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文 史 哲
JO U RN AL O F LIT ERAT URE , HIST O RY AN D PHILOSOPHY
2002年第 4期 (总第 271期 ) No . 4, 2002(Serial No . 271)
收稿日期 :2001-12-10
作者简介 :时晓红 (1963-) , 女 , 山东沂源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时 晓 红
(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 都与倭寇 问题相关联 。 永乐年间 ,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 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 然而 ,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 出现了事 与愿违的 结果 , 并 导致了勘 合贸易的断 绝 。 宣德 八年以后 , 以 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 复 , 由于 在勘合贸 易中日本实 际上占据 着主动地位 , 使 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
关键词 :明代 ; 勘合贸易 ; 倭寇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4721(2002) 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 , 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 倭寇 , 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 , 但日本拒不奉表称 臣 , 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 。 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 与日本的往来 , 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 , 永远不准日本 来中国贸易 。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 , 他希望 通过加强对外关系 , “ 招徕绝域 ” , 使万国来朝 , 以树 立自己的威信 , 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 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 , 为此 , 即位不久就改变了 明太祖的对外政策 , 一时间 , “ 四方宾服 , 受朝命而入 贡者殆 三十 国 。 幅 员之 广 , 远迈 汉 唐 ” 。
[1]
(《 成 祖 本
纪 》 )
当时 , 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 15年 。 从洪武 十六年 (1383) 以后 , 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 , 倭寇 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 。 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 等岛屿的倭寇仍不 时在中国沿海 为患 。 明成 祖认 为 , 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 , 却不能杜绝倭患 , 应当 恢复中日邦交关系 , 开展两国贸易 , 通过贸易使日本 获取厚利 , 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 , 必然要主动 抑制倭寇 。 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认识 , 是中日勘
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
此时的日本政府 , 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 , 正常 的贸易渠道被堵死 , 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 外 , 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 。 由于明太祖实
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 , 倭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 , 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 , 致使日本幕府 、 各地武士及私 商都感到不便 , 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 , 于是 , 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 , 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 大实惠 。
永乐元年 (1403) 八月 , 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 、 行 人张洪等出使 日本 。 九月 , 礼部尚书李至 刚奏说 :“ 日本国遣使入贡 , 已至宁波 , 凡番使入中国 , 不得私 载兵器 、 刀槊之类鬻于民 , 具有禁令 , 宜命有司会检 。 番舶中有兵器 、 九槊之 类 , 籍封送京师 。 ” 明成祖认 为 :“ 外夷向慕中国 , 来修朝贡 , 危踏海波 , 跋涉万里 ; 道路既 远 , 赀费亦多 , 其各有赍 , 以助 路费 , 亦人情 也 , 岂当一切拘之禁令 ? ” 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 许私有 , 也不许买卖 , 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 给付给日本 。“ 毋拘法禁 , 以失朝廷宽大之意 , 且阻 远人归慕之心 。 ” [2](《 太宗实录 》)
十月 , 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 , 中日双方一拍即 合 , 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 ,“ 诏日本十年一贡 , 人止二百 , 船止二艘 , 不得携军器 , 违者以寇论 。 乃
赐以二舟 , 为入贡用 ” 。 [1](《 日本传 》) 同时 , 立日字勘合 100道 , 底簿 2册 ; 本字勘合 100道 , 底簿 2册 。 将 日字勘合 100道及日字 、 本字底簿 各 1册 , 收于礼 部 , 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 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 存 , 入贡时携来 。 将本字底簿 1册交浙江布政司收 存 , 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 。 以后 , 日本进贡船需有 勘合 , 如无勘合即系伪诈 。 日本得到 “ 勘合 ” , 也就是 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 , 日本接受了明廷所 “ 赍道 义寇服 , 龟钮金章及锦绮 、 纱罗 ” , [1](《 日本传 》) 又按照 明廷的要求 , 捣毁了对 马 、 台岐 等岛屿上的倭 寇老 巢 。 据 《 明史 ·日本传 》 记载 :“ 对马 、 台岐诸岛贼掠滨 海居民 , 因谕其王捕之 。 王发兵尽歼其众 , 絷其魁二 十人 。 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 , 且修贡 。 ” 对此 , 明廷给 予高度赞扬 , “ 赉玺书褒嘉 , 赐赍优渥 ” 。 [1](《 日本传 》) 自此以后 , 两国使节频繁交往 , 永乐二年至八年 (1404— 1410) , 明廷 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 , 日本使节 也乘贡船 7次入明 。 关系十分密切 。 按照规定 , 日 本勘合船入宁波后 , 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 司检验勘合 , 如无诈伪 , 则上报京师礼部 , 再次验对 无误后 , 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 。 如果携带商 品过多 , 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 , 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 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 3天 。 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 , 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 , 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 妥善安置 , 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 勘合贸易 , 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 日本慕府为 了保持其既得利益 , 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定 的围剿 。 如果日本剿倭有功 , 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 就会增多 。 永乐二年 (1404) , 日使入贡 , 明廷仅赏赐 锦绮 20匹 。 到永乐四年 (1406) , 日本幕府捣毁了对 马 、 台岐的倭寇巢穴 , 并向明廷 送交了一些被 俘倭 寇 , 受到明廷的赞许 , 于是在永乐五年 (1407) 的勘合 贸易中 , “ 兹特赐王白金 一千两 , 铜 钱一万五千缗 , 绵 、 、 丝 、 钞 、 、 绢四百一十匹 , 僧衣二十袭 , 帷帐 、 衾褥 、 器皿若干事 ; 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 , 铜钱
五千缗 , 绵 、
、 丝 、 、 绢八 十 四 匹 , 用 于 旌 表 之
意 ” 。 [2](《 太宗实录 》) 永乐六年 (1408) , 日本国王 源道 义 “ 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 物 , 并献所 获海盗 ” 。 [2]
(《 太宗实录 》) 明廷赐圭密钞 百锭 , 钱 10万
, 币 5表
里 , 僧衣 1袭 , 对其随从也赏赐有差 。
明成祖虽然在中日勘合之初相约 10年一贡 , 船 毋过 2艘 , 人无过二百 , 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 。 因为 日本幕府为结好明廷 , 不断打击倭寇 , 几度献俘 , 部 分满足了明成祖借助日本力量剪除倭寇的目的 , 所 以明廷对勘合船来者不拒 。 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 市场上需要的铜钱 , 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 , 甚至一年 数至 , 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 。 由上述可知 , 中日勘合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有 需求基础上的 。 明廷一方面可满足大国的虚荣心理 需要 , 另一方面也换取日本对倭寇的抑制 。 日本则 需要明廷的经济支持 , 从勘合贸易中获取厚利 。 永乐六年 (1408) , 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 , 其子义 持继立为国王 。 义持未为国王前 , 并不受其父的宠 信 , 其父信任的是幼子义嗣 。 义持为了与义嗣争夺 势力 , 不得不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 。 西部的大 武士宗氏 、 松浦党各氏 、 少贰氏 、 秋月氏 、 菊池氏 、 岛 津氏 、 伊集院氏 、 新纳氏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 者 , 这些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对明贸易和限制倭寇 的行动 , 因此 , 义持继立为国王后 , 出于其支持者武 士的利益 , 立即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 。 当 明使周全赴日吊唁源道义时 , 义持令僧圭密将日本 的意思婉转告诉给周全 。 永乐九年 (1411) 后 , 中日 勘合贸易中断 , 时间近 20年 , 直至宣德八年 (1433) 才又重新恢复 。
中日勘合贸易中断后 , 日本国王义持一改其父 的政 策 , 纵 民 为寇 , 不 断侵 扰 明 朝 。 永 乐 十五 年 (1417) 十月 , 倭寇侵扰浙江松门 、 金乡 、 平阳一带 , 明 军俘获数十名倭寇 , 有人主张将其斩杀 , 明成祖认为 “ 威之以刑 , 不若怀之以德 ” , 派刑部员外郎吕渊将被 俘倭寇送还日本 , 并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
永乐十六年 (1418) , 吕渊自日本还 , 义持虽遣使 奉表随来谢罪 , 但又称 :“ 境内之人 , 肆为鼠窃者 , 皆 无赖逋逃之徒 , 实非 臣之所知 ” , [2](《 太 宗实 录 》) 极力 开脱责任 。 实际上 , 义持并未认真对待明廷的谴责 , 因此 , 倭寇的活动有增无减 。 实践证明 , 明廷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已宣告失败 。
二
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后 , 双方政府都有不便 。 对 日本而言 , 获利的是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 , 幕府 本身却失去了与明廷贸易获取厚利的机会 。 因此 , 义持死后 , 新任将军义教有意着手恢复与明廷的贸 易关系 。 对明朝而言 , 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 , 也在考 虑与日本恢复关系 , 以解决倭寇扰边问题 。 因此 , 在 明宣宗宣德八 年 (1433) , 中日双方订 立了 《 宣德条 约 》 , 规定 :日本每十年来中国朝贡一次 , 每次 “ 人毋 过三百 , 舟毋过三艘 。 ” [1](《 日 本传 》) 同时 , 明政府重申 日本应制止倭寇 , 严禁倭寇船下海 。 与永乐年间的 规定相比 , 人员和船的数量有 所增加 , 但又增加有
限 , 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明廷贸易的需求有所增 加 , 又反映了明廷对日本人来贡规模太大引起骚乱 的担心 。
自此以后 , 中日又开始了勘合贸易 , 从宣德至正 德年间 , 共 8次 , 嘉靖年间 , 仍有持弘治勘合 、 正德勘 合来贸易者 。 由于日本从中获利甚厚 , 因此 , 并未严 格执行 《 宣德条约 》 , 而是不断增加船 、 人数量 。 如景 泰四年 (1453) , 日本贸易团来明 , 乘船 10只 , 总人数 达 1200人 , 所带货物约是以前的 10倍 , 加之 “ 所过 辄 需酒食 诸物 ” , [2](《 英宗 实 录 》) 给明廷 造成 沉重 负 担 , 引起了礼部的不满 。 礼部认为 , 日本应当严格按 照宣德条约规定的船 、 人数量入贡 , 如今 “ 比旧俱增 数十倍 , 盖缘旧日获利而去 , 故今倍数而来 。 若如前 例给直 , 除折绢 、 布外 , 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 三十二贯一百文 , 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 两有奇 。 计其贡物 , 时值甚廉 , 给之太厚 。 虽曰厚往 薄来 , 然民间供纳有限 , 况今北虏及各处进贡者众 , 正 宜 撙 节 材 用 , 议 令 有 司 估 时 直 给 之 ” 。 [2] (《 英宗实录 》) 同时 , 礼部还 请锦衣卫 至倭馆 催促其 迅 速离京回国 。
宣德以后中国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 , 薄来厚往 , 其中有很大成分是希望借助日本政府抑制倭寇 , 但 是实际上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 明廷将勘合直接发 给室町幕府将军 , 勘合就由幕府支配 , 但事实上幕府 仅在开始时能控制勘合船 , 不久 , 勘合船的实际控制 权就转入了打着幕府旗号的地方封建领主 — — — 大名 的手中 , 最终又为商人所控制 。 从宣德八年 (1433) 勘合贸易重新开始至中日勘合 贸易断绝共进 行了 11次勘合贸易 , 计勘合船 50艘 。 其中只有 宣德八 年 (1433) 年 、 九年 (1434) 两次共 10艘是幕府独自经 营的 。 其后不久 , 实权基本上为大内氏 、 细川氏两大 封建领主所把持 , 幕府已徒有虚名 。 勘合船所载除 少数贡品外 , 绝大多数是商品 , 来到明朝后 , 由朝廷 “ 估时直给钱钞 , 或折支布 帛 , 为数无 多 , 然已 大获 利 ” 。 [1](《 日本传 》) 谁控制了勘合船 , 谁就能从明朝获 得厚利 。 因此 , 每个封建领主都希望能操纵勘合贸 易 。 当时 , 细川氏是日本关东地区最强大的大名 , 控 制着关东地区和泉 (今日本大阪 ) 、 摄津 (今日本兵库 一带 ) 等藩国 。 细川氏家族长期担任幕府的管领 , 成 为幕府的实权派 , 明廷给予幕府的勘合 , 首先被细川 氏染指 。 大内氏控制着关西地区周防 、 长门 (今日本 安口县 ) 、 安艺 (今日本广岛 ) 、 石见 (今日本岛根县 ) 、 筑前 、 筑后 (今日本福冈县 ) 、 伊开等 8郡 , 经济实力 雄厚 , 并且日本对明贸易的重要港口博多也在其势 力范围之内 。 大内氏对幕府的影响虽不及细川氏 , 但足以在勘合贸易的争夺中与之相抗衡 。
细川氏与大内氏争夺勘合控制权的直接后果是 造成了勘合贸易的混乱 。 特别是 “ 应仁之乱 ” 后 , 各 地封建领主分成关东与关西两大对立集团 , 细川氏 属关东集团 , 大内氏属关西集团 。 两者对勘合船控 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 。 按照惯例 , 明廷每逢新君即 位 , 都将新勘合发给日本幕府 , 而幕府则应将改元前 的未用完的旧勘合如数交回 。“ 应仁之乱 ” 后 , 明廷 给幕府的新勘合往往为大内氏夺取 , 然后独自派船 来明 。 大内氏控制着由濑户内海至长门 、 博多 、 平户 的赴明海路 , 被称为中国路 。 而细川氏则另辟道路 , 由日本九州南端 , 通过土佐 , 绕过濑户内海 , 直抵宁 波 , 被称为南海路 。 二者各行其事 , 于是出现了同一 时期有 持 有 不同 年 号 的勘 合 日船 。 如 弘 治六 年 (1493) 幕府与细川氏的船持景泰勘合自南海路抵达 宁波 。 几乎与此同时 , 大内氏的船持成化勘合自中 国路抵宁波 。
同时 , 由于大内氏与细川氏对立 , 一些赴明贸易 的商人也分成两 派 , 分别 依附于大内氏与 细川氏 。 由于大内氏是海盗的组织者和后台老板 , 因此 , 细川 氏的勘合船往 往在途中为大内氏操纵 的海盗所劫 掠 , 两个势力集团也经常发生磨擦 。 鉴于此 , 幕府及 武士大名逐渐从直接组织勘合贸易演变成从贸易中 提取抽分钱 , 将勘合船承 包给依附于自己 的商人 。 这些商人虽然打着幕府的旗号 , 实际上已成为一种 在官方招牌掩盖下的民间贸易往来 。
由于日本勘合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 来明勘 合的人成分也变得十分复杂 , 甚至一些日本倭寇也 冒充勘合 。“ 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 , 号日本 使而入大明 , 剽掠沿海郡县 , 是以不持日本书及勘合 者 , 则 坚 防 不 入 。 此 彼 方 防 贼 , 此 方 禁 贼 之 计 也 。 ” [3](P243) 这段资料虽然是讲勘合是明廷防贼 、 日 本禁贼之计策 , 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倭寇冒充勘合 的现状 。 因此 , 明廷借助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企图 也就不可能实现 。
三
勘合贸易 , 非但未能抑制倭寇 , 反而成为明廷的 沉重包袱 , 日本也因国内政局动乱而无法统一组织 勘合船 , 中日勘合贸易终于于嘉靖年间彻底结束了 。 究其原因 , 要者有三 :
其一 , 薄来厚往 , 使明廷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 在中日勘合贸易中 , 明朝始终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 。 日本称臣纳贡 , 极大地满足了明廷的虚荣 。 为了显
示大国的威严和富庶 , 厚赐来使 , 成为惯例 , 贡物和 回赐价值十分失衡 。 如宣德九年 (1434) , 日本国王 的贡物是 :马 29匹 , 撒金鞘大刀 2把 , 玛瑙大小 20块 , 金属屏风 3付 , 黑漆鞘柄大刀 100把 , 铠 1领 , 砚 台 1面并匣扇 100把 。 而明廷的回赐则是 :赐国王 白金 200两 , 花绒绵 4匹 , 丝 20匹 , 罗 20匹 , 纱 20匹 , 绢 20匹 ; 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半 。 明廷加赐物 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 。
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 , 大部分是商人携带 的货物 。 其货物在中国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 。 日本 商人来明多携带兵器作为商品 , 由于明廷规定外国 朝贡的兵器不得在民间买卖 , 便全部由官方买下 , 这 正符合日商的意愿 , 因此他们每次来贡都携带大量 刀剑兵器 。 当时 , 日本刀最高价每把万钱 , 一般的也 在 2000文左右 。 [4](P81) 给明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 。 明廷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剑 , 成化二十一年 (1485) , 明 宪宗曾要 求日本 各样刀 剑 , 总不过 300把 。 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价格 。 但日本贡使和商 人置之不理 , 几乎每次勘合都提出非分的要求 , 甚至 抓住明廷害怕倭寇的心理 , 进行敲诈勒索 。 正德年 间 , 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廷收购刀价过低 , 公然威胁说 :“ 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 , 一旦弃小国 积世禁贼之功 , 欲显拒绝之意 , 变例如步 , 则恐失我 国之心 , 废 职贡之 事 , 他日海 寇闻风 复集 , 其罪 谁 当 。 ” [4](P82) 面对庵桂梧的要挟 , 明廷未能据理驳斥 , 而是委曲求全 , 予以让步 。
招待迎送日本勘合船人员 , 也耗费巨大 。 当日 本勘合船在普陀靠岸时 , 明廷往往组织隆重的欢迎 仪式 , 有上百艘彩船 , 绕船欢 迎 , 赠送酒水和食品 。 到宁波后 , 将其安排在宾馆内 , 设宴招待 , 压风洗尘 。 从宁波至北京途中 , 各地也要供应车马 、 茶饭 。 明政 府规定 :“ 凡使臣进京回还 , 沿途茶饭供给口粮之外 , 又支送下程口粮 。 ” [5](卷 145) 使臣到北京后 , 在专门 接待外国贡使的会同馆内 , “ 设馆夫四百名 , 分居南 北二馆 , 专造饭食以供使客 ” 。 [5](卷 114) 对日本使臣 生活上的招待十分周全 , “ 五日下程一次 , 每十人羊 鹅各一只 , 酒二十五瓶 、 米五斗 、 面十二斤八两 、 果子 一斗 、 烧饼二十个 、 糖饼二十个 ” 。 [5](卷 115) 同时还要 赠送衣服和日常用品 。
日本勘合船人员自入宁波起至回国 , 所需口粮 、 菜金 , 及进京贡方物往返脚力 , 全由明政府供应 , 甚 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要拨给 30日 。 不计明政府的 馈 赠 , 仅 日常生 活供应 , 以 300人 计 , 每月 约支 出 380余 贯 , 按 居 留 时 间 1年 计 , 约 支 5000余 贯 。 [3](P245) 而实际上日本使臣每次来明少则数百人 多则上千人 , 有时在中国居住达一二年之久 。 招待 这些使臣的开支 , 实在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
勘合贸易中严重的经济亏损 , 对明朝来说包袱 越来越重 。 永乐年间 , 明朝经过 20多年的经济恢复 和发展 , 实力雄厚 , 百姓富庶 , 府藏充实 。“ 天下本色 税粮三千余万石 , 丝钞等二千余万 。 计是时 , 宇内富 庶 , 赋入盈羡 , 米杰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 , 府县仓 廪蓄积甚丰 , 至红腐不可食 。 ” [1](《 食货 志 》 二 》) 虽然在 勘合贸易中多有亏损 , 但由于经济实力整体上强大 , 对国家财政并无大的影响 。 永乐以后 , 由于土地兼 并激烈 , 国家税收减少 , 自然难以承担勘合贸易中的 巨额亏损 。 因此 , 明廷对勘合贸易的热情越来越小 。 其二 , 日本使臣赴京进贡途中 , 劫掠现象时有发 生 , 甚至还发生了殴打职官 , 滥杀无辜的现象 , 严重 危及社会安定 。
景泰四年 (1453) , 平江侯陈豫奏 :“ 日本使臣至 临靖 , 掠夺 居人 。 及今指 挥往诘 , 又殴之 几死 。 ” [2] (《 英宗实录 》) 景泰五年 (1454) , 礼部奏 :“ 日本国 使臣 允澎等已蒙重赏 , 展转不行 。 待以礼不知恤 , 加以恩 而不知感 , 惟肆贪饕 , 略无忌惮 。 沿途则扰害军民 , 殴打职官 。 在馆则捶楚馆夫 , 不遵禁约 。 ” [2](《 英宗 实 录 》)
成化十七年 (1481) , 针对日本等国使臣扰民的 状况 , 明宪宗敕曰 :“ 日者海外诸国并西域番王等 , 遣 使臣朝贡 , 沿途多索船马 , 夹带货物 , 装载私盐 , 收买 人口 , 酗酒逞凶 , 骚扰驿递 , 非礼违法 , 事非一端 , 所 经官司累章陈奏 , 欲依国法治之 。 则念其远人 , 欲不 治之 , 则中国之人被其虐害 。 今特降敕开论 , 继今以 后 , 王遣使臣 , 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 , 量带 从 严加戒饬 , 小心安分 , 毋作非为 , 以尽奉使之礼 , 以申 纳款之忱 。 俾奉使者得以保全 , 供应者得免烦扰 , 岂 不彼此两全哉 ! ” [2](《 宪宗实录 》)
弘治九年 (1496) 八月 , 礼部奏称 :日本国遣使入 贡 , 至济宁州 , 夷众有持刀杀人者 。 其正副使却不能 严加约束 , 请求对其严加制裁 。 明孝宗下令 :“ 今后 日本国进贡使臣 , 止许起送五 十人来京 , 余存留浙 江 。 ” [2](《 孝宗实录 》)
日本贡使不断生惹事端 , 使明廷对勘合贸易越 来越不热心 , 甚至产生厌烦心理 , 对勘合贸易抱有消 极态度 。
其三 , 日本政局的动乱 , 使勘合贸易处于无序状 态 , 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 。 日本 “ 应仁之乱 ” 后 , 细川 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 , 将军已徒具虚名 , 成为傀儡 。 一些权臣也乘战扰之际占领地盘 , 扩充势力 , 日本政 局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 。 在这种形势下 , 日本
对明勘合贸易也就失去了统一组织 , 处于一种无序 状态 。 正德六年 (1511) , 大内氏和细川氏排挤掉将 军 , 共同组成勘合贸易团 , 大内氏 2船 , 细川氏 1船 , 由庵桂梧出任正使 , 率船队赴明 。 但细川氏不甘心 只出 1船 , 又密遣宋素卿率 1船 , 抢先赴明 。 嘉靖二 年 (1523) , 大内氏遣宗设谦道率 3船赴明 , 细川氏得 知后 , 也立即派出 1船 , 由鸾冈端佐和宋素卿率领赴 明 。 宗设谦道的船先至 , 尚未检验勘合 , 宋素卿的船 也已到达 。 市船司遂一同检验勘合 , 发现有新旧之 分 。 宗设谦道与鸾冈瑞佐为各自的真伪发生争执 。 宋素卿暗中向太监赖恩行贿 , 得以先于宗设道谦的 船进港验货 。 明市船司在嘉宾 堂举行的欢迎 宴席 上 , 鸾冈瑞佐又被置于首席 , 宗设谦道居其次 。 两者 因席位问题再次发生争执 , 并引发了武斗 。 由于宗 设谦道所率船队的从员多系海盗 , 在宗设谦道的唆 使下 , 打开东库 , 抢出武器 , 攻入嘉宾堂 , 将鸾冈瑞佐 斗杀 , 宋素卿在混乱中出逃 , 避于 10里外的青田湖 。 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烧了嘉宾堂 , 然后四处追寻宋 素卿 , 迫近绍兴 。 在返回宁波时 , 又大肆杀掠 , 百户
胡源被杀 ,
指挥袁 、 百户刘恩被掳 。 至宁波后 , 又
大掠市区 , 然后遁洋而去 , 明军在追击过程中 , 备倭 都指挥刘锦 、 千户张镗战死 。 宗设谦道一伙在返回 日本途中 , 遭遇大风 , 有一船漂至朝鲜 , 被朝鲜守军 诛杀 30人 , 生擒 20人 , 缚献明廷 , 这事件被称为 “ 争 贡事件 ” 。 争贡事件后 , 明政府要求日本逮捕肇事元 凶宗设归案 , 并送还掳去的袁 及民众 , 不然将断绝 勘合贸易 。 日本大内氏担心勘合贸易受阻 , 即派家 臣赴朝鲜 , 希望其代向明朝斡旋 。 经过一系列活动 , 大内氏的 3艘勘合船于嘉靖十八年 (1539) 五月抵达 宁波 , 日使要求明廷将没收的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 归还 , 并发给新的勘合 , 被礼部拒绝 。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 大内氏再次派勘合船赴明 。 明廷以距 10年 一贡期限尚有 1年 , 不予接纳 。 日使策彦周良只好 率船离开宁海 , 以待贡期 。 这时 , 定海外海的大小岛 屿已被倭寇 、 海盗和走私商人占据 。 同时 , 葡萄牙 (中国史籍称佛郎机 ) 殖民者也开 始在中国沿海出 没 , 甚至与倭寇勾结 , 公然劫掠 。 有时还冒充南洋诸 国的朝贡船只 , 以骗取明廷的回赐 。 为了防范佛郎 机 , 明廷对诸国的进贡船严加盘查 , “ 不齐勘合及非 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 。 ” 因此 , 非期而至的日本贡船 被拒绝登岸 。 嘉靖二十七年 (1548) , 大内氏的勘合 船在巡抚朱纨奏请下才得以提前进贡贸易 。 日使得 寸进尺 , 又要求颁发新的勘合 , 明廷以弘治 、 正德旧 勘合未缴回为由加以拒绝 , 至此 , 中日勘合贸易彻底 断绝 。
参考文献 :
[1]明史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3.
[2]明实录 [M ]. 影印本 , 1940.
[3]张振声 . 中日关系史 [M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96. [4]朱亚非 .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M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 1993. [5]明会典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9.
China -Japan Kan -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 -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 University Shandong , J inan )
A bstract :T 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 -Japan K an -He T rade in the 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 During the Y ONGLE period , K an -He trade method w 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 t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to 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 the kind of trade 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 w hich ca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 -He trade .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troy Japanese pirates , China -Japan K an -He trade w as resto red f rom the eig hth year of the XU ANDE period .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 superio r position in the K an -He trade ,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 nasty , together w 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 Kan -He trade w as cut off again during the JI AJIN G period .
Key Words :Ming Dy nasty ; K an -He trade ; Japanese pirates
〔 责任编辑 王大建 〕
范文二:【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数据库】人大全文 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 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 200204
【原刊页号】 141~145
【分 类 号】 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 200206
【标 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 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 2001-12-10
【作 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 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 键 词】明代 /勘合贸易 /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 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 “ 招徕绝域 ” ,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 一时间, “ 四方宾服, 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 幅员之广, 远迈汉唐 ” 。 [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 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 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 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由于明太祖实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倭寇的活动范围大 大缩小,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致使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 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大实惠。
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 奏说:“ 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 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 ” 明成祖认为:“ 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 危踏海波, 跋涉万里; 道路既远, 赀费亦多, 其各有赍, 以助路费, 亦人情也, 岂当一切拘之禁令? ” 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 “ 毋拘法 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 [2 ](《太宗实录》)
十月,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中日双方一拍即合,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 “ 诏日本十年 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 ” 。[1](《日本 传》)同时,立日字勘合 100道,底簿 2册;本字勘合 100道,底簿 2册。将日字勘合 100道及日字、本 字底簿各 1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 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存,入贡时携来。将本字底 簿 1 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以后,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如无勘合即系伪 诈。日本得到 “ 勘合 ” ,也就是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接受了明廷所 “ 赍道义寇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 ” ,[1](《日 本传》)又按照明廷的要求, 捣毁了对马、台岐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 于朝,且修贡。 ” 对此,明廷给予高度赞扬, “ 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 ” 。[1](《日本传》) 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交往,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 1410),明廷 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 本使节也乘贡船 7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 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 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 3天。如果勘合 船人数过多, 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 督下进行贸易。
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日本慕府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 定的围剿。如果日本剿倭有功,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就会增多。永乐二年(1404),日使入贡,明 廷仅赏赐锦绮 20匹。到永乐四年(1406),日本幕府捣毁了对马、台岐的倭寇巢穴,并向明廷送交 了一些被俘倭寇, 受到明廷的赞许, 于是在永乐五年 (1407) 的勘合贸易中, “ 兹特赐王白金一千两, 铜钱一万五千缗,绵、@①、丝、钞、@②、绢四百一十匹,僧衣二十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 事;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①、丝、@②、绢八十四匹,用于旌表之意 ” 。 [2](《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 “ 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 海盗 ” 。[2](《太宗实录》)明廷赐圭密钞百锭,钱 10万,c ǎi@③币 5表里,僧衣 1袭,对其随 从也赏赐有差。
明成祖虽然在中日勘合之初相约 10年一贡,船毋过 2艘, 人无过二百,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 因为日本幕府为结好明廷,不断打击倭寇,几度献俘,部分满足了明成祖借助日本力量剪除倭寇的 目的,所以明廷对勘合船来者不拒。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市场上需要的铜钱,几乎每年都遣使入 贡,甚至一年数至,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
由上述可知,中日勘合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有需求基础上的。明廷一方面可满足大国的虚荣心 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换取日本对倭寇的抑制。日本则需要明廷的经济支持,从勘合贸易中获取厚利。 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其子义持继立为国王。义持未为国王前,并不受其 父的宠信,其父信任的是幼子义嗣。义持为了与义嗣争夺势力,不得不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 西部的大武士宗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都是倭 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些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对明贸易和限制倭寇的行动,因此,义持继立为国 王后,出于其支持者武士的利益,立即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当明使周全赴日吊唁源道义 时,义持令僧圭密将日本的意思婉转告诉给周全。永乐九年(1411)后,中日勘合贸易中断,时间 近 20年,直至宣德八年(1433)才又重新恢复。
中日勘合贸易中断后,日本国王义持一改其父的政策,纵民为寇,不断侵扰明朝。永乐十五年
(1417)十月,倭寇侵扰浙江松门、金乡、平阳一带,明军俘获数十名倭寇,有人主张将其斩杀, 明成祖认为 “ 威之以刑, 不若怀之以德 ” , 派刑部员外郎吕渊将被俘倭寇送还日本, 并谴责义持纵民为 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自日本还,义持虽遣使奉表随来谢罪,但又称:“ 境内之人,肆为鼠 窃者,皆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 ” ,[2](《太宗实录》)极力开脱责任。实际上, 义持并 未认真对待明廷的谴责,因此,倭寇的活动有增无减。实践证明,明廷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抑 制倭寇的政策已宣告失败。
二
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后,双方政府都有不便。对日本而言,获利的是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 幕府本身却失去了与明廷贸易获取厚利的机会。因此,义持死后,新任将军义教有意着手恢复与明 廷的贸易关系。对明朝而言,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关系,以解决倭寇扰边问 题。因此,在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中日双方订立了《宣德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来中国 朝贡一次,每次 “ 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 ” [1](《日本传》)同时, 明政府重申日本应制止倭 寇,严禁倭寇船下海。与永乐年间的规定相比,人员和船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又增加有限,这一方 面反映了日本对明廷贸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又反映了明廷对日本人来贡规模太大引起骚乱的担心。 自此以后,中日又开始了勘合贸易,从宣德至正德年间,共 8次,嘉靖年间,仍有持弘治勘合、 正德勘合来贸易者。由于日本从中获利甚厚,因此,并未严格执行《宣德条约》,而是不断增加船、 人数量。如景泰四年(1453),日本贸易团来明,乘船 10只,总人数达 1200人,所带货物约是以前 的 10倍,加之 “ 所过辄需酒食诸物 ” ,[2](《英宗实录》)给明廷造成沉重负担,引起了礼部的不 满。礼部认为,日本应当严格按照宣德条约规定的船、人数量入贡,如今 “ 比旧俱增数十倍,盖缘旧 日获利而去,故今倍数而来。若如前例给直,除折绢、布外,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 一百文,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两有奇。计其贡物,时值甚廉,给之太厚。虽曰厚往薄来, 然民间供纳有限,况今北虏及各处进贡者众,正宜撙节材用,议令有司估时直给之 ” 。[2](《英 宗实录》)同时,礼部还请锦衣卫至倭馆催促其迅速离京回国。
宣德以后中国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 薄来厚往, 其中有很大成分是希望借助日本政府抑制倭寇, 但是实际上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明廷将勘合直接发给室町幕府将军,勘合就由幕府支配,但事实 上幕府仅在开始时能控制勘合船,不久,勘合船的实际控制权就转入了打着幕府旗号的地方封建领 主 —— 大名的手中,最终又为商人所控制。从宣德八年(1433)勘合贸易重新开始至中日勘合贸易 断绝共进行了 11次勘合贸易,计勘合船 50艘。其中只有宣德八年(1433)年、九年(1434)两次共 10艘是幕府独自经营的。其后不久,实权基本上为大内氏、细川氏两大封建领主所把持,幕府已徒 有虚名。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绝大多数是商品,来到明朝后,由朝廷 “ 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 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 ” 。[1](《日本传》)谁控制了勘合船, 谁就能从明朝获得厚利。 因此,每个封建领主都希望能操纵勘合贸易。当时,细川氏是日本关东地区最强大的大名,控制着 关东地区和泉(今日本大阪)、摄津(今日本兵库一带)等藩国。细川氏家族长期担任幕府的管领, 成为幕府的实权派,明廷给予幕府的勘合,首先被细川氏染指。大内氏控制着关西地区周防、长门 (今日本安口县)、安艺(今日本广岛)、石见(今日本岛根县)、筑前、筑后(今日本福冈县)、 伊开等 8郡,经济实力雄厚,并且日本对明贸易的重要港口博多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大内氏对幕府 的影响虽不及细川氏,但足以在勘合贸易的争夺中与之相抗衡。
细川氏与大内氏争夺勘合控制权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勘合贸易的混乱。 特别是 “ 应仁之乱 ” 后, 各 地封建领主分成关东与关西两大对立集团,细川氏属关东集团,大内氏属关西集团。两者对勘合船 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按照惯例,明廷每逢新君即位,都将新勘合发给日本幕府,而幕府则应将 改元前的未用完的旧勘合如数交回。 “ 应仁之乱 ” 后, 明廷给幕府的新勘合往往为大内氏夺取, 然后独 自派船来明。大内氏控制着由濑户内海至长门、博多、平户的赴明海路,被称为中国路。而细川氏 则另辟道路,由日本九州南端,通过土佐,绕过濑户内海,直抵宁波,被称为南海路。二者各行其 事,于是出现了同一时期有持有不同年号的勘合日船。如弘治六年(1493)幕府与细川氏的船持景 泰勘合自南海路抵达宁波。几乎与此同时,大内氏的船持成化勘合自中国路抵宁波。
同时,由于大内氏与细川氏对立,一些赴明贸易的商人也分成两派,分别依附于大内氏与细川 氏。由于大内氏是海盗的组织者和后台老板,因此,细川氏的勘合船往往在途中为大内氏操纵的海 盗所劫掠,两个势力集团也经常发生磨擦。鉴于此,幕府及武士大名逐渐从直接组织勘合贸易演变
成从贸易中提取抽分钱,将勘合船承包给依附于自己的商人。这些商人虽然打着幕府的旗号,实际 上已成为一种在官方招牌掩盖下的民间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勘合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来明勘合的人成分也变得十分复杂,甚至一些日本倭寇 也冒充勘合。 “ 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 及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彼方防贼,此方禁贼之计也。 ” [3](P243 )这段资料虽然是讲勘合是 明廷防贼、日本禁贼之计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倭寇冒充勘合的现状。因此,明廷借助日本政府 抑制倭寇的企图也就不可能实现。
三
勘合贸易,非但未能抑制倭寇,反而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日本也因国内政局动乱而无法统一 组织勘合船,中日勘合贸易终于于嘉靖年间彻底结束了。究其原因,要者有三:
其一,薄来厚往,使明廷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在中日勘合贸易中,明朝始终把政治因素放在 首位。日本称臣纳贡,极大地满足了明廷的虚荣。为了显示大国的威严和富庶,厚赐来使,成为惯 例,贡物和回赐价值十分失衡。如宣德九年(1434),日本国王的贡物是:马 29匹,撒金鞘大刀 2把,玛瑙大小 20块,金属屏风 3付,黑漆鞘柄大刀 100把,铠 1领,砚台 1面并匣扇 100把。而明廷的回 赐则是:赐国王白金 200两,花绒绵 4匹,丝 20匹,罗 20匹,纱 20匹,绢 20匹;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 半。明廷加赐物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
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大部分是商人携带的货物。其货物在中国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日 本商人来明多携带兵器作为商品,由于明廷规定外国朝贡的兵器不得在民间买卖,便全部由官方买 下,这正符合日商的意愿,因此他们每次来贡都携带大量刀剑兵器。当时,日本刀最高价每把万钱, 一般的也在 2000文左右。[4](P81)给明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明廷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 剑,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曾要求日本各样刀剑,总不过 300把。 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 价格。但日本贡使和商人置之不理,几乎每次勘合都提出非分的要求,甚至抓住明廷害怕倭寇的心 理,进行敲诈勒索。正德年间,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廷收购刀价过低,公然威胁说:“ 或者 上国嫌厌往来之烦,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步,则恐失我国之心,废职 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 ” [4](P82)面对庵桂梧的要挟,明廷未能据理驳斥,而 是委曲求全,予以让步。
招待迎送日本勘合船人员,也耗费巨大。当日本勘合船在普陀靠岸时,明廷往往组织隆重的欢 迎仪式,有上百艘彩船,绕船欢迎,赠送酒水和食品。到宁波后,将其安排在宾馆内,设宴招待, 压风洗尘。从宁波至北京途中,各地也要供应车马、茶饭。明政府规定:“ 凡使臣进京回还,沿途茶 饭供给口粮之外,又支送下程口粮。 ” [5](卷 145)使臣到北京后,在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会同馆 内, “ 设馆夫四百名,分居南北二馆,专造饭食以供使客 ” 。[5](卷 114)对日本使臣生活上的招待 十分周全, “ 五日下程一次,每十人羊鹅各一只,酒二十五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 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 ” 。[5 ](卷 115)同时还要赠送衣服和日常用品。
日本勘合船人员自入宁波起至回国,所需口粮、菜金,及进京贡方物往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 应,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要拨给 30日。不计明政府的馈赠,仅日常生活供应,以 300人计,每月约 支出 380余贯,按居留时间 1年计,约支 5000余贯。[3](P245)而实际上日本使臣每次来明少则数 百人多则上千人,有时在中国居住达一二年之久。招待这些使臣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勘合贸易中严重的经济亏损,对明朝来说包袱越来越重。永乐年间,明朝经过 20多年的经济恢 复和发展,实力雄厚,百姓富庶,府藏充实。 “ 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 宇内富庶, 赋入盈羡, 米杰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 府县仓廪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 ” [1](《食 货志》 二》 ) 虽然在勘合贸易中多有亏损, 但由于经济实力整体上强大, 对国家财政并无大的影响。 永乐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激烈,国家税收减少,自然难以承担勘合贸易中的巨额亏损。因此,明廷 对勘合贸易的热情越来越小。
其二,日本使臣赴京进贡途中,劫掠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发生了殴打职官,滥杀无辜的现象, 严重危及社会安定。
景泰四年 (1453) , 平江侯陈豫奏:“ 日本使臣至临靖, 掠夺居人。 及今指挥往诘, 又殴之几死。 ” [2 ](《英宗实录》)景泰五年(1454),礼部奏:“ 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展转不行。待 以礼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 夫,不遵禁约。 ” [2](《英宗实录》)
成化十七年(1481),针对日本等国使臣扰民的状况,明宪宗敕曰:“ 日者海外诸国并西域番王 等,遣使臣朝贡,沿途多索船马,夹带货物,装载私盐,收买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非礼违 法,事非一端,所经官司累章陈奏,欲依国法治之。则念其远人,欲不治之,则中国之人被其虐害。 今特降敕开论,继今以后,王遣使臣,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量带@④从严加戒饬,小心安分, 毋作非为, 以尽奉使之礼, 以申纳款之忱。 俾奉使者得以保全, 供应者得免烦扰, 岂不彼此两全哉! ” [2](《宪宗实录》)
弘治九年(1496)八月,礼部奏称:日本国遣使入贡,至济宁州,夷众有持刀杀人者。其正副 使却不能严加约束, 请求对其严加制裁。 明孝宗下令:“ 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 止许起送五十人来京, 余存留浙江。 ” [2](《孝宗实录》)
日本贡使不断生惹事端,使明廷对勘合贸易越来越不热心,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对勘合贸易抱 有消极态度。
其三,日本政局的动乱,使勘合贸易处于无序状态,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日本 “ 应仁之乱 ” 后, 细川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傀儡。一些权臣也乘战扰之际占领地盘,扩充势 力,日本政局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明勘合贸易也就失去了统一组织, 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正德六年(1511),大内氏和细川氏排挤掉将军,共同组成勘合贸易团,大内 氏 2船,细川氏 1船,由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 1船, 又密遣宋素卿率 1船,抢先赴明。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遣宗设谦道率 3船赴明,细川氏得知后,也立即派出 1船, 由鸾冈端佐和宋素卿率领赴明。 宗设谦道的船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宋素卿的船也已到达。市船司 遂一同检验勘合,发现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鸾冈瑞佐为各自的真伪发生争执。宋素卿暗中向太 监赖恩行贿,得以先于宗设道谦的船进港验货。明市船司在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席上,鸾冈瑞佐又 被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其次。两者因席位问题再次发生争执,并引发了武斗。由于宗设谦道所率 船队的从员多系海盗,在宗设谦道的唆使下,打开东库,抢出武器,攻入嘉宾堂,将鸾冈瑞佐斗杀, 宋素卿在混乱中出逃,避于 10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烧了嘉宾堂,然后四处追寻宋素 卿,迫近绍兴。在返回宁波时,又大肆杀掠,百户胡源被杀,指挥袁jìn@⑤、百户刘恩被掳。至 宁波后,又大掠市区,然后遁洋而去,明军在追击过程中,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宗设 谦道一伙在返回日本途中,遭遇大风,有一船漂至朝鲜,被朝鲜守军诛杀 30人,生擒 20人,缚献明 廷,这事件被称为 “ 争贡事件 ” 。争贡事件后,明政府要求日本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 并送还掳去的 袁jìn@⑤及民众,不然将断绝勘合贸易。日本大内氏担心勘合贸易受阻,即派家臣赴朝鲜,希望 其代向明朝斡旋。经过一系列活动,大内氏的 3艘勘合船于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抵达宁波,日使 要求明廷将没收的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归还, 并发给新的勘合, 被礼部拒绝。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 大内氏再次派勘合船赴明。明廷以距 10年一贡期限尚有 1年,不予接纳。日使策彦周良只好率船离开 宁海,以待贡期。这时,定海外海的大小岛屿已被倭寇、海盗和走私商人占据。同时,葡萄牙(中 国史籍称佛郎机)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出没,甚至与倭寇勾结,公然劫掠。有时还冒充南洋诸 国的朝贡船只,以骗取明廷的回赐。为了防范佛郎机,明廷对诸国的进贡船严加盘查, “ 不齐勘合及 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 ” 因此,非期而至的日本贡船被拒绝登岸。嘉靖二十七年(1548),大内氏 的勘合船在巡抚朱纨奏请下才得以提前进贡贸易。日使得寸进尺,又要求颁发新的勘合,明廷以弘 治、正德旧勘合未缴回为由加以拒绝,至此,中日勘合贸易彻底断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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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实录[M ]. 影印本, 1940。
[3]张振声 . 中日关系史[M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4]朱亚非 .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M ]. 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3。
[5]明会典[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纟右加宁
@②原字为纟右加罗
@③原字为彩的繁体
@④原字为亻右加兼
@⑤原字为王右加进
范文三:勘合贸易与日本茶道的诞生
2009年第 1期 南 洋 问 题 研 究 No. 12009 (总第 137期 ) SOUTHE AST ASIAN AFFAIRS General Serial No. 137勘合贸易与日本茶道的诞生 X
滕 军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北京 100871)
摘 要 :以日本茶道为代表的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是日本 文化艺术的 精髓所在。关 于其历史
形成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 , 在日本国内的研究多重视与日本固 有神学的联 系。本文力图 将日本茶
道的形成过程放在中日交流的历史背景中去考 察 , 探 讨发生于 15、 16世纪的 中日之 间的勘 合贸易
及其东渡的唐物对日本人独特审美意识发生的 影响。
关键词 :勘合贸易 ; 唐物 ; 东山御物 ; 日本茶道
中图分类号 :G13/17. 3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9) 01-0091-06
日本文化是受中国大陆文明的影响而发生、 发展起来的 , 其民族文化的形成比较晚。 15、 16世 纪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时期 , 茶道、 能乐、 花道、 枯山水庭院等日本独特的艺术都在此期间孕育成 熟 ,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也同时确立。在这一过程中 , 由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所确 立的唐物 1的价值体系及其审美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艺术形成的平台。也就是说 , 日本的民族文 化是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 ,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是在否定中国的崇 尚豪华精美 o的审美意识中孕育的 , 和物的价值体系是在与唐物的价值体系的抗争中诞生的。本 文将就唐物与日本茶道的联系进行阐述。
一 、 对唐物的鉴赏引发和物的诞生
日本人对唐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 从模仿唐物到创新和物的过程。 日本历史上的唐物风潮是从 14世纪开始的。自南宋时期开始 , 日本的民间人士大批自由地来 华访问 , 为日本列岛带去了大量的唐物。这些唐物被权势者占有 , 成为他们炫耀身份的标志。一部
X 收稿日期 :2008-11-18
作者简介 :滕军 , 女 , 北京市 人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 博士 。
1指 14世纪至 16世纪东渡到日本的中国精品文物。
o这里对中国审美意识特征的描述只是为对应日本审美意识特征而言。
描写日本南北朝战乱时代 (1336-1392年 ) 生活的小说 5太平记 6(1371年 ) 上就记载着这样一段纪 事 :主人公佐佐木导誉 (1296-1373年 ) 出自权势之家 , 为了展示自家的唐物收藏 , 他经常以吃茶会 的方式邀请社会名流来家里鉴赏唐物。 5吃茶往来 6[1]中描述了佐佐木导誉家的茶会 :吃茶亭的正 厅悬挂有四幅中国画 , 中间的两幅是彩色释迦灵山说法图 (为北宋画家张思恭所绘 ) 、 水墨观音普陀 示现图 (为南宋画家牧溪所绘 ) , 其两侧有普贤文殊像 。 其画像上的佛陀菩萨个个明眸丹唇 , 神态巍 巍荡荡 。 画像前面置有一供桌 , 上铺罩锦缎 。 摆有寒山拾得木雕像 、 青铜花瓶 、 黄铜香炉及调香用 具 。
从这一则史料中可以看出 , 佐佐木导誉的所谓 /吃茶会 0, 可称是一个唐物的展示会、 鉴赏会。 大约写于 1331年的 5徒然草 6对当时的人们无节制地进口中国文物提出了批判 :关于唐物 , 说起来 除了药品之外没有什么非缺不可的 。 就像中国书籍 , 我们自己有那么多抄书匠 , 完全可以抄写复 制 。 但一些商船不顾海难的危险 , 运回一些多余的东西 , 使唐物到处堆积如山 , 这是多么愚蠢的行 为 。
从 5徒然草 6的批判中可以看出 , 当时的唐物数量很多 , 充盈市场 , 但档次不高。
可是 , 进入 15世纪以后就不同了。勘合贸易为日本带去了中国皇帝拥有的最高级的唐物 , 这
些唐物在中国都是一流的产品。 1何况日本遣明使团简直就是一个唐物采买团 , 对北京及苏杭宁
波一带的文物市场进行拉网式淘买 , 使得当时的中国工艺品的精品大量流入日本的室町将军 o的
公方御仓 , 凡是被公方御仓收藏过的唐物即为 /东山御物 0。
?日本的唐物市场也从重视数量转为 重视质量。到了 15世纪下半叶 , 勘合贸易大权逐渐被大内和细川 ?掌控 , 优质的唐物不再大量进 入将军府。 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 ?以后 , 明朝廷不再给日本遣明使大量的优质唐物。但这种情 况反而促进了日本人对东山御物的整理、 鉴赏、 研究的深入。
由能阿弥、 相阿弥两位唐物侍奉官整理的东山御物指南书 5君台观左右帐记 6就是这一时期日 本唐物鉴赏活动的最高成果。被 5君台观左右帐记 6推举为 /上之又上 0的画家有 :王维 (擅人物、 山 水 ) 、 宋徽宗 (擅人物、 花鸟、 鱼虫 ) 、 李公麟 (擅马、 佛像、 山水、 人物 ) 、 徐熙 (擅花木、 禽鱼、 蝉虫、 蔬 果 ) 、 赵昌 (擅花果、 折枝花、 虫草 ) 、 易元吉 (擅花鸟、 水禽、 山禽、 獐、 猿 ) 、 玉涧 (擅山水 ) ,, (略 ) 。如 上 , 能阿弥在 5君台观左右帐记 6中能举出 177位中国画家 , 并且能记录下各位画家的擅长画题 , 还 能鉴别出良否。这说明将军府上的中国绘画收藏有相当大的数量 , 将军及文化侍从们对中国绘画 的认识领会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们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 , 不断学习、 体味唐物的艺术形态和内涵 , 并逐渐开始模仿唐物 , 创作新唐物。能阿弥、 艺阿弥、 相阿弥祖孙三代就在水墨画上成就非凡。先 后留下了 5花鸟图屏风 6、 5白衣观音图 6、 5观瀑图 6、 5山水图 6、 5潇湘八景图 6、 5庐山观瀑图 6、 5月夜
山水图 6、 5黄山谷图 6、 5腹摩布袋图 6等高水平的新唐物。
[2]不仅是唐物侍奉官 , 在足利将军府的家臣当中也有在鉴赏唐物、 创新唐物中留下成就的人物。 雕漆唐物鉴定家族 /雕漆杨成 0就是其中的一例。 5日本国史大辞典 6记载 :雕漆杨成家族代代擅长 雕漆工艺品的鉴定、 制作技术 , 其初祖长充侍奉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 (1358-1367年在 1o???细川和大内为争夺与明朝的贸易优先地位 , 在宁波发生争斗。在争斗中杀死了中方军民 , 烧毁了中方房 舍。 细川 和大内 均为当 时的战 国大名 , 1467年至 1573年为 日本的 战国时代 , 室 町幕府 的权威 受到了严 重的 挑 战。
最著名的将军府邸坐落在京都的东山。
将军是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特别是漆器 , 因永乐皇帝喜爱漆器 , 在京城开设皇家专用作坊 , 其产品多用做下赐品。所以 , 日本 多有收藏 , 反而中国少有收藏。
位 ) , 因其制作的雕漆不亚于中国元代的雕漆名匠张成、 杨茂 , 所以取张成、 杨茂各一字 , 称为 /雕漆 杨成 0。至第三代传人长贞 , 受足利义政将军之命 , 制作出了不少雕漆工艺品 , 为天下所知。 [3]至今 , 雕漆杨成的真正作品无法考证 , 但可见 5封雕漆杨成的亲笔唐物雕漆鉴定书。 [4]
不仅是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和家臣 , 担任唐物修理的工匠中也出现了新唐物的制作者。 羽田五郎是 15世纪后半期的漆器修复工 , 住在室町时代最大的禅寺相国寺前的法界门附近 , 经手 修复了许多东山御物及优质的雕漆唐物。在日本茶道形成的初期 , 茶道独特的艺术形态需要独特 的道具 , 在唐物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 , 羽田五郎独创了用于盛装茶粉的黑漆薄茶器和用于浓茶 器托盘的黑漆四方盘 [5], 开创了日本人制作和物的先例。
关于唐物的修复 , 在唐物青瓷上也有史例。 12世纪后半叶 , 日本当时的武士阶层头领平重盛 曾向中国宁波阿育王寺施舍黄金 , 阿育王寺的长老拙庵德光作为还礼 , 赠送给了平重盛一只龙泉窑 中的精品青瓷茶碗。这只茶碗东渡后受到了日本人的无上喜爱 , 至 15世纪后半叶 , 传到了当时日 本的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政的手里。可是 , 碗的底部和壁部已出现了裂纹。足利义政感到十分惋惜。 他托人将此物拿到中国 , 希望中方能按原样再做一个同样的茶碗 , 但 15世纪的龙泉窑已不再生产 同类的产品 , 中国师傅只好用锯子把裂纹补好后还给了足利义政。
在此形势下 , 日本人不得不开始制作自己的和物。可以说 , 日本人对唐物的鉴赏引发了和物的 发生。
二 、 一部分唐物演化为日本茶道的茶道具
15世纪末 , 在唐物鉴赏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 一种新型的唐物鉴赏会 ) ) ) 茶会诞生了。茶 会为唐物的鉴赏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新的享受。在以往的唐物鉴赏会上 , 客人们只能观看文物的形 状、 花纹、 颜色 , 而不能捧在手里感受文物的内质 , 玩味文物的韵味。但在茶会上就不一样了 , 客人 可以把茶碗、 茶托、 香盒等拿在手里尽情地爱抚 , 并可以就手中的文物提出种种质疑与主人研讨。 这些比起单纯的唐物展示更能满足主人的展示欲望 , 又能让客人尽享唐物之乐。事实上 , 在没有照 相机的时代 , 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茶会活动来获取文物知识的。有的客人专为看唐物而来吃茶 , 有 的客人在茶会散后马上掏出纸笔 , 把刚刚在茶会上见到的唐物素描下来或用文字记下 , 以此来积累 自己的唐物知识。千利休 1就留下了这样的素描。在那个时代 , 衡量一个茶人的最主要的标准是 看他见到过多少唐物。日本茶道的 /意不在茶 0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萌芽期就已显露出来了。
还应强调的是 , 茶会为日本人鉴赏唐物提供了一套合理程序。比如 , 茶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添 炭 , 客人们就来鉴赏茶炉、 茶釜、 炭箸、 灰勺、 香盒 ; 第二项内容是用餐 , 客人们就来鉴赏饭碗、 菜碟、 酒杯 ; 第三项内容是吃点心 , 客人们就依次鉴赏点心盒、 点心盘 ; 第四项内容是吃茶 , 客人们就可以 鉴赏到茶碗、 茶勺、 黑釉茶罐等。最为重要的是 , 这些唐物是依次上场、 依次下场的。因而主客们的 目光是可以集中在一个唐物上并就其展开深入研讨的。这比起以往的走马观花式的鉴赏方法来 说 , 客人们可以鉴赏得更加细致深入 , 更加有滋有味。
随之而来的便有茶道具的精品化。试想如果主人有 10个香盒而只能在茶会上展示 1个的话 , 主人当然要再三遴选 , 取其精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人所需唐物的小型化 , 凡是适合拿在手里 把玩的、 与茶会有关的唐物价格便飞涨起来 , 而与茶会无关的大型香炉、 大型花瓶等反而受到冷落。 随之而来的更有日本茶道具的古董化 , 这样的茶具可以在茶会上引出更多的故事。就这样 , 在茶会
1千利休 (1522-1592年 ) 是日本茶道的大成者 , 日本审美意识的奠基人。
上出现的唐物有了一个新的代称 :茶道具。
至 16世纪末 , 在唐物茶碗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 在唐物茶碗的形状不适合日本点茶法 1的情形 下 , 千利休创制了碗底宽、 碗壁厚的黑釉乐窑陶茶碗 , 宣告了日本 /和物 0的正式诞生 , 日本茶道也同 时宣告成立。随后 , 千利休又利用本地的材料和技术指导创制了竹花插、 黑漆茶盒、 素烧陶花瓶等 适合日本风情的茶道具。这些和物与唐物一起构成了沿袭至今天的日本茶道具群。
三 、 唐物侍奉官的角色演化为日本茶道中的茶人 o
足利幕府自建立以来 , 就在将军府设有 /文化侍从 0一职。文化侍从们均为男性 , 统称 /阿弥 0。 阿弥本是对时宗 ?僧侣的称呼 , 因室町幕府将军本身属武士阶层 , 晚年几乎都出家住寺院 , 所以 , 其侍奉者必须冠有武士或僧侣的头衔。其实 , 阿弥群体的身份很复杂 , 他们是应将军文化生活各种 需要的各种人才。平日里他们负责将军府上的摆宴、 点茶、 陪酒、 插花、 布置房间等杂勤 , 当将军巡 幸或有歌会时要陪同将军评古论今、 赋诗做画。历代将军身边都有十几位这样的文化侍从。
在所有的文化侍从中最为出类拔萃者会被任命去管理唐物 , 也称 /唐物侍奉官 0。他们负责唐 物的收藏、 保管、 鉴别、 裱装、 出纳、 摆饰。而这一类唐物侍奉官本身又是唐物的持有者 , 有经济实力 的人。志贺太郎就指出 :善阿弥是东山御物水墨画 5雪景山水图 6(梁楷作 ) 的物主 ; 珠阿弥参与日朝 贸易 , 用所获利润援建了高野山金刚峰寺的西塔 ; 能阿弥曾提供资金协助东山御物佛画 5山王灵验
记绘卷 6的修复。 [6]另据家 智子的研究 , 能阿弥 #艺阿弥 #相阿弥家族曾做过今西宫庄园的领主 , 所
获利益支持了他们在幕府的文化活动 ; 相阿弥曾从经济方面参与过大德寺方丈的壁画制作 ; 阿弥们 在陪同将军巡幸大名馆邸 , 或为大名馆邸指导唐物鉴定、 唐物摆饰过程中曾得到过报酬。 [7]可以说 ,
这些具有经济实力的、 拥有唐物的阿弥们在为将军的唐物侍奉中获取了更多的文物知识和更高的 声誉 , 这些软性的收入在社会上可以换回更多的硬性收入 , 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之祖的村田珠光 (1423-1502年 ) 20岁时因厌倦寺院生活而逃离寺院。他 做过包括买卖茶道具在内的生意并获得了成功 , 又因精通唐物而扬名。他虽不是将军府的正式唐 物侍奉官 , 但与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能阿弥、 相阿弥有过交往 , 并向两位阿弥学习过插花 , 还通过 能阿弥的引见在足利义政面前点过茶 , 并通过上述关系见识到了将军府上最为高档的唐物。珠光 还频繁地参加茶会 , 开始时他被安排在末席 , 可是由于他唐物知识的广博 , 不久便被人们尊为上座。 他与名盛一时的一休宗纯和尚 (1394-1481年 ) 有过密切的交往。珠光从一休和尚处得到了珍贵的 唐物 ) ) ) 圆悟克勤的手书 , 这是流传至日本的中国禅宗和尚手书中最早的一幅。一休死后 , 一休的 弟子们合资为师傅建塔 , 珠光为最大的出资者 , 由此可知珠光的经济实力。
珠光虽然不是足利将军府上的正式的唐物侍奉官 , 但他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履行了一个唐物侍 奉官的职能。由于在 15世纪末期 , 唐物鉴赏会逐渐演变为茶会 , 珠光被后世的茶人认定为了日本 茶道之祖、 茶人。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中兴的武野绍鸥 (1502-1555年 ) 生活在室町幕府势力衰败、 战国枭雄织田 信长 (1534-1582年 ) 称霸日本的时代。由于将军府的没落、 东山御物的散佚、 茶会的兴起 , 唐物侍 奉官无从产生 , 唐物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中日贸易窗口的
市人收藏了占日本全 国总数 44%的精品唐物。 [8]而武野绍鸥即是 市的首富、 最大的唐物收藏家。由于武野绍鸥拒绝 1o?13世纪形成的日本净土宗的一个教派。
在这一小节里 , 多处参照了滕军 :5日本茶道文化概 论 6, 东方 出版社 1992年版。
日本茶道用高约 12公分、 宽约 7公分的茶筅在茶碗里将茶粉与热水搅拌饮用。
向织田信长进献唐物和屈尊做织田信长的茶头而被织田信长置于死地 , 并被没收了家产。所谓的 家产即是日本最精品的唐物。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主要用于茶会 , 武野绍鸥也是鉴赏唐物的名手 , 所以武野绍鸥被当作日本茶道的中兴、 茶人。
而 市的另外几位富豪、 唐物的大收藏家千利休、 津田宗及 (? -1591年 ) 、 今井宗久 (1520-1593年 ) 却甘做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1536-1598年 ) 的 /茶头 0。所谓茶头并非是每日侍奉在主 子身边的茶博士 , 而是一种臣服的象征。茶头们只是有义务将自己持有的精品唐物随时供主人欣 赏并经常参加主人的茶会。实际上 , 这是织田信长、 丰臣秀吉独取天下精品唐物的一种方式。同 时 , 茶头们又都是经济实权派 , 掌握着日本军火物资的调配权 (津田宗及就曾负责过丰臣秀吉侵略 朝鲜时的军火物资筹备事宜 ) 。所以 , 织田信长与茶头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武力与财力、 权力与金钱 的协作关系。茶头与唐物侍奉官相比 , 他们与主子的关系不那么紧密 , 有相对的独立性 , 但他们的 职责内容仍与唐物有关。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已演化为茶道具 , 因此千利休、 津田宗及、 今井宗久 也被称作了茶人。
1592年 , 丰臣秀吉赐死了千利休 , 同时 , 具有完全独立意义的、 重视唐物鉴赏过程中行为艺术 的茶人便诞生了。
四 、 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演化为茶道艺术
在日本 , 出于对唐物的崇拜 , 唐物鉴赏会上的唐物摆饰很早就受到了关注。在 5君台观左右帐 记 6(1476年 ) 的第二部分就记述了有关唐物的摆饰规定。大体分为 3项 :(1) 壁龛摆饰法 ; (2) 长条 案摆饰法 ; (3) 多宝阁摆饰法。其所指出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
p 在壁龛上挂画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 如果挂 3幅或 5幅 1组的画 , 则前面要摆饰三供物 (花、 烛、 香 ) ;
2、 如果挂 4幅 1组的画 , 则前面正中要摆饰 1只香炉 , 两侧要摆花瓶 ;
3、 如果挂 2幅 1组的画 , 前面则只摆饰 1只花瓶。
p 在长条案旁的柱子上挂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 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有唤钟 , 则柱子上应挂敲钟的小锤 ;
2、 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的是香笼 , 则柱子上不能挂敲钟的小锤 , 而要挂别的东西 ;
3、 在柱子上挂饰物时 , 应挂在面向唐物摆饰的柱面上。
p 在多宝阁上摆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 上层应放建盏 , 一定要配上雕漆的碗托 ;
2、 中层应放瓷罐子 , 一定要配上雕漆的小盘 ;
3、 下层应放雕漆的食盒、 吐骨滓方、 盘子。
4、 如果在多宝阁上摆饰 1套茶具 , 上层放两只大茶碗 , 中层放 6只建盏和 1个小茶罐 , 下层放 茶釜、 风炉、 水杓、 水杓筒、 火箸、 釜盖承、 清水罐、 灰勺、 灰帚。
5君台观左右帐记 6之所以要对唐物的摆饰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 , 恐怕是由于文化侍从们对堆 积如山的唐物不知如何摆置所致。为此 , 日本人考究出了上述的唐物摆饰方法 , 笔者称之为 /摆饰 学 0。这种摆饰学是日本人独有的审美意识的物化 , 它发生于 15世纪的唐物仕奉官 5君台观左右帐 记 6的作者之一能阿弥 , 大成于 16世纪末的日本茶道的大成者 ) ) ) 千利休。勿庸说 , 这种摆饰学是 日本茶道形成的主要契机之一。
因为日本茶道的前身是唐物的鉴赏活动 , 为了近距离鉴赏唐物 , 点茶与饮茶必须在同一房间进 行 , 点茶人与饮茶人必须近距离接触 , 由此 , 点茶的礼法就诞生了。早在 1438年 , 日本茶礼的雏形
就已出现。据 5南方录 6记载 :后花园天皇 (1419-1470年 ) 在足利义教生病时作为慰问品赐给了足 利义教 3件极品唐物 , 后被称为 /三种极真 0。即 :1只建盏、 1个黑釉茶罐、 1个青磁水罐。足利义 教病愈后 , 请后花园天皇来将军府吃茶。这一天 , 一位叫赤松贞村的美貌武士在将军的命令下用后 花园天皇送来的 /三种极真 0为后花园天皇点茶敬奉。唐物侍奉官能阿弥还为此特地编排了 /三种 极真摆饰法及使用程式 0。 /三种极真 0被摆饰在一个叫 /台子 0的双层黑漆茶具架子上 , 赤松贞村身 着礼服 , 其一招一式优雅流畅。由此 , 日本茶道礼法之源 ) ) ) 台子点茶礼法便诞生了。茶会逐渐演 化成一种以吃茶为契机的行为艺术。
自 16世纪中叶起 , 比起唐物本身 , 唐物鉴赏过程中的行为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 有一次 , 武野绍鸥举办茶会时正值瑞雪初晴 , 树梢上挂满了雪团 , 如同梨花满树。按规定 , 茶室里一 定要有插花 , 但武野绍鸥破例没有这样做 , 而是把盛满清水的花器摆在了茶室的壁龛里 , 其名人之 举被人们传颂。至千利休 , 更是把茶会中的行为艺术的创新推向顶点。比如有一次 , 有人报告丰臣 秀吉 , 说千利休家的院子里开满了牵牛花 , 好看极了。丰臣秀吉便示意千利休为他在某日的清晨举 行一次茶会 , 以欣赏那满目的牵牛花。那一天 , 丰臣秀吉兴致勃勃地进了千利休的院子 , 可是所有 的牵牛花都被利休剪掉了。丰臣秀吉不禁恼怒起来 :/这不是捉弄我吗 ? 0可是 , 当他来到茶室时 , 他 发现一缕月光穿过茶室的天窗射在壁龛的花瓶上 , 在花瓶里 , 一枝洁白的牵牛花含着露水展示着无 限的生命力 , 丰臣秀吉为此惊呆了。为了此次茶会 , 千利休剪掉了一片牵牛花而只保留了一朵 , 这 既表现了利休对丰臣秀吉的崇敬之意 , 又为人们留下了无限的艺术想象的空间。
千利休在茶会上所创制的一系列的行为艺术很快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并得以推广 , 与之相反 , 丰臣秀吉费尽心机猎取来的各色唐物却一路贬值 , 这无疑引起了这一天下霸者的大怒。 1592年 2月 28日 , 丰臣秀吉赐千利休剖腹自杀 , 同时也宣告了日本茶道的正式形成。
结 语
综上所述 , 日本人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习得了审美的情趣 , 在唐物不足的情势下创制了和物 ; 在唐物鉴赏会演变为茶会的同时 , 一部分唐物也演变成了茶道具 ; 唐物侍奉官经 /茶头 0的过渡而演 化为茶人 ; 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终于演化为了茶道艺术。
15、 16世纪的明朝朝贡册封外交对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均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 , 日本是接 受其影响最深的国家。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经济尚不够发达 , 所以随遣明使东渡的唐物发挥过假 性货币的功能 ; 又由于当时的日本尚没有建立自己民族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系 , 所以对唐物的鉴赏就 成为了日本人审美情趣的孕育过程 ; 还由于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有海域隔离 , 所以日本人可以 用独特的审美标准和方式鉴赏唐物 , 致使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演化为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艺术。总 之 , 由日本遣明使所带来的唐物对 15、 16世纪日本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是中华文明在域外得到
弘扬的典范之一。
(下转第 99页 )
(三 ) 问题与不足
亚历山大的新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国家支持并参与新地区主义浪潮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 释。在全球 -地区 -国家 -国内四个层次的因素中 , 亚历山大成功地完成了地区与国内层次关联 的建立 , 即证明了印尼后苏哈托时代自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之间的共存 , 亚历山大敏锐地发现了自 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在消解国家主权中所达成的 /默契 0。然而 , 他也忽略这样的问题 :
1、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 地区机构 (东盟自贸区 ) 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占的分量 , 远远不能 与东南亚国家和外部发达国家地区相比 , 因此 , 这二者之间的不冲突的 /共生 0状态 , 在一定程度上 不如说是相互关联并不密切的另一种表现 ;
2、 亚历山大反复指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以信息充分、 民众主导、 多元参与为 前提 , 他认为民众对地区整合信息的不了解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区域化的关键。然而东 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表明 , 即便可以做到信息充分、 民众参与 , 也无法证明地区一体化与国内各 阶层利益是正相关的。我们从欧洲的一体化的实践来看 , 国家 (精英 ) 主导 ,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推 动国家行动的最有效方式。可见 , 民众主导的国家转型也许的确可以更加促使主权的瓦解 , 但是民 众主导的地区整合进程可能未必比国家主导的进程更加顺利 , 而且行之有效。笔者认为 , 亚历山大 所提出的地区化一体化方案有如东盟宪章中 /推进民众导向的东盟 , 鼓励社会各阶层参与东盟的整 合与共同体的建立 , 并使他们从中获益 0的原则 , 那么 ,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 如何实现这一原则 ? 这 也许是未来若干年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实践需要解答的问题。
总之 , 尽管该书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尚未很好解答的问题 , 但是仍旧不能掩饰其中的智慧亮 点 , 很明显 , 亚历山大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推进。
[责任编辑 :司 韦 ] (上接第 96页 )
[7]家 智子 :5山科家今西宫 r a 0k 诸 问题 ) ) ) 7相阿弥书状 8r 手 , +j K 6, 5芸能史研究 6(158号 ) , 2002年 7月 , 第 57页。
[8]滕军 :5中日茶文化交流史 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4年 , 第 171页。
[责任编辑 :司 韦 ] Kango Trade and the Naissance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TE NG 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Represented mainly by Japanese Tea Ceremony, the unique Japanese aesthetic perspective consti tutes the core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rt. We can rarely see studies ab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aesthetic perspective, while the few Japanese domestic articles mainly concen trated on its relation with the Japanese Shin to religion. The following pages attemp t to ex -amine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ino -Japan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 the Kan -go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and Chinese goods . influence on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Kango trade, Chinese goods, Higashiyama Royal Object, Japanese T ea Ceremony
范文四:论明朝勘合_朝贡_贸易的性质
2009年3月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Comprehensive Edition )第9卷第1期(综合版
2009年第1期Vol .9No .1
●史学研究
论明朝勘合(朝贡)贸易的性质
李
银1,张增强2
(1.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2. 河北经贸大学期刊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要:明朝,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压力,屡屡实行海禁政策,而勘合制度是其实施海禁政策的重要手段,勘合
应用领域主要扩展为行移往来与对外关系。由于勘合对朝贡年限、停船港口、进贡船数和随从人数以及贡品的种类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朝贡贸易的有序管理;另一方面,则促使了大规模走私的形成。关键词:明朝;海禁政策;勘合(朝贡)贸易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09)01-0058-04
对于明朝的对外贸易,学术界已做过不少的讨魏华仙等主要阐述了明朝海禁政策以论:陈尚胜、——市舶司的设废及演变;及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朱亚非主要对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进行了考察;吴光会、向远莉等主要从海禁政策变化的角度分析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这些学者都看到了明朝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曲折性与规范性,但却鲜有提及由勘合制度所体现出的有明一朝对外贸易管理的“推波助澜”作用。缜密性,以及勘合制度对走私的对此,笔者就这一论题提出管见,以求教于诸师。
西汉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裴骃《集解》引应劭语云:“铜虎符第一至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第五,国家当发兵、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则颁给同一郡国守相的虎符、使符有多枚,并五。”
不同的守相所持者是否有区别,则不有编号。但是,
能肯定。不过按道理,每对符都应该具有惟一性的唐代特征以资区别。在门禁与仓库出纳的管理中,也有符券的运用。如《唐六典》载,官员支粮要凭木契,进宫要凭鱼符。勘合是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广“洪武四年,令内外仓库放支钱粮,内则后出现的。
中书,外则行省,第其字号为符券,然后放出。”万历《明会典》将此例归入“户部、勘合”目下,说明有明与勘合也一朝将此符券视为勘合。从它的形式看,是一样的。由此也可推知,在明朝推广勘合制度之前,勘合这一形式已有某种程度的运用。
明朝伊始,海外贸易就被限定于严格的“朝贡”仪式之下。明人王圻说“: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这种朝贡贸易,必须持带勘合、贡即不许其互市。”
表文。王圻说“:夫贡者夷王之沂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
这里说到的“表文”,是指海外国家王朝给予其所派遣的朝贡使节的外交公文。明人郑舜功说“: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在表文之中,又有一种“金叶表文”———“表用金叶,长一尺余,阔五寸。刻以本
一、勘合的起源与勘合贸易
勘合是明代政府行政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纸质凭证或文书。就其字面意义和作为一项技术性的制度而言,乃是将两半文书合在一起,通过对其印识字号与内容的比较、勘验,以辨别真伪、防止欺诈。明代勘合的种类很多,但就其共同特征而言,含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半印,又称骑缝印;二是字号;三是底簿(号簿)与勘合纸。明代勘合是古代符券制其防度的继承和发展。战国至元朝时调兵用虎符,伪的构想与勘合是一致的。虎符为铜铸或金铸,虎形,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左半留朝廷,右半予统兵虎符的剖开面有榫将帅或地方长官。从出土物看,
卯,背部剖割线处铭文被分割,因而只有用同一虎符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使铭文、榫印完全相符。
收稿日期:2009-01-04
作者简介:李银(1984-),女,湖北襄樊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2007级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外贸史;张增强
(1961-),男,河北栾城人,河北经贸大学期刊部编审,研究方向经济史、工商管理及编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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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李银,张增强论明朝勘合(朝贡)贸易的性质
国书。”一般说来,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等国朝贡,多用金叶表文,大抵表示这些国家的王朝对于朱明王朝的尊敬。
勘合制度开始实行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是年,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授予暹罗、占城、真腊等国。规定,凡贡使至中国,必先验证勘合之真伪,无《明勘合或使用假勘合者拒绝入贡并捉拿法办。据会典》记载,明代共向15个国家(地方政权)颁发了朝贡勘合,他们是: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朝贡勘合是一种长约80公分、宽35公分的证明文件,上用朱红色墨汁盖上“※字※号”的骑缝章,一半为勘合,另一半为底簿。以暹罗为例,明政府将“暹”字号勘合100道及“暹罗”字号底“罗”字号勘合一百道及簿各一扇收藏在内府,把“暹”字号底簿一扇给予暹罗,把“罗”字号底簿一扇暹发往广东布政司,每逢改元,则更新换旧。这样,罗在规定的朝贡期限派船到中国时,每个使团携带贡品名称和数勘合一道,上面填写使团人员姓名、量等内容。由广东布政司初步核对底簿后,将使团将护送到京,再将勘合进行详细核对。贡使回国时,勘合制度的推中国的回赠品一一列上。由此可见,
行,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发展到极其完善和缜密的程度。
舶司,旋于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以距京师太近为命军卫有司封籍其数,送由裁撤。凡至太仓的番舶,
赴京师。不久又设市舶司于浙江宁波(明州)、福建广东广州。并对每一市舶司负责掌管的海外泉州、
朝贡国家作了具体的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后因倭寇的干扰)废止此三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
成祖朱棣执政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成祖一方面十分重视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派遣郑和下西洋,扩大和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恢复和加强管理贸易的机构是其重要表现。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洪武七年废止的泉州、宁波、广州三市舶司。史称“:上以海外番国有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须有官福建、广东设专主之,遂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又因海外诸番贡使益“福建曰来远,浙多,乃命三市舶提举官各设驿馆,
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专门负责款待外国贡使及其随从人员。在广州的怀远驿建于西关十七铺蚬子步,共有房舍120间。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园朝贡者。宣宗开始起用太监管理市舶司,以后的继承者多仿效。世宗,日本使者入贡,明市舶中官员嘉靖二年(1523年)处理不当,日本使者竟大肆劫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认为倭患是由市舶司引起的,于是罢除福建、浙江日本商两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市舶司既罢,贾往来自如,明朝沿海一些奸豪又与之勾结,“法禁。二十六年(1547年)倭寇百艘海无所施,转为寇贼”船久泊宁、台不去,数千倭人登陆抢动掠,酿成大祸,海上遂无宁日。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大掠福建、浙江、南直隶。朝臣虽有重置市舶司以利贡市的议论,但终为兵部所阻而未果。三十九年(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力主恢复三市舶司,获部通过,乃复置三市舶司。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巡抚刘畿上折言近海奸民侵扰,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难关防,争得户部同意后,九月罢除宁波市舶司,福建市舶司亦是开而复禁。直到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才恢复浙江、福建两市舶司,连同广东市舶司,均于该年二月份遣中官太监领其职位,以济国用。
(二)抽解制度
对前来朝贡的国家,要举行朝贡仪式,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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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勘合(朝贡)贸易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明朝政府非常重视勘合之政,每视为“国家要务”、“西鄙重事”。朝贡国家,都由明政府发给“勘合文凭”,以防冒伪。另外又对朝贡年限、停船港口、进贡船数和随从人数以及贡品的种类等都作了严格的为保证勘合贸易畅通无规定,只能按规定进行贸易。阻,明政府确立和实施了一系列组织和管理制度。
(一)管理机构
明朝官方贸易就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勘合贸易,又叫贡舶贸易,由市舶提举司掌管,“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市舶司地点的选择主要是据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而定。但设多少市舶司,维持多久,则随国内外客观环境和统治者主观因素而变化。有明一代,市舶司设置与罢废变化之多之快,是其对外贸易政策变化频繁的一个最主要表现。
太祖洪武初,在太仓黄渡(今江苏太仓镇)设市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1期
相当繁琐的手续,同时明确规定其朝贡日期,路经“:夫贡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和来船数目。史称
金叶勘合表文为验”。所谓“勘合”,就是明王朝给予表朝贡国家的朝贡凭证。凡来贡舶必需携带勘合、文、号薄、市舶司与之对号薄,并验视表文方物,皆无诈伪,才准入贡。他们运来物品,除贡品外,其余货物,运到京师的,由礼部派员监督,在会同馆开市; 运到市舶司所在地的也可以互市。
课税的内容起初是抽分即抽解货物,早在孝宗王妃及使弘治时就已明确规定,凡番国进贡,国王、臣等附来货物,十分之五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王妃的货物,给钱六以钱钞相兼支付。如系国王、
分,钞四分;使臣人等的货物,给钱四分,钞六分;但奉旨特免抽分者不在此例。实际上至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始提议暹罗、满刺加等国船货,俱按十分之三抽,贵细货物均行解送京师,粗重货物变卖后)至世宗嘉留备当地军饷,其后正德十二年(1517年)改为十分抽二。抽解货物的“抽分”靖五年(1526年制在行政处理上有许多困难,甚至有失公平之处。穆“抽分”的宗隆庆年间,夷商狡诈报货不实以及负责官吏贪赃枉法、遂改“抽分”制为“丈抽”,以银两计分等课税。万历三年以后颁为算,以船舶广狭为准、由免税而改为定例。明朝对贡舶附来番货的进口,
“抽分”货课税,是贸易政策的重大改革;而课税由物到“丈抽”银两则是其贸易政策的另一重大转变。
人,甚至十万人横行海上。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提督,他到任后雷厉明朝任朱纨为浙江巡抚、
风行,着力整顿海防,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被迫自杀。朱纨死后,“海禁”随即大驰,走私贸易更加猖獗。总之,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一直史不绝书,其不见史书记载者更不知有多也从反面说明商民出海贸易少。而政府一禁再禁,不在少数。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经历了近200年之久的明朝“海禁”政策从此结束。私人海外贸易取得合法地位,商民出海贸易巨增,其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海禁一开,“五方之贾,熙熙水国,的程度。据记载,
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当时由月港出洋的商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据推官萧基所述:“洋船多以百计,少长约七八丈。”
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出海贸易16世纪70年代,每年前往马尼的商船也与日俱增,
拉的中国商船约12-15艘;80年代每年约20艘;90年17世纪初每年约40-50艘;最多时曾代每年约30艘;
达60艘。贸易额也迅速增长,据西班牙人记载,1575-1585年平均每年为20万比索;1598年已达80-100万比索,而到1609-1610年则高达200万比索。其贸易地点据王胜时在《漫游纪略》中介绍:西至欧罗长崎,遍历东南亚等24个国家巴,东至日本之吕宋、和地区。
(二)勘合贸易对走私的“推动”作用
1. 勘合的内容限制了贸易的规模。“海禁”时期,明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市场,带有浓重色彩的“朝贡”贸易是惟一合法的海外贸易形式,这一“厚往薄来”的贸易给明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政府对朝贡贸易的时间、贡舶、人数、贡道作了由浙江宁波府入贡,永种种限制。如日本十年一贡,
乐时定正、副使不超过200人,宣德时定船不超过3艘,不超过300人。其贡品主要以满足朝廷的需要为主,这种限制性的贸易根本不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私人贸易恰好弥补了这种缺陷。而“禁愈严,则豪势之利愈重”,走私贸易更是趋之若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海禁”对私人贸易有推动作用。
2. 勘合上关于商船的标志使合法来华船舶的数量有限。晚明广州府的衙门大都企图插手市舶、
三、勘合贸易与走私
(一)明朝私人海外贸易
以隆庆元年(1567年)为分水岭,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大致经历了“海禁”和有条件的贸易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洪武三年、四年、二十七年分别颁布过“海禁”政策,以后成祖、宣宗、英宗、代宗、宪宗等也重申、而且日愈严厉地执行“海禁”政策。但是,“海禁”政策阻止不住蓬勃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而且,禁愈严,番货价愈高,犯禁出海的船只愈多。史籍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广东沿海地方多私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通番舶,络绎不绝”,结果“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可见,私人海外贸易并未因“禁”而止,反而在“海禁”高峰期,私人海商为了冲破政府的海禁政策,发展海上贸易而内外勾结,形成了具有海商和海盗两种身份的海上走私集团。他们往往聚众万·
史学研究李银,张增强论明朝勘合(朝贡)贸易的性质
插手缉私,非法敛财。明朝末年,广州府所有合法出洋的商船都有编号,都在船上打上烙印。负责打烙印的官员就以“查船为名”,有钱入手,走私船可以“无钱烙船编号,变成合法商舶,畅行无阻地走私,入手,好船亦故勒。”就这样,打击走私的措施就竟成为不良官吏“恣其包,营其溪壑”的手段。颜俊彦“:良法美意,地方攸赖,但昔人有言,有治感慨地说法无治人。”
此外,明政府对私人贸易的限制,使出口商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减少,造成中国商品的海外价格上涨,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中外商人不惜铤而走险,甚至与官方兵戎相见,导致了走私贸易的猖獗。
是维护这种保守自大政策的工具。须声明的是,勘合作为一种行政稽核技术,本身并无价值的是非。它的作用与性质依政府的性质与政策为转移。由于停船港口、进贡船数和随从人勘合上对朝贡年限、
数以及贡品的种类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朝贡贸易的有序管理,另一方面则促使了大规模走私的形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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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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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压力,明朝屡屡实行海禁政策,而勘合制度是其实施海禁政策的重要手段,勘合应用领域主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与对外关系。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政制更加集权化、政策趋于保守的特征。宋元政府对海外贸易都持积极的态度,并从中获取厚利。明廷一改此策,转而走向海禁,将对外关系仅作为一种维(贸易)勘合则持其天朝大国虚荣心态的手段。朝贡
责任编辑:学责任校对:浩
诗宇
The Nature of Tribute Trade in Ming Dynasty
Li Yin, Zhang Zengqiang
Abstract:Ming Dynasty has from time to time implemented ban on maritime trade due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home and abroad. Tribute trade as one of the measures to impose the ban is used mainly for the purpose of foreign relations. The strict limitation on the tribute year, entry port, number of tribute boats and delegation and the types of tributes has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tribute trade and on the other hand stimulate the widespread smuggling. Key words:Ming Dynasty; ban on maritime trade; tribute trade
61·
范文五:勘合贸易与日本茶道的诞生[1]
2009年第 1期 南 洋 问 题 研 究
N o. 12009 (总第 137期 ) S OUTHE AST ASI AN AFFAIRS G eneral Serial N o. 137
勘合贸易与日本茶道的诞生
Ξ
滕 军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北京 100871) 摘 要 :形成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 , 15。
关键词 :; :3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9) 01-0091-06
日本文化是受中国大陆文明的影响而发生 、 发展起来的 , 其民族文化的形成比较晚 。 15、 16世 纪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时期 , 茶道 、 能乐 、 花道 、 枯山水庭院等日本独特的艺术都在此期间孕育成 熟 ,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也同时确立 。 在这一过程中 , 由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所确 立的唐物 ① 的价值体系及其审美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艺术形成的平台 。也就是说 , 日本的民族文 化是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 ,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是在否定中国的崇 尚豪华精美 ② 的审美意识中孕育的 , 和物的价值体系是在与唐物的价值体系的抗争中诞生的 。本 文将就唐物与日本茶道的联系进行阐述 。
一 、 对唐物的鉴赏引发和物的诞生
日本人对唐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 、 从模仿唐物到创新和物的过程 。 日本历史上的唐物风潮是从 14世纪开始的 。 自南宋时期开始 , 日本的民间人士大批自由地来 华访问 , 为日本列岛带去了大量的唐物 。 这些唐物被权势者占有 , 成为他们炫耀身份的标志 。 一部
?
19? Ξ收稿日期 :2008-11-18
作者简介 :滕军 , 女 , 北京市人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 博士 。
① 指 14世纪至 16世纪东渡到日本的中国精品文物 。
② 这里对中国审美意识特征的描述只是为对应日本审美意识特征而言 。
描写日本南北朝战乱时代 (1336-1392年 ) 生活的小说 《太平记》
(1371年 ) 上就记载着这样一段纪 事 :主人公佐佐木导誉 (1296-1373年 ) 出自权势之家 , 为了展示自家的唐物收藏 , 他经常以吃茶会
的方式邀请社会名流来家里鉴赏唐物 。 《吃茶往来》 [1]中描述了佐佐木导誉家的茶会 :吃茶亭的正
厅悬挂有四幅中国画 , 中间的两幅是彩色释迦灵山说法图 (为北宋画家张思恭所绘 ) 、 水墨观音普陀 示现图 (为南宋画家牧溪所绘 ) , 其两侧有普贤文殊像 。 其画像上的佛陀菩萨个个明眸丹唇 , 神态巍 巍荡荡 。 画像前面置有一供桌 , 上铺罩锦缎 。 摆有寒山拾得木雕像 、 青铜花瓶 、 黄铜香炉及调香用 具 。
从这一则史料中可以看出 , 佐佐木导誉的所谓 “吃茶会” , 可称是一个唐物的展示会 、 鉴赏会 。 大约写于 1331年的 《徒然草》 对当时的人们无节制地进口中国文物提出了批判 :关于唐物 , 说起来 除了药品之外没有什么非缺不可的 。就像中国书籍 , 我们自己有那么多抄书匠 , 完全可以抄写复 制 。 但一些商船不顾海难的危险 , 运回一些多余的东西 , 使唐物到处堆积如山 , 这是多么愚蠢的行 为 。
从 《徒然草》 的批判中可以看出 , 当时的唐物数量很多 , 充盈市场 , 但档次不高 。
可是 , 进入 15世纪以后就不同了 。 , 这
些唐物在中国都是一流的产品 。
① , 波一带的文物市场进行拉网式淘买 , ② 的
公方御仓 , 重视质量 。 到了 15④ 掌控 , 优质的唐物不再大量进 入将军府 。 , 明朝廷不再给日本遣明使大量的优质唐物 。但这种情 、 鉴赏 、 研究的深入 。
由能阿弥 《君台观左右帐记》 就是这一时期日 本唐物鉴赏活动的最高成果 。 被 《君台观左右帐记》 推举为 “上之又上” 的画家有 :王维 (擅人物 、 山 水 ) 、 宋徽宗 (擅人物 、 花鸟 、 鱼虫 ) 、 李公麟 (擅马 、 佛像 、 山水 、 人物 ) 、 徐熙 (擅花木 、 禽鱼 、 蝉虫 、 蔬 果 ) 、 赵昌 (擅花果 、 折枝花 、 虫草 ) 、 易元吉 (擅花鸟 、 水禽 、 山禽 、 獐 、 猿 ) 、 玉涧 (擅山水 ) …… (略 ) 。 如 上 , 能阿弥在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中能举出 177位中国画家 , 并且能记录下各位画家的擅长画题 , 还 能鉴别出良否 。 这说明将军府上的中国绘画收藏有相当大的数量 , 将军及文化侍从们对中国绘画 的认识领会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们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 , 不断学习 、 体味唐物的艺术形态和内涵 , 并逐渐开始模仿唐物 , 创作新唐物 。 能阿弥 、 艺阿弥 、 相阿弥祖孙三代就在水墨画上成就非凡 。先 后留下了 《花鸟图屏风》 、 《 白衣观音图》 、 《 观瀑图》 、 《 山水图》 、 《 潇湘八景图》 、 《 庐山观瀑图》 、 《 月夜
山水图》 、 《 黄山谷图》 、 《 腹摩布袋图》 等高水平的新唐物 。
[2]不仅是唐物侍奉官 , 在足利将军府的家臣当中也有在鉴赏唐物 、 创新唐物中留下成就的人物 。 雕漆唐物鉴定家族 “ 雕漆杨成” 就是其中的一例 。 《日本国史大辞典》 记载 :雕漆杨成家族代代擅长 雕漆工艺品的鉴定 、 制作技术 , 其初祖长充侍奉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 (1358-1367年在
?
29? ① ② ③ ④ ⑤ 细川和大内为争夺与明朝的贸易优先地位 , 在宁波发生争斗 。 在争斗中杀死了中方军民 , 烧毁了中方房舍 。 细川和大内均为当时的战国大名 ,1467年至 1573年为日本的战国时代 , 室町幕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 战 。
最著名的将军府邸坐落在京都的东山 。
将军是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
特别是漆器 , 因永乐皇帝喜爱漆器 , 在京城开设皇家专用作坊 , 其产品多用做下赐品 。所以 , 日本多有收藏 , 反而中国少有收藏 。
位 ) , 因其制作的雕漆不亚于中国元代的雕漆名匠张成 、 杨茂 , 所以取张成 、 杨茂各一字 , 称为 “雕漆
杨成” 。 至第三代传人长贞 , 受足利义政将军之命 , 制作出了不少雕漆工艺品 , 为天下所知 。 [3]至今 ,
雕漆杨成的真正作品无法考证 , 但可见 5封雕漆杨成的亲笔唐物雕漆鉴定书 。
[4]不仅是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和家臣 , 担任唐物修理的工匠中也出现了新唐物的制作者 。 羽田五郎是 15世纪后半期的漆器修复工 , 住在室町时代最大的禅寺相国寺前的法界门附近 , 经手 修复了许多东山御物及优质的雕漆唐物 。 在日本茶道形成的初期 , 茶道独特的艺术形态需要独特 的道具 , 在唐物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 , 羽田五郎独创了用于盛装茶粉的黑漆薄茶器和用于浓茶 器托盘的黑漆四方盘 [5], 开创了日本人制作和物的先例 。
关于唐物的修复 , 在唐物青瓷上也有史例 。 12世纪后半叶 , 日本当时的武士阶层头领平重盛 曾向中国宁波阿育王寺施舍黄金 , 阿育王寺的长老拙庵德光作为还礼 , 赠送给了平重盛一只龙泉窑 中的精品青瓷茶碗 。 这只茶碗东渡后受到了日本人的无上喜爱 , 至 15世纪后半叶 , 传到了当时日 本的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政的手里 。 可是 , 碗的底部和壁部已出现了裂纹 。 足利义政感到十分惋惜 。 他托人将此物拿到中国 , 希望中方能按原样再做一个同样的茶碗 , 但 15同类的产品 , 中国师傅只好用锯子把裂纹补好后还给了足利义政 。
在此形势下 , 日本人不得不开始制作自己的和物 发生 。
二 15, 一种新型的唐物鉴赏会 — — — 茶会诞生了 。茶 会为唐物的鉴赏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新的享受 。 在以往的唐物鉴赏会上 , 客人们只能观看文物的形 状 、 花纹 、 颜色 , 而不能捧在手里感受文物的内质 , 玩味文物的韵味 。但在茶会上就不一样了 , 客人 可以把茶碗 、 茶托 、 香盒等拿在手里尽情地爱抚 , 并可以就手中的文物提出种种质疑与主人研讨 。 这些比起单纯的唐物展示更能满足主人的展示欲望 , 又能让客人尽享唐物之乐 。 事实上 , 在没有照 相机的时代 , 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茶会活动来获取文物知识的 。 有的客人专为看唐物而来吃茶 , 有 的客人在茶会散后马上掏出纸笔 , 把刚刚在茶会上见到的唐物素描下来或用文字记下 , 以此来积累 自己的唐物知识 。 千利休 ① 就留下了这样的素描 。 在那个时代 , 衡量一个茶人的最主要的标准是 看他见到过多少唐物 。 日本茶道的 “ 意不在茶” 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萌芽期就已显露出来了 。
还应强调的是 , 茶会为日本人鉴赏唐物提供了一套合理程序 。比如 , 茶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添 炭 , 客人们就来鉴赏茶炉 、 茶釜 、 炭箸 、 灰勺 、 香盒 ; 第二项内容是用餐 , 客人们就来鉴赏饭碗 、 菜碟 、 酒杯 ; 第三项内容是吃点心 , 客人们就依次鉴赏点心盒 、 点心盘 ; 第四项内容是吃茶 , 客人们就可以 鉴赏到茶碗 、 茶勺 、 黑釉茶罐等 。 最为重要的是 , 这些唐物是依次上场 、 依次下场的 。 因而主客们的 目光是可以集中在一个唐物上并就其展开深入研讨的 。这比起以往的走马观花式的鉴赏方法来 说 , 客人们可以鉴赏得更加细致深入 , 更加有滋有味 。
随之而来的便有茶道具的精品化 。 试想如果主人有 10个香盒而只能在茶会上展示 1个的话 , 主人当然要再三遴选 , 取其精品了 。 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人所需唐物的小型化 , 凡是适合拿在手里 把玩的 、 与茶会有关的唐物价格便飞涨起来 , 而与茶会无关的大型香炉 、 大型花瓶等反而受到冷落 。 随之而来的更有日本茶道具的古董化 , 这样的茶具可以在茶会上引出更多的故事 。 就这样 , 在茶会
?
39? ① 千利休 (1522-1592年 ) 是日本茶道的大成者 , 日本审美意识的奠基人 。
上出现的唐物有了一个新的代称 :茶道具 。
至 16世纪末 , 在唐物茶碗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 在唐物茶碗的形状不适合日本点茶法 ① 的情形 下 , 千利休创制了碗底宽 、 碗壁厚的黑釉乐窑陶茶碗 , 宣告了日本 “ 和物” 的正式诞生 , 日本茶道也同 时宣告成立 。 随后 , 千利休又利用本地的材料和技术指导创制了竹花插 、 黑漆茶盒 、 素烧陶花瓶等 适合日本风情的茶道具 。 这些和物与唐物一起构成了沿袭至今天的日本茶道具群 。
三 、 唐物侍奉官的角色演化为日本茶道中的茶人 ②
足利幕府自建立以来 , 就在将军府设有 “ 文化侍从” 一职 。文化侍从们均为男性 , 统称 “阿弥” 。 阿弥本是对时宗 ③ 僧侣的称呼 , 因室町幕府将军本身属武士阶层 , 晚年几乎都出家住寺院 , 所以 , 其侍奉者必须冠有武士或僧侣的头衔 。 其实 , 阿弥群体的身份很复杂 , 他们是应将军文化生活各种 需要的各种人才 。 平日里他们负责将军府上的摆宴 、 点茶 、 陪酒 、 插花 、 布置房间等杂勤 , 当将军巡 幸或有歌会时要陪同将军评古论今 、 赋诗做画 。 。
, 也称 。他们负责唐 物的收藏 、 保管 、 鉴别 、 裱装 、 出纳 、 摆饰 。 , 有经济实力
的人 。 志贺太郎就指出 :() ; 珠阿弥参与日朝 贸易 ,
; 《山王灵验
记绘卷》 的修复 。 [6], 相阿弥家族曾做过今西宫庄园的领主 , 所
; 相阿弥曾从经济方面参与过大德寺方丈的壁画制作 ; 阿弥们
, 或为大名馆邸指导唐物鉴定 、 唐物摆饰过程中曾得到过报酬 。 [7]可以说 ,
、 拥有唐物的阿弥们在为将军的唐物侍奉中获取了更多的文物知识和更高的 声誉 , 这些软性的收入在社会上可以换回更多的硬性收入 , 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之祖的村田珠光 (1423-1502年 ) 20岁时因厌倦寺院生活而逃离寺院 。他 做过包括买卖茶道具在内的生意并获得了成功 , 又因精通唐物而扬名 。他虽不是将军府的正式唐 物侍奉官 , 但与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能阿弥 、 相阿弥有过交往 , 并向两位阿弥学习过插花 , 还通过 能阿弥的引见在足利义政面前点过茶 , 并通过上述关系见识到了将军府上最为高档的唐物 。珠光 还频繁地参加茶会 , 开始时他被安排在末席 , 可是由于他唐物知识的广博 , 不久便被人们尊为上座 。 他与名盛一时的一休宗纯和尚 (1394-1481年 ) 有过密切的交往 。 珠光从一休和尚处得到了珍贵的 唐物 — — — 圆悟克勤的手书 , 这是流传至日本的中国禅宗和尚手书中最早的一幅 。 一休死后 , 一休的 弟子们合资为师傅建塔 , 珠光为最大的出资者 , 由此可知珠光的经济实力 。
珠光虽然不是足利将军府上的正式的唐物侍奉官 , 但他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履行了一个唐物侍 奉官的职能 。 由于在 15世纪末期 , 唐物鉴赏会逐渐演变为茶会 , 珠光被后世的茶人认定为了日本 茶道之祖 、 茶人 。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中兴的武野绍鸥 (1502-1555年 ) 生活在室町幕府势力衰败 、 战国枭雄织田 信长 (1534-1582年 ) 称霸日本的时代 。 由于将军府的没落 、 东山御物的散佚 、 茶会的兴起 , 唐物侍 奉官无从产生 , 唐物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位于中日贸易窗口的 市人收藏了占日本全 国总数 44%的精品唐物 。 [8]而武野绍鸥即是 市的首富 、 最大的唐物收藏家 。由于武野绍鸥拒绝
?
49? ① ② ③ 13世纪形成的日本净土宗的一个教派 。
在这一小节里 , 多处参照了滕军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 东方出版社 1992年版 。
日本茶道用高约 12公分 、 宽约 7公分的茶筅在茶碗里将茶粉与热水搅拌饮用 。
向织田信长进献唐物和屈尊做织田信长的茶头而被织田信长置于死地 , 并被没收了家产 。所谓的 家产即是日本最精品的唐物 。 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主要用于茶会 , 武野绍鸥也是鉴赏唐物的名手 , 所以武野绍鸥被当作日本茶道的中兴 、 茶人 。
而 市的另外几位富豪 、 唐物的大收藏家千利休 、 津田宗及 (? -1591年 ) 、 今井宗久 (1520-1593年 ) 却甘做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1536-1598年 ) 的 “茶头” 。 所谓茶头并非是每日侍奉在主 子身边的茶博士 , 而是一种臣服的象征 。 茶头们只是有义务将自己持有的精品唐物随时供主人欣 赏并经常参加主人的茶会 。实际上 , 这是织田信长 、 丰臣秀吉独取天下精品唐物的一种方式 。同 时 , 茶头们又都是经济实权派 , 掌握着日本军火物资的调配权 (津田宗及就曾负责过丰臣秀吉侵略 朝鲜时的军火物资筹备事宜 ) 。 所以 , 织田信长与茶头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武力与财力 、 权力与金钱 的协作关系 。 茶头与唐物侍奉官相比 , 他们与主子的关系不那么紧密 , 有相对的独立性 , 但他们的 职责内容仍与唐物有关 。 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已演化为茶道具 , 因此千利休 、 津田宗及 、 今井宗久 也被称作了茶人 。
1592年 , 丰臣秀吉赐死了千利休 , 同时 , 具有完全独立意义的 、 重视唐物鉴赏过程中行为艺术 的茶人便诞生了 。
四 、
在日本 , 。在 《君台观左右帐 记》 (1476) 。 大体分为 3项 :(1) 壁龛摆饰法 ; (2) 长条 案摆饰法 ; (。 其所指出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
:
1、 如果挂 3幅或 5幅 1组的画 , 则前面要摆饰三供物 (花 、 烛 、 香 ) ;
2、 如果挂 4幅 1组的画 , 则前面正中要摆饰 1只香炉 , 两侧要摆花瓶 ;
3、 如果挂 2幅 1组的画 , 前面则只摆饰 1只花瓶 。
●在长条案旁的柱子上挂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 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有唤钟 , 则柱子上应挂敲钟的小锤 ;
2、 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的是香笼 , 则柱子上不能挂敲钟的小锤 , 而要挂别的东西 ;
3、 在柱子上挂饰物时 , 应挂在面向唐物摆饰的柱面上 。
●在多宝阁上摆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 上层应放建盏 , 一定要配上雕漆的碗托 ;
2、 中层应放瓷罐子 , 一定要配上雕漆的小盘 ;
3、 下层应放雕漆的食盒 、 吐骨滓方 、 盘子 。
4、 如果在多宝阁上摆饰 1套茶具 , 上层放两只大茶碗 , 中层放 6只建盏和 1个小茶罐 , 下层放 茶釜 、 风炉 、 水杓 、 水杓筒 、 火箸 、 釜盖承 、 清水罐 、 灰勺 、 灰帚 。
《君台观左右帐记》 之所以要对唐物的摆饰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 , 恐怕是由于文化侍从们对堆 积如山的唐物不知如何摆置所致 。 为此 , 日本人考究出了上述的唐物摆饰方法 , 笔者称之为 “摆饰 学” 。 这种摆饰学是日本人独有的审美意识的物化 , 它发生于 15世纪的唐物仕奉官 《君台观左右帐 记》 的作者之一能阿弥 , 大成于 16世纪末的日本茶道的大成者 — — — 千利休 。 勿庸说 , 这种摆饰学是 日本茶道形成的主要契机之一 。
因为日本茶道的前身是唐物的鉴赏活动 , 为了近距离鉴赏唐物 , 点茶与饮茶必须在同一房间进 行 , 点茶人与饮茶人必须近距离接触 , 由此 , 点茶的礼法就诞生了 。早在 1438年 , 日本茶礼的雏形 ? 5 9
?
就已出现 。 据 《南方录》 记载 :后花园天皇 (1419-1470年 ) 在足利义教生病时作为慰问品赐给了足 利义教 3件极品唐物 , 后被称为 “三种极真” 。即 :1只建盏 、 1个黑釉茶罐 、 1个青磁水罐 。足利义 教病愈后 , 请后花园天皇来将军府吃茶 。 这一天 , 一位叫赤松贞村的美貌武士在将军的命令下用后 花园天皇送来的 “ 三种极真” 为后花园天皇点茶敬奉 。 唐物侍奉官能阿弥还为此特地编排了 “三种 极真摆饰法及使用程式” 。 “ 三种极真” 被摆饰在一个叫 “ 台子” 的双层黑漆茶具架子上 , 赤松贞村身 着礼服 , 其一招一式优雅流畅 。 由此 , 日本茶道礼法之源 — — — 台子点茶礼法便诞生了 。 茶会逐渐演 化成一种以吃茶为契机的行为艺术 。
自 16世纪中叶起 , 比起唐物本身 , 唐物鉴赏过程中的行为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比如 有一次 , 武野绍鸥举办茶会时正值瑞雪初晴 , 树梢上挂满了雪团 , 如同梨花满树 。 按规定 , 茶室里一 定要有插花 , 但武野绍鸥破例没有这样做 , 而是把盛满清水的花器摆在了茶室的壁龛里 , 其名人之 举被人们传颂 。 至千利休 , 更是把茶会中的行为艺术的创新推向顶点 。 比如有一次 , 有人报告丰臣 秀吉 , 说千利休家的院子里开满了牵牛花 , 好看极了 。 丰臣秀吉便示意千利休为他在某日的清晨举 行一次茶会 , 以欣赏那满目的牵牛花 。 那一天 , 丰臣秀吉兴致勃勃地进了千利休的院子 , 可是所有 的牵牛花都被利休剪掉了 。 丰臣秀吉不禁恼怒起来 :“ 这不是捉弄我吗 ? ” , , 他 发现一缕月光穿过茶室的天窗射在壁龛的花瓶上 , 限的生命力 , 丰臣秀吉为此惊呆了 。 为了此次茶会 , 这 , 。
, 与之相反 , , 这无疑引起了这一天下霸者的大怒 。 1592年 2月 28日 , , 同时也宣告了日本茶道的正式形成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日本人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习得了审美的情趣 , 在唐物不足的情势下创制了和物 ; 在唐物鉴赏会演变为茶会的同时 , 一部分唐物也演变成了茶道具 ; 唐物侍奉官经 “ 茶头” 的过渡而演 化为茶人 ; 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终于演化为了茶道艺术 。
15、 16世纪的明朝朝贡册封外交对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均产生过一定影响 。其中 , 日本是接 受其影响最深的国家 。 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经济尚不够发达 , 所以随遣明使东渡的唐物发挥过假 性货币的功能 ; 又由于当时的日本尚没有建立自己民族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系 , 所以对唐物的鉴赏就 成为了日本人审美情趣的孕育过程 ; 还由于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有海域隔离 , 所以日本人可以 用独特的审美标准和方式鉴赏唐物 , 致使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演化为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艺术 。总 之 , 由日本遣明使所带来的唐物对 15、 16世纪日本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是中华文明在域外得到 弘扬的典范之一
。
(下转第 99页 )
?
69?
(三 ) 问题与不足
亚历山大的新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国家支持并参与新地区主义浪潮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 释 。 在全球 -地区 -国家 -国内四个层次的因素中 , 亚历山大成功地完成了地区与国内层次关联 的建立 , 即证明了印尼后苏哈托时代自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之间的共存 , 亚历山大敏锐地发现了自 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在消解国家主权中所达成的 “ 默契” 。 然而 , 他也忽略这样的问题 :
1、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 地区机构 (东盟自贸区 ) 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占的分量 , 远远不能 与东南亚国家和外部发达国家地区相比 , 因此 , 这二者之间的不冲突的 “共生” 状态 , 在一定程度上 不如说是相互关联并不密切的另一种表现 ;
2、 亚历山大反复指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以信息充分 、 民众主导 、 多元参与为 前提 , 他认为民众对地区整合信息的不了解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区域化的关键 。然而东 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表明 , 即便可以做到信息充分 、 民众参与 , 也无法证明地区一体化与国内各 阶层利益是正相关的 。 我们从欧洲的一体化的实践来看 , 国家 (精英 ) 主导 ,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推 动国家行动的最有效方式 。 可见 , 民众主导的国家转型也许的确可以更加促使主权的瓦解 , 但是民 众主导的地区整合进程可能未必比国家主导的进程更加顺利 , 而且行之有效 , 亚历山大 所提出的地区化一体化方案有如东盟宪章中 “ ,
合与共同体的建立 , 并使他们从中获益” 的原则 , 那么 , , ? 这
总之 , , 但是仍旧不能掩饰其中的智慧亮 点 , 很明显 , 。
[责任编辑 :司 韦 ] (上接第 96页 )
[7]家 智子 :《山科家今西宫 をめぐる 诸问题 — — — 「 相阿弥书状」 を 手 がかりに 》 , 《芸能史研究》 (158号 ) , 2002年 7月 , 第 57页 。
[8]滕军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第 171页 。
[责任编辑 :司 韦 ] K ango T rade and the N aissance of Japanese T ea Ceremony
TE NGJun
(C ollege of F oreign Languages , Beij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Represented mainly by Japanese T ea Cerem ony , the unique Japanese aesthetic perspective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rt. We can rarely see studies ab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aesthetic perspective , while the few Japanese domestic article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its relation with the Japanese Shinto religion. The following pages attem pt to ex 2 amine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T ea Cerem ony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 ino 2Japan communication , and discuss the K an 2 g o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and Chinese g oods ’ in fluence on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K ey w ords :K ang o trade , Chinese g oods , Higashiyama R oyal Object , Japanese T ea Cerem 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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