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其它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一、大烧纸，九K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二、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并有□都城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三、假洋钱，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四、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五、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穿成串，下边缀一彩纸穗。旧时，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划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

有的富户要携家带眷乘车坐轿，亲到坟茔去祭扫。届时要修整坟墓，或象征性地给坟头上添添土，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祭罢，有的围坐聚餐饮酒；有的则放起风筝，甚至互相比赛，进行娱乐活动。妇女和小孩们还要就近折些杨柳枝，将撤下的蒸食供品用柳条穿起来。有的则把柳条编成箩圈状，戴在头上，谓“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此即是扫墓又是郊游，兴尽方归。

插柳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其实，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报3告
什么是民俗？<转>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不然。最初人们认为民俗就是古老的、落后的生活习俗，渐渐地发现这个内涵不足以涵盖民俗的全部内容，民俗这个概念才有了不断的发展。

民俗问题，对在座的各位可能比较陌生。通常我们认为民俗就是一种传统的民间风俗，比如怎么过年、怎么做年糕等。其实这仅仅是民俗的一小部分，从学科性质和现代角度讲民俗，其内容要广泛得多，而且同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年轻人看来，民俗就是过去的东西，这是种误解。民俗包括过去、现在，也包括将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认识民俗呢，我准备从三个问题着手来跟大家介绍。

中国较为流行的民俗观念首先是民间风俗，比如四时八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重阳、中秋等，还有婚丧嫁娶等；另外一种观念是把民俗看成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比如传说故事、神话、歌谣之类；还有一类把民俗看成古代文化在今天的残留物，比如祭祖等。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民俗是一个学科，是指有关民众或人民的一种文化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讲民俗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讲要区分开。我今天是站在民俗学的角度来讲民俗，与平时的理念不同。

民俗不是古老的

一谈起民俗，很多人觉得是农村里才有的，其实不是，城里人同样有民俗，大学生也有民俗，比如拿压岁钱就是民俗。所以民俗是一般人都会有的。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刚学民俗学的时候，费孝通教授给我们上课。费老师是英国著名学者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专门研究人类学民俗学。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拿了一大堆的英文辞典进教室对我们说：“民俗（folklore）究竟是什么意思呢？folk就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那个时候中国对民俗的理解就是停留在传统的想法上——民俗是过去。中国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民俗学以后一直到80年代对民俗的理解都比较传统，其实与国际上的认同相距很远。国际上的民俗早就有很大发展。

发展主要有三个方向：

1、乡民、楼民向人民发展

2、文化的残留物向划时代发展。

3、历史学、现代史学向未来学发展

民间有句俗话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蕴含着许多“大雅”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学科，更是未来的学科。

我们今天用的“民俗”两字好像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汉字，后来出口了，然后又返销回来了，这两个字其实是日本字。我们的“民俗学”三个字是翻译英文的“folklore”，其实这三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

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20世纪转型期间，现在用的很多文字都是经过日本加工过再回来用的，比如说“文艺理论”、“干部”、“化学”、“物理”等。所以我们“民俗”的内涵已经经过两次翻译，先是英文翻成日文，再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因为日文中有很多汉字，所以我们直接把它们拿来当成中文读了。因此概念上有很大的混淆，内容有很大的变化。

民俗是一种生活相

民俗是什么？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什么是“相”，这是佛家的用语，佛家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比如说，什么是火，火是一种焰相，水是一种流相；什么是民俗，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熟悉的传统民俗譬如春节，春节怎么过，除夕怎么过等。前几天我在中央台做节目，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现在过年的年味很少，而外国人的圣诞节、情人节却很热闹？”我说其实我们的年味原来是很浓的。上世纪50年代，我七八岁跟着外婆在过年前半个月就开始忙碌了，一直到正月十五才能歇下来，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整天都有事情干。从传统的习俗讲，前后有近60项事情要做：大扫除、祭灶、祭祖等，比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不能把垃圾丢掉（暗示不能把钱丢到外面去），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特别是祭祖，把妹妹们全都赶出去，只有我和外婆两个人呆在屋里祭祖。没有任何文字规定我们一定要怎么做，而这就是一种程式化的风行的规范。

民俗不光集中在过节上，风行的不成文的生活样式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就拿住来说，我们在城市里感觉不出来，但假如去了农村，房子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样式：比如江南有厢房式的——左厢房、右厢房，还有过去的有钱人家，家境比较好，房子结构形式更复杂，一层层有很大变化——三进、五进、七进，周庄的沈厅就是七进的，上海郊区一般都是三进的。一进，方位都朝南，左右各一个厢房，为什么要这样？我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中的道理就是我们说的风水，“左青龙，右白虎”，中间就是最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或者要避免房门朝北开？这就是一种风水，是一种生活相。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冬天寒风从西北过来，就被“白虎”给挡住了；春天东南风一刮，雨水多了，那么“青龙”也可以挡住。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利用了天然的防寒防雨的空间，就是我们的房间。这就是最早的风水的理念，没有那么多的迷信，就看风怎么走水怎么走，人怎么在中间选一个好地方居住。这并非人们胡思乱想得出的。古代没有空调，如何防寒，如何来保持适宜的温度呢？当然是要靠具体环境的选择。

有人认为风水是迷信，当然风水在发展中确实增加了许多迷信的说法，但是我们把这点作为主流而把核心的部分丢掉了，就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比如上海这几年天气越来越热，客观原因来讲地球变暖是一个原因。仔细一想，恐怕与我们现在盖这么多大厦有关。

有一年，我陪外国学者从我们华师大到虹桥机场。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经过虹桥开发区，看到很多玻璃幕墙的房子，有一个老外就跟我讲：“你们为什么要盖这种房子。”我说我们要现代化呀。他又说：“现代化不是从房子的外形就可以体现出来的。”后来我了解，这种玻璃幕墙的建筑模式来自北欧，因为北欧寒冷，需要采光。而我们处在亚热带，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散热。

进入21世纪，我们的很多观念都要修正了。过去上山下乡，父母从信中知道我们在东北吃玉米馇子、高粱都要掉眼泪，认为那是喂猪的杂粮。现在观念变了，要吃玉米、高粱这种绿色植物，超市里卖得比面粉还贵呢！

民俗、生活相还包括生活的技艺，各种技艺也是民俗。有个材料说考古学家发掘出秦剑，上面涂了一层铬，专家注意到这种涂铬的方式在西方也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究竟秦人是如何涂上去的，不得而知。越王勾践的宝剑，在地底下埋了两千多年，挖掘开始时发现这把剑已经弯了，但是考古人员一打开，又神奇般地直了。我们现在能模仿这把剑的样式，却达不到那时的工艺。

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发展就是依靠大量的生活的技艺－－民俗来创造。可惜的是这些技艺我们没有从学科上加以整理。我们古人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尤其是文人，所以又把这些东西随意地扔掉了。这样一来，对我们国家的确是很大的损失。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民俗，千万不能停留在民俗就是风俗习惯这个狭隘的观念上。以上是第一点，从生活层面看民俗。

民俗的文化层面

第二个方面，从文化层面来讲，民俗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无形的、口头的、和非物质的。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无形的、非物质的民俗文化现象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熟悉的优美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最近几年，《梁祝》正在争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这个问题两年前就开始了。但一开始就有很多问题。其中一大问题是各地都说《梁祝》是自己的，比如宁波人认为梁山伯是鄞县（今奉化县）县令；上虞人说祝英台故里就在绍兴的上虞；杭州人也据理力争，万松书院主人公读书的地方呀……其实《梁祝》是哪里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梁祝》反映了中国人某一阶段的婚姻模式。远古的时候，越地的女性都比较刚烈，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文化向南方转移以后才有了《梁祝》，从刚烈走向柔和，向儒学发展。所以《梁祝》文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之间的新的婚姻文化模式，和人们对两性祈求的心理，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生死不渝的情感，这是典型的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无形的口头的关系。

无形的口头模式其实相当多，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我有一个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请当地老师来家里吃饭。其中有一道汤，老师喝完觉得很鲜。问他是什么，他说是野鸭子。老师大吃一惊，马上说澳大利亚抓野鸭子是犯法的。学生恍然大悟，说下次一定注意。可没料到过了三天，一张罚款单来了，动物保险委员会罚他5000澳元，把他一年半勤工俭学的钱全罚走了。在中国看来这个老师有问题，鸭子也吃了，还告状？但在澳大利亚，这样做是很正常的，老师不告发反而有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更要关注这种文化模式。

譬如日本也有它独特的文化模式，像樱花情结：在日本一到樱花要开的时候，整个国民都会很兴奋。2000年我在日本民国大学当教授，刚好遇上樱花节，天很冷，但是樱花开的时候，樱花树下挤满了日本人。当地气象预报还会每天报道樱花的开放凋谢情况。外国人对樱花的感觉是不太艳丽，但是日本人就感觉到樱花和自己的生命差不多，不求生命的长短，而是求生命的灿烂。日本的武士道、谈情说爱都和这个有联系。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情节很简单：中年男子外遇一个少妇，两家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但两人想结合在一起。开始双方家庭都不同意，后来终于离成了，两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一起了，结果却在做爱过程中自杀了。这就是日本典型的生命文化，在他们看来，生命、爱情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能不能达到最高点。他们感到把各种困难都排除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是最辉煌的，如果再相守下去，两人感情温度肯定会下降，所以还不如在爱情至高点死去，最美好的就成了永恒。所以他们把樱花当作生命的象征。

民俗在历史上

利用民俗这种文化模式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汉代史学家曾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要正确处理风俗，驾驭它以为统治服务。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措施，效果和对现代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清朝满族的措施——满汉一体化的政策：第一是提倡孝道。原来满族人孝道的概念比较薄弱。清前期的历史总好像是隐隐讳讳的，特别是关于顺治帝的母亲。实际上历史的真实恐怕不会像现在的文人所写的那么曲折缠绵。习俗上他的母亲应该是嫁给了他的小叔子。满族不仅在婚姻观念与汉族有较多的不同，其它文化习俗方面与汉族有更大的差别。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材上没有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后来清政权是怎么稳定下来的？根据国外的研究来看，当时的满族就是利用满、汉族的文化模式来整合对待汉人的。他们把两个文化模式交融。比如说，当时是乱世，不能提倡忠，只能提倡孝。清前期的皇帝无一例外地提倡“孝”。假如你们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话，应该知道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拿着“孝”来作挡箭牌，不愿出去做官。所以“孝”文化模式，往往成为中国乱世时期，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块牌子。

第二，清统治者采取了同汉族人的婚姻文化模式。就是不能强抢，要明媒正娶。不仅如此，满人娶汉女还要向上级报告。相反，汉人娶满族的女孩，不用打报告，只要按照汉人的六礼娶回来就可以了。所以事实是，当时满族人只有三十多万，而汉族人有近一亿。后来满族还是统一了整个中国，这就是历史事实。当然，清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坚持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比如发式方面。因为满族人认为头发是天和人相互沟通的载体，所以一定要坚持满族人的习惯，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的文化整合。由此，这种综合了满汉两族文化模式统治了中国至少三百年。

民俗是民众群体反复积淀构成的，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共同感，是无意识和有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是国家思想和文化的原型和起点。民俗行为规范背后的思考原型，对人类的思想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过去对自己民族民俗上的研究不够，应该从民族心理因素上考虑，真正地把它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民俗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有两种，一个是生物生命DNA，另一个是文化的DNA。我们研究民俗一定要研究到深层的层面，考虑到他们的差异性，特别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阶段。我们也要了解人家是怎样的文化模式、文化心理，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民俗，了解民族，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

（以上内容根据陈勤建教授本月在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的演讲整理而成）

主讲人简介

陈勤建教授现任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城镇民俗保护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文艺民俗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