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李逵)
据记载,李逵在《水浒传》成书之前,便已在文学作品中是多次以主角身份出现的人物。但《水浒传》对李逵进行了大幅度加工塑造,使他成为一个心粗胆大、嫉恶如仇、刚直勇猛的英雄好汉。
根据《宋史》等史料记载,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头领共有三十六人,但多数姓名无据可查。而史载在南北两宋相交时期,的确有一名叫李逵的宋军将领,有学者将其列入“水浒”中李逵可能的历史原型,但发现除了年代接近和姓名相同,此李逵与《水浒》之李逵完全是两路人。
在小说中,李逵乳名铁牛,江湖人称“黑旋风”,家中有老母及兄长李达。李逵因为打死了人,出逃了躲避,遇到赦宥,流落在江州。在江州大牢里当一个小牢子,与江州两院押牢节级院长“神行太保”戴宗相熟。
李逵在书中的出场,被安排在宋江因杀阎婆惜被发配江州,与戴宗相见。在戴宗的引荐下,李逵认识了之前慕名已久的宋江。
在江湖上挥金如土的宋江,见面就借十两银子给李逵拿去赌,李逵对其慷慨极为拜服。紧接着,三人又到琵琶亭饮酒,宋江要吃鲜鱼,李逵便去江边渔码头去讨,却听说要等鱼牙主人来了才能卖。李逵因此发怒,后来鱼牙主人“浪里白条”张顺见他捣乱,便与他厮打起来,从陆上打到水中,险些要了李逵性命。直到宋江、戴宗来叫停。从此张顺也与三人成为好友。
小说中“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一节,因为场面精彩,后来成为水浒题材的绘画和影视重点表现的情节。之后李逵又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杀害小衙内、打死殷天锡、斧劈罗真人、元夜闹东京等,每次出场都有精彩表现。
(网络图片)
李逵的结局,作者设计的也很悲壮:征方腊结束后,梁山头领只有少数存活,李逵是其中之一,获封镇江润州都统制之职。后来蔡京、高俅等人,以御酒之计,要毒死宋江。宋江饮了御酒,知道已经中毒,因怕李逵为了报仇再度啸聚山林,便请他到自己所在,使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饮下毒酒。事后宋江告知李逵真相,李逵表示:“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后来果然毒发身亡···。
历史资料介绍的真实李逵是:南宋初年,密州(今山东诸城)有个军卒,名唤李逵,官为乐将节级。也就是宋军或地方政府中的低级军吏,相当于现今的段股级左右。乐将,可能是衙门中的乐队头目。这与《水浒传》中那位家住沂水县百丈村、后任江州小牢子节级的黑旋风铁牛的经历倒是接近。
不过,历史上真实的李逵却非《水浒传》中行侠仗义的豪杰。史实记载中的李逵,应当是个投机乱世的地方军队首领。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元年(1127),密州军卒“有守衙节级杜彦、乐将节级李逵、小节级吴顺三人者,因民汹汹,遂谋作乱。”他们起兵赶走知州,由杜彦取而代之,“而逵与顺左右之。”
后来三人抓回知州,肢解处死,南宋朝廷默许了这一事实,命杜彦权知密州事。建炎三年(1129)三月,杜彦不听李逵等人劝说,与同为地方乱军首领的宫仪所部作战,大败而归,被愤怒的李逵、吴顺杀死。这次,李逵自领知州事。不久宫仪降宋,被命为济南知府。宋高宗又命人敕谕李逵等山东割据势力,夸扬守土功劳,激励忠诚报国。
(网络资料图画)
同年八月,金军与宋军宫仪部在密州附近大战,李逵、吴顺竟然与金将约定,金军胜则降金,宋军胜则从宋,结果宋军大败,李逵等人如约献城投降了金兵。不久,李逵因为争权夺利又被吴顺杀死,以叛将之名终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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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泼皮”
泼皮是商品经济的副产品 泼皮,比流氓要狠,比无赖要凶。不少国人了解这个群体,都是从《水浒传》开始的。 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堪称一部“泼皮教科书”。从小说而知,泼皮是一项古老的“职业”,而且,我们还知道泼皮是在宋代突然兴起和泛滥开来的。因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宋代出现了最早的资本因素,作为“资本”运作中黑暗的一面,相当于爪牙的泼皮也就应运而生。 《水浒传》第六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再难在寺院里待下去,智真长老就把他介绍到开封府的大相国寺去。开封乃大宋王朝的首善之区,人口超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城市。大相国寺不但是皇家常去礼佛的庙宇,也是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不像五台山,峰高岭陡,地广人稀,连个“派出所”也未尝安设,酒劲上来后的鲁智深,可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奈何不得。若是打发到都城相国寺,这厮胆敢寻是惹非的话,天子脚下,不怕没人管他。这想法当然不错,可大相国寺的主持智清禅师却不这么认为——当着众人埋怨这位师兄好没分晓,你送来这块烫手山芋,我能留他在市中心的大庙里惹祸吗?恰巧大相国寺在酸枣门外有块菜园子,属于寺院的三产之列,原来管事的和尚不想在那个“城乡结合部”待了,正好鲁智深没处安排,主持便派他到那儿掌管蔬菜种植。 当时的开封很发达,即使属于郊区的酸枣门外,也是人烟稠密之地。只要有人口,就有交易买卖,只要有商业活动,就有“食人者”和“被人食者”。于是,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之外,出现了新的“食人一族”——人见人恨的泼皮。如此,“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青草蛇李四”的泼皮,出现在菜园子附近,竟成街区一霸。不过,这两位是档次较低,形不成什么气候的泼皮,冲其绰号,一为鼠,一为蛇,就注定了其猥琐卑劣的实质。 其实读《水浒传》,我们懂得,真正的泼皮,那气势要比他们地道得多。何谓气势?一曰本事不大,装出来特有本事;二曰勇气有限,装出来特有勇气;三曰横鼻子竖眼,装出来特别不好惹的样子。此辈通常游手好闲,横行乡曲,逞雄一方。不是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就是打砸抢拿,坐地分赃。不过,若碰到比他胆量大、敢下手、更歹毒的对手,估计不交手还罢,一交手不死即伤,遂光棍不吃眼前亏,可以变得比孙子还孙子,比孬种还孬种。 宋代泼皮之发达,与当时商业之繁荣,经济之成熟,城市之拓展,市井之发达,有着莫大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宋王朝是一个相当畸形的朝代:它外表富有,却内里孱弱;它曾经不可一世,却又总是不经一战即一败涂地;它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文化,无与伦比的文学和艺术,但也是程朱理学吃人礼教的滥觞所在。由于市场经济发达,资本运营顺利,商品周转频密,利润空间加大,整个社会财富的规模要比春种夏播,秋收冬藏的农业经济不知扩大多少倍。于是,其一,这个社会出现了资本,其二,这个资本需要市场,其三,这个市场一定要不断开拓空间,求得更大回报,其四,那些养尊处优的不劳而获者,要继续剪羊毛,发洋财,那些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者,要继续喝羊汤,啃骨头,才会联起手来打天下。 春秋战国后,由汉至唐,中国人不再以游牧为生,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仰仗如鸡刨食“捯一口,吃一口”的农业经济。如无天灾,差可温饱;若遇灾荒,就得饿饭。因此,在这个农耕为主的社会环境里,一无生存空间,二无勒索对象的泼皮,也就无立足之地。故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泼皮”这个名词。例如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那位荥阳公子落魄后,即便沦落到成为职业哭丧者,也不敢到平康里姐姐们所居之地当一名吃白食者,或当一名“打秋风者”(即以各种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的人——编者注)。按他资深嫖客的本钱,完全可以这等面目出现,可他“泼皮”不起来,只能可怜巴巴地以乞食讨饭为生。所以说,泼皮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副产品,只是由于城市商业运作的能量远超过政府的行政能力,遂留下这些无法无天者的活动空间。 《水浒传》里那些梁山英雄,大多习惯白吃白拿,也就不以为奇;即使原来的正经人,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玉麒麟卢俊义大官人,也觉得要在江湖上混下去,不扯下脸皮就无法生存。于是,林冲火并王伦,卢俊义挑战晁盖,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在士农工商阶层以外,不轨之徒,宵小之辈,匹夫之流,无赖之类,像寄生虫游走于“三不管”地界,以骚扰、胁迫、敲诈、勒索等手段霸行欺市,贪赃枉法,吃拿拐骗,行凶杀人。而打州劫县,对抗官府,占山为王,扰乱一方者,则更不可一世了。 “强梁型”泼皮与“无赖型”泼皮 宋朝的泼皮分两种,一种是强梁型的,一种是无赖型的,“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等属于后者。“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材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他们害怕新来的和尚,不知深浅,砸了他们借以谋生的饭辙,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决定趁着给他祝贺上任,恭贺履新的机会,将他扳倒在菜园的粪池里,教训他一顿。 可鲁智深是谁?早看透他们的把戏,说白了,这位大爷可不是凡夫俗子,乃是披着和尚直裰的头一等泼皮。还未让他们得手,就飞起一脚,只听得扑通两声,说时迟,那时快,先将为首者踢进了粪窖。一脚出去,两人掉粪窖,这扫堂腿,可见功夫了得。这两个自以为是的三等泼皮,没想到落得这般结果……接下来,“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从这番拷问中,我们也就长了一点对泼皮的认识: 所谓无赖型的泼皮,其一,等于“鸟人”,“鸟”即“屌”,下作坯子。其二,多为不成材的破落户。其三,基本上没什么真本事、真功夫,且心眼儿比较肮脏。其四,你要治得了他,他就俯伏在地,如若制服不了他,他就要消遣你、收拾你,使你日夜不宁。 而强梁型泼皮,又不同些,无论站直还是躺倒,起码有个汉子形象。某种意义上,具有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所说的“英雄宁自毁也不龌龊而死”的壮烈情怀。他敢为他的“光荣”牺牲,绝不惜命,因为他只能赢,不能输,连打个平手也不行。赢得输不得,是泼皮奉行不渝的宗旨——赢,他是爷;输,他是孙子。一旦成孙,他也就完蛋了。 当小市民成为城市的主角,市侩主义、侏儒哲学,以及台湾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便不可避免达到极致,无论怎样神圣高尚的原则,怎样高贵优秀的精神,都一律在铜臭中庸俗化、低俗化。那种有古典色彩的泼皮,遂不多见了,而如“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这类无赖型泼皮渐成主流。因此,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阿Q和小D,还有王胡,可能会扭打在一起,但绝演出不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样的血腥场面。 花和尚所以在五台山落发为僧,所以被打发看菜园子,缘由却是因为这场火并。话说渭州城里,状元桥下,那个肉铺掌柜郑屠,也是一个强梁型泼皮。既然敢自称镇关西,自是霸男占女,为非作歹的地头蛇。 而鲁达拳打镇关西时,“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由此,我们听得出来话外之音,鲁智深之所以要收拾郑屠,并非完全是为了金翠莲,起因虽是这位外乡女子受了欺侮,遂路见不平,扶难济厄;但更深层次的,却是这两个泼皮之间,一为坐地的屠户,一为外来的提辖,在同一势力范围内,确立高低地位的冲突。在鲁智深看来,称得上“镇关西者”只能是他,而非郑屠。 地盘,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人类与兽类分道扬镳不知多少年,但人类的文明进化程度,似乎还残留着当年兽类的禀性。譬如这个“地盘意识”,至今还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盘亘着。 弱肉强食:泼皮的铁血法则 同理,“地盘”也是杨志卖刀为何惹了麻烦的原因。 本来,杨志是在僻静一带的马行街兜售那把祖传宝刀的,人要落到变卖祖产的地步,总是脸上无光的事。“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就出了事。因为,他进入了泼皮牛二的地盘。 我们都深有体会,就以所谓的文坛为例,那也决不是个免费开放,谁都可以进去玩耍的大众乐园。实际上,任何一个试图涉足文学圈者,如果你有雄心壮志,想大展宏图,第一件事就是要拜码头,第二件事,尤其要拜对码头。想当年,文坛那几尊菩萨,那几位老爷,拜谁不拜谁,学问大着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盘意识”是万万不可疏忽的。 杨志丢失了花石纲,丢掉差使,心中好不郁闷,这是他相信体制的结果,孰知体制只是保护权力的,主流从来听从强者,一个没落分子,从来不在体制和主流的关心范围之中。傻乎乎的杨志认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卖一把自家的刀,还要跟谁打招呼,备个案吗?错了,就在他吆喝时,麻烦来了。只见“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颠撞将来”。 《水浒传》给牛二的出场秀,很具点睛作用。“眉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接着介绍:“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如今,像这位“没毛大虫牛二”式的古典泼皮,可谓凤毛麟角。你不能不钦佩他,他上无后台,下无徒众,旁无帮衬,单枪匹马,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物。凭其凶狠,官府办不得他,凭其撒泼,街坊惹不起他,至少在天汉州桥这一块,他无人敢惹。 换个别人碰上牛二,恐怕只好认输,这刀就落到泼皮手中了。但杨志不怕这个死搅蛮缠的泼皮,见他没完没了的寻衅,正好刀掣在手中,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恐怕是没得办法时,对付泼皮最用得着的办法了。 强梁型泼皮,通常都是以赌命为其最后手段。一个比你弱的泼皮,他不认输他就得死;一个比你强的泼皮,你不认输你就得死,这就是泼皮的铁血法则。杨志敢当着街坊邻舍要了牛二的命,其实,他也本着泼皮的这条金科玉律行事。 这就是宋朝的泼皮。现如今,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下,不要说流氓、混混、青皮、光棍必须成帮成伙,方能横行霸道,就连西西里岛的黑帮教父,也得操控一个严密的黑社会家族组织,以铁血的暗杀手段,才能左右政局,掌控财富。泼皮集团化、联盟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当年的日、德、意轴心国发动世界大战,眼下的某些大国也要当国际宪兵,说到底,因为有实力,有野心。其实,它们的手段,看谁不听话,就敲打敲打他,与牛二在天汉州桥一站的德行,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要是论资排辈的话,这类大国应该向这位没毛大虫牛二磕头认祖。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水浒传中的宗教
水浒传中的宗教
水浒传大致成书于元明时期,这在现在基本已经盖棺定论,但具体年代与作者还不是很明确。不过也说不定以后在文物出土中会有新的发现。
文学考证从来都是一个繁琐的过程,说不定你花了数十年的心血去研究,最后却往往迎来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曾有学者认为孙膑与孙武是一个人,于是刻苦考证孙膑孙武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同时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后来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出现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证明了《孙膑兵法》确实存在,孙子与孙膑并不是同一个人。此位学者的心血白费了,但是这种质疑的精神值得赞扬,现在的人大可不必对这位学者冷嘲热讽。郭沫若就曾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水浒传一书,被人吹捧的太高,起始于金圣叹与李贽,现在研究水浒传,你若不提这两个人就会使人觉得你没学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他们有许多的观点本来就是激进错误的。就好比现在动辄以“最后一个大师”冠之某位学者,真不知道是死人的不幸还是活人的悲哀。
前文已经谈到水浒传中关于佛学的常识出现过很多错误,也许作者本来就不是很懂佛学。但水浒传中依旧大
谈特谈佛学。在这里,作者提倡的是一种市民宗教,也就是不再守那些外在的戒律,更加注重于内心的修炼。 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从形而下转向了形而上。虽然不注重外在戒律,但是比外在的戒律更加严谨,也更加难以做到。
作者甚至加入了因果报应的观点,比如爱财的因财死(李固)好色的因女色死(裴如海),为的就是添加一种无形的戒律来约束僧人,但是这种结果并不容易使人们记忆深刻,因为大多的人都在关注喝酒吃肉的鲁智深。你鲁智深能喝酒吃肉,我为什么不能?
同时作者还将儒释道三种宗教一同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类人有林冲,鲁智深与智真长老。
在智真长老身上,这种三教合一的观点体现的更为明确,他有儒家的救世观念:靠着自己的能力,使得五台山下人们安居乐业。同时又有着道教的超然物外的意味:别人都说鲁智深不是一个好和尚,他却说只管剃度。也有着佛教的很多思想,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尚,一个故宋时期的活佛。
后来的很多小说都仿照了这种思想模式,西游记,咒枣记,肉蒲团等。比如西游记中,就直接借着孙悟空道明了:“望你把三教合一,保你江山永固。”
后来的《济公全传》也仿照了作者写鲁智深的手法来表现济公:“我自修心不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书的作者天花藏主人还写了一本《后水浒传》。
水浒传提倡修心不修口的宗教,也可以说是市民宗教,其实倘若用心一想,修心自然比修口难,没理由心修好了还那么爱喝酒吃肉。又或者说,修心的人,为何还是爱喝酒吃肉?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习惯。
水浒传中的宗教,更多的只是文人心中的宗教,所以酒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不难理解,文人与酒的关系自然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
每过几百年,心学就会弘扬一次,前有竹林七贤,陶渊明,朱熹,陆九渊。后有禅宗,王阳明。到了今天,心学复兴的苗头又出现了,不过不知这次会不会如往日一样,取得灿烂的成绩。
禅宗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最为广泛,一则其入门容易,对于一个从小就接受庄周梦蝶的文人来说,佛教的知识也很容易理解,再说宗教本就是尚善之学,儒家和佛教,道教区别并不是很大。二则禅宗提倡心学,注重顿悟,内心的修炼,少了戒律,而这些文人又厌倦或者是害怕了传统的戒律,于是加入了禅宗流派。有一人顿悟了,可以喝
酒吃肉,于是大家都开始喝酒吃肉了。其实这是错的,容易坠入魔道,因为别人参破的,并不是你自己参破的。这本来就不是世俗的答案,你照着文字抄就可以,需要你自己去参破。
文人的加入,给禅宗带来了一种注重空谈的陋习。所以也就有了水浒传中的各位活佛,他们虽然是活佛,但大多时候只是心中的佛。
令人惋惜的是,在七十回后,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突然变得无影无踪了,道教佛教以及儒家思想在这里又开始分道扬镳了,道教方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神奇斗法事件,公孙胜乔道清斗法,阵前斗法,排兵布阵,撒豆成兵,将一个道教弄得乌烟瘴气。此时也有佛教的出现,比如鲁智深解脱缘缠井,宋江参禅等,但是与前文相比,还是稍有逊色,儒家在最后出现的就是忠君思想,因为宋江与那一批行伍出身的军官所谓的忠君报国,谱写了一幕幕悲剧。在这里,三教各自为政,但是却刻画的都不够成功。同意前人观点:七十回后,疑为他人代作。
解读《水浒传》中“义”
摘要:自古《水浒传》就以其“忠义”思想而名遥于世,从世人对它的评价来说确实如此,从它的另一个版本名《忠义水浒传》来说更加显而易见。然究其作品而言,忠义是不对等的,笔者认为虽已“忠义”贯穿全文,却偏于“忠”,“义”却稍处弱势。本文不对忠做过多阐释,仅从两个方面,去解读笔者心目中《水浒传》“义”所起到作用及其所诠释的意义。
关键词:忠义;悲剧;李逵;宋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025-02
一、“义”的存在充实了“忠”的框架
当宋公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就可以知道忠义在其心目中的位置,水浒里的好汉们都是被“逼”上的梁山,这个“逼”字在宋江处,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挥洒。在和劫匪晁盖私通的信件被妻子阎婆惜发现,并以此要挟宋江的情况下,宋江一怒之下把其给杀了,阎母发现后并没有失去理智去告状,而是以发誓为其保密来麻痹宋江,从而幸得偷生。接着趁替女儿买棺材之际跑到官府告了状,由此宋江被发配到江州,之后便出现了“浔阳楼吟反诗”,又因反诗在江州差点被杀,幸好有梁山好汉的搭救,从此他才半推半就的上了梁山。
宋江他们以义相聚,在共同的目标下使得他们惺惺相惜,在经过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三打祝家庄等一系列与社会奸邪势力的对抗过程中,宋江更是成为了梁山好汉们的主心骨,凝聚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感更甚以往,甚至超过了亲兄弟。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虽说施耐庵先生早于鲁迅几百年出生,但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就无形中有着此种意识,他构筑了在被奸臣混淆视听的境遇下,梁山好汉们忠于的皇帝却未能解救他们,反而成了致他们于死地的帮凶,他们在不甘中被生生的撕裂、分崩离析最终导致了其悲情的人生。如在经过“平方腊”后一百零八将“十损其八”,在接受皇帝的封赏时仅仅只剩二十七人。可见此时的梁山义军已经走向了末路。战事的惨烈,让这群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好汉们,更加体味到了失去朝夕相处多年的兄弟之后的那种深切的痛。作者正是极力通过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塑造,给这部作品灌注了血液与灵魂。
笔者认为“义”是主人公的一种行为方式,或者是他们的行为准则。梁山义军的“仗义疏财”是其深得民心的保证,可以说每位上梁山的英雄都是因为具有了此种性格而被“逼”上了梁山,虽说如此,但是他们中一些人仍不能逃离时代的藩篱,忠君的思想始终成为一种羁绊,也正是由于这些少数人,如宋江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也就导致了他们悲剧的原因之一,若仅此来说明这事一场悲剧,却不免有些画了龙尚未点睛之感,故由“义”来充当、来浇灌,以丰富的人性起到了这一点睛之笔,因此“义”起到了补充、铺垫、饱满的作用。
二、“义”的理想化:士为知己者死
在《水浒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同时有着自己的爱恨荣辱,他们敢爱敢恨,为了朋友、为了兄弟、为了知己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当今社会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读完之后会令我们自省,由此生发无限的感慨:“于现实中我们能有如此的朋友吗?换做是自己能做到如此的大义吗?”因此《水浒传》作者笔下的吴用、花荣、李逵等人的牺牲,无一不令我们心里抽噎。在我们看来他们为了兄弟只身赴死,是一场悲剧,真的如此吗?有学者说过: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了一步。这话说的不无道理,如何让我们生活更具有意义,《水浒传》第七十五回写到“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这样带着孩子气言语、性格直爽的黑旋风李逵果然名不虚传,看似粗鄙不堪却让人一笑带过,生不起对他的不喜,反而被他的那种率性而为的本性深感佩服,至少在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直率了。
正是这样一个口无遮拦的黑旋风李逵,他的一言一行宋江都能推算的出来,因此在宋江喝了慢性毒酒后,首先想到若是李逵知道了肯定要造反,由于他本着“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的教条,为了保存名节,他狠下心肠设计于李逵让其喝下了毒。事后知道真相的李逵并没有反目成仇,反而垂泪道:“罢,罢,罢!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闻言笔者肃然起敬,可见李逵对于宋江的兄弟之情已到了一种至高至深的境界。因为他还是一位孝子,为了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在接母亲上梁山的路上却发生了意外,其母亲被老虎给吃了,一怒之下他连杀了三虎,简单的想法――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很是俗气,但我们要知道李逵他是地道的农民出生,身具五大三粗的性格,目不识丁的他肯定不能和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想得更为细腻与复杂。因此笔者认为他就是“义”化身中的一个,也许只有绽放的生命才能诠释它最本质的意义。对于李逵来说,他不认可自己是悲剧的,至少他乐意同他的公明哥哥一起赴死,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欣慰是他们能合葬在一起,还有什么让他觉得比这更值得的呢?吴用和花荣亦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已达到一种心有灵犀的地步,当宋江离世的那刻,他们梦到公明哥哥与李逵并感受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痛苦。于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楚州南门外蓼儿高原之上”,在此“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带着遗憾、带着决绝、带着世人的泪水、带着无尽的忧伤,同时也带着喜悦、带着“含泪的笑”。
正如“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那样,只等生命的消逝才能使得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发颤,这不禁让我想起宋朝词人陈与义的一首词来:“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此词正好可以抒发笔者此时的心情:人生难得一知己,在时间静静地流逝下,他们离我们已近千年的时光,然而正因为他们丰富的人性,对于“义” 的独特诠释而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绣像私藏本[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2]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3]李秋晨.论水浒戏中喜剧李逵和《水浒传》中的悲剧李逵[J].菏泽学院学报,2010(1).
《水浒传》中的教头
黄季鸿
摘 要 论文对《水浒传》中“教头”一职予以阐释与解说,据《宋史·兵志》、《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相关记载及《水浒传》有关描写,指明教头地位不高,尚属军吏而非为军官;《水浒传》中教头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展现,不但视角新颖,更丰富了《水浒传》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 《水浒传》;教头;军吏;都教头;副教头
《水浒传》中的“教头”,最为人知者非林冲莫属,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也,小说以林冲为教头而矜许。除林冲外,尚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打虎将李忠、柴进庄中之洪教头、病大虫薛勇、金枪手徐宁等十三四人涉及教头者[1],然教头一职,实乃宋朝军队中教习武技之小吏,并不是“官”,因而社会地位不得称高。教头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展现,丰富了《水浒传》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宋代的教头
透辟理解宋代教头一职,对深化认识《水浒传》人物的性格非常必要。现据史料记载及《水浒传》中有关描写,先对教头一职做一解说。
《宋史·兵志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閤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八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楪、酒醪以为赏犒。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
按:文中所谓“府界”,即开封府界。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于开封府界内设提举保甲司,颁发集中教习大保长之法规。入内内侍省[2]副都知王中正、东上阁门使[3]狄谘兼掌开封府集中教授保甲大保长习武一事。保甲,宋代乡兵组织和基层组织。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诏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改为五户一保,二十五户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保正和副保正,每户两丁(按:男子称丁)以上者,以一丁选充保丁。大保长习武时,每十人习一种技艺,设一教头,学成后的大保长,则又成为民间教习兵杖的教头。 ? 由上可知,教头有二种:一是教大保长“一色事艺”之人,这种教头应出自禁军,禁军中的教头总数为二百六十人(教头之上为都教头,有三十人);民间教习兵杖的教头,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上尊敬称谓,应是于开封府学过“一色事艺”的大保长。
《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卷三百三)载朝廷“诏开封府界京东西诸将下弩手每五十人差教头一人”,表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诸将领之下的弓弩手每五十人,派一教头实施教习,以此推衍,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即使所教人数有别,也绝非面对所有八十万禁军进行施教,教头施教之人一般说来不会特别地多。
古时官、吏有别,教头地位很低,民间的教头为了生活,有很多需靠街头卖艺为生,如《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一的打虎将李忠、病大虫薛永就都曾卖药以维持生计,洪教头亦只是小旋风柴进那里的一位食客。都教头虽级别高一些,但仍属于军吏阶层。关于教头的升迁,史无明文,以常理推论,自可升迁为都教头。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有如下一段文字也有助于人们对教头一职的认识,今引于下:
[建炎三年正月]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尽,权知州魏某为所杀。又陷潍州,焚其城而去。牛头河土军阎皋与小教头张成率众据潍州,皋自为知州,以成知昌乐县。
“小教头”之“小”,当指张成年齿而言。金人陷青州时,闫皋与张成率众占据了潍州,闫皋自己做了知州,让张成做了昌乐知县。有理由认为,教头与知县相当,或可升为知县一级官员。当然,小教头张成当系民间教习兵杖者的教头,禁军教头的升迁或可更高一些。顺便指出,北宋仁宗时,是禁止“民间置教头习兵仗为社”的,时势变迁,至神宗时则发生了变化。又,禁军教头与民间教头存在很大差别,禁军教头水平应极其高超,非街头卖艺者之可比。对街头卖艺者而言,几乎不可能成为禁军教头,若因偶然事件而就,对己对人,都或可称为极其荣羡之事,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所记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
[建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丁亥,王琼、郑建雄以兵八千来勤王。王琼历官中山府路马步军副总管,尝从种师中战金人于榆次,至是京师受围……有薄坚者能杆棒,在街市作场,京取以为教头。京城居人,不论贵贱老幼,无不喜跃,皆以天降神人佑助灭敌,惟有识者哂之,为之寒心。????? 市民百姓为之喜跃鼓舞,是因为朝廷“不拘一格降人才”;有识者“哂之”、“寒心”,是因为街头卖艺者岂得目为人才,焉能灭敌?恩格斯说《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他从“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水浒传》宋代市井历史生活的描绘,同样给人以很多具体鲜活的感受,如教头、都教头之职,就是可以他职兼任或也可以兼任他职的。高俅征讨梁山时,八十万禁军都教头丘岳,就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又八十万禁军副教头(副都教头)周昂,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征辽时,朝廷特派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王文斌赴边庭押送衣袄等物,王文斌除教头一职外,还正受郑州团练使,这种情况可能是特殊的例外,但恰可弥补史料有关记载的不足,并可给人以感性的认识。
二、《水浒传》中的教头类型
前面说过,《水浒传》提到的教头有十三四个,从教头实际设置的角度论,可分为禁军教头、厢兵教头、民间教头三类,下面简单对之做一描述。
1.禁军教头
北宋中叶,禁军确实增至八十多万,书中说“八十万禁军”有史实根据,绝非空穴来风。但禁军中到底有多少教头,书中未明白道及,不过婉约透露出禁军中是有几个教头的:第七回,陆虞侯对林冲说“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谁人及得兄长本事”,“禁军中几个教头”,可以理解为禁军中的教头,也可以理解为与林冲一样的“枪棒教头”,实以后一说为是。因为据前引《宋书·兵志》,可知宋代禁军有教头二百六十人,都教头三十人,所以禁军中的教头绝非是“几个”。至于地方军队中有多少教头(或都教头),因史籍缺载,暂时尚无法考知。
书中明确写到有名姓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五人:一是私走延安府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二是王进的父亲都军教头王升,三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四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最后一位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王文斌。
先说都军教头王升。历史上并无都军教头之称,军队中也不存在什么“都军”,所说都军教头,或是《水浒传》由误解“都军头”一职而来。都军头,属御前忠佐军头司,其下设有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步军都军头、别都军头等名目。高俅未发迹学枪棒时,曾被王升“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高俅说王升“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属于污辱漫骂,发泄私怨。王升作为都军教头,名副其实,王进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实系家学渊源。王进、林冲是小说深入描写的两个禁军教头,王进是个见微知著之人,可说是最识时务者。挟私怨而实施打击报复的太尉高俅,这种小人都能得势,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偷偷地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那里去了,而且去也未去,实未交待,借用古语,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林冲岳父张教头,书中未明确表明为禁军教头。古代婚姻多门当张教头身居京禁,故以之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为是。小说未正面描写张教头的武艺,他的出场是在第八回,林冲被赚入白虎堂入监后,张教头“买上告下,使用财帛”,极是个通情达理的武人。林冲刺配沧州牢城时,张教头与众邻舍都去到府前迎候,当林冲怕耽搁爱妻青春写休书时,张教头不肯应承,无奈之中,依然决定不把女儿嫁人。可以说,张教头了解林冲的为人,对林冲的遭遇给予了最深的理解与同情;其女儿——林冲之妻为高衙内所逼而自缢身亡(第五十八回),如此刚烈,宁为玉碎,应该与张教头良好的家庭教养紧密相关。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通过林冲的性格特征,人们或可也一定程度地可以感知张教头的风格与为人。至于林冲,我们于后面再谈。
王文斌也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团练使,神宗后定为从五品官员(此前不详)。教头可由他职兼任,史书不载,《水浒传》所叙,可扩大人们对宋代官制的认识。
郑州团练使兼教头的王文斌,出场于小说第八十八回,朝廷派他押运衣袄给宋江等征辽前线的将士。王文斌到军前时,正是大辽都统军兀颜设下混天象阵,宋江等已被败数阵,正苦于无计攻破。王文斌得知后,到阵前亲自察看。他根本不识混天象阵,但却自以为是,诈人要誉,自恃勇武,持枪出马,欲阵前立功,结果只二十多合,便被辽大将曲利出清卖个破绽,翻身背砍一刀,将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值得注意的是,王文斌是被朝廷重用的少见的一个教头,可他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武艺更称不得精湛,因此他不但自食恶果死于非命,而且还会挫动军心,影响士气。但小说未能触及这一层,因此小说此处的描写不够成功,后面作者只是笔峰一转,让九天玄女娘娘出现,混天象阵就轻松被攻破了。尽管如此,王文斌的有关描写却仍有一种烘托与深化题旨的作用,那就是,王文斌尚可以得到朝廷重任,而王进、林冲等有勇有为,非但不见提拔,竟于军中立身而不可得,岂非朝廷用人不公之明证?!
2.厢兵教头
相对于禁军,两宋诸州之兵,称为厢兵,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禁军之外的军中教头称为厢兵教头。徐宁是厢兵教头中一个重量级的人此外,史进找师父王进时来到渭州,茶博士告诉他“这府里头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都应属于厢军教头一类,但因为都未露面,故从略。
金枪手徐宁,是金枪班唯一的教头[5]。金枪班在京中,实属禁军,但在小说中不属禁军之列,小说从不说徐宁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故我们将徐宁置于此类。徐宁有家传绝学,会使钩镰枪法,就是在他的教练下,梁山才得以破得呼延灼的连环甲马,他是一个奇才。不过,徐宁虽说也是金枪班教头,但并非禁军教头,与林冲相比,金枪班教头徐宁的道德品性的确不如禁军教头林冲。禁兵,是皇帝的亲兵,因集中京师,故名为禁军,其素质要比厢兵、乡兵为高,尤其是禁军教头,小说再现了这样的一种特征。林冲身为禁军枪棒教头,虽受尽屈辱,爱妻被调戏,忍气吞声后,还是屡遭图谋陷害,乃至被赚入白虎堂献刀,从而触犯刑律而遭发配,但他仍然委曲求全,希冀有朝一日依然能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发配后,虽写下休书,但内心依然幸存一线希望,只要他还有一条生路,就决不造反。对比而言,徐宁之上梁山,则容易得多。书中描写梁山采用汤隆计策,派时迁盗走徐宁祖传宝物雁翎甲,徐宁跟汤隆一路“追踪”,被骗上了梁山。汤隆告知原委后,徐宁感叹地说“都是兄弟送了我”,后宋江“陪告”,老朋友林冲“陪话”,便马上同意入伙上山,所顾忌者无外是怕家中妻子被官司擒捉而矣!一旦妻子、宝甲无事,所谓“兄弟,你也害我不浅”之语,只能视为是一块遮羞布,演戏给他人而矣。徐宁上梁山与林冲上梁山实貌合而神离,林冲确是为官府所“逼”,而徐宁如果说也有“逼”的话,但那决非官府,只是为梁山所“逼”!而这在林冲乃至宋江等人身上,都是不可能发生或很难发生的事情。
3.民间教头
民间习兵仗者,有的也自设教头。《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卷一百三十四)记载:“(庆历元年十一月, 1041)甲寅诏:如闻。淄、齐等州民间置教头习兵仗为社,自今为首处斩,余决配远恶军州牢城,仍令人告捕之,获一人者,赏钱三十千。”这是说庆历元年后,民间习兵杖之人如设教头者为非法,惩处还非常严厉。
民间教头有两类,一类实为教头而不名教头者,如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曾头市教师史文恭、副教师苏定,都应是民间习兵杖者所设的教头(这一类教头,实为乡兵教头)。栾廷玉武艺堪称高强,当他看到“祝氏三杰”的老大祝龙敌不过霹雳火秦明时,栾廷玉身带铁锤,上马挺枪,与摩云金翅欧鹏迎面厮杀,欧鹏被他一铁锤便打翻下马;他与秦明斗一二十回合本不分胜败后,佯装败阵引秦明入阵,使其中埋伏而遭生擒,可见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栾廷玉与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本为一师所教,只不过在作者看来,栾廷玉不该站在与梁山为敌的立场,所以他死于非命。曾头市秦明与史文恭斗阵时,只二十余合,秦明便力怯不支,被史文恭神枪刺中后腿股上。曾家五子均学艺于史文恭、苏定,而小温侯吕方不敌老大曾涂,只能与其力斗三十多回合;曾升箭法很准,李逵被他一箭射中了大腿,这些都可见史文恭、苏定之武勇。曾头市玩火自焚,史文恭自缢而亡,苏定为乱箭射死,表明与梁山为敌者,纵强悍也决不会有好的下场,但人们依然可从中得出,身为教师(实为教头)之人,其武艺都可说有出类拔萃之优长。
民间教头中的另一类是真正的“使花棒卖药”以维持生计者,打虎将李忠、病大虫薛永就是个中的代表。李忠是史进的开手师父,其出场是在第三回史进欲去投奔师父王进来到渭州后,与鲁智深结识,上街吃酒时,发现了正使枪棒卖药的开手师父李忠。病大虫薛永于《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出场,当时也是在街上耍枪棒卖膏药乞讨,地头蛇小遮拦[6]穆春吩咐众人不许赍发他。这些描写,都可见民间教头地位之低下。柴进庄上的洪教头也需一提,他武艺虽然不精,外强中干,但却狂傲自大,不懂礼节,缺少教养,比武中被林冲一棒扫倒,丢尽自家颜面,实乃咎由自取。《水浒传》写出了民间教头的生活境地,以及由这种境地养成的一般通性:小气、悭吝、浮躁,但作者并没有将人物脸谱化,小说并未把病大虫薛永写成同李忠、洪教头一样的人物,这或许也就是薛永排位于李忠之前的原因。
总之,在烽火将起之日,一武人欲以一己之长竟不得谋生,这真是对软弱、腐败的赵宋王朝的一种莫大的嘲讽与针砭!
三、梁山四教头
梁山四教头,其身份分属于《水浒传》中描写的不同的教头类型,但若从教头这一类别着眼,梁山四教头在作者笔下是浓墨重彩给予描写的人物,因此有必要单独列出来再做一说明。? 梁山四教头,即一百单八将中此前曾为教头者,总计有四人:第一位是曾任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天罡星第六);第二位是会使钩镰枪法可攻破连环马的金枪手徐宁(天罡星第十八);第三位是曾得宋江救助的病大虫薛永(地煞星第四十八),第四位是九纹龙史进的开手师父打虎将李忠(地煞星第五十),他们都是《水浒传》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是《水浒传》人物塑造中最成功的形象之一,而且,他可说是《水浒传》中最独特的英雄。林冲的独特性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从传说来源上看,林冲完全是作者自己创造的产物;二、从形象创作上说,林冲是可歌可泣也是《水浒传》中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苦难英雄[7]。林冲武功绝世,《水浒传》中未见有武艺高于林冲者,陆虞侯曾说“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谁人及得兄长本事!”[8]可见,林冲乃是教头中武艺卓绝之人。柴进庄中,不费吹灰之力即将洪教头一棒扫倒;对阵中,不论是宋军名将,还是绿林好汉,林冲从未失手。他与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对阵,可谓平分秋色;梁山将士两打祝家庄时,扈三娘生擒了矮脚虎王英,相当英勇!林冲出阵与其战不到十合,便将扈三娘生擒;于反官军剿捕过程中,林冲刺杀童贯部下洳州都监马万里,与高俅麾下河南节度使王焕斗七八十回合,不分胜败,如此神勇的林冲,竟屈于教头地位而不得,必欲绝其生路、逼上梁山始罢休,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徐宁做为金枪班唯一的教头,身怀绝学,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民间教头薛永、李忠与正规军中的教头不能相比,病大虫薛永虽可轻易“颠翻”小遮拦穆春,只能说明穆春武艺更下,决不能用以证明薛永武艺之高。穆春被薛永“颠翻”又“踢翻”后,便“叫了赌房里一伙人,赶将去客店里”,轻松地就“拿得那卖药的来,尽气力打了一顿”[9],并吊在了都头家里,可证薛永确“无惊人的本事”[10]。李忠排位还在薛永后为人小气悭吝,品行不如薛永,武艺也平平。做为史进的开手师父,史进所学武艺,在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看来,“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呼延灼的连环马被徐宁的钩镰枪攻破后,他败奔青州慕荣知府,在攻打桃花山时,曾与打虎将李忠交战,《水浒传》第五十七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斗了十合之上,见不是头,拨开军器便走。
于此可见,打虎将李忠根本不是呼延灼的对手,这与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能与其相斗四五十回合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套用双鞭呼延灼的话说,他的手段“只是绿林手段”。薛永、李忠二人在梁山其后的各战事中,只是参与其中,未能赢得奇功殊业,实与自身能力有关。 ? 除徐宁外,李忠迫于生计在桃花山占山为王,成了强盗;林冲也被逼做了强盗,虽然林冲不想乱杀无辜,但为了落草,要证明身份,也不得不纳头名状,之所以未杀掉杨志,不是不想杀,而是武艺相差无几杀不了,彼时,他们的确已成了真正的“强盗”。李忠、林冲的生涯,理应就是薛永的未来,但因救宋江,故直接随宋江上了梁山。梁山宋江“替天行道”,有许多人对此大加挞罚,视梁山一如其他强盗无别,应该说那实在是一种误解,否则就只能是一种曲解!试看,梁山首领宋江只是被李逵误解为强抢民女,而小霸王周通(桃花山二头领)等强盗上梁山前却是真正的欺男霸女,在作者笔下,宋江将这些强人聚到了一处后,在行事上确实可说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成了“好汉”,成了“英雄”,虽然也还留有诸多恶习,但在梁山,周通等人随意欺男霸女之事几乎是消失了,这应该是宋江的功德吧!
总而言之,梁山四教头与《水浒传》中诸教头的有关描写,形成了一列独特的人物画廊,以一种新的视角进而能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宋元中下层社会的民间风尚与生活,寄寓着作者的情怀爱憎,主次分明,章法有致,这也是《水浒传》独特的一种艺术魅力。
四、附论:《水浒传》中的都教头、副教头
除教头外,《水浒传》还出现了都教头、副教头。都教头位在教头·宋代禁军中设有都教头三十人,副教头则未见文献记载。《水浒传》第八十回朝廷增派两位将军去助高俅剿捕梁山,这二人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八十禁军副教头,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11]。指挥使为统兵官,辖五百人;又护驾将军史无载录、车骑将军也非宋朝所有官职,小说当即谓将军一职而已。此处副教头之称,联系行文环境,似是副都教头之意。这两位将军,小说写他们是“累建奇功,名闻海外,威镇京师,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但实际能力如何呢?丘岳曾与没羽箭张清对阵,相斗不过三合,张清拍马便走,丘岳要逞功劳,随后追赶,结果被张清一石子正中面门,翻身落马,被打落了四个牙齿,鼻子嘴唇都破,虽被周昂死命救出,但后来仍是被锦豹子杨林一刀砍死。周昂与卢俊义相逢时,虽自以为威名赫赫,欲以气势震人,高声大叫“反贼认得俺么”,岂知卢俊义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反讥其为“无名小将”。在小说里,卢俊义是武功盖世之人,排位尚居林冲之前,周昂能与其斗二十余回合,未见胜败,最后尚能保住身家性命,也就算名不虚传了!应该说副教头周昂武功要优于都教头丘岳,但是两人虽说都是“高太尉心腹之人”,但能力高的反居下位,岂非耐人寻味?因此这种描写实乃春秋笔法,当然此事本不值得奇怪,试想此二人虽说位居教头之上,可又有哪一个能与王进、林冲相比?高俅任人唯亲,写尽了宋朝君王与臣子的昏愦,其结果就是导致了社会动荡与天下大乱。
有一个问题尚需略加说明,那就是林冲是否也曾为都教头?林冲徒弟操刀鬼曹正,曾对杨志说自己“乃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徒弟”[12]。按理说徒弟所言当不至有误,最起码曹正应该懂得教头与都教头之间的区别,但《水浒传》中除曹正外,从未有人说起林冲为禁军都教头之事,林冲自己也不曾道及。古时,人们极其看重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担当的职务,因为他标志着其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与成就,如果林冲曾为都教头,别人断不会不以此称谓林冲,林冲本人也会如此,这样看来,曹正抬高林冲的职级,不过是欲自高身份的一种自我炫耀罢了,故林冲实未曾任职都教头。
注释:
[1]其他描写或提到的尚有王进的父亲都教头王升(第二回);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也是禁军教头)(第七回);高俅征讨梁山时,朝廷所派两员上将相助,“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八十回);征辽时,“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自大欺人的王文斌(八十八回)。又,茶博士对史进说渭州小种经略府“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第三回);陆虞侯也曾说“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但都不及林冲本事(第七回);清风寨知寨刘高手下“新有两个教头,……终不及花荣武艺”(第三十三回)等处亦提到了教头。
[2]宋朝掌管侍奉宫廷内部生活事务的宦官机构。
[3]正六品职事官,掌乘舆、朝会、游幸、大宴供奉之事,并赞引亲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见辞谢,纠弹司仪。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致玛·哈克奈斯〉》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 [5]金枪班,宋禁军番号名,初设时归殿前司所统,后由三衙[宋代掌管禁军的军事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马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步司)]分管,殿前司地位在侍卫亲军司之下,而禁军的大部分是由侍卫亲军司掌管的。
[6]“小遮拦”是因其兄绰号“没遮拦”而来。没遮拦,山东方言,无约束、无阻碍的意思。?????? [7]参阅黄季鸿撰《林冲——〈水浒传〉中独特的英雄》,张虹、刘春龙主编《水浒争鸣》第十辑,湖北长江出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版。
[8]《水浒传》百回本第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9]《水浒传》百回本第三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277页。
[10]《水浒传》百回本第三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1]《水浒传》百回本第八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
[12]《水浒传》百回本第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作者单位:黄季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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