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青铜器分类
铜器主要分为鼎、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量器、铜镜及杂器等九类。
鼎
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鼎有很小的,也有极大的,小的不足四寸,而鼎中之王应为1939年殷墟武官村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非常雄伟,不但在中国,在世界考古上也是最大的青铜器。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的。列鼎通常为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但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但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故这个记载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当然列鼎中的九鼎并非代表中央政权的九鼎。
酒器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爵这种酒器的命名,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象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故而名之。爵、角、斝均为饮器,但形制有区别。角无柱,尾和流均呈三角形的尖端。斝的容量一般较大,有两柱而没有流和尾。商末周初,出现觯,与爵组合一起,觥也是一种饮器,其形制有盖、有流、有鋬,下有方座或四足。至于作为饮器的杯、樽出现在战国中期,至汉而盛行。
储酒器主要有尊、卣、方彝、瓿、罍、壶等。尊、卣相配套使用。方彝出现稍晚,也与尊相配合。一组尊,卣或尊,方彝,在古代是尊贵的酒器,有人认为尊贵之“尊”是因此而来的。战国以后,大腹的圆壶自名为锺,也是一种酒器。汉代,方壶自名钫,扁壶在战国自名“钾”。有些储酒器内附有挹酒用的勺,勺为长柄,前端作杯状。禁也可称之为酒器,它是托在酒器下面的长方台座。
食器
青铜食具也是礼器,因为用什么样的青铜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真正意义的食器有簋、簠、敦、豆等,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盛黍稷等食物用的容器。其形制分为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商代晚期,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流行。周代的簋,圈足以下多附有方座,这是由于古代人席地而坐,食器附座,便于取食。簋有器形很大的,如周历王簋,高59厘米,重60公斤。簋与鼎相配,为偶数,如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可代表不同的贵族等级。春秋中期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春秋时代的敦圆体加盖,到战国时代,敦演变成盖器同形,全体呈卵圆形,俗称“西瓜鼎”。盨簋,敦同簋一样,呈偶数组合。
食器的另一类是豆。青铜豆有深腹的,有平盘的。战国时代有一种方体的豆,应叫“琦”。平盘的豆,自名为“铺”,可能即古文献中的笾,用以盛放干果肉脯之类。
水器
水器之中,最常见的是盘,匜。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匜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
鉴也是重要的水器之一,或者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其一,是盛水用以洗浴;其二,贮水籍以照面;其三,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
鉴这个字解作镜子、光照、审查,即源于此。
乐器
青铜制乐器的种类较多,最早的莫过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铜铃。其他如铙、钟、鎛、鼓、錞,于商代后期才流行起来。饶,流行于商代晚期,它的口朝下,上面有长甬,甬端置立于木制的器座上,演奏时,用木锤敲击器口的中间部位。饶可分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器形较大,有的重达150余公斤;另一种有五、三件大小不一,代表不同音阶的饶构成编饶。饶被倒置过来,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澈的音响,这就是钟。编钟的件数逐渐增多,能奏出复杂的乐曲。甬钟在悬挂起来时,是前后倾斜的。而鎛是一种平口的钟形乐器,是用环形的钮悬挂的,挂起来时,位置垂直,和甬钟不同。铜鼓在中原一带罕见,西南地区的大量铜鼓,是秦汉以后的,但地域色彩极浓。
兵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铸造技术也不例外。古代的青铜兵器和我们后来常见的十八般兵器有所不同,青铜兵器种类较多,如钺、刀、剑、戈、矛、铍、镞、殳、弩机、甲胄等等,功能和形状也较为原始。
最常见的青铜兵器是钺。它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中国青铜剑制作,其时代可上溯到商。西周早期出现柳叶形的剑。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长度可达1米以上。短剑应称之为匕首。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大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
铍其型似短剑,但能装长柄,多数呈柳叶形,茎部有一穿孔,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末年以后。
戈是中国青铜兵器最常见的一种,也最具特色。戈是从收割作物用的刀发展而来的,其使用方法与刀相仿,是用戈援或啄或钩,因而称为“勾兵”。最早的戈是直援的,随后在援下延伸出胡,加长了起杀伤作用的利刃,也便于装柄。戈内是起与援平衡作用的,后来也作出锋刃。
矛是刺兵。把矛装在戈柲的上端能钩刺两用的这种兵器称之为戟,西周时代出现了矛戈混铸成一体的十字形戟,战国流行卜字形戟,战国时期新发现一种三戈联装的戟。秦汉的戟变成了“片”字型,如三国时吕布“辕门射戟”的戟,在中国应是家喻户晓的武器。
装有长柄的砍斫武器刀,在商代就出现了,尤其在西北地区比较流行,把刀和戈结合铸在一起的兵器,称之为勾乾、戟,西周时期常见。
量器
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器包括度、量、衡三方面。用以度量长度的,主要是铜尺。测量容积用的量器,依其容积自命名,有撮、勺、龠、升、参(三分之一斗)、半(二分之一斗)、斗、斛等名称。称量重量的有衡,即天平。《墨子》一书中说,战国时期中国已有了杆秤,有了杆秤就应有“权”,但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实物,故尚待考证。
铜镜
中国铜镜起源较早,被确认最早的三件铜镜属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它们的制作较粗糙,但系青铜镜已无疑问。夏、商、西周早期也有铜镜发现,随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镜得以确认。这时期的铜镜都是圆形的,背面有很窄的钮,并有几何形或鸟兽形装饰。战国两汉时期,铜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品。此时的铜镜背面常有各种不同的铸塑装饰物如虎、龙等。还有的铜镜铸有篆书阳文,这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
社会史有参考作用。唐代是铜镜制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平脱镜、螺钮镜、金背镜、银背镜屡有发现,纹饰题体丰富多彩,制作水准极高,一些保存较好的唐镜仍能光洁如初,唐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走下坡路,五代北宋就基本上见不到铜镜流传了,这可能与玻璃镜制镜技术的输入及流行有关。
杂器
除了上述这几大类型的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宗教礼仪性质的用品,如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建筑饰件等。这类器物主要出现在战国以后,与青铜器功能发生变化有关。带钩、玺印、货币数量多,也有特色。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器物。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人面、神树等前所未见器物,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人像中最宠大的一件,高达2.6米,下有方座,上面站立人形,戴冠长衣、赤足,两手作握状,专家考证其应为宗教用具。人面里最大的一件,高64.5厘米,宽1.38米,长耳突目,隆鼻阔口,富有神秘色彩,这也应是宗教用具,或者是一种图腾。神树中最大的一件高有3.9米,上有巨龙和禽鸟花果。这些青铜器改变了我们对边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
范文二:商代青铜器赏析
商代青铜器赏析
商代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据《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大意是说成汤之时,包括西方的氐、羌在内的四方各族臣服于商。商朝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自汤至末代纣共17代,31王,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商、晚商两个阶段。我国对于商代文化的探索是分两步
展开的,1928年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立了晚商文化,而1950年以来对郑州二里冈商代文化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早商文化,到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商代文化序列,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商代文化和历史等有了全新认识。
第一节商代青铜器概述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因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的原因。这些青铜器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重要的墓葬或窖藏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以及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此外商代早期青铜器在河南北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大的发现。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并开始出现了铭文。
商代晚期是指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时期,即殷墟文化期。就青铜器的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冈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就完全有必要在商代早期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前,划出一个称为商代中期的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为两周时期青
铜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颠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第二节商代青铜器的分期
一、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其后河北蒿城、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山东大辛庄、河南偃师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同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相比,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论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或是工艺技术上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1、 造型特征
此时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其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当时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商代早期的青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铸造水平较高,但传世品较少。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 、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二里冈下层的青铜
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经相当厚重。此时期器物的体积也有所增大。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状,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与器腹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此时方鼎体形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部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都有“十”字形大方孔,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商代早期壶提梁类分为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且不设提梁的。
2、 花纹与装饰
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糙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在这时出现。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
作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兽面纹上、下常有圆圈纹作边框,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
3 、铭文特征
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出土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是族徽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上,有“亘”字,可认为是这一时期铜器上比较罕见的铭文之一。
二、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商朝早期与晚期文化分布中心分别在郑州、安阳两地。但商朝中期考古文化的中心则较为分散,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正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1、造型特征
商代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尊、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已出现的宽肩的大口尊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出现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
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2、花纹与装饰
此时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细而密集。一般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经较为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了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的话,无论是头像还是躯体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3、铭文特征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不过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1、造型特征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二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见于殷墟5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
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庄扁壶则风行扁壶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5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殷墟5号墓。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猪尊、醴陵象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中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
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5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代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且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188号墓出土的就有此种直壁 ;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5号墓有这类 。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土过一例,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5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椭方
体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殷墟5号墓出土爵近50器,却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但这种尊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饔(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5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愈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5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十五祀小臣俞尊、戌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的卣成组合出土;殷墟西区43号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出土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且有垂珥。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土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2、花纹与装饰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十几种动物纹。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3、铭文特征
这一时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然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在今后的金文研究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
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
商代晚期青铜饕餮纹大鼎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中期青铜饕餮纹四足鬲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马头刀(上)蛇首匕(下)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羊首勺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饕餮垂叶纹贯耳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中期青铜饕餮纹斝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四羊首甗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师达方彝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龙纹扁足鼎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中期青铜兽面纹壶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中期青铜兽面纹斝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共父乙觥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兽面纹罍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兽面纹盉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青铜兽面纹壶
(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寝孪青铜方鼎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饕餮纹青铜爵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饕餮纹青铜罍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饕餮纹青铜鼎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云雷地乳钉纹青铜瓿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兽形青铜觥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方格雷纹出戟青铜瓿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三鱼涡纹青铜盘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兽面纹龙首提梁青铜卣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夔龙纹青铜鼎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直线纹青铜簋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雷纹提梁青铜卣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鸟兽形青铜卣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夔纹青铜斝
(山西博物院藏)
商代青铜牺牛立人攀蓝
(山西博物院藏)
范文三:商代青铜器之美
商代青铜器之美
【摘要】本文以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为重点,分析了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史,又具体的分析了商代的纹饰尤其是饕餮纹,和由青铜器反映出商代的礼制和宗教
【关键词】商代青铜器,纹饰,礼制,宗教
青铜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青铜器在中国的历史已经有六千多年。早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黄铜片;在五千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就有了青铜刀;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后期许多遗址中,出土了坩埚残片、铜炼渣、铜锥、铜铃和青铜容器残片等有关青铜铸造的遗物。之后又到了商晚期,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青铜器由产生到发展,由简单变繁缛,由素面纹发展到各种纹饰,其礼制制度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其后又进一步推动后期青铜器的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
不得不承认商代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高峰时期。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种类就已经比较多了,也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铸造工艺。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已有了相当进步,并且使用了绿松石镶嵌技术。装饰花纹也出现了鼓面纹和弦纹等。尤其是兽面纹,更成为商周青铜器装饰中的主要纹饰,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商代晚期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其疆域分布和政治经济影响,要比商代中期更加扩大,其中青铜容器有鼎、鬲、爵、角、盂、觚、尊、簋、壶、卣、瓿、彝、觥、豆、盘等。这表明商代晚期社会经济有了大的发展,铸铜工艺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商代青铜器由简朴到繁缛的发展,除了经验的积累,人们能力的提高,不得不承认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在当时的兴盛,使奴隶主不再简单
的满足于对于青铜器在农业,手工业的使用,更加强调了青铜器的欣赏价值。由此等级制度形成。人们在死去后开始用青铜器祭祀。并且由祭祀品的多少,好坏,衬托出此人的等级,成套的礼器也由此得到发展。在商
器体现了宗法制度的雏形,反映出家族组成,族众权利,财产等一些社会基层组织状况。
二是商人宗教思想在青铜器器形发展和纹饰改变的影响。最突出的纹饰就是饕餮纹。饕餮纹是由各种动物拼凑而形成的集合体。这个表达了商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观念。对于饕餮纹的解释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由此观念来规矩人们的行为。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复杂,甚至在视线看不到的底部也有纹饰,有的器物上有几种动物纹,比早期的更为丰富多样。也展示出古代中国文化的光辉。 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器形中都蕴藏着商文化神秘的色彩,也体现出商代人对神灵,自然的感受以及自我认知。由青铜器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年代的宗教礼制,由青铜器我们可以感受那一年代的人文信仰,由青铜器我们可以追根溯源那一年代的中国历史。青铜器是文化物质的载体,带领我们解开那些年的秘密。
1杨宝成 《殷墟青铜器组合研究》载于 2002-05-30《考古与文物》期刊 【注释】○
【参考书目】
1. 李先登《浅析商周青铜器动物纹饰的社会功能》载于2009年05期《中原文物》期刊
2. 尹春洁 《浅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艺术》载于2006年09期《内江科技》期刊
3. 董亚巍《论商周青铜器与中国人的规矩》四川文物,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 1
○
范文四: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礼器包括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个大的门类:
(一) 饪食器主要的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铺、盂、俎、匕等器。
鼎 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等各种用途。最早的青铜鼎见于夏代晚期,以后历经各个时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器,因而变化也很大。大致有圆鼎、
方鼎、扁足鼎等形式。 (陶器相同)
鬲 盛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是大口袋腹器,西周中期以后鬲很盛行,常成组
出土,到战国后期自然消失。(陶器相同)
甗 蒸饭器,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青铜在商代中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末周初就较多。(陶器相同)
簋 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特别是西周时代,簋是重要的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飨场合,它和鼎配合使用。自西
周早期起出现一种方座簋,就是在簋的圈足下连铸一个方座。(陶器相同)
簠 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基本形制为长方
体,自口至足器壁斜坦,器盖相同,分置可成二器。
盨 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期,基本形制为椭圆
体,盖可仰置盛物。
敦 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期。其基本形制是上
下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也有上下不完全对称,或完全对称的。
豆 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青铜豆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但很少见。基本形制是
上有盘,其下长柄连圈足,有的有盖。青铜豆盛行于春秋战国。(陶器相同)
铺 盛放肉酱的器皿。外形与豆相相似,但盘边狭而盘底平,圈足甚粗而矮,多为镂空,青
铜铺见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
盂 大型盛饭器,它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形制一
般为侈口、深腹、附耳、圈足,形体都比较大。
俎 切肉、盛肉的案子,与鼎配合使用。青铜俎传世和出土都很少,或当时所用的俎多为木制,朽蚀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皆为商末、周初之俎,形制为长方形案面,中部微凹,案下两端有
壁形足,也有案下附铃的。
匕 挹取食物的匙子,考古发现匕常与鼎、鬲同出。青铜匕最早见于商代晚期,传世很少见。
体呈桃叶形,有长柄。
(二) 酒器主要有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瓿、盉、枓、勺、禁等。
爵 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
酒的流槽;流与杯口之际有两注,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下有三足。
角 饮酒器,形制与爵相似,但无流和注。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地少于爵,青铜角行于
商末周初。
觚 饮酒器,其形制为喇叭口、细腰、高圈足的容器。青铜觚初见于商代早期,主要盛行于
商末和周初。(陶器相同)
饮酒器,有椭圆体和圆体两种形式,侈口,束颈、深腹、圈足,大多有器盖。青铜觯初 觯
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亦甚流行。 (陶器相同)
斝 容酒器,行裸礼时所用,或兼作温酒器,形制为侈口、立两柱,深腹分段,圆底下有三
足,颈、腹间设一*可执。青铜斝初见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周初。
尊 容酒器,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酒器,上口侈大,下有圈足,青铜尊初见于商代中期,盛行商末和西周时代,尊的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尊等三类。(陶器相同)
壶 容酒器,壶有圆形、方形、椭圆形、扁形等形式,一般有提梁及盖,是酒器中的大类。青铜壶最早见于商代中期,流行的时间很长,自商至战国,秦汉以后尚可见到,器形的变化相当
复杂。(陶器相同)
卣 容酒器,是专用以盛柜的祭器。柜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卣有圆形、方形、椭圆形、鸟兽形等形式,并有提梁和盖,盖套在器口之外。青铜卣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到西周
早、中期。
方彝 容酒器,这类器皆呈方形,有屋顶形盖,截面是纵短而横长,腹部与圈足相连,圈足每一边的中央有一个缺口,分成四个规矩形的足。有的方彝两侧有耳,青铜方彝初见于商代晚期,
流行于商末周初。
觥 容酒器,口部一侧有流,腹部作椭圆形或长方形,下有圈足或四足,有盖,盖至流口的一侧往往饰兽头。觥的另一种形式是整器为兽形。有的觥内附有酌酒用的斗,青铜觥主要盛行于
商末周初。
罍 容酒器,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有盖酒器,其基本形式有圆体和方体两类,肩部两侧
有耳,正面腹部的下端亦饰一耳。青铜罍盛行于商末周初。 * 容酒器,器形为小口、大腹、平底,有盖。在*形消失或罕见时,正是*的行用之时。青铜*出
现于西周晚期,沿用到春秋时代。
瓿 容酒器,是大型的酒器,敛口、大腹、圈足。青铜瓿流行的时间很短,仅在商代的中、
晚期。
盉 酒器,盛玄酒,以调和酒味浓淡。形制为侈口、宽腹、下连圈足或三足,颈、腹间有一斜置的流,后有*、器有盖。青铜最早见于夏代晚期,早期的流置于顶上,晚期的有提梁,流行时间
很长,直至战国以 后。(陶器相同)
枓 挹酒器,是一个小杯连铸一条弯曲形的长柄,青铜枓最早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时代尚有。
传世和出土的都很少见。
勺 挹酒器,与枓的作用相似,所不同的是一个小杯连铸一条直柄。青铜勺大多是商代晚期
器。
禁 承酒尊的器座,有方形和长方形的两种形式,四面有壁,并有长方孔。青铜禁传世和考古发
掘都很少见,最早见于西周早期,春秋偶尔也有禁,流传甚少。
(三) 水器主要有盘、鉴等形式:
盘 承水器,与*配合使用,以之水浇于手,以盘承接弃水。青铜盘初见于商代中期。但为数
为多,自商末起一直流行到战国。形制为敞口、浅腹下有圈足或三足,两侧有耳。
最早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形制,口* 盛水器,与盘配合使用。青铜*
的前端有弯曲的流,椭圆形的腹部下有三足,四足或圈足,战国时代为平底。腹一侧有*可执。 鉴 盛水器,也可盛冰为冰鉴。形体一般很大,大口、深腹、平底,也有圈足,两侧有兽耳。青
铜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最为流行,西汉时期仍有铸造。
(四) 乐器主要有铙、钲、钟、*、铎、铃、钩、镦于、鼓等。
铙 打击乐器,形体似铃而稍大,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殷墟妇好
墓曾出土五柄成组合的铙,这是至今发现铙组合的最高数字。
钲 打击乐器,形体似铙,但比铙高大和厚重,主要出土于湖南、江、浙一带。征都是春秋
时代的乐器,在南方百越诸地则甚流行。
钟 打击乐器,在祭祀或宴飨时用,成编悬挂,用木槌打击乐钟的鼓部和鼓右的鸟图案,因此能产生两个音频。青铜钟有钮钟和甬钟两种形式,钟的各个部位都有专门名称。编钟最早出现
在西周早期,是三枚一组。
*打击乐器,形体特大,在祭祀或宴飨时与编钟,编磬相和使用的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铎 撞击乐器,形制似铙而小,中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
铃 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夏代晚期曾有出土,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
是单翼铃。此外还有车铃、执铃、狗铃等。
钩 又名句,打击乐器,其形制体部似铙而长,横截面呈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的尺
度,器壁较厚,口向上,有很浅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为圆柱形。
镦 于打击乐器,用于祭祀和集会,器形较大,上有环纽或虎纽,圆肩,下似筒形。青铜镦于初见于春秋时代,盛行于战国及西汉前期。它的分布以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为主。
鼓 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极少见,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
下为长方形圈足,目前所见的青铜鼓都是商代晚期的。
2、 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是商周时代军队作战的重要装备,铸造数量非常大,虽然在战争中大量消耗,遗存至今的种类和数量还是很多,主要有戈、戟、矛、钺、刀、剑、匕首、殳、弩机、矢镞、胄等。
戈 是用以钩杀的兵器,完整的戈是由戈头、冒和末的樽构成的,目前所见仅存戈头。戈有
长和短,戈的每一部分都有专名。青铜戈最早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戟 是用以钩杀的兵器,形体与戈相似,但在顶有矛的装置,这样在作战时多了一种杀伤功
能。
矛 是用以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交雨部分,锋又分前锋和雨翼,交即矛的銎,可安长*,矛有用整条藤制的,也有用积竹制成。青铜矛最早见于商代早期,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钺 是砍杀的兵器,也可作为刑具。有些钺形制很大,而制作又精的,可作为仪仗用具。青
铜钺初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石器、玉器也见)
刀 是指砍杀用的兵器,翘首刀一般都是短柄的,卷首刀和平刃刀都是长武器。
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青铜剑最初见 剑
于西周早期,但形式已经相当成熟,春秋晚期至战国是剑最为流行的时代,剑的每一部分都有专
名,剑的形式愈到后期,体部愈益增长。
匕首 是一种短剑,近身杀伤武器。匕首出土甚少见,大多是战国时期器。 弩机 是具有远射和杀伤力较强的武器。弩机最早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弩机均无廓,仅有钩弦
用的牙、作瞄准 用的望山和作板械用的悬刀,西汉以后弩机均有廓。 矢镞 是箭铤前端的锋刃,是由尖锐的锋,张开的两翼以及脊和铤组成,各部分都有专名。青铜
矢镞最早见于夏代晚期,以后大量铸造。
胄 又称盔,作战时用以保护头部,青铜胄最初见于商代晚期,形制呈帽形,顶端有一管,
用于安插缨饰,左右及后部向下延伸,以保护耳部和颈部。
3、 青铜工具
青铜的使用首先是铸造生产工具,青铜工具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由于在生产中广泛的使用,
因此形式也各有不同,主要的有斧、斤、凿、锯等。
斧 是一种砍伐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使用得很多,青铜斧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小型的、
有纹饰的斧都是专用于工业的工具。
斤 是砍伐工具,使用时銎内按一个曲柄,青铜斤初见于商代晚期,以后一直沿用。
凿 是凿孔或挖槽用的工具,凿体细长,上宽下狭,直銎,下有尖或平的刃部。
锯 用于切割木、竹、骨、角等器。锯出土的数量不多,锯片常置木柄内,青铜锯最早出现
商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以上均在石器中可见)
4、 青铜农具
在商周时代的农耕中,普遍使用青铜农具,这已是一个确定的现象,青铜农具目前发现较为稀少的原因是青铜珍贵,用旧了的青铜农具可以改铸,它不可能随便遗弃。而且农具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农具不一样,它一般地也不常作陪葬品,因而青铜农具的遗存必然是很少的。根据专世
和出土的实物主要有耒、耜、铲、锛、锸、耨、镰等。
耒 是挖窖穴和开河渠用的原始农器,形制为扁方銎连接雨根长齿。青铜耒所见甚少,宝物
见于西周时代。
耜 曲柄的起土农具,也就是手犁。青铜耜出现商代晚期,这一时期的耜头较长,銎部很深,銎口扁方。西周时代的耜头较短,呈宽扁形,銎部略浅,春秋时代为了节省铜料,銎部口沿有一条
栏,上下皆镂孔。
铲 铲土、耘苗,除草和松碎表土的农具,青铜铲的形制,是在长方形青铜片的一端,连铸着一个截口为方的或椭圆形的銎,銎内可装柄。青铜铲最早见于商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
锛 开垦土地的农具,形状与比较接近,但背面微拱,偏刃,銎内置曲形横柄。青铜锛最早
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时代尚沿用。
锸 开河渠和做垅的农具,锸的刃口是套在木板前端的,木板的后部连着一条柄,是属于装
直柄的农具。青铜锸最早见于商代中期,西周和春秋时代一直沿用。
锄 除草,间苗及松碎表土农具,锄的曲柄曲端纳于銎中,实际是横装木柄。青铜锄最早出
现于西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耨 短柄的除草农具,中间是銎部,两侧连接双翼,正面近口部有密集齿槽,所见皆为春秋
时代器。
镰 收割用的农具,也是手镰,一侧可装短柄,正面近口部有密集齿槽。青铜镰最早见于西
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以上基本在石器中可见)
很多考古研究即使提到青铜工具,也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直接用于生产的农业工具,如砍伐工具中的斧、斤,翻耕工具中的耒、
商代后期?父乙铜簋
耜,锄草工具中的铲、锄,收割工具中的镰等,其他工具则极少言及,商周以后的工具更是被忽略到了几乎不计的地步。其实仅就商周时代的工具来看,除了上述一些用于农业的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具用于手工业。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陕西省凤翔县战国秦墓的一个车马随葬坑,坑内出土了一整套备以修车用的工具,如铜钳、斧、凿、锛等,另外还有铸铜时刻画范模的刻刀、切割时使用的锯、称量用的度量衡等,以上这些都是当时各种生产和生活中无法替代的工具。汉代以后,虽然工具多转为铁质器,铜质工具逐渐减少,但仍有一些铜制工具被人们使用或收藏,如常见的有钻、锥、钉、镊、针、鱼钩、顶针、耳勺、锉、取火用的阳燧、文房用的铜砚滴和书刀、碾药用的铜杵臼、熨斗、柄刷等。有些工具还有着向机械化或大型化方向发展的态势,如计时用具漏壶、天文仪器、圭表、地震仪等。
春秋中期?人形定敦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兵器类青铜器。兵器是自进入商周以后历代都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先秦时代,青铜质兵器是仅次于容器类的礼器青铜器的主要铸造对象之一。人们过去一直认为兵器是作战武器的认知传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兵器还在不少场合使用,如祭祀礼仪、日常生活和捕获野兽等。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青铜质武器中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包括勾杀用的戈、戟、殳,刺杀用的矛、剑,砍杀用的钺、刀,射杀用的弓弩和箭镞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兵器中,箭镞明显地属于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基本上是放出去没有收回来的可能。所以,一场战争所消耗的箭镞多少是和战争国双方的财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先秦时代,铜是贵重金属,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才能维持战争的胜利。与以上攻杀性冷兵器相配套的还有防御性兵器,如胄、甲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个类项——容器类器皿,中国秦汉时代以前的最高工艺设计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都在它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容器类器皿包括:鼎、鬲、 、甑、釜、锅、鍪等烹饪器;簋、、簠、豆、敦、盂、碗、钵等盛食器;爵、尊、觚、觥、瓿、蚕、觯、角、壶、罍、卣、彝、盏、耳杯等酒器;鉴、洗、盆、盘、匜、缶、瓶、缸等水器;禁、俎案、匙匕、箸筷、斗、勺、盆架等与日常生活用具相配套使用的工具类。
比较有趣的是,个别器物还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春秋时期出现的形似大盆的鉴,其用途达到了三项:一是盛水当镜照容;二是盛冰以防食物腐坏;三是洗漱沐浴之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盘是与匜配套使用的盛水器,后来逐步向大器型方向发展,用作澡盆,供人们洗去污垢,功能与鉴相似,后来盘发展到唐宋时期多做托盘之用,已经失去了盛水这项基本功能。再比如:鼎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到了商周时期多用于
祭祀和宴享时盛肉,成为一些重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甚至还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者的权力。“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就是说明鼎在人们的心中是与权力威信相提并论的。秦汉以后,历代仍有铸鼎的习俗,延续至今而不衰。现代,鼎多用于宗教寺观,或作为某些重大事件的象征性纪念物。1997年我国向联合国赠送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纪宝鼎,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大发展,街头广场上竖立的大鼎小鼎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的鼎所起的多半是装饰功能。因此,可以说鼎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造型变化最大、所兼功能最多的一种容器。青铜器中发展比较晚的缸,是近现代仍在使用的少数几种实用器之一,如清代为防火在故宫庭院中置放了贮水用的巨型大缸,重达2000多公斤,外表鎏金,尽显皇家气派。
春秋?编钟
与匜造型相似的还有一种叫“虎子”的铜器,流行于汉代。它呈伏虎形,上有提梁,虎嘴圆张,虎内中空。关于这种器物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已争论了几十年,至今尚无定论。在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有一幅厕间浣洗图,一仆人执帚扫地,旁边就放有一件虎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亵器,可也有的专家认为是水器,或者是茶具。
青铜乐器也是青铜器中一个大的类项。较常见的有秦汉以前的青铜乐器,如铃、鼓、磬、铙、钲、傅、编钟、勾、于等礼仪用乐器,而且编钟还分傅钟、钮钟和甬钟之别。属于军旅用的乐器有铃、鼓、铙、钲、铎等。钟常用于寺庙。锣、钹、唢呐、喇叭、号等功能更是多样化,广泛地用于梨园戏剧、迎亲送葬、军战攻防、娱乐游戏、礼宾游行等各种场合。勾和于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地区使用较为普遍。作为敲击乐器的鼓有中原和南方之别。中原产的青铜鼓仅见于商代,多横放在支架上,可两面敲击;西南地区的没有可以放置的支架,只立置于地上,所以只能一面敲击。
青铜器中的装饰品,在青铜器发展至鼎盛的商周时代少有发现,在以前的著录和研究中也很少提及。但古往今来,不少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装饰品不断出现在大型文物展览会、古玩市场或是拍卖会现场上,其数量及质量是不可小视的。这些饰品中既有普通百姓的日用品,也有王公贵族的随葬珍品。身份高贵的人佩带贵重的饰品,像铜丝网冠、铜缕玉衣,而普通人则佩带簪、钗、环、戒、钏、镯、坠链等等。除了人体佩带的服饰、头饰等装饰品外,也有与人们起居生活、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的室内外装饰用品。青铜雕塑是这类装饰品的主角,造型有人像、动植物像和几何形等。人像以可移动的鎏金佛造像为主。另外还有形态各异的青铜面具,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青铜面具,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及当时人们审美观的猜测,其中的植物铜雕枝形灯、摇钱树更是精美绝伦。动物雕像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后来历代皆有制作,如西安南郊的唐代铜鎏金羊和鎏金铁心铜龙,甘肃天水出土的明代铜牦牛,清代的各种鹿、龙、凤、鹤、龟、狮等供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到了近现代,随着人文历史气息的浓郁,铜雕人像较为多见,几何形的铜造像更是扮演着带领时尚的角色。
汉代?汉鐎斗壶
目前,考古学家们又把杂项类的青铜器归纳为生活用具、车马器、货币、度量衡、符印等几个亚项。其中,生活用具因器物用途的多样化而比其他杂项还要繁复,可以再被分解为镜、带钩、灯、炉、洗、耳杯、樽等项。这里有着明显的分类不均的现象,其实一些类项是可以归并的。最明显的就是作为称量用具的度量衡,完全可以归入到工具类当中,而不必因其出现较晚、数量较少而成为独立的一项。洗、耳杯、樽等也是如此,它们或为水器、或为酒器、或为炊器,自应并项。其他的诸如车马器、货币、符印等,因用途专一、
数量大、沿用时间长、已成专门之学等原因,应独立出来另立新的大类。这样,杂器所剩的种类就不是太多了,基本上只是一些数量不多的日常小器物。
? 鼎 ? 鬲 ? 甗 ? 簋 ? 簠 ? 盨 ? 敦 ? 豆 食器
? 爵 ? 角 ? 斝 ? 觚 ? 觯 ? 兕觥 ? 尊 ? 卣 酒器 ? 盉 ? 方彝 ? 勺
? 罍 ? 壶 ? 盘 ? 匜 ? 瓿 ? 盂 水器
? 编铙 ? 编钟 ? 编镈 乐器
兵器 ? 钺
范文五:青铜器分类大全
青铜器的分类
铜器主要可以分为鼎、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量器、铜镜及杂器等九类。
鼎
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鼎有很小的,也有极大的,小的不足四寸,而鼎中之王应为1939年殷墟武官村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非常雄伟,不但在中国,在世界考古上也是最大的青铜器。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的。列鼎通常为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但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但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故这个记载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当然列鼎中的九鼎并非代表中央政权的九鼎。
酒器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爵这种酒器的命名,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象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故而名之。爵、角、斝均为饮器,但形制有区别。角无柱,尾和流均呈三角形的尖端。斝的容量一般较大,有两柱而没有流和尾。商末周初,出现觯,与爵组合一起,觥也是一种饮器,其形制有盖、有流、有鋬,下有方座或四足。至于作为饮器的杯、樽出现在战国中期,至汉而盛行。
储酒器主要有尊、卣、方彝、瓿、罍、壶等。尊、卣相配套使用。方彝出现稍晚,也与尊相配合。一组尊,卣或尊,方彝,在古代是尊贵的酒器,有人认为尊贵之“尊”是因此而来的。战国以后,大腹的圆壶自名为锺,也是一种酒器。汉代,方壶自名钫,扁壶在战国自名“钾”。有些储酒器内附有挹酒用的勺,勺为长柄,前端作杯状。禁也可称之为酒器,它是托在酒器下面的长方台座。
食器
青铜食具也是礼器,因为用什么样的青铜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真正意义的食器有簋、簠、敦、豆等,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盛黍稷等食物用的容器。其形制分为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商代晚期,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流行。周代的簋,圈足以下多附有方座,这是由于古代人席地而坐,食器附座,便于取食。簋有器形很大的,如周历王簋,高59厘米,重60公斤。簋与鼎相配,为偶数,如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可代表不同的贵族等级。春秋中期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春秋时代的敦圆体加盖,到战国时代,敦演变成盖器同形,全体呈卵圆形,俗称“西瓜鼎”。盨簋,敦同簋一样,呈偶数组合。
食器的另一类是豆。青铜豆有深腹的,有平盘的。战国时代有一种方体的豆,应叫“琦”。平盘的豆,自名为“铺”,可能即古文献中的笾,用以盛放干果肉脯之类。
水器
水器之中,最常见的是盘,匜。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匜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
鉴也是重要的水器之一,或者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其一,是盛水用以洗浴;其二,贮水籍以照面;其三,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鉴这个字解作镜子、光照、审查,即源于此。
乐器
青铜制乐器的种类较多,最早的莫过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铜铃。其他如铙、钟、鎛、鼓、錞,于商代后期才流行起来。饶,流行于商代晚期,它的口朝下,上面有长甬,甬端置立于木制的器座上,演奏时,用木锤敲击器口的中间部位。饶可分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器形较大,有的重达150余公斤;另一种有五、三件大小不一,代表不同音阶的饶构成编饶。饶被倒置过来,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澈的音响,这就是钟。编钟的件数逐渐增多,能奏出复杂的乐曲。甬钟在悬挂起来时,是前后倾斜的。而鎛是一种平口的钟形乐器,是用环形的钮悬挂的,挂起来时,位置垂直,和甬钟不同。铜鼓在中原一带罕见,西南地区的大量铜鼓,是秦汉以后的,但地域色彩极浓。
兵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铸造技术也不例外。古代的青铜兵器和我们后来常见的十八般兵器有所不同,青铜兵器种类较多,如钺、刀、剑、戈、矛、铍、镞、殳、弩机、甲胄等等,功能和形状也较为原始。
最常见的青铜兵器是钺。它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中国青铜剑制作,其时代可上溯到商。西周早期出现柳叶形的剑。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长度可达1米以上。短剑应称之为匕首。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大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
铍其型似短剑,但能装长柄,多数呈柳叶形,茎部有一穿孔,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末年以后。
戈是中国青铜兵器最常见的一种,也最具特色。戈是从收割作物用的刀发展而来的,其使用方法与刀相仿,是用戈援或啄或钩,因而称为“勾兵”。最早的戈是直援的,随后在援下延伸出胡,加长了起杀伤作用的利刃,也便于装柄。戈内是起与援平衡作用的,后来也作出锋刃。
矛是刺兵。把矛装在戈柲的上端能钩刺两用的这种兵器称之为戟,西周时代出现了矛戈混铸成一体的十字形戟,战国流行卜字形戟,战国时期新发现一种三戈联装的戟。秦汉的戟变成了“片”字型,如三国时吕布“辕门射戟”的戟,在中国应是家喻户晓的武器。
装有长柄的砍斫武器刀,在商代就出现了,尤其在西北地区比较流行,把刀和戈结合铸在一起的兵器,称之为勾乾、戟,西周时期常见。
量器
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器包括度、量、衡三方面。用以度量长度的,主要是铜尺。测量容积用的量器,依其容积自命名,有撮、勺、龠、升、参(三分之一斗)、半(二分之一斗)、斗、斛等名称。称量重量的有衡,即天平。《墨子》一书中说,战国时期中国已有了杆秤,有了杆秤就应有“权”,但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实物,故尚待考证。
铜镜
中国铜镜起源较早,被确认最早的三件铜镜属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它们的制作较粗糙,但系青铜镜已无疑问。夏、商、西周早期也有铜镜发现,随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镜得以确认。这时期的铜镜都是圆形的,背面有很窄的钮,并有几何形或鸟兽形装饰。战国两汉时
期,铜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品。此时的铜镜背面常有各种不同的铸塑装饰物如虎、龙等。还有的铜镜铸有篆书阳文,这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史有参考作用。唐代是铜镜制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平脱镜、螺钮镜、金背镜、银背镜屡有发现,纹饰题体丰富多彩,制作水准极高,一些保存较好的唐镜仍能光洁如初,唐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走下坡路,五代北宋就基本上见不到铜镜流传了,这可能与玻璃镜制镜技术的输入及流行有关。
杂器
除了上述这几大类型的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宗教礼仪性质的用品,如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建筑饰件等。这类器物主要出现在战国以后,与青铜器功能发生变化有关。带钩、玺印、货币数量多,也有特色。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器物。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人面、神树等前所未见器物,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人像中最宠大的一件,高达2.6米,下有方座,上面站立人形,戴冠长衣、赤足,两手作握状,专家考证其应为宗教用具。人面里最大的一件,高64.5厘米,宽1.38米,长耳突目,隆鼻阔口,富有神秘色彩,这也应是宗教用具,或者是一种图腾。神树中最大的一件高有3.9米,上有巨龙和禽鸟花果。这些青铜器改变了我们对边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