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7-3-29 09:41:44 被阅览数: 630 次 来源: 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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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经典论述】——试分析建安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
试分析建安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或简述建安风骨的内涵)
一、政治理想的高扬。东汉末年的动乱,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曹丕、曹植也有着“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尔不凡的气质。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叹。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徐干《室思诗》中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建安诗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四、浓郁的悲剧色彩。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说他们“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他们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六朝诗歌的时代特征
六朝诗歌的时代特征
摘 要:六朝诗歌是上承两汉诗歌下启唐宋诗歌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就六朝时期的诗歌进行下具体分析。
关键词:六朝诗歌;政治环境;文人心态;文人集会
罗宗强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说 “六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这也就促使了六朝文学的繁荣发展, 六朝的诗歌也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一、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的诗歌
我们把整个六朝时期称作乱世,是可以被理解的。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以及朝代不断的更迭所带来的斗争,都处于兵荒马乱、时局动荡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反映战争现实,民生疾苦的诗歌,使其诗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关生命的探索也大量的出现,文人的诗歌中出现了共同的主题:生死主题、游仙主题。
战乱的年代,人们最常体会的就是生死,诗人也意识到生命个体的问题,出现了以生死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是对人生短暂的慨叹,如何面对死亡的一些问题的探讨,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叹息人生的短暂,要抓住时光,勉励自己建功立业;陶渊明《拟挽歌辞》中“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到,托体同山阿”表达的是对待生死的旷达、顺应自然的心态。
以游仙主题的诗歌与生死主题的诗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主要有两种,一就是想象神仙世界,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不老;一是脱离现实的困境,追求一种解脱。前一种诗歌有汉乐府的诗歌中《长歌行》、《董逃行》等,后一种在六朝诗歌中是大量存在的,如阮籍的《咏怀》和嵇康的某些诗以及郭璞的游仙诗都是想表达自己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的苦闷,抒发自己想摆脱世俗,追求自由的愿望。
在这样一个战乱连年,灾祸不断的时期,诗歌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方向,形成了以生死主题、游仙主题的诗作,这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二、文人心态变化对诗歌的影响
由于六朝时期战乱不断,处于这一时期的文人的心态也在不断的辗转变化,总体来说由浓烈到淡泊的演变过程:建安的慷慨激昂、正始的忧嗟、江左名士的淡泊,相应的其诗歌的所表达的感情也由浓烈到平淡朴实。
建安时期的文人继承了东汉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由此可见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具有慷慨悲凉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评价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
正始时期处于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争权夺利之时,此时期的文人依然具有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又存在很多忧虑,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了危机感和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代表的有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同时在这一时期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贤”谈玄说理的诗歌。
江左名士对生命的感叹依然丰富多彩,但已趋向淡泊,江南一代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地域,对于经历了许多变迁后的文人来说,此处的山水、安逸的环境排遣了他们的世俗之心,
淡化了世俗的欲望,他们的诗歌中我们也很难再看到那份忧虑,如谢灵运的山水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从建安到江左,文人的心态由慷慨到苦闷伤感再到淡泊,文人的诗歌表现的感情也相应的发生着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的心态在对其诗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文学集会对诗歌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是一种以诗文创作,玄理清谈为主要活动内容的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六朝时期著名的文学集团有以曹操为领袖、以曹丕、曹植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以阮籍、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依附于贾谧的“二十四友”,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昭明太子文学集团,萧刚文人集团等。这些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了自己的特点。
文人集团活动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大量诗歌的出现,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日同游,行责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殇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文人集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作诗写文,因此有大量的诗作是在这些集会中创作的。
文学集团的活动不仅促进了诗歌数量的增加,而且对一段时期的诗歌风格形成也具有导向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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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辉.六朝时代特征与“六朝文化”之形成[J].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论杜甫诗歌的时代特征
论杜甫诗歌的时代特征
摘要:杜甫的诗歌形艺术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为主。杜诗创作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
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沦落潦倒,“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
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
传达出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沉重和悲哀,反映了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他的
诗,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雄立于中国文学史,令百世而下叹为观止;他的不朽人格,为历代
士人所景仰,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字:沉郁顿挫 生民疾苦 战争
中华文明犹如一条精美的丝帛织了五千年之久,连绵不断绝。战国诸子、秦歌汉赋、盛唐诗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是这条精美丝帛上散落的一颗颗晶璀的明珠。
在如此之多的明珠之中,唐之诗文,尤以其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放的国风更显夺目。
唐朝,是一个丰富的朝代。它给我们留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紧随其后的安史之乱??
唐朝,实在太过丰富。丰富到人们还来不及记录上一件事情下一件事情就已经结束。唐朝太过忙碌,于是诗歌这种精短而优美的文学形式便在繁盛的唐朝度过了它最昌盛的时光。
诗人,是唐朝的特产。唐朝的诗人精而多,给我们留下无数的精词美句。杜甫,一个诗人中的诗人,在人才辈出的盛唐脱颖而出,成为唐诗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一、杜甫简介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二、杜甫诗歌分类
由于杜甫的生平经历,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经历不同,诗歌的风格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杜甫前期,读书漫游,还没看尽人生无奈,对前途还充满希望。“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等的慷慨激昂。
后来,杜甫先长安应试,落第。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陷贼和为官时期,是杜甫创作的高峰期。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
“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充分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百姓的疾苦生活,忠实记录了安史之乱。
后来,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三、杜甫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主要表示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沉郁顿挫”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沉郁顿挫”可以概括杜甫诗歌艺术的主体风格。
,、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杜甫的代表作,反映的是一种时代加在无辜者身上的悲剧,笼罩着由于悲凉的气氛。如《登楼》哀切之极,悲怆沉郁。
,、潜气内转和波澜老成:由于生活的折磨,使原本生气勃勃的诗人变得沉郁了。但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起郁积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时,往往又一口气强咽下去,心中的情感往复,流露不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杰出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一次一次的忆长安、感盛衰和伤沦落,沉郁回环,悲慨深沉,极顿挫之致。以诗人身世飘零,忧念长安的悲怆心情作为基调,每一乐章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表现基调的凝重感情。
杜甫作为一个诗人,他深切同情人民疾苦,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不愧为千古流芳的“诗圣”。
注释:
?鲁洪生 赵敏俐?中国古代文学名篇导读?北京:中华书局,2003
参考文献:
?鲁洪生 赵敏俐?中国古代文学名篇导读?北京:中华书局,2003
?,明,唐汝洵选释 王振汉点校?唐诗解?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彭庆生 张仁健?唐诗精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国学书院系列编委会?唐诗宋词元曲?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徐中玉 齐森华?大学语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杜甫诗歌的时代特征
杜甫诗歌的时代特征
摘要:杜甫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相联,他的全部诗歌创作,可以说正是那个盛衰巨变的特定时代的纪实与缩影。然而,杜诗显然并非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简单纪录,而是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艺术素养,展示出社会生活的全幅画卷,以及紧贴其中的自身经历与心态历程。因此,一部杜诗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作为一本“自传”与一部“诗史”,而是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社会脉搏的深层律动、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乃至创作倾向的重要转折、审美趣味的巨大变移。
关键词:杜甫 诗歌 安史之乱 特征
从杜甫生活的时代看,以安史之乱为分界,自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正是对这一空前剧烈的盛衰巨变的完整容受,造成一部杜诗的深刻的时代性内涵。
一、安史之乱前的杜诗特征
杜甫在安史乱前不可避免地受到开天时代精神的强烈感染。其在创作精神与心理活动的深层上更多地显出与开天诗坛时代性特征的深刻差异。
(一)杜甫固然素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等的政治宏愿,但在具体表现上却显然不同于开天诗人“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鹊”等那样的理想化方式,而是以严谨态度选择一种实在可行性方式。正是思想行为方式的不同,导致杜甫与开天诗人对开天盛世的认识在深一层次上的重要差异。
(二)天宝年间,大多文人处于“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的时代氛围中,从文学体式看,充满浪漫情调,而在杜甫的同期创作中,却明确呈显与众不同的“陌生化”信息,他透过繁荣富庶的表面对深蕴的社会危机的敏锐感受,形成一种乐极哀来的思绪与预感。例如:
作于天宝十二载的《丽人行》,则对杨国忠一门“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垂相慎”的奢侈淫荡的生活与骄横跋启的气势予以直接的讥刺,正是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深透观察,使得杜甫对自身怀抱的抒发亦由乐观自信转而为迷茫忧患,明显地弹奏出与时调迥异的不协和音。
(三)《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诗作发展轨迹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此诗是杜甫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壮态,因而“”。
(四)杜甫这种对大乱将兴的先觉性预感。
1、《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杜甫与高适、岑参等同题赋咏之作,惟独杜甫诗截然不同,写登览所见,面对千里秦川,他感受到的不是“五陵佳气”,而是“秦山忽破碎,泽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显然是大乱将兴、山河破碎之预感。杜甫此篇被视为同题诸作中“压倒群贤,雄视千古”,其根本原因无疑正是这种超越同济的对现实问题的着眼点与先觉性。
2、《后出塞五首》实际上正是杜甫借这一特定人物形象表达诗人自身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也是杜甫在安史乱前对安史之乱必将爆发的第一次最明确的判断和预测。
二、安史之乱的前后过渡时的杜诗特征
正是这样的对社会危机的认识日渐明晰、定向并形成在诗歌创作中随所引发的思维定势,诞就了杜甫作于安史乱前的最杰出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以其前
所未有的思想深度与丰厚蕴含,既表现诗人乱前创作的极致,又昭示了乱后创作的起点,从这首诗的通体内容风貌看,实际上已经全然属于安史乱后的时代性特征了。
三、安史之乱后的杜诗特征
在安史乱后的时代,杜甫的经历尤为复杂,先陷贼,继逃脱,既授官,又遭贬,复弃官而飘泊,因此,其于矛盾交织中衍进的心态也就更为深沉而复杂。
(一)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随着理想的破灭,诗人心头刚刚升起的欢快的被光瞬即消逝,代之而起的优愁的阴级则更深一层,在贬官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写下了“诗史”中的光辉篇章“三吏”、“三别”,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军事的严峻形势,官吏的残暴无能,人民的深重灾难。
(二)这一时期,诗人虽然对朝廷感到失望、怨愤,但他目睹了国家的满目疮演,即使在揭露社会黑暗,民间疾苦的同时,也还时时流露出对朝廷的信倚之情,正是杜甫当时矛盾心境的表现。
(三)诗人这时的忧愁实际上表现了失望的程度,而失望的程度又表现了“哀鸣思战斗”的希望得到朝廷重新重用的心理,因此,怨愤与祝愿相连,失望与希望交织,仍然是其前期忧中心态的发展。
(四)杜甫寓居成都与留滞夔州这两个时期与两次飘泊的环境变化,以及对诗人心灵创伤程度的不同,造成诗人在这两个时期中的心态及诗风显然有别。夔州时期的安定无疑更 易使人回思往事,伤感无穷,在孤寂绝望之中形成痛定思痛的心态。当然,杜甫居夔州时期的生活毕意比流离失所的飘泊途中安定得多,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对朝廷的态度只是停留于失望之极的绝望,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只是在绝望之中对往事的苦涩回味。
(五)在杜甫的第三次飘泊时,社会秩序更为动乱,人民生活更为凄惨,正是由于诗人的飘泊与社会的动乱、诗人的窘迫与人民的凄惨息息相通,构成一曲时代的和声,因而激起绝望心境中的波澜,使诗人夔州以后的心态又发生一次极大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官吏的残暴与统治阶段的本质,因而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从消极的绝望骤然转变为彻底的决裂并表现出积极抗争的精神,其《朱凤行》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
(六)杜甫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感伤的情绪,其郁结于心头的悲伤往往回环往复,使情感的流程变得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
通过以上概略的扫描,已经不难看出,杜甫的政治态度从积极进取到批判现实,对治阶级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与失望的交织到彻底的绝望,从绝望到决裂与反抗的思想变化,一方面承接着由盛而衰、乐极哀来的时代氛围的感染与渗融,另一方面则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衍进密切相关,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向用以言志的诗歌创作实践的衍射与转化,造就了一部杜诗紧贴时代、回归现实的根本特征,从而构成对唐诗创作精神与审美流向的根本扭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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