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22107 韦德旺
1972年6月18日,五个人因为潜入华盛顿特区美国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而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此事件与总统尼克松有关。1973年,新闻界将总统尼克松的丑行公诸于众,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应;1973年初,参议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水门大厦事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时通过了三项对尼克松的弹劾。尼克松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于8月8日宣布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这就是震惊美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的“水门盗窃案”,在美国这个当时的世界霸主引起轩然大波并反响巨大。1976年4月在美国拍制上映的同名历史剧情片《水门事件》再现了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影片采用半纪实的手法,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水门事件中惊心动魄的追踪报道为主线,讲述两位记者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出曲折的经过最终揭露了整个事件的内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从一起毫不起眼的小案件,到引起美国上下乃至总统的关切,最后揭发了总统窃听丑闻事件始末,引发总统下台??《水门事件》用一个相对真实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上世纪最轰动的政治丑闻之一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事件中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真相的记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为真相为正义挺身而出的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都让人肃然起敬。
毫无疑问,新闻媒体在 “水门事件”中发挥了强大的功能。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他们的深入调查,历尽艰险,终于把潜入水门大厦是为了盗窃这一判断给打翻,抖出了总统尼克松有竞选丑行的事实。最终把总统尼克松赶下政台。假如我们不该过分的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强大作用,那么我们只能说,在整个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介入与参与对获得事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说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渗入调查的话,事件的真相将会被推迟,甚至会石沉大海。可以让新闻人引以为豪的是,从那以后,新闻业开始进入了政坛的视线,开始扩大了它的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除了两位勇敢的记者和伟大的尼克松总统之外,水门事件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就是“深喉”。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迅速全面的了解并揭露真相,“深喉”功不可没。用专业一点的新闻术语说,“深喉”即两位记者的新闻来源。在新闻调查报道中,新闻来源不可或缺,新闻来源的获取为新闻工作者减轻了许多的工作负担,更方便快速的完成新闻任务。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喉”这独特的新闻来源至关重要,他也是案件最后得以披露的关键之一。这不虞让我们清楚,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新闻来源的意义有多重大。
整个事件过程中,两位年轻记者步步深入抽丝剥茧的调查与他们专业的新闻素质和过硬的新闻能力分不开。在成名之前,或者说在成功报道水门事件之前,他们都只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位普通记者,但正是这两位普通记者的专业新闻嗅觉和新闻敏感,以及独特的新闻观察力,让他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原本别人都觉得平常的小事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事件对媒体,对两位记者的要求却越来越高,真相挑战着记者的勇气,也挑战了媒体的实力。不过最终,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喜感的结局。记者们解开了真相,而新闻也向世人展示了它强大的力量。
“水门事件”,对于尼克松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更确切的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事件。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我们却可以看到,“水门事件”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治来说却是非
常重要!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水门事件考验了新闻媒体对于大事件的应变处理能力,而最终展示了媒体的强大监督功能。对于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来说,也许那应该是一次充满挑战的职业任务,而也一定是一次梦幻而amazing的人生经历。
“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一) “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其影响极为深远。 “水门案”曝光之初,与此有牵连的总统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依靠白宫幕僚而非内阁各部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极度混乱,内政外交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至关重要的国内政策构想和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最昂贵的国家。尼克松出身贫寒,早年曾遭逢兄弟连续病故的创痛,深知平民百姓缺医少药之苦。他原打算在第二任总统任内,正式向国会提出议案,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当时,掌管联邦政府“钱袋权”、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地位,由共和党总统出面提出“福利化”法案,极有可能得到顺利通过。但是,因“水门事件”影响,这一计划胎死腹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旧案重提”,试图建立免费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结果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无情封杀。时至今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仍然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公民生活在没有医疗保险的阴影之中。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头支票。当年中国领导人对“水门案”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危机缺乏深刻认识,认为美国言而无信,故意玩弄“中国牌”,挟中国压苏联在军备控制和全球战略要点争夺中让步。根据美方已解密的中美会谈档案,1975年10月21日,**拍着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用了。” “水门案”之前,尼克松总揽外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有实权而无名分,国务卿罗杰斯有名分而无实权,白宫幕僚与国务院行政主管明争暗斗,相互制衡,总统坐收渔人之利。这套微妙的“制衡”手腕,与中国帝王玩弄的“御臣术”如出一辙。可是,“水门案”闹大之后,尼克松焦头烂额,难以自保,在外交上不得不日益倚重基辛格。假如没有“水门事件”,在“权术总统”尼克松手下,“谋略大师”基辛格后来根本不可能当上国务卿。 美国学者格林斯登认为,“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总统面临的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包括权力意识觉醒的国会,软弱无力的政党系统,攻击性极强、积极挖掘坏消息的媒体,以及难以指挥的行政官僚系统。尽管总统仍然在宪政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 197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的战争权。1974年,国会通过了《预算和拦截控制法》,限制总统重组行政部门和拦截国会拨款的权力。1978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授权独立检察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此项立法为1986年“伊朗门”案和1998年“拉链门”案埋下了伏笔。 在国际舞台上,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台湾当局赢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身心交瘁,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1979年,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台湾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节外生枝,使台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339∶50,参议院85∶4),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尔反尔,节外生枝,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同样是“水门事件”的主要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惨败彻底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北越大军兵临西贡城下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紧急议案,授权福特总统可以在撤退美国驻越人员时动用美军。当国会参议院吵吵闹闹、议而不决之时,南越阮文绍政权土崩瓦解,烟消灰飞。 想当年,在结束越战问题上,尼克松扮演了一个难度极大的角色。他既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又要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促成停战和撤军,同时还要应付国内的暴乱示威,新闻媒体的抨击,政府内部的严重泄密,还有坚决维护新闻自由的最高法院。一场由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肇始并最终弄得无法收场的战争,却使收拾烂摊子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陷入了孤家寡人、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处境。 尼克松认为,越战是卡在美国喉咙上的一块骨刺,对内政外交和全球战略影响极大。美国既要收缩战线,尽早从越南脱身,又不能轻举妄动,操之过急。一方面,美国应实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建立一支能够替代美军作战的南越军队。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在冷战对抗中的领导地位,避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一垮皆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确保西方世界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决不能过分仓促地单方面停战和撤军。 为此,尼克松制定了“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独断专行,铤而走险,未经国会宣战,悍然下令美军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彻底扫荡北越的后勤基地,甚至冒着可能与中、苏两国摊牌的风险,不但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而且还在北越领海布雷,企图釜底抽薪,彻底切断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致美国学者惊呼,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美国已出现了“帝王总统”。与此同时,尼克松手下为打击泄密和“堵漏”而组建的“管子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在“水门窃听案”中惹出了弥天大祸,最终导致尼克松丢失了白宫宝座。 (二)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写道:“在南北战争以来最为破碎分歧的国内环境中,尼克松挑起了结束越战这个锥心痛苦的重担。即使事隔二十多年,每一思及举国上下对越南战争的共识突然间冰消瓦解,仍然令人痛心震撼。”“面对各地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渐渐地倾向于单方面撤军,再加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刻,尼克松本应在任期内,尽早向国会陈述其战略构想,要求国会毫不含糊地支持总统的外交战略。如果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他应当要求国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清理越南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结束越战责任。”但是,“尼克松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放弃政府行政部门应有的领导职责之举,历史不会原谅他如此行事可能导致的骇人后果”。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决定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是高度合乎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的正确决定。他一人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在美国制衡与分权的制度中,这个千钧重担本来不应由尼克松一人独自承担。” 那么,尼克松为何特立独行,非要独自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重担呢?主要原因为,尼克松先后干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等要职,精明老辣,独具匠心,深谋远虑,勇于担当,深谙美国政治内幕。显而易见,在战争决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战略问题上,如果通过宪政民主程序,让议程公开、极易泄密、议而不决、多谋无断的国会两院来主导战争决策,很可能导致一场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灾难。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在越战中一败涂地,尼克松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招来了无数指责谩骂之声。 但是,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独树一帜,语惊四座,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赢得了缓冲时间。1965年,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到了1975年,东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形。”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1979年,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与美国携手合作,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环境、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回首往事,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堪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伤和国耻,深深地镌刻在美国人的心灵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因新闻自由和反战示威,美军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打输了越战;因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尼克松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丢失了总统宝座。由此,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既可视为美国的创伤和国耻,亦可视为美国的自豪和骄傲!它既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弱点,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宪政法治的强大和力量。这种令人惊异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功能,正是美国兴盛强大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幸灾乐祸,把美国各界的痛苦反省和批评自责视为意志薄弱和畏惧退缩,把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新闻监督视为制度失败和自毁国脉,把美国在越战后的战略收缩视为军心涣散和战略崩溃,误以为时代潮流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误以为美国的衰落和全面溃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据此,苏联咄咄逼人,积极进攻,从柬埔寨、也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到直接出兵入侵中亚要地阿富汗,四面出击,过度扩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强大的军事机器外强中干,是建筑在僵化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极权的政治体制之上的。 里根总统执政后,当美国凭借高科技和体制优势,整军经武,强硬对抗,在西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宣布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当美国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凭借先进的信息手段在苏联东欧地区自由传播之时,苏联应对失策,节节败退,自乱阵脚,土崩瓦解。一个高度集权、横跨欧亚、军力强大的巨大帝国,竟然未经一战便分崩离析,在数千年人类历史中,这种现象空前罕见! 在美国国内,“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媒体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带“门”(gate)字的英文词尾,从此成为政治丑闻的代名词。里根政府非法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案被称为“伊朗门”(Irangate);克林顿政府解雇负责旅行事务的白宫雇员事件被称为“旅行门”(Travelgate);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被称为“拉链门”(Zippergate)。此外,为了限制白宫幕僚权力,福特和卡特总统曾一度取消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白宫所属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任命改由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不复拥有基辛格当年炙手可热的超级权势。 尼克松辞职下台后,**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其“打抱不平”。**曾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1975年7月1日,**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抱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1976年2月,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将正式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公告宣布后,举世皆惊。国际观察家们猜测,只有向美国记者斯诺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才会如此特立独行,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以刚从美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大型客机为专机,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为全权特使,不远万里,专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下台的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礼遇之隆,情谊之重,出招之奇,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府往往顾念旧谊,重义轻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见死不救。前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哀叹:“做美国人的敌人易,做美国人的朋友难。”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等皆饱尝“见死不救”的滋味。其实,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相当为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国会、媒体、政党、民意、利益集团等全都是大爷,一个也惹不起,请客花钱和对外军援等事宜,必须看国会和纳税人的脸色行事,行政部门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松抵达北京时,**不但重病缠身,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坚持与老朋友见面。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一书中写道:“1976年,当我再次访华时,**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却说不出来。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下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 尼克松深谙人情世故,很可能是顾及礼貌,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他故意没有把问题挑明。实际上,无论别人怎样看待,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制约制衡的高度集权体制中,**晚年在**动乱的凄风苦雨中“战斗到最后一息”,对国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领袖形象、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恐怕高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羞辱地辞职下台。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到极大打击,但他并未颓废消沉。面对惨败和羞辱,尼克松坚韧地表示:“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人生的征途中既无胜利,也无失败。”下台之后,尼克松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潜心思考,总结经验,先后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只争朝夕》、《超越和平》等著作,几乎每一本都成为国际畅销书。
在外交领域,尼克松逐渐以外交战略权威的形象重新崛起,经常应邀为里根、老布什(George Bush)和克林顿总统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提供富有创见的外交咨询和建议。1989年“六四风波”后不久,他肩负修复中美关系的重大使命,第五次访问中国大陆。1994年,临终前不到一个月,他抱病出访莫斯科,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外交提供政策评估。尼克松“身败名裂”之后,仍然对美国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 1994年4月21日,尼克松因中风在纽约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当日,记者向当时已经深陷“白水案”风暴的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提问:“想想你目前经历的司法调查,你对当年尼克松可能经受的痛苦历程,是否有更深体会?”希拉里答非所问:“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为尼克松总统祈祷。”言罢,出乎记者们意料,大庭广众之下,作为当年参与弹劾尼克松的著名律师,希拉里突然情绪失控,热泪盈眶,话音哽咽,她伤感地向记者解释道:“你们知道,一年之前的四月,我的父亲也是在八十一岁过世,所以,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尼克松总统的女儿们。” 尼克松逝世后,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卸任总统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以及朝野政要、文武百官倾巢而出,出席了场面极为隆重的葬礼,并纷纷发表热情洋溢、有褒无贬的悼词。尼克松被赞誉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举世无双的战略家”、“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外交政策总统”。至于“水门事件”,仿佛重新变成一桩不起眼儿的“屁事”。 尼克松身后“平反昭雪”,哀荣甚隆,引起自由派阵营极度不满。1995年,好莱坞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不惜重金,聘请前白宫高级幕僚为顾问,大量参考法律学者和“水门事件”专家的著述,编剧并执导了一部耗资四千三百万美元、长达三小时二十分钟的传记性巨片《尼克松》(Nixon),试图“重写历史”。斯通本人曾是尼克松的拥戴者,但是,亲历入侵柬埔寨之战并身负重伤后,他一转成为痛恨尼克松的激进自由派。尼克松“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导致越、柬两国生灵涂炭,焦土遍野;美军部队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难以释怀。 在影片中,英国影星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尼克松一角,此公因在影片《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ps,1991)中扮演罪犯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尽管霍普金斯的相貌和口音与尼克松相差甚殊,但是,他塑造的人物却有神似之妙。他把尼克松在白宫骂骂咧咧、发号施令的情景演得惟妙惟肖,把“帝王总统”刚愎自用、阴险多疑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斯通虽然标榜客观公正,但却在影片中过多地突出了“帝王总统”个人品质和性格的黑暗面。尼克松既有头脑又有胆略,既有能力又有毅力,令人可悲的是,个人品质和性格充满缺陷,胆大妄为,不择手段,迷恋权势,偏执多疑,最终从功成名就的巅峰跌入自我毁灭的深渊。但是,这部苦心制作的影片上演后,观众甚少,反响寥寥。 基辛格早在1974年就已预言:“历史对尼克松的评价将比同代人要仁慈得多。”但是,尼克松却非常清醒,他对基辛格说:“那要看由谁来书写历史。”1999年8月9日,即尼克松辞职二十五周年之日,根据《华盛顿时报》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百分之四十五的美国人认为“水门事件”的性质只是政治斗争,并非严重的犯罪行为;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持相反观点;百分之七的人无话可说。 (三) 回顾历史,“水门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美国立宪建国之初,国会一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可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五十年代美苏冷战以来,行政部门权力急剧膨胀,总统和白宫幕僚逐渐成为联邦政府权力中心;国会被党派利益所分化,无力对总统形成有力制衡,致使“国会政体”逐渐演变为“总统宪政”。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并兼任美军总司令,兼有英国女王和首相、法国总统和总理所具有的权限和职责。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中,甚至出现了独断专行的“帝王总统”。 尼克松执政时期,“帝王总统”权力急剧膨胀,并由外交和军事领域日益扩展到国内政治。白宫幕僚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甚至发展到建立秘密警察“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一桩的“水门”窃听案,实际上只是白宫幕僚一系列非法行为的冰山一角。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案”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千载良机。由于特别检察官、联邦地区法院和国会深入调查“水门事件”,联邦最高法院果断介入,对总统行政特权予以限制,导致尼克松被迫辞职,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帝王总统”从此一蹶不振。 “9.11事件”后,美国朝野空前愤怒,力主报复,治本清源,彻底消灭全球反美恐怖分子。副总统切尼提出了著名的“百分之一原则”,即今后若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重演“9.11”惨剧,美国就应毫不犹豫地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激进保守派则力主攻打伊拉克,擒贼擒王,推翻萨达姆政权,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战略危机。在此背景下,小布什利用战时总统的绝对领导权威,宣传反恐,激发民愤,独断专行,铤而走险,扭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最终下令武装入侵伊拉克。 五年之后,多数美国人认识到,伊拉克之战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又一场无比可怕的战争梦魇。越战英雄、共和党参议员海格尔(Chuck Hagel)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败。一些民主党议员甚至认为,此战是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和军事错误。与此同时,因反恐和伊战引发的“泄密门”、“虐俘门”等宪法大案,以及国会与总统在战争拨款、秘密窃听等问题的对抗,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宪政危机此起彼伏。小布什总统目前的处境,与越战年代的尼克松总统可谓同病相怜,就差再来一个“水门事件”了。 作为当年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的主要谋划者,如今基辛格也为小布什政府出谋划策。2007年4月,基辛格指出,伊拉克的局面比当年越战还要复杂,叛乱分子既无从辨认,又无所不在,再加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分歧,致使战事无比复杂;美国要在伊拉克迅速取得“军事胜利”,进而控制整个伊拉克领土及全部人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基辛格警告说,美国如果突然从伊拉克撤军或失去影响力,则可能引发空前的混乱和灾难性局面。他表示:“我基本上同情小布什总统,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曾目睹过类似的混乱局面。” 越战失败的惨痛教训不过三十年,美国政府为何如此健忘,跳进了远比越战复杂的中东火坑,铸成了几乎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呢?说起来,苏联分崩离析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过分自信,睥睨全球,自认为达到了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的高度境界,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美国已成为衡量世界善恶的终级标准,犯下了历史上所有大帝国皆有的过分自信、四面出击、过度用武的大毛病。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军力最强大、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国家,号称拥有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成熟完善的两党竞争,设计精巧的国会制度,无所不在的新闻监督,无数专家学者和科技专才,高度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面对前所未有的伊拉克之战乱局,如何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将是美国宪政体制面临的严峻考验。
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
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的几点感慨
许锡良 1、发生于1973年的美国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其实只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中,由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和“总统再任委员会”的一些人,在尼克松不知情的情况下背地里导演的暗中搜查民主党大楼水门大楼,以窃取情报,方便在竞选时占有利地位的一个很小的事件,但是,由于尼克松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不是大公无私给予公布详情,而是企图掩盖真相,从而表演了一系列的拙劣的丑剧。最后因美国的民主法治体制的完善,使得这场丑剧不但没有成功掩盖,而且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真相大白于天下。总统是靠不住的,一切圣人贤人,在权力面前都靠不住,中国这个民族要达成这个共识恐怕还有待时日,因为尊孔的目的很明显,他在告诉我们,总统是可靠的,只要选的人是圣人君子贤人,就是可靠的。这个误导使得中国进入民主法治的进程,阻力重重,困难重重,充满了艰险与焦虑。
2、真相,越是有重大影响力的真相,特别是有公权参与的真相,越是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个人的良心发现与个人的智慧与勇气。人们的智慧与勇气,常常也是在制度的保障下才会有的。在美国,那些敢于揭发权贵,不怕坐牢的扒粪者,后面有宪法这个神圣的法宝作靠山,还有新闻舆论的监督,那些善于引经据典,善于推理论证,善于从蛛丝马迹中查到真相,且能言善辩的律师,那些无孔不入的职业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还有人人手中掌握的决定总统去留的选票。使得任何权贵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轻举妄动,任意栽赃陷害,任何官司都不能够轻易被人随意抹黑。这叫安全感与做人的尊严。
3、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尼克松总统的水门案送到华盛顿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西里卡手里的时候,尼克松还想凭借自己是总统的特权拒绝交出重要证据____总统白宫工作私人录音带,结果,西里卡大笔一挥,发出一个对总统的命令,如果不交出录音带,则判罚总统每天2.5—5万美金的罚款。结果,尼克松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乖乖地交出了录音带,要知道公然藐视法庭罪,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地区法官就可以对在位总统发出罚款责令,这样的现象,要是在中国,恐怕一百年之后都还难以接受。
4、“水门事件”的发生确实是尼克松总统在不知情下发生的。照说总统是没有责任的,
可是坏就坏在他企图掩盖,而且为掩盖作了许多丑事,态度很恶劣。因为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是他的总统顾问与共和党的“再任委员会”里的人干的,无论怎样总统不知情,也难辞领导责任。但是,即使有这个责任,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总统会受到批评与责难,但是完全不会触犯法律。但是,他掩盖的企图则是以严重妨碍了司法,犯妨碍司法罪,这比“水门事件”本身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所以在被弹劾的巨大压力下自动下台的尼克松总统在退休之后这样总结“水门事件”说:“我是在以如此错误的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它将成为我的余生中每天都要背负的重负。”就这么一点芝麻小事,结果使得总统带罪下台,他的部属、秘书、顾问数十人下监狱。尼克松被继任的副总统福持特赦一切罪行。
5、美国堂堂总统府要想搜查一下竞争对手的一些资料,竟然采用的手段是雇佣了六个民工,充当“管子工”,其中还有四个是古巴难民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白宫还有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这些训练有素,侦探专业水平精湛的情报特工人员,但是,这些人竟然调动不了。他们只服从法律,不服从个人,即使是总统也不例外,他也无权调动他们的力量去查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就是法治的力量。
6、雇佣人来做事,当然是要付工钱的,但是,这工钱从哪里来?总统府的行政开支预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是清澈透明的。因此,这些总统顾问们为这笔堵嘴钱伤透了脑筋,私下里偷偷摸摸向一些企业老板募捐一些钱,活像一个乞丐。所要的钱不过几十万而已,但是,即使这样这笔钱还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被弄了个水落石出。尼克松在被调查过程中,还意外被发现他曾经偷漏了一笔税款,结果连补交带罚款几十万美元下来,竟然使得总统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被清空了。
7、“水门事件”没有给后世的人留下任何悬念,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来自当时审判此案的地区法院的西里卡老法官,他说他终身遗憾的就是没有能够把尼克松投进监狱。而他竟然也是与尼克松一样的老牌共和党员,思想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与尼克松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他在审判尼克松案子时却是最无情无义的一个人。说明宪法、法律与事实真相远高于思想价值取向。用政治倾向划界,然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这是美国民主法治之下最为令人不齿的。也许西里卡如果是民主党的法官,与尼克松属于不同党派可能反而对尼克松有利一些,因为,这可以避嫌,西里卡的判决不用承担同党同志的掩盖的嫌疑。 8、真相是一切民主法治的基础。这是尼克松“水门事件”给予我的启示。这也是我对韩寒涉嫌代笔事件的基本态度。不能够因为我曾经赞同过韩寒的一些思想观点,我就对其真假的质疑也可以不闻问,自觉站队,以情感压倒理智。
9、像王立军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根本不会发生。一切威胁压迫,都有正当的法律途径去解决。即使发生之后,新闻舆论也早就开始探求真相,记者们简直无孔不入,会涉及到包括真相的每一个细节。不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件公共事情,就这样用廖廖数语就打发走了。公众有知情权,掩盖的后面常常是丑陋与罪恶。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工程史上的水门事件
作者:盛晓明马婷婷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年11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8—0046—05
美国权威职业协会,“全美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打输了与一家小公司Hydrolevel历时12年的巨型官司,事情牵涉了大量高层工程界人士,导致业内的人事和制度大震荡,耗去费用和赔款以千万计,被称为美国工程史上的水门事件[1]。
虽然事情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对于国内的人们,它还是陌生的。伴随国内越来越多的工程道德问题,以及中国工程伦理研究的兴起,工程史上的一些大事件也随之有了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比起挑战号事故这样引人眼球的新闻事件来,Hydrolevel因其本身的曲折含糊,还有它对于美国内政而言的强烈利益性质,外国研究者一直知之较少,
国内关于Hydrolevel事件的一些简单介绍,主要见于法学文献中,它们使用的是同一个翻译版本,所述内容简略,而且与事实相当不符,内容一致描述为:小公司Hydrolevel发明一项新技术,却因垄断公司M&M的影响和干涉而得不到ASME协会的新技术认证,进入不了市场,最后通过反垄断法告赢大公司、大协会(可见于《试论技术标准中的利益平衡》等法学论文)。
这样的流传内容是错误的,甚至还有相反之处。事情的完全挑起者是M&M(麦克唐纳与米勒锅炉公司)和ASME协会,里面包含了密切的利益关系和工程行业黑幕。事情开始时,H公司的新技术已经做成产品,初步进入了市场,而它并没有主动向ASME求取新技术认证,是M公司发现Hydrolevel的新产品抢了它的大客户,主动求助于ASME的。H公司是被动地应对了同行挑起的战争,而且在知晓时间上被前两方蒙在鼓里达半年之久。最终,此案例的胜利主要依赖于新闻、公众舆论、司法等多种外部力量,这与水门事件有很大的相似性。
另外,此事件的核心意义并不停留在反垄断、反技术壁垒等法学问题上,它在工程学上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戴维斯(Michael Davis)、哈里斯(C.E.Harris)、艾略特(Deni Elliott)等英美伦理学者的著作对此案例有各自的介绍和分析,美国法律数据库公开的最高法院原始卷宗(No.80-1765)也有几十页之多的完整内容。结合以上各种资料,笔者在还原案例事实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它的诸多伦理意义。
1 事实本身
芝加哥M&M是一家生产蒸汽锅炉的垄断性大公司,它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燃料自动切断装置,其主体是一个漂浮球,在锅炉水位降低到规定水位时,会自动切断燃料供应,防止锅炉干烧和爆炸。
纽约的小公司Hydrolevel发明了一个新型的燃料切断装置,其主体是一个固定安装的探针,针对蒸汽锅炉内因沸腾冒泡而上下起伏的水位,探针虽然会时常被浸没,但它会做一个延时判断,在整体水位够的情况下,不会过早或反复切断燃料供应。
1971年初,H公司的新型装置得到了布鲁克林(Brooklyn)燃气公司的订单,而这家公司一直是M&M的大客户。为此,M公司销售副总裁米切尔(Eugene Mitchell)和技术副总裁詹姆士(John W.James)商议了好多次,想到了技术上赢H公司的方法。詹姆士是拥有20多年会龄的ASME老会员(1950年加入),并且曾经负责起草了该协会热锅炉方面的技术标准。而此时,ASME协会下属的热锅炉委员会主席哈丁(T.R.Hardin),正是詹姆士的老朋友。哈丁是美哈特福德(Hartford)蒸汽锅炉监测和担保公司执行副总裁,该公司受控股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又在这一年里收购了M公司股份。所以,哈丁和詹姆士两人除了协会友情外,还同属于另一个利益组织。在这些情况下,詹姆士找来了哈丁。
1971年3月下旬的一天,哈丁主席亲自来到 M&M公司的办公室商谈此事,并且与詹姆士、M公司最高总裁三人共用了晚餐。期间,詹姆士当着最高总裁的面询问了哈丁对于热锅炉技术标准中HG—605a段落的看法,这一段标准正是针对低水位燃料自动切断装置的。哈丁回答说他相信应该立即切断燃料,不允许有延时装置。
这次会餐后,詹姆士起草了咨询ASME协会相关技术标准的询问信发给哈丁,哈丁加入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签上了销售副总裁米切尔的署名寄出去。这封信要求ASME协会确定两件事:第一,要求协会承认锅炉水位一旦低于可视水位玻璃管的规定水位,就要立即切断,不得延时;第二,要求协会承认,可视水位玻璃管的安装位置不宜改动(玻璃管的安装位置是可以上下调整的,询问信认为这种改装的做法同样会违反ASME技术标准,是不安全、不可靠的。这就使得H公司新技术即使通过改装水位玻璃管去符合ASME标准,也是无用的)。
ASME协会秘书霍伊特(W.Bradford Hoyt)收到了信件,按惯例转给了哈丁。哈丁将准备好的回复信寄给M公司,完成了事先的约定,并且他的回信没有指名道姓地说H公司的新技术是危险的,如果那样做了,就变成一个明显的干涉事件了。这一回复咨询的行动,哈丁并没有向所属热锅炉委员会报告,他之所以有权这样做,又因为在ASME协会里,做非正式交流(unofficial communication)是允许不报告的。该协会有400多套各类技术标准,每年收到的咨询要求有上万条之多,与H公司新技术相关的“锅炉和压力容器技术标准”文件,也有18000多页。哈丁这样做,表面看是合乎程序的。
然而,该协会的权威性、强影响力又是不容置疑的,该协会400多个技术标准体系,尽管都是建议、咨询性质的,但实际上却具有一种强影响力,因为它们与联邦法律的注释,大多数州的法律,还有主要大城市的法令,甚至与相邻的加拿大各省的法律都是有一体性的。以销售副总裁米切尔为例,他相信只要ASME协会对H公司的新技术有一丁点的安全怀疑,M公司也将轻松保护好原有市场份额。
事情果然如此,信件起效后,M公司获得了“胜利”,米切尔副总裁还在公司内部印发了小册子,把这件事作为销售战略成功的案例,向员工宣传。而H公司却被蒙在鼓里,直到隔年初才从一个前客户处得知此事。随后,他们向ASME要求得到一份咨询信的复印件,协会提供了,但以信誉原则为由,隐去了M公司和米切尔的署名。
在很短时间里,H公司赶写了长达9页的申诉材料寄给ASME协会,恳请它收回成命。这次霍伊特秘书将信转给了热锅炉协会的新任主席,而此时的新主席竟然正是詹姆士本人(在任中的M公司技术副总裁)。事隔1年不到,詹姆士已经代替老友哈丁,成为了新主席。在他的主持下,热锅炉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投票,结果是维持原来的解释。并且,整个热锅炉委员会成员还一致同意发给H公司一份正式的、加强的解释信。1972年6月9日,一封加强1971年4月29日非正式回函的解释信发出了。起草这封信的过程中,詹姆士执行了一次回避程序,但事实上他后来也承认“应起草委员会之邀”,自己的确帮助起草了此信的一个关键性语句。
至此,H公司确信从ASME协会得不到帮助了,并且关于H公司新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依旧受到怀疑。事情就这样拖了两年,直到新闻媒体介入。
1974年7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了H事件,文中不客气地写到:一个工业领域中的垄断性大企业与它所属的专业协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成为了大企业的看门狗。当时报纸揭露的不正常关系仅指詹姆士身兼两职的人事关系,但已是影响巨大,引起了ASME协会内部的骚动,高层人士纷纷表态,还就詹姆士的行为展开一系列内部调查。然而一番自查下来,发现该协会的章程对于詹姆士是很仁慈的,好像什么都可以说得通,好些协会人士还公开站出来为詹姆士辩护。
直到1975年,没有内部调查的判定结果出来,H公司走上法庭。H公司在这桩诉讼中告了三个被告:ASME协会,M公司及原主席哈丁所在的哈特福德锅炉监测担保公司。其中后两家被告都与原告达成了庭外和解,分别赔款75万美元和7.5万美元,而ASME协会认为自己没有从中获利,认为事属成员个人过失,协会不应负责,结果应诉于法庭失败,赔偿额高达750万美元,最终降到475万美元,是非赢利性的全美机械工程师协会年预算的3/4,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赔偿了。
2006年翻译出版的《工程伦理概念与案例》一书对此事件有初步介绍,但把Hydrolevel误当成了一家锅炉生产商,而事实上两家公司当时竞争的只是一种小小的燃料切断装置[2]。至今Hydrolevel公司也存在着,是生产开关、控制器类产品的,他们的中国代理商在深圳。这一事件之所以获得工程史上的水门事件之名,与M公司过度压制损害小竞争对手的霸道行为,还有事情的阴谋性质是明显相关的。小公司的胜利,好比水门事件中小记者战胜大总统,具有深远的意义。
2 伦理意义
不管是外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伦理学应用领域尊重、遵循的几大伦理体系都是有相似性的,功利主义、德性论、道义论、宗教伦理,这四大体系的伦理理论,再结合各个国家和地区实际奉行的哲学、文化、宗教、法律等实体内容,就构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伦理体系。
一般情况下,普通道德问题运用各大体系的伦理标准都能得出相互大体一致的结论。比如,目的论的功利主义从实际利益结果出发,而非目的论的道义论从个人良心出发,两方得出的结果往往一致。实际生活中,它们更像一种殊途同归的解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这种一致性会更大。这样,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才能形成常识、常态、常规,才能形成像法律那样的共同底线伦理。然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在不断出现道德两难、三难的困境,出现了像Hydrolevel这样功利主义、道义论,甚至法律都说不清的事件。时至2000年,伦理学者M.戴维斯都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此显现了软弱性,或者说过度的道德相对主义带来的灵活性,这一事件的深刻性不容小视。
这样的软弱性,并没有因为一次大的冲击而彻底解除,利益冲突及其带来的权力之争,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上演,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表现。道德困境有很大的情境化因素,伦理分析离不开事情发生的实际社会环境。以下,我们从美国社会奉行的几大伦理体系出发,分析H事件的伦理意义。
(1)功利主义后果论的失败与技术中性化问题
功利主义是伦理学效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的代表,也是现代理性社会信奉的基础性伦理。人们通过权衡利弊以定道德上的好坏,这是现代理性人广泛采取的方法,美国社会面对H事件也不例外。这部分评判者,或者说人的这部分评判精神所做出的道德判断,往往假设相关人的动机都是好的,或者干脆假定动机无关道德,人们仅从事情本身的后果好坏出发,评定它的终极道德意义。很显然,小公司H发明的新技术本身对社会的好坏,成为了道德评判的关键。然而当时发生的情况却是,一旦以此为评判标准,技术中性化的问题就成为了解除道德困境的最大障碍。
所谓技术中性化,一般是指技术在非应用状态下本身无好坏之说,或在应用状态下技术既有好处,又有坏处的现实情况。当然人们会说,技术一旦进入市场,广泛应用后,好处与坏处的比例就会显现和固定下来,至少阶段内是可以被评判的。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后果论就有用武之地了。然后此案例的特别之处正在于新技术在前市场阶段就受阻了,没能真正进入市场。于是,常识论、大众化、效果导向的功利主义判断在此就出了问题。
尽管如此,人们在经历H事件时,有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冲突过程,很大一部分评判者、当事人也想借助这方面的变通方式来解决困境,这种变通就是常见的“依赖专家”途径。
我们知道,技术对于社会的好处、坏处,专家是可以做一定预测和评价的。然而美国社会权力斗争的强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是比较激烈的,在这场权术、阴谋、官官相护的政治色彩相当浓的事件中,H公司和M公司、ASME协会两派请来的专家上演了一场法庭小丑表演,“一些专家专门证明H切断装置的优越性,而另一些专家专门来证明使用H公司切断装置可能带来的危险性[3]”。对于技术本身的好坏评价各执一词,难以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美国的功利主义伦理体系在此案例中没有成为解决道德困境的最终依据。
(2)道义论两个评判体系的软弱
1)诉诸个人良知、良心,却落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 从康德开始,到罗尔斯的发扬光大,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派的道义论伦理一直有它的地位,在这一事件中,这一伦理体系也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作用。
在H事件被新闻媒体揭开后,ASME协会进入了震动和自查阶段,从中就分化出这方面的力量。格林(Melvin Green),协会的常务理事,公开地支持哈丁和詹姆士,他说自己碰到咨询技术标准的情况时,也会事先在电话里说一遍,然后提议咨询者来书面信函加强确认一下,他把这种书面答复前的电话交流做法同哈丁他们的预谋、策划行为混为一谈。他还真诚地说到:“每一个职业者都一边工作,一边坐在道德的独木舟上,我认为让某时某位子中的职业人自己来做此类决定,这才是胜任的(合适的)。”[4]
对于这种说法,戴维斯认为太道德相对主义了,并给它取了个名字:个人(中心)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individual-centered relativism)。尽管它在推崇自由、个人的美国社会道德环境中,一直是很有力量的一种倾向,但同时,受限于现代秩序社会的大环境,纯粹从个人出发评判是非曲直,已经为现代美国人所不容,对它有明显压制的一面。
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义论个人判断的道德金规,在此案例中依然有深刻而恒久的真理意味。如果我们身处詹姆士、哈丁这样的位置,有权威的知识技能,有权力及其庇炉,还有大的利益诉求,我们又会怎样做?在H事件颠覆性的作用显现之前,很多个詹姆士、哈丁都安然无恙地行事着。只有当问题被公视和重新评判时,很多类似的、潜在的行为才被归入不道德、不合法。
以上就是诉诸个人良知判断的道义论伦理体系的两面性,也因此该体系在H事件上彰显了软弱性。
2)诉诸各种社会规范,却发现规范相对主义带来的软弱性 H事件中,从职业道德和行规的层面,到法庭法律,社会各级规范都起了作用,但最终它们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道德困境。我们可从低到高来分析美国社会在此事件中遭遇的三重伦理规范。
全美机械工程师协会章程(ASME Rules)
简而言之,按戴维斯观点,此协会当时的章程,对于詹姆士等人的行为,从程序上讲,都是可以找到理由合理化的。从M.格林言辞激烈、振振有词的辩护中可见事情的这种性质,他们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协会办事章程的人士。以事件中的一个细节为例,詹姆士形式上做过一次回避,但内容上又承认帮助起草了对H公司不利的重要文件。戴维斯不无讽刺地写到:詹姆士只要让别人帮他在文件上签名,就找到了区分自己在协会的工作和M公司工作的方法(即形式上避嫌成功了)[5]。经过H事件,该协会对于和大企业的人事重叠问题予以了重视和回避处理;并颁布了日落程序(Sunset Review),对原有执行的行业规定实施定期检查,如无价值就废除;技术标准的解释工作,也上升到须由五个成员以上才能进行,解释结果还需通过协会出版物对外公布才能生效[6]。从中可见,协会行规的软弱性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在被改进的。
全美职业工程师协会伦理道理章程(NSPE Code of Ethics)
该协会的伦理章程是一个比ASME更高级别的行规体系,与法律保持了一体性,协会本身还有相当的政府色彩。但当时的美国工程界对于利益冲突问题总体上采取回避和压制的态度,该协会章程中虽然讲到了利益冲突问题,但对于它的内容解释却很有限。另外,它还有一个专门评判道德的委员会BER(NSPE Board of Ethical Review)也参与了此事件,但发挥作用不大。从新闻媒体点燃冲突到上法庭,该协会介入不少,却没能解决问题。经过H事件的洗礼,NSPE对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职业道德问题有了全面和细致的关注。比如,协会工程师拥有相关企业股票的问题,下属研究机构收受企业经费资助的问题等等,都被重新考虑,并纳入了相关章程。更为重要的是,全美职业工程师及其协会转变了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以往协会是从要求工程师个人(或群体)回避利益冲突以保全工作正当性、道德性的角度行事的,而H事件为标志的震荡和变革后,看问题的角度变成为“如果工程师已经担负利益冲突,该怎样正当行事”的角度。如现行NSPE伦理章程第二部分4.a条款要求工程师“披露所有已知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将任何会影响或似乎会影响他们职业判断或工程质量的金钱利益、商业联系或者其他情况,及时坦白地告诉雇主或客户[7]”,这是从回避和压制,走向披露与担负的一个转变。
法律(Laws)
在此案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它是美国第一个反垄断法,1890年通过,主要禁止“不合理的行业压制(unreasonable restrain of trade)”,但“unreasonable是一个有充分解释空间的词,这一问题我们在NSPE协会伦理道德章程中早已碰到过了”[8]。美国以后通过的一系列反垄断法都是以谢尔曼法为基础的,而美国第一次并购浪潮恰好发生在1897——1904年间,即恰好发生在谢尔曼法通过后不久,这就是说,美国的第一个反垄断法并没有阻止美国第一次并购浪潮带来的行业垄断。在美国人眼里,法律是有很大契约性质的,是不同层次人订出来的东西。所以,国家法律说到底和NSPE的章程一样,是道德相对主义问题集群(group-centered moral relativism)的所在[9]。人们认识到,即使在这个国家内部,“不仅法庭有时候会改变想法、推翻先例,而且法庭依仗的法律条款本身,也会因受到立法机构的批判而失效。”[10] 总之,尽管Hydrolevel事件被尊称为反垄断法史上的wake-up call(唤醒钟)[11],美国法律的道德相对主义问题依然存在。如在用不公正技术壁垒损害外国企业的国际商业伦理领域里,这样的情况还是在大量发生着,并且有被美国社会忽视和区别对待的倾向。
以上三重规范可见美国工程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面临的深刻问题,即各级规范的道德相对主义困境。H事件的重大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对规范的挑战和颠覆,反过来讲,美国式的规范主义道义论(rule-deontology)的软弱性也因这一事件曝光于世。
(3)最终评判标准:自然标准
H事件的结果是有的,从法律裁定,到公众舆论,到行业内部意见,最后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所以从伦理学上它需要被解释和归纳,对此,美国人最终的诉求是“自然标准”。
根据戴维斯的描述,自然标准就是理性人支持、提倡、同意、公认的道德规范,他把这种标准上升到数学规则(rules of arithmetic)一样的高度,而以笔者的观点,伦理学是应然的世界,伦理道德的自然化标准,跟数学、物理这样的实然世界客观律令还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自然标准其实是伦理学中的“常识道德”,是有相对稳定性、一致性的社会道德常规。
不管名称如何定,常识道德、自然标准最终解释此案例的都是“损人利己”这一条规范。也就是说,不管小公司的新技术对社会效果如何;不管詹姆士、哈丁、米切尔等人动机良好(他们都称自己坚信新技术是危险的)还是恶劣;也不管这些人的行为是巧妙符合了各级规范,还是从本质上破坏了当时的各级规范;从大多数有是非判断能力者的角度看,ASME,M&M都是在损害别人,有利自己。如果他们放小公司新产品进入市场,然后公开竞争,那就是合乎法、理、情的利己主义,是美国社会认可的游戏规则了。另外,大公司与大协会的人事重叠现象,也被大多数人认为不符合正义(制度正义),也是损人利己的一部分,这些就是当前美国社会对于H事件总体上的伦理解释认定。
3 现实意义:利益冲突应该被点燃,以及如何被点燃
利益问题早已被定名为“伦理学基本问题”,其所属的利益冲突问题,更是工程事故的导火索和前兆,也是很多工程腐败、工程官司的前阶段问题。它们是工程伦理的基本命题之一,不可回避。点燃这些激烈的利益冲突有时是必需的。
从Hydrolevel事件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也经历过压制、回避利益冲突的阶段,而如今中国成为世界工程量最大的国家,又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社会,大量利益冲突正在成形和发展之中。如外力屡禁不止的煤矿事故背后就存在着“能源急需之暴利”和“安全技术薄弱”的大冲突。这样的冲突应该得到及时、公开的正视和处置,压制和回避只会把矛盾扩大化,就像H事件那样,虽然解决了,伴随的社会损耗却不小。
进一步讲,利益冲突如何被点燃也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益集团内部团结且不失平衡的情况下,美国也经历了由新闻这种外在力量点燃冲突的阶段,这与我们现阶段的状况很有相似之处。然而,美国工程界的利益问题从新闻走向更强有力的司法,最后又反哺了更高效率层面的行业自治,这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作者介绍:盛晓明,马婷婷,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杭州 310028 盛晓明(1956—),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 马婷婷(1978—),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从“水门事件”看记者的独立性
从“水门事件”看记者的独立性
记者的独立性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纵观西方新闻传播史,许许多多的记者不畏强权、拒绝金钱诱惑,坚持将真相带给读者,甚至将许多影响世界的大人物拉下水,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是美国的第37任总统,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记得他并且称呼他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就在于是他首次访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却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尼克松没有面子,当然美国人也不太有面子,其起因就是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的发端貌似只是一起简单的“三级入室窃案”,然而,其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而幕后黑手则正是尼克松坐镇的美国权力中枢——白宫。也正是为此,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该起窃案进行调查之后,尼克松政府就不遗余力地试图加以压制,通过安插亲信到联邦调查局,指使司法部、中央情报局等一系列机构设置障碍,甚至由总统的白宫顾问亲自出马,阻挠对水门事件的深入调查,试图将该案的影响消弭于无形。当水门事件陷入困境的时候,正是《华盛顿邮报》 的两位年轻的新闻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对水门事件展开了详尽而周密的新闻调查,并通过一篇又一篇深入的报道,挖掘隐藏在这一窃案背后的政治黑幕。如果没有这些调查和报道,水门事件则几乎肯定又会成为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最终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毫无疑问的说,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报道和监督,水门事件不可能如此快的就有结论,尼克松总统也不可能如此灰溜溜的下台。媒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的看门狗,被看做为第四权力。因为媒体只需对公众负责不需要对政府负责,其独立性也保证了其监督的公正性,并会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与回应,构成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效力。所以官员们都很害怕媒体,把媒体当作狼。如最近的华南虎事件,正是媒体与民意的穷追猛打,使得一干人等纷纷落马。当然也因为媒体的宣传力度及其深入人心的效应,政府及其官员又非常需要媒体在民众面前展示他们的亲民、爱民的一面,希望其执政方针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毕竟政府的权力还是来自于人民。同时政府也需要从媒体上来了解民众的需求,倾听民众的呼声。所以官员们又很喜欢媒体,亲切的称之为“清道夫”和“卸压阀”!就像在汶川地震期间,正是媒体的第一时间报道使得前方的信息及时得到传播,媒体对地震中的感人事迹的传播更是点燃了民众的抗灾激情与团结之心。
关于记者的独立性,传媒界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这里就借用湖北大学研究生张继木在《记者在采访活动中的独立性述要》所言:“所谓记者在采访中的独立性,即记者在遵守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在采访过程中不受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控制和干扰的一种采访要求”。也就是说,只要记者不违规,不犯法,正当的采访活动是不应该被干涉的。 近年来,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大方“最牛官话”,完全无视记者的独立性。在他们的眼中,记者似乎只是替政府做宣传的工具,是政府养的宣传员,关注民生可以,但是自身的利益与民生冲突,就要记者闭嘴,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现列举“最牛官话”如下: 最牛官话语录1、“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最牛官话语录2、“人民网算什么东西?那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河南偃师国土局局长李俊虎
最牛官话语录3、“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组某官员
最牛官话语录4、“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湖北南漳县委宣传部长
最牛官话语录5、“两个月工资买不起一平方米”——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
最牛官话语录6、“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追求新闻传播自由和自身的独立性方面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这需要新闻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国家与社会的支持。
在我国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类似“水门事件”之事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这样的传媒人所具有的精神——始终坚持记者的独立性,却是我们当代传媒人所缺少和应全力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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