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狭义地缘政治学与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区别
政治学与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区别 ——《广义地缘政治学》前言
“狭义地缘政治学”,就是我在第一章第一节评说的“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我所谓的“后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学”或“当今以后的地缘政治学”。二者的区别在于:
(一)狭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心(自由意志)物(地理环境)二元论,经典表述是中年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说的这句话:“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物质(地缘条件)一元论,经典表述是青年麦金德在《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一文中说的这句话:“如果政治地理学不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并且继自然地理学之后产生的话,理性的政治地理学就不可能存在。”(此物质一元论立场,麦金德后来放弃了,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二)狭义地缘政治学所谓的地理环境,是静态的地表水土(陆地与海洋),因此,以心物二元论为哲学基础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其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倾向,属于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广义地缘政治学所谓的地理环境,不仅包括静态的地表水土,它尤其体现为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若无阴静的地表的承纳,在太空中无限发散开来的阳动的阳光,只会是一“抽象”存在物,因此,阳动的阳光,只有照在阴静的地表上,才阴阳交感而为“气”;而且什么样的地表,接受阳光后,形成什么样的气——此亦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道理);正是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或矛盾斗争,成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根本动因。因此,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三)因为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因而狭义地缘政治学在评价“力量的自然位置”时,就有片面性,或认为陆地重要(“陆权派”的麦金德),或认为海洋重要(“海权派”的马汉)。此外,由于不懂南北阴阳之理,狭义地缘政治学在作为“软国力”决定因素的“精神资源的资源”问题上,就束手无策。但在从动态的阴阳二气看问题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因为所谓的“人类的精神资源”即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特质或人性,乃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的产物(第二章第二、三、四节),因而在阴阳二气中,冷凝的北方阴气强于热散的南方阳气,所以就“力量的自然位置”而言,所有地理位置要素,最重要的不是海陆关系而是纬度。一个海洋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如印尼、印度、巴西、澳大利亚等);但一个北方大国,一定是强国(如美、俄、中、欧等),至少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巨大潜力(如加拿大)。世界上的强国,不一定是海洋大国,但一定得是北方大国。亦因此,在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正如阳光是一种资源一样,北方的寒冷气候,不仅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更重要的资源,即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的资源。因此,一切北方国家,精神资源都丰富;一切南方国家,精神资源都有所不足(“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的民族较为智巧,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象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饶给与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南方国家要想提升自己的民族精神,必须遵循“阴需阳,阳需阴”这条地缘政治学原理,像当今的新加坡和古巴那样,实行以阴制阳的德治型集权制度(第三章第九节)。
(四)心物二元论的狭义地缘政治学,把自由意志(心)和地理环境(物)看成两条平行线,二者没有因果关系,相互联系由地缘政治家们根据“国家利益”安排。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就没有科学。这样,心物二元论的狭义地缘政治学,科学性就不彻底;其沦落成有西方学者曾公正地贬称作的“缺乏一门科学所期望的客观性”的“地缘政策”是必然的;其“只能是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不能成为一种科学”,“不能受到教师们的重视”,“不能吸引广大有才智的人”(麦金德)同样是必然的。物质一元论的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条件是因,自由意志是果,自由意志或人的聪明才智,不是什么超时空的唯心主义精灵,而是在地球这一特殊空间和第四纪冰期这一特殊时间范围内产生的精神现象,因而地球之外无此现象,第四纪冰期之外无此现象,如果冰期消失,它必消失(第二章第九节)。因此,广义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彻底的科学,它因此而为地缘政治学这门年轻学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研究应用领域。换言之,地缘政治学,必须(也必然会)从狭义地缘政治学发展为广义地缘政治学,否则,就不会有出路,就辜负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自身应有必有的“自我实现”使命。
(五)在狭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麦金德)这种把欧洲文明的动因归因于亚洲野蛮地缘政治力量的观点,是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外因论。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欧洲文明的动因,不应在“政治”中寻找,而应在“地缘”中寻找,即不应从由荒凉的中亚土地生出的具有蛮力性质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这一外因方面寻找,而应在温润的欧洲土地这一内因中寻找(第一章第二节)。不仅如此,在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人类及其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文明的种子或者说人类追求光明的种子,作为一种“果”,其“因”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所谓“黑夜给我一双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文明”之“明”与“光明”之“明”乃同一概念,但光明又来源于能源,因而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就是对能源的追求;人类使自己文明起来的具体手段就是对能源的利用,一个人类社会体,消耗的能源越多,文明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又因为文明的种子力缘于寒冷气候,因而文明的潜在力度和发显高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第二章第四节)。
(六)因为把文明的动因归因于与“外来野蛮力”的斗争,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使自己陷入如此认识误区:文明的发生发展,主要得益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这样,狭义地缘政治学在其应用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即使不是纯蛮力性质的征服课题的话,至少也是准蛮力性质的“霸权”课题;它只看到野蛮力的力源问题,看不到文明力的力源问题,这样,它就片面地把野蛮力当成历史的主动力,从而误导了人类社会中那些最为活跃的地缘政治力量,使其一门心思只在准蛮力性质的“称霸世界”问题上用功。因此,法国批判地缘政治学家拉考斯特20世纪70年代说的“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这句话,正适用于迄今为止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历史的主要趋势不是重复性的蛮力破坏,而是发展性的文明建设;文明的根本动因在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文明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不是在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文明与自身同一的诚实、科学的道义力量,不在与野蛮的地缘政治力量作斗争,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文明的主题是生产力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非生产关系方面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文明起源问题决定阶级起源问题,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根本、更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样,以文明起源问题的解决为立论前提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就为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开启了一条从“战争地理学”到“和平地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道。换言之,如果说狭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就在“和平与发展”并最终通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最后一章)。
(七)因为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狭义地缘政治学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能从古代的彼此隔绝进至今天的全球联系”(中国青年地缘政治学者程广中语)。因此,严格说来,狭义地缘政治学是没有历史观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形而上学即静态的历史观。当然,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狭义地缘政治学又抬出了“自由意志”,即把历史的动因归因于人的主观意志,但这样一来,它又陷入了反科学的唯心史观。——因为不仅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尤其看到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又看到阳动的人类文明根源于阴静的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因而人类文明是一个因静生动、因寒冷而追求光明光热的自然历史过程,正是追求光明光热的文明冲力,导致了人类“从古代的彼此隔绝进至今天的全球联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历史观,不仅没有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立场,而且还既“与时俱进”更“反本开新”地对此历史观作了理论基础的更深的开拓和理论内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更大的充实与发展(第二章第一节)。不仅如此,因为认动态的阴阳二气乃文明亦即历史的根本动因,而阴阳二气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因而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历史观,又于不经意中“一不小心”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结合这一中国近百年来不得其解的重大理论课题。在此结合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将再次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以阴阳二气为基本范畴的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将迎来自己的新生并且大化世界;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软国力,到那时,在国际“话语霸权”的争夺中,中国至少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胜出一筹。
(八)本体论决定方法论。狭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本体论既然是心物二元论,其方法之为二元式的地缘分析与政治分析(简称“地缘政治分析”)大杂烩,(当今国际最权威的地缘政治学“大师”、服膺康德哲学的基辛格,以及布热津斯基,尤其沾沾自喜于此方法的“纯熟运用”),其学科名称甚至都统一不起来(除“地缘政治学”外,什么“政治地理学”、“地理政治学”、“战略地理学”、“国家地理学”等等,五花八门),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在以物质为唯一本体的一元论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界上都不会有一种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所谓“地缘政治分析”方法;此玩艺儿存在一天,地缘政治学这门前途无量的学问就一天不能跨入科学的圣殿;此玩艺儿存在一天,地缘政治学就一天不能免除“种种非理性的政治地理学”的折磨(麦金德)。因为此玩艺儿不是别的,只是用停留在事物表面的浅薄的哲学二元论调制的一锅“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恩格斯)——那么,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方法又是什么?答曰:无他,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的地缘分析法而已。
(九)狭义地缘政治学家中,德国的拉策尔、豪斯霍费尔和瑞典的契伦等“大陆派”学者,唯物论的地缘决定政治立场坚持得最自觉。尽管如此,像一切狭义地缘政治学家一样,他们见地不见气,所见之地并且还被他们抽象为用平方衡量的真空般处处均一的“生存空间”,这样,在国家本质问题上,他们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就很空泛,见普遍不见特殊,并因此在对国家何以有强有弱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无能做出合乎地缘决定政治的唯物论解释,从而给了极端主观唯心的纳粹种族主义以可乘之机,并在纳粹发起的理论攻势面前缴械投降。——在国家本质问题上,见地更见气的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人类、文明、国家,尽管产生消亡时间先后不等,但同根同源,皆根源于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因此,国家乃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气候越冷,国家凝结力和争光争热的发展愿望越强;气候越热,国家凝结力和争光争热的发展愿望越弱。自觉把“追求光明”作为自己最高理念的现代国家,发芽成长于气候寒冷然而滋润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其果种然后向世界传播,落在北美、东北亚一类寒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强势国家;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一类热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弱势国家。因此,合理稳定的世界政治格局,只能也必然是北主南从格局(第四章第五节)。
附带说说:明白广义地缘政治学关于国家本质的定义后,当人们在本书中看到诸如“再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君主立宪制方案”(第九章第七节)、“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四极世界’专政”(第十章第三节)等论题时,想必就不会再为这类论题的“离谱”而感惊讶了。
再附带说说:当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本质的定义,已经到了用“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取代“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的时候了,因为理论上坚持国家的阶级性定义,实践中又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说是说、做是做,理论不指导实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脱节,如此下去,国家方向不明、前途堪忧,至少人气难聚、人心难捏拢且不“与国际接轨”。只有肯定国家的“争光”性,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关于国家本质的定义,才能既不失其为普遍真理地“接轨”于世界各国(这是认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思想应有的理论品格),更在实践中与当今以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大势相适应,因为经济建设本质上说就是争光争热增能量:经济建设者,发展生产力也;生产力者,力也;力者,光热能量之表现也。此外,还得一提的是:“争光性”概念,不仅适用于国家的本质定义,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定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光明的政党”,这不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内涵更丰富、更“与国际接轨”、更有“大道自然,受命于天”的自然历史感、更合乎当今和今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际吗?(这两个“党和国家”论题,分量不小,而且似乎“很敏感”,因此,本书没有论述,至少没有展开论述。但它们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时机成熟,条件方便,作者将展开详细论述)。
(十)顾名思义,狭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狭窄,它只研究地缘与政治的关系。然而,政治不是孤立的某种“东西”,而是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它的深入研究,势必涉及全部社会关系。然而,全部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全部社会关系面前,你就会无所适从。于是,不懂自然决定社会、全部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是地缘条件道理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与其说知难而退不如说画地为牢地使自己局限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地缘政治”领域。然而,既然政治不是孤立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某种东西,那么形而上学地画地为牢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又怎能避免其他社会关系的“干扰”呢?在它的“课题研究”中,又怎能不涉及其他社会关系呢?而当它涉及这些关系时,它又怎能不因哲学基础的“离凡离圣,离因离果”而胡乱联系、东拉西扯,或为“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或为“缺乏一门科学所期望的客观性”的“地缘政策”呢?——顾名思义,广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无限广阔,在它看来,政治既然由地缘决定,而政治又只是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环节,那么地缘在决定政治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全部社会关系。当然,言不尽意,任何人,无论写多少书,都不可能在书中把全部社会关系把握住,也无此必要。对此,他只能而且只须采取这样两手就行了:第一,纲举目张、万变不离其宗地紧紧把握作为全部社会关系共同基础的地缘条件。第二,从实践或需要出发,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问题学”式的取舍,不成问题尤其重大问题的,不去理它。这两手,第一手“约”,第二手“博”。在此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本书的特点正是“博约”二字;书中涉及的问题,无一不是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受地缘条件的制“约”。
综上所述,狭义地缘政治学的一切困境,皆因不能回答“自由意志”的起因;而自由意志,又是一个在人类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能、创造一切的幽灵。既然如此,那么揭示了自由意志的起因,也就揭示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根源;此起因,正是广义地缘政治学揭示的地缘条件中的“阴阳二气”(“自由”者,阳气之良能也;“意志”者,阴气之良能也。因此,“自由意志”,本身就是阴阳“二气之良能”)。这样,在广义地缘政治学这里,地缘条件在“吃掉”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就通吃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换言之,由于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使自己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它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神秘的自由意志;这样,就促使忠实于科学因果律的人们不得不去探索这个神秘自由意志的起因;而当此起因被揭示时,狭义地缘政治学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过渡发展为广义地缘治学了。同时,其论题即研究领域,就不再受“政治”限制,若有必要(这由“问题学”决定),在地缘分析法指引下,像为它所破解的自由意志一样,广义地缘政治学就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驰骋。一句话,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自由意志”有多自由,广义地缘政治学就有多自由;“广义地缘政治学”之“广义”二字,含义在此。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要说“自由意志”,这才是得大自在、大自由的自由意志!
以上是对狭义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当然,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严格说来,科学上的任何批判,都是批判地继承和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那么,对狭义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又批判了什么、继承和发展了什么呢?答:批判了它非科学的唯心方面,继承发展了它科学的唯物方面。这里得坦诚地说一句:没有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就不会有《广义地缘政治学》,后者从前者吸取的养料,怎么说都不为过。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本书完稿时(2004年),恰逢《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00周年。作者愿借此机会表明:自己只是接过麦金德传来的接力棒而已。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一再遭到如此责难:这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吗?对此,这里要说的是:不错,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对地理环境决定论,需要分析区别。正如唯物论有形而上学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之别一样,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有形而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与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别;也正如辩证唯物论是真理一样,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样是真理。而所谓的“辩证”,就是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唯物论说的“阴阳辩证”。此理,只有当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世界上出现时,人们才可能明白;而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是由《广义地缘政治学》一书首先阐发的。不用说,一切狭义地缘政治学,都是形而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唯有广义地缘政治学,才是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
结构方面,本书内容是这样安排的:上篇阐述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第一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范畴论”);中篇用此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分析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篇用此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尾声(最后一章)阐述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或“终极关怀”。
本书内容,在习惯线性逻辑分析的人们看来,似乎“缺乏逻辑连贯性”。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地缘分析不是历史分析,分析对象相互间的关系,不是相因相续地被时间链条串起来的历时性关系,而是像现今地球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一样,是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并列关系。因此,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理论大框架确立后,论题的取舍,就好比末日审判,所有论题平排站着,接受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位“上帝”的审判;至于先审谁后审谁,“上帝”是有充分自由的。当然,这里的“上帝”,他再自由,都离不了“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这一思想。此“离不了”,正是本书的“逻辑连贯性”。此连贯性,正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可以说,也是它的最大优点,——地缘政治学家若迷恋抽象线性逻辑分析,将陷死胡同!例如,20世纪初德国“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发明者们,就是这样。
范文二:我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
我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理解
从小到大,我对社会科学始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很小的时候,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看动画片,而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慢慢喜欢上看新闻报刊。逐渐地,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这些报纸中开始接触并喜欢上了国际政治。因此,正是从小的这种熏陶使得我现在对地缘政治学这门课依然有极大的兴趣。
谈到地缘政治学,也许很多人脑中都会浮现大国博弈、尔虞我诈、针锋相对的画面。没错,当我们审视这门高大上的课程,自然而然地会着眼于“地缘”和“政治”两个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就是政治与地理要素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作用。研究地缘政治必然离开不了对丰富地理知识的掌握与分析应用,离开不了了解分析地理要素是如何影响作用于政治活动的能力。幸运的是,得益于从小对社会科学的热爱与学习,我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和基本必要的政治学知识,因此现在可以从我的个人角度谈谈我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愚见。
1. 学习地缘政治学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与跨学科应用能力
从古至今,在每个大国的兴衰成败历史中总能发现地缘政治的影子,它始终作用于大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走向。然而,分析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兴衰发展的影响,就要求研究者对地理学、政治学、外交学等专业知识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跨学科应用分析能力。
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的学者,会如何分析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一个不知道“大陆平衡”的学者,会如何研究英国对拿破仑帝国与第二帝国的政策走向;一个不知道波罗的海在哪里的专家,会如何评价彼得大帝的国家战略。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历史现实问题,一个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前提就是掌握与此有关的丰富的专业知识。没有对这些专业知识的扎实掌握,想要研究地缘政治无异于纸上谈兵、痴人说梦,其研究成果也必然是没有说服力与学术价值的。
然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研究地缘政治,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更加需要对这些专业知识有超乎寻常的跨学科应用能力。没有跨学科应用能力,再多的专业知识也无法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应用,也得不出正确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且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片面的结果,自然这些知识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所以,拥有跨学科应用能力对于学习地缘政治学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学习地缘政治学需要避免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怪圈
虽然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学习,我们十分强调地理要素的作用,并着重研究其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是十分复杂的。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很多其他要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等等因素的,而不仅仅是地理要素。所以,当我们在分析地缘政治的时候,也要兼顾考虑这些要素的影响与作用。如果仅仅着眼与从地理要素去分析政治事件,我们的研究结果无疑是片面的乃至不正确的,也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怪圈。
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地理决定论是片面的,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不用说去研究地缘政治了。因此,学习地缘政治,我们务必综合分析各种要素,不能将眼光仅仅放在地理要素上面,这样才能走出地理决定论,得到正确的学术研究成果。
3. 地缘政治学对与国际形势与格局演变的研究有巨大价值
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兴衰,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中,总是浮现地缘政治的影子。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并由此推动国际形势与格局的演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千百年来,地缘政治的影响遍穿大国兴衰的始终。比如,当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崛起原因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其独特的地缘优势。美国自1776年东部十三州建国起,西部是印第安
人和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对白种人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墨西哥人封建落后,国家力量衰落,也不具有威慑力,因此美国可以放心的进行西进运动,并大肆屠杀印第安人。而北部的加拿大只大不强,并且同宗同源,没有国家层面的根本战略冲突与尖锐的利益对立,所以美国周边没有可以真正阻遏其发展的大国。同时,美国东西濒临浩瀚的大洋,不仅可以作为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可以作为国家永续发展的不竭资源来源与未来国家称霸的扩张方向。再单纯的从地理方面分析,美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丰富,地形以平原为主,农业基础发达;交通便利,科技发达,人才优势明显,市场广阔,移民政策宽松等等许多优势。而这些地理要素方面的优势也逐渐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与后发潜力,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并最终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
由此可见,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合理利用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和动力。美国正是抓住了其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崛起,并最终成长为超级大国。其只用了将近100左右的时间就与欧洲传统列强并立,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直到现在的国际力量对比与权力中心转移,影响了国际形势和格局的深刻转变。所以,地缘政治学对研究国际政治形势有着巨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4. 地缘政治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就像**所说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盛国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世界的中心舞台。但是,当我们对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身上还有许多重担和工作要做,我们离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际上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容不得我们有丝毫大意自满。所以,历史教训和现实形势要求我们认真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加快和平崛起进程,而这也正是我们地缘政治学的努力方向,地缘政治学理论与学术成果应该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服务。
当前,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内,我们要加快开放步伐,深化巩固改革开放成果,铲除固化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阶层,遏制腐败蔓延(我认为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引以为鉴),加强党的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健全。对外,我们周边领土纠纷与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战略机遇期面临挑战,考验着我们对国际战略的深刻把握与经营能力。
伴随着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崛起,就外部环境而言,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朝核问题迟迟拖延不决,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外交的沉重包袱。而美韩屡屡以朝核问题为借口,借助美韩军事防卫的相关协定,加强军事合作,这实际上给我国的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同时,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亚太战略的经营,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军事力量也往亚太特别是东亚转移,事实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军事上,美国将大量隐形战机、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反潜机、反导系统、防空雷达等等先进的军事武器系统部署在东亚,加强军事基地建设(尤其是与日本和菲律宾),扩大对东亚盟友的军售与军事合作,加强对第一岛链的控制力度,企图阻止中国向海洋进军(感觉有点类似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战略)。政治上,借助美日、美菲等防卫协定,明里暗中地支持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越南与中国在岛屿争端和海洋问题上的对抗。美国也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东盟会议、APEC等国际舞台,拉拢其盟友或亲近国家,屡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加强对中国的外交围堵,给我们的周边外交带来很大压力。经济上,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组建所谓的TTP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干扰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在世界银行、IMF改革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并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屡次逼迫人民币升值,干扰人民币正常汇率浮动;屡
次恶意发起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阻碍中国企业开拓美国市场,指控中国不正当竞争,利用WTO相关机制发起贸易摩擦。
放眼周边,不仅有美国给我们和平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我们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两国战略互信有待加强。阿富汗问题给我们的新疆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反对恐怖主义蔓延和三股势力侵袭任务艰巨。当前,如何经营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打消沿线国家的疑虑,加强与其战略互信,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严峻考验。从长远来看,虽然目前我们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合作广泛,但就我个人观点来说,“北极熊”将是未来威胁我国国防安全和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压力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的民族复兴道路面临着巨大挑战与严峻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地缘政治学,准确利用地缘政治学理论,经营周边外交,布局国家战略,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和平、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抓住并争取延长战略机遇期,从而促进我国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 我对当前地缘政治学应用的一些看法
应该来说,一门学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学术本身,更多的是在于其实际应用和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最终价值在于其实际的应用,在于其对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凭着多年对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一些兴趣,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我对当前形势下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我就简单的阐述一下我的愚见。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会深刻地影响两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发展中美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发展却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需要我们谨慎思考与规划。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美国的崛起虽然取代了西欧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可是美国依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美国模式究其根本也只是西方模式的一个变种,世界依然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轨迹上运转。然而,遥远的东方大地上,中国现在的崛起却在悄然地改变这一五百余年世界权力的中心。不容否认,今天中国已经自信地走向国际中心舞台,我们巨大的经济总量正在转化成我们政治、军事、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烈地撼动着这个世界的游戏模式。而中国与美国,一个上升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如何面对这种国际地位的转变,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论,则是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美国在其对华战略抉择上缺乏对中国的战略信任。中国的崛起在动摇西方权力中心的基础,势必引起西方的忌惮与遏制。然而,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中国并不是西方的一员,中国在以一种不同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当年的方式在崛起,中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这是西方真正焦虑的。应该说,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概念缺乏信任,并不认同。西方主张零和思维,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掠夺争取西方的生存发展资源,威胁其安全;中美之间必然会对抗的,甚至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霸权过度,因此必须扼杀中国。显然,这是赤裸裸的零和博弈思维,与我们的发展战略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缺乏战略互信的基础,而这对于世界将是可怕的。
美国在二战前一直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战略,对西欧列强缺乏战略信任,不愿意卷入西欧列强的复杂争端中,并周游于其中来获取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可见,美国战略在其开始时就带有强烈的怀疑色彩。冷战中,即使对于同样是西方阵营的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更是缺乏战略信任。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地位,美国的诸多举措更加显得有些过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频繁使用武力。所以,美国战略的一大缺陷就是缺乏对他国的信任,或者说是很难对他国取得信任。
而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对手,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与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某种意义上,中国与苏联不是一个级别和层次上的,中国更加难以捉摸对付。当年,苏联是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的基础上与美国争夺霸权,试图发展另外一种迥然于资本主义的体系,它与西方的关系是对抗的、零和的、冲突的。而今日的中国,全面融入西方模式下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认同美国的霸权的。然而,与苏联不同,我们是在遵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的游戏规则下来发展自己,我们并没有直接与欧美对抗,但我们确实在崛起,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下企图超越他们。而这,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所不能容忍的。欧美依然对我们的发展充满疑虑、警惕与困惑,担心中国的崛起势必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所以,要切实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历史怪圈,就必须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寻求利益契合点,减少乃至避免战略误判,这是至关重要的。
建国以来,总体上看美国对华政策,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麦凯恩主义盛行,对华战略是封锁遏制、孤立敌对的,这是由于意识形态、冷战、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等造成的。70年代至80年代,总体上美国对华政策是缓和与对立并行的,但是毕竟两国关系出现了难得可贵的积极因素。这是出于冷战形势的需要,特别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威胁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尼克松访华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缓和极大地减轻了我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的外交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是美国关系史上较为轻松的一个阶段。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华战略逐步回归强硬,对抗遏制性意图明显,和平演变构想尚未放弃。但是,在新世纪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例如中国加入WTO,911事件等),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总体上从防范对抗向融合转变。
近些年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都在发生显著变化,总体上突出表现为其战略趋向激进,战略焦躁感更加明显。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实力某种意义上在逐渐削弱,而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俄罗斯早已从休克疗法中恢复大国荣光,欧盟也试图挑战美国的经济实力(例如欧元区的推广等),所以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影响力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即使现在世界上尚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单独挑战它。2010年,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首的阿拉伯之春到来,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领导人相继倒台,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等国家相继陷入混乱。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美国的推波助澜,相反,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美国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子。而同时,希腊、冰岛、爱尔兰、西班牙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中东问题,伊拉克、阿富汗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有恶化趋势。泰国屡次军方夺权发生政变,缅甸民主改革道路崎岖,美伊、美俄关系紧张,叙利亚问题持续恶化,乌克兰问题升级。中越、中菲、中日关系趋紧,东海南海问题僵持未决,日本、菲律宾更是屡屡挑衅中国。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从西往东正在逐渐地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升级,原有的稳定局面被打破。我认为,这些正是当前美国战略焦虑的突出表现。美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同时面临国内僵持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对外战略选择上越来越激进,偏好利用武力解决问题,反映其战略上的焦虑与急躁。
所以,当我们分析了这些美国近期战略政策的缘由后,对于我们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构建这种大国关系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没有先例可循。在此,我仅就我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些我自己的建议或者构想。
1.中美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加强战略互信,减少乃至避免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元首定期会晤制度、重要国际会议平台(例如APEC会议、20国集团会议等)会晤等制度性措施加强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疑虑。同时,两国应该加强和深化智库、学者交流,打造一个重量级的学术交流平台,方便两国战略沟通。也应该推广深化公共外交,加强民间交流沟通,消除两国人民间的隔阂与误解。
范文三:麦金德的「陆心」地缘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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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的「陆心」地缘政治学说
在地缘政治学说中,麦金德的“陆心”说具有重要地位。麦金德是英国第一个设有地理系的牛津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与地理教授,后来,他还担任过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此外,他还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英外交部的英驻南、俄高级专员。可见,他是一位学者兼政治活动家。
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转变时代,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别是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上,十九世纪时期,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大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其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而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老牌帝国主义已经衰落,英帝国在世界居于无可争议的地位。为此,英国对外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到十九世纪的后期,工业革命扩散到西欧、中欧,甚至东欧和北美,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上升,出口量大增,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英的自由贸易政策难以为继。
为了稳住海外市尝英国不得不大力发展殖民地,这样就可以保证英国在该地出售商品、资本输出、原料获取上的控制和垄断。由此,就引起英国在亚洲、非洲与法、德、俄、日在美洲与美国的竞争与冲突。在这场竞争与冲突中,对英国来说,可以说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英国与俄国在亚洲的竞争、英国与法国与我国的竞争虽在亚、非的殖民地的彼此接触带,但本质上,还是反映了英伦三岛与欧陆法、德的矛盾。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英国与南非布尔的战争是十分艰苦。这些情况标志过去认为海洋霸权是无敌的遇到了挑战,反映了陆权大国的兴起。
在这种现实巨大变化影响下,麦金德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深刻的宏观空间概念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地缘政治说——“陆心说”。在,,,,年,麦金德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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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论文中麦氏根据地缘政治特点把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内新月形地区、外新月形地区。枢纽地区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那里地势平坦、气候不是干旱就是寒冷、南部为草原和荒漠、北部为泰加林和沼泽,属内陆水系和北冰洋水系,东西和南面为山岭、高原、盆地所阻,西面与东欧平原相联。
内新月形地区是围绕枢纽地区的环形地带。其东面是东亚佛教领域,南面是南亚的婆罗门教领域,西南是西南亚与北非的伊斯兰教领域,西面是欧陆的基督教领域。该地区的外缘是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相接触的海岸。外新月形地区则是其余的世界,其中包括有欧亚大陆以外岛屿,如英国和日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整个南、北美洲和大洋洲。
根据历史,麦氏指出,在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人、阿尔瓦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一批批的从这里经乌拉尔山与里海间隘口和南俄草原,不是借喀尔巴阡山北面的东欧平原,就是借喀尔巴阡南面的多瑙河河谷进入欧洲腹地。蒙古人向西进军,在俄罗斯南部建有金帐汗国、在西南亚建有伊勒尔汗国。正是草原民族利用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优势入侵欧洲,才形成欧洲各伟大民族的历史,所以,麦氏称欧洲的文明是反对亚洲长期斗争的结果,应把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的历史。
接着,麦氏称,在哥伦布发现大陆后,西方利用海上航行的机动突破欧洲范围走向世界。他们利用舰队建立制海权,在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在陆上,俄罗斯人利用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通过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岸边,接着又进入中亚。海上与陆上的配合抵消了原来枢纽地区游牧民族的战略优势。
麦氏认为,今天,由于蒸气机的发明、铁路修建,改变了陆上强国的作用,它代替了马和驼驼过去的机动性,恢复了对周边地区的压力,出现了世界政治上的枢纽地区。针对这一情况,麦氏得出的结论是:“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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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为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和海军优势,麦氏为英国提出的对策是:“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须将法国与海上强国(即英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从这些桥头堡支持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使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麦氏看到在德军与俄军的交战中,德军进攻到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乌克兰、亚速海一线。尽管德国在战争中已经失败,但普鲁士传统力量仍存在,俄国经过革命,德俄两国力量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为此,他于,,,,年巴黎和会之时,发表其《民主的理想与实现》一文。在文中他用“陆心地带”代替“枢纽地区”,并且看到东欧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把他的世界地缘政治上“陆心说”归纳为三句名言: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陆心地带”;
谁控制了“陆心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世界岛是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相连成一体,故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和俄罗斯影响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原则分别成立了新国家,使其成为阻止两边国家实现其地缘政治趋势的关键。
在第二次大战中,东欧并未能发挥其阻止作用,德国的失败、苏联的胜利,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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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不仅控制了东欧,甚至驻军于东德,其形势,按麦氏的陆心说来看,是极其优越。但是,冷战形势下的美苏对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结果以苏联解体而使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格局结束。看来,地缘政治的地理条件毫无问题是世界政局中的重要条件,它还受其他条件所制约,否则,地理条件就会成为环境决定论的宿命哲学。
麦金德的“陆心说”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方面是一项进展。首先,他打破长期海权思想,把陆权思想提高到全球战略的高度。这一点在两次大战中,都可以看到陆权的重要性。其次,他是从全球宏观角度来观察地理条件的特点,先是注意枢纽地区,然后推向内新月形地区、外新形地区,同时注意其相互在全球战略上的关系与联系。第三,是从过去历史的背景上,抓着枢纽地区与外国地区的关系。这种大的历史观是与全球宏观的地理观相结合形成的时空全球战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全球时空思想是麦金德的伟大贡献。第四,草原民族在历史上的优越地位在于其机动性,麦氏注意到当时铁路出现会给枢纽地区带来新的机动性。这反映到他对技术的发展与变化会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麦氏的分析、结论与对策都是围绕大英帝国的衰落形势下,为挽救其失落趋势,大声疾呼要英国注意德、俄两国的发展对英国的致命威胁。因此,可以说,该学说是有鲜明的时代性。正是麦氏的这一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于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其三句名言中也反映了当时地理环境决定论流行思想的烙印。
其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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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麦金德的「陆心」地缘政治学说
麦金德的「陆心」地缘政治学说
在地缘政治学说中,麦金德的“陆心”说具有重要地位。麦金德是英国第一个设有地理系的牛津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与地理教授,后来,他还担任过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此外,他还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英外交部的英驻南、俄高级专员。可见,他是一位学者兼政治活动家。 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转变时代,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别是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上,十九世纪时期,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大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其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而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老牌帝国主义已经衰落,英帝国在世界居于无可争议的地位。为此,英国对外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到十九世纪的后期,工业革命扩散到西欧、中欧,甚至东欧和北美,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上升,出口量大增,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英的自由贸易政策难以为继。 为了稳住海外市尝英国不得不大力发展殖民地,这样就可以保证英国在该地出售商品、资本输出、原料获取上的控制和垄断。由此,就引起英国在亚洲、非洲与法、德、俄、日在美洲与美国的竞争与冲突。在这场竞争与冲突中,对英国来说,可以说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英国与俄国在亚洲的竞争、英国与法国与我国的竞争虽在亚、非的殖民地的彼此接触带,但本质上,还是反映了英伦三岛与欧陆法、德的矛盾。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英国与南非布尔的战争是十分艰苦。这些情况标志过去认为海洋霸权是无敌的遇到了挑战,反映了陆权大国的兴起。 在这种现实巨大变化影响下,麦金德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深刻的宏观空间概念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地缘政治说——“陆心说”。在,,,,年,麦金德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 在该论文中麦氏根据地缘政治特点把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内新月形地区、外新月形地区。枢纽地区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那里地势平坦、气候不是干旱就是寒冷、南部为草原和荒漠、北部为泰加林和沼泽,属内陆水系和北冰洋水系,东西和南面为山岭、高原、盆地所阻,西面与东欧平原相联。 内新月形地区是围绕枢纽地区的环形地带。其东面是东亚佛教领域,南面是南亚的婆罗门教领域,西南是西南亚与北非的伊斯兰教领域,西面是欧陆的基督教领域。该地区的外缘是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相接触的海岸。外新月形地区则是其余的世界,其中包括有欧亚大陆以外岛屿,如英国和日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整个南、北美洲和大洋洲。 根据历史,麦氏指出,在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人、阿尔瓦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一批批的从这里经乌拉尔山与里海间隘口和南俄草原,不是借喀尔巴阡山北面的东欧平原,就是借喀尔巴阡南面的多瑙河河谷进入欧洲腹地。蒙古人向西进军,在俄罗斯南部建有金帐汗国、在西南亚建有伊勒尔汗国。正是草原民族利用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优势入侵欧洲,才形成欧洲各伟大民族的历史,所以,麦氏称欧洲的文明是反对亚洲长期斗争的结果,应把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的历史。 接着,麦氏称,在哥伦布发现大陆后,西方利用海上航行的机动突破欧洲范围走向世界。他们利用舰队建立制海权,在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在陆上,俄罗斯人利用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通过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岸边,接着又进入中亚。海上与陆上的配合抵消了原来枢纽地区游牧民族的战略优势。 麦氏认为,今天,由于蒸气机的发明、铁路修建,改变了陆上强国的作用,它代替了马和驼驼过去的机动性,恢复了对周边地区的压力,出现了世界政治上的枢纽地区。针对这一情况,麦氏得出的结论是:“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为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和海军优势,麦氏为英国提出的对策是:“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须将法国与海上强国(即英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从这些桥头堡支持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使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麦氏看到在德军与俄军的交战中,德军进攻到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乌克兰、亚速海一线。尽管德国在战争中已经失败,但普鲁士传统力量仍存在,俄国经过革命,德俄两国力量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为此,他于,,,,年巴黎和会之时,发表其《民主的理想与实现》一文。在文中他用“陆心地带”代替“枢纽地区”,并且看到东欧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把他的世界地缘政治上“陆心说”归纳为三句名言: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陆心地带”; 谁控制了“陆心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世界岛是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相连成一体,故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和俄罗斯影响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原则分别成立了新国家,使其成为阻止两边国家实现其地缘政治趋势的关键。 在第二次大战中,东欧并未能发挥其阻止作用,德国的失败、苏联的胜利,苏联不仅控制了东欧,甚至驻军于东德,其形势,按麦氏的陆心说来看,是极其优越。但是,冷战形势下的美苏对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结果以苏联解体而使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格局结束。看来,地缘政治的地理条件毫无问题是世界政局中的重要条件,它还受其他条件所制约,否则,地理条件就会成为环境决定论的宿命哲学。 麦金德的“陆心说”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方面是一项进展。首先,他打破长期海权思想,把陆权思想提高到全球战略的高度。这一点在两次大战中,都可以看到陆权的重要性。其次,他是从全球宏观角度来观察地理条件的特点,先是注意枢纽地区,然后推向内新月形地区、 外新形地区,同时注意其相互在全球战略上的关系与联系。第三,是从过去历史的背景上,抓着枢纽地区与外国地区的关系。这种大的历史观是与全球宏观的地理观相结合形成的时空全球战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全球时空思想是麦金德的伟大贡献。第四,草原民族在历史上的优越地位在于其机动性,麦氏注意到当时铁路出现会给枢纽地区带来新的机动性。这反映到他对技术的发展与变化会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麦氏的分析、结论与对策都是围绕大英帝国的衰落形势下,为挽救其失落趋势,大声疾呼要英国注意德、俄两国的发展对英国的致命威胁。因此,可以说,该学说是有鲜明的时代性。正是麦氏的这一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于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其三句名言中也反映了当时地理环境决定论流行思想的烙印。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