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汪曾祺: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
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
汪曾祺
在云南腾冲吃了一道很特别的菜。说豆腐脑不是豆腐脑,说鸡蛋羹不是鸡蛋羹。滑、嫩、鲜,色白而微微带点浅绿,入口清香。这是豆腐吗?是的,但是用鲜南瓜子去壳磨细“点”出来的。很好吃。中国人吃菜真能别出心裁,南瓜子做成豆腐,不知是什么朝代,哪一位美食家想出来的!
席间还有一道甜菜,冰糖皂角米。皂角,我的家乡颇多。一般都用来泡水,洗脸洗头,代替肥皂。皂角仁蒸熟,妇女绣花,把绒在皂仁上“光”一下,绒不散,且光滑,便于入针。没有吃它的。到了昆明,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昆明过去有专卖蒸菜的饭馆,蒸鸡、蒸排骨,都放小笼里蒸,小笼垫底的是皂角仁,蒸得了晶莹透亮,嚼起来有韧劲,好吃。比用红薯、土豆衬底更有风味。但知道可以做甜菜,却是在腾冲。这东西很滑,进口略不停留,即入肠胃。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
皂角仁卖得很贵,比莲子、桂圆、西米都贵,只有卖干果、山珍的大食品店才有的卖,普通的副食店里是买不到的。
近几年时兴“皂角洗发膏”,皂角恢复了原来的功能,这也算是“以故为新”吧。
※选自:《草木春秋》※
范文二:汪曾祺
汪曾祺汪曾祺概述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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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人物评价
作品一览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相关事件汪曾祺与美食
平静淡薄的汪曾祺
人物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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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
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3]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
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
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
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薄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现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想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薄,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1]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江南作家徐卓人在许多小说里保留了吴语的韵味,引起了汪曾祺的浓厚兴趣,赞不绝口。他希望徐卓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深入研究吴语的魅力,保持自己的特点。”他还向她指出:“不要为了具有江南特点,过多地装点吴语的句式和词汇。”此述堪称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调理吴语颇有启
发。[2]
范文三:汪曾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 2012-12-07 16:21:46 作者:文/乌人 来源:《云南民族》2012第10期 浏览:253评论 0 条 汪曾祺(1920~1997年),江苏高邮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著名京派小说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作品很多,曾主撰《沙家浜》(样板戏)。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年),江苏高邮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著名京派小说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品很多,曾主撰《沙家浜》(样板戏)。
汪曾祺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这是关注汪先生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汪先生怎么就没有在西南联大毕业,这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有一次在汪先生家,我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您怎么没毕业?”汪先生的儿子汪朗笑着告诉我:“西南联大对体育要求很严格。老头儿体育考试总是不及格,所以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其实汪朗说的这话,我认为并非全部是事实。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等三门课程。想必除了对沈先生的三门课程颇有兴致外,其余各科大都随兴之所至,想听就听,不想听就都溜之乎也了。只要一有机会,汪先生就和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汪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时可真都是穷学生,但都活得很自在。哪位同学衣兜里有了几个钱,他们就跑到小酒馆里,对酒当歌,总是尽兴而归。有一次,一位同学的家里给他寄来一件棉袍,这位老兄连包也没拆,便拿到昆明街头和人换了几个钱,跑到小酒馆里,一顿喝了个精光。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想总少不了汪先生。有一回,汪先生喝酒喝得多了,便在昆明街头一躺,睡着了。不想,沈从文先生正好路过看见了,还以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过去扶。结果一看,不是别人,恰是他老先生的得意门徒汪曾祺,便把汪先生弄回家里,酽酽地泡了一壶浓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劲醒过来。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几年,我想其心思一定并不全在学业上,就像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而是一任自己兴之所至,放浪形骸,散淡处之,所以才没有毕业。
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毕业于西南联大西语系)接过话题说:“我那时听同学们说:中文系有个才子。”汪先生就笑着说:“我听说外文系有个林妹妹。心想:我去见见这个林妹妹。一见,是她!”我笑着接过话茬儿:“完了您们就……”于是,汪先生和夫人便会心地笑了。想想汪先生和夫人相敬如宾地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那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少有的好夫妻。举个例子,我每次到汪先生家,一拉起家常,总是忘记时间。每逢这时,汪夫人就和颜悦色地对汪先生说:“曾祺,快中午了,你看给小宋做什么饭吃?”汪先生便说:“好!知道了。你歇着去吧,我一会儿去做。”那神态,那语气,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原来汪夫人一辈子不会做饭,都是汪先生充当“主妇”的角色。
其实,汪夫人比先生还大一岁呢。夫人个子不高,却很善良,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而且长得就好像著名鼓书表演艺术家骆玉笙似的,看着就让人感到非常踏实。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那时,汪先生每写出一篇作品,沈从文先生都要过目,若觉得不错,就主动把汪先生的作品推荐给上海期刊
的朋友,予以发表,汪先生的文章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因为这样,有一次闻一多教授给他们留了一个作业,叫同学们每人写一篇文章。有一位同学没有完成,就把汪先生以前写过的作品要来抄写了一篇,交了上去。闻一多看了这位同学交上去的文章,很不高兴,对这位同学说:“你这篇文章,完全是汪曾祺的风格,怎么变成了你的名字?”弄得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老人家。”汪先生告诉我:“沈先生已经脑痴呆了,我去了他都认不出来,你就别去了……”说着,两眼含满了泪水。我便连忙换了一个轻松点的话题,才让汪先生慢慢从痛苦中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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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学者的典范!回忆任继愈西南联大二三
事 2012-12-07 16:39:28 作者:文/刘宜庆 来源:《云南民族》2012第10期 浏览:205评论 0 条 任继愈(1916~2009年),山东平原县人,著名宗教学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被称为“中国学者的典范”,生前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十分关心。2009年7月11日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日去世
任继愈
任继愈(1916~2009年),山东平原县人,著名宗教学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被称为“中国学者的典范”,生前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十分关心。2009年7月11日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日去世,国内学界极为悲痛。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誉为“凤毛麟角”。
他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具有大家风范,令后人景仰。
他就是从山东平原走出的一代学术大师任继愈,他始终谨记其师熊十力先生的教诲:“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任继愈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学者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一个大师的精神标杆。
我们聚焦任继愈先生在西南联大如何求学,来观察大师如何培养大师。群星闪耀、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在战时的昆明,笳吹弦诵,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中科院院士。任继愈先生的治学之路就是从西南联大开始的。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
任继愈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爆发时,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大。“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唱,任继愈和北大师生经历了南渡与西迁。
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68天。“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正是国难当头的这次旅行,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饱受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他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次“湘黔滇旅行”,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编辑动机:这是一所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大学,它由三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共同组成,豪华师资阵容齐聚校内;它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偏安西南一隅,保证了中国
的文化血脉在朗朗书声中延续;它仅仅存在了8年,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业内、蜚声各界的佼佼者。它,就是西南联大!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75年过去了,然而西南联大的历史并未随春花同谢。“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西南联大纪念碑的文字,浅唱轻吟,激越悲壮,讲述了联大在昆8年的不寻常历史。沿着那些刚劲有力的笔迹,我们仿佛也能遥想那些大师们在昆明度过的时光。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人的精神气质历久弥新。
七秩弦歌励耘,万千桃李芳菲。从西南联大走出的莘莘学子,尽管散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对母校的热忱和怀念促使他们多次回到这里探访,与老校友笑谈艰难岁月里安贫乐道的趣事。那段历史风云中刚毅坚卓的精神,那些灿若群星的大家,仅仅是他们留下的万千财富的一角。今天,沿着汪曾祺、任继愈、熊中煜三位西南联大学子的踪迹,共同追忆和缅怀那段如歌的岁月。
范文四:汪曾祺
汪曾祺 胡同文化 赏析
一、品内涵
乍看题目,学生不免疑惑: 胡同”怎么会和文化”连在一起? 胡同文化”是种什么文化?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能反映生活全部的概念,它是无形的,抽象的,它依附于一个个有形的具象得以存在,如建筑、器皿、饮食、民俗风情等,这些是一个地域独特文化的载体,要想认识一个地域独特的文化,就先得打量这种文化依附的载体。汪曾祺想要表现的是北京市民文化,他为之选择的是什么载体呢?决定北京市民文化的因素不只四合院、胡同这种居住方式,但居住方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汪曾祺选择了北京胡同作为表现市民文化的载体。
北京胡同到底有什么特点?学生很快会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发现,作者绘声绘色、饶有兴味地介绍了胡同的方位特点、产生、形成等,这些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下文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胡同连接起一个个盒子似的四合院,四台院里的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而且一住几十年,舍不得“挪窝”;讲究处街坊,但过往不多;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身为民主运动的民”,却对学生运动冷限旁观,路见不平也是“忍”字当头…… 在作者对一桩桩一件件的北京人生活细节的形象描绘中,学生很快就会领会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封闭、自足、忍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审视、剖析使学生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他们明白了,每一种抽象文化都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存在,而生活中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也许都蕴含着某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细细观察,认真体会,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常常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二、品感情
作者对胡同文化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汪曾祺出生书香门弟,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虽是江苏高邮人,但他大半辈子都在北京度过,耳满目染北京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北京文化的熟悉了解之深和喜爱之情。比如,谈到胡同取名的来源如数家珍,大哑巴胡同,羊皮胡同……每一个亲切的名字里似乎都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又如写胡同里那些熟悉的声音,剃头挑子的“唤头,磨剪子磨刀的惊闺”,算命盲人吹的短笛,似乎就响在耳旁;写北京人易于满足的生活,更是津津有味: 有窝头,就知足了…… 一虾米皮熬白菜,嘿!”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自己所熟悉并钟爱的一切都将随着四合院、胡同的消逝而消逝。当作者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的时候,他还会想起石老娘胡同里的故事吗?还能听到那时远时近的算命盲人的幽远笛声吗? 闲暇的时候,他还能拉棋友“杀上一盘,找酒友喝上“两盅吗?— —不能够了,这一切都将随着四合院上一个个大大的“拆”字而永远的成为了过去,他只能抚摸着《胡同之没》里的一张张照片回忆往事,这怎能不让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老人油然而生无奈、惆怅之情!所以在文章的束、末尾作者不无感伤的写到“有些四台院门外还保存着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 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但稍微细心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胡同文化喜爱但并不迷恋,对其消亡感伤但并不悲惜。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社会里,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怅望低回之余,也豁达乐观地对着将逝的胡同文化道一声“再见吧,胡同!”
汪曾祺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为正在消失的老胡同、已经枯朽的旧文化唱了一首
哀而不伤的挽歌。
三、品语言
本文是汪曾棋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言,所以他用平淡朴素、韵味十足的北京口语来表现乡土文化,更富表现力,比如,虾米皮熬自菜,嘿!”一个“嘿”字,用的是地道的北京人的口气。换成其它的任何一句都不能传达出北京人那种特有的满足与欣赏,再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咪着”又道出了北京人凡事都“忍”的性格。加一句北京人真有你的,流露出局外人的佩服与调侃。还有写胡同的衰败:“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更有一般扑面的感伤。把这些富表现力的句子挑出来让学生反复诵读,才能品出个中辣味。
这是一篇序言,作者却没有写成一篇关于照片的说明文字或是胡同回忆录,而是写成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文化散文。普普通通的胡同在作者的笔下却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一些日常生活小事在作者看来,都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表现,留心体察、留心积累,心中久有和积蓄,写起来才能左右逢源。
范文五:汪曾祺
幻灯片1
汪
曾
祺
——灯火万家城四畔,
星河一道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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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解放前夕
手稿《羊舍一夕》
汪曾祺在书房
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2]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汪曾祺的大学生涯本应于1943年结束,但因体育、英语成绩不佳而延宕一年。次年,虽两科皆已补考过关,但当局要求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须任“美军翻译官”职,否则作开除学籍论处。汪曾祺没有到任,故没有取得大学文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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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中。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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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生活
一个以真皮层去生活的人,才会嗅到花的香,看到云的出岫,惊觉雨水的冰凉。 --黎戈
汪曾祺一生,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是被十分随意地卷来抛去,在诸多的芸芸众生的故事中,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平常老百姓的角色,他甚至认为,
“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决定了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长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别敏感于生活的细节。他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来看待并关注生活的冷冷暖暖。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他说过:没有生活的启发,我就写不出。弥足珍贵的是,汪曾祺没有沉缅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汪曾祺将精深的人生体验赋予了自己的文学,也传递给了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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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
-- ---车尔尼雪 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生命是愉快的,恐怖的,美好的,可怕的,甘甜的,苦涩的而那便是一切。
去生活,不管怎样,不管什么地方。睁开眼睛,看文明席卷而去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想不到的不可想象的,兴许此候你才能对人对社会对自己说出点见解 ——杜伽尔
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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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活“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们当然还会记得,他说过:“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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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性
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
“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小说三篇》)“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 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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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百度百科的释义是指人们对于遭受苦难者和弱小者一种怜悯与关心爱护的情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残疾人。毫无疑问,这是种高尚的情怀,是正能量。然而,对于弱者来说,同情有时候是不那么好接受的。听另一个国外的故事。一位年老的盲人坐在街边乞讨,他的前面放置了一个用来盛钱的铜盆。有人从他身边经过,掏出了兜里所有的硬币扔到他的铜盆里,铜盆发出清
脆的敲击声,但乞丐无动于衷。后面一个人走来,尽管手里只有一枚硬币,但他弯下腰去,将硬币轻轻地放在铜盆里。这时,乞丐突然站了起来,向这位施舍者脱帽致意。前面那人大惑不解,问乞丐:我给的钱要比他多的多,为什么你不向我致意呢?乞丐说:因为他懂得尊重我。
这就看出了同情与尊重的差别,尊重是基于平等的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同情则不是,强者对弱者才叫同情。没有人愿意成为弱者,也没有人愿意被视为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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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尊重还是同情?
同情好不好?亚当·斯密和叔本华说好,视为最主要的道德。尼采说不好,认为会损害被同情者的尊严和痛苦的价值。我的看法是,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不妨结合起来。一方面,作为个人,在遭遇痛苦的时候,要尽量自己忍受和解决,不向别人诉说,不博取同情,这是自尊,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在帮助弱者的时候,不可伤害受助者的自尊自强。总之,尊重第一,同情第二,同情要以尊重为前提,才是好东西。
——《同情与尊重》周国平
言语终究是没有用。久久握手,就是妥协的安慰。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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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从容
不少人提到过汪曾祺文章的“水性”,“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水是曲线的,流动的,自由的,漫散的,自然的,生动的,这确实好象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动的韵律和自然的品格。生活太喧闹,太浮躁,人活得很疲倦,很累,需要安静,需要清凉,需要滋润。汪曾祺的“水性”便以从容而自然名士风度,营造出了一种滋润的声音,滋润的颜色,滋润的气息,滋润的光明,滋润的人生与人性。
汪曾祺不失为中国文坛的一位名士。
《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曾自夸:“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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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猥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
,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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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宽容对待悲哀,用智慧调侃辛酸,以平和淡然的心态对待世间一切,“不像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怕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磨练,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妥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的愈碎,香的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的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的一百岁感言》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学会表达,而是学会咽下。——苏岑
成熟与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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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谦虚
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有为他写传的想法,第一次向他当面提出来,他立刻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说:“立传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的事啊,我才写了几篇东西?不配,不值。”看他态度明确,说得那么坦诚而直率,我退而求其次:“那就先为你整理一份创作年表吧?”经再三动员,他才勉强同意。看到不少评论文章对他的作品评价越来越高,他不是沾沾自喜,反而有点坐立不安,后来干脆公开撰文作自我评价以正视听。他说:“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他说:“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甚至对自己的书画,他也谦虚地说:“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这是不足观的……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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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做好一件事
台湾着名剧作家、导演李国修,在懵懂年少时,曾对自己的父亲——台湾唯一会做京剧戏靴的人,抱怨过这样一句:做鞋做了一辈子,也没见你发财。没想到,李国修话音刚落就遭父亲痛骂:“你爸爸我从16岁开始做学徒,就靠着这一双手,你们五个小孩长大到今天,哪一个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衣裳?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算功德圆满。”没想到,“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算功德圆满”这句话,成了李国修的人生格言。
“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
事,就是‘开门、上台、演戏’”,践行这句话,让他享有“台湾莫里哀”的美名。
玛格丽特.米切尔一辈子只写过一部小说《飘》
把一个单品做到极致,就如同人生,一辈子有耐心去做一件事,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多路出击,最后一事无成。能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做好一件事,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多人不懂的。——《将单品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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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就改
小时候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之具”看到文章中有四个“□”,我以为汪老大有深意,就找了原文来看。我的大舅家住兴化竹巷里头,郑板桥的故居在他家门口,说起来我外公家应该是郑板桥的街坊。我在兴化买到过一本《郑板桥文集》,记得里面就收有《板桥家书》。
读了原文,知道“□□□□”是“暖老温贫”四字。
我以家乡文学青年的身份给汪老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概是请教他留“□”是不是有深意,也说我翻了《板桥家书》,知道这四个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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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寄到北京市文联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汪老在北京京剧院,马上得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
王树兴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关于炒米的四个字,我确实是失忆了,并非有意不写出,有什么深意。这篇散文将来如果收集子时,当根据你所提供的材料改正。你对我的文章如此认真对待,很使我感动。我因事忙,一般的读者来信很少答复,你的信,我觉得非答复不可。
南方周末“有错即改”
金扫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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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直幽默
作家汪曾祺曾经这样评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可爱的人,因为比较真诚。”
汪曾祺在与青年人交往中,常常自然地流露出善意的幽默,令人感到亲切,感到温暖,甚至得到某种关于人生的启示。1991年春,汪曾祺与一批首都作家到云南访问。看到同行的青年作家李迪被炎炎赤日晒成花脸,墨镜后雪白,镜外的鼻子黑且花。汪曾祺说:“李迪啊,为你写照八个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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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个文学青年在某个场合认识了汪先生,不久就到汪宅去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就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并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还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
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现。”
这个湖东的老人,他是善良而纯真的。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这个老人,他也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习了这些品格。他认为这个文学青年,从事一种很艰苦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允许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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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友善是种病
友善确实是种病,病就病在试图取悦所有人。过度友善的人,害怕拒绝,因为在他们看来,拒绝别人同样是一件伤面子的事。把面子看得比天还大,往往源于内心的弱小。事事害怕让别人失望,也是一种自卑。生活总得有点欺软怕硬。一个完全不懂拒绝的人,也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苏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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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个性:“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
这个老头是不随和的。我们多数时候,是误读了这位老人。以为他做做菜、画画画、喝喝酒,就好说话了。他是不随意附和别人的。他不会敷衍和应付。这从他的文学观就能看出,他在1986年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说:“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着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其实,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他六十岁后的认识,他二十七岁,在上海写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就庄严地宣布了“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之后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个性”。不久前扬州的杜海公布了汪曾祺一篇极短的逸文《说“怪”》,此篇也是他读了杜海给他看的习作之后写的读后感。他在文中希望家乡的文学青年,“要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能够继承扬州八怪的传统,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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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李国涛先生给我寄来了汪曾祺1987年8月写给他的两封信。这是两封非常重要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不被人了解,未免寂寞。被人过于了解,则是可怕的事。我宁可对人躲得稍远一些。”“让那些学我的人知道我是怎么回
事,免得他们只是表面的摹仿,‘似我者死’。——我很不愿意别人‘学’我。一个人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齐白石是予弟子许麟庐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亡”。
意思是:向我学习作画可以成功,而如果只是一味学习不懂创新,以至于完全和我的风格一样,那边没有了自己的风格,是没有出路的。
齐白石的关门弟子许麟庐模仿齐白石的对虾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人一般不能分辨出真假.也有很多人想学齐先生的画虾的对虾,但都不得要领.许麟庐为此很得意,有些飘飘然.齐先生看在眼里,并说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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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续诗品》之"著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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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风骨
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发着悲愤的喟叹,直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呼吁作家“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 (《文集自序》);“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录音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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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反右”和“**”的汪曾祺,回首间早已走出自己构筑的“随遇而安”的小巢,发出了自己心底恸然的鸣唱:“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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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桃曾照秦时月,
**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吃擂茶。
在汪曾祺辞世以后,特别祺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我常常独自一人对着这幅字出神。洞察世事饱经沧桑的汪曾祺,已进入宠辱不惊的人生至高境界,他通过作品向我们讲述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引导我们发现和认识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健康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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