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怎样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林毅夫
【摘要】:正"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无法不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升级所致。一个国家能否摆脱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能否不断创新、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只要能这样去做,居民的收入就能不断增长,发展的速度也一定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前沿,
【关键词】: 中等收入 发达国家 陷阱 产业升级 收入差距 不断创新 经济增长 技术结构 收入水平 关键点 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定义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4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2]
5典型代表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6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 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从 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
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 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略
7陷入原因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8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但这种所谓的绝对增加是依靠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式的增加,贫富差距越加拉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
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9规避方式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危机感接踵不息的商业时代,总会频现各种各样的难题与困扰,任凭市场法则与企业家精神的百
般洗练,漠然的烦恼与茫然的纠结仍是如影随形、阴霾不散。在转型社会跌宕不止的忐忑与惊涑之中,屡经猝不及防而招致的种种挫败感与失落感,像蚊蝇一样萦绕在精英阶层的周遭,让他们不得不在曾经志得意满、如今彷徨不定的徘徊观望中委顿床沿、寝食难安。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一种让人骤然不知所以的难题与困扰,也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所必然要面临并企图跨越的一道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分配不公、收入悬殊等问题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的一种状态。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期间,既飘动着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会,也必然经受着矛盾频发、爬坡过坎的艰险历程。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因此发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里。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达到37年。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也常常被称为“拉美陷阱”。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曾经或仍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找到类似印证,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的人均GDP就已达到5400多美元。单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面对不断加大的物价上涨压力,房价高企不下,融资成本上升,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出口持续下降,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费不振,民生改善停滞,社会矛盾累积等突出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成事实,中国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的后面就是“陷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则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有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目前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纵览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实况,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势正日益加深并危机四伏。到底有没有应对之策来化险为夷?究竟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指出,就我们的制度和人力资源来看,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我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条件。秦晓认为,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这是改革的前提,传统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而这些都是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新的时期已经到来,新的时期有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要求我们找到一条更均衡、更公平、更绿色的发展道路。
秦晓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事实与谋变改良之方。事实上,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突围路径除了要切实有效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外,更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只有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根本上增强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意愿,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让消费这驾马车真正为推动科学发展发力,最终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避免再度跌入低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十年磨一剑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中国,他在与中央决策层交流时说,中国用30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给世界创造了奇迹。但要想从“中等生”向“优等生”跨越,中国还得加把劲儿。英国《金融时报》的预测更为直接,该报认为,“下一个30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报道援引国家发改委社会所所长杨宜勇的话说,上个100年,典型的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跳出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本报邀请业内专家对此解读,专家表示,中国要想成为下一个突围者,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个转变需要大概十年左右。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观点一 有风险 存掉进陷阱可能
对外经贸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蓝庆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今后的五年内还是存在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的进行中。此外蓝庆新认为,中国在教育、就业、医疗和保健上还存在着问题。国民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和经济增长不同步,贫富差距的情况也在不断拉大。
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观点二 能应变 咱能越过这道坎
不过,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联合创造者霍米?卡拉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之所以有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前瞻性,而且没有采用顺应新形势的发展模式。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而且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应该有很好的前景。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改变现有发展模式,从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链向上游转移,就一定能够顺利克服这一障碍。而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更是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表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表示,中国现在的政策非常的“周到”,像泰国等新兴经济体,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强大的领导能力。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偏差、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以及分配不公等诸多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但中国不存在这一情况。
要实现跨越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产力量偏弱 创新能力不强
霍米?卡拉斯对东亚地区诸多国家陷入“平等收入陷阱”深有感触,近几年来他也频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展开咨询与合作。他向记者坦言,尽管中国很有希望避免“陷阱”,但是要完成经济战略的转变很不容易。
他说,因为中产阶层——中国家庭的核心大队伍,在拉动内需上的助力要低于国际标准。中国的中产占总人口的12%,但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并且劳动力份额占GDP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低。
所以,他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即便是现在看到了存在的危险,但是还将耗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壮大其中产阶层”队伍,以拉动中国强大的经济运行。而中国如果不加快这一进程的话,出口为导向和投资过高的经济战略不足以持续拉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而杜大伟则分析说,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从发达国家吸收获益更先进的技术。
但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步变小。一个国家离科技前沿越近,那么其从进口科技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小。很多发展中国家到后来发现其很难从“技术进口国”向“技术创新国”转变,这也是导致它们走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达到中高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创新”的良好环境。
要想越过陷阱中国需要做什么?
中产收入增速要向GDP看齐
卡拉斯曾经与中国政府有过接触,他表示,正如上述所说的,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应该在发展壮大其中产阶层队伍,在未来的新五年计划中,确保其家庭收入增速至少与GDP增速同速。
为此,他还向记者具体罗列了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几大措施(见表),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招。不过,在杜大伟看来,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应该做的事是要持续“创新”。
他认为,有很多因素能够让中国进入“很好的创新系统”。如出色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为新企业融资的更为深入的金融系统,以及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他说,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是营造这些“环境”的良好契机。未来中国可以把握机会自由化其金融和其他市场,加大投资大学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所有的这些举措将促进中国“创新动力”的“源源不断”。
专家支招:越过陷阱应采取的措施
1.强调服务业,鼓励更多的劳动份额价值的增加。
2.发展“高效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为更多的私有部门提供更多的活动机会。
3.改革住房政策,增进主要城市的“住房保障等可负担能力”,以方便更多“新兴中产阶层”的进入。
4.降低在劳动力上的各种征税和费用(各种各样的保险),使得实际获得的工资与实际的劳动报酬更接近。
5.提供更好的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服务,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刺激消费增长。
缩小收入差距 降基尼系数靠谱
蓝庆新说,新兴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矛盾在收入分配形式上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因此要避免掉进陷阱,就要缩小这个差距,而基尼指数将是重要“指标”。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为0.5,而发达国家却普遍在0.2-0.3之间。因此中国的基尼系数要降到0.4以下才合适。
从人口的基数来看,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000到8000美元就可以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苏海南认为,我国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使发展依靠内需为主加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拉动。
蓝庆新也表示赞同,成功跨越陷阱就要重点关注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重新规划收入分配,增加人们的“幸福度”。
中国跨越陷阱需要多少年?
这个时间可能要十年左右
鉴于此,苏海南认为,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人均GDP年均7%-8%的增速,那么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了。
蓝庆新也指出,由于近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人均GDP达到7000或8000美元可能很容易,可是如果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导致中国人均GDP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这里面的“优化度”可能要弱化了。 他说,预计近一两年内,中国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大概在10%左右,大概能使得人均GDP增加400美元左右,因此,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6000美元。
但是到了2015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 因为中国这时可能会出现经济调整,不再过多地看重经济增速。因此,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预计要到2020年了。
综合两位专家的预测,他们不约而同给中国突围“中等收入陷阱”设置了十年左右的期限。
贫富分化、就业困难、腐败多发、信仰缺失……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明显特征。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围绕着中国是否已经进入这种“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的中国,即将进入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由世界银行5年前在其报告中首次提出,指新兴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累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
这其中,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国民收入未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形成原因,而破解之道,在于藏富于民。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所有国家都跨越不了,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转变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若在未来5年至10年中仍然坚持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月3日,迟称,“民富优先发展,还要多讲,以取得更多共识。”
“陷阱”的诱因
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以上两个同步的提出,被认为是收入分配改革将获实质推动的重要信号,在迟福林看来,此举表明未来5年将由追求“国富”转向“民富”。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员刘微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去一味追求财富蛋糕如何做大,如今要向分好蛋糕的方向发展,实现国民收入均衡发展。
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作为衡量贫富差距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2009年中国的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都反映中国已经临近“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国际上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
高伟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经历吸收外资、工业集聚、技术吸收和创造阶段,如果从工业集聚到技术吸收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如今被认为身陷“陷阱”的代表国家为泰国、越南等,高伟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使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采取主动的政策,让创造力得到激发。”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继贫富差距之后,成为一国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迟福林表示,中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全社会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
“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转向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迟说。
向“民富”转向
在今年1月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指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
迟福林认为避免“陷阱”的可行药方是,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转型和改革,形成“以消费为主导、以城市化为载体、以低碳经济为基本要求、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发展格局。
他分析认为,中国有比较好的条件实现消费主导,但更取决于能否尽快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大的突破。
从国内发展趋势看,城乡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城市发展型消费支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
从国际经验而言,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阶段,消费贡献的快速增长与投资、出口贡献的下降是一个客观趋势。
高伟认为,规避“陷阱”需要开打组合拳,如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给予私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经费予以缩减等。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我国未来5年至10年内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如何摆脱“陷阱”这一发展魔咒方面,亦有人倾向于向日本“问道”。王小广说,日本等国的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
从“国富”向“民富”的转变,成为纾解这一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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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范文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保障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一年多前,我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组织一部分国内学者与一些国际专家,一起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研究课题。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高速增长便难以持续。
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创新能力。中国已经享受了近30年的低成本优势将会很快消失,创新能力将决定中国的产业能否持续不断地升级换代、保持国际竞争力。
通常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挥需要一系列外部环境,最关键的是教育与科研、融资渠道和知识产权保护。
教育与科研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教育部门的进步相对较小。
目前,个人教育投资甚至出现了负回报现象。“大学生过剩而民工短缺”,意味着花钱上大学是一种浪费。许多农村孩子并不想上大学,而是想早点出去打工赚钱,这也是家长的看法。
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孩子或者家长,而在于教育体系。教育出了问题,才会产生“读书无用”的观念。
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学生中起码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现在农村学生却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当然,一个客观原因是30年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使许多过去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30年前的不足20%上升到了40%以上。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益严重的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无论是家长还是国家,都有责任保障每个孩子接受起码九年的义务教育。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政策,但其客观条件有天壤之别。至少在改革开放开始的20多年里,所有城市学校的基本费用来自财政开支,农村学校的费用却全部由家长负担。
近年来,政府增加了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但是,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孩子上不起学,师资和教育水平日益退化,使得城乡教育差距在过去30多年内持续扩大。北大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现在还不满22岁,已经念到研究生二年级。据说他小学还没毕业,学校就垮了,因此直接上了初中。后来初中又垮了,就直接上了高中。在这样一个似乎颇具喜剧色彩的故事背后,有多少他当年的小学、初中同学可能无法跟上课程,甚至被迫失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农村孩子上大学可能令全家返贫,孩子在学校有自卑感,不合群,容易导致性格孤僻,毕业后在城市里没有社会关系,找不到工作,最终可能酿成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由民意代表将其作为反对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理由提出来,实在匪夷所思。
上大学的机会,其实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农村孩子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定化、永久化。这一现象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演变成高等教育贵族化。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向往美国?因为存在一个奴隶、仆人的后代也有可能当总统、做富豪的“美国梦”。这个梦想是促人奋进的动力,也是缓冲社会矛盾的机制。
追求一流大学的梦想
中国教育支出的基本特征,是“锦上添花”多,而“雪中送炭”少。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力争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却不重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则是另一个重要表现。
很多人现在一提到发展教育,就会想到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经常在各个大学听到关于教师待遇差和教育经费不足的抱怨,这固然是事实。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对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很多大学硬件现代化的程度其实已经相当高。过去十年,许多专科学校和职业学院都升格成了大学,但是,实际教育水平又提高了多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世界一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谈何容易。即使是以“举国体制”建成了几所一流大学,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也不见得合算。
况且,投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建成一流大学。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批评大学生长于考试、短于思考,但是关键在于大学的教育方法过于老套。大学如果不重视思想解放、鼓励百花齐放,想要提高创新能力便难上加难。这几年教育部门也试图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比如高考制度的改革等,但是,最终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演变成权贵寻租的工具。
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照搬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的评判标准。
别的专业我不太了解,但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很普遍。起码在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教师招聘和评定职称,基本上就是采用美国大学的标准,看有没有在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文章。这个做法最初对于推进经济学研究国际化是有意义的。但是,片面要求在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导致一大批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用数学模型研究一些与中国经济改革无甚关系的琐碎问题,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怪现象。
几年前,所谓中国只有几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说法,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这一说法的评判标准,无非就是在美国的某几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目。且不说现在国内有大批经济学家都在国外期刊发表过文章,难道那些对中国经济有深刻认识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的学者,仅仅因为没有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如果简单跟随美国大学的标准,我们最多只能建成二流、三流的经济系,但是,如果我们集中精力研究国内经济问题,或许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团队。 教育应该培养有用的技能
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曾经因为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小学教育。因为在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应用现代技术。一个农民完全没有必要了解量子力学,只要他能够看懂说明书,能够合理使用化肥和农业机械,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
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今天最缺少什么样的教育?可能还是基础教育、技能培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从十年前的60多万翻了一番,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不受重视,而这对于中国今天的创新和发展其实至关重要。
很多人一讨论创新,就会想到世界技术前沿。如果中国能够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技术进步,当然值得高兴。但客观事实是,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技术水平,中国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以“举国体制”大力投入,固然有可能达到世界技术前沿。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把卫星送上了天,但代价是大家都吃不饱饭。这样的投入产出究竟是否值得,值得深思。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举国体制”,也不一定就能走到世界技术的前沿。毕竟,从总体上看,我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相当遥远。但是这不排除我们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我们应当开发适合中国现阶段经济水平的技术,不断逼近世界技术前沿。
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更多地考虑实际经济的需要,这才是保持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力加强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否则,一流大学的梦想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教育发展能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外也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基础教育、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都应该培养实际经济需要的人才,单纯地靠“举国体制”,很难做好。
但是,走市场化道路,不等于政府不需要积极发挥作用。政府的功能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有些专业很难完全靠市场支撑,政府应该增加投入。
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尽量保障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这一点对于农村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十分重要,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希望。
范文四: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影响
[摘 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概指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共性的风险与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过渡期,该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加速变动、各种矛盾和风险显著增多1。而我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又具有中国式特色,并且对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环境保护工作 影响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曾经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不过面对中国13亿6千万的总人口,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2一、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1、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2、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3、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4、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5、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2二、“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
1、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2、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3、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4、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三、具有中国式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冲击和激励
1、“中等收入陷阱”会刺激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根据环保部的统计,2012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达到8000亿元,从业单位3.5万家,从业人员近300万人。“十二五”后半期,中国环保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有望继续维持15%-20%,超过同期GDP增长率。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将大力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使之成为我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动力。“中等收入陷阱”会刺激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反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也使得我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有助于我国提高现阶段环保产业的技术水平,并研发新的技术。 “我国环境技术已经形成了较全面的研发布局,但研究水平还不尽如人意。研究偏基础,产业化水平较低,技术核心专利不足。特别严峻的事实是,企业没有成为创新主体。” 中
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日前在2014年中国环保技术与产业发展推进会上表示。
事实上,我国现阶段的环保技术水平虽有了一些突破与发展,但相比一些大国仍显不足。要提升我国环保产业品质,使我国环保产业成为国家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就必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催生新兴环境技术发展,突破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瓶颈。而提升并研发新的环保技术有助于扩大和完善国内环境保护市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使中国处于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保障。
3、“中等收入陷阱”有助于城市环境的良性发展。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一部分原因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我国因吸取诸国的教训,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即“中等收入陷阱”要求我国控制城市化的进程,使之合理化,从而促进并引导城市环境保护的良性发展。
4、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有助于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污染。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 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量低价格,都是恶性循环。而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有助于缓建其他产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危机时所产生的一系列污染。这也表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发展环境保护工作、研发新的环保技术以及扩大环保产业的必要性。
四、总结
总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可以刺激推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不过,无论是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危机都非一日之功,政府还应徐徐图之,不要贪功冒进。
[参考文献]
(1)李晓亮 切实落实环保“十二五”规划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J] <环境保护> 2012年
(2)文中涉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知识与资料皆来自百度百科词条“中等收入陷阱”。
范文五:拉美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2016-04-27浏览:分享人:魏芸菲手机版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便自然会联想到“拉美发展模式”。“拉美发展模式”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挣扎给我们鲜明地展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墨西哥。2016年~墨西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终于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墨西哥~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墨西哥的现实普遍不满~尤其是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深陷于“发展的痛苦”之中。
据墨西哥农业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介绍~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1980年达到%~已接近于当时欧洲城市化率。2016年进一步提高到%~超过了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然而~过度城市化导致的城市贫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贫民窟成为整个社会难以治愈的顽疾。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政府无力向贫民窟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长期采取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组织起来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盗用城市供水系统的水~用电则从附近的输电站偷电。贫民窟的子女也很难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根据当地人介绍~贫民窟里每100个上小学的人中只有40个能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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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中学~其中20人能上到高中~只有1个人能进入大学。
阿根廷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遥想当年~二战后阿根廷人均收入5252美元~高于西欧核心12国平均水平超过10%。随后的半个世纪~阿根廷却陷入不断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之中~常年有高达4位数的通货膨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债务违约、穷人饿死在“世界的粮仓与肉库”。
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从发展机制理论来看~答案其实非常明显——微观制度失效与宏观管理失败~而分裂的政治势力角力与错误的发展理念分别强化了这种失效与失败。
微观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出口行业孱弱无力~早年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畸形的各类行业管制措施、低效庞大的国营体系、过高的汇率定价虽历经改革~仍旧无法扭转颓势~2000年之前出口占比常年在10%以下。缺乏了出口的贡献~阿根廷在20世纪60年代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迅速遇到问题~过剩产能飙高、低效企业吞噬大量资源、贸易逆差积累之下~债务开始累积~微观低效转化为宏观失败。
宏观方面~阿根廷维持了庞大的政府公务员队伍(3700万人口却有200多万公务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务支出缺乏约束~以及历史上长期大量补贴国有企业与被保护行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组合令阿根廷央行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大量发行钞票充作财政开支~导致高昂通货膨胀与并发的国际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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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最大弊端在于对穷人的抢劫~恶化了阿根廷近乎世界第一的分配不均状况~其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以上。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的论述~分配不均让阿根廷政治成为不稳定民主的典型~也为各派政府轮流坐庄、执行互不衔接的政策打下了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左派政府上台则搞大政府、大福利~虽有助于分配不均状况的改善~却使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恶化~免不了在危机中下台~穷人因福利而改善的境遇迅即因通货膨胀的抢劫而再度恶化。右派上台则使权力与资源进一步流至富豪阶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不安定局面加剧。
如此~极端恶劣的分配不均等状况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演绎为民粹主义与权贵主义的跷跷板行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动荡与危机中~昔日的经济大国虚掷了半世纪时光。
由此可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学规律~而是社会框架出现问题的结果。墨西哥、阿根廷的教训更多地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经济之外。导致阿根廷跌入陷阱的两大因素~一是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二是政府行为被权势集团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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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