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大国小国征收关税的经济效应

大国小国征收关税的经济效应（重点，必考）

小编：万全

二、进口关税的效应：局部均衡分析

直接经济效应：

（一）价格效应（ Pt = Pw + t )

征收进口关税首先会使进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但国内市场价格上升的幅度如何，则要视关税征收国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力。

若关税征收国是一个小国，对世界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力，则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部分就等于所征收的关税。若关税征收国是一个大国，其国内供求的变化足以影响 世界市场价格，则价格的上升将降低该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引起世界市场价格下降。此时征收关税后的国内市场价格等于征收关税后的世界市场价格加上关税。

（二）生产效应 ( +a )

国内进口替代部门面对上升的国内市场价格，其收益能够补偿因产出增加而提高的边际成本，于是国内生产增加，这就是征收关税的生产效应。

（三）消费效应 ( -[ a+b+c+d ] )

在国内需求弹性大于零的情况下，国内价格提高必然导致消费量的减少，这就是关税的消费效应。

（四）贸易效应

征税后进口数量从 Q1Q2 下降至 Q3Q4

（五）财政效应 （ 小国c 大国c+e ）

由于征收关税，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增加，这就是关税的财政效应 。

（六）贸易条件效应

若关税征收国是大国，关税还会产生贸易条件效应。因为此时世界市场上本国进口品价格会降低，若出口价格不变，则本国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 进口关税的直接经济效应：小国情况

进口关税的直接经济效应：大国情况

（七）收入再分配效应

（八）关税的净福利效应

关税的净福利=生产者剩余增加-消费者剩余损失+政府财政收入 关税的净福利效应：小国情况

即福利效应（ = 生产效应 + 消费效应 + 财政效应 ） 小国 a + [ -( a+b+c+d ) ] + c = -（ b + d ）

大国 a + [ -( a+b+c+d ) ] + ( c + e ) = e -( b + d )

关税的净福利效应：大国情况

注：

Pt --- 关税条件下的国内市场价格

Pw --- 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市场的价格 Pw’--- 关税条件下国际市场的价格 t ---- 关 税

a ---- 进口替代的生产

b ---- 生产扭曲

c ---- 财政收入（小国） d ---- 消费扭曲

e ---- 财政收入（大国财政收入之一）

范文二：贸易小国关税效应

10会计4班 1006130452 孙晖

假设贸易小国A 国进口一批电子产品，国内需求曲线为D =150-4P ，供给曲线为S =20+2P ，征收关税前世界市场价格为15美元，现在A 国对该产品征收20%的关税。请用数字和图形计算分析关税效应。

图 小国关税效应的局部分析 征税前，P =15美元，

D =150-4×15=90（件），

S =20+2×15=50（件），

进口量=90-50=40（件），

消费者剩余=（37.5-15）×90/2=1012.5，

生产者剩余=（15+10）×50/2=625。

征税后， P t =15（1+20%）=18美元，

D =150-4×18=78（件），

S =20+2×18=56（件），

进口量=78-56=22（件），

消费者剩余=（37.5-18）×78/2=760.5，

生产者剩余=（18+10）×56/2=784。

关税效应：

消费效应=-（a +b +c +d ）=760.5-1012.5=-252，

生产效应=a =784-625=159，

税收效应=c =（78-56）×（18-15）=66，

贸易效应=消费效应+生产效应=-（b +c +d ）=-252+159=-93，

净福利效应=消费效应+生产效应+税收效应=-（b +d ）=-93+66=-27。

范文三：大国和小国的不同

1、 次级债风波的影响为何是“重量级”

的

美国这场次级债风波向中国投资者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错综复杂的特征，它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改革开放也带来了「重量级」的警示作用。但是，住房贷款的次级债市场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平时相关知识的介绍也不多。所以，面对美国次级债风波这个「现代病」，大家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很多疑惑。比如，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业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上，会容许金融机构向没有「正常信贷能力」的消费层提供购房的信用贷款？这样一种特殊贷款方式所造成的全球金融风波是否早已经是「命中注定」？另外，当初开展这种特殊形式的住房贷款机构为什么要向市场发行与这种高风险贷款相关联的「次级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甚至包括外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愿意持有这种「次级债」？为什么在今天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代，次级债风波会「抽干」市场的流动性，引起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目前各国央行出于稳定市场的动机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注资是不是解决次级债风波的最好方法？中国当前银行业房地产贷款的迅速膨胀和房价的高涨会不会引起中国版的次级债风波？这场次级债风波带给中国金融业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当然，因为事态还在继续发展中，上述的一些疑惑在目前国内外的学术界和实务界中还没有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是，我们有必要以客观平和的心态来认识和分析这场次级债风波——不仅要去关注它的事态发展和风险的外部特征，更应该去挖掘它背后所展示的现代金融风险的本质，从而从现代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上，找到防范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的有效方法。至少，从美国的这场次级债风波中，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三大不容忽视的警示作用：

第一，类似开创住房贷款次级债市场这样的「金融创新」活动，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方面，过度担心它的消极性，比如次级债风波的负面作用，那么，金融业的创新活力就有可能被过度的监管所限制；另一方面，过于乐观地强调它的积极性，而将金融创新的风险机制设计得过于简单化，那么，在扭曲的风险判断基础上所进行的盲目的「逐利」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次级债风波的发生。 第二，「消费者金融」时代给信贷市场的竞争方式和监管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残酷的竞争很容易迫使金融机构为生存而不断地追求金融创新，流动性过剩又可能迫使金融机构为不失良机而争分夺秒地提供更新、更直接的让消费者受惠的金融服务。结果，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化和金融业务的细分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变得日趋严重，潜在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难被察觉。因为监管方式跟不上金融创新，所以，风险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很容易爆发像次级债风波这样的全球性恐慌甚至危机。

第三，在金融创新日益频繁和流动性过剩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和现代微观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就很容易产生「有效性冲突」。一方面，很多金融创新活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又放大了货币流动性，引起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波动，比如通胀率的急剧上升、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等，由此会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政策，而且不得不加大力度，造成宏观调控的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钉住宏观经济指标的宏观调控战略的实施，很容易改变市场对金融风险正常的定价能力，甚至有可能还会造成市场参与者支付和交易能力的急剧恶化，从而引起像次级债风波这样的「系统性风险」，迫使监管部门不得不放弃钉住宏观经济指标的调控策略而被动地执行反向操作——投放流动性。

以下，笔者就美国次级债风波的形成机制、影响及其带给中国金融业现代化改革开放战略的启示，谈一下笔者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期大家能够从这场次级债风波中认识到现代金融风险的复杂特征。

Ⅰ、“消费者信贷”挑战金融行业的竞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企业开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从而取代了以往利用银行部门进行间接融资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热浪也打破了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更多形式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银行只依靠传统而且日趋标准化的面向企业的信贷业务已经无法保证自己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于是，这就迫使银行业渐渐退出了传统的信贷业务，把新的业务增长点转向了差异很大的消费者顾客层。这一业务内容的变迁，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银行业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贷管理有效模式，并带来了全新的针对消费者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的诸多挑战。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储蓄信贷协会的住房信贷危机，这给当时热衷于这一新型业务的金融中介机构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日后消费信贷市场的严重萎缩又进一步使得很多金融中介机构不得不破产。这场危机让美国的金融中介机构、住房消费者和监管部门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金融业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首先，对消费者信贷业务的监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金融行业为了恢复元气，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需要在保证稳定收入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经营的效益。其次，科技进步带动了金融工程学科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原理的全新构筑和标准化的应用，更加大大增强了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能力。再次，美国经济的景气恢复，让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再次主动去评估那些「没有正常信贷能力」的消费者的潜在消费能力及其信用风险。根据评估的结果，它们都纷纷开始意识到，需要修正原来过于保守的资产组合：即通过适当地介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贷款业务，来优化以往「低收益低风险」的信贷组合。由于在这一客户层中，包

括学生和移民等一些未来潜在的优质客户，当时因为不能满足规范的信贷条件而被拒之信贷市场门外，这对要在竞争日趋残酷的信贷市场上保持生存能力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错失了很好的提高自身效益的良机。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首先出现了一批钉住这一特殊客户层的专业商业信用贷款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这一客户层提供私家车购置按揭贷款、住房购置按揭贷款、个人信用卡发放等业务。由于这一客户层无法提供必要的信用记录，也没有雄厚的资产保证，更难于找到连带的保证人，所以无法按照传统的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的方式进行按揭贷款。何况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也没能让用上述传统的贷款方式开展信贷业务的日本银行业幸免于难。所以，反过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次级按揭贷款」模式就是这场正在发生着的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否则，我们也很可能会低估现代金融风险的复杂性。笔者之所以作出这第一，「次级住房按揭贷款业务」完全是基于风险管理的现代模式，而不是传统的资本管理模式。正像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所描述的那样，它是对每一个贷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非常有效的科学评估，然后根据风险的大小来设定贷款的差异化价格和支付方式，比如次级按揭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会根据对方的资信水准、首付能力而发生变化，但总是要高于普通住房按揭贷款利率的5倍以上，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溢价」。

第二，「次级住房按揭贷款业务」是政府重点监管的对象之一。虽然政府无法监控这一特殊群体的信贷行为，但政府完全可以监管贷款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在这一业务的实践中，美国监管当局不断修正监管方式，比如设置利率上限、立法取缔「提前支付受到惩罚」的这种由贷款机构主导的风险管理模式，同时，积极促进问题贷款机构的破产和被并购的处理过程等。

第三，「次级住房按揭贷款方式」多数采取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比如台阶式的利率支付就是在前两年为客户提供较为优惠的固定利息，第三年开始才按照市场的浮动利率支付；还有延缓利率支付的「负按揭率」的支付方法，也就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利率的支付比例，即容许客户将利息支付不足的部分计入未来需要偿还的本金中一并支付；当然，客户还可以选择在一定时期内只支付利率而后期才开始支付本金的「菜单」。总之，多样化的支付方式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个人暂时性的流动性短缺所造成的支付困难问题。

从上文所介绍的关于美国次级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监管能力和运营模式等方面来看，笔者认为，这种特殊贷款体制本身并不是直接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而金融中介机构在开展消费者信贷这一现代化金融业务时，过度竞争、标准化的风险定价方法使得它们无法得到正确的风险「价格」，从而导致过度的贷款扩张行为，不知不觉地就埋下了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这一判断的

根据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次级住房按揭贷款”蕴藏着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机制。

由于贷款对象并没有很好的资信记录和抵押资产，而且，这一客户层的贷款规模比起商业信贷要小得多，所以，通过贷款机构自身信息处理来

样的判断，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但是，一旦利率上升或房价下跌，借款人的套利活动就无法获益，资金链就很容易断裂，个别风险和系统风险都会同时增加。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上述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机制，所以，一旦无法逃避，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正常的消费者信贷。而且，这一特殊客户层事后的财富状况无法进行再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事后风险分担几乎不可能。如果贷款机构事前就认识到这一业务的内在特征，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分散事后的巨额风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机构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的根源所在。

2. 「过度竞争」使差异化服务的优势无法体现。

1997年开始，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再次进入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它们以自己优越的信息处理能力、较高的风险准备金和富有竞争力的低息贷款条件，「占有」了这一市场中「较为优质的客户」，大大降低了信用风险。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这一市场的一些专业次级按揭贷款机构，因为失去了这批「优质客户」，上述自我膨胀的组合战略受到了莫大的冲击。结果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它们无法通过差异化的定价来分散「逆向选择」所带来的性质严重的个别风险，使自己不得不面对破产和被收购的结局。

尽管如此，这一市场的准入在过去的几年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是因为一些劣质的贷款机构滥用资产证券化的工具来降低融资成本，并采取低息战略与优质金融机构进行恶性竞争，结果，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受到扭曲，差异化高质量服务的成本无法负担，信用风险越积越大。但是，当宏观状况（房价上涨、利息下调、证券化资产的收益有增无减等）有利于这一市场的发展时，过度竞争导致的信用风险的膨胀问题就暂时被掩盖了。

现有的监管手段无法适应「风险定价」的贷款管理模式。

对于通过合理的风险定价来提供贷款服务的这一新模式，监管部门缺乏很好的事前监管方法。因为没有抵押资产，没有连带保证，无法信息公开，所以，监管部门只能通过事后的贷款机构财务状况的好坏来加以判断，并由此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敦促破产清理、积极促进并购等。但是往往这类贷款机构都在积极介入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因此，财务状况也很难及时反映出它们当前贷款的质量。直到发生资金链断裂的现象时，监管当局才如梦初醒，可惜已为时过晚。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这一次级按揭贷款特有的「激励机制」，酿成了系统性风险爆发的严重后果，它让政府当局为稳定金融市场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次危机的重灾地虽然目前还控制在住房购置按揭贷款

Ⅱ、“资产证券化”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将同类性质的按揭贷款集中起来，打包成新的债券再卖给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这一资产证券化过程已经在美国信贷市场上被普遍采用。美国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也不例外，次级债（金融衍生品）的发行比例占了整个次级住房按揭贷款（标的资产）的六成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多方金融机构的参与。这样一种细分化的工作流程，目的就应该是将标的资产的市场和衍生品的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衍生证券的定价水平能够公正地反映标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比如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的经纪商，首先会找到潜在的次级按揭贷款的需求者，指导他们填写贷款申请，并完成自己提交给贷款机构的、关于借款人的资信审核报告。然后，贷款机构根据经纪商的审核，对不同类别的借款人提供不同条件的贷款。这里标的资产信用风险的大小取决于这些经纪商所做出的资信审查报告和贷款机构自身的风险定价能力。正如上述所描述的那样，在流动性过剩和竞争激烈的时代，资信审查的动力会大大削弱，次级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接下来，次级按揭贷款机构为了提高自己的信用供给能力，尤其在标的资产市场繁荣的时期，就更有动机将上述不同条件的贷款重新打包形成各种收益和风险类型的次级债。一般来说，它会立刻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将自己各类贷款的收益索取权卖给这家信托公司，然后再由其根据标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状态设计出新的资产形式（次级债）批发给承销商。这其中还需要信用评级公司对债券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估，而评估结果会影响到这一类证券化的资产在一级市场的销售价格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我们可以认为，次级债市场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增强次级住房按揭贷款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改善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的整体流动性。但是，次级债的定价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如果次级债价格和红利事先设计有误，比如当然，在上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为了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次级债的发行人还会向投资者承诺某些「赎回条款」，以确保资产证券化——次级债的申购过程顺利完成。这意味着一旦有不测事件发生（标的资产违约率超过某一限度），贷款机构会按照事先的承诺，赎回投资者所持有的次级债。所以，当楼市价格下降和利率上升时，贷款机构就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赎回次级债的流动性风险。为了确保不会出现受到不测事件影响而被迫倒闭的最坏结局，次级按揭贷款机构应该留有充分的拨备资金来对付不测。事实上，对一些小型的贷款机构而言，其原先融资成本就相对较高，再加上这一市场竞争激烈，如果没有监管的约束，要做到这一点将十分困难。2007年美国次级债风波中所出现的相关机

构的连续破产就充分说明了一大批贷款机构对投资者资金赎回行为的脆弱性。 尽管如此，由于次级债标的资产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它的高收益又得到信用强化条件（赎回协议）的保障，所以，尤其在标的资产市场繁荣的阶段，次级债作为资产组合优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不仅被美国广大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所青睐，而且甚至被风险厌恶型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外国的中央银行所青睐。

通过上述对次级债市场的参与者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形成机制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次级债市场（金融创新活动）的双刃剑作用： 一方面，次级债市场的存在保证了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繁荣，同时在次级债的设计和发行过程中，由于资产证券化过程的细分化，承担不同职能的各个参与者所持有的信息较为广泛和准确，有利于将标的资产市场和衍生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标的资产和衍生资产的定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通过次级债的设计和发行，向市场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所以，尽管是次级债，它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阶段和低息的时代，不仅有很好的收益表现，而且市场的流动性与普通债券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这么多的世界知名金融机构同样被卷入了这场风波的一个重要理由。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和

，对楼市价格和利率水平的走势判断错误，那么，事后因此，次级债风波带给我们的思考是：监管当局如何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以及有义务解释衍生产品收益和风险形成的机理，同时尽快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事前约束在这特殊的信贷市场中，金融创新所可能伴随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否则，在现代金融业务的深化过程中，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很难避免。

Ⅲ、“有效性冲突”是现代金融风险的一

个新特征。

近几年，由于金融创新活动在全球金融市场范围内的广泛展开，再加上各国金融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就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常常陷入两难的选择境地。比如从「宏观」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来讲，对抑制通胀，加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从「微观」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来讲，加息可能会破坏贷款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很容易造成现货和衍生市场的资金链断裂的流动性风险。一句话，加息很有可能会破坏微观市场运营的有效性。当然，这一层面上的「有效性冲突」问题历来就存在，不足为奇。

但是，我们还要警惕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那就是在本国内看似「有效」的宏观政策，也可能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无效」。比如日本的低息政策虽然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可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元「套息交易」的融

资活动成为全球投资的引擎。于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趋深入推进的今天，它完全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全球汇市、股市、债市和楼市在次级债风波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多位一体」的剧烈「共振」就是这一特征最惨烈的表现！最后，金融市场频繁面临崩盘的危机，会迫使各国央行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甚至为了救市，原先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国家，也得采取反向操作，即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这一结局，不仅降低了市场对央行的信赖程度，严重浪费了前期投入的宏观调控成本，而且对今后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带来莫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性冲突」也是现代金融风险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新特征。

以上所述着重阐明了次级债风波的形成原因及其风险特征，目的是想向广大读者展示现代金融风险的本质。虽然本文的焦点仅仅放在现代金融业务中较为特殊的消费者信贷上，但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金融创新活动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风险特征，它给中国的消费者、金融机构、投资部门、监管当局提出了不少管理现代金融风险的严峻课题。比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否已经通过房地产开发商的上市融资活动转嫁给了广大投资者？一旦出现中国版的次级债风波，政府是否也无法顾及到今后房地产公司道德风险行为的恶化问题，而继续不得不采取救市的行动，去帮助卷入风波的广大弱势群体？今天的监管模式，如何从对市场参与者行为模式的直接监管转向对产生这种行为模式的激励机制和信息披露职责进行制度上的约束……这一系列疑问都可能是美国次级债风波给当前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战略所带来的亟待解

2、美联储为何—骑虎难下

次级债风波没完没了地纠缠着美联储，美联储很不情愿地继续注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直以来坚守着的钉住通胀的货币原则，将被自己被迫选择的降息所打破。2007年连续注资的行为只是美联储为了维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进行的最后的「抵抗」。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美国时间2007年8月3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讲话中明显地感觉出这种意味。

「美联储没有为借款人和投资者的金融决策提供保护的职责，而且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但是，「房地产业下滑剧烈，房屋建筑量还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身负浮动利率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在未来几个季度面临利率调整时，其拖欠债务的现象可能会增多」，这样一来，「经济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如果信贷进一步收紧的状况持续存在，则当前住房市场疲软状况加剧或持续时间超过预期的风险将加大，并可能对消费支出及更多的其他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伯南克在讲话中秉承了政策制定者经常会使用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话语风格，

但大多数分析师都将其解读为，美联储实际上已确定将在2007年9月18日召开的政策会议上下调利率，或者至少开启了降息的可能性。

可能只是可能。美联储是否真的会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在2007年9月18日之前，全球市场也许只能默默等待。不过，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美联储目前已经陷入了注资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后遗症与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两难权衡之中。那么，究竟是谁让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大管家」陷入如此困局的呢？

Ⅰ、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事实上，危机早在「9·11」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孕育了。当美国本土遭受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之后，为了重振美国经济，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布什政府和美联储通过多项政策，尤其是美联储的连续降息行动，全力发展了最能刺激经济成长的房地产业。

对此，精明的华尔街金融家们创造性地开发出了次级债这种金融产品。它可以让一些本来信用评级差、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人也能贷款买房子，从而起到刺激房地产需求的作用。

单从金融学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次级债是一种很好的金融创新，它不仅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能把潜在的「违约」风险分摊给更多的人，从而相对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这种相对「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创新，又激起了金融机构的「自我膨胀」，进一步扩大次级债的规模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精英的另一个高明之处：由于美国本土的次级债规模不断扩大，华尔街利用其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又把这一金融创新产品广泛推销到全球。

然而，原本是为了分散风险的金融创新，在此次危机中却表现出了扩散风险的一面。当2007年8月初，美国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宣布旗下两个对冲基金投资次级债因亏损而被冻结时，市场投资者，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仍然相信，危机还是「可控的」，可能只局限于美国。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2007年8月9日，法国最著名的巴黎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旗下三只对冲基金暂停赎回。巴黎银行承认，因为部分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市场出现流动性枯竭，其持有的各个评级的抵押债务资产出现了定价困难的局面。

巴黎银行的声明就像一个投向次级债市场的「核弹」，立刻震醒了全球投资者。大家恍然大悟，美国次级债危机不再单单是美国本土房地产持续衰退的连带后果，全球投资者在无形之中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卷入其中，在替信用不良的美国人

承担「违约」风险。

从接下来的事态发展看，不仅仅是欧洲的各大投资银行参与了美国次级债投资，日本三大主要银行——三菱日联、瑞穗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也都牵涉其中；虽然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次级债的投资。

由于美国房价还在持续下跌，贷款违约率不断攀升，因此全球投资者都在担心，继美国贝尔斯登公司、法国巴黎银行、德国IKB 银行、美国全国金融公司（Country wide）等机构陷入困境后，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Ⅱ、骑虎难下的美联储。

实际上，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时，可以发现现代金融创新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正在给监管者和公众提出一些全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过分看重资产泡沫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在房地产市场一时出现趋冷征兆之际，马上鼓励金融机构在「保证」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去发展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正如当初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评价——这一业务「对原来认为没有信用能力的人，通过重新对他们的信用风险进行非常有效的科学评估，根据风险的大小来设定贷款的差异化价格，这样的技术进步使得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迅速发展。现在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由

其次，1997年开始，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再次重整旗鼓进入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它们本想以自己优越的信息处理能力、较高的风险准备金和富有竞争力的低息贷款条件，去「占有」这一市场中「较为优质的客户」。但是，由于这一市场的准入门槛「设计」得较低，尤其是那些劣质的贷款机构，只借助低成本的标准化信用评分专业软件来设计贷款条件，虽然这样做能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但却无法真正捕捉到消费信贷差异化的风险特征。

与此同时，由于常常采取低息战略与优质金融机构进行恶性竞争，使得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都受到扭曲，信息生产的成本也就根本无法通过调高利率来加以平衡。于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也就越积越大。当问题凸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也不得不及早采取注资行为以避免引起市场的恐慌。

最后，次级债的设计和发行向市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也解决了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自身的流动性问题。因此，尽管是次级债，但它在房地产市场繁荣阶段和低息的时代，不仅有很好的收

益表现，而且其市场流动性与普通债券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但是，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却忽视了资产证券化过程环节的细分化所带来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问题。结果，标的资产（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很容易就扩散到衍生品市场，影响到借款人、贷款机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甚至是不知情的外国投资者，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市场风险——标的资产市场和衍生市场的双重危机。而对次级债「质量」具有信息优势的贷款机构，则完全有可能在前期高息放贷和低息发债的过程中早已得到了风险的补偿，但广大「受害」的投资者利益只能事后由政府来埋单。 对此，伯南克将这场危机归咎于现代金融革命所引起的「认知风险」。但从以上三点分析来看，正是美联储等决策者过去的错误让自己今天的救市行为变得「骑虎难下」。

Ⅲ、次级债的“绑架效应”。

另一方面，这一特殊客户层也完全可以利用贷款机构的这种自我膨胀的动机，利用资信要求不高的这种贷款特征，合法地隐蔽自己高债务的状况，并不断地从不同的次级按揭贷款机构那里获取贷款。只要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房价不断上涨，他们就可以借「东家」钱还「西家」债，用高价（投资）房「养」低价（住宅）房，达到无风险套利的效果。因此，这样很容易引起过度贷款（借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升级，而房价上涨又会进一步促使「次级按揭贷款市场」这种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机制不断激化。

显然，上述自我膨胀的「风险逃避机制」的致命弱点就是无法抵挡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一旦利率上升或者房价下跌，借款人的套利活动就无法获益，金融机构的资金链也很容易断裂。也就是说，一旦宏观经济状况出现逆转，「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所造成的损失就要远远大于正常的消费者信贷。

而且，这一特殊客户层的「事后」的财富状况往往无法进行再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事后」风险分担几乎不可能实现。如果贷款机构在「事前」就认识到这一业务的内在特征，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分散「事后」的巨额风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机构为什么「事前」那么积极地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的根源所在：它们就是想有意识地通过信贷市场的扩张和资产证券化来扩大风险分担的范围，通过这种对大量非知情者的「绑架效应」，迫使政府为自己「事后」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埋单。

Ⅳ、“趁火打劫”的套利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国际金融界盛行的套利交易也加大了各国央行的救市难度。

2007年日本的低息政策虽然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可是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使得日元套利交易的融资活动成为了当时全球投资的引擎。在「高度恐慌」的情绪下，一旦市场传出与美国次级债有关的负面消息，全球股市就会大跌，尤其是金融类股票就会普遍遭到抛售。与此同时，外汇市场上的「套利交易」迅速退潮，投资者抛空美股，做多日元，偿还套利融资债务，由此造成日元汇率大幅反弹。于是，这就造成了美股跌、日元涨的共振态势。股市暴跌、外汇市场无序震荡，这迫使欧洲央行率先采取注资救市行动，处在风暴中心的美联储也不得不加入救市的行列，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澳洲联储随后也都被拖下水。

实际上，美股道琼斯指数走势和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之间所显示出的相当高的关联性已经充分说明了套利交易市场力量的强大。正是这种套利交易，让我们感受到了市场和美联储之间的激烈博弈。大批机构投资者通过改变自

与此同时，注资所托起的价格再次因获利回吐的投机行为而下滑。这一趋势又迫使美联储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注资计划。否则，市场信心的缺失会使危机更加恶化，进而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因此，美联储就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选择中跟市场「周旋」。实际上，这不但是美联储等央行在2007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估计也会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断上演的「恶性循环」。

Ⅴ、滞后的风险管理。

通过比较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 ）危机、「9·11」事件以及这一次的次级债风波中的应对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平息金融市场混乱方面的成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美联储的这些救市行为所存在的缺陷：

首先，救市可能会进一步滋长道德风险。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到次级债风波，似乎就是一出旧戏重演，唯一变化的是「卷入风波」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外国的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这种「绑架效应」实质上是另外一种更严重的道德风险。

其次，救市可能会更加扭曲收益和风险之间的不匹配关系。相关的次级住房贷款机构除了通过衍生债券发行得到了一次风险补偿外，政府的注资有可能又给了它们一次补偿。而真正受害的不知情的住房者和外国投资者却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补偿，而不得不承担自己收益之上的风险。也就是说，把「高收益」捏在手中的人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高风险转嫁给不知情的其他「低收益」的投资者。

总之，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风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的本质。它不仅反映了市场风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国家风险。这一事件充分展现出现代消费者信贷业务的风险与以往传统商业信贷风险完全不同——系统性风险的程度、深度和波及范围大大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认知，这给任何国家既有的风险管

理模式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素有「债券之王」美誉的债券基金经理、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 ）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所说的，次级按揭抵押债务市场长期以来缺乏透明度、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管层则置身事外，这使得该市场长期积累的问题在蛰伏很长时间后，出现了大爆发的情景。而等投

范文四：图1：小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经济效应和政策含义：零进口关税

小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经济效应和政策含义：零进口关税1

1）经济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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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国内市场可进口商品X 的需求曲线为D ， 国内生产供给曲线为S ， A 国封闭均衡价格为p A ； X 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为p ，p

小国A 国按从价税率t 对进口的X 商品征收关税，会产生以下影响：

图形说明：

? 价格效应：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X 商品的价格从p 上升到p ×(t+1)；

（由于p×(t+1)

? 消费效应：价格上升使 X 商品的国内消费从q 4 减少到q 3，消费量减少(q 4-q 3) ； ? 生产效应（或保护效应）：价格上升使 X 商品的国内生产从q1 增加到q 2，生产1有关小国征收关税的管理成本和资源移置成本的文字说明主要来源：方齐云，方臻旻编著，国际经济学，研究生教学用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89-90页。

量增加(q 2-q 1) ；

? 进口效应或贸易效应：国内消费减少和生产增加的结果，使进口减少

(q 4-q 3)+(q 2-q 1) ，即原进口量为(q 4-q 1) ，减少到现在的进口量(q 3-q 2) ；

? 财政收入效应：由于对每一单位进口商品征收p×t数额的关税，所以关税收入增

加p×t×(q3-q2)；

? 再分配效应：征收关税后由于价格上升，使消费者购买商品多支出p×t×q3，但

政府的税收收入只增加p ×t×(q 3-q 2) ，消费者支付的税款中的剩余部分，即p ×t×q 2被转移给了生产者，发生了收入从消费者向生产者的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关税与国内消费税有类似的效果）。

? 福利效应：由于关税征收使得各方福利变化如下：

消费者剩余减少面积(a+b+c+d)，

生产者剩余增加面积a ，

政府关税收入增加面积c ，

净福利损失为(a+b+c+d)-(a+c)=(b+d)。

这样，小国征收关税有净福利损失，其损失量为(b+d)，这即是小国征收关税的社会成本，或者称为重负损失（Deadweight Loss）。其中：

b 为关税保护的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 of Protection），它由关税导致资源

的错误配置而产生。因为在征收关税后，一些国内资源从更有效的出口商品的生产部门转向了低效的进口商品X 的生产。即关税保护使国内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增加，在资源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必然使国内其他部门的资源向该部门转移。因为进口替代部分是相对缺乏效率的，因此这种资源转移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如果资源事先没有被充分利用，就不会发生这类关税保护的生产成本）；

d 为关税保护的消费成本（Consumption Cost of Protection），它是由关税导

致的国内消费品相对价格扭曲而产生的。关税使商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国内消费被扭曲。

结论：尽管小国征收进口关税会使国内生产者和政府从中得益，但该国的总福利水平净下降。

?

事实上，关税保护的成本比上述的更大。它还应包括管理成本和资源移置成

本。

管理成本（Administration Costs）：为了征收关税，一国必须设立特定的

管理机构（海关、边境巡逻等），从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这项成本必须从关税收入中扣除，因而政府的关税收入实际上比矩形c 所表示的收入要少。

资源移置成本（Resource Displacement Costs ）：关税的征收引起国内进

口替代生产的增加，在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还需要将其他部分的资源向受保护的部门转移，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存在，这种资源的转移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损失，这就是征收关税后导致的资源移置成本。

2）政策含义

因为征收关税使小国的福利水平净下降，因此小国的最优进口税率为零。

小国关税的局部均衡效应的具体数据说明

来源: [美]Dominick Salvatore著，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第9版，杨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p206

征收关税的效应：

? 消费效应：消费减少

? 生产效应：生产增加

? 贸易效应：贸易减少。贸易效应是保护、消费效应之和。

? 收入效应：关税收入增加

? 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D越平坦) ，消费效应越大；

? 进口商品的供给弹性越大(S越平坦) ，生产效应越大。

? 进口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越大，则关税的贸易效应越大（表现为商品

进口减少得越多），关税的收入效应越小。

知识链接：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范文五：大国与小国的优点和缺点

何亚福

大国与强国不是同一个概念。例如，鸦片战争时的清朝绝对算得上是大国，但不是强国。所谓大国，是指人口多的国家；所谓小国，是指人口少的国家。西方人把印度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论国土面积，印度远远比不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论经济实力，印度比起美国和日本也相差甚远，但在西方人眼中，美、日、加、澳虽然都是民主国家，但算不上是“最大”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口远远比不上印度。

有些计生支持者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越小，就越容易富裕。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都很富裕；而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国家，也都比较贫穷。”我认为，这种论证方法，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地球上既存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的富国，也存在日本和德国这样地狭人稠的富国。况且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是人口最多的几个大城市。就以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例，包括东盟10国和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他们中的多数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大陆，但其中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比中国大陆发达，所以结论是人口多既不是落后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表明减少人口可以导致国家富裕。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出卖自然资源，那么人口少确实比人口多更容易富裕。例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如果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一半，人均收入会明显提高。然而，中国和印度贫穷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正如柬埔寨和老挝的贫穷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少一样。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只是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降到5亿，那么这两个国家还是像现在一样穷。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5亿人口的时候，确实比现在更穷。除非这两个国家把人口降到一千万，靠出卖自然资源来生活，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这两个国家能把人口降到一千万，但到那时恐怕连国家安全也没有保障了。

有人认为，人口少肯定比人口多更容易富裕，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种一亩地，肯定比两个人种一亩地的人均收入更高。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那么这个观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产值仅占GDP的很小一部分（例如，中国农业产值约占GDP的12%，美国农业产值约占GDP的3%）。对于工业国来说，有良好教育的人口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财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你创造了多少财富，取决于你创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以及它们受欢迎的程度。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使技术进步。人口密度越大，你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大企业才会产生，可以说随着人口的增加它的经济只能是越发达，人均所得越高。

当然，小国也有小国的优点。例如，卢梭认为，小国比较容易实现民主，大国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无法实现民主。然而，美国的历史证明卢梭的这种观点是有偏见的。全球人均GDP前十名的国家之中，无一例外是人口不足二千万的小国；但另一方面，全球最穷的十个国家之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1亿。可以把大国比喻为大公司，把小国比喻为小公司。大公司的优点是“船大好冲浪”，小公司的优点是“船小好调头”。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居世界第三位，人口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也只有3000多万，还比不上韩国的人口多。可以设想，如果美国50个州变成50个独立国家，不一定会比统一的美国发展得更好。现在欧洲正在朝着联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国比小国更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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