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茅家琦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武的发展规律，将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功绩是思想开放的结果，而其思想动力则是丰富的人文精神。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

——绅商并不拥护革命澉。

关键词辛亥革命封建社会人文精神绅商

历史功绩：打破中国历史发展的“改朝换代”式的发展规律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封建王朝。创建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功绩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打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改朝换代”式的循环发展规律。这个规

中国社会现实。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用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循环的固有规律，将中国社会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功绩是思想开放的结果。我们说，孙中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其重要的含义就在这里。因此，将孙中山说成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继承者是不全面的。正确地说，孙中山吸取了中西

律就是：封建王朝到了后期，衰败腐朽，民不聊生，

爆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摧毁了统治集团。却又在

文化的精神。

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功绩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是丰富的人文精神。孙中山关心人的尊严与幸福，尊重人生价值，从上书李鸿章到倡导三民主义，都是为了人群的幸福，民族、国家的幸福。为了民族、国家、人群的幸福，他牺牲小我，奋斗不已。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他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发动武装斗争，十次起义，十次失败，毫不气馁，愈挫愈奋。就辛亥革命的历史看，这种丰富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而且体现在许许多多革命志士身上。在这方面，人们往往记得邹容、陈天华、《革命军》、《猛回头》等人物与著作，但远不止此。

以黄花岗起义时两位烈士方声洞与林觉民为例，他们的高度人文精神很值得后代钦佩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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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胜利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新

王朝发展到它的后期又腐朽不堪，引起又一次农民起义；新的农民起义的结果，旧王朝被推翻，出

现了又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封建王朝——农民战争——新封建王朝——新农民战争——又一个封

建王朝，如此循环不已。中国社会历史就这样轮回演变，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上早就有

人抨击皇帝，但找不到出路——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式的“改朝换代”的模式，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

帝王封建专制。“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的一句话一直被后代奉为圭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肯定找不到出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西方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用手改造

汪箍笋－ｐ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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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起义前夕，方声洞给年迈的父亲写了绝笔书；林觉民给新婚的妻子写了绝笔书。现在读起这两封绝笔书仍然感到十分动人，充满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

方声洞在绝笔书中说：

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迄于今日，外患

说：

阁下立志宏远，造福人群，远离贵国，惠来东土，本基督博爱平等主义，冶东西文化于一炉。萃欧美之精华，补彖方之残缺，撮吾华之美德。正欧俗之偏倚，融洽中外，迪政牖民，良法美意。莫逾于此。ｑ）

１９２４年３月，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又明确地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②

这种人文精神也包括佛教文化的精华。在浏萍醴起义时，杨卓林谋刺端方。到达南京后，他误交端方的两个密探，将密探认做朋友，结果被诱骗

逼迫，瓜分之祸，已在目前，满洲政府犹不愿

实。改良政治，以图强盛。……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故欲保全国土，

必自驱满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儿蓄此志

已久，只以时采至，故隐忍未发。迩者，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夫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到扬州遭到清廷逮捕。清朝审讯官员要他写供

词，他在供词中自称是“孙文之副将军”，并引西谚“不自由，毋宁死”和佛家语“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以明志。④

可见，辛亥革命志士实冶东西人文主义思想精华于一炉。

历史局限：中国资产阶级主体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林觉民在绝笔书中说：

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

时，吾已成为阴问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亡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

半个世纪以来，史学界公认的观点是辛亥革命胜利了，但辛亥革命又失败了。所谓失败是指

同盟会很快失去了执政地位，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改变，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

?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福利也。汝其勿悲！

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及一切革命志士仁人，就是要发扬这种人文精神，为人生价值，为人生幸福、尊严，为人群及国家民族的利益，奋勇前进。

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忠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精华，也包括西方希腊古典人文精神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精华。辛亥志士很多是留学生。接受叔本华、尼采、倭铿等西方文化精英的精神追求及人文主义哲学。他们也接受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孙中山在后来给美国传教士季理斐的一封信说过下列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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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意见

并不一致，还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下文从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切入，发表一点意见。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当时中国资

产阶级的主体一绅商并不拥护革命派。

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甲午战争以及新政时

期清政府两次提倡、鼓励与扶植，一批官员、买办、商人创办了近代企业，形成一个绅商阶层。１９０４

年，由于清政府的倡导，建立商会以后，绅商掌握了各地的商务总会。商务总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商”，在当时包括商业、工业等各种行业。“绅商”

即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有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严信厚、徐润、周晋镳、张謇、汤寿潜、李平书、沈缦云等等。从经济实力、政治势力看，当时绅商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

在政治上，绅商是拥护改良、拥护立宪的。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动立宪运动，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李平书等是领袖人物。这个“预备立宪公会”成为推动立宪运动的全国性领导机构。

绅商拥护立宪，是因为他们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得益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发展近代工商业政策的产物。他们从新政中得到好处，希望继续改革，实行立宪，从而扩大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在南京举办了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会”，即商品博览会，包括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机械、美术、通运等馆，历时半年，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一事实

正说明：官府扶植工商业，绅商愿与官府台作。绅商支持新政，拥护立宪。

国内参加同盟会、拥护革命的主要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从国内新式学堂、新式报刊或出国留学等渠道中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继承人的身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发动反清革命，创建中华民国。但是，他们本人很少是企业家。此外，还有被革命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的反清会党及一部分新兵。过去人们往往将湖南的禹之谟当作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人物，但在１９８１年举行

的“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

论会”上，郭世佑提出他的考辨意见。他认为：禹之谟是“小商家庭出身，早年当过学徒、塾师，任职军营文书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湘籍两江总督刘坤一所部效力。……禹之谟‘愤时事日非，乃反而求诸实业，于是研究矿学者有年，考察扬子江流域矿产。屡兴工程，辄因阻力而止’。１８９７

年，禹之谟回到湖南，与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

等人有所接触，且多次面晤湖南哥老会首领毕永年。１９００年，唐才常密谋自立军起义，禹之谟负责筹运军械。旋因起义失败，他流亡日本，在大阪、千代田等地工厂学习纺织技术。１９０２年，禹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之谟离日归国，次年，在湘潭始设小型织布作坊，名日湘利黔。旋革命党人黄兴在长沙明德学堂创

立华兴会，暗中组织反清革命活动。禹之谟经常

晋省拜访黄兴，与商革命大计。据陈松藤回忆，‘每见公来省，必赴校晤克公畅谈，间作密语。由是，始知公为革命中之实践者。’１９０４年，华兴会起义事泄，黄兴亡命日本。禹之谟借湘抚赵尔巽在长沙倡导‘新政’之机，得到１０００元官方拨款，索性将‘湘利黔’迁往省城，试图以此为掩护，继续发动革命。１９０５年初，他还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和

惟一中学。着重在青年学生中直接培养革命骨

干。”作者又说：“从禹之谟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由服膺维新变法，热衷实业救国而较早地转入反清革命洪流的革命者，晋省以后的实业活动主要是为其革命活动服务的。”∞

这种情况到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出现基本的变化。１９２１年底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桂林访问孙中山，又到广卅ｌ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解。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他

对桂林、广州之行的印象。在分析国民党的性质

时马林写道：

在同几个领导人谈话中，我明白了，国民党是由４种人组成。

１．起主导作用的知识分子。

２．华侨，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阶级侨居异乡。……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

３．南军中的士兵。

４．工人。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

参加并支持兴中会、同盟会的是华侨资本家，

而且主要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华侨中的大资

本家也不全力支持。著名华侨大资本家张振勋、胡国廉等对革命都不抱同情。号称“七大家”的南洋华侨朱子佩等。还有马来西亚的胡子春也都不支持孙中山。何况，华侨资本家并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

到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载沣掌权。２５岁的载沣不知天高地厚，拖延立宪步伐，进一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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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学干，２００２．２

权力到皇族手中，绅商立宪派失望，大部分对清廷疏远，小部分转向革命党。武昌起义，各省先后响应独立；清廷派往武汉的军队又在汉口纵火焚烧三日，严重破坏了武汉的工商业。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派绅商别无选择，采取拥护共和、支持各省独立脱离清朝统治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支持共和，～方面叉策划袁世凯上台。张謇是一位典型的绅商，武昌起义后，他曾建议铁良、张人骏派兵援鄂，

但很快就转变立场。他给许鼎霖的信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

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２＿３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信中还表示：已不值得“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张

謇又致电袁世凯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

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⑦张謇又极力拥护袁世凯上台。

如果说，武昌起义后，绅商拥护共和、支持革命，与革命党人有过短期的合作，其原因一是清廷

载沣等阻挠立宪，加强皇族专制，绅商对清廷失去希望；二是汉口被烧杀三昼夜。破坏工商界利益。绅商渴望和平，反对战火漫延；三是利用共和策划袁世凯上台。等到袁世凯上台，这种短期合作也就终止。

绅商并不全心全意拥护孙中山。还可以从张謇的言行中找到原因。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

１９１２年元月２日发表各部总长任职命令，张謇被

任命为实业总长。３日孙中山约张謇谈政策，张謇在日记中写道：“与中山谈政策，不知涯畔。”回

“不知涯畔”者，不着边际也。张謇对孙中山的政策主张表达了不满与反对。

绅商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绅商不拥护孙中山等革命派，绅商拥护立宪，拥护袁世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不到中国资产阶级主体

的拥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①‘孙中山佚文两篇＇．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７页。②（孙中山全集）第９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Ａ４页。

◎参见陆其国（在历史的档案里——血祭百年初），载（档案与建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期。

④刘泱泱主编：，瑚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６８

—４６９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ｘｓ））（２）。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⑥⑦‘张謇全集）第１卷，江苏古籍出版杜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３

页。

＠‘张謇全集’第６卷，扛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６２页。

作者简介：茅家琦，１９２７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季鹏）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海学刊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2002(2)

参考文献(7条)1.张謇全集 19942.张謇全集 1994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 19974.刘泱泱 辛亥革命新论 1996

5.陆其国 在历史的档案里—血祭百年初 2001(7-8)6.孙中山全集 19867.孙中山佚文两篇 1996(0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hxk200202004.aspx

范文二：农民运动的局限性

试析农民阶级运动的局限性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形成原因

摘要:农民阶级创造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繁荣与辉煌;同时农民阶级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也具有本身所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阶级局限性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受封建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是其主要因素。二是受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 局限性 社会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 现行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教材，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所有重大失误、错误和不足，从根本上，都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造的，而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其自身是无法克服的。那么，如何理解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形成原因，教材及教参均无深入涉及。本文试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广大同仁。

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如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等优良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缺陷。作为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作为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私有观念比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总之，可以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包括为: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

原因一:社会环境因素

(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导致其局限性的根源

1、从生产过程来看，封闭保守，缺乏合作。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对外界的需求和交流较少，且任何一个劳动力都可以独立完成劳动过程，对分工协作的需求也很少，这就造成中国农民阶级的封闭、保守、落后的本性，从而也就缺乏合作精神。这种观念植根于商品交换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地主庄园经济的现实土壤。在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名门望族、豪强地主经营庄园，这些庄园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系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王朝的赋税来源，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而家庭小手工业和家庭小农业的紧密结合，自2、从产品分配方式上看，追求平均，缺乏进取。实现农民阶级自给自足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而一旦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就会导致阶级矛盾逐渐尖锐，最后激化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参加起义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求获得土地，而不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明末李自成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就是很好的佐证。广大中下家庭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农民阶级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经济观念，虽然可使贫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睦，增强向心力，并且平均主义最容易实的。但是，这平均主义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平均主义。它有时表现为对比自己贫穷的人的同情，如捐献财物后心情舒畅，除了高尚精神，心中常有一种发现了有人不如自己以的平衡性满足;有时则表现出为对富者的敌对，希望拉低之使其与自己持平，以求心理安慰，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非常手段，古代农民义军提出的最高要求不是“富”而是“均”。其实“均贫富”的结果即使实现了，也只能是“均贫”，因为总的财富没有增加，不可能都富，仍然是消极平均主义心态。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3、在生活价值取向上，与世无争，满足现状。小农家庭勤俭与贫困相伴，久而久之已经没有

了求富的冲动，习惯于目前的贫困生活，为了消除苦恼，便自我安慰，安于现状，不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便形成知足常乐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小农家庭的这种观念源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大多数人只能维系半饥半饱状态，习惯成自然，承认和满足现状，不失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著名史学家家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称:“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维望时间之维延。绝不想人生有无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男耕女织，靠天吃饭，但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4、从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看，重经验，轻理论。小农家庭凭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5、从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在古代劳动技术极为简单的情况下，劳动者几乎不需要专门训练(全面重视人的素质和技能的训练是近现代的事情)，从简单的辅助性劳动开始，逐步掌握各种农活，年复一年，很快便成为技术全面的“庄稼把式”。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人的寿命短，伤残多，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就必然用早婚早育、早婚多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尽快增加人口数量。《居延汉简》记载，汉代以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即七岁便可参加劳动;七岁到十四岁纳口赋，十五至五十六纳算赋。唐代规定更为具体，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在民间，一般农家子弟六七岁参加放牧之类的辅助劳动，十六七岁后便是壮劳动力，直到六十多岁仍可做些农活，农民的一生中百之九十以上的岁月都在劳动。就一个小农家庭来说，壮劳动力越多，辅助劳动力和靠赡养生活的老弱人口越少，其经济状况也就越好。这个直观的经济效益规律也促使每一个家庭尽可能快地加快人口更新的速度。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内在动力，高死亡率的外在压力，使得早婚多育成为必然。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多子——多劳动力、多收入——所以才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二)、政治因素——怕乱求稳思想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首先，农民阶级逆来顺受，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既得利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代表自己，一定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明清时期，以君制政体。因而，农民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甚至会抵制革命。这种只求均衡，不求变革的心态，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谐，以及创造一时的繁荣，却同时又有碍于中国的进步、变革，是中国进步变革的一大障碍。 其次，广大农民阶级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太平。在中国历史上，对外用兵、朋党之争、宦官夺权、地方割据、农民造反，等等，各种各样的动乱，不时侵扰着国家的安宁，使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难免有战乱。但战乱之多，之频繁，以及规模之大，当首推中国。这些动乱、战争，常常导致社会大破坏，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由于这样，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人便很容易接受求稳怕乱的价值观念，但求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第三是统治者提倡。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为了把皇位坐得稳稳牢牢的，而且一代传一代，代代平安，自然也极力提倡和鼓吹这样的观念。他们最害怕的是乱，是犯上作乱，一乱他们的皇位就很容易不稳，历代王朝都是由于乱，主要是农民造反而垮台的。统治者怕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农民怕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试看历史上所有变革，遭到人们反对和攻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怕“乱”。

(三)、思想因素——是统治者为维护其自身统治，加强思想控制的产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饱受封建思想束缚。从董仲舒确立的“三纲五常”，到后来的“三从四德”，都被统治阶级作为永世不变的真理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以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朱熹更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加剧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从整个社会看，以“君为臣纲”为核心、“君权神授”为掩饰的封建礼教，造成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界限分明;从家庭内部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思想观念在家庭内造成局部专制，并且这种家长式的专制不可抗拒，不可违背，持续发展。 因而，中国农民阶级便世世代代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巩固了专制主义，对加强思想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病态心理具体表现为:?忍耐、麻木，能忍自安，对自然的无可奈何，对不合理等级制度及社会丑恶现象原因二: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天然地形地貌的构成

古代中国文化是大陆大河型的农业文化，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就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卷中就注意到中西地理位置的差异:“实际上，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中国和中亚的构造与其他多数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种复杂的高山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这种复杂的地势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恰恰处于古代中国的中东部，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而古代边疆地区，东临茫茫大海，鉴于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有限，是很难远航的;东北森林茂密，野兽肆虐，使人心有余悸;北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使人望而却步;南部崇山峻岭，风灾水灾，时有发生。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区域内，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对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区，封建农民是难以到达的，更不要说逾越周边地区而到达国外了。西汉时期所形成的“丝绸之路”，那只是商人们为利益所驱使冒生命危险而行走的一条商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封闭特点，使自给自足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造就了农民阶级活动区域仅限于被高山大川所隔绝的状态，这是造成我国古代二千多年封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自然根源。

参考书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75年版。

2、《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3、邢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研究?家庭经济专题》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4、邢铁等著《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1)农民阶级受阶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短浅。?从政治上看，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都有致命的缺陷。?从思想上看，农民阶级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多是用迷信思想宣传和组织群众。?从组织上看，农(2)农民阶级受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以往农民战争未曾遇到的新情况。?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较晚和发展不充分，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必修1-单元3-太平天国运动)

范文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首先一个问题很清楚，就是不管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无论怎么撼天动地，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先不去问他们自身说到底有什么缺陷，先分析一下一次革命的成功需要什么。

我的看法:第一:目的要明确。中国2000年来是个家本位制，宗法制的社会。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农民可以说是微资产阶级，借用少得可怜的封建制国家的所谓“公有制土地”生计，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够了。等到剥削阶级让本来很能忍耐的，很能装蒜的，能缩头时且缩头他们过不下去了的时候，老天爷不给饭吃的时候，反抗就产生了。安于现状、个性难以突出而不能突出的性格使得古代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口号不是“富”而是“均”。但是国家的资产数量一定，到最后也只能是“均贫”，而不可能达到“均富”。于是，小农经济又要持续，千年不变～这种经济制度千年不腐～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共有43次，全被炸得粉身碎骨。虽然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但是对于封建社会没什么疗效，不疼不痒的。这很重要的影响了斗争的热情，也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一个首要表现。

第二:实现目的的条件。这一层我目前认为包括领导层，军士层和后勤部。本质上说来就是有没有动脑筋的，下苦力

的，后勤保障的。这方面可以分三点来说。1组织上，封建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自由散漫，心胸狭窄的性格特点，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私有制观念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也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所以农民阶级很难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义和团的分散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2从政治上看，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都有致命的缺陷。农民既不是IQ很高的知识分子，又不是久经官场的老油条，现实让他们没有超能力去速成业界精英，因此，他们提出的条条框框出于原始朴素的“平均主义”，基本没有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处于当事者的身份，他们不能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对待做错的方案，只能在谜一样的局中陷进去，最终走向自己没办法填平的坟墓。?从思想上看，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使得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农民阶级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多是用迷信思想宣传和组织群众。本质上说，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缺陷。

三点合为一点，决定了农民阶级没有英明的决策者，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充足的吃穿保障和医疗卫生保障，这样很明显斗争要失败的。这也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重要表

现。

总而言之，可以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包括为: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

(2)农民阶级受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以往农民战争未曾遇到的新情况。?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较晚和发展不充分，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

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说不是历史的顺产儿，而是还未出生就注定要夭折的宫外孕。虽然萌发的比较早，但是完全缺乏让他扎根发展的土壤。在泰山压顶的迫力下，不能指望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良的资产阶级力挽狂澜，扛起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

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不愿意也不敢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甚至幻想帝国主义支持中国革命。但幻想破灭以后，没有勇气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不可能同人民群众形成密切联系，

得不到人民群众广泛、直接的支持，从而造成同袁世凯斗争时，本身缺乏力量，又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在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北洋军强大武力的进攻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败是必然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的全球规则是不允许一个外围国家进入统治中心的。

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资本,但是他们的利益缺乏保护,所以他们害怕当人民强大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所以当有大资产阶级要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妥协,这是利益的趋向性.也因为他们的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护.这不是阶级局限性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因为它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 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因为它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

封建衙门

这个问题需要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环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南方的机户，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到了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发展，中国的一些地主阶级借助洋务运动，成为了资产阶级，

西方援引一些同清政府签订的优惠条约争先在华设厂投资，也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它是在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殖民主义的夹缝中发展的，自身势力的衰弱，导致了它既有反帝反封的革命要求，也有受到他们压迫的妥协与软弱.

秦朝:陈胜、吴广 项羽、刘邦 共2次

汉朝:绿林农民 赤眉起义 黄巾军 共3次

晋朝:3次

南北朝:6次

三国:张角黄巾起义 共1次

隋朝:瓦岗 窦建德 共两2

唐朝:西原人民 袁晁起义 王仙芝 黄巢 阡能 共8次

宋朝:宋江起义 方腊起义 八字军起义 红巾军起义 绍兴抗金 共9次

元朝:元末农民起义 共1次

明朝:明末农民起义等 共3次

清朝:古州苗民起义 白莲教起义 天理教暴动 捻军起义 太平天国运功 共5次

一共43次。

除了刘邦 朱元璋两次非完全正统农民起义之外，没有胜利的。

范文四：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作者：李彦宏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1年11期

　　中图分类号：K26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3-0096-07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曾一度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北伐以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范围与程度以及运动的作用与影响诸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举国无出其右。基于此，论者们对它总是赞不绝口，信加褒扬；而对其历史局限性，则往往讳莫如深，或者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甚至一概予以抹煞和否认，断言湖南农民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有关所谓过失的“一切传说都是欺骗捏造”和“谎言”[1]，未曾也不敢全面客观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全貌，实事求是地揭示出其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不可能完美无缺，农民运动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其历史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存在着不少“左”的偏差和错误，给农民运动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大革命带来了负面影响，必须正确对待。

　　具体说来，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部分地区农民协会领导分子不纯，自由主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

　　应当指出，当时国内反动派大肆攻击湖南农民协会领导者统统都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显然是对湖南农民运动根本方向的恶意歪曲和诋毁，完全有必要加以批判和澄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大潮中，确有不良分子的存在，集中表现为大量的游民无产者涌入农民协会，并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地方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他们在运动中起了不良作用。当时有些地方，所谓“革命先锋”实际上是一些“踏破烂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2]，“真正的老实农民不会打头阵，一般首先发动起来的是这些流氓地痞（指游民——引者）”[3]。有些地方的游民甚至通过“哥老会”、“红门教”等秘密社会组织裁断乡曲，褫夺、控制农民协会。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农民运动重要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并且颇有微词。他说，湖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4]。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接到各处报告，地痞流氓纷纷混入各级农民协会，并呈愈演愈烈之势[5]。是年1.2月间，**在回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农民协会里有约15%的“不良分子”。他认为，要解决“不良分子”的问题，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决不能随便派兵抓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也“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不难看出，在大革命的中后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队伍并不是很纯洁的，确实存在着“痞子”现象这一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在提法上称之为“游民无产者”或“不良分子”而有别于此罢了。

　　一般说来，所谓游民无产者是指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丧失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就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是游离于社会各阶级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由于完全失掉了赖以谋生的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缺乏任何最起码的社会保障，不得不离乡背井，或以外出做苦工，出卖手艺等手段维持最低生计，或通过当兵，参加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寻求出路，甚或浪迹天涯，打流当乞丐，因而他们属于湖南农村中的“赤贫”阶层，约占农村总人口的20%[6]。游民无产者所处的极其低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长期颠沛流离、无所依靠的流民生活，势必造就其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的极端压抑和愤懑心理，决定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游民无产者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极易卷入革命运动，因而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是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革命斗争中，游民无产者所选择的基本方式是一种破环性的反抗，行为往往失控，不受约束，经常性地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成为“左”倾错误滋生并蔓延的主要社会基础。诚如**所指出，游民无产者是“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他认为，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对这一阶层，“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6]，并且意识到可以在农民运动的大潮中加以引导、改造和整合。但问题在于，自北伐战争在湖南胜利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异常迅猛，到1927年1月时，全省农会会员已猛增至此200万人，能直接掌握的群众达1000万人，居全国之首。而此时的中共区委却没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实现自身角色的转换，因而，无论是在会员积极分子中的组织发展工作，还是对运动的领导力度都相对滞后，区委工作显得相当被动。据中共湖南区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中共党员总数不过1700人，平均“1000人中还只有C.P.同志一人”，中国共产党仅仅掌握了对县农协和部分区农协的领导权，“乡农协没有人”[5]，无法实施对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管理，更谈不上加强对农民运动队伍中类似“痞子”这样的少数“不良分子”的教育、训练和改造了。这样，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湖南农民协会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

　　正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存在上述问题，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组织纪律极度涣散，自行其是，拒不服从上级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自由主义严重，极端民主化倾向日益泛滥开来。据湖南省农民协会1927年披露：全省各地“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比比皆是，相当普遍[5]；“省农协所发各种文告、表册、宣传品……县协并不迅速分发各区、乡，多有原封不动，弃之屋角，甚至多拿作包裹什物”，同时，“各县因不懂政策的关系，发生了错误却不报告省协”，“省农协简直失掉指挥全省工作的作用”[5]。还有些地方，“各级农民协会及执委，不接受上级命令，自由行动”，“或与上级发生关系而不诚实”，“不能领导农民得到训练”[7]。这样一来，一些真正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赵（恒惕）叶（开鑫）残余势力及西山会议派极右分子，乘机“混入农协或假造农协”，对湖南农民运动大肆进行挑拨离间和捣乱破坏活动，“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的行为”，使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同情”[8]，迅速分化瓦解而走向失败。

　　二　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

　　政治上，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忽视建立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过“左”的口号，采取一刀切的斗争方式。如**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在湖南“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9]，实际上成为当时湖南农民协会惩办地主豪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左”的口号，它没能以经济标准即以剥削量为客观依据来区划农村的阶级界限，把小地主、富农、一般自耕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甚至开明土绅、知识分子同土豪劣绅混为一谈，造成“土豪劣绅”的界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在对地主豪绅如何进行政治打击和惩办的问题上，**又进而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暴烈行为采取过分迁就纵容和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农民的政治斗争势必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中出现乱捕、乱押、乱抄、乱杀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时，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在给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土豪劣绅固应打倒，然必有法律的标准及裁判的手续，不料农工私擅逋逃，穷乡僻壤，遍设囹圄，法律由心，刑戮在口”[10]。有些地方“自行拿获游团的事，尤在所皆有”[11]；而有的地方甚至视捕杀为儿戏，随心所欲。据史实记载，某乡在开会审判一个土豪时，到会农民皆举手赞成将其予以镇压；但当该土豪已被处决，事后有人向与会者问及此事时，后者竟声称根本不知道发生过此事，信口开河，不负责任[10]。上述情况在湖南农村是比较普遍的。中共湖南区委也认为，有些地方，“借着打倒一二土豪劣绅，……强奸真实农民的意见，横行乡曲，任意指认[人]为土豪劣绅”，“无故逮捕”，结果造成“许多正派绅士，从前对于农民的善意，也到[都]不能保持”[12]，农村中形成了“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恐怖现象。应该说，上面几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湖南农民运动的政治斗争存在着较多也是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

　　经济上，在对地主豪绅进行经济打击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过火行为。在运动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擅自没收土地，擅自勒索捐款”[10]；有的地方在“宣传工作尚未成熟之时，急于率领农民，没收中小地主之土地”，不管是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甚至一般农民，都得将土地悉数交出，进行平均分配。这样，“打倒土豪劣绅大地主，而波及一般小地主、自耕农及稍微富裕之家”[13]。在湘乡县，一些乡村的农民还“向富人敲诈钱财，到富人家里大吃大喝，大群农会会员索性安营扎寨，直到把稻米吃光了再走”[14]。在湘潭县，某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为土豪所殴，“农民数千人起而复仇，杀猪三百个大吃一场而去”[7]，仅此而已。这些材料，虽然有责难乃至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甚至有夸大其消极面的内容，但从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是不能排除斗争过火的客观事实的。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就对此作过披露：“最近几个月以来，革命的农民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往往殃及小地主”，“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自己相斗”，引起各方对农民运动的反感[15]。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经济斗争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实行平粜阻禁。我们知道，平粜阻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抑制谷米价格上涨，打击地主豪绅、投机奸商操纵市场的弁利活动，以保护缺粮少食的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操作、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往往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泥坑，自行制定阻禁政策和措施，完全禁止粮食出境，使得“甲区的米不能到乙区去”，影响了乡村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城市之间的粮食与商品流通，既损害了广大自耕农、富农、中小地主、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也给一般农民带来了生产、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他们对此抱怨不已[10]。

　　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农民协会的斗争方式过于简单，急于求成。如对放足剪辫，农民协会会员并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事先去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耐心细致地解释、阐明缠足蓄辫的严重危害性与放足剪辫的重要意义，以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而是无视农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粗暴行事，大搞一刀切。农会会员往往“带一群人拿着剪子，挨门挨户给妇女剪发”，结果，“有的妇女还没有觉悟，剪了后就哭”[3]；有的地方农会“将所有女人头发都剪了，把鸡杀了，把树全砍了”[14]；有的地方则不加区别地把庙宇、菩萨、祖宗牌位、祠堂、牌坊等统统视为封建主义传统予以砸毁焚烧[2]，这就势必毁坏许多文物古迹。显而易见，处置和治理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仅凭强迫命令或实行强制干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否则会物极必反。

　　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农民运动则表现为一种盲目排外的倾向。“毁教堂，捉外商，时有所闻”[16]。有的农会甚至把教会的仆人和教堂雇员作为“吃教者”对待，把他们揪出来游街示众[14]。在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的斗争中，各地也普遍地、不加区别地把英商所有货物、商品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加以焚毁，结果造成市场货源短缺，供需脱节，导致通货严重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特别是“焚烧英油，使群众用油遇到困难，还影响到武汉市面煤油的供应，使经售英货的中小商人受到损失，引起他们的不满”[9]。

　　三　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一战线队伍急剧萎缩

　　北伐战争使唐生智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新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湖南省新政府要为武汉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稳定付出重大努力。1926年9月以后，湖南省政府仅支付给武汉方面的军费一项，每月就达150万元以上。然而，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水旱天灾，湖南财政日趋枯竭。据1927年5月2日林伯渠向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透露：湖南财政此前每月收入为360万元，“现在因为天灾人祸，收入顿减，仅有七十余万，但支出仍需两百四五十万左右”，赤字高达170余万元；而且随着“税源枯窘”，湖南财政尚在继续恶化之中[10]。当时，湖南属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粮食出口。“湘省出产，以谷米为大宗，丰年运输省外，吸收现金，为数甚巨”[16]。为此，湖南省政府、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曾屡次通令各级农会在切实解决本地区的粮食问题外，要适当开放米禁，以活跃城乡流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各级农民协会表面上表示服从，实则暗中设置障碍，加以抵制。农会“阻禁”、封锁成风，禁止谷米流通，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革命政府的财政危机，使“金融顿呈枯竭”，“不惟行政教育经费概属虚悬，即前方粮饷，亦未由接济”，且粮荒也日益严重，这就严重影响、制约着革命政府和湖南农民运动之间本已相当密切的相互合作和信任的关系，使之对农民运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另一方面，导致商业流通窒息，“生意凋落，……市面极为恐慌”[17]。所有这些虽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咎到农民运动上面，但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了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解决国民革命军的粮食给养问题，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先后派遣军需官员到湖南各地筹集军粮，结果与农民迭起冲突。“数月以来，纠纷迭见”。“益阳、沅江阻止各军采运军米”；“湘阴则掠取总指挥部运送之军米，并殴伤弹压人员；湘潭则掠取总政治部学兵团办就之军米，并抢杀采运人员”[18]。在其他地方，“以农协名义呈办驻军，……采办军士立毙数人，是非曲直，无可申辨着，不甚枚举”；又如“中央政治部学生队派员往湘购米，乃没收其枪弹而囚逮其员兵。总指挥购办军米而擅自夺而分之，不特禁米流通，且欲绝前方食品。武装同志头脑简单，深为此惧，而感[思]想受特别刺激矣”[10]。对此，中共领导人苏兆征曾不无遗憾地说，“湖南的米，……本来是可以来（武汉）的，因为路不通，阻住了”[10]，苏的这番话不无道理，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上述情况。诚然，在采办军粮的过程中，军队采办者对此应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筹粮过程中往往出于自身升官发财的利己私欲，或从中中饱私囊，或使军米数目远远超出原有定额而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理所当然为农会所查没，违规者也自然受到农会的严肃查处和惩办，双方互不相让，以致发生矛盾和冲突。不过，农民方面的责任同样也是不能推诿的。基于此，湖南省农民协会自1926年下半年起，多次通令各级农民协会要以大局为重，适当开放米禁，积极筹集粮食以纾解武汉粮荒，支持河南前线的北伐军作战，但收效不大，各级农会依然我行我素，省农协的指示和命令基本上变成了一纸空文。直到1927年5月中旬，省农协方才接到各属报告，勉强征集了17万担粮食[19]，但转运之事则因旋即发生“马日事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处理革命军人的家属问题上，农民运动同样犯有“左”的错误。在运动中，打击革命军人家属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迩来迭据报告，各处农民协会往往有幼稚过当之举动，或对于军人家属加以扰害，或对于军人财产加以剥夺”[20]；“前敌军人在湘各县眷属财产，常被暴徒抢掠，甚至兵士付洋数之回家养赡，亦被农会夺去，妻室被人奸诱离婚，种种令人痛心之事，不绝于耳，军心极为不安，异常焦灼”[21]；而有的地方，“将士亲属，动辄诬为豪绅杀之，将士财产，动辄指为地主收之，……近更变本加厉”[22]。如果说，上述观点受作者的阶级背景、思想动机及政治立场的制约，有夸大事实真相的一面，而令人难以至信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有关类似的材料报道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很难说是凭空臆想。陈独秀说，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始的幼稚行动”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等，已“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并“使湖南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3]。1927年6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又指出，国民革命军中的90%是湖南人，且其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不顾这一特殊情况令其后院起火，家庭土地财产被抄没，亲属被捕杀，士兵寄回的汇款被没收和瓜分，无疑加速了他们的分化和反动。他认为，农民的“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1]。同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中也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是错误的，势必促使国民党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15]。事实表明，湖南农民运动在处理革命军人家属的问题上的确存在过“左”举动，给相当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利于稳定军心，削弱了农村的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败坏了农民协会的声誉和良好形象，使农民运动的处境日趋困难。

　　四　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运动被降格以求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反封建斗争的不断胜利，农民成为农民协会和农村政权的主人后，沾沾自喜起来，他们缺乏长远的革命战略眼光，醉心于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企图把一切置于小生产者的轨道之下，其绝对平均主义便在运动中泛滥一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当时全省各地“吃排家饭”成风，“闹得激烈一点的地方，就相率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吃排家饭，就是聚了许多人到富户家中去坐吃”[24]，“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以致前方军食，后方民食均起绝大恐慌”。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维系小农经济的需要，各地农民还“私立银行及合作社按户勒款，威迫势禁，毫无簿据”[10]。显然，这些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不但难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促使农民的懒惰情绪，不思进取，不但不能捍卫、巩固与扩大农民运动的革命成果，也使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变成了一句空话。

　　应该承认，湖南各地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实行诸禁是必要的、及时的，尤其是严禁牌、赌、烟（鸦片）等社会公害，更应予以提倡和鼓励，以利于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有些举措则未免过当。如禁止地方煮酒熬糖，禁止地方民间艺术，禁止喂养家禽家畜，禁买南杂百货等等，这些做法虽有涤荡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提倡节俭养廉，抑制农村奢侈风气的作用，但主要还是农民企图用不现实的绝对平均的方法来拉平人们的生活，进而消除农村的贫富差别，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打击商品生产与交换，维护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极不理智的行为，其实质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在土地斗争中，一些农民从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一开始就提出“平均佃权”的口号，主张按人头绝对平均佃权，结果遭到佃户的强烈反对。旋即又提出“禁佃”主张，“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造成了会员间的严重纠纷乃至械斗[25]，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个别地方的农民甚至开历史的倒车，仿照“绿林好汉”，“行乌托邦式之举”，如宝庆（今邵阳）、汉寿乡村，就出现了类似情况[26]。诚然，对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种种做法应该给予具体分析。它有反封建的积极的一面，集中反映了广大受压迫、受奴役的农民群众渴求自身解放，实现社会平等，憧憬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27]。但是，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是民主革命的绊脚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诚如列宁说，“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的”[28]。**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其性质是倒退的、反动的，因此，“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不是凭空捏造或虚构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毋庸讳言，这些“左”的错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是用客观的、冷静的眼光正视它，用正确的方法纠正它，而不是忌讳、抹煞或掩盖它。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区委都曾主张或采取措施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鲍罗延提出，“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29]。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提出要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出：“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其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1]。这一意见显然是中肯的，对于纠正农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并使之顺利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中共湖南区委为此曾多次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农民协会自查自纠，认真清理和纠正已出现的“左”倾错误，并于1927年2月制定了《关于在农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决定在农村大力发展党组织，广泛吸收贫农入党，并要求在各地开设农运训练所或训练班，着力培养基层农运干部，引导农民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错误。他们把纠“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以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妥协路线作为交换条件，对湖南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和干涉，从而延缓以至打断了纠“左”的正常进程。如鲍罗延把当时的“一切罪过通归于农民运动过火”，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肆意夸大农民运动的消极面，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陈独秀也跟着附和[30]。这样，使反动派诬陷、攻击农民运动的气焰更加嚣张，最终导致了“马日事变”血腥一幕的发生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失败。

　　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毋庸置疑和否认。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的伟大旗帜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掀起了全方位的农村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农村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涤荡和打击，把从广东腾空而起的中国大革命发展到高潮，为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建树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诚如一位国际友人所说：“将来有勇气把中世纪的中国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既不是南方或北方的将军，也不是富有但卑屈的上海资产阶级，更不是胆小的官僚政客，而是这些工人与农民”[14]。毫无疑问，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这是运动的主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必须正视。历史学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它的基本点就在于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示真实的历史过程。农民运动亦如斯。我们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既要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和作用，又应真诚地对待其历史过失，避免流于简单和片面，犯绝对化的错误。只有这样，方能维护湖南农民运动应有的历史形象。其实，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本来就很不成熟，尚处于幼年时期，一切工作都刚刚起步，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如何领导群众运动并使之能够符合中国国情，从而稳步、健康地发展，仍处在早期摸索的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答案可循。因此，在领导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抹煞。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对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过分拔高，一味颂扬，极力回避其历史局限性的话，那么后来我党在这一方面出现的种种失误就不好解释了，至少在逻辑上无法作出交待。因为这样一来，势必给人们造成一个严重错觉：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较之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革命斗争亦即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民运动还要搞得好，层次和水平要显得更高，具有超前性（因为后者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除此以外恐怕再难找到更加合情合理的答案了。毫无疑问，这种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后果势必贬低土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了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对农民运动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中的“左”倾错误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误，但绝对不是对农民运动中失误的一种简单继承或翻版。

　　收稿日期：2000-04-21

作者介绍：李彦宏(1962- )，男，湖南隆回人，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201

范文五：【doc】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

性

第23卷第3期

2001年5月

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C,angtanNormalUniversSocialScienceEdition)

Vo1.23No.3

May.2001

试析大革命时期

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孥彦宠

(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期南湘潭411201)

摘要:史学界长期胜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论及潮南农民运动时,一直存在俯颇倾向,即只肯定和强

调其历史作用而回避其历史局限性,来挠实事求是地反映其历史发展垒貌.事实上,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

民运动中,存在不少"左"的偏差或错误.我们对待湖南农民运动不能固肯定其历史功缋而忽视乃至抹煞其历

史过失.

关键词:大革帝时期;瑚南;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局限性

中围分类号:Y.2.6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82(?01】03一OO96—07

太革命时期的胡南农民运动曾一度是全国农民

运动的中心.北传以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速度

与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范围与程度以及运动的

作用与影响诸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说举国无

出其右.基于此,论者们对它总是赞不绝口,信加褒

扬;丽对其历史局限性,则往往讳莫如深,或者轻描 菠写,或者避而不谈,甚至一概予以抹煞和否认,断 言湖南农民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 有关所谓过失的"一切传说都是欺骗捏造"和"谎 言"…,未曾也不敢全面客观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 历史全貌,实事求是地揭示出其真实的历史发展过 程.众所周知,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不可能完美无 缺.农民运动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太革命时期的湖 南农民运动中,其历史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存在着 不少"左的偏差和错误,给农民运动自身的发展乃 至整个太革命带来了负面影响,必须正确对待. 具体说来,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 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部分地区农民协会领导分子不纯

自由主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运动的健康 发展

应当指出,当时国内反动派太肆攻击湖南农民 协会领导者统统都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 运动,显然是对瑚南农民运动根本方向的恶意歪曲 和诋毁,完全有必要加以批判和澄清但同时我们 也应该看到,在瑚南农民运动的大潮中,确有不良分 子的存在,集中表理为大量的游民无产者涌人农民 协会,并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地方农民协会的领导权, 他们在运动中起了不良作用.当时有些地方,所谓 .革命先锋"实际上是一些"踏破烂皮的,挟烂牵子 的,打用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J,"真正的 老实农民不会打头阵,一般首先发动起来的是这些 流氓地痞(指游民——引者)"_3J.有些地方的游民

甚至通过"哥老会","红门教"等秘密社会组织裁断 乡曲,楹夺,控制农民协会.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中 共中央农民运动重要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并 且颇有散词.他说,瑚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 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 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i4J.1927年l 收稿日期:2000—04—21

基盒璜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COC~) 作者莆介:李彦宏(19一),男,湖南睡回人,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

国现代史研究.

月,瑚南省农民协会接到各处报告,地痞流氓纷纷混 人各级农民协会,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是年1.2 月间,**在回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发 现有些地方的农民协会里有约15%的"不良分子". 他认为,要解决"不良分子"的问题,只能在农会整顿 纪律的口号下,对群众墩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 练,决不能随便派兵抓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 长土豪劣绅的气势,也"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 白,笼统地骂'痞子"l_.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 此不难看出,在太革命的中后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队 伍并不是根纯洁的,确实存在者"痞子现象这一不 窖忽略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在提法上称之为"游民 无产者或"不良分子"而有别于此罢了.

一

般说来,所谓辩民无产者是指失去土地的农 民和丧失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就其社会地位和 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是游离于社会各阶级之外的一 个相对独立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由于完全失掉了

赖以谋生的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上无片瓦, 下无插针之地,缺乏任何最起码的社会保障,不得不 离乡背井,或以外出墩苦工,出卖手艺等手段维持最 低生计,或通过当兵,参加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寻求出 路,甚或浪迹天涯,打流当乞丐,因而他们属于瑚南 农村中的"赤贫"阶层,约占农村总人口的20%C6]. 游民无产者所处的极其低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 长期颠沛漉离,无所依靠的流民生活,势必造就其对 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的极端压抑和愤懑心 理,决定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兼具革命性和破环性 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游民无产者一无所有.没有任 何后顾之忧,极易卷人革命运动,因而在湖南农民运 动中是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革 命斗争中.鹊民无产者所选择的基本方式是一种破 环性的反抗,行为往往失控,不受约束,经常性地表 现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成为左"倾 错误滋生并蔓延的主要社会基础.诚如**所指 出.游民无产者是"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他们构成 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 难的问题.他认为,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战斗.但 有破坏性,对这一阶层,"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 种革命力量,并且意识到可以在农民运动的大潮 中加以引导,改造和整合.但问题在于,自北伐战争 在湖南胜利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异常迅猛.到 1921年1月时,全省农会会员巳猛增至此20O万人. 能直接掌握的群众达1000万人,居全国之首.而此 时的中共区委却没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客 观需要,适时实现自身角色的转换,因而,无论是在 会员积极分子中的组织发展工作,还是对运动的领

导力度都相对滞后,区委工作显得相当被动.据中 共瑚南区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瑚南农 村中的中共党员总数不过17?人,平均"1000人中 还只有C.P.同志,人,中国共产党仅仅掌握了对 县农协和部分区农协的领导权,"乡农协没宥人【, 无法实施对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管理,更谈 不上加强对农民运动趴伍中类似"痞子这样的少数 "不良分子的教育,训练和改造了.这样,就不可能 从根本上保证湖南农民协会趴伍的先进性与纯洁 性,难免出觋泥抄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 正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存在上述问题.其后果是 相当严重的.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组织纪律极度涣 散,自行其是,拒不服从上级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 自由主义严重,极端民主化倾向日益泛溢开来.据 瑚南省农民协会l9凹年披露:全省各地"区农协不 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 不相统属现象"比比皆是,相当普遍;"省农协所发 各种文告,表册,宣传品……县协并不迅速分发各 区,乡,多有原封不动,弃之屋角,甚至多拿作包裹什 物,同时,"各县因不懂政策的关系,发生了错误却 不报告省协","省农协简直失掉指挥全省工作的作 用"J.还有些地方,各级农民协会及执委,不接受 上级命令,自由行动,"或与上级发生关系而不诚 实,"不能领导农民得到训练"L.这样一来.一些 真正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赵(恒惕)叶(开鑫)残余 势力及西山会议振极右分子,乘机"j昆人农协或假造 农协",对湖南农民运动大肆进行挑拨离间和捣乱破 坏活动,"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的行为, 使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同情"j,迅速分化瓦解

而走向失败.

二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农民运动在

一

定程度上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

政治上,瑚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忽视建立 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过 "左"的口号,采取一刀切的斗争方式.如**提 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在潮南"一时流 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实际上成为当 时瑚南农民协会惩办地主豪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 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左"的口号,它投能以经济 标准即以剥削量为客观依据来区划农村的阶级界 限.把小地主,富农,一般自耕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甚 97

至开明土绅,知识分子同土豪劣绅混为一谈,造成 "土豪劣绅"的界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 观随意性.在对地主豪绅如何进行政治打击和惩办 的问题上.**又进而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不 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暴烈行 为采取过分迁就纵容和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农 民的政治斗争势必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中出现乱捕, 乱押,乱抄,乱杀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时,湖 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在给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 告中说:"土豪劣绅固应打倒.然必有法律的标准及 裁判的手续,不科农工私擅通逃.穷乡僻壤,遍设图 圊,法律由心,刑戮在口"【J.有些地方"自抒拿获游 团的事,尤在所皆有"_];而有的地方甚至视捕杀为 儿戏.随心所欲.据史实记载,某乡在开会审判一十

土豪时,到会农民皆举手赞成将其予以镇压;但当该 土豪已被处决,事后有人向与会者问及此事时,后者 竟声称根本不知道发生过此事,信口开河,不负责 任[上述情况在湖南农村是比较普遍的.中共 湖南区委也认为.有些地方,"借着打倒一二土豪劣 绅,……强奸真实农民的意见,横行乡曲,任意指认 [人]为土豪劣绅",无故逮捕,结果造成"许多正派 绅士,从前对于农民的善意,也到[都]不能保持"_1, 农村中形成了"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恐怖现象. 应该说.上面几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 的.郾湖南农民运动的政治斗争存在着较多也是较 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农民运动 的正常发展.

经济上.在对地主豪绅进行经济打击时,也出现 了较为严重的过火行为.在运动中.有些地方的农 民"擅自没收土地,擅自勒索捐款"L叫;有的地方在 "宣传工作尚未成熟之时,急于率领农民,没收中小 地主之土地,不臂是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甚至一 般农民,都得将土地悉数交出,进行平均分配.这 样,"打倒土豪劣绅大地主,而渡及一般小地主,自耕 农及稍微富裕之隶"lJ.在湘乡县,一些乡村的农 民还"向富人敲诈钱财,到富人家里大吃大喝.大群 农会会员索性安营扎寨,直到把稻米吃光了再 走[….在湘潭县,某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为土豪所 殴,"农民散千人起而复仇,杀猪三百个大吃一场而 去"[,仅此而已.这些材料,虽然有责难乃至攻击 湖南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甚至有夸大其消极面的 内窖,但从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是不能捧除斗争 过火的客观事实的.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就对此作

过披露:"最近几个月以来,革命的农民之发展过程 98

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 罚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往往殃及 小地主,"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敢式的写 捐,更使自己相斗",引起各方对农民运动的反感u5J.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经济斗争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是实行平粜阻禁.我们知道,平粜阻禁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抻制谷米价格上涨,打击地主豪绅,投机奸 商操纵市场的弁利活动.以保护缺粮步食的贫苦农 民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操作,执行过程中,各地区 往往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泥坑,自行制定阻禁政策 和措施,完全禁止粮食出境,使得甲区的米不能到 乙区去,影响了乡村之间,城乡之同乃至城市之间 的粮食与商品流通,既损害了广大自耕农,富农,中 小地主,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也绐一般农民带来了 生产,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他们对此抱怨不已.即J. 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农民协会的斗争方式过于 简单.急于求成.如对放足剪辫.农民协会会员并不 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事先去进行广泛的宣 传和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耐心细致地解释,阐明 缠足蓄辫的严重危害性与放足剪辫的重要意义,以 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而是无视农民的 政治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粗暴行事,大播一刀 切.农会会员往往"带一群人拿着剪子,接门接户给 妇女剪发,结果,"有的妇女还没有觉悟,剪了后就 哭l纠;有的地方农会"将所有女人头发都剪了,把鸡 杀了.把树全砍了"L";有的地方则不加区别地把庙 宇,菩萨,祖宗牌位,祠堂,牌坊等统统税为封建主义

传统予以砸毁焚烧一,这就势必毁坏许多文物古迹. 显而易见,处置和治理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也 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仅凭强迫 命令或实行强制干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的,否则会物极必反.

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农民运动剜表现为一 种盲目排外的倾向."毁教堂,捉外商.时有所 闻"[16j.有的农会甚至把教会的仆人和教堂雇员作 为"吃教者对待.把他们揪出来游街示众L1.在扩 大对英经济绝交的斗争中,各地也普遍地,不加区别 地把英商所有货物,商品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象征加以焚毁,结果造成市场货源短缺,供需脱节, 导致通货严重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特别是"焚烧英 油,使群众用油遇到困难,还影响到武汉市面煤油的 供应.使经售英货的中小商人受到损失.引起他们的 不满":.

三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

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一 战线队伍急剧萎缩

北伐战争使唐生智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新政府 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湖南省新政府要为武汉国 民政府中央的财政稳定付出重大努力1926年9月 以后,朔南省政府仅支付给武汉方面的军费一项,每 月就达150万元以上.然而,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 和水早天灾,湖南财政日趋枯蝎.据1927年5月2 日林伯渠向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透露:

湖南财政此前每月收入为360万元,"现在因为天灾 人祸,收入顿减,仅有七十余万,但支出仍需两百四 五十万左右",赤字高达170余万元;而且随着"税源 枯窘,湖南财政尚在继续恶化之中[州.当时,湖南 属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 粮食出口."湘省出产,圾谷米为太宗,丰年运输省 外,吸收现金,为数甚巨"LI6J.为此,湖南省政府,中 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曾屡次通令各级农会在 切实解决本地区的粮食问题外,要适当开放米禁,以 活跃城乡流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各级农民协 会表面上表示服从,实别暗中设置障碍,加以抵制. 农会"阻禁,封锁成风,禁止谷米流通,引起了连锁 反应: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革命政府的财政危机, 使"金融顿呈枯蝎","不惟行政教育经费概属虚悬. 即前方粮饷,亦未由接济",且粮荒也日益严重,这就 严重影响,制约着革命政府和湖南农民运动之间本 巳相当密切的相互台作和信任的关系,使之对农民 运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另一方面,导致商业流通窒 息,"生意凋落,…"市面极为恐慌""】.所有这些虽 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咎到农民运动上而,但也不能不 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了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解决国 民革命军的粮食给养问题,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先 后振遣军需官员到湖南各地筹集军粮,结果与农民 迭起冲突."数月以来,纠纷选见"."益阳,沅江阻 止各军采运军米";"湘阴则掠取总指挥部运送之军 米,并殴伤弹压人员;湘潭剧掠取总政治部学兵团办 就之军米,并抢杀采运人员Lls】.在其他地方,.以农 协名义呈办驻军,……采办军士立毙数人,是非曲

直,无可申辩着,不甚枚举";又如"中央政治部学生 队振员往湘购米,乃没收其枪弹而因逮其员兵.总 指挥购办军米面擅自夺而分之,不特禁米流通,且欲 绝前方食品.武装同志头脑简单,深为此惧.而感 [思]想受特别刺激矣"J.对此,中共领导人苏兆征 曾不无遗憾地说,"湖南的米,……车来是可以来(武 汉)的,因为路不通,阻住了"LlO],苏的这番话不无道 理,应该说基车上反映了上述情况.诚然,在采办军 粮的过程中,军趴采办者对此应该是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筹粮过程中往往出 于自身升官发财的利己私欲,或从中中饱私囊,或使 军米数目远远超出原有定额而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 利益,因而理所当然为农会所查没,违规者也自然受 到农会的严肃查处和惩办,双方互不相让,以致发生 矛盾和冲突.不过,农民方面的责任同样也是不能 推诿的.基于此,湖南省农民协会白1926年下半年 起,多次通々各级农民协会要以大局为重,适当开放 米禁,积极筹集粮食以纾解武汉粮荒,支持河南前线 的北伐军作战,但收效不太,各级农会依然我行我 素,省农协的指示和命令基车上变成了一纸空文. 直到1927年5月中旬,省农协方才接到各属报告,勉 强征集了l7万担粮食L19_,但转运之事则因旋即发生 "马日事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处理革命军人的家属问题上,农民运动同样 犯有"左的错误.在运动中,打击革命军人家属的 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迩来迭据报告,各处农民协 会往往有幼稚过当之举动,或对于军人家属加以扰 害,或对于军人财产加以剥夺",?;"前敌军人在湘 各县眷属财产,常被暴徒抢掠,甚至兵士付洋数之回

寡养赡,亦披农会夺去,妻室被人奸诱离婚,种种令 人痛心之事,不绝于耳,军心极为不安.异常焦 灼";面有的地方,"将士亲属,动辄诬为素绅杀之, 将士财产,动辄指为地主收之,……近更变本加 厉丑l如果说,上述观点受作者的阶级背景,思想 动机及政治立场的制约,有夸大事实真相的一面,面 令人难以至信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有关类似的材 料报道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很难 说是凭空臆想.脒独秀说,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始的 幼稚行动"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等.已 "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井"使湖南的军官成抱不 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L.1927年6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 央政治局的意见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又指出.国 民革命军中的帅%是湖南人,且其大多数军官来自 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不顾 这一特殊情况夸其后院起火,家庭土地财产被抄没, 亲属被捕杀,士兵寄回的汇款被设收和瓜分,无疑加 速了他们的分化和反动.他认为.农民的"这些过火

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 成**反农民的联台战线.那些家中遭到}申击的军 人.更是愤怒".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 抱有敌意"….同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 五号》中也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是错误 的,势必促使国民党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 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 动I5J.事实表明,湖南农民运动在处理革命军人 家属的问题上的确存在过左"举动,给相当一部分

中下层官兵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利于稳定 军心,削弱了农村的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败坏了农 民协会的声誉和良好形象,使农民运动的处境日趋 困难.

四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运动被降

格以求

随着农民运动的探人发展,反封建斗争的不断 胜利.农民成为农民会和农村政权的主人后.沾沽 自喜起来,他们缺乏长远的革命战略眼光,醉心于追 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企图把一切置于小生产者的轨 道之下,其绝对平均主义便在运动中泛滥一时.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当时全省各地"吃排家饭 成风,"闹得激烈一点的地方,就相率于青黄不接的 时候吃捧家饭,就是聚了许多人到富户家中击坐 吃","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以致前方军食,后方 民食均起绝大恐慌.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维系小农 经济的需要,各地农民还"私立银行及台作杜按户勒 教,威迫势禁,毫无簿据[】o】.显然,这些做法是十分 有害的,不但难以词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促 使农民的懒惰情绪,不思进取,不但不能扞卫,巩固 与扩大农民运动的革命成果.也使砸碎一个旧世界, 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变成了一句空话. 应该承认,湖南各地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实行诸 禁是必要的,及时的,尤其是严禁牌,赌,烟(鸦片)等 社会公害,更应予以提倡和鼓励,以利于净化农村社 会风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有些举措则未免 过当.如禁止地方煮酒熬糖,禁止地方民同艺术,禁 止喂养家禽家畜,禁买南杂百货等等,这些做法虽有 涤荡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提倡节俭养廉,抑制

农村奢侈风气的作用,但主要还是农民企图用不现 实的绝对平均的方法米拉平人们的生活,进而消除 农村的贫富差别,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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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打击商品生产与交换,维护封建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极不理智的行为,其实质是绝对平均主义 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风作浪.与此届时.在 土地斗争中,一些农民从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一开 始就提出"平均佃权"的口号,主张按人头绝对平均 佃权.结果遭到佃户的强烈反对.旋即又提出"禁 佃"主张,"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 产".造成了会员问的严重纠纷乃至械斗【引,给农村 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个别地方的农民甚至 开历史的倒车,仿照"绿林好汉"..行乌托邦式之 举",如宝庆(今邵阳),汉寿乡村,就出现了类似情 况J.诚然.对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绝对平均 主义的种种做法应该给予具体分析.它有反封建的 积极的一面,集中反映了广大受压追,受奴役的农民 群众渴求自身解放,实现社会平等,憧憬幸福生话的 美好愿望.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 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 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 的驯.但是,在中国社会已经进人无产阶级顿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o世纪2o年代,这种绝对平均 主义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是民主革命的绊脚 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诚如刊宁说,农民的平均 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 的"【丑.**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

"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其性质是倒退的,反 动的,因此,"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 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 妨碍的"L刮.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期南农民运动的历史 局限性不是凭空捏造或虚构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历 史事实.毋庸讳言,这些"左的话误在农民运动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是用客 观的,玲静的眼光正视它.用正确的方法纠正它,而 不是忌讳,抹煞或掩盖它.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农 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中共湖 南区委都曾主张或采取措施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存 在的"**错谡.鲍罗延提出,"要纠正农民运动的 '过火'行动"J.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提出 要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的"**错谡,指出:"我们 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井

揭露其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 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 碍.这一意见显然是中肯的,对于纠正农民运动 中的"左'.倾错误,井使之顺利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 导意义.中共湖南医委为此曾多次发出通告,要求 各级农民协会白查白纠,认真清理和纠正已出现的 "左"倾错误.并于1927年2月制定了《关于在农村中 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决定在农村太力发展党组织, 广泛吸收贫农入党.井要求在各地开设农运训练所 或训练班,着力培养基层农运千部,引导农民运动措 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 鼓.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又走向另一个极 端,犯了**错误.他们把纠左"的希望完全寄托 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以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妥协路 线作为交换条件,对湖南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和干涉, 从而延埋以至打断了纠"左的正常进程.如鲍罗延 把当时的"一切罪过通归于农民运动过火,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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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肆意夸大农民运动 的消极面,否定其巨太的历史功绩.陈独秀也跟着 附和【.这样,使反动派诬陷,攻击农民运动的气 焰更加嚣张,最终导致了"马日事变"血腥一幕的发 生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失败.

葫甫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巨太的,毋庸置疑 和否认.太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国共台作的伟太 旗帜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掀 起了全方位的农村太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在农村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涤荡和打击,把从广东 腾空而起的中国太革命发展到高潮.为推进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建树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诚如一位国际友人所说:"将来有勇气把中世纪的中 国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既不是南方或北方的将军, 也不是富有但卑届的上海资产阶级,更不是胆小的 官僚政客,而是这些工人与农民圳.毫无疑问,湖 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这是运动的主 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必须正挽.历史学是一 门很严肃的学科,它的基本点就在于充分尊重历史 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示真实的历史过程.农 民运动亦如斯.我们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既要充

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和作用,又应真诚地对待其历史 过失,避免藏于简单和片面,犯绝对化的错误.只有 这样,方能维护湖南农民运动应有的历史形象.其 实,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竞本来就很不成熟,尚 处于幼年时期,一切工作都刚刚起步,对于中国革命 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如何领导群众运动并使之 能够符合中国国情,从而稳步,健康地发展,奶处在 早期摸索的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答案可循.因 此,在领导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一些失误是 很自然,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太可不必大惊 小怪,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抹煞.不言而喻,如果 我们对太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过分拔 高,一味颂扬,极力回避其历史局限性的话,鄢么后 来我党在这一方面出现的种种失误就不好解释了, 至少在逻辑上无法作出交待.因为这样一来,势必 给人们造成一个严重错觉:太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较之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 运动特别是农民革命斗争亦即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民 运动还要搞得好,层次和水平要显得更高,具有超前 性(因为后者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除此以外 恐怕再难我刊更加合情合理的答案了.毫无疑问, 这种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其 后果势必贬低土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造成人 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而恰恰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无论从广度和深度 而言.都远远超出了太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是 对农民运动内容的进一步探化和发展,其中的"左" 倾错误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误,但绝对不 是对农民运动中失误的一种简单继番或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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