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许江龙
范文一：陶渊明与“五斗米”
陶渊明与“五斗米”
?顾农
东晋、刘宋间的大诗人陶渊明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意思的高人，平生遗闻逸事、名言隽语甚多;他最后一次当官也就是出任彭泽令的时候，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挂冠而去一事尤其著名。沈约《宋书?隐逸传》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后来唐朝官修之《晋书》的《隐逸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所记渊明的感叹与《宋书》颇有不同:
??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宋书》所记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其实只是一句话，中间的那个逗号可加可不加——不加也许更好些;而《晋书》所记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则分明是两句话，前一句为陈述的语气，后一句则是反诘的语气，最后如不用感叹号而用一个问号也是可以的。
另外萧统《陶渊明传》和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也记载了其时陶渊明的感叹，略同于《宋书?隐逸传》而远于《晋书?隐逸传》。古人云“三占从二”，就是有不同意见时少数服从多数;这里自当四占从三，以沈约的记载作为讨论问题的依据和出发点。
如果以《晋书?隐逸传》为依据，则渊明的前一句话好像指的是前已有之的事情，后一句才说到当下。逯钦立先生正是这么看的，而且作出了很新颖的解说。他曾撰有《读陶管见》的长文(《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1期)，指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一句同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亦即任江州祭酒有关。那时陶渊明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是个五斗米道徒，陶渊明很不以他为然，所以“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一句话“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则涉及现在要热烈欢迎督邮一事。陶渊明看这督邮乃是“乡里小人”，根本不愿意向他卑躬屈膝。按这样的理解思路，“五斗米”实乃借代修辞，即指五斗米道徒王凝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指的是他29岁初次出仕时的事。
陶渊明一派名士风度，不能适应官场的尊卑势利，觉得还不如归隐的好，这是可以理解或相信的;他本来已经打算归隐，于是就借“应束带见之”的礼仪问题发作起来，迅速弃官走人，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但这时如果忽然提到自己早年初次出仕时的旧事，则不免显得有点鹘突。
按《宋书?隐逸传》的文意，“五斗米”似乎当与陶渊明当县令时的收入有关。后来一般就将“五斗米。”理解为官俸，甚至成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典故，例如盛唐大诗人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一诗之尾联道:“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钓竿。”到晚年他回忆自己早年出仕之初的情形，又道:“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
“五斗米”作典故用时指官俸自无不可，但这未必就是它的本义。事实上晋代官俸的详细情况颇不容易查明，如果县令一个月只能领到五斗米，未免少得太不像话;于是有人主张这“五斗米”乃是日工资。中国古代的官俸以日为单位来计算和发放，像个临时工似的，过去倒还没有听说过。而陶渊明日工资五斗米之说的推算方法尤为奇怪:以每日五斗乘三十天，得十五斛;而东汉时的官俸半钱半谷，有一种县长恰好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于是日工资五斗米之说似可确立。不过，以东汉的材料推算东晋的官俸，时间完全不对;而且级别也不对，大县设令，小县设长，陶渊明是彭泽令，不是小县县长。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东晋的县令与东汉某种县长之官俸完全一样,
中国古代的官员究竟拿多少俸禄，材料不足，中间变化很多很大，往往不容易弄清楚。即以东汉而言，到献帝时已取消钱米各半的老办法，改为给官员一块“公田”，“令各自收其租税”(《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用这个办法国家倒是很省心省事。按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中有云:“??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这里也讲到所谓“公田之利”。据《宋书》《晋书》《南史》诸本传，县令陶渊明当时占有公田三顷(一说二顷)。一年的租税会有多少，是不是平均每日五斗，实在不得而知，恐怕很难计算;陶渊明当了八十多天彭泽令就挂冠而去了，这一份“公田之利”到手多少，亦不得而知。可知者只是:县令陶渊明扔下官印回老家去了。
文史专家缪钺先生曾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一文(《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详考有关历史文献，指出“五斗米”“与当时的县令俸禄绝无关系”;他又指出“五斗米”乃是当时常见的士大夫的食量，所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含义其实相当于说“我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向乡里小人”。此说最合情理，自宜采信。
可是此后仍然不断有人还从老路上动脑筋试图解决问题，例如有人设想驾临彭泽的那位督邮也是一位五斗米道徒，所以陶渊明对之深恶痛疾，斥为乡里小人云云。按王凝之为一虔诚的五斗米道徒是史有明文的，所以逯钦立先生的看法足备一说，而派定这位与陶渊明行将有关的督邮也信奉五斗米道，则全无依据。
最奇怪的是据说曾经有这样一种意见，说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有些问题，很害怕上级来人调查，听到督邮将至就赶紧开溜。笔者读书不广，没有看到此番高论的具体文本，无从深论;估计这种大胆假设或只是借题发挥的戏说，不能当真。
范文二：陶渊明的五斗米是多少
陶渊明的五斗米是多少
□ 张蓬云
“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是晋朝诗人陶渊明的名句。那么，陶渊明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的？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岁终，“会郡谴督邮至县。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就是说，有一天，郡（比县大一级的行政区）派了个督邮（官不大，但属于纪检性质。此类小官名声不好，喜贪好占，《三国演义》有“张翼德怒鞭督邮”，打的就是这类小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的下级小吏提醒说，要穿戴整齐去迎接上司。于是，习惯潇洒自然的陶先生就有了点情绪，大意是一天只挣五斗米，还要给如此小儿点头哈腰？想得美！咱不干了，回家莳弄我的菜园子去吧。
陶老先生是有个性的人，且不说他辞职的对错，只说这五斗米是多少呢？这五斗米是否就是一位县令陶渊明当时的收入？非也。据说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是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的粮食以重量计，也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刘备担任过县尉，这一级小官的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形式有了改变，还是称为“石”，实际是发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现银。这个变化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要用些银两了，必须先卖出一些粮食换钱，然后才能去买些物品，很不方便。按史料记述，东晋时县令的年薪是400斛（一斛10斗）粮食，一般发给一半粮食一半折合银两；如果按月发，则是发15斛粮米，余下发银钱二千五。15斛粮等于150斗，分到一月30天，刚好一天5斗。当时，一斗10升，1升约4斤，五斗米约200斤。不算另外发的银钱，一天收入200斤米的官员，应该是高收入人群了。老陶先生虽然官不大，身在“公务员”行列，吃国家俸禄还是挺小康的。但是，他的离去并不是说他瞧不起这五斗米。他是个比较穷困的人，“工资收入”对他很重要。可他看到当时的官场是个“真风告退，大伪斯兴”的人世，令人失望。进入仕途以后，既不能实现自己“猛志逸四海”之壮志，而折腰事人又违拗了自己的质性。所以，就算五斗米不要了，也不能“徒为所污”。他不是计较五斗米的多与少，而是看不惯，气不顺，不想与之同流合污，于是，甩了这尚可温饱的职务。
当下有些人喜好自嘲，也爱发点小脾气，工作一多或累了，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以为这是低收入。其实是不知五斗米的实际价值。如果，明白了有的岗位一天能收入200斤米（以3元一斤算，是600元），也就是日薪600元，那肯定应聘者要挤破门的，至于苦点、累点，“折”点腰又算嘛事呢！
来源：沈阳日报
范文三：谈谈陶渊明的“五斗米”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究竟指什么？孟浩然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但是不是指俸禄，却一直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起俸禄，当然需从他当了什么官说起。有研究者说：《晋百官注》指“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又有学者说：晋代官位第六品的“县令千石至六百石”……
实际上，东晋是俸田和俸钱双轨制的，县令有俸田，所以陶渊明与妻子争论究竟种什么？田里的收成不固定，俸钱是否能按时足数拿到也很难确定。
陶渊明最初的官职务是州祭酒，有人提出沈约的《宋书·百官志》记载：“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于是就怀疑他当的是“别驾祭酒”，甚至因此认为其地位仅次于刺史王凝之。但393年陶渊明出仕时，老黄历已经翻不得了。“其任居刺史之半”的别驾是刺史的佐官，别驾祭酒也只是佐官的佐官，地位并不高。
晋朝有武职的“军咨祭酒”，左丞相司马睿就曾以祖逖为“军谘祭酒”，就是左丞相负责军事的佐官。文官祭酒则在晋傅咸的《赠何劭王济》有：“国子祭酒王武子”之说，晋武帝咸宁四年设国子祭酒一职，而州祭酒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而已。
陶侃曾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作为他子孙的陶渊明在“自己人”的政权中谋个小吏当当没问题，但要有实权必须有实力，陶渊明不可能得到。
陶渊明离职后被招为“主簿”，实际权力在祭酒之上，他没接受。然后当了参军，由不入流的“吏”升到了五品的“官”，他却“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他想干的还是能够起到教化作用的文官，于是“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晋朝县令的官位和俸禄都在参军之下。
当时五斗米道的盛行是可以想像的，也不能排除王羲之父子、许瑶之之类名字后拖一个“之”字者，以及陶渊明一族中也有人与五斗米教有瓜葛的可能性。但名字是长辈取的，而且说拖一个“之”字者说就与五斗米道有关系，也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入五斗米道以及治病都需交五斗米，更何况儒、佛，特别是佛教在这地区存在强大影响力。拿得出五斗米的有钱人也未必都入五斗米道，名字拖“之”字的穷人也未必都能入五斗米道。“少无这俗韵”的陶渊明，就除了诸子百家，对佛教也有极大的兴趣，392年他曾与慧远建过潜慧寺，同年他还在江西建过桂林寺，他与五斗米道发生抵触是很自然的。
是否拿得出五斗米，就可以是衡量贫富的标准，相当于民间调侃式的“贫困线”。至今，《陶渊明年谱》已经有十五部之多，其中就有把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的时间，放在最初当州祭酒时的，似乎也看出了“五斗米”与官职俸禄无关。(龚敏迪，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
范文四：陶渊明辞职与“五斗米”无关
陶渊明仕宦生涯中的最后一任官职是彭泽县令，年末，督邮来检查工作，县吏请陶渊明去拜见，《陶渊明传》里叙述道：“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的“岂能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引起了后人的争论。有人认为这句话与“五斗米道”有关，督邮是一位“五斗米道”的道徒，所以应当解释为“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也有人解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而折腰”。不过，最具信服力的观点是将“五斗米”解释为东晋县令的俸禄，也就是工资待遇。所以，有人就解释为陶渊明“不能为区区五斗米折腰”。可是，这样一来，仿佛是说陶县令为区区的五斗米折腰而失掉尊严太不值了太亏了。
问题的关键是，陶县令这“五斗米”的工资待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晋百官表注》记载，晋朝官员实行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一个县令的年俸是四百石（斛），实际的发放形式是一部分粮食，一部分现钱，陶县令的工资应该是“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这位陶县令每月得2500钱，米15斛，按每月30天计算，恰好是每天五斗米。
古今的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就需要与同时代的人作一个比较了。《梁书·何胤传》里记载，何胤曾经说自己“已经五十七岁了，每月吃四斗米也吃不完”。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陶县令一天的俸米，就可供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吃一个月，这还不算2500钱的现钱。可见，这“五斗米”并不区区！陶县令的工资待遇委实不低，简直可以说是太优厚了，也实在是太脱离群众了。所以说，陶县令的挂冠而去与“五斗米”的多少无关，哪怕是五十斗五百斗米，依照陶县令的脾气，他照样挂冠，照样不折腰。因为，这关乎尊严。
其实，陶县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实行官员“占田制”，一个九品官可以占田十顷。“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东晋的时候，半壁江山被胡人占了，官员们只好“减薪”。《陶渊明传》上讲，陶县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秫是一种糯米一类的作物，可以酿酒。因为陶县令是一个很虔诚的酒徒，他曾经说只要能“经常沉醉于酒中便知足了”。可是，陶太太不答应，坚持“要种一些稻子”。两人还吵了起来，最后，夫妻双方相互妥协，终于达成了共识，一半“种秫，另一半“种粳”。
根据陶渊明在《归去来辞序》中的自述，在辞官之前，他还想等到“占田”里的谷物成熟了，全部收下来以后再走。谁知，从武昌传来了其妹妹病死的消息，陶渊明这才下决心赶快辞官走人。
所以说，陶渊明挂冠而去与“五斗米”是无关的，是与尊严有关，与亲情有关。
范文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论陶渊明的隐逸人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退隐官场、隐居乡野，过上了赏花饮酒、锄禾夕归的隐士生活。是什么让陶渊明让陶渊明走上了这样一条隐逸之路？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陶渊明的隐逸人生。
一、 出生门第，尴尬地位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社会上出现了“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这种反常的历史现象。当时门第观念严格，士庶之别，泾渭分明，不得逾越。一世官场可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
严格上来说陶渊明应该算是出生世家。陶渊明曾祖陶侃出生寒门，凭着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官拜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按照当时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陶渊明就说不上出生寒门了。但是陶家与王、谢这样的大家族比起来陶氏亦只能算是“新生门户”，地位并不算高。又因为他是庶出，在世人眼里，地位就更低一等了。
二、 功业追求
六朝时代，受大环境的影响，士人将光耀门庭视为家族的目标。同时受儒家传统观念的驱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业为实现个体不朽的捷径。陶渊明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其诗《命子》以虔诚的态度缅怀家族光辉发源。在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多言用世之志。《停云》中“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藏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
三、 痛苦转换
历来论陶渊明大都只关注陶渊明退出官场，回归田园后精神欢欣的一面。而忽略了作为一个人，他的矛盾与斗争。在他的作品《咏贫士》中有一句“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只讲“道胜”不提“贫富常交战”就将陶渊明神圣化了，违背了人性的真实性。遮蔽了陶渊明人生选择背后人格力量的支撑作用。
陶渊明归隐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性格与官场风气的不和，最终“道胜”战胜“贫富常交战”。司马氏以血腥杀戮篡天下，后恒玄、刘裕如法炮制，使本就混乱的社会更是笼罩一层阴霾。今日座上宾，明日的阶下囚，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十三年的官场生涯经历了无数“忍看朋辈成新鬼”的血腥屠杀。
陶渊明形容自己早期的官场生活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茫茫的迷夜，他渴望某种力量载他渡过这一段泥沼。精神终归需要自己去解决。他最终以深厚的人格修养和人格涵养，完成了对人生的思索与求证。寻找到精神的故乡。
陶渊明不是笑着奔向田园，而是带着牵挂和遗憾。在他晚年所作《读山海经》其十写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途没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以神话传说精卫刑天为呤咏对象，讲述了内心中一段不了情。
四、 诗意回归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陶渊明完成了对
政治的超越，对自然的回归。他不需要依附于权贵，也不用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沉寂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自由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
五、 总结
陶渊明的精神世界经历了门第观念、功业追求、痛苦转换、诗意回归四个阶段。可以用此来慨括他心路经历的四个阶段。陶渊明的隐逸人生是六朝那个复杂的社会、自己的出生、自己的学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2．《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