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18)基因理论的局限性
(18)从癌发生的“基因突变”理论看基因理论的局限性
一?“正常组织细胞癌变”说法的不准确性
二?细胞质代谢系统对基因的制约
三?克隆技术说明什么
四?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和对组织施加的作用的异质性说明基因突变理论的不确定性
五?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与基因突变不符合
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的密切关系否定基因突变理论
七?“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
八?基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自己否定了自己
九?癌症研究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
一?“正常组织细胞癌变”说法的不准确性
首先看一下目前医学专业内常见的标准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正常组织细胞”癌变。如武忠弼主编《病理学》中的论述:
肿瘤的概念: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协同作用下,局部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这种新生物常表现为局部肿块。肿瘤细胞是从正常细胞转变而来的,但它变成肿瘤细胞后,就具有异常的形态、代谢及功能。它生长旺盛,常成持续生长,与整个机体不协调,并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发育成熟的能力。有些甚至接近幼稚的胚胎细胞。这在恶性肿瘤表现尤其明显。近年认为,致癌因素作用于细胞的遗传物质,主要是DNA,引起遗传密码的改变,使某些关键的细胞调控基因突变或过量表达。随着细胞的分裂,这些遗传物质的改变仍能按照遗传法则不断地传给子代细胞。这样,即使在致瘤因素不存在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代谢特点仍能继续维持。甚至当把肿瘤细胞接种到体外培养基培养时,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下去。(第141页)。
以上摘录指出,癌细胞是由正常组织细胞经基因突变后形成的。这一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医学的专业概念,也成为社会大众对癌症的基本认认识。我们现在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一是明确“现代医学”是如何表述癌这个概念的。第二,是要指出这一概念的不全面性、模糊性。并由此导出我们对癌症的新认识。“正常组织细胞”概念的模糊性在于,所有正常组织,并不是由一种细胞组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层次序列。而“正常组织细胞”没有指出是哪一类细胞。以血细胞为例,血细胞的层次是:
全向干细胞——多向祖细胞——单向祖细胞——早期幼稚细胞——成熟细胞
这么多层次种类的细胞,用一个“正常组织细胞”来说明是太粗糙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只保留在大体解剖水平,还没进入细胞水平。因为进入细胞水平一看,有这么多细胞,只简单说一个“正常组织细胞”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二?细胞质代谢系统对基因的制约
正常组织是一个从干细胞到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的系列组织。简单地讲,癌细胞由正常组织细胞“去分化”发展而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正常组织中最后的成品细胞是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这些细胞不能再非裂,如果说还有什么变化在等待着它们,那便是死亡。说这些功能细胞发生了去分化,又具有了分裂功能,这是不确切的。无可否认,癌细胞是处于干细胞和功能细胞之间的中间形态的细胞,那么,为什么只能说它是功能细胞的“去分化”而不能说它是干细胞没有分化到功能细胞之前就停止在中间状态呢?总之,“去分化”理论是一个事实加一个推论。癌细胞的中间形态是一个事实,而“去分化”是一个推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被这个推论所局限。细胞的分裂不单是由细胞核决定,还于细胞质有关。这些功能细胞即使基因突变,具有了重新分裂的功能,如果细胞质缺少必要的功能蛋白相配合,还是不能完成细胞分裂。人们认为功能细胞受到致癌因素的作用,发生基因突变,细胞就会变成不停分裂的癌细胞。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知道一个知名,那就是,基因的复制、表达,必需要有细胞质中一定的蛋白质代谢系统的支持。卵细胞、干细胞这样的细胞之所以能够不断分裂,增殖,是因为细胞质内有一个全能的代谢系统的支持。在干细胞向功能细胞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干细胞就丧失一些代谢功能,直到分化成最后的功能细胞时,继续分裂的代谢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因此,认为功能细胞会退行性变化,重新获得细胞分裂的能力,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终末分化细胞是不会癌变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高等多细胞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的差别只在于大小和所含细胞的多少。这是片面的。这个差别主要是细胞的分化问题。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发展,除细胞量的增加外,更重要的是细胞分化成各种不同功能的专业细胞。这些具有特别生理功能的专业细胞,从生理功能方面讲是专业化了,高级了,发展了,但是,为此,这些细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它自身丧失了完整的代谢体系,并因此失去了不断分裂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就表现出这些细胞寿命的有限性。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生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生长、衰老、死亡。医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生命的这个生长发展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发生问题时,给以适当的调整。个体发育,是指从受精卵形成胚胎、胚胎生长成个体,个体再继续生长、成熟,又形成下一代的卵细胞和精子,而后,个体逐渐衰老死亡。对于人这样的高等多细胞动物来讲,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化问题。细胞分化是指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在细胞之间产生形态结构功能上稳定性差异的生命活动过程。在形态、功能、结构上有了稳定性差异的细胞,称为分化细胞。生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增加细胞的数目,通过细胞分化,增加细胞的种类,形成各种组织、器官、系统,最终形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有性或无性生殖时,多细胞生物都是通过有丝分裂产生出所有的细胞。受精卵的卵裂就是一系列的有丝分裂。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如果发育系统只是有规律地进行有丝分裂,只要DNA复制不发生什么变化,则所有细胞的基因组信息就不会有任何差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子代细胞与亲代细胞完全一样,而这样完全一样的细胞在一起,只能形成细胞“群体”,而不会成为高等多细胞动物。研究发现,对于高等多细胞生物,在发育过程中虽然子代细胞完全遗传了亲代的DNA构造,但是在不同的子代细胞中只使用一小部分遗传信息。每一类形的细胞只表达一套特定的蛋白质。由于使用表达遗传信息的不同,造成了子代细胞的形态功能的不同。即形成细胞分化。从细胞壁8层次的角度来看:分化从卵细胞的受精、卵裂、三胚层的出现开始,每个胚层的组织细胞分化,逐渐取代之以各种干细胞:多能干细胞、不定向干细胞、定向干细胞和直到丢失细胞分裂能力的终端分化细胞。干细胞是一类增殖较慢,但能自我维持增殖的细胞。这些细胞存在于各种组织的特定位置上,从这些细胞可以产生另外一群具有有限的,而分裂迅速的转移细胞群。转移细胞群是一类能快速增殖,但缺乏自我维持能力的细胞,而且是分裂次数有限的细胞群。它进一步成为终端的分化细胞。终端分化细胞,这是一些停止分裂,不能返回增殖周期的细胞。如人的红细胞,这些无核的细胞是不能再去分化的。
细胞分化的特点:
1分化细胞来自于共同的母细胞——受精卵。而后代之以各层次的干细胞。这一点是同细胞分裂相类似,所不同的是,细胞分化形成的子代细胞在形态、结构、功能上发生差异,这是由于分化细胞拥有专一基因的表达产物,因此,是由于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造成细胞的分化。
2在个体发育中,细胞分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分化启动,诱导分化的因子不存在时,分化也继续进行,而且是稳定的。(这一条为中枢抑制疗法治疗癌症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这表明即时的、间断的中枢抑制治疗,可以对癌细胞的分化起持续的治疗作用。)
3分化细胞对于大多数生物种类来说,虽然形态各异,功能不同,但仍保持全部基因组。这是分化细胞仍具有全能性的基础。也是动物克隆的基础。
4细胞的分化是有限的活动,不是无限的。在几百万亿个细胞的有机体中,只有几百种类型的细胞构成若干组织和器官。
分化的本质是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按照基因理论,生命的全部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的DNA中,而DNA的作用就是遗传信息的保留和传递。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任何细胞的分裂增殖只能产生和亲代细胞一样的细胞。这样就不会有多种细胞组成的高等生命的存在。要想有高等多细胞生命,就要使卵细胞在分裂后产生不同的细胞。这就要求在卵细胞分裂时,基因的表达要发生改变。经研究认识到,这些能使细胞核在分裂中做不同表达的控制物质存在于细胞质中。这种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决定基因表达方向的机制,研究人员命名为“决定”。这个“决定”像DNA一样,也是生命母体留给子代的遗传信息的一部分。即遗传信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因,这是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存在于细胞质中的物质,由它们决定基因的表达方向。一旦卵细胞开始分裂,如一个卵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那么,这两个细胞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成为这两个细胞存在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决定了两个细胞当前的存在状态,同时也相应地影响了这两个细胞下一次分裂时子代细胞的结构功能。这种由细胞所处环境决定细胞发展前景的机制,研究人员给起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分化”。对于一个细胞来讲,在它分裂之前,由细胞内部细胞核基因与细胞质操纵物质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决定”。而在此分裂前,亲代细胞所处环境的作用因素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分化”。决定与分化不是绝对不同的。每一次分化之后产生的子代细胞中亲代细胞所处环境作用因素,已成为子代细胞内细胞质物质的既成内容,这个内容也就成为子代细胞下一次分裂前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亲代的分化因素将转变成子代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由卵细胞一次永远决定好的。而是随着每一次的细胞分裂都会具有新的内容。“决定”内容不断在改变;“分化”内容也不断在改变。所以,最后落实到一个细胞上,决定它发育方向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体情况。不仅在生物的胚胎发育中是这样,在成年生物体中,组织功能细胞正常死亡或病理性死亡后,干细胞在增殖补充这些损失的细胞时,也是这样。这时,影响细胞实现正常分化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干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是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如果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存在阻碍干细胞分化的成分,至使干细胞虽然在增殖,却不能分化成所需的组织细胞。那么,这些干细胞就变成癌细胞。这些干细胞不断增殖的动力,来在自于自己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这个决定是机体与生俱来就有的,是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这也正是干细胞的基本使命。
三?克隆技术说明什么
克隆技术是用体细胞的全套基因培育出完整生物个体的技术。现在科学界认为,这个技术说明体细胞的基因组确实具有继续分裂和发育的能力。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体细胞是能够经过基因突变而获得不断分裂的能力。
但是,我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件事其实是证明了体细胞不能继续分裂。
克隆的实际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要把体细胞的基因组从体细胞中拿出来放到卵细胞中去(卵细胞原来的基因已经被去除)。也就是说,体细胞的基因是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这件事说明:
1 体细胞基因有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能力。
2体细胞之所以不能发育成生物个体,是因为细胞质没有支持基因组发育的代谢系统。
3卵细胞中有这个代谢系统,所以体细胞的基因可以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
克隆这件事不但说明了基因与细胞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体细胞不具有继续分裂的能力,即使在基因发生突变,“具有了”继续分裂的能力时也不行。克隆技术表明体细胞经过基因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和对组织施加的作用的异质性说明基因突变理论的不确定性
体细胞突变理论有问题。一个是能够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多种多样;另一个是由化学物质和辐射作用两者对组织施加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对此,凯恩斯写道:但是,在整个癌症研究领域令人失望地缺乏一致性。也没有对似乎存在的种种致癌物的效应实施管理的根本规则。一个物种对一种致癌物敏感而对另一种不敏感,而诸如2-萘胺之类的一定致癌物总会找出一种像膀胱,那样的特定组织来攻击而表面上留下其他所有的组织不予触动。因此,任何有关癌的突变起因的简单理论,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
五?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与基因突变不符合
另一个总也解不开的谜,是致癌物引起发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又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种以瞬间变化著称的突变,它怎么能与缓慢的长期的肿瘤形成扯在一起呢?现代医学一方面提出癌症的发生是因为基因突变,另一方面也注意和承认应激反应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这样,现代医学提出了两个癌症发生的可能性,而使自己陷入两难的矛盾之中。许多学者研究了应激影响肿瘤发生的可能性,以下事实已无可怀疑,即长期地对身体某一局部用刺激原刺激,可以在该受伤部位引起瘤形成。例如,已确切证明,局部的瘤形成可被如下的刺激诱发,如子宫托刺激子宫颈,太阳辐射刺激皮肤等。
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的密切关系否定基因突变理论
恶性肿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其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有密切关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自1982年以来,用心理学测量表进行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抑郁,内向和不灵活的性格,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生活,意外事件等都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明显相关。我国**动乱时期,一些受精神打击的领导人先后因癌症而去世,其中有夫妻先后因结肠癌与肺癌在三年内死去,使人对心理应激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注意。最近几年,人们注意力转到心理社会压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上。这些工作都是值得重视的。为解决癌症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关应激,心理冲突和人格特性同癌症之间关系的证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考察,结果发现,对癌症病人影响最大的人格特征是内在的愤怒和敌视。癌症病人具有较高的焦虑水平,易怒,抑郁,敌视否定一切,压抑自己的情绪。
七?“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
贝伦布卢姆甚至早在1952年便过细地考虑了该理论缺乏证据的问题:除许多致癌物能够引起生殖细胞的突变,许多突变因素可以起致癌物的作用的环境证据,“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因此,它不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假说。肿瘤的特性是永久性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在细胞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突变,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现象肯定不是突变的。然而看来好象是不可逆的。最后,即使突变理论是用于说明致癌作用的“启动阶段”,仍然有在漫长的潜伏期造成“潜伏的肿瘤细胞”转变为真正的肿瘤这样重要的“促进阶段”。这一过程的性质仍然是一个谜。
八?基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自己否定了自己
现代基因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基因突变的分子机制。原来DNA上有两种基因,一种叫“癌基因”,它激活后可引发细胞的再生机制,而同时,DNA上还有一种基因,叫“抑癌基因”,它激活时可抑制癌基因,阻止细胞再生的启动,相反,抑癌基因失活时,癌基因才可发挥作用,癌细胞的再生才能启动和维持。后来又发现了端粒酶,它的存在与否除了能控制细胞能否再生之外,它还使再生定量化,端粒酶的多少决定了细胞再生的次数的多少。这样,一切癌细胞再生的机制,就是由癌基因、抑癌基因、端粒酶这三个因素相互之间关系的结果。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一个基因突变就可以发生癌的认识应该是彻底结束。
九?癌症研究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
对癌症研究系统回顾后的总的印象是,对于癌症问题的研究工作,从还原论思想开始,而最终却走上了系统论的道路。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第三阶段人们又发现了病毒引发癌症的事实,于是又提出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学说,可是这个学说,除了在实验中得以证实外,在人体自然发生的肿瘤中至今没有得到证实,这样,就使将癌症的发生原因还原到病毒的想法,不能最终确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发现,所谓病毒中含有的致癌基因,其实是人类正常细胞中原来就有的。人们给这些基因起名称为“原癌基因”。这时人们非常高兴,认为这回可真正找到了癌症发病的根本原因,还原论终于得到了胜利。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第二,人们又发现,光有了癌基因还是不一定会发生癌症,研究的结果,又发现了另外一类基因,他们的行为控制和影响了癌基因的发挥程度,这类基因,现在被称为是“抑癌基因”。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即从还原论,走向系统论。我们不是说此时研究人员已经有了系统论的思想,而是说他们已经不得已面临着系统论的事实,这对这些研究人员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情况,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继续手头的研究工作,而是需要学习一下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然后,再用系统论思想方法重新开始癌症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可能从未介入过思想方法的争论,因此,这次要进行思想方法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换,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不能转换这个思想就无法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现在,能领悟到此,就算完成了我们这篇癌症研究历史回顾的任务,下面,我们就将完全站在系统理论的角度,对癌症的发生和治疗进行一种新的论述。因为现在正是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变时期,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这里所作的论述,更象是一种演示,一种启发,希望更多的研究人员将来在这个方面上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单细胞生命的永生是如何获得的?单细胞生命直接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它直接从环境得到营养,维持生命,它也直接受环境的伤害,缩短自己的生命,因此,单细胞生命能否存在就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关系。营养的缺乏和损伤的积累尚未致其死亡之前,它已经分裂成两个新的生命体了。我们说单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存在了几十分钟,但是,这几十分钟的暂短生命却换来了单细胞总体物种几十亿年的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相比,多细胞生命自身分成两个细胞集团,一个是干细胞集团,一个是功能细胞集团,功能细胞负责保证干细胞生存的环境,而干细胞负责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多细胞生命同样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同样从环境获得营养并受到损伤,但是,因为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的两个细胞集团有不同的分工,功能细胞成为与自然环境直接发生关系的集团,而干细胞成为功能细胞的后盾,环境对功能细胞造成的营养缺乏或损伤积累,可以造成功能细胞的死亡,但干细胞对功能细胞的补充,使多细胞生命体并未因功能细胞的别死亡事件而死亡。这样,与单细胞生命相比较,在同样受到环境损伤的情况下,多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得到明显延长。
在多细胞生命体内部,功能细胞成为干细胞的环境,功能细胞向干细胞提供营养并传递损伤。因此,干细胞的功能状态是由功能细胞决定的。这样一来,功能细胞与干细胞处于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决定的循环关系中,也就是说,功能细胞的损伤,需要干细胞来补充,而干细胞正常功能的维持和发挥,又有赖于正常功能细胞的存在。因为受细胞生命可分成功能细胞集团和干细胞集团两个集团,所以,疾病也可以分成功能细胞病和干细胞病。功能细胞病是指那些虽然造成功能细胞的损伤或死亡,但尚未影响到干细胞的正常功能,这些就是临床所说的功能性疾病,这类疾病可用促进干细胞再生,保证及时补充受损的功能细胞的方法来治疗。干细胞病是指那些功能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已经影响到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分化的疾病,这些疾病包括有组织重构的各系统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和癌症。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是首先支持干细胞再生,重建正常的功能细胞,然后再使正常的功能细胞恢复干细胞的功能,干细胞病的治疗难点在于功能细胞的损伤不能大于一定的限度,否则,功能细胞与干细胞的关系将陷于一个恶性循环疾病无法取得治疗的突破口,总之,功能细胞与环境的关系,仍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干细胞机制为我们治疗疾病提供了一个有力武器,但不会是永远成功的,特别是在功能细胞损伤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就癌症而言,癌症是干细胞病,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受功能细胞制约,功能细胞受损后,无法正常制约干细胞,于是干细胞增殖失控而为癌治疗办法,首先支持干细胞补充功能细胞,在功能细胞功能加强后,会给干细胞正确的制约,使癌症得以治疗,与此同时,要去除对功能细胞的损伤因素,这包括来自于环境的因素,也包括来自于机体内部的系统控制因素。如果功能细胞已经大量损伤、死亡。对于细胞的制约因素已消失贻尽,那么促干细胞治疗方法将无效。
我们提出癌症发生的一个机制是:干细胞的分化,凋亡是受组织细胞的诱导实现的。如果组织细胞不能释放正常数量的功能蛋白质,以对干细胞施加分化、凋亡的诱导,那么干细胞的增殖就保持在原始未分化细胞状态,并因为失去凋亡、数量不断累积增加而成为癌组织。这样,我们就把癌症发生的原因推到组织细胞方面,是由于不正常的组织环境造成癌症的出现。这就提到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哲学讨论命题。在欧洲,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领域唯物主义产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人是社会的产物,或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自然人由于受到他所在社会环境的教育而成为某一种类型的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处于另外的社会环境,它就会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唯物主义的这个发现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决定个人。但是,这样的唯物主义,除了能局部地解释某个人的出现的原因之外,没有更大的作用,因为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人,那就得首先改变他所在的社会环境,那么,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才会改变的,社会环境与个人之间除了已知的环境决定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在原来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由人来进行的,即社会,是人类创造的。这样,就形成这样一个理论,人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又是由人来创造的。从一般人的头脑来理解,这又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问题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把事物放在一种不变的状态下研究而是放在运动的变化的过程中研究,他们研究社会,是从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来研究。他们发现,当社会处于“正常”情况时,也即社会没有什么大变化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状况是主要的,社会决定个人的存在。但是,到了这个不稳定的时刻,这个社会中会产生出一些少数的突变分子,这些分子不同于正常社会关系的产物,然后这些少数分子竟能改变了社会状况,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这样,这段历史就变成了“个人创造社会”。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新的社会诞生,进入新的正常生活阶段,大多数群众又在新的社会要求下以新的标准模式,过着新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人。这里的关键是,在社会决定人的大前提下,社会也能产生一些突变型的人,正是这些突变型人,使后来的社会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类就会永远在一种社会模式中过同一种生活。干细胞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组织的改变,造成了癌的产生,为了根本治疗癌症,只有改变组织状况,而组织细胞又正是由产生癌细胞的干细胞产生的。这对于机械论的唯物论就无法理解了,在目前固定模式下,干细胞的增殖只能变成更多的癌细胞,无法使干细胞变成正常的组织细胞。而辩证法却使我们相信,只要给干细胞充足的营养,让它大量增殖,肯定会有少数发生突变,又变成正常组织细胞,而一旦这样的细胞出现,它所释放的功能蛋白又反过来诱导更多的干细胞走分化凋亡的道路。这就是癌症治疗中,使用促核酸代谢治疗的两种估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然实验已经证明有治疗效果,那就表明这里面确实有一条辩证渠道。
肿瘤中仍有大量正常组织细胞,支持并加强这些正常组织细胞的生理机能,可能有效抑制癌细胞或加强癌细胞向正常组织的分化。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波拉克在其著作《解读基因--来自DNA的信息》一书中写道:
60年代末,在做了两年研究之后,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肿瘤内总拥有为数更多的正常细胞,这些能自动转变回正常状态的细胞,又重新获得防止正常组织过度生长的控制力”。这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首次贡献。这篇论文吸引了沃森的注意。在一场演讲和两杯啤酒下肚后,他邀我加入冷泉港研究所中。
范文二:虚拟组织理论的局限性
业已解体,所有的社会参与者只相互信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相信自己看得到的东西。合作者知道信任往往是取决于一种业已形们并不象虚拟组织的支持者想象成的印象,或信任,或怀疑。而且中那样,会为着一个所谓的整体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再要改变将是一目标而相互信任,相互协作。合作件很困难的事情。要想推翻这种印者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具体的目
象将需要非常多的反例才能实现。在极度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标,而不是整体的看不见的目标。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以前给人的印生意场上,虚拟组织被认为是一种样整体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比支持者象是很不值得信任的,现在要想重低成本、高反应及适应能力的组织们想象中的困难的多。同样的结论新获得别人的信任并非是做一两件和竞争形式。但是,对于虚似组织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阐释。好事就可以的,而是要不断地做下是否能成为将来的组织模式的趋在虚拟组织中,各合作者都只从自去,经过很多次反例才能改变自己势,或者仅仅是成为一种管理时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而非在其他人眼中的印象。虚拟组织成尚,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从组织整体的目标去考虑自己应该员间由于处于一种临时的关系,从题。
付出的努力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每博弈的角度来看是一次博弈,因此一.目标一致的问题个成员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成员间不存在以牙还牙的策略,彼虚拟组织是一种网络型组织,大的回报,这就不可避免要产生白此间的合作很可能会出现相互欺骗在这种组织中往往不存在长期固定搭车的现象。当每个成员都以这种的现象。而且彼此并没有机会通过的合作。企业间的合作往往是为了方式进行决策的时候,整体目标就上面所说的反例来纠正以前的不信及时响应市场的需求而结成的暂时不可能达到最优,整个组织的效率任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因为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组织整体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而降低。
虚拟组织的临时性产生的,所以临的效益将受到各个成员所付出努力二.信任的问题
时性这一特征既给企业带来的灵活的影响。虚拟组织的支持者理所当由于虚拟组织成员间是一种临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灵捷的生产然地认为组织各合作者必然会团结时结盟的关系,因此彼此间存在一能力,但是也会为成员彼此问建立合作,为着整体的目标作出共享,个相互信任的问题。虚拟组织的支相互信任的关系带来困难。这就表这未免显得有些过于天真。在现代持者理想化了组织中的合作者,认明,虚拟企业将不得不建立在担保社会中,各种信念与信仰纷纷解为成员间必然会达到一种相互信任机制上,这种担保机制可以通过合体,人们的思想朝多元化方向发‘的状态,殊不知正是因为虚拟组织
同和协议来完成,就像主权国家之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旧有的信任
这种临时结盟的关系给成员问培养
间的贸易协定一样。而这么做的结
万方数据
q北方经济
I
NORTHERN
ECONOMY
果反过来又会限制虚拟企业组织支持者们所推崇的虚拟企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
们也可以说它们存在于上述每一个地方,同时又存在于全体之内。此外,最重要的组织知识是那些无法言传但又不言而喻的知识。这种知识贯穿在我们的操作过程中,而我们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们。这种
的世界或环境中。每天工作中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行为的一部允语言以及与其相配合的行为是混在一起的。讲某种语言并不仅仅是按语法规则合成并说出好的句子来,我们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讲某句话。并把这句话归为所做事情的一部分。我们说话做事,都是建立在共有一个同样的世界以及同一种生命形式的假定之上的。问题是,从绝对意义上讲,每种语言规则都与其他环境中的语言规则不相适应。在现实中,人们可能会用各种启发性的话来试图使它门相互兼容,但是这需要时间和参与,因为要想成为某个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说母语的人,不仅仅是积累大量词汇的问题。如果仅仅积累词汇就可以成为本地人,那么我们只要研究词典就可以完全掌握某种语言了,而发明常用翻译软件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成为说母语的人时,微妙的、重要的知识才能被传播,他才能完全参与到这个环境中去。而且,正是这个文化背景带来了微妙的意义,让语言有了无比的力量。这也表明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当重要的概念、术语、和观点在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中时,会丧失它们在原来环境中的一些意义。因此,如果每个成员都拥有一种原有行为的特殊语言,同时各个合作者之间的语言环境又不相适应的话,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共同语言来让参与者在共同的新的环境中适应。这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共享一种生活环境,即在特定的时间内做共同的事情。所以,虚拟组织的支持者所主张的快速反应、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通过高度电子化协调等虚拟组织的特性,的确没有充分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复杂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
院)
三.强强合作是否能产生高
效的组织效率
在虚拟组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强强合作必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但是这一假设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系统理论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那就是许多有效的和高效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不一定能产生一个有效和高效的整体。而只有在每个部分都是“黑箱”(也就是每个部分将其所有的行为都局限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以及各个部分以机械的方式结合起来追求明确的、无争议的整体目标时,上述高效的整体才有可能形成。这是典型的工程设计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然而,在虚拟企业中,上述两点都不存在。首先是各自的地域范围本身就不容易界定。这主要是因为各成员的核心能力不容易界定,如此则强强合作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其次是成员以各自的强项组合来追求明确的、无争议的整体目标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合作者会自动接受某种愿望,并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中去。事
知识就像人的潜意识一样,人并没
有感觉到潜意识的存在,但是潜意
识却时刻影响着人的行为。就如我
们吃饭的时候并不需要仔细思考之后才去行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完成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先考虑嘴的位置以及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完成吃饭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来得以完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得到这方面的训练,以至于最后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了。最重要的组织知识同样是如此,是一种无法说清楚原委的知识,同时又是组织中最重要的知识。组织知识的这种特性产生了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找到组织知识以及各个合
作者如何能够共享这些组织知识呢?由于组织知识具有与人的潜意识相似的特点,它往往是不被人察觉的,所以要找出组织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能够找出组织知识,各个合作者如何共享依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知识只能在社会交往中传递,如在一起工作等。如果虚拟组织想利用这些知识,那么就应该实现社会化过程。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黑箱问题以及虚拟组织的临时性的特点已经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合作者没有机会获得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交流,那么这些最重要的组织知识将无法实现共享。能共享的只是那些明确的知识。但是明确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市场买到的,又何必要求助于虚拟组织这种模式呢?
五.语言的问题
分享一个世界就是分享一种共同的语言。语言总是有其背景的。我们互相理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同
实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组
合合作者的强项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重新商谈和调整,这使得最后的组合结果恰恰偏移合作各方的强项所在。所以,那种想把每人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未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了,而且这些理论实际上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那就是“黑箱”的存在。
四.知识共享的问题虚拟组织的一大特点就是知识共享所带来的优势。然而我们很难发现这些知识究竟根源于何处。它们可能存在于技术中、人的头脑中、信息系统中、组织结构中等等。我
万方数据
北方经济
NORTHERNECONOMY
虚拟组织理论的局限性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刘沙, 麦影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北方经济
NORTHERN ECONOMY2002,
引证文献(3条)
1.周章城.荣海军 对虚拟企业的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jj200204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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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趋势理论的局限性
做好空头技术的含义就在于,也许你不赚钱,但是赔不了钱。 如何赚钱是次要。?孙子兵法来证明这个观点:凡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可胜在己,不可胜在敌。
我要是主力,我一定在衰竭突变方面大做文章,要让趋势投资者变成追涨杀跌的家伙。
趋势者往往有一开始极为保守的,不敢在低位建仓,一旦行情连续飙升他们就急了,认为再不进入,就完了。
往往,他这么一做,结果就成了高位套牢者。这就是股市里面的物极必反原则。最保守的结果在最后变成了最激
进的。
股市有两种力量,即多与空,别无他方。多头上涨的尾声,就是多头的衰竭。
同样,空头下跌的尾声,也就是空头的衰竭。
突变是因为同方向的力量衰竭之后,逐渐累积反向力量,力量聚集之后集中爆发,产生巨大的动力和幅度,而且往往预示着强大的相反趋势。比如,多头衰竭之后,就要防范空头突变。同样,空头衰竭之后,就要防范多头突变。
按照趋势投资者的观点,趋势没变就可以继续玩,这种还是有根本不足,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这个技术难题。同样,等到趋势形成,一般就是暴跌放量,很多股票都封死在跌停板上,那么这个时候谈趋势,没有意义。而且,要是散户这个时候被封死之后,基本就没有想跑的意思了。
做空高手,往往在指数上涨过程中就出货,不一定等到衰竭,更不一定等到突变。我最欣赏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上涨之中顺手出掉,省心省力。那么指数在什么时刻衰竭呢,对于A股来说,指数衰竭必定是在连续上涨并伴随巨大交量。
就认为趋势不清,无法判断。更何况,有色拉升的时候,指数完全在虚涨。但是这个是大空头布局的绝好时机,要是等到趋势形成,大空头就只有跳水了。可见,趋势理论是很有局限性的。
一定要培养看空的能力,不能作死多头。 不至于那么思路闭塞。当然,
看空的人总是要挨骂的,做空的人就更不得好死。正所谓——
两句三年得,一吟十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
范文四:能带理论的局限性
§5-8 能带理论的局限性
能带论是研究固体电子运动的一个主要理论,它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导体、绝缘体及半导体的物理性能,为这些不同的领域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许多实验已证实晶体电子能带的存在,上节提到的软x 射线发射谱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能带论是为实验所验证的成功的理论,但毕竟还是一种近似理论。能带论的基础是单电子理论,是将本来相互关联运动的粒子,看成是在一定的平均势场中彼此独立运动的粒子。所以,能带论不是一个精确的理论,在应用中就必然会存在局限性。
首先,能带论在解释过渡金属化合物的导电性方面,往往是失败的。例如,氧化锰晶体的每个原胞都含有一个锰原子及一个氧原子,因而合有五个锰的3d 电子及两个氧的2p 电子,按能带论分,2p 带应是全满的,3d 带是半满的。由于3d 带与2p 带没有发生交叠,所以,氧化锰晶体应该是导体。实际上,这种晶体是绝缘体,在室温下的电阻率为10欧姆·厘米。又如能带论预言三氧五化铼(R e O 3) 是绝缘体,实际上却是良导体,室温下的电阻率为10欧姆·厘米,与铜的电阻率相近。
其次是根据能带论的分析,晶体每个原胞含有奇数个电子时,这种晶体必然是导体。随着晶体中原子间距的增大,原于间波函数的交叠变小,能带变窄,电子的有效质量增加,晶体的电导率要逐渐下降。晶体电导率与原子间距的这种关系,可由图5-8-1中的直线表示。然而,实际情况往住不是这样的。例如钠晶体,3s 电子形成的能带是半满的,因此是导体。现在,如果使用某种方法,使钠晶体膨胀,以增大晶格常数a ,电导率逐渐下降。当a 达到 某一临界值a c 时,电导率突然下降为零,
成为绝缘体;当a
零.当晶格常数足够大时,导体就会成为
绝缘体,这种现象称作金属——绝缘体转
变。能带论无法解释这种转变。这种转变
的原因在于 a 愈大时,所形成的能带愈窄,
致使电子的动能愈小而局域于原子的周
围,并不参与导电。这样,即使能带是半
满的,晶体却是绝缘体。
其他如超导电性、晶体中电子的集体
运动等等,都需要考虑电子—声子之间以及电子—电子之间的关联作用。所以,无法用单电子的能带论去解释。
-515
范文五: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2007年第3期N o . 3, M ay 2007
外国语
Jou r na l of F oreign Languages 总第169期G enera l Se rial N o . 169
文章编号:1004-5139(2007) 03-0076-05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贺显斌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语系, 广东广州510665)
摘 要:韦努蒂的译论虽极具影响, 但也不无缺陷。讨论译者隐形史时忽略了非西方语言的英译; 把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混为一谈; 异化译论局限于强势文化, 缺乏普遍性。韦努蒂对翻译贸易的解释也不够确切; 90年代中后期还对语言学译论有过误解。
关键词:异化翻译; 翻译贸易; 语言学译论; 韦努蒂
The L i m itati ons of Lawrence V enuti . s T ranslation Theory
HE X i an -bin
(G uangdong Po lytechn ic No r ma l Un i v ersit y , G uangzhou 510665, Ch i n a)
Abstrac t B V enuti . s translati on theo ry is high l y infl uentia, l but has i ts li m itations . H e neg lected the Eng lish translati ons fro m non -W este rn l anguages i n i nvesti g ati ng the h istory o f t he translator . s i nv isi b ility , and confused the stra tegy o f transl a tion w ith its e ffect . T he fore i gn i zing theory is spec ific to transl a tion i n dom i nant cu lt ures . H i 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ti ona l translati on trade i s not entire l y accura te , approaches to transl a ti on i n the m i d -to late -1990s .
K ey word s B fore i gnizi ng ; translation trade ; li ngu i stic approach to trans l ation ; L a w rence V enuti
and he m isunderst ood the li ngu i stic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目前是国际译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种。Bassnett[1:111]把译者/显形(visibility) 0列为90年代译学关键词, 认为韦努蒂的理论自成一体, 非常重要[2:9]。近年来, 只要谈起翻译的文化取向, 就似乎绕不开韦努蒂的异化论, 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自传入我国以来, 韦努蒂的理论广为引用, 喝彩声不断。而在西方, 不少学者在赞赏他的
学术贡献的同时, 也指出了他的局限性。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西方翻译理论, 推动我国的翻译研究, 克服外汉互译中的理论误导和盲目跟风。1. 异化翻译理论的缺陷
韦努蒂[3:310]所说的异化指挑选在译语[英美]文化中位居边沿的作品, 并将其译成流畅的标准英语; 或者将在译语文化中占有一席
之地的外国作品, 用方言、行话、古词新语等非标准英语翻译出来。归化则与之相反。韦努蒂[3:15-20]认为, 归化导致译文透明和译者隐形, 使译者经济和文化地位低下, 并影响了英美文化的多元性; 而异化的翻译有利于抵制英语霸权和全球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韦努蒂关注译作与译语读者和文化的关系, 关心译文能否对英美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构成挑战, 从新的角度对翻译倾向这个古老的话题进行了阐释, 这是对译学的一大贡献。然而, 这一理论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
韦努蒂声称, 自17世纪以来, 英语翻译中盛行流畅话语, 影响了文化的多元性; 而他的研究目的是在英美和其它文化中寻找另类翻译理论和实践。他所发现的一种另类翻译是, 维多利亚时代的纽曼(F ra ncis N e wm an ,
1805-1897) 和莫里斯(W illia m M orris , 1834-1896)
分别翻译了荷马史诗与维吉尔(V ir g il) 的诗歌, 他们运用古词语等异化策略, 抵制流畅和归化的翻译方法, 结果, 译作得不到正面的评价, 英美文学界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地位。[3:40]
在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翻译时, 韦努蒂除了对菲茨杰拉德稍加提及外, 没有谈到东方语言的翻译。有些东方语言译作运用了异化策略, 但接受情况却与韦努蒂所说的不同。伯顿(1821-1890) 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阿拉伯语翻译家, 他在前言中称, 翻译5一千零一夜6的目的, 不仅是保存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从而忠实地再现一本充满东方睿智的图书的形象, 而且要保留、甚至突出原文中英国正统文化感到难以接受的所有内容, 为英语读者提供一幅准确的、/人类学的0东方生活与气质的图画。在翻译中, 伯顿大量地使用偶见于阿拉伯语古诗中一种叫做saj 的尾韵, 照搬原作的语法结构, 大量地使用古英语词汇。[4:51-67]韦努蒂说英美文化有偏爱流畅译文、贬斥异化翻译的传统。根据译者陈述的翻译目的和使用的翻译方法来判断, 伯顿的5一千零一夜6属于韦努蒂所倡导的典型的异化翻译, 但伯顿的译作供不应求, 多次重印, 为他带来了一万多英镑的纯利; 评论界也对它赞赏有加, 译作的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预期(i b i d) 。其接受情况与韦努蒂所说的完全相反。
韦努蒂称, 流畅是当代英美主流的翻译标准, 但除了自己的翻译经历外, 没有提供任何其它证据, 而他翻译的又主要是19、20世纪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T y m oczko[5:35]发现, 在翻译小语种和非西方文化的作品时, 美国主流的规范不是提供文学性和可读性强的流畅译文, 而是讲求精确的语文式翻译。这说明, 韦努蒂的论述不但史料不足, 有时还回避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材料, 影响了其说服力。异化译论的最大问题是将翻译策略和社会文化效应混为一谈, 前者属于文本层面, 后者属于社会政治和互文层面。译语文化处于支配地位会导致译文文本和文化重构的变形, 使翻译为主流的译语文化服务, 但这种变形不限于流畅翻译, 任何译法
都可能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 异化翻译也不例外[5:35]。
韦努蒂[3:20]指出, /异化翻译能打破译语文化规范, 体现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异化的英语翻译可用来抵制英美文化中存在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0但异化翻译本身只是一种工具, 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 既可以用来抵制这些观念, 又可为它们辩护[4:65]。伯顿的异化译作5一千零一夜6不但没有颠覆或挑战英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观念, 相反, 由于过于强调原语文化差异, 他对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语文本的陌生化处理反而验证了英美读者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和东方主义形象, 并帮助他们接受殖民主义话语, 强化英语文化的优越感。译文过度异化、与本土文化差异过大时, 本土文化就会觉得它与自己无关, 自身的价值就显得更加自然和容易接受。[4:61-63]
如前所述, 翻译非西方文化的作品时, 当代美国主流的规范是语文式翻译, 这种异化翻译变体打着精确的旗号, 把文学文本转变成非文学文本, 从而达到文本殖民的效果[5:35]。异化翻译离间文化的故事不光在英、美两国发生过。Jacque mond [6:149]就提到, 法国人翻译埃及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方主义0范式的影响, 只有/绝对准确(scient ific accurac y) 0的翻译才被认为是/好的翻译0; 译文不面向普通读者, 而局限于狭小、封闭的学术界。结果, 阿拉伯语文本常被过度直译, 译文极度陌生、索然寡味, 还加有大量注释, 破坏了人们的阅读兴致, 普通读者索性不读译文, 满足于从东方主义学者的著述中获取关于阿拉伯文化的二手知识。这种翻译的后果是进一步强化了/东方主义者0朔造的东方文化形象:/极度奇怪0和/与众不同0。上述案例说明, 在特定的环境下, 异化的译文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克服文化偏见, 倒可能使偏见加剧; 不是促进文化交流, 而是造成文化断流。翻译是一把双刃剑, 在不同的语境下, 归化和异化都能达到特定的文化目的。
韦努蒂关于异化和抵抗式翻译的规定性主
张适用于美国等西方强国, 不适用于经济和文化地位处于弱势国家的翻译。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 势必导致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5:39]。/要利用译文中的差异来挑战西方读者对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评价, 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权力关系必须适当, 原语文化的政治权力应该与译语文化持平, 甚至应高于译语文化, 所以挑战流畅的翻译原则对于处于平等权力关系的欧洲文化间的互译可能非常有效, 但翻译在全球政治权力中位居边沿国家的作品时, 这种策略就不一定奏效了[4:64]。0韦努蒂似乎把归化、异化这个题目的文章做得太大了些, 有时甚至过于政治化, 而且缺乏普遍性[7:263]。2. 对翻译贸易解释上的欠缺
韦努蒂[3:12-14]分析了世界翻译的流向, 发现各国的翻译和文化贸易极不平衡。自50年代以来, 英美两国的图书出版量增加了四倍, 翻译量却维持在2%到4%之间, 其它国家出版动向恰好相反。就译作占图书总量的比例而言, 法国一直在8%到12%之间, 意大利为25. 4%, 德国为14. 4%。自二战以来, 英语译出最多, 而译入的作品却非常少。用这种依赖比例来说明问题的方法看似客观, 实际并不全面。
比较不同国家的翻译量不仅要看译作与图书总量的比例, 更要看实际出版的译作数量。在同等情况下, 一种语言的使用范围越窄, 用该语言出版作品的数量就可能越少, 译作与原创作品的比例就会越高。如果一个国家出版的总量非常少, 译作所占比例再大, 总数可能还是很少。从出版量来看, 英美两国的译作其实是随着其它图书出版量的增加而增加的, 并非一直没有变化。根据韦努蒂[3:13]提供的数据, 英美两国1950年的翻译量分别为446和563, 1990年为1625和1380。照此推算, 40年间, 英国的译作增加了3. 487倍, 美国的增加了2. 451倍。译作与图书总量的增长幅度虽有差距, 但并非没有增加。
Py m [8:168]根据教科文组织的I nde x
T ranslat i onnu m 网站提供的资料, 统计了1960至1986年部分国家的译作出版量, 结果是:英美两国共出版译作1, 640, 930种, 法国出版了624, 830种, 意大利577, 950种; 英美两国的译作出版量是法、意的2. 5倍以上。也就是说, 仅就这几个国家而言, 译入英语的作品远远多于译入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 英美国家译作所占比例虽然比法、意两国低得多, 其读者能读到的译作数量却比后者要多得多。
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出版的5年鉴6, 作者发现, 1960-1984年, 德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1960-1968年的译作出版量维持在2958至3710种之间, 1969-1984年, 西德的译作出版量在2767至8168种之间, 东德的出版量在323种到1050种之间, 两者之和非常大。法国(1425到3821种之间) 、意大利(1209到2939种之间) 和美国(828到2576种之间) 的翻译出版量相差无几; 英国1960-1973年译作出版量在411种到850种之间, 远远落后于上述国家; 1974-1984年则增长到1035到1529种之间。英美两国的译作出版量合计在1705种(1960年) 至3333种(1974年) 之间, 多于意大利、法国的出版量(但多出不到1倍) , 少于德国的译作数。
本文无法确认教科文组织的5年鉴6和网站资料到底哪个更准确, 因而不便证实英、美出版的译作是否多于法、意两国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少, 也不会少得太多, 这与韦努蒂从译作所占比例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韦努蒂[10:160]强调, 英语作为译出语, 处于霸主地位, 1987年, 世界的总翻译量是65, 000种, 其中, 32, 000种(49%) 译自英语, 但译入的却非常少。实际上, 这只是相对于译出的量而言的。I ndex Transl ationnum [11]将英语列为世界50种主要译入语, 排名第四, 仅次于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美英两国也都在世界50个翻译大国之列, 1979年至2002年, 美国共出版译作3, 9582种, 名列全球第12名; 英国出版译作1, 4016种, 排名第26位。因此, 并不是说英美两国没有多少译作或者很少有作品译成了英语, 只是其文化
输出的多, 输入的相对较少。
运用数据的基本前提是真实可靠。如果要比较, 引用的数据最好时间和来源相同。韦努蒂[3:12-14]分析了英美两国1950至1990年译作与图书总量的比例, 比较可信, 但有关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数据的年份却各不相同(1985, 1989, 1990) 。韦努蒂数据的来源也不一致, 英国的数据来自Wh itaker . s A l m anack , 美国的来自PublishersW ee kly , 他[3:315]自称参考了教科文组织的5年鉴6等四种其它资料, 言外之意是这些数据相互没有大的出入,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 有关英美两国的译作量, 韦努蒂引用的数据与5年鉴6就有明显差异:
英国
Venuti 引用的数据
1960年1965年1970年1975年1980年
11481237122212091178
[10:21-22]他批评的另一个焦点是, 认为语言学译论倡导科学模式, 把翻译当作一套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系统性活动来研究; 科学模式抑制语言的异质性, 使译者难以理解和评估翻译的得失, 较少思考其社会文化效应[10:25]。
语言学译论自有其局限性, 早期的理论尤其如此, 但韦努蒂的批评似乎也有点过激。他曾指出, /语言学译论展示的是一个保守的翻译模式, 严重限制了在文化创新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10:21]0。/语言学译论有可能妨碍异化翻译的伦理和政治议程[10:22]。0这些措词强烈的说法何以站得住脚, 他没有详加解释。格莱斯的理论并不是针对翻译提出来的, 韦努蒂[10]不过是对其做了过度诠释; 合作原则并不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韦努蒂批评的
5年鉴6的统计12942201257610391390
美国
5年鉴6V e nuti 引用的统计41163364613681348
的数据10351749123215461353
其实是语言学的早期模式, 他对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缺乏了解, 批评起来就难免以偏概全了。语言学译论过去的确有诸多局限, 但近年来视野已大为拓宽, 研究方法也大有改进。语言学至今是一种很有用的翻译研究视角, 某些研究要以一定层面的语言分析为起点, 多数翻译研究无法绕开这一步。[12:285-294]
韦努蒂对语言学译论的不实指责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促使他更多地了解语言学理论, 并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正。在为The T ranslator 杂志的一个专集所写的导言中, 韦努蒂[13:142]声称, 过去20年, 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直接关注语言变量, 因而更适合研究非主流的语言运用, 更愿意了解社会和历史差异中体现的语言差别, 尤其是文化和政治的不平等。在5译学读本6中, 谈到90年代的译学发展, 韦努蒂[14:334-6]再次提到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对翻译的启示, 但没有对其提出任何批评。他甚至说, 由于对译员培训有帮助, 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继续主导着翻译研究。Gutt 的关联翻译理论不对翻译的成败加以评价, 转而对译作进行描述; Basil H at m i 和Ia n M ason 运用语言学众多领域的概念, 分析的例子涉及各类体裁, 他们的研究表明, 与卡特福德相比, 语言学译论过去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
3. 90年代中后期对语言学译论的误解和误释
韦努蒂曾痛批合作原则, 认为语言学译论视语言为交际的工具, 把翻译当作译者遵照格莱斯的合作原则, 与本国读者合作, 将外国文本传递到本国文化。合作翻译理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 翻译必然含有不合作, 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的译论将使译者运用流畅的翻译策略, 掩盖对外国文本的归化, 强化本土主流观念; (二) 合作原则预设了理想的会话情景, 会话人处于平等地位, 不受文化差异和社会隔阂的影响; 而现实生活中的译者是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工作的, 与本土文化的合作总是多于和异域文化。用作文学翻译理论, 合作原则势必要求译文符合本国文化的期待。为反对全球的英语霸权, 质疑美国的文化和政治观念, 美国的文学译者应该挑战而不是合作、挑衅而不是交流。
90年代, 语料库语言学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通过电脑发现的翻译模式和规律对翻译史研究有帮助, 可以确认或质疑对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翻译提出的假设。至此, 韦努蒂完全超越了几年前的误解和误释, 对语言学译论有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对其发展动态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结语
韦努蒂[3:20]提出, 以异化翻译来遏制英美文化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 以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 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推动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从理论的高度关注译者的地位等翻译的现实层面, 论题涉及翻译史、著作权与出版、文学教学、哲学研究、全球化等多个领域, 大大拓宽了翻译的传统研究领域。但讨论译者隐形史时忽略了非西方语言的英译, 把翻译策略与效果混为一谈, 对翻译贸易数据的解释也不够确切, 90年代中后期还对语言学译论有过误解。
韦努蒂讨论的语境是英美国家翻译欧洲语言的作品。/但只要我们将讨论的语种换一下, 如将英文译成中文拿来讨论, 那么英译汉时, 主张异化的方法恰恰使得强势文化借翻译溜进了弱势文化; 相反, 主张归化的译法反倒有利于保留汉语的特色[7:263]。0翻译不能忽视译语的文化身份, 用抵抗式策略将英文作品译成非西方语言, 只会进一步传播英语文化价值观。
以翻译为文化斗争武器只是众多翻译目的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异化翻译面向文化精英, 局限于知识阶层。选择翻译方法, 不能不综合考虑翻译目的、客户的要求、读者的期待等多方面的因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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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don&N ew Y ork :R ou tledge , 2000. 收稿日期:2006-05-24
作者简介:贺显斌(1965-), 男, 湖南耒阳人, 博士,
副教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2005年在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
L a w rence V enut. i R et h i nking London &N e w Y ork :Rou-t
John Benja m i ns Publi sh i ng Comp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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