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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_张军
对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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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军 章 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提要 :许多实证研究都要涉及到对资本存量 K 的估计 , 但是现有研究中对 K 的
估计值存在较大的差异 , 从而也就影响了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所以很有必要针对 估计中国的资本存量 K 的现有研究进行一下再探讨 。本文分别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 测算 K 时所可能存在的问题 , 并根据自己的方法重新估算了中国的资本存量 K 的数据 。
关键词 :资本存量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投资
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1978— 2000” 的阶段性成果 , 项目批准号 :02BJ Y 129。
关于对中国当代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都牵涉到资本存量 K 这个指标 , 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 、 投资效率和 TFP 的研究 。 但是 , , 而他们所得出的 数据间却又存在很大的差距 , , 而对 K 的测 K 进行一个专门的讨论 , oldsmith 于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 现在被 OEC D 国家所广 泛采用 , :
K t =I t +(1-αt ) K t -1
(1) 其中 K t 表示第 t 年的资本存量 ,K t -1表示第 t -1年的资本存量 ,I t 表示第 t 年的投资 , αt 表示第 t 年 的折旧率 。 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 但是在处理细节上却有很大差 异 。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
邹至庄 (Chow ,1993) 采用的计算方法为 :
第 t 年的 K=第 t -1年的 K+第 t 年的实际净投资
(2) 而贺菊煌 (1992) 的计算公式为 :
第 t 年的 K=第 t -1年的 K+第 t 年的积累
(3) 王小鲁和樊纲 (2000) 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
本年 K (1952年不变价 ) =上年 K (1952年不变价 ) +(本年固定资本形成
-折旧 ) Π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P k
(4)
宋海岩等 (2003) 的公式为 :
K t =I t +(1-αt -g t ) K t -1(5) 其中 ,g t 表示经济增长率 , 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样本是各省的数据 , 所以 g t 就表示各省的 G DP 增长 率 。
值得一提的是黄勇峰等 (2002) 运用该方法对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细致的估算 , 他们 的方法很细致 , 具有代表性 。 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来测算全国的资本存量时 , 现有数据很难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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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所以我们只能采用粗糙一些的方法而不能采用估算某个行业资本存量的方法来估算全社会 固定资本存量 。
从现有研究来看 , 要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 K, 有四个关键 :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 、 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 P k 的确定 、 当年投资 I 的取舍 、 折旧额或折旧率的确定 。下面本文分别对这几个关键点 进行讨论并给出我们自己的测算方法和结果 。
二 、 测算中的几个关键
11基年 (1952年 ) 资本存量 K 的确定
对于基年 , 现有研究一般确定在 1952年或 1978年 , 为了扩大后续问题研究的样本 , 我们则将 基年确定为 1952年 , 并将不变价格设定为 1952年价格 。
关于中国早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 统计年鉴上是没有公布的 , 所能够查到的数据只有全民所有制 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 。 所以要确定 1952年的资本存量 , 一般都要采取推算的方法 。但 是 , 在一篇研究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先驱性的文章中 , 邹至庄 (Chow ,1993) 在 20世纪 90年代早期从国家统计局找到了 1952年到 1985年国有企业 、 城镇集体企业 、 乡村集体企业 、 个人的 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积累的年度数据 , 数据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五个部门中去 , 从而获得了 年到 数据 , 但是对于如何测定 1952, , 他估算出 1952年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 582176亿元 () , 然后 他将 1952, 720亿元 , 所以他所测算的 1952① , ② 的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 1030亿元 , 价格都为 1952年不变价 贺菊煌 (1992) :假设资本在 1964— 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它在 1971— 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 理由是这两段时期内经济体制和国家政策比较稳定 ; 然后他利用迭代方 法计算出 1964年的资本存量 K; 他所计算出的 1952年资本存量等于 946亿元 (1990年不变价 ) 。
唐志红 (1999) 通过不断优化生产函数在 20世纪 50年代区间的拟合度 , 采用逐步逼近的方法 测算出中国 1953年的资本存量为 1800亿元 (1980年不变价 , 其中是否包括土地没有交代 ) , 将该数 据用我们后文计算出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合为 1952年不变价约等于 2490亿元 。即 使我们也象 Jeffers on 和 Rawski (1989) 所假设以及邹至庄 (Chow ,1993) 所验证的那样 “投资品的价格 变动在 80年代以前是可以忽略的” , 不对唐志红所测算的数据进行平减 , 唐志红 (1999) 的数据也依 然是最高的 。
另外 , 在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的研究中 , 他们称 “ 根据反复推算将 1952年资本存量设为 1600亿 元 (1952年不变价 ) ” , 具体推算方法不详 ; 还有 , 在宋海岩 (2003) 的文章中还提到 , I MF 的 Hu 和 K han (1997) 估计中国 1958年的资本存量为 23512亿元 ,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该数据使用的基年价 , 但 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该数据不包含土地 , 所以他们的估计是所有估算中最低的 。
为了便于比较 , 我们将贺菊煌所测算的 1990年不变价用我们下文所估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折算成 1952年不变价为 679亿元 。 他们的结果对比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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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存量是应该包括土地的 , 但本文后面没有将土地加入进去。
邹至庄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而考虑土地的 , 他在 1952年的初始 K 中加入了土地。由于本文不准备研究中国 的总量生产函数 , 所以就暂先不考虑土地。 但是我们注意到 , 李治国和唐国兴 (2003) 在引用邹至庄的基础年份 K 的数据时没有交 代清楚是否包括土地 ; 包括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的研究 (我们这里仅针对其第一章的研究 ) 中将自己测算的基年 K 与邹至庄的数 据进行对比时对自己的数据是否包括土地没作交代。
表 1不同研究对初试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 不含人力资本的资本存量测算的对比 邹至庄
贺菊煌 王小鲁 唐志红 Hu 和 K hanP ① 资本存量 (1952年不变价 , 单位 :亿元 )
103067916002490(1953年 ) 23512 上面的对比说明他们之间的差距相当大 。
为了检验他们对基年 K 的测算的准确性并提出我们自己对 1952年 K 的测算 , 我们找到了几个 历史数据 :第一 , 根据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1》 提供的历史资料 ,1952年上海市拥有的经营性固定资 产原价年末数 (running initi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 为 33165亿元 , 而上世纪 50年代初 , 上海市的 G DP 占全国 G DP 的比例为 6%左右 , 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 3%— 4%; 我们假设上 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占全国资本存量的比例与上海市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和上海市的 G DP 占全国总 G DP 的比例基本相当 。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测 1952年全国的 K 是上海市 K 的 20— 30倍 , 我们取中间数 25倍 , 估计全国的资本存量在 673亿元左右 。
第二 , 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1》 ,1952年全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为 14818亿元 , 而净值则等于 10018亿元 , 而全国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价为 14912亿元 。所以可以推断 , 1952年全国的工业企业总固定资产净值大约为 101亿元 , 占全国 G DP 的 17164%, 假设工业企业的 K 占全国 K 的比例与其 G G K 大约等 于工业 K 的 5167倍 , 大约等于 572亿元 。 , , 也许其在 K , 建国初 , 我们可以推断 , 全国 1952615倍计算的话 , 得出的数据与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估 算的结果相近 。
第三 , 对农业资本存量的估算 , 邹至庄 (Chow ,1993) 的研究中也提到 ,T ang (1981) 估计 1952年中 国农业 K 为 11219亿元 , 而他本人估计 1952年农业的 K 为 450亿元 。 我们认为他的这一估计可能 过高 , 我们的理由是下面的经验主义的检验 :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 1952年的 G DP 占全国 G DP 的比重为 5015%,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 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 , 那么第一产业对 G DP 的 贡献可能超过这一比重 ; 而建国初农业的状况为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 , 生产方式 接近于手工劳作 , 很少有大型的固定资产可供使用 。例如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查到 ,1952年全国农 业机械的总动力只有 18万千瓦 。 所以 , 我们认为 , 考虑到我们上面的推测的遗漏和误差 ,1952年中 国的 K 可能在 800亿元左右 (1952年价 , 不包括土地 ) 。 我们后面具体测算各年的 K 时就直接使用 这一估计数据 。
2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Pk 的确定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P k , 统计年鉴只从 1992年开始公布 , 此前的 P k 数据无法得到 。所 以 , 现有研究要么采用其他指数来代替 , 要么采用自己的方法来测算或合成 。在对集体企业 (主要 是乡镇企业 ) 的研究中 ,Jeffers on (中文版 ,1995) 选择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平减集体企业的现价总
产值以压缩集体企业的产值中可能存在的 “ 水分” ; 宋海岩等 (2003) 在对 1978年前数据的处理中直 接借用了邹至庄的积累隐含平减指数 , 对 1978年后的数据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 在对美国生产率的研究中 , 乔根森 (2001) 则认为可以用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或批发价格指数来代 替它 , 并认为后者比较合适 。对于直接计算 , 在 1993年中国的统计体系还没有建立之前 , 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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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所估算的数据为 1958年资本存量 , 基年价不详。
(Chow ,1993) 则利用统计年鉴公布的积累指数计算出了积累隐含平减指数 , 用它来对各期的积累额 进行平减 。 Jeffers on 等 (1996) 则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出固 定资产价格指数 ; 由于我们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 1992年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 , 所以无法直接 计算 。 但是从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1》 年所提供的历史数据中 , 可以找到 1951— 2000年上海市的固 定资本形成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然后可以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李治国 和唐国兴 (2003) 的处理方法是将 1991至 200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关于上海市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进行线性回归 , 拟合出一个“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 。而我们则直接采用 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这样做的理由是 :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是基于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结果而得 , 即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组织实施 , 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及抽 选出的市 、 县城调队依据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价格统计调查制度向基层采集原始数据汇总后上 报所得 。 它是一种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非全面性调查 。因此 , 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着解释和被解释的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 , 与其用 这种拟合方法获得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不如直接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 代替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我们认为 , 如果相对于其他价格指数而言 , , 在图 1中我们将 , 一致 。 所以我们推断 :行的 。 当然 , 来的 ,
。
图 1 上海市和全国的两种价格指数的对比 ①
资料来源 :根据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国家统计局 ,1999年 ) 数据整理。
① 我们在全国和上海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后面同时都加上了 100, 目的是为了避免指数曲线交错在一起而无法从图形上 得到直观的认识。
31对当年投资 I 的取舍
在计算每年的新增资本时 , 大多数研究采用了进行了一定扣除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 例如王小鲁等 (2000) 认为我国投资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浪费 , 直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会导致 K 虚增 。 对 1980年前 , 他们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来计算当年的固定资 本形成 ; 而对于 1980年以后 , 则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 。在关于研究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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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文献里 , 陈宽等人 (Chen , et al , 1988a ,b ) 从总的固定资产中完全扣除了职工住房投资 。 而谢 千里等人 (Jeffers on , et al , 1992) 则是用样本企业的 “生产用资本” 来替代总的固定资本 。在另一篇 论文里 , 谢千里等人 (中文版 ,1995) 在新增固定资产中扣除了住房投资和非生产性资产 。大琢启二 郎等人 (2000) 在估计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时 , 也完全剔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这一项 。 很明显 , 他们虽然都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扣除 , 但是扣除的理由却是不同的 。
当然 , 对于这种扣除 , 也有反对意见 。 胡永泰等人 (W oo , et al , 1994) 针对陈宽等人的上述做法 就有过评论 。 他们认为即使要做剔除 , 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做部分的剔除 。胡永泰等人自己在回归 中发现 , 如果不剔除 “ 非生产性” 的劳动与资本投入 , TFP 增长率的估计值为 -4%, 且在统计上显 著 ; 剔除了非生产性的投入 ,TFP 的增长率为 -2%, 但统计上不够显著 。所以我们认为剔除问题的 确是敏感的 。
与他们不同的是 , 贺菊煌 (1992) 和邹至庄 (Chow ,1993) 则是用积累来表示新增资本的 。例如邹 至庄认为 “ 积累就是资本存量的净增加” , 于是就将总积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部门中间去 而获得了各个部门的资本存量 ; 根据统计年鉴的解释 , “ 积累额” 是 “ 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 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物质产品价值 , 即国民收入使用额中除去用于当年消费之后的余额 。其物 质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 (扣除固定资产磨损 ) 。 积累按照 用途可以分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 ; 。 ” 而 “ 生产性积累” 是 “ 由社会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组成 , (扣 除固定资产磨损 ) 以及各生产企业的原材料 、 商品库 存 、 ” , 用生产性积累这个指标作为当年 。
但是 , ((Chow ,1993) 进行研究的时候 , 中国的统计体系还未转变 , 所 , 但是从 1993年起 , 新的统计体系已不再公布积累数据 , 所以导致 无法直接沿用此方法 。 但是 , “ 积累” 和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这两个概念的主体是一致的 , 而且也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 才导致我们考察数据时发现 :从 1954年到 1993年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生 产性积累的增长率波动情形极其相似 , 如下图所示 。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主义规律来假设 :1993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基本保持一致 , 利用这一假设我 们拟合出以后各年的生产性积累数据
。
图 2 生产性积累与全社会固定资产积累增速的对比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整理。
另外 , 与对扣除后的固定资本投资或固定资本形成要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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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累数据也需要进行平减 。 在邹至庄 (Chow ,1993) 的文章中 , 他利用积累指数和积累总额计算出 了积累隐含价格指数 , 然后对从 1984① 年开始对各年的积累进行平减 。而在本文中 , 由于我们无 法拟合出 1993年后的积累指数 , 所以也就无法得到 1993年以后的积累隐含价格指数 , 所以我们就 一直采用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积累进行平减 , 理由仍然是 二者在主体上是一致的 , 所以两者的价格指数也应该大体一致 。
根据上述讨论 , 我们在表 2中列出了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和根据我们上面的假设所拟合出的中国的 1952年不变价固定资本存量数据 。
表 2本文测算的固定资本存量 (不含土地和人力资本 ) 数据 年份 上海市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
固定资本 存量 年份 上海市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 固定资本 存量 年份 上海市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 固定资本 存量 195211000000
800100196901741722523117819860186472222194115195301984285
884133197001742642582916519871100068024339169195401957998
986162197101724581654816819881118468426635166195501931744
10881581972017291817248198928957189195601635248
133110119730177902331032139195701867729
148818919740111148847333222155195801884449
1841961711419921163820335875146195901016961261046819919932106272738976121196001837253
29791221977017578001124715619942136059742697167196101832619
31621981978017008271236119619952156013346623137196201845465②
32371501979017057161341612119962168798750880135196301858311
33731811980017219461429517819972167714955732166196401896483
35521291981017162061501910319982163803261582113196501778269
38831791982017454901578819919992159999567700135196601825129
42761461983017014811685214620002167984174195100196701790300
4592179198401747044182661032001
21698600③ 81413115196801859426486510719850180081720217179
资料来源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根据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1》 所公布的历史数据计算 , 而固定资产存量则是由本文测算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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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 《上海统计年鉴 2001》 年所提供的数据只到 2000年 , 所以无法计算出 200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 , 所以我们借用了 《中国统计年鉴 2002》 公布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并与本文所计算的指数相融合。
由于 《上海统计年鉴 2001》 年所提供的数据系列中缺乏 1962年数据 , 所以我们假定其等于 1961年和 1963年的平均数。 由 于 《上海统计年鉴 2001》 年所提供的数据只到 2000年 , 所以无法计算出 200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 , 所以我们借用了 《中国统计年 鉴 2002》 公布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并与本文所计算的指数相融合。
他在文章的第 813页提到 ,Jeffers on (1989) 等认为在 “ 1980年前 , 中国投资品价格的波动可以忽略” , 而邹至庄本人的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 Jeffers on (1989) 的研究中是从 1981年开始对积累进行平减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对 1981年或 1984年前的积累进 行平减。
最后我们又对根据假设所得到的数据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一下对比 , 结果发现 , 我们 拟合的积累数据相当于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 6%— 10%的扣除 。
41对折旧的处理方法
首先 , 在考虑资产的磨损是用重置率还是用折旧率的详细讨论 , 可以参见任若恩和刘晓生 (1997) 以及黄勇峰等 (2002) 的研究 。 他们认为 , 重置是指生产能力的维持或恢复 , 因此在资本存量 估算中出现的是重置率的概念 ; 而只有资产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时 , 折旧率和重置率才会是相等 的 。
王小鲁等 (2000) 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同意采用了 5%的折旧率 , 而宋海岩等 (2003) 则是 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 31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 ;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 假设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 。
邹至庄 (Chow ,1993) 利用 “折旧额 =G DP -国民收入 +补贴 -间接税” 这个公式计算出折旧额 , 而李治国和唐国兴 (2003) 则直接借用了邹至庄 (Chow ,1993) 所计算的 1994年前的折旧额 ,1994年 后 , 他们则是将各省的折旧额加总得到全国的折旧总额 。
51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
人力资本的估算是一项非常棘手的问题 , 个主要障碍是数据的可得性 , 王小鲁等 (2000) 资本的常见指标有 :入学率 () 。 但是在测算人力资本的研究中 , , 至少还存在下面 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 , (]:首先是年限的可 加性问题 , , 一个受了 20年教育的人 ; 而且 , 即使时间一样长 , 现在所 , 因为教育质量也在变化 , 而且从不同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似乎
也不能完全等同 ; 第二 , 使用受教育时间会忽视 “ 干中学”
(Learning by D oing ) 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 长 ; 第三 , 王小鲁等 (2000) 在考虑劳动者退出劳动导致人力资本减少时只算了 “退休” 人员 , 却没算 那些在农村的 “ 没有退休资格” 人员的受教育年限 ; 因为在中国农民是没有“退休” 的 , 他们只会随 着年龄和体力的下降而逐步减少或退出生产活动 , 所以对他们的人力资本也需要考虑 ; 第四 , 既然 有形资本需要折旧 , 那么人力资本也是需要 “ 折旧” 的 , 这种折旧可以体现为陈旧的知识不再满足生 产的需要而被淘汰 ; 第五 , 对于高中未毕业的所有学生来说 , 他们都没有参加劳动或工作 , 所以他们 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 要不要加入社会总人力资本中去还有待考虑 ; 当然 , 上 述问题并不是某个特定研究的问题 , 而是这个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 所以 , 如何测算中国的人力 资本也是值得继续研究的方向 。
四 、 对估算数据的比较与检验
11对估算数据的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 , 我们将本文拟合的数据与王小鲁和邹至庄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 如图 3所表明 的 , 结果我们测算的数据与邹至庄的数据基本一致 , 但是比王小鲁的测算结果要高 。 但是我们目前 还不能由这种数据的绝对高低来判断数据的优劣 , 而要采用其他方法来检验 。
21对数据的检验
拟合数据是否合理 ,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事后的初步检验 , 比如检验根据测算数据得出的资本 Π产出比率 (K ΠY ) 。
从图 4中我们看出 , 三条曲线的波动特征相当一致 , 但是根据王小鲁所测算的数据计算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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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 K
的不同测算结果的比较
图 4 根据测算的数据计算的资本产出比例
注 :Y 1是指统计局公布的 G DP 不变价格数 ,Y 2是指由王小鲁等 (2000,p64) 合成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 G DP 不变价格数。
产出比较低 , 无论是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不变价格 G DP 还是根据他们自己所计算的不变价格 G DP , 所得到的资本产出比绝大多数年份都在 215甚至 210以下 , 这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 本产出比例一般在 215左右的情形形成了对比 。根据直觉 , 我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西方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要高而不可能比他们低 。这初步说明王小鲁估算的 K 数据可能有点偏 低 。 当然 , 这里至少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选择 1952年价格为基年价是否合适 , 而这要取决于 1952年的总体价格水平与其他年份的相对情况 。
另外 , 根据我们自己测算的 K 的数据计算的资本产出比在上世纪 50年代前期在 210以下 , 原 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土地也包括在资本的范围之内 , 如果象邹至庄那样估计中国 的土地价值大约为 720亿元的话 , 加上土地 , 我们测算的数据所得出的资本产出比在整个上世纪 50年代就会上升到 210以上 ; 第二个原因可能取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正如前文所述 , 上世纪 50年 代初期 , 中国的 G DP 一半以上的贡献要归功于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 , 而当时第一产业的基本状 况是资本短缺和生产方式落后 , 甚至很大一部分还是手工劳作 。所以我们相信 , 上世纪 50年代初 中国的 K ΠY 偏低属于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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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宏亮 ) (校对 :晓鸥 )
3
42003年第 7期
Dynamic I nefficiency in China ’ s Economy Since 1990s
Y uan Zhigang &He Zhangy ong
(Fudan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optimum consum ption and the decision mechanism of saving with reference to S olow ’ s economic growth m odel and Ramsey 2Cass 2K oopmans m odel , deriving the g olden rule of judging the dynamic efficiency of macro 2economic operation and m odifying the standards of g olden rule. The possibility of dynamic inefficiency in a free com petitive economy is als o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 On the basis ,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dynamic efficiency of Chinese economy with the g olden rule ,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conomic operation in China since 1990’ s has been in a state of dynamic inefficiency. A fterwards , we have analyzed the causes of dynamic inefficiency in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nd , we have put forward s 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escaping from the dilemma of dynamic inefficiency based on the facts and reas ons of dynamic inefficiency.
K ey Words :saving; economic growth ; the g olden rule ; dynamic efficiency
JE L Classification :E120,O110
A Disequilibrium
X iaochuan
(San Dieg o Mesa C ollege , San Dieg o , US A )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ndogenous economic dynamic m odel without equilibrium based on the real w orld. In this m odel , dynamic paths of market prices , cycles of consumer g oods and capital g oods are driven by endogenous variables through intra 2sector and inter 2sector relationships. Market disequilibrium processes , inventory adjustment mechanisms , as well as optimal and adaptive behaviors of economic agents are m odeled based on real 2w orld observations. S tationary and stability properties are discussed as special cases of general market tatonnement dynamics.
K ey Words :Endogenous Business Cycle ; Inventory Adjustment ;Adaptive Behavior ;Feedback System
JE L Classification :E300,E220
R ecalculating the C apital of China and
a R evie w of Li and T ang ’ s Article
Zhang Jun &Zhang Y 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
Many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the data of capital ,but the data used in the passed research are greatly differentiated ,and thus in fluences the accuracy of related research w orks ,s o its necessary to recalculate the capital of China. This paper have discussed five aspects about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capital in detail and w orked out the data of capital of China by using of our own methods. K ey Words :Capital; Price Index of Fixed Assets ; Investment
JE L Classification :F221,F830
09
范文二：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_1952_2000【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经济研究(2004)】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
张 军 吴桂英 张吉鹏
(复旦大学 200433)
内容提要 :通过回顾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文献 , 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 ,
本文对各年投资流量 、 投资品价格指数 、 折旧率 P 重 置率 、 基年资本存量的选择与构造以及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和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补充和调整后的分省数据 , 根据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中国大陆 30个省区市 1952) 200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 。
关键词 :省际资本存量 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 经济折旧率
* 本文是张军主持的研究项目 /资本形成、 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1978) 20000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之一 , 该项 目得 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批准号 02BJY129) 的慷慨资助 , 对此 , 本文作者表示感谢。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缺 陷由张军负责。本 文在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尤其要感谢许宪春先生向作者对若干统计指标的解释 , 章元博士有 益的讨论 , 复旦大 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 /中国经济发展分地区电子数据库 0, 孙刚 同学和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刘明兴 博士在数 据方面提 供 的建议和帮助。当然 , 文责自负。
1 从龚六堂和谢丹阳 (2004) 使用的数据和指标说明来看 , 其资本数据可能 直接来源于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 /林 毅夫 发展论坛 0提供的 51952) 1999中国经济增长数据 6。所 以本文对 龚六堂和谢 丹阳 (2004) 中资本数 据的评论 也适用于 51952) 1999中国经济增长数据 6。
一、 引 言
正如许多利用总量数据计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已经指出的 , 计算经济增长率 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对产出与投入数据的科学计量 , 特别是资本数据的计量尤其重要。而对 于那些直接考察投资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 , 资本数据更是不可或缺。已经有一些研究试图对中国
的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按时间顺序依次包括 , 张军扩 (1991) , 贺 菊煌 (1992) , 邹 (Chow, 1993) , 谢千里等 (Jefferson, etc. , 1996) , 任若恩和刘晓生 (1997) , 胡和阚 (Hu and Khan, 1997) , 王小鲁 (2000) , 杨格 (Young, 2000) , 王和姚 (Wang and Yao, 2001) , 张军 (2002) , 黄 永峰等 (2002) , 宋海岩等 (2003) , 李治国和唐国兴 (2003) , 何枫等 (2003) , 张军和章元 (2003) , 张军等
(2003) , 龚六堂和谢丹阳 (2004) 。
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 , 发生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调整。 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 1978年至 1984年数据的补充 , 这项工作是在 1986年至 1988年间进行 的 ; 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以前的 1952年至 1977年数据的补充 , 这项工作是在 1988年至 1997年间 进行的。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中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 1994年和 1995年间进行的。这 两次补充数据和一次调整数据的详细资料主要发表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 (1997) 出版的 5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一书上 (见许宪春 (2002) 对此的一个介绍 ) 。由于这本 年鉴以及 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 5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6都包含了分省数据 , 并首次
2004年第 10期
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 , 所以为估计省际资本存量提供了客观条件。 1我们希望本文是对已 有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的补充和延续 , 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持。 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 (Goldsmith) 在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 存法。由于中国没有过大规模的资产普查 , 所以我们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在估计一个基准年 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计算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这一方法可以写作 :
K it =K it -1(1-D it ) +I it (1) 其中 i 指第 i 个省区市 , t 指第 t 年。 (1) 式一共涉及到四个变量 , a. 当年投资 I 的选取 ; b. 投资品价 格指数的构造 , 以折算到不变价格 ; c. 经济折旧率 D 的确定 ; d. 基年资本存量 K 的确定。对于部分 数据缺失的省份 , 还必须考虑第五个问题 :e. 数据缺失的处理。
本文其余部分将分别对以上五个问题进行讨论。然后 , 汇报我们所测算的 1952) 2000年各年 末的中国大陆 30个省区市的物质资本存量。最后对估算数据进行比较和检验。
二、 当年投资 I 的选取
已有研究对当年投资的选取主要分为三种 , 第一种是采用所谓 /积累 0(accumulation) 的概念及 其相应的统计口径。如早期的研究张军扩 (1991) , 邹 (Chow, 1993) , 贺菊煌 (1992) , 以及沿用贺菊煌 (1992) 方法的张军 (2002) 以及张军和章元 (2003) 。第二种是采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 (total soci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 如王小 鲁 (2000) 。第 三种是 大部 分近 期研 究采 用的资 本形 成总 额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
积累是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 (MPS) 下核算国民收入时度量投资的指标。但是从 1993年起 , 新 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 体系不再公布积累数据 , 也没有相应的价格指数 , 所以我们无法 沿用此法。
根据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有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重大调整 , /固定资 本形成净额 0是与 /固定资产积累 0等价的概念 , 而 1993年以后统计年鉴上公布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 0可以被视作未扣除折旧的投资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 SNA 的统计 体系不相容 , 是中国投资统计特有的指标。因此 ,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当年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 , 并且认为它是衡量当年投资 I 的合理指标。
三、 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
正如张军 (2003) 指出的 , 5中国统计年鉴 6在 1993年才开始每年公布这一指数 , 而且只有 1991年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虽然有省际细分数据 , 但此前的数据在 5中国统计年鉴 6上不可得 , 其他可 能的相关年鉴 , 如 5中国物价年鉴 6、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 6也都没有这一信息。这也正是导致很 多早期研究纷纷构造一些相应的指数来平减投资的原因。总的来说 , 对于 1952年到 1977年 , 大部 分研究都借用邹 (Chow, 1993) 估计的积累隐含平减指数 (the implicit deflator for accumulation) , 或者并 不考虑这一时期 的价格变 动因素。在 1978年之后 , 胡 和阚 (Hu and Khan, 1997) 以 及宋 海岩等 (2003) 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 谢千里等人 (Jefferson, etc. , 1996) 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 和设备安装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计算 ; 杨格 (Young, 2000) 构造了一个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 张 军等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1国外的研究者在进行同类研究时 , 最重要的数据来自于许等人的研究成果 (Hsuehetc. , 1993, 1999) 。前者包括 1949年到 1989年中国的分省统计数据 , 后者包括 1952年到 1995年的相应数据。虽 然我们对这两 本年鉴的确切内 容不得而知 , 但是从已 有 研究中采用的数据来看 , 可以判断 , 这两本年鉴很有可能正是包含了两次补充和一次调整数据的详细资料 , 从而 采用 5中国国 内生 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和 5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 汇编 6所进行的 研究与采用许 等人 (Hsueh etc. , 1993, 1999) 进行 的 相关研究应该具有可比性和相互参考的价值。
指数 , 把它作为 GDP 平减指数和其他构成 GDP 各部分的平减指数的一个残差 ; 黄永峰等 (2002) 直 接利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 ; 李治国和唐国兴 (2003) 用 5上海统计年鉴 6中可以得到的上海市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然后用它回归出全国的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指数 ; 张军和章元 (2003) 则直接采用上海市的这一指数作为全国的相应指数。
必须承认 , 在直接的统计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下 , 这些早期的研究通过某些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假 设构造的相应指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随着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 大调整 , 中国的统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 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以及许等 人 (Hsueh etc. , 1999) 都提供了 1952年至 1995
年全国和各个省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 何枫等 (2003) , 龚六堂和谢丹阳 (2004) 以及王和姚 (Wang and Yao, 2001) 就是分别根据这两本年鉴 中的这一信息计算了 1952年至 199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但是 , 这些文献对于利用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合理性和具体计算方法没有给予说明 , 而 5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一书中也没有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之间的 关系给予说明。
事实上 , 我们可以假设 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提供的以不变价格衡 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 以 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为例 :
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 (1952=1) =
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当年价格 ) (3)
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 (上一年 =1) =
198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当年价格 )
(4) 图 1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1952=1)
那么利用该书中提供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当年价格 ) , 以 1952年为 1和以上一年为 1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三列数据 ,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省各年的以 1952年为 1和以上一年为 1
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 (the implicit investment deflator) 。 1
我们把用该方法计算出来的各省 1991年至
1995年的这一指数与 5中国统计年鉴 6上公布的这一时期的各省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对比 , 发现 它们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 , 用 (3) 或 (4) 式计算而得到各省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可以视作各省的 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代替 , 对于 1995年以后的数据则直接采用 5中国统计年鉴 6公布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 , 然后用这一指数序列平减各年投资 , 将其折算成以基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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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公式 (3)和 (4) 进行的数学推导限于篇幅略去 , 需要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通过计算我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第一 , 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仅在 1978年后才 出现明显的变动 , 所以我们认为 , 部分估计全国固定资本存量的早期研究忽略 1952年到 1977年投 资品价格变动因素是可以接受的假设。图 1给出了用 (3) 式计算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第二 , 不同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的幅度和趋势有较大差异 , 特别突出的是 :三大直辖市 尤其是北京的价格上涨幅度在改革前后都比较小 ; 辽宁、 云南等省份在改革前后的价格上涨幅度都 很大。这种差异也表明 , 在估算各个省份的资本存量时 , 采用各自不同的价格指数而非统一的价格 指数是重要的。
四、 经济折旧率 D 的确定
由于国家统计部门在 1994年之前一直没有公布各省的固定资产折旧序列 , 已有研究对折旧的 进行了处理 , 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利用国民收入关系式间接核算各省 的折旧序列 , 如邹 (Chow,1993) 使用公式 :/折旧额 =GDP-国民收入 +补贴 -间接税 0, 来计算 1978年至 1993年全 国的折旧额 , 李治国和唐国兴 (2003) 在计算 1994年之后的全国折旧额时 , 是通过加总各省的折旧 额而进行的 ; 第二类是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方法 , 就是估计一个合理的折旧率 (depreciation rate) , 对历 年资本存量进行扣减。
但是在折旧率的选择上 , 各个研究有较大的出入。帕金斯 (Perkins, 1998) 、 胡永泰 (1998) 、 王小 鲁 (2000) 以及王和姚 (Wang and Yao, 2001) 均假定折旧率为 5%; 杨格 (Young, 2000) 则假定 6%的折 旧率 , 这也是霍尔和琼斯 (Halland Jones, 1999) 研究 127个国家资本存量时采用的通用折旧率 ; 龚六 堂和谢丹阳 (2004) 对全国各省都假定了 10%的折旧率。宋海岩等 (2003) 则假定各省每年的折旧率 为全国折旧率加上各省该年的经济增长率 , 其理由是各省资本实际使用情况不同 , 那些经济增长较 快的省必然会比增长较慢的省更快地使用资本 , 从而更多的折旧。黄永峰等 (2002) 对在一项中国 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研究中 , 估算出设备的经济折旧率为 17%, 建筑为 8%。
从理论上说 , 第 一 , 利 用在 永续盘 存法 估算 资本 存量 时 , (1) 式 中出 现的 D 应该 是重 置率 (replacement rate) 而非折旧率。因为 , 重置是指生产能力的维持或恢复 , 只有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是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时候 , 折旧率和重置率才会是相等的。 1而已有研究虽然普遍采用本文中 的 (1) 式作为永续盘存法的基本公式 , 但是除了任若恩和刘晓生 (1997) 以及黄永峰等 (2002) 之外 , 绝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对重置率和折旧率加以区分。
第二 , 永续盘存法考虑资本品效率下降主要有三种方式 :/单驾马车 0法 (one -hoss -shay) 、 直线型 法和余额递减折旧法 , 分别代表资本品效率在服役期的最后一期完全下降、 在各期直线下降和几何 下降 (乔根森 , 2001) 。
为了与永续盘存法的内在含义相一致 , 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 , 我们 在本文中相应地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 :
d S =(1-D ) S , S =0, 1, , (5) 其中 d S 代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 即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边际生产效率 ; D 代表重置率或者 折旧率 , 因为它们在此时是相等的 ; S 代表时期。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下 , 重置率在各年的分 布是不变的。
参考黄永峰等人 (2002) 的研究 , 我们也采用我国法定残值率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d S , 其值 为 3%) 5%,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中间值 4%, 它表示资本品在寿命终了时 , 相对效率为新资本品的 4%。就固定资本的使用寿命而言 , 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器具 张 军等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1见乔根森 (2001) 以及任若恩和刘晓生 (1997) 对此的详细讨论以及黄永峰等人 (2002) 给出的证明。
购置和其他费用三个部分 , 而这三类资产存在明显的寿命差异 , 所以我们分别就它们各自的寿命期 计算折旧率然后加权平均。
对于使用寿命 , 黄永峰等人 (2002) 参考比较了各类方法 , 最后估计中国制造业的建筑和设备的 寿命期分别是 40年和 16年。考虑到我们在本文中试图估计的是各个省全部的资本品 , 并且制造 业中的资本品通常折旧最快 , 所以我们假定各省全部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寿命期分别是 45年和 20年 , 其他类型的投资假定为 25年 , 从而三者的折旧率分别是 619%, 1419%和 1211%。关于三类资 本品在总固定资产中的比重 , 我们计算了 1952) 2000年各年三类资本品比重的几何平均数和算术 平均数 , 发现两个平均 数值非常接近 , 说明这一 比例本身比较稳 定 , 它们 分别是 :建 筑安装工程 63%, 设备工器具购置 29%, 其他费用 8%。基于这个权重 , 在相对效率呈几何递减的模式下 , 我们
计算得到了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 D 是 916%。
1
五、 对基年物质资本存量 K 的确定
已有研究对基年的选择一般分为 1952年或 1978年两类。由于在永续盘存法的意义下 , 如果 基年的选择越早 , 那么基年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 , 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可
得性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 ,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基年是 1952年。
这些研究对基年的资本存量估算方法也各不相同 :张军扩 (1991) 和何枫等 (2003) 接受帕金斯 对中国 1953年资本产出比为 3的假设 , 利用 195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倒推 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 2000亿元左右 (1952年价格 ) 。邹 (Cho w, 1993) 利用一些私人可得的数据推算了 1952年中国非农 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 582167亿元 , 并估计农业资本存量为 450亿元 , 土地的价值为 720亿元 , 从而 合计的资本存量为 1750亿元 (1952年价格 ) , 如果除以中国 1952年的 GDP679亿元 , 那么邹估计的 资本产出比为 2158; 许多后续研究都采用了邹的这一数值 , 如王和姚 (Wangand Yao, 2001) , 李治国 和唐国兴 (2004) 。贺菊煌 (1992) 则假设生产性资本在 1964年 ) 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它在 1971年 ) 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用迭代法推导 1964年我国的资本存量 , 再假定非生产性资本是生 产性资本的一个比例 , 计算出 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 946亿元 (1990年价格 ) , 用图 1中的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换 算成 1952年 不变价约为 508亿元。胡 和阚 (Hu and Khan, 1997) 以及宋 海岩等 (2003) 估计中国 1958年的资本存量为 2352亿元 (1978年价格 ) 。利用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 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可以推知 , 他们估计的 1952年资本存量为 509亿元 (1952年价格 ) , 然后 假定初始年份各省的资本存量相同。
在许多国际 研究中 估计初 始资 本存量 时还有 另一种 通用的 方法 , 如 霍尔 和琼斯 (Hall and Jones, 1999) 在估计各国 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 , 就是采用 1960年的投资比上 1960年至 1970年各国 投资增长的几何平均数加上折旧率后的比值。杨格 (Young,2000) 用类似的方法估计 1952年中国 固定资本存量约为 815亿元 (1952年价格 ) , 这与张军和章元 (2003) 利用上海市数据和工业企业数 据推算的全国资本存量 800亿元 (1952年价格 ) 较为接近。由于中国 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为 8017亿元 , 可以推测杨格采用了 10%的比例作为分母 , 去除初始年份的投资数据。
考虑到我们的这项研究需要估计的是各个省区市的初始资本存量 , 而已有研究又缺乏一个相 对统一的估计值 , 以及将这一值分配到各个省的合理方法 ,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估计方法和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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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这一做法确实忽略了各省因为三类资产比重不同而总体折旧率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 5中国统计 年鉴 6仅在最 近几
年才公布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按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细分的数据 , 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各省 这三类资产比 重的 稳定数值 , 从而只能用全国的数值作为近似。
(Young,2000) 相同 , 即用各省区市 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除以 10%作为该省区市的初始资本存 量。 1
六、 缺失数据的处理
虽然 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一书公布了 1952年至 1995年历年的分 省数据 , 5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6则提供了 1952年到 1998年各省的经济数据 , 此后的 5中国 统计年鉴 6也提供了 1998年以后的相应数据 , 但是有些省份的历史数据在各类统计资料中都是缺 失的。其中包括 :
第一 , 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1995) 6仅提供 1989年以后天津市的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指数 , 从而无法计算天津市 1952年到 198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以下简称 IPI) 。 龚六堂和谢丹阳 (2004) 主要依据天津市区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以下简称 RPI) 估计其 IPI, 但未说 明具体方法。我们用 1989年到 2000年北京市的 IPI, 河北省的 IPI 和天津市的 RPI 分别对这些年份 天津市的 IPI 进行 OLS 回归 , 发现天津市的 RPI 的拟合度最高 (Ajusted-R 2=99188%, 不包含截距 项 ) 。所以在 1952年到 1988年 , 我们采用天津市的 RPI 代替天津市的 IPI, 其中 1978年以前采用的 是 01985@RPI, 理由是这一时期政府对资本产品的价格控制可能比零售商品更为严格 , 1979年至 1988年直接采用 RPI 的数值。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 , 天津市的 IPI 变动趋势与同样作为直辖市的 上海比较相似 , 与同样在华北地区的其他省份的趋势也很接近。
第二 , 江西缺乏所有 1952) 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 , 但并不缺少指数。广东缺少 1952) 1977年的投资数据及其指数 , 5中国统计年鉴 6也未能提供 1996年到 2000年广东的 I PI 。龚六堂和 谢丹阳 (2004) 的做法是 /按照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 乘以 113, 即资本形成占 GDP 支出的比重高 于前者的程度 , 再乘以江西每年的 GDP, 以得到资本形成的估计值。假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本 形成的比例一定 , 则 1978) 1980的比例为 0186, 以此值乘以 1952) 1977年的资本形成估计值 , 得到 固定资产投资的估计值。广东按照江西的做法估算投资数据 , 且按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 减。 0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是考虑到资本形成占 GDP 支出的比重和固定资产投 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在不同 年份可能会有 较大变动 , 所以我们采用 的估计方法是 , 用江西 1979) 2000年和广东 1978) 2000年各自的基本建设投资对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做不包含截距项 的 OLS 回归 , 拟合度分别为 99144%和 99103%。然后利用回归得到的系数和 1952) 1977年两省各 自的基本建设投资数值估算这些年份它们各自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样做的理由是 , 基本建设 投资是企业、 事业、 行政单位以扩大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 扩建工程及有关活动 (5中国统计年鉴 6) , 它是构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我们认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基 本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物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 从而尽量避免了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 变动对估计 带来的 影响。对 于 1952) 1977年广 东的 IPI, 我们 直接 采用广 东自 己的 RPI 代替 , 1996) 2000年的 IPI 用地理和经济水平都较为接近的福建的 I PI 代替。
第三 , 海南缺少 1952年到 197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和 1952年到 1992年的指数 , 西藏 则缺少 1952年到 1990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除 1991年到 1995年以外的其他年份的指数。所 以大部分研究在估算资本存量时都会忽略这两个省。不过在本文中 , 我们仍试图进行估算。具体 的做法是 , 对于海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用 1952) 197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直接代替 , 理由是基本 建设投资是海南省各个投资数据中最长的一列 , 而且直到 80年代中期 , 它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 张 军等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1杨格 (Young,2000) 甚至认为 , 如果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1978年以后的各省资本存量 , 而基年是 1952年 , 那么 26年的时间跨 度使得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的数据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 任何一种假设的方法都是可取的。
数值上非常接近。对于海南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 , 由于各类价格指数在 1952) 1977年均不可 得 , 所以这些年份直接采用 1, 1978) 2000年直接采用海南的 RPI 代替 , 这样得到的价格上涨趋势 和全国的趋势接近。对于西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1978) 1991年直接采用西藏的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 因为这列数据在此后年份中与同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非常接近 ; 1959) 1977年没有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 直接采用西藏的基本建设投资 , 因为西藏的基本建设投资几乎占到其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 90%以上 , 1952) 1958年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直接采用 1959年的数值。我们的这 一尝试 , 一方面是因为 , 包括大陆 30个省区市的数据可以加总得到全国的数据 , 从而和已有研究进 行对比。另一方面是因为 , 随着今后统计序列的延长 , 对海南和西藏的资本存量的估计可以延续 , 所以 /早日 0把海南和西藏纳入经验研究的范围可能是有意义的。
七、 估计结果及其比较
表 2给出了用上文讨论后确定的各个指标和方法而计算的中国省际资本存量 , 以及全国的资 本存量总量。总的来说 , 按照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的全国数 值和把各省数值加总后得到的全国数值差异不大 , 即 2000年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以 1952年不变
价格衡量在 5万亿元以上。
和已有几个主要研究比较可以发现 , 本文估计的资本存量在数值上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 , 第 一 , 大部分早期研究因缺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而做出各种估计 , 但是就本文对这一指数的探讨 来看 , 中国的固定资产价格上涨很快 , 有些估计仍然低估了这一数值。比如张军和章元 (2003) 采用 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全国的 , 但是正如表 1揭示的 , 三大直辖市的价格指数恰是全国 各省区市中最低的 , 所以导致他们估计的数值偏高。
第二 , 贺菊煌 (1992) 采用积累 , 邹 (Chow, 1993) 以及张军和章元 (2003) 都采用生产性积累作为 当年投资。采用积累或生产性积累作为每年净投资额虽然符合国民经济帐户核算意义上的净投资 的概念 , 但是与永续盘存法下资本品相对效率呈几何方式递减所要求的经济折旧率仍有差距。比 如 , 张军和章元 (2003) 估计的各年生产性积累相当于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 6%) 10%的扣 减 , 而我们计算的经济折旧率是 916%。此外 , 积累数据中还包括了存货增加 , 但本文并不考虑存 货。而从存货增加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上看 , 1952) 2000年 , 以当年价计算的两者平均比例达到 1B 615。所以 , 由于较低的折旧率和包含存货 , 这些估计的结果也都高于本文。
第三 , 我们的估计从数值上看与王小鲁 (2000) 比较接近。王小鲁 (2000) 也同样采用了固定资 本投资价格指数来平减各年投资 , 但是具体采用的指标和来源没有说明。其次 , 该研究中采用的是 5%的折旧率 , 之所以得到的资本存量也较低 , 可能是因为其对 1980) 1998年投资数据乘以当年固 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 以扣除投资中的浪费。所以尽管两文的估算在数值上较为接近 , 但是内在的机 制并不相同。
最后 , 就初始资本存量来看 , 给定足够长的投资序列 , 其对后续估计的影响的确微乎其微。
就分省的估算结果来看 , 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有很大差异。为了区分这种差异多大程度上是 因为各省资本品价格上涨不同而导致的 , 我们分别给出了以 1952年不变价格和 2000年当年价格 衡量的各省区市 2000年 的固定资 本存量 , 分别见 表 2中的 2000a 列和 2000b 列。从数 值上看 , 2000b 列似乎与我们的直觉更为相符 , 不过 , 考虑到我们生活在现价衡量的世界中 , 这种直觉可能 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同时说明了 , 为了准确反映资本存量的数量 , 一个合理可信的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是重要的。其次 , 我们还给出了以 1952年不变价衡量的一些代表性年份各省区市的资本存 量 , 它能够反映在不同年份区间 , 各省区市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的情况。比如 , 在建国后的 8年中 , 北 京的资本积累最为迅速 ; **期间 , 上海则是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最快的地区 ; 在 1990年到 1995年 ,
2004年第 10期
广东和江苏的资本形成不论在数量上还是速度上都居全国之最 ; 而另一些省份 , 资本存量则长期很 低。这些具体的数字 , 似乎又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 50年来的发展历史。
表 11978年和 2000年中国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省份 1978P
1952
2000P
1952
2000P
1978
比较列 省份
1978P
1952
2000P
1952
2000P
1978
比较列
华北 华南
北京 0. 7611. 4301. 8791. 864河南 0. 9423. 1063. 2973.
211
天津 0. 7482. 7203. 6361. 685湖北 1. 3154. 6803. 5593. 710河北 1. 1133. 1812. 8582. 834湖南 0. 8124. 5675. 6245. 512山西 1. 0122. 0302. 0061. 964广东 1. 0813. 8243. 5373. 639内蒙古 1. 0052. 5912. 5782. 531广西 1. 0673. 7343. 4993. 442东北 海南 1. 0004. 5694. 569) 辽宁 2. 8739. 4723. 2973. 801西南
吉林 1. 0933. 9493. 6133. 552四川 0. 7213. 2484. 5044. 302黑龙江 0. 9634. 7844. 9684. 898贵州 0. 9784. 4144. 5134. 355华东 云南 7. 23932. 6834. 5154. 443上海 0. 6922. 4513. 5423. 552西藏 1. 0002. 0782. 078) 江苏 1. 3283. 0222. 2762. 247西北
浙江 1. 1193. 5913. 2093. 196陕西 0. 7643. 3914. 4384. 13安徽 1. 7218. 9255. 1855. 143甘肃 0. 7321. 6062. 1942. 129福建 1. 0055. 9095. 8805. 839青海 1. 3944. 1042. 9442. 906江西 1. 6824. 2392. 5201. 897宁夏 1. 2234. 7143. 8543. 704山东 0. 8752. 7143. 1023. 046新疆 0. 8643. 7524. 3434. 211注 :1978P 1952和 2000P 1952分别指本文以 1952年价格为 1而计算的 1978年和 200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2000P 1978指以 1978年为 1而计算的 200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比较列 0是 /林毅夫发展论坛 0提供的 51952) 1999中国经济增长数据 6中 给出的他们计算的以 1978年为基年的 2000年或 1999年各省的投资平减指数。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 , 我们估算的 2000P 1978和 /比 较列 0这两列数据的差异在 10%以内。
图 2与其它关于固定资本存量已有研究结果的比较
张 军等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表 2
代表性年份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计 (单位 :亿元 ) 1
年份 19521960
1970197819851990199519982000a 2000b 北京 1872831484431296252238844924
7041天津 1336
45147324494812116114143846河北 521141202554246641345225329829486山西 229696185301444792120215793205内蒙古 95053821883036007929502461辽宁 861941361251783035326838027597吉林 195158991893055387018543372黑龙江 429693159398600803103312035755上海 237994242641118423053618441010809江苏 517688163501115726184016517615642浙江 30597913929459013922298300710798安徽 244941661422543625076045391福建 940376815927349481810636281江西 194556911682534336267743281山东 57122152348766133626464070541414694河南 491191432685228591458219127778625湖北 12455813119729553484311085185湖南 126596190328492723100712535722广东 20849320447085521563269420616084广西 2054731301722204607089123405海南 27101741782012432791275四川 63177293558919121017422502315710254贵州 327581041752383034045172282云南 81722253037711031264133西藏 344922397187106220陕西 74980197347612820102612534249甘肃 4813916222827741459782210461680青海 3192031507196138180739宁夏 4918415880112140174820新疆 204148771812966148189793673合计 748203524094527890515252281524196353209189318全国
807
2091
3159
6267
11088
17224
29680
46223
51056
181658
注 :本表中给出的资本存量为各年末数据。前面 9列数据均指以 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 , 最 后一列 2000b 指以 当前 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 /合计 0指把各省各年资本存量数值加总 后得到的全国数 值 ; /全国 0指按照 全国固定 资本形成 总额和固 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的全国数值。为保持数据一致性 , 1996年后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个别省份少 数年份数值缺失 , 采用 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数值滑动平均代替。
2004年第 10期
1
限于篇幅 , 我们在文中仅给出若干代表性年份的数据 , 读者如有 需要 , 可以 向作者索 要 1952) 2000年全部年 份的估算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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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un &Wu Guiying &Zhang Jipe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estimated the capital stock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between 1952and 2000. It d raws on and compares the existing s tudies on the estimation of capital stock in China, and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major historic adjustments on Chinese GDP statistics. It has also taken care of such statistical issues as i nvestment flow, capital deflator, depreciation, base -year capital stock and errors and omi ssion of data. The completion of provincia-l level capi tal s tock in China in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up grade the 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
Key Words :provincial capital s tock; deflator for capital goods; depreci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E220
(责任编辑 :雪 甫 ) (校对 :晓 鸥 ) 张 军等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 2000
范文三：我国分省R_D资本存量的估算
[收稿日期 ]2011-05-18
[作者简介 ]王康 (1988— ), 男 , 安徽芜湖人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金融投资 。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 e
2011年 8月 第 11卷 第 4期
Aug. 2011Vol. 11No. 4
我国分省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王
康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在许多实证研究中 , 当描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 一般会选用 R&D(研究与实验发展经
费支出 )。 R&D资本存量的估算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 文章在借鉴前人估算方法的基础上 , 对基年 R&D资本存量 的估算 、 折旧率和价格指数选取方面作进一步的解释 , 并最后根据估算方法给出各省 2000-2009年 R&D资本 存量的数据 。
[关键字 ]R&D资本存量 ; 支出价格指数 ; 折旧率
[中图分类号 ]F 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806(2011) 04-0012-03
改革开放 30年 , 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 做出分析 , 这其中最广泛运用到的是索罗经济增长 模型 。 将经济增长表示为要素贡献部分和不是要素 贡献的部分 , 这个不是要素贡献的部分叫做全要素 生产率 。 一般解释为创新引起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 迁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 因此当进一步分 析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时 , 需要至少知道其 中一个变量的数据 。 制度变迁不好用那个已知的数 据衡量 , 一般只有找到一个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数 据 。 这样就用到 R&D支出数据 , 即在科学技术领 域 , 为增加知识总量 (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 总量 ),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系统的 创造性的活动 , 包括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 三类活动 , 译为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 。
一般学者在利用 R&D时 , 直接选取当期的数 据 。 这一方面没有考虑到 R&D资本存量存在累计 效应 , 一个项目的投入可能是几年完成的 , 并且往 年的投入对以后各年都会有持续的影响 ; 另一方 面 , 如果不考虑往年的投入累计 , 会使各年数据的 波动性较大 , 对结果可能会产生错误的估算 。 因此 会采用 R&D资本存量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指标 。 在笔者所涉猎的文章中 , 对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 本存量的估算比较多 , 而对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很少 , 甚至没有一个对我国各省 R&D资本存量的
估算 。 这几个存量的估算既有相似之处 , 也有区别 。 本文试图从估算方法 、 基年存量估算 、 折旧率和支 出价格指数等方面找到适合 R&D资本存量估算的 方法 。
一 、 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最初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 , 一般都是物质资本 的估算 。 现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估算方法是戈德斯密 斯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和乔根森提出的资本 租赁价格度量方法 , 而永续盘存法运用比较广泛 。 不管是物质资本还是 R&D资本都是用价格进行计 量 , 具有统一性 , 因此笔者也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 估算 。 参照戈德斯密斯的方法 , 其基本公式为 :KS t =Rt /P t +(1-δ) KS t-1
(1) (1) 式中 KS t 与 KS t-1分别表示第 t 年和第 t-1年 R&D资本存量 , P t 表示当年的 R&D投入 , R t 表 示支出价格指数 , δ表示资本存量的不变折旧率 。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 , 接下来主要是对其中的 几个指标进行分别估算 , 其关键是 :当年的 R&D投 入 、 基年 R&D资本存量的确定 、 折旧率和支出价格 指数的确定 。
二 、 R&D资本存量各个指标的选取依据
1. 当年 R&D的投入额 R
由于各省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 , 部分省市当年
R&D投入额有部分缺失 , 或者是笔者所获的资料 不足的原因 , 只查到了 2000年以后的数据 。 因此本
12
第 4期
文以 2000年为基期 , 一直查到了 2009年总共 10
年的数据 。 数据来源于 2000— 2009年中国科技年
鉴中各省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 。
2. 确定基年 R&D资本存量 KS t-1
永续盘存法估算的关键就是对基年 R&D资本
存量的估算 , 而基年 R&D资本存量的确定对历史
数据要求比较高 , 由于数据获得可得性的限制和相
关年统计口径的差异 , 参照焦斌龙 、 焦志明 (2010
年 ) 文章中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并加以
改进 。 由于在稳态经济中 , R&D资本存量与经济总
量应该存量正向相关关系 , 并且同个地区相邻的两
个年份中 R&D资本存量与经济总量的比例应相差
无几 。 因此选取 2000年和 2001两个年份 (以 2000
年为基期 ), A 、 B 分别表示两年的 R&D支出 , C 、 D
分别表示两年的 GDP , X 表示 1999年的 R&D资本
存量 。 这样我们就可得到如 (2) 式 :
(1-δ) X+A C =
[(1-δ) X+A](1-δ) P+B
D ( 2)
求解方程可得 (3) 式 :
CAP (1-δ) +BC-DA
=X(3) 即 可 得 到 1999年 以 2000年 为 基 期 的 各 省 R&D资本存量 , 其中 P 就为 R&D支出价格指数 , δ为折旧率 。
3. 折旧率 δ的确定
物质资本存在着消耗 , 技术也存在着更新换 代 , 逐步被淘汰的过程 。 主要就是指政治经济学中 所说的无形折旧 , 包括由于技术进步使得原来产品 生产率较低和对原来产品需求量的减少 。 目前根据 已有的文献有三种主要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根据专 利年限的倒数来计算折旧率 ; 第二种是通过计算专 利的净收益来估算 , 即计算专利各期收益贴现总额 和专利更新的差额 ; 第三种是国际上通行的将折旧 率设定为 15%。 由于第一种各个产品专利年限不 同 , 不好取定 ; 第二种需要大量专利收益的数据 , 这
些不容易得到 , 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统 计 。 最后考虑到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应该快于物 质资本的替代 , 其折旧率就应该高于物资资本存量 的折旧率 。 物质资本折旧率比较权威的是张军等 (2004年 ) 估算出来的 9.6%, 因此认为我国 R&D资本存量应高于 9.6%。 同时 15%主要是针对发达 国家的折旧率 , 对于发展中的我国 , 合理的折旧率 应该在两位数之间 , 假定为 12%。
4. 支出价格指数 P 的估算
支出价格指数的估算比较关键 , 因为今年的存 量是去年存量和今年投入额的和 。 如果不选取一个 基年 , 不用一个价格指数平减 , 历年的 R&D资本存 量就没法比较 , 估算出来的存量将没有现实意义 。 国家对 R&D的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企 业 、 研究机构里面专家的工资和福利 ; 另一个就是 研究所需要的物质设备 。 综合国内外研究方法 , 主 要是取几个价格指数的数据 , 然后分别给予一定的 权数 。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前述分析所指出 的 , 选取消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 并且 按照朱平芳 、 徐伟民 (2003) 的方法 , 前者赋予 0.55的权重 , 后者赋予 0.45的权重 。 这考虑到技术的创 新主要依靠人才 , 对人才个人的支出给以大的权 重 。 消费物价指数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根据历年的 中国统计可以查到 , 文中查的是 2000— 2009年的 数据 。
三 、 R&D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与评价
通过以上指标的选取 , 运用公式 (1), 就可以估 算出各年分省 R&D资本存量 。 表 1为分省在 2009年这一年 R&D资本存量的数据 。 为进一步分析各 省数据的合理性 , 将各省按照东中西三个区域依次 列示出来 ① 。 图 1是根据表 1的数据结果绘制出来 的 。
由图 1可以清楚地看到左边部分 、 中间部分和 右边部分三个区域 R&D资本存量数据是依次减少
东部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江苏 海南 辽宁 浙江 山东 河北 2450.831450.93537.062007.08411.341955.6814.55803.701177.741425.29421.3中部
吉林 湖北 黑龙江 湖南 江西 安徽 山西 河南 254.33712528575.26334.65382.54214.03363.34217.98458.17
西部
内蒙古 广西 陕西 新疆 甘肃 宁夏 青海 四川 (含重庆 ) 云南 贵州 西藏 110.73705548125.20619.2054.85125.8328.7519.41876.84120.5378.0584.05表 1各省 2009年 R&D资本存量 (亿元 )
① 东部包括北京 、 上海 、 天津 、 广东 、 福建 、 江苏 、 辽宁 、 浙江 、 山东 、 河北 、 海南 11个省份 ; 中部包括吉林 、 湖北 、 黑龙江 、 湖南 、 山 西 、 河南 、 江西 、 安徽 8个省份 ; 西部包括内蒙古 、 广西 、 陕西 、 新疆 、 甘肃 、 宁夏 、 四川 (含重庆 )、 云南 、 贵州 、 青海 、 西藏 11个省份 。 王康 :我国分省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1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1卷 的 , 这与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吻 合 。 同时看到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两个省份存量 高于其他省市 , 甚至高于中部地区 。 这主要由于我 国在解放前向西部尤其是这两个省份转移了相当 多的高校 , 西部地区主要的重点高校都集中在这两 个省份 ; 同时在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也把主要的 科技资本投入到这两个省份 。 R&D资本存量最多 的是北京 , 这一点也不奇怪 。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 集 聚的高校不管是数量还是科研水平在我国都是最 多最好的 , 同时北京还有大量聚集在中关村的高科 技企业 。 这样本文所估算出来的 R&D资本存量基 本上与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吻合的 。 为再次 验证估算的结果与分省发展水平相符 , 我们运用
Eviews 软件对 R&D资本存量与经济总量 (GDP ) 作 一次相关性分析 。 各省 GDP 数据来源于 2000—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 并 以 GDP 平 减 指 数 平 减 , 以 2000年为基期 。 回归结 果见表 2, 可以看 出 相 关 系 数 基 本
上都比较高 , 大部 分 都 在 0.6以 上 ,
只有浙江 、 江西 、 青海 、 西藏四省在 0.6以下 , 但对 经济总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 这一方面说明 R&D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 ; 另一方面也 验证了前面关于基年存量估算方法假定的正确性 。
本文估算出了 10年分省 R&D资本存量的数 据 。 由于资料的可得性限制 , 不能估算出更长时间 的数据 , 是一种遗憾 。 本文对几个指标的设定依据 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 如折旧率 12%的设定没有考虑 到各年时间因素 , 而使用一个固定的数 , 其值应该 是变化的 。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 技术进步越来越 快 , 折旧率也应变大 。 支出价格指数权数的设定依 据和指数范围选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同时还应知 道对于基年存量的估算 , 取越早的年份为基年 , 误 差率也越小
。
表 22000— 2009年分省 R&D资本存量与 GDP 相关性分析
东部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福建 江苏 海南 辽宁 浙江 山东 河北
R^2
0.8590.8460.8380.9110.8380.7730.8260.9780.3040.7000.841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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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吉林
湖北
黑龙江
湖南
江西
安徽
山西
河南
R^2
0.9730.9510.8360.8850.4680.7610.6530.855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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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内蒙古
广西
陕西
新疆
甘肃
宁夏
青海
四川 (含重庆 )
云南
贵州
西藏
R^2
0.8150.9140.9910.6650.9490.5980.9870.9950.8320.9230.570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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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1]张军 , 章元 . 对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计 [J].经济研究 ,2003(7):35-43.
[2]张军 , 吴桂英 , 张吉鹏 .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10):35-44.
[3]朱平芳 , 徐伟民 .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企业 R&D投入和专利产出的影响 —— —
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J].经济研究 , 2003(6):45— 53.
[4]李小胜 . 中国 R&D资本存量的估计与经济增长 [J].北京 :中国统计 , 2007(11):40— 41. [5]焦斌龙 , 焦志明 .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1978-2007[J].经济学家 , 2010(9):27-33.
[编辑 :张薛梅 ]
图 1各省 2009年 R&D资本存量
14
范文四：安徽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安徽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提要资本存量是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数据 , 在很多实证研究中都要涉及 到此变量 , 现有对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后续相关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详细综述 , 分别从研究 方法和过程变量选择两个层面展开梳理和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 , 基于最新的统 计数据 , 估算出安徽省 1978~200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
关键词 :物质资本存量 ; 永续盘存法
中图分类号 :F12文献标识码 :A
资本存量数据是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因素 , 在进行经济增长、 投资效率、 TFP 以及资本深化问题等诸多实证研究中 , 都要涉及到这个变量。作为生产函数 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变量 , 资本存量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是进行上述研究的重要 前提之一。资本存量估算及相关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点 , 但鉴于我国资 本方面的统计薄弱 , 数据缺口很大 , 目前尚未有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 在此背景下 , 以学者为主的民间研究基于自身的研究目的 , 采取各自不同的假设和数据处理方 法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目前 , 国际上最有名的物质资本存量度量方法是戈德斯密斯 (Godsmith,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和乔跟森 (Jorgenson,1991)的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 (通过使用物 质资本的相对使用效率和租赁价格等进行度量 ) 。但由于资本租赁价格法对数据 要求比较高 , 因此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 基于此 , 本文采用 戈德斯密斯 (Godsmith)的永续盘存法对安徽省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一、永续盘存法的基本原理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 , 经济学家主要关心反映即时生产能力的资本投入量 , 而非 资本存量。然而 , 资本投入量或者说资本的即时生产能力 , 严格依赖于生产函数形 式设定和生产要素的特定组合。同样数量和构成的资产 , 实际提供的服务会由于 生产过程不同而不同。由于资本投入量度量不具有唯一确定性 , 其实际应用存在 很大局限。现有研究中 , 或者直接用资本存量度量替代 , 或者以存量度量为基础向 资本投入量度量转换。 资本存量度量的关键是解决不同种类、 不同役龄资本品的 加总问题。 永续盘存法以耐用品生产模型为理论基础 , 用非负相对效率序列 {d(τ)}反映不同役龄资本品质量差异 , 并作为权数对过去投资加总得到当前资本存量 K(t)。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为 :
范文五：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估算
第27卷第12期 2010年12月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Research
V01.27.No.12 Dec.20lO
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估算
叶宗裕
内容提要:资本存量估算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许多相关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深入探讨其估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各类统计资料中大量的基础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筛选和处理;对已有相关研究中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 量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改进;根据资本产出比变化规律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将资本分为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 购置两类,分别设定折旧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然后相加得出总的资本存量。根据所估算的资本存量计 算的各省区的资本产出比较为合理,因而所估算的资本存量是可信的、比较准确的。
关键词:资本存量;资本产出比;缩减指数;折旧率
中图分类号:F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10)12—0065—07
The Estima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Capital Stock
Ye Zongyu
Abstract: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ses and deals with large numbers of basic data in many kinds of statistical yearbooks,and improves the method of ascertaining the base-year capiml stock and the depreciation rate.The base-year capital stock is ascertained according to changes of the capital—GDP ratio.The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that of architecture installation project and equipment purchase.Two depreciation rates are assumed respectively in estimating two kinds of the capitals.Then two kinds of the capitals are added to obtain the total capital.The estimated provincial eapitM stock is creditable and exact.
Key words:Capital Stock;Capital—output Ratio;Curtailment Index;Depreciation Rate
一、引言
在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资本存量是一个重要 的指标,例如投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等 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资本存量。近几年有学者争论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大小的问题,其实 与资本存量估算的精确度密切相关,如果资本存量 的估算不准确,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 们很有必要审视以前的相关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 估算数据,从而为许多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依据。 资本产出比是资本存量与GDP的比值,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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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统计研究 2010年12月
其值比较稳定,长期来说也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而 且统计资料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各省区历年GDP数 据,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产出比的分析,判断资 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 文献,其中张军等、单豪杰的研究较具代表性¨’2o。 他们通过回顾和比较已有相关文献,重新构建了资 本存量估算中的四个核心指标,利用永续盘存法估 算了全国和省际的资本存量。他们的估算方法得到 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对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在计量经济学中,估计 得到的模型首先要经过经济意义检验,所以资本存 量的估算结果也应该经得起经济意义检验。经过仔 细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估算结果存在明显问题。 比如,根据张军等所估算的资本存量,可以计算得 出:北京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03增加到 2000年的4.23,而上海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 0.61增加到2000年的1.48(按1978年价格);根据 单豪杰忙。所估算的资本存量,可以计算得出:北京 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0.95增加到2000年的 3.62,而上海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0.57增加 到2000年的2.23。一方面北京与上海的资本产出 比不应有如此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两市的资本产出 比都不会有如此快的增长,这只能是估算的资本存 量有问题。北京的估算资本存量明显是偏大的,如 果按此资本存量进行相关的研究,则肯定与实际情 况有很大偏差。再比如,对江西和安徽两省的资本 存量,张军等与单豪杰的估算结果相差很小。以单 豪杰估算的资本存量为例,江西的资本产出比从 1978年的1.60增加到2006年的3.06,而安徽的资 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0.90增加到2006年的1.17, 江西的资本产出比要比安徽高很多。但两省的地理 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人均GDP非常接近,他们的 资本产出比应该是相近的,这说明估算的资本存量 也是有问题的。
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引起估 算结果不准确的原因,除了估算方法有些问题外,更 重要的原因是所用的基础数据不准确。对省区资本 存量的估算,由于涉及的数据量很大,有些数据在不 同的统计资料中有很大差异,对许多数据需要进行 更为细致的分析、筛选和处理,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 结果。但是,根据作者所知,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都 没有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细致分析,以致所估计的资 本存量可能完全不符合实际。
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永 续盘存法,并假定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服从几何递减 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折旧率和重置率是相同的, 资本存量的基本估计公式可以表达为:
K。=K。一1(1—6。)+,I (1) 运用式(1)时涉及以下四个变量:①当年投资 额,;②投资品价格指数,以便折算到不变价格;③ 折旧率艿;④基期资本存量K。
对于当年投资额的选取和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 造,张军等、单豪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学者们 已经有了基本一致的观点,本文参考他们的方法,即 选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额,价格指数 则根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进行计算,当缺少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时则用相关指数替代。1992年以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替代,1991年以前 由于没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张军等、单豪杰用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颜鹏飞等旧1、郑京海等¨1用GDP缩减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缩减。根据 作者的计算结果,绝大多数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缩 减指数都更接近GDP缩减指数,特别是1991年前 更是如此,所以本文采用GDP缩减指数替代。但是 关于经济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各个研究
[14]Melissa A.Schilling.Technological lockout:n integrative model of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factors driving technology success and failure[J].Academic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1):26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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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敏,1965年生,西安人,现任西安财经学院教授。研究 方向:信息化与电子商务。
杨京英,女,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正司级干部,高 级统计师。研究方向:信息化统计调查与综合评价、区域经 济统计与竞争力比较等。被首届中国信息界学术大会评为 中国信息化百名学术与管理带头人。
(责任编辑:赵曾琪)
第27卷第12期 叶宗裕: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估算 ?67?
的分歧较大,是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 之一。
因此,本文将对各类统计资料中大量的基础数 据进行细致的分析、筛选和处理,对目前已有文献中 关于经济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方法进行比 较分析,并提出我们的方法,以求估算出较为准确的 各省区1978—2008年的资本存量。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估算各省区的资本存量,需要1978—2008年各 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资本产出 比,还需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数据的准确性极 为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认 真、仔细的分析。
提供所需数据的统计资料很多。《新中国五十 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52—2004)》(以下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历史资料”简称“历史资料”)、历年的《中国统计 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都提供了相应的数据。但 是各类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常常有很大差异,一般 来说,应尽可能选取最近年份的统计年鉴所提供的 数据,因为最近的年鉴往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调 整、修订,更为准确、可靠。如《历史资料(1952—2004)》是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局根据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经济普查资料,对2004年以前年度 的生产法GDP和支出法GDP历史数据进行的系统 修订,提供了各省区1993—2004年的生产法、收入 法和支出法GDP历史数据,其提供的数据应该比另 外两本更早期的《历史资料》更准确。实际上,最近 几年各省区的《统计年鉴》中1993—2004年的数据 大多与《历史资料(1952—2004)》中的一致,而1978—1992年的数据大多与《历史资料(1952—1995)》 中的一致。所以,本文选择数据的一般原则为:若 2005年以后的各省区《统计年鉴》或《中国统计年 鉴》中有的数据则选用其中的数据,若没有则1993—2004年采用《历史资料(1952—2004)》中的数据, 1978—1992年采用《历史资料(1952—1995)》中的 数据。但是,通过对各省区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有 些数据明显是错误的。由于1993年以后的数据进 行过修订,或者说数据的统计过程比较规范,错误较 少;而1992年前的数据,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 可靠性较差,也没有进行过修订,因而错误较多。而 且,若1992年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错误,会 导致后续各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数错误, 极大地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需要强调指出的 是,有许多研究根据《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 的1952—1995年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 数,估算以1952年为基期的各省区的资本存量,由 于1978年以前的数据的准确性更差,会造成1978年后的资本存量估算误差太大,所以本文选择1978年作为基期。
下面对一些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 进行分析。实际上,1992年前,我国实行的是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各省区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在内的 各类价格指数的波动应该不大,各省区之间的差距 也应该不大,这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缩减指数正确与否的依据。为下面的论述方便, 本文约定,下文所提的缩减指数是指1978年为l的 指数,价格指数是指上年为100的指数。
《北京统计年鉴2009》提供北京市1978—200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但各年的《北京统计年鉴》 都没有提供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用《北京统计 年鉴2009》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历史资料 (1952—1995)》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计算缩 减指数时,1986—1990年的缩减指数都小于0.9,其 中1989年的缩减指数仅为0.757。而当用《历史资 料(1952—1995)》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 计算缩减指数时,1978—1992各年的缩减指数都非 常接近1,而实际上1978—1992年的缩减指数接近 1或小于1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1992年的GDP 缩减指数为1.866、商品零售缩减指数为2.803,都 比1大得多;二是与其他省区的缩减指数相比也明 显太小。这说明《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是不可信的,由此计算的包 括后续各年的缩减指数都太小,导致估算的资本存 量太大。张军等、单豪杰估算的北京资本存量太大, 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本文中将北京市1978—1991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用GDP缩减指 数代替,1992年的缩减指数则由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计算,再由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计算后续各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
与北京市相同,福建、江西、云南、河北、江苏、湖 北、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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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都不准确。如福 建的历年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很大,1992年达到 4.007,不仅远大于其他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 数,也远大于该省同期的GDP缩减指数2.331和商 品零售缩减指数2.534。与同为沿海地区且经济发 展水平相近的广东和浙江相比,三个省1992年的 GDP缩减指数和商品零售缩减指数比较接近,但福 建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远高于广东的2.3l和 浙江的1.968。云南1985年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缩减指数太大,1985年已达到1.925,远大于同年 的GDP缩减指数1.223和商品零售缩减指数 1.230,也远大于其他省区的缩减指数。而1990年 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为92.9,明显偏小, 远小于同年的GDP价格指数114.5。江西的固定资 本形成价格指数波动很大,缩减指数明显偏小。其 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1981年为114.4,1982年降 到了85.8;1987年和1988年分别为124.6和 136.2,1989年降到了76.1,这么大的降幅和这么低 的指数都是不可能的,况且1989年的GDP价格指 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08.9和118.6,都 比较高。其他几个省区的情况类似,不一一说明。 天津、海南、西藏缺少某些年份的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指数,因而无法计算这些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缩减指数,需用GDP缩减指数代替。天津缺少 1978—1990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海南缺 少1992年前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西藏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仅在《历史资料(1952—2004)》中有1993—2004年的,但其总额与《西藏 统计年鉴2009)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完全相同,来自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2004—2007年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也与《西藏统计年鉴2009)上的固定资产投 资完全相同。所以对于西藏1978—2008年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全部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历史资 料(1952—2004)》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明显 不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数全部用GDP缩减 指数代替。
安徽、湖南、辽宁、内蒙古某些年份的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指数错误,导致价格指数不对,这些年份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用GDP价格指数或用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安徽1991年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达158.8,而同年的GDP价 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只有101.8和 105.7,说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不对。究其 原因,应是1991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错误, 而且是登录错误。我们用1991年的GDP价格指数 代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倒推出1991年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再用上年为100的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指数计算后续各年的指数。湖南省的情 况与安徽类似,其1990年的价格指数达162.4,明 显太大,导致后续各年的缩减指数明显偏大。如 2007年的缩减指数达6.89,比其他省份大很多。将 1990年的价格指数按GDP指数代替,则后续各年 的缩减指数较为可信,如2007年的缩减指数为 4.74,与其他各省比较接近。辽宁1993年的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为144.8,明显偏大,内蒙古 1996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仅为83.7,明 显偏小,所以将它们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 计算后续的缩减指数。
重庆直辖市成立于1997年,《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四川省的资本形成包括了重庆市,近几 年《四川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不包括重庆市,所以重 庆市1978—199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可由《历史 资料(1952—1995)》中四川省的数据减去《四川统 计年鉴》中的数据得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 数则用GDP缩减指数代替。1995—2004年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可从《历史资料(1996—2002)》和《历史资料(1952—2004)》中得到。 2005—200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重庆统计年 鉴》可得,价格指数则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 替。
1978—1992年各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 和仅为全国的72.5%一92.5%,许多省区的固定资 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当年的GDP之比) 明显偏低,且各省区之间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差悬殊, 如1978年上海该比率只有11.6%,海南只有 13.4%,而宁夏达61.20/'o,青海达57.3%;1978—1991年各省该比率的最低值都在20%以下,1992年的最低值为21.6%,而1978—1992年全国的该 比率都在25.9%一31.6%之间。因而可以认为,这 些固定资本形成率低的省区,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比实际偏低。实际计算表明,直接采用前面所得的 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缩减指数估算资本存 量,会出现各省区的资本存量之和比全国的资本存 量低很多,且各省区之间的资本产出比相差悬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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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估算的资本存量会不够准确。所以本文将 1978—199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偏低省区的数据 适当提高,具体方法为:如果某省区某年的固定资本 形成率低于全国同年水平,将其加上其与全国之差 的1/2。修正过的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率与全国水 平相差较小,再根据修正的固定资本形成率计算出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93--2002年各省区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之和与全国相差较小,且各省区的固 定资本形成率的最低值都在25%以上,与全国水平 相差较小,不予修正。
2003年后各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和开 始明显大于全国,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各省区 之和分别为全国的1.23和1.29倍,许多省区的固 定资本形成率明显偏高,因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 实际偏高。所以本文将2003--2008年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偏高省区的数据适当降低,具体方法为:如果 某省区某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率高于全国同年水平, 将其减去其与全国之差的1/2,再根据修正的固定 资本形成率计算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另外,1979—1984年上海的GDP价格指数错 误,除1980年外,各年均小于100,1984年的缩减指 数仅为0.904,与上海的其他价格指数或与其他省 区的GDP价格指数相比明显太低,致使后续各年的 缩减指数偏低,1978年的GDP偏大,资本产出比偏 小。所以将1978—1984年的GDP缩减指数用固定 资本形成缩减指数代替,再由后续各年的GDP价格 指数推算相应的缩减指数。
三、关于折旧率的确定
折旧率也是影响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一个重要 因素。张军等、单豪杰用的方法都是通过将资本分 类,利用残值率和寿命期分别估计各类资本品的折 旧率,然后加权平均得到总资本的折旧率,这也是近 年来大多数研究所用的方法。但在投资分类和寿命 期设定上,各个研究又有所不同。在统计年鉴中,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常被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 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单豪杰将“其他 费用”看作是依附在建筑和机器设备上的,将其他 费用归并到建筑和机器设备上,在建筑安装工程寿 命年限38年和机器设备寿命年限16年的假定下, 分别估算出建筑的折旧率为8.12%,设备的折旧率 为17.08%,根据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的平均比重 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每年的折旧率为10.96%。张军 等假定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寿命期分别是45年和20年,其他类型的投资假定为25年,从而得出折旧率 分别为6.9%、14.9%和12.1%,并计算了1952— 2000年三类资本品在总固定资产中的平均比重,即 建筑安装工程63%、设备工器具购置29%、其他费 用8%,在这个权重基础上得出了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的经济折旧率是9.6%。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根据统 计年鉴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每类投资的平均结构 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折旧率。在求全部存量资本 的折旧率时,应是根据存量资本中每类资本的结构 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而不是根据投资中的结构 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由于建筑安装的折旧率较 小,所以对建筑安装类,存量资本中的比重大于投资 中的比重;而对机器设备类,则是存量资本中的比重 小于投资中的比重。因此,根据投资中的结构比重 进行加权平均估算折旧率存在较大误差。二是将各 个省区取相同的折旧率。张军等也指出:“我们的 这一做法确实忽略了各省因为三类资产比重不同而 总体折旧率不同的可能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如下改进方法:首先 与白重恩等作同样的假设,即假设在各省区每年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与设备工器 具购置投资所占比例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相 对比例完全相同,并将其他费用归并到建筑和机器 设备上¨-。从历年各省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 产投资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获得绝大多数省区 1990年后或1985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按建筑安装 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细分的数据,根据 历年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和设 备工器具购置序列(对部分缺少数据的年份和省区 用全国数据代替),将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解 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两部 分。只要再估算出两类资本的基期存量、设定两类 资本的折旧率,就可以分别用式(1)估算建筑安装 类和机器设备类的资本存量序列,相加后得到总的 资本存量序列。
关于两类资本的寿命期和折旧率的设定,各个 研究有所不同。张军等假定的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寿 命期最长,分别是45年和20年,白重恩等假定的平 均寿命期最短,分别为38年和12年。孙琳琳和任 若恩、黄勇峰等设定建筑和设备的寿命年限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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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和16年¨川。通过比较这几项研究,我们认为 确定建筑安装类和机器设备类资本的平均寿命年限 分别为40年和16年比较合理,这时两种资本的折 旧率分别为7.73%和18.22%。
四、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
已有研究对基年的选择一般为1952年或1978年,本文选择的基年是1978年。对基期资本存量的 估算,各个研究的差异很大。张军等用1952年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估算基期1952年的全国 及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单豪杰采用各省1953年 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比上平均折旧率10.96%与 1953—1957年间投资增长率的平均值之和来估算 各省1952年的资本存量。该方法与Hall and Jones (1999)的方法类似,但其分子用1953年的资本形 成总额而不是1952年的。徐现祥等采用式Km。 =‘。。,。/(0.03+g。)估计基期1978年各省区分产业 的资本存量,其中K肿,。、,舯,。和g如分别是f省区 1978年的资本存量、投资和1978—2002年投资的 平均增长速度,式中的0.03是假设的资本折旧率 3%旧1。郑京海等先估算出基准年1978年全国的初 始资本存量,再根据各省区的GDP比重确定资本存 量H o,该方法相当于假设各省区有相同的资本产出 比。可以看出,张军等、单豪杰、徐现祥等都是用基 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某个具体数值作为基期 资本存量,但由于所用的除数各不相同,使得估算的 基期资本存量相差悬殊,如张军等估算的1952年青 海省和福建省的资本存量分别是单豪杰估算结果的 5.89倍和5.52倍。实际上,由于多数省区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时间序列波动很大,基期的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以及某段时间的增长速度都具有很大的偶 然性,会造成估算结果不准确。如根据张军等估算 的资本存量,可得1952年贵州的资本产出比仅为 0.36,而甘肃达3.62是贵州的10倍;根据单豪杰估 算的资本存量,可得1952年贵州的资本产出比仅为 0.099,而甘肃为1.228是贵州的12.4倍;根据徐现 祥等估算的资本存量,可得1978年安徽的资本产出 比仅为1.056,而青海达5.534是安徽的5.24倍。 资本产出比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与郑京海等的各省 区资本产出比相同的假设形成了极大反差。实际 上,各省区的资本产出比不会相同,也不可能有如此 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省份 之间差距应该较小。
以上分析说明,仅根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算 基期资本存量,结果会很不准确。由于资本产出比 在短期内的变化应该较小,所以根据各省区资本产 出比的变化规律确定其基期资本存量,结果会准确 得多。本文的方法是:取1978年的资本存量使该年 的资本产出比与未来3—5年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 值相等,以此来估算基期各省区的资本存量。对大 部分省区,资本产出比较为平稳,取3年或5年平均 的结果差距很小,但对有些省区,差距很大,在确定 平均年数时,可适当结合定性分析,也即结合资本产 出比的变化趋势,并使该省1978年的资本产出比与 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区之间的差距尽可能 小。比如,云南省的资本产出比在1979年以后呈较 快的下降趋势,若取1978年的资本存量使该年的资 本产出比与未来3年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相等, 则资本产出比从1979年最高的2.26下降到1990年的1.59,下降很快;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广 西、贵州同一时期的资本产出比的最高值分别为 1.62和1.70,要小得多且变动较小。所以对云南 省,取1978年的资本存量使该年的资本产出比与未 来5年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相等较为合适,这时 1979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99。再如,青海省1979—1995年的资本产出比呈较快的下降趋势,且比其 他省区偏高,而1979年的资本产出比又异常偏高, 所以取1978年的资本存量使该年的资本产出比与 1980—1983年4年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相等,能 使其资本产出比降低一些。
五、估算结果与分析
从利用上文讨论后确定的方法计算的各省区资 本存量合计数与按照全国数据估算的全国资本存量 差异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省区的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的合计数与全国数存在差异(虽然本文对此 进行了修正,但差异没有完全消除)。在1978—2008年间,各省区的资本存量都呈现快速增长,青 海最慢,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超过8%,浙江、福建、广 东、内蒙古、江苏、西藏最快,年平均增长率都在 13.6%以上。
从资本产出比的变动情况看,大部分省区与全 国情况相似,资本产出比在1978—1993年间变动较 小,1993—2008年则呈现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 1993年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经济的快速 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属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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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入推动型增长模式,资本增长很快,资本产出比 也有较快增长。但有部分省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如 北京、上海、天津、海南都在1998年后呈现明显的下 降趋势,或许是由于这三个直辖市已经进入了经济 较为发达的阶段①,而海南则是在1988年建省、设 立经济特区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建设初 期产出效率较低,于是1992--1996年间资本产出比 快速增长至较高水平,1997年后缓慢下降。西藏在 初期以自然农业为主,资本投入很少,资本产出比很 低,改革开放后,逐步加快投入力度,发展第二、三产 业,但产出效率很低,所以资本产出比一直保持较快 增长,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大部分省区之间资本产出比的差异不大,各省 区的差异也基本合理。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 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的资本产出比较低, 说明这些省区的产出效率较高。而几个较为落后且 环境较差省区,如: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 甘肃、重庆、海南、云南、四川的资本产出比较高,产 出效率较差。其中甘肃、青海、宁夏、云南的资本产 出比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前期有较大的下降, 后又较快增长。这些省区环境条件较差,改革开放 后,环境条件逐步改善,产出效率提高,资本产出比 下降,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了投资开发力度,资 本产出比又较快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经济 较为发达的省区相比,北京、天津的资本产出比有点 偏高。可能由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教育、文化中 心,这些方面投入的比例较大,而对GDP的直接贡 献较小,导致资本产出比偏高。但天津为什么偏高, 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些省区由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数与 GDP缩减指数的差异较大,按1978年价计算的资 本产出比与按当年价计算的资本产出比相差较大。 如上海按1978年价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较小,但按当 年价计算时较大。这是由于上海的GDP缩减指数 偏小,导致1978年价的GDP偏大,但不会影响资本 存量估算结果的准确性。相反,内蒙古按1978年价 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较大,按当年价计算时要小得多。 这实际上提醒我们,在进行与资本存量相关的研究 或其他类似的研究时,选择不同的基年价格所得到 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六、结束语
本文对各类统计资料中与估算各省区资本存量 相关的大量基础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筛选,坚持 以相关的统计数据为基本依据,又结合对资本产出 比的分析,根据资本产出比相对比较稳定的原理,对 引起资本产出比异常变化的相关数据进行适当修 正、对基期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根据所估算的资本 存量计算的各省区的资本产出比差异较为合理、变 化较为稳定,因而所估算的资本存量是可信的、比较 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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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宗裕,男,1962年生。浙江江山人,现为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计 量经济模型及应用。
(责任编辑:周晶)
①计量经济学家Kuznets详尽分析了美、日、德等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历年的经济增长的有关资料,数据分析表明,资本产出比在长 期有缓慢下降的趋势[”。
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估算
作者:叶宗裕 , Ye Zongyu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刊名:统计研究
英文刊名:STATISTICAL RESEARCH年,卷(期):2010,27(12)被引用次数: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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