年彩电全球销量的目标从三年前设定的4000万台,下调至2000万台,为此付出500亿日元的额外费用。同时,增加彩电整机生产外包的比例,以降低成本,希望彩电业务在2013财年实现扭亏。
夏普也宣布暂时停掉50%液晶面板的产能,并增加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生产比重。
一边在收缩,另一边在重组。“?重组?就是合并同类项,包括公司内部重组和行业内的重组。”罗清启说。 例如,松下加快了“三社合一”,将松下电器、松下电工、三洋电机的业务进行整合,去年10月将三洋在日本、东南亚的白色家电资产转让给海尔,今年4月起停用“三洋”品牌。重组后,松下将突出家庭生活电器、元器件、能源解决方案三大支柱产业,事业部由16个精简为9个。
日立也将旗下业务重组为五个集团,分别是基础设施集团、信息技术集团、电力系统集团、建设机械集团和高功能材料集团。
在日本产业革新机构的主导下,日本电子业的重组正在推进。索尼、日立和东芝将合并中小液晶面板业务,组建“日本显示器公司”,并加大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的研发力度。
罗清启说:“外部环境逼迫日本电子企业?强行瘦身?,并且推动业务转型,一是转变经营方式,二是向新领域拓展。”
面对中国、韩国企业的竞争,日本企业在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下已失去了成本优势,被迫采取新的经营模式。所以,索尼、日立、东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电外包生产的比例,尽量“轻资产”运营。 两条道路
日本电子业转型力度之大、求变心情之切,被罗清启喻为“二战”以来最大一次调整。
转型方向与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以索尼为代表,趋于“苹果化”,强调硬件与内容的融合;另一种以松下、日立为代表,减少对消费电子的投入,将重心转向新能源、基础设施等
领域。
将电子硬件产品、互联网服务和娱乐内容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已成为索尼转型的战略纲领,而体验的出口主要是“四屏”——电视、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
索尼此前已经拥有了前三个屏;今年2月正式完成对“索尼爱立信”的收购,并将之更名为“索尼移动通信”后,让索尼的“四屏”配齐。 目前索尼旗下的网络服务平台正在整合,再加上强劲的内容支撑——索尼音乐是全球三大音乐公司之一,拥有1300万首音乐的版权;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公司是全球几大影视公司之一。
奥维咨询平板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李秋纬认为,索尼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拥有内容与游戏的强项,转型没有问题,未来在消费电子领域仍然会有其优势,将趋向于苹果的运营模式。
松下是另一条道路。它2018年创业100周年的愿景是成为“电子产业NO.1环境革新企业”,将“环境”提升到所有事业活动的基轴上,并从“绿色生命革新”和“绿色商务革新”两个方面开展各项措施。
为此,松下提出三大思维转换:从偏重现有事业,向能源新领域转换;从以日本为中心,向彻底的全球化思维转换;从单一商品销售思维,向解决方案系统思维转换;并开展了上文所述的“三社合一”、三个支柱产业集群的业务重组。 其中,“能源设备”将成为松下成长为环境革新企业的引擎,其核心包括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松下致力于拿下锂离子电池市场份额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车载、蓄电池系统等新领域实现非连续增长;太阳能希望2012年做到日本第一,2015年进入全球前三。比松下更早一步寻找消费电子领域之外新天地的日立,已经尝到了甜头。尽管净利润同比下降,但日立2011财年仍预计盈利2000亿日元。这更坚定了日立向基础设施转型的决心,它在北京设置亚太区总裁的新职位,抢食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蛋糕”。 呼唤新思维
翻阅松下和索尼的创业史,让人心潮澎湃。松下幸之助不足十岁便离家打工,历经曲折、自强不息、不断创新,二十多岁便创立松下电器,近50年后的1967年,让松下成为当时与飞利浦、西门子齐名的全球三大电器制造商。
然而,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日本电子企业似乎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为“日本队”领队的索尼,在苹果推出iPod后,walkman业务备受打击;平板电视时代,也未能把握住液晶电视、OLED电视的先发时机。
曾经推崇“变化与速度是企业生存之根本”的日本电子巨头,似乎已经患上了“大企业病”:对市场的反应变得迟钝,对产业方向判断失误??创始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不知留下了几成。
一位曾在某中日合资企业任高管的业内资深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直言,现在日本电子企业普遍经营状况不好,它们的转型是“不转也得转”,“像松下正从?单一产品时代?向?系统解决方案时代?过渡。而系统解决方案,如果不与所在地企业合作,怎么能办到,”
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松下掌握的等离子技术原本不逊色于液晶,部分性能还优于液晶,但是由于松下采取了封闭策略,更多企业扎堆到开放的液晶产业链,最终液晶占据了上风。
“虽然日本企业仍有核心技术、上游部件的优势,但是,日本企业不能再单纯地依靠技术优势,正如中国企业也不能再单纯地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样。”他说,“技术的垄断与封锁,已经越来越不奏效。日本企业应该以开放、合作的新思维,参与全球竞争。”
美国队日本的经济援助
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
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在两极格局的大框架下,开始出现动荡、分化和改组,两极格局发生动摇。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因中苏关系破裂而解体。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阵营因美国、日本、西欧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四分五裂。战后初期受到美国控制的西欧、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在政治上出现独立自主的倾向。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科技革命的发展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一些国家的兴衰,从而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格局开始从两极向多极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是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几乎成了废墟,战胜国的英国、法国也是遍体鳞伤,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实力大大膨胀起来。到1945年,美国独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32.5%,黄金储备总量的59%,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与此同时,美国还享有其他任何国家不可企及的经济规模和市场;科技上遥遥领先于别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高于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正是凭借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强大优势,一步一步地夺取了世界经济霸权。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第二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国际金融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1971年12月、1973年3月美元两次宣布贬值,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第二,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打乱了国际贸易旧有的价格体系。第三,美国逐渐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的困境,日本、西欧的经济发展比美国快,美、日、欧的经济实力消长明显。20世纪80年代,
在世界经济不稳定、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调整和改革。这种调整和改革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在90年代进一步发生变化。
范文四:日本经济情况.doc
日本泡沫经济
日本泡沫经济是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种日本经济现象。根据不同的经济指标,这段时期的长度有所不同,但一般是指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间的4年零3个月的时期。这是日本战后仅次于60年代后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
这次经济浪潮受到了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因此随着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此后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
日语中「平成景气」基本与此同义,但有时也包括此后的经济萧条阶段。
日本泡沫经济的时代背景
1985年9月22日,世界五大经济强国(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当时美元汇率过高而造成大量贸易赤字,为此陷入困境的美国与其他四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一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账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
另外,当时还有下列背景:
1.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银行烦恼于向优良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案件,于是开始倾向于向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融资。
2. 19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形成了股票市场的上升通道。
加速上扬
由于上述因素迭加在一起,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此外,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
1985年到 1986年期间,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是国内的投机气氛依然热烈。1987年,投机活动波及所有产业,当时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对土地的需求高涨,那么经济就不会衰退,而且市场也鼓励人们不断购买股票,声称股票从此不会贬值。当时日本媒体为了给这种经济繁荣状况命名,还希望募集像“岩户景气”、“神武景气”类似的名称。但当时也出现了少数反对论点,认为土地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其实际需求,日本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陷入衰退。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写字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出售土地购入债券,因此会带来土地需求下降。根据供求理论,价格终将趋于均衡。但是日本企业普遍实行以账面价值计算土地资产的做法,因此从表面上看企业的收益率也并无变化,而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差额就导致了账面财产增加,从而刺激日本企业追求总资产规模而非收益率。
当时为了取得大都市周边的土地,许多大不动产公司会利用黑社会力量用不正当手段夺取土地,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毫无收益可能的偏远乡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如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当时这种资金被称为「日本钱」(Japan Money)而受到世界经济的关注和商家的追捧。当时随着股票价格上升,日本国内购买法拉利、劳斯莱斯、日产CIMA等高档轿车的消费热潮也不断高涨。
周边各国
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加之东欧诸国剧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欧洲,由于严重的高失业率和东欧民主化,国际和社会秩序也非常混乱。
美国:经过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逐渐走入低谷。住房金融产业出现危机,社会信用危机日益严重。此外,经常性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但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也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
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中,政治经济都比较安定的日本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三十年前仍然是一个普通发展中国家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了遍地黄金的富裕国家。
潜在问题
期待通过资产价值上升而获得利润的手法,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会越来越难以奏效。当资产价格最终停留在高水平时,最终的资产持有者将无法获得收益。但可怕的不仅如此,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到之前的水平,那么资产持有者将承受与其所有前手所获得的利润相当的亏损。因此,缺乏持续性的资产价格逐渐进入平稳状态。
另一方面,对于推崇一户一屋的日本都市来说,地价上升带来了严重的住宅不足问题。对于居住在大城市中心的普通劳动者,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地租和房租,只能被迫迁往郊区。当时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早买早赚的心理,进一步刺激了地价上升。
当时地价带来的住宅问题,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之后政府采取平抑地价的政策,对金融机构也施加了压力。
泡沫破裂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迎来了最高峰。当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业的支撑,所谓泡沫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一旦投机者丧失了投机欲望,土地和股票价格将下降,因此反而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许多企业和投机者之前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而进行了过大的投资,从而带来大量负债。随着中央政府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维持可能性便不再存在。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日本银行也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泡沫的破裂。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15.87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日元,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
由于土地价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
日本泡沫经济之鉴
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主要原因并非日元升值,而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在日元升值过程中的失误,尤其是1986,1989年货币政策的三次重大失误
日本泡沫经济发生于1985-1990年,当时日本正处在改变增长模式、转变发展战略、开放国内市场、融入国际社会的初期。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毫无疑问,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制度、结构和政策等,但回到其定义,泡沫经济是指大量过剩资金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因此这个故事将主要在宏观经济层面展开。
要说明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还需要从日元升值说起。虽然从本质上讲,日本泡沫经济与日元升值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由于二者出现在同一时期,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因而产生了复杂的联系,以致使一些舆论误读了它们。
日元对美元升值的直接原因是日美贸易差额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日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
年,美国的通胀率为13.5%,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正为“滞胀”所困扰,1980
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为738亿美元,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为了克服“滞胀”,里根政府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高利率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元升值。1979年至1985年2月,美元对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多边汇率上升了73%.
美元升值扩大了美国贸易赤字。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 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
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更深层因素是,二战后,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元成为“超级货币”;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美国,美元开始衰落。1980-198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0.4,,日本约为3,;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 1.5%,日本约为 4.8%.
也就是说,到1985年,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已经无法避免。实际上,1985年2月美元走低/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而非启动)了这一进程。
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日本货币政策曾经失去平衡,出现过三次重大失误。
1986年,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很短,仅仅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当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但
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萧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从1986年 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管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失误。
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银行也准备升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 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干预下,“黑色星期一”仅表现为一种市场恐慌,并且此后不久,人们原先对世界经济的悲观预期为乐观情绪所代替,各国经济均出现了强劲增长。
但日本经济的灾难却由此开始。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日本政府也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 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
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二次失误,也是一次“致命的失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
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至 6%.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日本政府长期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日本泡沫经济的起点——1985年。在日本历史上,1985年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许多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
第一,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有着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这一进程迅速加快。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第二,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加速。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日美关系将成为“政治大国”的基石。在1985年的“广场会议”和1986年的“卢浮宫会议”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第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1980年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可能使宏观政策失去回旋的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时,宏观政策的权衡、选择和调整会变得非常困难,可能会因失去平衡而出现严重失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世界。
日本对泡沫经济形成的反思及启示
围绕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跌,是否应该继续加息的议论不绝于耳。不错,作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物价的稳定,如果不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似乎就没有立刻加息的必要。可是,当我们在考虑物价稳定时,是应当注重眼前的价格指数呢,还是长期持续的物价稳定,另外,维持物价稳定毕竟还只是手段,我们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日本对其80年代后期发生的泡沫经济的反省中认识到,CPI的变动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我们国家当前在对经济发展作决策时应有借鉴意义。
日本的泡沫经济虽然已经过去15年了,但在日本国内其作为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还在不断地受到专家学者的探讨研究,以避免类似的错误重演。可是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悲剧恐怕正在上演。反过来说,假如时间能够倒流,在日本80年代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国际环境下,以现在对泡沫经济的认识水平,人们能否明智地采取种种打压泡沫的政策措施,避免泡沫经济的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的日本专家持悲观的态度。这是因为,促使并放任泡沫经济产生的各项政策措施并不像人们事后评论的那样愚不可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氛围下,这些政策措施被认为是恰当的,并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如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采取事后看来是正确的政策措施,那么你也许只有承担失败的风险,却不会享有成功的荣光。因为在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决策者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来推行自己坚信正确的政策措施。而正确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历史的科学总结。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可是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有日本学者回顾泡沫经济时期自己的想法时说道:“对于消费价格及批发价格都很平稳而只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一现象,我以为这只是股票、房地产等特定市场的问题,未必是整体经济的问题。可是翻开历史,同样的泡沫已重复了无数次,而当它在自己眼前发生时却没有想到,真让人羞愧不已。”他人的失败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应以此为鉴,避免再去验证一次。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时日本央行实行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它是“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语)。“广场协议”达成(1985年9月)之后,为了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强势日元”的闸门被打开,开始了大幅度的升值。在“广场协定”达成前一天的东京汇市上,1美元,242日元,而到了1985年底,美元就已跌破了200日元的大关。到1988年年初,美元甚至跌到了1美元,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升值了将近一倍。日元的急速升值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经济出现衰退的征兆。为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准利率从 5%下调到3%,并且在87年2月再次下调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2.5%。80年代的日本经济不像现在这样疲弱,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通过技术革新及经营合理化等努力,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增,到了87年年中,经济就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本来这时央行应考虑加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可是由于当时国际及国内的情势,迫使日本央行把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2年零3个月,直到89年5月31日才上调到3.25%。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的最大负面效应是,强化了人们对低利率将长期持续的幻觉。
当时的国际因素是, 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 的暴跌。为了防止美元也因此大跌,出于国际协调的考虑日本央行被迫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国内的情势主
要是物价的持续稳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复苏将带来信用的扩张,通货膨胀也会随之出现。所以央行应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就开始逐步调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蔓延。可是当时由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地平稳,批发价格指数甚至还一度出现负值。
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本来这应该反映在物价上,可是由于日元升值而没能显现出来。在日本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鼓励下,全国掀起了国土开发热潮,到处兴建休闲娱乐设施,建造商品房及高档写字楼。大量资金流向了股票及房地产行业,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暴涨。从1986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就用“干柴”这一比喻来指出潜在的通货膨胀危险。可是这一警钟由于迟迟没有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光没能说服广大的民众,连日本央行自己也开始发生了怀疑。日本的CPI在泡沫经济的末期才开始缓慢上涨:1989年3月比前一年上升了1.1%,到1990年4月超过了2%,同年11月达到了3%以上,一直到1991年8月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本来日本央行在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时便开始调高利率,可是这次却是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后才调高利率。当时的日本央行总裁澄田事后承认了这一做法的失败。当时虽然知道不断地下调利率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是当时日本央行的优先目标是汇率及物价的稳定,从而轻视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结果导致了资产的通货膨胀。这里让日本央行烦恼的是,为了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实现持续的物价稳定,就必须在统计上的物价稳定阶段便开始大幅度地提息。可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谁又能自信看清了整体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且有绝对的权威果断加息,逆势而行呢,泡沫吹大的前提条件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物价一旦上升,宽松的货币政策便无法维持下去,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将不会形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价稳定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必要条件。
日本前央行总裁速水优在检讨当时金融政策的失误时这样说:“围绕当时泡沫的发生及扩大,金融政策在什么方面负有责任这一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景气恢复已明确化了的1988年下半年以后还比较长地维持低利率,使得这种低利率将永存下去的期待在一般人的心中扎下了根这一点。这是泡沫经济扩大的原动力之一,对于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必须深刻反省。”这就是说,利率政策必须具有弹性,而决不可长期停留在某一低水平,从而造成人们对于未来资产收益预期的偏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辨别何为泡沫,何为正常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判断出现差错,出台了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哪个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危害大,对于这个问题速水优认为:“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
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在当时东京地价暴涨时,人们所举的一个在当时很难分辨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银行总是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风险,??一个是,经济在正要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时,如果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就可能剥夺一个大好的成长机会;另一个是,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误以为是真实的,放任泡沫的扩大。中央银行在进行政策判断时,不能光注意哪个风险的概率高,还要关注在政策判断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哪个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这一问题的评价。泡沫经济时期的经验显示了,对于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成是真实的这一错误,从长远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银行的认识是有所不足的。”
在速水优看来,放任泡沫的扩大所造成的损失,远比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而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大。事实也确实如此。进入80年代后,支撑日本战后30多年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渐渐地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了,而这时出现的日元升值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应利用这一危机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却只顾眼前的经济繁荣,从而放任泡沫经济的形成与扩大。结果该改革的没改革,该调整的没调整,不仅白白浪费了4、5年的大好时光,而且给以后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经济学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更何况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经济的历史经验总结。因此,我们在应用发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时,一定不能脱离对具体现实的研究。日本的泡沫经济对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不能完全以CPI的涨跌为依归。这个除了CPI的统计方法本身有问题外(比如没有把房地产等的资产价格的涨跌包括在内),CPI的涨跌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拿日本来说,当时除了日元大幅度升值外,日本经济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通俗地说,日本当时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即通货紧缩陷阱。如果不是出现了泡沫经济,日本90年代经历的通货紧缩局面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便提前到来。不对过剩产能的行业进行压缩调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脱胎换骨,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泡沫经济的冲击,日本不仅错过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日本迟迟不能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困境的一大原因。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与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相比日本还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处处有当时日本的影子。首先,我国经历了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投资,到了9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供大于求现象,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其次,人民币虽然没有像日元那样大幅度升值,但在历史上也第一次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最后,我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是低利率政策却比当时的日本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利率也更低。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国同样面临着通过改革各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化解诸多矛盾的问题。这种时候如果企图通过制造虚假的繁荣来化解眼前的矛盾,只会像日本一样把问题越拖越严重。
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汇率的调整并不能阻止经济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稳定时期,我们更应该当心资产的泡沫化;最后,我们应处理好眼前的经济繁荣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当前反对加息的理由之一是,目前的经济过热并非全局性的,所以加息有可能影响经济繁荣。速水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反省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面临这两种风险时,牺牲暂时的经济发展,比起听任泡沫经济扩大可能造成的危害,从长远来看前者要小得多。总之,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CPI的涨跌,把CPI的涨跌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唯一风向标,重蹈日本的覆辙。
范文五:日本企业海外转移的背景及情况分析-(日本经济课程期末小作文)
日本企業海外移転の背景と情況についての分析
米国の,金融建国,の主旨と異なり、日本が,産業建国,を強調し、もっと制造業の発展を重視する。日本の産業移転が既に20,30年を行なった、しかし日本の産業移転の特徴を分析して見ると、日本の現地企業が産業チェーンの最も上流にあり、最も先進的な技術と製品を掌握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の基礎上に韓国、中国の台湾などの国家と地区へ産業を移転し、日本の技術のために付属施設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しかし、産業チェーンの下流、例えば組立てなどが安価な労働力の国家へ移転された。
現状から見ると、海外へ産業技術を移転することが、既にたくさん日本企業の考えになった。,日本製,は昔から名が知られ、その特色は、全世界産業チェーン源の中間製品と資本製品の製造が得意であり、基本部品、材料および製造機械の先端産業クラスターを有している。日本では、終始変わらないで、ひいては代々と伝わっていき、ある狭い専門技術分野を研究する中小企業の数も非常に多い。多い中小企業は、その他の企業が製造できない製品を造ることができ、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いくつかの重要な部品、原材料などの中間製品方面が、世界市場の多くなシェアを占めており、そこで,only one,(オンリー,ワン,と称される企業が多い。それらの核心技術の製品が取って代わりにくく、自然に震後に日本国内外の多い産業チェーンの中下流のハイテク企業が、商品切れ、値上がりの問題に直面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自動車、半導体とモーターを代表とする日本制造業のたくさん企業は、今なお依然として全部又は一部分が生産停止せざるを得ない。
これと同時に、日本の大地震が発生した後に余震が絶え間なくて、ますます日本の著しくなる企業産業移転の新しい背景となる。長年を続け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たくさんの日本企業が元の産業配置に対して改めて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て、元々に,技術流出,を防止するために海外に移転しなかった部分の生産拠点を海外へ移転することを考慮し始めた。
しかし、日本企業は今回の産業大移転が、いままでの制造業移転の背景原因及び表現とが大きく異なる。
1、動機から見ると、以前は能動的な移転で、高汚染、低利益の一環を移転するが、今回はしかたない移転になり、だから更に多い核心技術を移転することになる。
2、移転の目的も異なる。以前の目的は、移転先の優遇政策を利用して、市場に接近して、生産コストを下げるためであった。しかし、今回は移転は、生産能力配置を合理化して、為替変動リスクを回避することを確保するためである。
3、意味も異なる。以前はただ策略的な移転、日系企業は利益が低くて、生産のプロセスの簡単な一環を選んで移転する。しかし、今回は戦略的な移転になり、更なる多くの核心部品の生産を移転するだけでなく、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研究開発本部、供給チェーン本部、製造本部を移転する可能性もある。戦略的の移転は、必ず全体の産業チェーンに対して巨大な影響を発生させる。
地震頻繁発生のリスクを回避するため、ある日本企業がその現行する国際生産配置を調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て、一部の生産能力を日本から移転して、これは日本産業空洞化の問題を激化させる。どのようにこの2者間の関係を協調することは、既に日本企業の1つのチャレンジとなる。
今回、日本の核心技術の海外移転は中国にとっては、よい契機にも打撃にもなるだろう。昔は、高汚染の企業を受け入れたほうが多いが、今回は初めて高技術の産業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一方、こういう核心技術の移転は、一種の海外進出になる恐れもある。製造本部を海外に移転すると、必然的に対象国の市場をいっそう開くだろう。そこで、私たちは、移転した日本企業を注目すると共に、中国企業の対応の姿勢も注目すべきだと思う。
「参考文献」
《日本研究》 2011年01期 郑秀君,陈建安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 冯玮
時論公論 「震災後の企業と日本経済」
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100/82712.html 『日本産業の海外移転 中国は最も有力な候補地』 人民网
「人民網日本株式会社事業案内」http://j.people.com.cn/94476/73686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