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千翻
范文一：只有40%的人口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前中国充斥着难以卒读的官样文章，但韩康先生这篇文章却点出了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不过作者并没有给出改变现状的有力回答，因为导致这种经济状况的原因是政治问题，只有当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同步进行时，这种状况才能改善。] 只有40%的人口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
透视中国少数人富裕的发展之路
----中国宏观调控遭遇刚性制约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韩康
2007年9月5日
随着政府调控操作的持续和深入，调控效率出现了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无论是政府基本取向的调控，如积极提高内需的增长拉动，还是针对部门领域的调控，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抑或是货币工具的调控，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趋势、调整汇率水平等等，调控效率的到位水平都存在种种问题，有些政策甚至迟迟未能奏效。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这种增长结构制约就象一个屏障，把调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
畸形的国民收入增长
劳动收入从占GDP的56.5%下降到37%！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劳动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这三组项目1998年到2005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增长为9.9%，远低于前亮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同期平均年增长为8.9%。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
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05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
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的“希望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80--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年下降，2005年仅为52.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国民收入增长结构条件下，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持续大幅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异），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
如果再作一点深入的思辩性推论，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经济增长真的是出现了投资过热吗？任何企业投资都是以资本利润的预期为引导的，高水平的资本利润预期必然伴随高增长的企业投资，在目前高达30.5%的工业利润增长下，企业和地方加快投资扩张难道不是最聪明、最合理的选择吗？
家庭收入差异越拉越大
从2001年到2005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11%、9.31%、7.83%和5.35%。
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这种社会收入夹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看到目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支右绌，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
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有市场操作失范问题、政府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的分析说明，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
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亮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11%和9.3%，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房价的高增长收入群体，应当不存在买房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告诉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歌剧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极小，2000年为39%，之后在3个百分点上下变动，2006年又回到39%。
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0年为39%，2001年和2002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3年之后逐步微升，2006年上升到49%。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告诉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为何难度很大。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有时----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好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有可能发生很本性的改变吗？
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地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宏观调控从哪里突破？
目前中国只有40%的人口享受着经济增长的好处，
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居高不下，并不代表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遍水平，恐怕主要是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拉动，这不能算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政府财政的持续高速增长固然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公共需求、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增长没有明显变化，公众没有从政府财政的大量增长中得到所预期的实惠，这怎么能避免社会公众对政府财富的大量增加持冷漠的态度呢？至于居民收入的项目大幅度低于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的增长，显然很不合理，需要认真改变。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很低甚至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说明我们在经济增长成果平等享受和避免社会收入阶层过度分化方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续较高增长当然是好事情，但不要忘记这三个收入等级的成员始终是中国社会人群的少数，乐观地估计为40%。
由此，怎样积极改变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就不是涉及少数人的问题了。如果支撑中国社会的消费增长、家庭财富和家庭资本的增长、市场繁荣的增长始终只是这40%的人，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和谐发展和稳定持续增长的问题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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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呢？类似观点可在各类研究报告上发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16亿以内，并顺利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这将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笔者对这样的观点深不以为然。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一、（（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理查德·塞蒙斯曾在瑞士首都达沃斯发表讲话说，美国、日本和欧洲人口的缓慢增长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报告指出，经济的产值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和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足，则这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下降。 ））
意大利的国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05%，2030年该国的退休人员将首次超过在职劳动人数。而日本若想弥补国内的低生育状况和快速下降的劳动人口，它的移民数量必须是现在的11倍。对于欧洲而言，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势，欧洲在全球产值的份额到2050年将缩小至10%。报告中还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的趋势还会影响到该国的退休福利制度。【7】
（（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就曾提醒我们：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到了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日本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发展优势。日本如今缺乏有技能和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人口，人口严重老化， 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日本因为在五十年代不曾预见五十年后的情景而面临人口问题，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 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 ））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
。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8】
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使经济高速发展并尽量延长这个时期，避免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而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这都需要我们提前对人口战略和策略进行相关调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地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9】。当然，这都是就上海本地人口的发展形势而言的。尽管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和外来人员补充上海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但上海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已经开始逐步回升（见下图），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如开始在适当地时候，放宽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 所以说上海的做法是科学的，可取的。因为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方式是否适当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技术的等等环境中来考察，就人口自身的状况而言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当我们陶醉于人口控制政策的胜利成果时，却没有看到人口结构正朝着头重脚轻的不和谐方向加速发展。【9】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缺乏远见，一味地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的绊脚石。 ））
综合地来讲，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际上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规模可以延长“人口红利”时期，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四、 采取有效措施，多方向多角度地促进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形式决定我国人口战略的艰巨性和严峻性，既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又不能一味单方向追求实
现人口的零增长。因此如何经济有效地确保人口适度增长，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我国今后一个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国家应当继续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1. 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全国性的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
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使城市居民家庭都实现了独生子女户，而农村家庭也基本实现了家庭人口的有效控制。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开始面临城市劳动力相对不足，城市老龄化趋势凸显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富裕等人口困境。由于中国农业经济相对低水平和小规模经营模式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决定农业人口将继续以一定的增长水平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家庭观念已经转变，并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同，这造成了城市人口增长的低水平静止，如上海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不足0.8，比许多发达国家还低。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在将来可预计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鉴于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既可以缓解农村大量闲赋人口的压力，又能补充城市劳动力规模由于人口增长缓慢造成的短缺。由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作较大程度的改动。因此在控制人口总量规模和人口增量不断缩减的情况下，推进人口的流动，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这样就能够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转移，不仅能带回大量的资金收入，壮大农村消费市场，而且带回来他们在城市的所见所闻，可以有效改变农村人口的家庭生育的观念，这对于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比较以往仅仅为了计划生育而计划生育，更加轻松积极有效，少了许多“副作用”。
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我们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我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应该说这是一种人口流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质的贡献。
2. 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
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目前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不仅如此，广大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所以说，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 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全面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基于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教育模式。目前这一教学方式早已改革，因此很有必要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坚决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根据1998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3.5％，相比较美国46.5％和日本的20.7％，我们的成人高等教育还需要继续努力。因此，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我们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我们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我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五、 总结和结论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落在经济发展上。因此一直以来我们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国际上来看，越是经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的国家越是觉得人口问题严重，有很大的人口压力。而发展迅速，充分实现就业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匮
乏，反而觉得人口问题不是那么突出，甚至有的还缺乏劳动力资源。【10】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认为：只有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经济有效地推动全国人口有序合理的转移和流动，加快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继续深化全社会义务教育并多样化提高成人教育的广度，这样才能实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以人口增长来推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并根据经济增长的水平来确保人口增长的适度水平，这才是我们应当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范文三：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txt第一次笑是因为遇见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不能拥有你。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呢？类似观点可在各类研究报告上发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16亿以内，并顺利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这将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笔者对这样的观点深不以为然。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一、（（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理查德·塞蒙斯曾在瑞士首都达沃斯发表讲话说，美国、日本和欧洲人口的缓慢增长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报告指出，经济的产值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和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足，则这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下降。 ））
意大利的国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05%，2030年该国的退休人员将首次超过在职劳动人数。而日本若想弥补国内的低生育状况和快速下降的劳动人口，它的移民数量必须是现在的11倍。对于欧洲而言，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势，欧洲在全球产值的份额到2050年将缩小至10%。报告中还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的趋势还会影响到该国的退休福利制度。【7】
（（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就曾提醒我们：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到了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日本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发展优势。日本如今缺乏有技能和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人口，人口严重老化， 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日本因为在五十年代不曾预见五十年后的情景而面临人口问题，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 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 ））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
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8】
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使经济高速发展并尽量延长这个时期，避免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而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这都需要我们提前对人口战略和策略进行相关调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地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9】。当然，这都是就上海本地人口的发展形势而言的。尽管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和外来人员补充上海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但上海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已经开始逐步回升（见下图），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如开始在适当地时候，放宽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 所以说上海的做法是科学的，可取的。因为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方式是否适当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技术的等等环境中来考察，就人口自身的状况而言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当我们陶醉于人口控制政策的胜利成果时，却没有看到人口结构正朝着头重脚轻的不和谐方向加速发展。【9】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缺乏远见，一味地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的绊脚石。 ））
综合地来讲，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际上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规模可以延长“人口红利”时期，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四、 采取有效措施，多方向多角度地促进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我国目前的人
口状况和经济发展形式决定我国人口战略的艰巨性和严峻性，既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又不能一味单方向追求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因此如何经济有效地确保人口适度增长，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我国今后一个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国家应当继续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1. 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全国性的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
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使城市居民家庭都实现了独生子女户，而农村家庭也基本实现了家庭人口的有效控制。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开始面临城市劳动力相对不足，城市老龄化趋势凸显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富裕等人口困境。由于中国农业经济相对低水平和小规模经营模式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决定农业人口将继续以一定的增长水平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家庭观念已经转变，并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同，这造成了城市人口增长的低水平静止，如上海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不足0.8，比许多发达国家还低。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在将来可预计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鉴于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既可以缓解农村大量闲赋人口的压力，又能补充城市劳动力规模由于人口增长缓慢造成的短缺。由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作较大程度的改动。因此在控制人口总量规模和人口增量不断缩减的情况下，推进人口的流动，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这样就能够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转移，不仅能带回大量的资金收入，壮大农村消费市场，而且带回来他们在城市的所见所闻，可以有效改变农村人口的家庭生育的观念，这对于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比较以往仅仅为了计划生育而计划生育，更加轻松积极有效，少了许多“副作用”。
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我们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我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应该说这是一种人口流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质的贡献。
2. 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目前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不仅如此，广大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所以说，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 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全面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基于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教育模式。目前这一教学方式早已改革，因此很有必要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坚决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根据1998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3.5％，相比较美国46.5％和日本的20.7％，我们的成人高等教育还需要继续努力。因此，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我们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我们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我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五、 总结和结论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落在经济发展上。因此一直以来我们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国际上来看，越是经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的国家
越是觉得人口问题严重，有很大的人口压力。而发展迅速，充分实现就业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匮乏，反而觉得人口问题不是那么突出，甚至有的还缺乏劳动力资源。【10】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认为：只有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经济有效地推动全国人口有序合理的转移和流动，加快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继续深化全社会义务教育并多样化提高成人教育的广度，这样才能实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以人口增长来推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并根据经济增长的水平来确保人口增长的适度水平，这才是我们应当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范文四：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者：李仲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1年04期
一、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增长产生的经济效果，与先进诸国相比有明显不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口增长是急速的，到1970年代中期为止，作为经济的因素之一的人口抑制问题，基本上没有被重视，渐渐地加快了人口增长的速度，特别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两次人口高增长阶段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2.1%、2.7%的高水准，人口纯增长部分仅仅20年增长了近3亿人口，这样人口爆炸， 抑制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使劳动力的雇用深刻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增长的趋势得到适当抑制，其纯增加的人口规模仍然以每年1,400万人前后的水准追加， 这种每年增长部分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人口的过快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压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从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来看，建国以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特别是经济起飞的1978年以后显著地上升，年平均增长率以9.7 %的高水准飞跃地增大，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世界名列前茅。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劳动力的数量增大及其资质的改善、劳动生产性的上升、技术的进步及资本集约度的上升，特别是与人口因素的劳动力数量的适度增大和资质的改善密切相关的。然而，中国人口是庞大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加的速度如前所述仍然是快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作为阻碍因素显著地抑制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
表1显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新增长人口的消费变化。从表1可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消费总额的增加从1955年以后到1975年是较显著的。然而这个时期除1960年由于自然大灾害等引起的人口减少外人口上升趋势是明显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消费了消费额的大部分，也抑制了储蓄额的增加，影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幅度和增加的消费总额急速地增大，而同期的人口增长趋势仍然是强劲的，从而影响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速度。
表1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纯增长人口的消费变化
增加的国
国内生产 纯增长的
人口纯增长人 增加的 人均
年次 内生产总值 总值增长
人口 增长率
口的消费消费总额
消费额
(亿元) 率(%) (万人)(%) (亿元) (亿元) (元)
195551.06.8 1999 1.99 11.3 52.0 93.5
196018.0
-0.3 -1000-1.49 -10.347.0 103.2
1965
262.1
17.0 2039 2.89 25.2 61.0 123.4
1970
314.8
19.4 2321 2.88 32.0 78.0 138.0
1975
207.48.7 1561 1.72 24.5 71.0 156.9
1978
422.2
11.7 1285 1.35 23.5147.0 182.7
1980
479.67.8 1163 1.19 27.3356.7 234.8
1985 1793.4
13.5 1494 1.43 64.8
1079.0 433.5
1990 1638.73.8 1629 1.45 129.8808.7 797.1
1995 11728.7
10.5 1271 1.09 282.7
6839.02224.6
1999 3565.77.1 1099 0.88 343.9
3278.93129.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2000年。
注：纯增长人口的消费、增加的消费总额以及人均消费额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算出。
从人口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来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统计年鉴》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50年是28美元，日本同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95美元， 大约是中国的7倍。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分别是5.5196亿人、8320万人， 中国人口是日本的7倍，但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 由于基本上采用了比较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爆炸。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采用了由多样的经济形态向单一的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的推进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和**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使经济波幅较大。两者的乘数效果，极大地影响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速度。之后，中国推进了以对外经济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济急速地发展。然而，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趋势仍然很快，抑制了人均产值的提高。而日本在1950年以后，人口增长的规模以平均每年87万人的水准追加，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适度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是急速的，仅仅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人均产值也达到了世界第三位。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在1999年中国和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860美元、38，16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多，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因是前述的人口增加的负效果。
另外，从人口增长的重要指标的人口增长率来看，上升趋势越高对经济发展越产生不利的作用。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横轴是1993 年或1994年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纵轴是1990—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负的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上升，收入显著地变低的现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1%， 与高收入国美国和欧洲一些高收入国基本上处在同一水准。而人均国民收入却在图中描绘回归线的右下方，只不过与低收入国印度相比较处在较高的水准而已。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阻碍效果。尽管中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低，但1990—1994年间均以1,300万以上的水准推移， 世界最高的人口纯增长量的增大，不仅抑制了人均国民收入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图1 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总务厅统计局《世界的统计》1996年日本矢野恒太纪念会《世界国势图会》1996—1997年的统计资料算出、作成。
急速人口增长的效果，由于劳动力人口的激增使雇用深刻化，对于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中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由于两次人口增长高潮期的影响，劳动力人口急速地由1953年3.3657亿人增大到5.7178亿人，仅仅25年间就发生了2.3521亿人的纯增长。劳动力人口的爆发，加速了完全失业（totally unemployed），在1978年劳动雇用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低水平，都市的完全失业者上升到530万人、失业率也达到了5.3%的状态。都市的完全失业者主要是由于**的影响、经济的停滞不前及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等急速地增大。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市经济的活性化及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导入促进了集体经济、个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就业问题好转，失业人数渐渐减少，在经济改革开放全面转换的1984年下落到235万人， 失业率也降低到1.9%的水准。这个时期都市新雇用年间大约为850万人。然而在1988年社会的需要和供给的失调、产业部门发展的不平衡等持续的进行，不得已采用了经济紧缩政策。这样劳动雇用状况恶化，都市完全失业人数急速地增大，1995年越过了500万人。最近数年以来， 中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性。作为企业雇用制度的一环推进优化组合制度。各个企业部门在生产现场和管理部门挑选合适人员，根据从业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进行审核，在合适人员的范围内形成作业集团，合适人员以外的剩余人员被削减。另外大部分的企业部门采取了提前退休制度。这样都市部门由于优化组合和推行提前退休制度，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完全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和不完全就业者。
另外，人口急速增长导致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由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度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美国和日本劳动力的质量是很高的，尽管两国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不高，约占世界的6.2%， 但由于劳动力的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智力资源的增长，使劳动力资源量也相应地增长，因而两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一强的高水准。由此看“智力资源”即劳动力的科技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费用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全国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3.5 %，与199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的2.1%相比虽然较明显地增加， 但与美国的46.5%、日本的20.7%的水准相比，差距之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中等教育程度和初等教育程度的比率分别是50.8%和34.2%，而不识字率达到了11.5%的数值，不言而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此外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根据统计调查，1998 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中， 专业技术者为2091万人，只不过占职员和工人总数的23.7%而已。这样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结论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具有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近代经济发展的初期，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适度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市场，随着投资水平的增大而扩大了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刺激了经济发展。而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效果，如上所述与先进诸国适度人口增长的效果相比是比较低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抑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抑制了国民储蓄额的增加，阻碍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正处在后期扩张（Late expending）的阶段，这种成长局面虽然处在人口转换的后期，但与西欧、美国及日本等先进诸国一部分经验的低位静止（Low stationary ）或者减退（diminishing）的最后阶段相比有很大差距， 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雇用水准降低，带来大量的完全失业、潜在失业和不完全就业、使劳动力的生产性减退，与此同时抑制了经济成长。毋庸置疑，人口的过快增长作为抑制因素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今后中国实行弹性的人口控制政策，特别是抑制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促进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都市人口的增长将成为重要的课题，此外，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的素质等人力资本进行大量的投资，使智力资源大幅度地增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适度人口的达成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渐渐地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缩小与欧美人口质量的差距，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
作者介绍：李仲生，1951年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经济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 北京 邮编 100026
范文五：论文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增长对经济
的影响
人口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社会生产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消费的主体也是人，因此人口数量的多少对社会生产消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农业社会人口受到自然环境医疗水平的制约，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状态，在封建社会后期，高死亡率已经下降，这种死亡率的下降发生在经济和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度里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西方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与此同时，西方医疗水平大幅提高，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数量激增。东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经济出现复苏。在近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国内环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数量激增。
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无非有两种情况：1，经济发展速度慢于人口消费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出现倒退；2，经济发展速度受人口消费规模的刺激而大幅提高。
人口爆发对经济起飞的作用因国家社会基本状态的不同不同。
有些国家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经济可能低速发展或者停滞不前，例如此类国家；1，粮食供应依赖海外，消费水平偏低，人口长期急剧增长，人口压力高于社会生产力。2，人口增长蚕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发展的成果。3，由于经济发展主体意识处于低潮，缺乏对经济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
有些国家由于抓住了人口爆发所带来的机遇，而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例如这些国家：1，整体经济发展意识强烈，且具有完善的用于加强这种意识的政治的和体制的环境。2，具有能够有效利用经济组织的集体的秩序或纪律方面的文化传统。3，对社会生产力的压力还没有是国民丧失勤劳意识的程度。
不同的人口基数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
例如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人口规模并不那么大，英国大概在1800年实现经济腾飞，那时人口只有一千万左右，而美国只有五百三十万工业化钱基本没有超过三千万的国家。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多的有印度超过九亿 的大国，也有人口不到百万的小国。人口规模过大对这些国家的表现在：
首先，对人口过少的国家：1，缺少潜在需求。2，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3，市场规模小，影响贸易活动。4，影响产业规模的扩大，增大了经济发展的限度。
其次，对于人口过多的国家：1，人口增长吞噬经济发展成果，要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那么所需要的资本额也要相应增大。2，在土地及资源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压力九越重。工业社会前期的主要产业是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就得从农业中准备。而人口密度过高，人均土地和资源占有量减少，劳动力生产水平及生活水平就会降低，以及起飞所必需的资本形成也会随之降低。
人口增长过快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多不利条件：1，恶化人均占有资源量。2，增加失业。3，降低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导致熟练技能的劳动力缺乏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口的过快增长却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及其有利的一面：1，增加投资吸引力，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较小的国家，在发展初期会保持经济高速增长。2，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加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发展。
人口增长对政府积累的影响
政府积累是指政府的税收所得减去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支出所得的余额，政府积累由两个因素决定：1，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率降低，人均收入就会提高，国家会受到更多的税收；而出生率增加，人口加速增加，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但人均收入没有增加多少。2，公共事业费用支出水平，人口增加，会促使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增加，而用于经济的积累资金却相应减少；出生路下降，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投入减少，将有更多的资金去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并有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人口增长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积累是否增加取决于人口增长是否能扩大购买力，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
人口增长必然带来住宅，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衣食等的消费需求的增长，而高档品的消费需求则不能随之增长，过快的人口增长会相对的减少国民收入，这是应为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消费就自然而然的减少了资本的积累。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是国民收入处于低水平而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所以并不影响企业积累。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者造成了劳动力供给过剩，使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充斥市场，这些劳动力的充分有效利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迫切问题。人口的过快增长同时也对企业的发展打来很大的影响：1，劳动力被束缚在低端产业，如农业。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2，企业宁愿雇佣劳动力而不是选用机器，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机械化和技术进步，将极大的拖延社会的
工业化进程。4，人均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相对减少，医疗卫生设施难以大规模普及，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
人口增长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高出生率无疑会减少家庭的人均收入和长期储蓄。
劳动年龄人口资金及消费的同时，还需要抚养从属人口，造成家庭生存型支出的增加和储蓄的相应减少，进一步造成人均低收入水平，而用于发展性的消费（如教育支出）将相对减少，人口素质增长缓慢，家庭富裕长时间难于实现。
而出生率下降，家庭用于生存型消费的比例减少，家庭收入将更多的用于发展性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这将进一步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面对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弊端，发展中国家常采用的解决方法：
1，制定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国策。2，充分利用劳动人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期要注重改善产业结构，着重培养熟练技工和高级专业人才。3，循序渐进的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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