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草婴-为翻译事业的一生

草婴:为翻译事业的一生 翻译家草婴在上海家中工作(摄于1981年)

10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往草婴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他，草婴情况不太好、正在医院抢救。徐振亚一听，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就去了医院，他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在草婴的耳边大声说:“草婴先生，我回家了，过几天再来看您。”护工看出草婴细微的反应，告诉了徐振亚，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此时草婴已经长住医院六七年时间，最近两三年，他几乎完全失去意识，经历过几次病危抢救，最后都化险为夷。“我还以为他能像以前一样挺过这个关口，坚持下去。”徐振亚说。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听到草婴去世的消息，前一天的探望竟成了最后一面。 从盛峻峰到草婴

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出名是在1931年10月，当时他8岁，“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举行抗日募捐，身为爱国医生的父亲给了盛峻峰30银元，让他拿到学校捐献，当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不过20银元，一个小学生竟能捐出这么多钱，在家乡宁波引起轰动，当地报纸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父亲的爱国情怀也在盛峻峰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真正成为“进步青年”是在接触鲁迅的作品之后。1937年，盛峻峰随家人移居上海避难，第二年《鲁迅全集》出版，前10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盛峻峰翻来覆去地阅读，认为鲁迅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让他深受触动。在大量的阅读中，他也感受到“苏联充满光明和希望”，于

要学好俄文，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

百姓少一些苦难。”

学习俄语在当时并不容易。盛峻峰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语学习班的小广告，喜出望外地找过去，迎接他的是一名俄国家庭妇女，盛峻峰决定跟随她学习。每小时一块钱的学费在当时非常高昂，然而这位老师对于教授语言却并不在行，除了一本《俄文津梁》的教科书，盛峻峰没有其他任何教材，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又去买了本日俄词典做辅助，但很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直到1939年他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比盛峻峰年长11岁，曾经在塔斯社担任翻译，他精通俄语，听说盛峻峰在学习俄语，特意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约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每两三周见面解答疑问。得到良师辅导，盛峻峰更加努力。那几年，他没出去看过一次电影，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学习语言，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塔斯社准备合办一份中文刊物，通过登载苏联的新闻报道来传达“二战”的真实情况。当时上海懂俄语的人不多，姜椿芳于是邀请盛峻峰加入进来。8月22日，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创刊，由于杂志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草婴”这个名字从此诞生。盛峻峰后来曾专门解释说自己是受到了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影响。“草虽然很渺小，但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笔名。”

于是，从18岁起，“草婴”便代替“盛峻峰”出现于报章之上，而他对苏

联文学翻译的漫漫征程也由此开启。 追求人道主义的翻译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曾经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主要编辑，在他看来，草婴的翻译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讲的是与法西斯抗争的故事;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以后，他选择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曹元勇说。

实际上，草婴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追求很早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揭发披露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他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而肖洛霍夫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着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顿河故事》以及《一个人的遭遇》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共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对“苏俄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作为肖洛霍夫作品的中文译者，草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开始后，肖洛霍夫被彻底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的作品成了“修正

吹鼓手”，他和妻子盛天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被当成肖洛霍夫在中国的“

民同时被关押起来，一年后又被送进“五七干校”。在这动荡的10年间，草婴的翻译事业被迫中断，还两次因为意外命悬一线。

“**”结束后，草婴已经50多岁，他对“**”不断反思，认为必须呼吁人性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于是将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决定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以至于草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市领导到草婴家里请他出山担任总编辑。草婴当时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对他来说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不为所动，全部心力都放在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上。”曹元武说。全部的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才完成，草婴历经20年，翻译了12部小说、40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首个凭借一己之力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全部作品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的人。 尽管成就斐然，但草婴从未停止反思。90年代时，著名翻译家蓝英年写了几本书，反思当年影响很大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都在其内。草婴看到后深受触动，他给蓝英年写信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在年龄上，蓝英年比他小十几岁，但草婴很谦虚，他先后给蓝英年写了三封信，公开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鼓励他继续反思苏联文学，如何反思、如何推动文学的进步是他一直关心和重视的话题。 好翻译的标准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比如，草婴先生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译成《新垦地》，乍一看，译界的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但仔细一推敲，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而原来的却是外国语。我还记得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小说，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者译作《憎恨的科学》，或者译作《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草婴做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不仅语言通顺了，意义也非常贴切。草婴把小说的主旨发掘出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这样的转换成了神来之笔。”徐振亚说。

而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作为蜚声国际的大翻译家，草婴被视为理解托尔斯泰的桥梁，他有很多“追随者”，曹元勇是其中之一。2002年，曹元勇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想推出一套“大书”。他想到了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于是向社里打了报告。2003年，在时任总编辑陈保平的支持下，项目拍板。曹元勇在与草婴洽谈出版事务时，主动提出支付版税。“我们当时付给草婴先生的版税是10%，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原创作家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草婴先生花了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付出的心血绝对不低于原创作家。原创作家在叙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实资料的支撑，可以绕过去或者凭想象构思，但翻译家不了解某个细节，就需要查阅无数资料，他要尊重原著，不可能绕过去。”曹元勇说。 温暖而坚硬的知识分子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

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

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

范文二：草婴:为翻译事业的一生

翻译家草婴在上海家中工作（摄于1981年）

　　10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往草婴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他，草婴情况不太好、正在医院抢救。徐振亚一听，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就去了医院，他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在草婴的耳边大声说：“草婴先生，我回家了，过几天再来看您。”护工看出草婴细微的反应，告诉了徐振亚，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此时草婴已经长住医院六七年时间，最近两三年，他几乎完全失去意识，经历过几次病危抢救，最后都化险为夷。“我还以为他能像以前一样挺过这个关口，坚持下去。”徐振亚说。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听到草婴去世的消息，前一天的探望竟成了最后一面。

从盛峻峰到草婴

　　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出名是在1931年10月，当时他8岁，“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举行抗日募捐，身为爱国医生的父亲给了盛峻峰30银元，让他拿到学校捐献，当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不过20银元，一个小学生竟能捐出这么多钱，在家乡宁波引起轰动，当地报纸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父亲的爱国情怀也在盛峻峰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真正成为“进步青年”是在接触鲁迅的作品之后。1937年，盛峻峰随家人移居上海避难，第二年《鲁迅全集》出版，前10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盛峻峰翻来覆去地阅读，认为鲁迅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让他深受触动。在大量的阅读中，他也感受到“苏联充满光明和希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百姓少一些苦难。”

　　学习俄语在当时并不容易。盛峻峰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语学习班的小广告，喜出望外地找过去，迎接他的是一名俄国家庭妇女，盛峻峰决定跟随她学习。每小时一块钱的学费在当时非常高昂，然而这位老师对于教授语言却并不在行，除了一本《俄文津梁》的教科书，盛峻峰没有其他任何教材，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又去买了本日俄词典做辅助，但很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直到1939年他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比盛峻峰年长11岁，曾经在塔斯社担任翻译，他精通俄语，听说盛峻峰在学习俄语，特意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约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每两三周见面解答疑问。得到良师辅导，盛峻峰更加努力。那几年，他没出去看过一次电影，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学习语言，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塔斯社准备合办一份中文刊物，通过登载苏联的新闻报道来传达“二战”的真实情况。当时上海懂俄语的人不多，姜椿芳于是邀请盛峻峰加入进来。8月22日，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创刊，由于杂志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草婴”这个名字从此诞生。盛峻峰后来曾专门解释说自己是受到了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影响。“草虽然很渺小，但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笔名。”

　　于是，从18岁起，“草婴”便代替“盛峻峰”出现于报章之上，而他对苏联文学翻译的漫漫征程也由此开启。

追求人道主义的翻译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曾经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主要编辑，在他看来，草婴的翻译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讲的是与法西斯抗争的故事;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以后，他选择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曹元勇说。

　　实际上，草婴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追求很早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揭发披露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他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而肖洛霍夫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着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顿河故事》以及《一个人的遭遇》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共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对“苏俄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作为肖洛霍夫作品的中文译者，草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开始后，肖洛霍夫被彻底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的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被当成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他和妻子盛天民同时被关押起来，一年后又被送进“五七干校”。在这动荡的10年间，草婴的翻译事业被迫中断，还两次因为意外命悬一线。

　　“**”结束后，草婴已经50多岁，他对“**”不断反思，认为必须呼吁人性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于是将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决定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以至于草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市领导到草婴家里请他出山担任总编辑。草婴当时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对他来说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不为所动，全部心力都放在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上。”曹元武说。全部的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才完成，草婴历经20年，翻译了12部小说、40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首个凭借一己之力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全部作品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的人。 　　尽管成就斐然，但草婴从未停止反思。90年代时，著名翻译家蓝英年写了几本书，反思当年影响很大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都在其内。草婴看到后深受触动，他给蓝英年写信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在年龄上，蓝英年比他小十几岁，但草婴很谦虚，他先后给蓝英年写了三封信，公开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鼓励他继续反思苏联文学，如何反思、如何推动文学的进步是他一直关心和重视的话题。

好翻译的标准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比如，草婴先生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译成《新垦地》，乍一看，译界的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但仔细一推敲，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而原来的却是外国语。我还记得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小说，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者译作《憎恨的科学》，或者译作《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草婴做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不仅语言通顺了，意义也非常贴切。草婴把小说的主旨发掘出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这样的转换成了神来之笔。”徐振亚说。

　　而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作为蜚声国际的大翻译家，草婴被视为理解托尔斯泰的桥梁，他有很多“追随者”，曹元勇是其中之一。2002年，曹元勇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想推出一套“大书”。他想到了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于是向社里打了报告。2003年，在时任总编辑陈保平的支持下，项目拍板。曹元勇在与草婴洽谈出版事务时，主动提出支付版税。“我们当时付给草婴先生的版税是10%，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原创作家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草婴先生花了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付出的心血绝对不低于原创作家。原创作家在叙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实资料的支撑，可以绕过去或者凭想象构思，但翻译家不了解某个细节，就需要查阅无数资料，他要尊重原著，不可能绕过去。”曹元勇说。

温暖而坚硬的知识分子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

范文三：草婴为翻译事业的一生[权威资料]

草婴 为翻译事业的一生

10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往草婴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他，草婴情况不太好、正在医院抢救。徐振亚一听，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就去了医院，他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在草婴的耳边大声说:“草婴先生，我回家了，过几天再来看您。”护工看出草婴细微的反应，告诉了徐振亚，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此时草婴已经长住医院六七年时间，最近两三年，他几乎完全失去意识，经历过几次病危抢救，最后都化险为夷。“我还以为他能像以前一样挺过这个关口，坚持下去。”徐振亚说。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听到草婴去世的消息，前一天的探望竟成了最后一面。

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出名是在1931年10月，当时他8岁，“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举行抗日募捐，身为爱国医生的父亲给了盛峻峰30银元，让他拿到学校捐献，当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不过20银元，一个小学生竟能捐出这么多钱，在家乡宁波引起轰动，当地报纸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父亲的爱国情怀也在盛峻峰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真正成为“进步青年”是在接触鲁迅的作品之后。1937年，盛峻峰随家人移居上海避难，第二年《鲁迅全集》出版，前10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盛峻峰翻来覆去地阅读，认为鲁迅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让他深受触动。在大量的阅读中，他也感受到“苏联充满光明和希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百姓少一些苦难。”

学习俄语在当时并不容易。盛峻峰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语学习班的小广告，喜出望外地找过去，迎接他的是一名俄国家庭妇女，盛峻峰决定跟随她学习。每小时一块钱的学费在当时非常高昂，然而这位老师对于教授语言却并不在行，除了一本《俄文津梁》的教科书，盛峻峰没有其他任何教材，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又去买了本日俄词典做辅助，但很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直到1939年他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比盛峻峰年长11岁，曾经在塔斯社担任翻译，他精通俄语，听说盛峻峰在学习俄语，特意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约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每两三周见面解答疑问。得到良师辅导，盛峻峰更加努力。那几年，他没出去看过一次电影，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学习语言，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塔斯社准备合办一份中文刊物，通过登载苏联的新闻报道来传达“二战”的真实情况。当时上海懂俄语的人不多，姜椿芳于是邀请盛峻峰加入进来。8月22日，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创刊，由于杂志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草婴”这个名字从此诞生。盛峻峰后来曾专门解释说自己是受到了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影响。“草虽然很渺小，但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笔名。”

于是，从18岁起，“草婴”便代替“盛峻峰”出现于报章之上，而他对苏联文学翻译的漫漫征程也由此开启。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曾经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主要编辑，在他看来，草婴的翻译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讲的是与法西斯抗争的故事;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以后，他选择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曹元勇说。

实际上，草婴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追求很早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揭发披露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他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而肖洛霍夫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着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顿河故事》以及《一个人的遭遇》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共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对“苏俄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作为肖洛霍夫作品的中文译者，草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开始后，肖洛霍夫被彻底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的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被当成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他和妻子盛天民同时被关押起来，一年后又被送进“五七干校”。在这动荡的10年间，草婴的翻译事业被迫中断，还两次因为意外命悬一线。

“**”结束后，草婴已经50多岁，他对“**”不断反思，认为必须呼吁人性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

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于是将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决定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以至于草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市领导到草婴家里请他出山担任总编辑。草婴当时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对他来说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不为所动，全部心力都放在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上。”曹元武说。全部的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才完成，草婴历经20年，翻译了12部小说、40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首个凭借一己之力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全部作品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的人。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比如，草婴先生将《被开垦

的处女地》改译成《新垦地》，乍一看，译界的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但仔细一推敲，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而原来的却是外国语。我还记得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小说，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者译作《憎恨的科学》，或者译作《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草婴做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不仅语言通顺了，意义也非常贴切。草婴把小说的主旨发掘出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这样的转换成了神来之笔。”徐振亚说。

而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作为蜚声国际的大翻译家，草婴被视为理解托尔斯泰的桥梁，他有很多“追随者”，曹元勇是其中之一。2002年，曹元勇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想推出一套“大书”。他想到了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于是向社里打了报告。2003年，在时任总编辑陈保平的支持下，项目拍板。曹元勇在与草婴洽谈出版事务时，主动提出支付版税。“我们当时付给草婴先生的版税是10%，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原创作家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草婴

先生花了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付出的心血绝对不低于原创作家。原创作家在叙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实资料的支撑，可以绕过去或者凭想象构思，但翻译家不了解某个细节，就需要查阅无数资料，他要尊重原著，不可能绕过去。”曹元勇说。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

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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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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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一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

一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

编辑:安东

一

生为租围的航天事业

口洪涛

陕西省台联创会副会长

我己耄耋之年,人老了就爱回忆.回 望自己走过的半个世纪,国家发展欣欣向 荣,国力增强,不禁感慨万分.

父母的艰难岁月

我的父亲洪庆昌出生在台湾淡水镇, 家中祖上为福建南安人,到我父亲已是第 7代了.他从淡水中学毕业后,因家里弟 妹多,就应招到台北一家日资电器公司工 作,自觉负担家庭.由于勤奋和聪明被调 往日本大阪总公司.隔年大阪高等工业学 校招生,公司有很多人因可半工半读而报 考,但仅他一人被电气科录取.这事当时 在公司里还引起了轰动.

1922年,父亲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 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不 愿为日本人服务,就到东北沈阳兵工厂任 职,还担任了基层主管.1928年张学良 主政东北,要挑选一批得力干部,本想调 父亲到他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当得知父亲 是台湾人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任命 只得作罢.张学良将军曾送给我父亲有他

签名的柯达照相机以作留念.

幸好非教徒的母亲,年轻时得到基 督教青年会资助去日本留学1O多年.先 后在京都同志社女子学校(现为京都女子 大学)和东京女子美术大学上学,当时还 曾在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家中做过家庭教 师.父亲过世后,母亲年轻守寡,辛苦抚 育我们姐弟两人成长,家里既无恒产也无 存款,其艰难可想而知.她在沈阳高等女 子师范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勉强维持了 家庭的生活.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 驻沈阳并接收学校.隔年暑假在学校设训 练班,教师要穿军装,结业时给每人发一 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母亲说年纪大了 54台舞201I/ii

洪涛父亲洪庆昌

又不懂政治就不参加了,结果下学期就被 解聘了.当时解聘的还有其他老教员.当 了十几年的教师就这样丢了饭碗,我家也 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最后还靠全家动手做 手工卷烟勉强度日.

成长在新中国下

1948年,我们随母亲到北京外祖父 家依亲,隔年北京和平解放.当时北京四 中招考插班生,我居然考上了,分在高二 乙班.记得当时班级中政治,学习风气都 非常好,班上有地下党员,还有一半是民 主青年联盟盟员.那时大家都很穷,中学 助学金也很少,同学们都跃跃欲试,想以

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毕竟那时上了大学吃 饭就有了保证,可以给家中省下一笔费用. 1950年,部分大学开始春季招生, 我和同学丁国瑜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 同时我还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那 时周围人建议我去北洋大学,因那里工程 方面师资比较强,这也符合我的志愿.我 去了北洋大学读工程,丁国瑜去了北京大

,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我 学.1952年

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正念二年级,当时选 送两位同学留学苏联,我是其中之一.当 时我因被派往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回 到学校时那位同学已前往苏联,而我即留 了下来.此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成立,我被调整到该校,于 1954年完成大学课程.

毕业后,我被派往南京华东航空学 院飞机系任助教,兼任系教学秘书.1956 年学校选拔13位年轻教师去上海考留苏 研究生,我因3门专业课成绩平均在9O 分以上,成为首批录取的4个人之一,到 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俄文 和哲学.当时,班中很多同学先后赴苏留 学,唯独我没能前往.当时我觉得不去苏 联也没有关系,但始终困惑为何两次被选 派留学,最终都无法前往.

1956年,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 隔年我也随学校来了西安.如今在西安生 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

故乡.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7年6月,钱学森教授给华东航 空学院的师生写信:"我们国家现在还是 那年那月{圆

一

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 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赶上去 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那时 起航空学院的师生就努力拼搏,满怀壮志, 力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从1958年开始,航空学院的师生们 自行设计研制飞机"延安一号",当时 我被任命飞机装配车间主任.在教研室 工人师傅配合下,师生们不到半年就完 成了飞机的设计制作和试飞任务.1959 年,我们设计制造的一米直径的圆形57 型地面效应飞行器装备调试完毕,当时 飞机的发动机是由苏联米格一9战斗机启 动器改装而成,试飞离地高度仅100毫米 左右,速度还不如走路快.在57型预研 基础上,学校批准研制轻型地面效应飞 行器58型.当时临近全国地面效应飞行 器研制会议,主管学校科研工作的王维 琪副校长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参加会议. 离会议只有5个多月,只得加班加点来干, 我自己带头连续68天开夜车,每天清晨5 时左右回家,8点钟再去上班,从而保证 了从草图设计到试飞108天研制成功.同

年6月,58型在北京参加由总参副总长张 爱萍上将和装甲部队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主 持召开的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会议,与会 单位共20余家.会议上各单位报告了研制 经过和理论分析,最后进行试飞表演,58 型表演排在最后,其他单位的飞行器表演 时,仅少数能离开地面约100毫米左右, 还需要人推动前进.58型表演时离开地面 最高,且在坦克演兵场转了七八圈才停下 来.其时张爱萍和许光达两位领导坐上飞 行器,要求驾驶员带他们再飞几圈.当时 天气非常热,发动机马力大,飞的时间太长, 很遗憾没能再发动起来.

1966年,航空工业部给学校下达了研 制小型多用途直升机项目,学校并调我参 加直升机工艺制造工作,如全胶接结构主 桨叶制造,研究主桨平衡问题等,还担任 直升机总装和试飞组组长.为解决主浆平 衡问题,我们自行设计和制造了称重40公 斤大型天平.1970年,航空工业部下令将 我校直升机专业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当然直升机科研项目也一同带往南京.我 室原协理员在去南京前问我天平如何处 理,我说这是为直升机研制的,理应带往 南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南航直升 机试飞成功,因中国首次自行设计研制, 从而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按一般惯例,

. 带走的科研成果,当然算作带走的单位谁知去南京的同志没有忘记老战友当年一

起拼搏的日日夜夜,给我打来电话告之获 科学大会奖的情况.1993年10月,经学 校申报,批准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美认识很多台湾乡亲

我曾于1952年,1956年,1979年3 次被选派出国留学未能成行,此前一直困 惑,后来才得知,因我台湾人的身份,未 能获得批准.1981年中央下发"38号" 文件落实台胞政策,我也得以于1984年 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当时美国有3所州立 大学接受我为访问学者,最终我选择了密 歇根州弗林特的托利多大学机械系. 在托利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历时15个 月,其问除了学术方面的收获外,我也因 台湾人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沟通海峡两岸留 美学者的情感.那时大陆改革开放肇始, 派遣访问学者赴美人数不多,且绝大多数 是公派.而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美留学 读博士,硕士者却数量众多.当时在托利 多大学两岸都有留学生组织.

那时托利多大学CADEM中心的White 博士非常友好,给我安排了新的办公室. 同室有3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当他们知 道我来自大陆,又是祖籍淡水的大学 时,关系更加亲切,他们与我一样都 午自带便当,因此我们在午间休息时 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他们对有关大陆II 很感兴趣,交流的内容也就包罗万象, 地理历史以至政治人物,不长时间我{

成了忘年交.

我赴美时曾带去一些幻灯片,剪l 工艺品,想搞一次介绍中华文化的活i 和同办公室台胞一说大家都赞成,分 系两岸的同学会,定一个日期借教室, 请华裔教授拿些中式旗袍,绘画,书} 幅和我带来的剪纸窗花等共同展出,j "中国日活动".会上台湾和大陆同 同跳起高山族的舞蹈《高山青》.时 日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在托利i 学和台湾同乡相处很融洽,还认识了1 师大副教授黄先生和他的同学周先生, 们也是访问学者,他们的聚会也常邀i 参加.

办公室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 先生.我通过钟先生和台湾许多留学 成了朋友,他还将自己的导师郑敦仁i 介绍给我.结识后才知道,郑教授原j 我二表哥欧阳和表妹婿苏哲教授在建【 学的同学.钟太太陈女士原在台湾中 化学,想读托利多化学系硕士,请我{ 写推荐信.化学系的导师曾问她为什 陆的教授给你推荐?她回答说,因为1 我们的台湾同乡!?

洪涛接待在台湾的三叔一家

叭小台詹

范文五：一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

　　我已耄耋之年，人老了就爱回忆。回望自己走过的半个世纪，国家发展欣欣向荣，国力增强，不禁感慨万分。

　　父母的艰难岁月

　　我的父亲洪庆昌出生在台湾淡水镇，家中祖上为福建南安人，到我父亲已是第7代了。他从淡水中学毕业后，因家里弟妹多，就应招到台北一家日资电器公司工作，自觉负担家庭。由于勤奋和聪明被调往日本大阪总公司。隔年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招生，公司有很多人因可半工半读而报考，但仅他一人被电气科录取。这事当时在公司里还引起了轰动。

　　1922年，父亲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不愿为日本人服务，就到东北沈阳兵工厂任职，还担任了基层主管。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要挑选一批得力干部，本想调父亲到他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当得知父亲是台湾人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任命只得作罢。张学良将军曾送给我父亲有他签名的柯达照相机以作留念。

　　幸好非教徒的母亲，年轻时得到基督教青年会资助去日本留学10多年。先后在京都同志社女子学校(现为京都女子大学)和东京女子美术大学上学，当时还曾在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家中做过家庭教师。父亲过世后，母亲年轻守寡，辛苦抚育我们姐弟两人成长，家里既无恒产也无存款，其艰难可想而知。她在沈阳高等女子师范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勉强维持了家庭的生活。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并接收学校。隔年暑假在学校设训练班，教师要穿军装，结业时给每人发一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母亲说年纪大了又不懂政治就不参加了，结果下学期就被解聘了。当时解聘的还有其他老教员。当了十几年的教师就这样丢了饭碗，我家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最后还靠全家动手做手工卷烟勉强度日。

　　成长在新中国下

　　1948年，我们随母亲到北京外祖父家依亲，隔年北京和平解放。当时北京四中招考插班生，我居然考上了，分在高二乙班。记得当时班级中政治、学习风气都非常好，班上有地下党员，还有一半是民主青年联盟盟员。那时大家都很穷，中学助学金也很少，同学们都跃跃欲试，想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毕竟那时上了大学吃饭就有了保证，可以给家中省下一笔费用。

　　1950年，部分大学开始春季招生，我和同学丁国瑜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同时我还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那时周围人建议我去北洋大学，因那里工程方面师资比较强，这也符合我的志愿。我去了北洋大学读工程，丁国瑜去了北京大学。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我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正念二年级，当时选送两位同学留学苏联，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因被派往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回到学校时那位同学已前往苏联，而我即留了下来。此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我被调整到该校，于1954年完成大学课程。

　　毕业后，我被派往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任助教，兼任系教学秘书。1956年学校选拔13位年轻教师去上海考留苏研究生，我因3门专业课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成为首批录取的4个人之一，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俄文和哲学。当时，班中很多同学先后赴苏留学，唯独我没能前往。当时我觉得不去苏联也没有关系，但始终困惑为何两次被选派留学，最终都无法前往。

　　1956年，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隔年我也随学校来了西安。如今在西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7年6月，钱学森教授给华东航空学院的师生写信：“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那时起航空学院的师生就努力拼搏，满怀壮志，力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从1958年开始，航空学院的师生们自行设计研制飞机“延安一号”，当时我被任命飞机装配车间主任。在教研室工人师傅配合下，师生们不到半年就完成了飞机的设计制作和试飞任务。1959年，我们设计制造的一米直径的圆形57型地面效应飞行器装备调试完毕，当时飞机的发动机是由苏联米格－9战斗机启动器改装而成，试飞离地高度仅100毫米左右，速度还不如走路快。在57型预研基础上，学校批准研制轻型地面效应飞行器58型。当时临近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研制会议，主管学校科研工作的王维琪副校长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参加会议。离会议只有5个多月，只得加班加点来干，我自己带头连续68天开夜车，每天清晨5时左右回家，8点钟再去上班，从而保证了从草图设计到试飞108天研制成功。同年6月，58型在北京参加由总参副总长张爱萍上将和装甲部队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主持召开的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会议，与会单位共20余家。会议上各单位报告了研制经过和理论分析，最后进行试飞表演，58型表演排在最后，其他单位的飞行器表演时，仅少数能离开地面约100毫米左右，还需要人推动前进。58型表演时离开地面最高，且在坦克演兵场转了七八圈才停下来。其时张爱萍和许光达两位领导坐上飞行器，要求驾驶员带他们再飞几圈。当时天气非常热，发动机马力大，飞的时间太长，很遗憾没能再发动起来。

　　1966年，航空工业部给学校下达了研制小型多用途直升机项目，学校并调我参加直升机工艺制造工作，如全胶接结构主桨叶制造，研究主桨平衡问题等，还担任直升机总装和试飞组组长。为解决主浆平衡问题，我们自行设计和制造了称重40公斤大型天平。1970年，航空工业部下令将我校直升机专业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然直升机科研项目也一同带往南京。我室原协理员在去南京前问我天平如何处理，我说这是为直升机研制的，理应带往南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南航直升机试飞成功，因中国首次自行设计研制，从而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按一般惯例，带走的科研成果，当然算作带走的单位。谁知去南京的同志没有忘记老战友当年一起拼搏的日日夜夜，给我打来电话告之获科学大会奖的情况。1993年10月，经学校申报，批准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美认识很多台湾乡亲

　　我曾于1952年、1956年、1979年3次被选派出国留学未能成行，此前一直困惑，后来才得知，因我台湾人的身份，未能获得批准。1981年中央下发“38号”文件落实台胞政策，我也得以于1984年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当时美国有3所州立大学接受我为访问学者，最终我选择了密歇根州弗林特的托利多大学机械系。

　　在托利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历时15个月，其间除了学术方面的收获外，我也因台湾人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沟通海峡两岸留美学者的情感。那时大陆改革开放肇始，派遣访问学者赴美人数不多，且绝大多数是公派。而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美留学读博士、硕士者却数量众多。当时在托利多大学两岸都有留学生组织。

　　那时托利多大学CADEM中心的White博士非常友好，给我安排了新的办公室。同室有3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又是祖籍淡水的大学教授时，关系更加亲切，他们与我一样都是中午自带便当，因此我们在午间休息时就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他们对有关大陆情况很感兴趣，交流的内容也就包罗万象，从地理历史以至政治人物，不长时间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我赴美时曾带去一些幻灯片、剪纸等工艺品，想搞一次介绍中华文化的活动。和同办公室台胞一说大家都赞成，分头联系两岸的同学会，定一个日期借教室，并请华裔教授拿些中式旗袍、绘画、书法条幅和我带来的剪纸窗花等共同展出，称为“中国日活动”。会上台湾和大陆同学一同跳起高山族的舞蹈《高山青》。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在托利多大学和台湾同乡相处很融洽，还认识了台湾师大副教授黄先生和他的同学周先生，他们也是访问学者，他们的聚会也常邀请我参加。

　　办公室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钟先生。我通过钟先生和台湾许多留学生都成了朋友，他还将自己的导师郑敦仁教授介绍给我。结识后才知道，郑教授原来是我二表哥欧阳和表妹婿苏哲教授在建国中学的同学。钟太太陈女士原在台湾中学教化学，想读托利多化学系硕士，请我替她写推荐信。化学系的导师曾问她为什么大陆的教授给你推荐?她回答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台湾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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