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之下,通过暴动夺取了政权,开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尝试,这在地球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这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自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可歌可泣、艰辛努力、影响巨大的第一次,是人类自觉的开端,从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掌握政权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并没有珍惜这一历史的机遇,他们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作为农业社会的反叛者,他们并没有经过现代性的完整启蒙,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创造,结果,他们在封建时代的专制和等级观念驱使下,选择一种更落后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之下,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权力的有效约束,于是很快变成政治领导人的独裁,社会蜕变为一套政教合一的新的等级制。
苏联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重重包围与攻击下,曾经一度走向了军事上的辉煌,但是,70年后,主动地向资本主义投降。两种制度竞争的结果,暴露了社会主义本身的致命缺陷:计划经济的低效率,政治不民主导致决策的错误或者政治政策的反复动荡耗散社会的发展要素,权力缺乏制约导致无法控制的腐败、权力奴役和政治迫害,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积极性普遍受挫,从而整个社会趋于全面溃败和破产。
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制度失败,既有理论上的缺陷,也有实践上、技术操作上的失误。
一.理论与实践的悖谬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发现所总结的“历史发展规律”,并非其宣称的那样必然和等同真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盲人摸象摸到的社会规则的局部。把一个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这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走向了神话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权力垄断的格局之下,权力意志可以轻易凌驾于政治信仰之上,即使当权者背叛了曾经公开宣誓的誓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被强行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权很快蜕变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度、政党专制,但仍然以社会主义为幌子,从北朝鲜、越南,斯里兰卡到卡扎菲政权,国家名称都贴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标签,但其制度实质却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欧洲曾经相当普遍,很多教会组织以上帝无限仁慈的名义,奴役和剥削信徒。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理论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实践者不得不做变通。当一个建筑施工队面对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设计图纸之时,按照图纸不可能成功,自己又没有修正图纸的能力,但这个自私的施工队不愿意放弃自己业已获得的承建地位,最终是霸王硬上弓,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重新解释理论,设计图纸,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他们的唯一权威地位,就必然选择神化他们自己,拒绝理性的怀疑和质疑。他们不能从理性上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一定会选择用暴力维护他们的正统和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历史”的核心理论,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演绎结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产生。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生产关系”实质上不是指生产中的人际关系,而是经济关系,是在生产过程形成的生产组织关系和资源与利益的分配关系,其中的核心是所有制形态,这种生产关系是一种政治性、制度性关系。
上述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本身是一种非实证的嫁接。生产力是一种技术性结构,而生产
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政治结构,这两种结构肯定会相互作用,但是,我们更多地看到,是政治结构制约着生产力,而生产力不一定就可以决定政治结构。比如,在某些地区,即使拥有先进的核武器和登月航天技术,其政治结构依然可以是专制性质的,依然可以产生一种奴役性质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
马克思等人分析社会结构演化,勾勒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演化序列,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观察结论,相应的制度的形成,并非由生产力决定。比如,在近代,相对文明的欧洲人把落后的非洲黑人虏掠到美洲做奴隶,这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
奴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种族主义性质的等级制。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种族部落或者个人,被迫成为奴隶;官府往往也可能把一些犯人罚为奴隶,在中国古代,由于女性被认为比男人低贱,所以,女人也常常被当作奴隶买卖,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有报道说,还有人把非洲女性带到美洲去做家仆。
在封建-等级制时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当然有的地方也具有人生依附关系,即农奴本身是农奴主的私人财产。从人生依附到雇佣关系,体现了底层人身份的上升,中国的农民还享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的权利,这种进步,也不是因为生产力的缘故,而在于社会政治对人的权利的认定,来自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契约化,在财富越来越依赖知识与智力的时代,雇佣工人同资本家的身份也开始模糊。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趋势,是人与人之间从强制向契约、由依附向平等的变化,在根本上说,生产越是依靠人的知识和智力,就越需要有效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必须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在近代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工商业城邦的兴起,是由于奴隶的逃亡,重新聚集,也就是说,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导致新的生产力的形成。
奴隶制的终结,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因为奴隶的反抗逃跑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地主或者资本家不得不雇佣一般平民来建立新的生产合作关系。在欧洲经历了中世纪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积累之后,城市开始发展,工商业的城市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层对封建等级制的反对,关键还在于利益冲突,封建贵族和官僚阶层按照身份和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模式同工商业力量通过市场平等地配置社会资源之间构成了利益冲突。多方冲突的最终胜利方,只能是道德占据优势并且更符合社会功利增长的那一方。
在近代社会,先进民族对原始落后民族的征服,以及现代理念的传播,导致一些原始社会组织很快过度到市场制度,这种制度的变化,不是生产力带来,而是制度的直接引进,这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不需要生产力支撑也可以发生,这实际上轻易就证伪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从农业社会的俄罗斯和中国直接出现,同样就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现象。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者从掌握政权开始,就实行权力的垄断性、等级性安排,用专横的制度体系屏蔽所有的质疑,制度以扭曲理论的方式演化,但得不到纠正,特权势力也不想纠正,这就必然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虚伪,才可能掩饰这种扭曲。执政者通过非正当手段或程序窃取政权,只能采取高压手段,压制那些坚持传统程序正义的人和那些因为僭越者的出现而被剥夺了权力和权利的人,这种现象在古代被称为僭主政治;而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者则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僭越者,建立起来的是观念的僭主政治,在政治信仰和逻辑上同马克思主义发生背离,但又必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因为当初吸引民众追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种种幸福生活,这样一来,僭主政治集团必须同时采取严厉的社会管制和舆论管制。柏拉图洞察到圣明君主的独裁统治可以带来最好的社会秩序,形成最为强大的社会共同体,但他也明智地指出,这种专制一旦蜕变为僭主政治,就会逆转为最为恶劣的社会制度。现代政治表明,恰恰是民主制度才是避免僭主政治的唯一途径。
历史的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观念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其核心是制度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法律观念和制度的发展。制度就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的进步依靠设计制度的知识、理念和建构制度技术的发展。
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是自发、偶然的生成和积累,自然条件、掠夺性民族战争则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相反,阶级斗争只会破坏生产,导致社会积累的财富被用于人类的自相残杀,它虽是经常性的社会现象,却不是推动性的力量。阶级斗争并不是解放人(人类)的合理合法的手段。而且,阶级斗争并不能消灭阶级本身,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每一次阶级斗争,仅仅是实现了改朝换代,基本的社会制度结构丝毫也没有受到动摇,所以,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轮回与循环,而且,这种政治上改朝换代的代价是周期性战乱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延缓社会文明的积累进程。
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念进化缓慢,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存方式的落后,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土地的配置则受制于暴力和暴力建立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通过一个社会权力结构去维护,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依靠联合的暴力来建立,从而形成权力的垄断,在利益最大化的权力逻辑之下,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形成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于是,古代社会的进化动力,主要来自生产技术的偶然性积累,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契机。
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在古希腊很早就开始工商业文明?其原因在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臵,便利的航运条件刺激了商业和海外掠夺的发展,加上地中海式气候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农业生产活动没有构成当地居民的主要任务,通过海外掠夺和商业,形成了极大的财富,从而带来富裕的城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工商业的生产模式。而中国这样的大陆地区,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在等级模式的政治奴役之下,民众普遍贫困,很难有剩余消费能力,从而无法支撑商业活动,周边民众也是普遍贫困,掠夺战争的战利品也仅仅是不能搬走的土地,从而只能延续农业生产的方式。
近代历史产生的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的观念,则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驱动的。这些观念一旦产生,就可以反过来推动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变革。
社会主义的观念,则是庞大的劳工阶层在极端恶劣的生产生活处境之下,渴望自由和富裕的心灵投射。他们在当时无法找到合理的解放路径,而把获得工厂支配权作为解放路径。但显然,任何一个传统企业总是需要大量辛苦劳作的普通劳动者和少量管理者,这是企业的技术性结构决定了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里,也要面临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分工。20世纪的历史证明,科技进步是解放不自由和贫困处境的根本性力量。科技进步使机器解放越来越多体力性劳动,现代企业里面的科研和技术人员比重越来越大,企业劳动者的自由越来越多,而收入越来越高。这就是说,技术进步,劳动素质的提高,才是获得自由解放的正当途径,而不是暴力革命。即使工人赶走了资本家之后,他们还是要在内部竞争中产生企业的管理人员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还是要担当生产系统中的工具角色,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没有民主机制,理论家的乌托邦设计很快落空,因为企业的管理权,企业利润的分配权,很快落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官僚体系之中,工人仍然遭遇制度性剥削,而且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
按照前面章节提出的“工资=劳动力效用×需求量/供给量”的公式,劳动者改善自身处境的合理途径,就是提高自身的劳动力效用,通过学习、培训把自己变成优秀的技术人员、创意人员、管理者或者销售者,就可以获得更高报酬,更多外界尊重,更快地积累财富;有了足够的积蓄,可以去做最想做的事情,获得自主与自由的基础。这是最合理的改变命运的途径,而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也应该有帮助底层劳动者提高劳动素质和能力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血缘继承制度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在一个最初平均的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下,由于个人能力、人生态度和外部机遇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个人和家庭之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这种分化是自然而必然的分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当这种分化通过血缘继承制度,把上一辈自然形成的正当的不平等传递和固化到第二代,第二代之间的竞争就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再加上个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能力、人生态度和机遇上的差异,就会继续扩大已经形成的不平等,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必然产生贫富贵贱的两极分化,成为界限分明而稳固的阶层,即阶级。
即使通过暴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起点,在血缘继承制度之下,仍将重新积累新的阶级分化。历史又将轮回。虽然公有制的设想意在消除这类历史的轮回,但是,只要血缘继承制度存在,不平等的积累也必然产生。社会不公的根源的核心因素是暴力主宰,另一因素就在血缘继承制度,血缘继承制度是私有制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要让政治家意识到血缘继承制度上的问题,还需要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思想解放:人在本质上不是DNA控制的存在,而是意识存在、有信仰的存在,血缘关系和家庭血缘继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DNA所影响和设计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从唯物主义立场肯定人是历史(作为进步的历史)的创造者,却没有区分是什么样的人创造了历史,也未能明确说明是如何创造了历史。人创造历史的进步不是通过战争去创造的,而是通过自发或者主动的科技积累、制度改进。在漫长的自发历史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生命活动中,仅仅扮演了重复的、为简单肉体生存而延续的生命角色,并没有推动历史的作用,只有少数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者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者,才真正创造了历史的进步内涵。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所作出的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论断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日益激化而是日益消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的内部战争就基本上终止了,而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没有上升,现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同传统专制社会的冲突,以及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和种族主义性质的冲突——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两大冲突。
生产力确实是社会结构中的关键性力量,但生产力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会制约生产力。落后的、不公平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人的积极性受到抑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为了获得发展,将会产生挣脱各种政治束缚的力量,从而起到间接改良社会政治的作用。比如,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带来科技革命,使财富的来源建立在技术性生产活动中,从而决定性地宣告依靠暴力和等级秩序配置利益模式的终结,推动了民主制度的生成。
而解放生产力,也确实需要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主体的是人,是人的能力,所以生产力的解放实质上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前提,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成为权利平等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空间,这首先就需要政治制度上消除权力垄断,实现民主,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公平的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比如消除血缘继承制度。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首先解决政治民主问题,那么,人的解放就成为空谈,无权民众必然遭受权力的奴役和剥削,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注定堕落成为奴役性质的制度现实。
资本主义问题的核心确实在于私有制,私有制导致人类的资源为私人目的所消耗,人类的命运被绑架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竞争社会之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就只能是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民主,并用人类主义的理念重新设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手段异化了目的,连基本的政治民主都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在比资本主义制度等而下之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结果就只能是沙上聚塔,南辕北辙。
一个同理论背道而驰的实践要取得成功,那是相当的困难,就好比我们要建设一栋前所
未有的现代化的大厦,却没有按照设计图纸去建造,成功的几率有多大?除非实践者比理论家更高明。但很明显,那些实践者主要是那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军人,是社会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他们无视设计图纸,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这需要怎样的天才才可能实现?实际上,他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幌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苏联没有出现最高权力的血缘世袭,仅仅是权力的终身制,从而避免了向传统封建王权的回归,但由于这种机制带来的权力竞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政治更加黑暗和残酷。实践和理论发生矛盾,呈现的就是由本人命名的观念的僭主政治,为了避免民众质疑,必然禁止批评和质疑,这就导致思想的进一步僵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专制之实,必然导致政治上指鹿为马,上层建筑成为败坏社会诚信的最大根源。
既然理论上不成立,这样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是暴力武装的胜利。胜利了的暴力当仁不让地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自己合法性依据,但实际上,却不得不背离他们表面上信奉的真理,并通过控制舆论来维护其政治话语解释权。在实施对社会的统治过程中,也不得不实施言论管制来消弥其理论和行为之间的紧张。当争论被禁止,把马列宁主义宣布为真理同基督教教会把把基督教教义宣布为真理一样,只能依靠迷信和强权——强制性服从和强制性教育。理性上的危机也导致了实践者很难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制度建设,而是采取独断的方式实行权力垄断。
所谓权力垄断,就是权力不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没有竞选和普选,暗箱操作,民众无权监督和批评,社会权力由掌权者通过军队、警察和监狱实施垄断,不允许社会公众染指。这种权力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私有制,同单纯的经济私有制比较起来,更容易带来不公平,因为权力天然具有的扩张性,必然进一步侵入经济、文化、精神的各个层面。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权力垄断,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理想,从一开始就成为虚妄。很明显,政治权力这一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按照私有制的格局设置,就意味着这样的制度比资本主义落后,毕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民主,其实也就是一种公有。而政治权力的垄断必然膨胀到经济领域,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按照权力意志配置,形成经济制度上的私有制。这种权力私有制是一种等级分配模式的私有制,资源按照权力大小等级配置,所以,首都总是最繁华的城市,然后是省会、市一路下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的胜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苏联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并进一步发生难以抑制的蜕变,如果给蜕变了的社会主义做一个性质界定,它的特征是:政治专制+经济等级制+政教合一,蜕变为一种具有现代伪装的封建制度,普通民众从人身到精神都依附于权力集团,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都受到权力意志的钳制。这一制度同封建皇权相比,由于权力难以世袭,权力的更替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各级官员的短期行为,这样的制度很容易动荡乃至因为权力斗争而发生种种冲突。但由于普通民众权利一直被压抑,相对一盘散沙的民众,政治势力一直努力保持暴力的绝对优势,即使权力内讧经常发生,也难有普通民众伸张权利重建制度的机会和空间。
在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性预言虽然得到印证,但并非真知灼见,因为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从公有制通向奴役,而是一开始就从剥夺和奴役通向更大奴役和最终的破产,公有制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苏联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一个“专制-等级制”的制度形态,一开始就是是权力垄断和奴役。这哪里是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公有制呢?实际上是典型的私有制,而且是远比资本主义落后的私有制。但是,因为当权者牢牢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从而依然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们是最进步的社会制度。
二.权力垄断+政教合一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失败,关键在于没有建立民主政治,这是最根本的失败。
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保障相对完整,市场经济的分配也相对公平,这样的政体很难产生不共戴天的敌人,更难吸引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对抗,所以难以酿成打规模的暴力对抗。而在那些从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地区,人们既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而是承受生产力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工厂的艰辛和强制),同时遭受到传统等级制度的奴役,结果社会矛盾尖锐,冲突频繁,革命意识炽热,暴力也很容易掌握那些渴望富裕并迫切希望解除压迫的群众。
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主张红色恐怖的布尔什维克党处于相对应的白色恐怖之下,姑且承认它的成员主体是那些要求民主、自由、尊严、平等的正义者、被压迫者,这决定了这个组织的主体是纯洁的、进步的、具有正义感的而且是富有牺牲精神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也能够得到社会上被压迫、被奴役者和正义者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在那些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地方取得胜利也有着具体历史的必然性;取得胜利后,由这样的群体来执政也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是通过选举也会是这样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的暴力革命,仅仅发生在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但是,成了执政者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来不承认他们建立的制度没有民主。
他们不承认,其实只能表明他们的虚伪。民主内涵之一,是权力由民众授予,必须有真正的民选;民主内涵之二,权力需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开放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组织的制约,这就要求有不受权力管制的舆论和自由登记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相互制约,如果政治格局形成权力一家独大,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横,这样的绝对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蛮横。
苏联政权的形成最初来自于武装暴动,暴力武装的胜利当然具有一定民意的基础,或者是民意的反映或选择,但是,这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缺乏程序正义就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暴力取得的政权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手段来进行重新确认,以建立和平理性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民主的完整内涵,不仅仅在于开放民选的权力来源,还在于民众具有对权力的监督权和重新选择的权利。但是,掌握政权的官僚群体并没有推动民主进程,他们进一步把由暴力获得的权力垄断起来,拒绝民意审查和选择,在权力更替的时候,拒绝公开的选举,拒绝实行竞争性质的差额选举,而是实行权力集团的内定,暗箱操作。他们这样做,既出于不自信,也出于自私。这些人在骨子里贪婪自私,而且极度虚伪。明明强奸民意,却又利用完全控制了的舆论把自己标榜为为公仆,明明是大肆攫取了本该属于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却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当时苏联这一新型社会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看出,执政党实际上拥有社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权力,但这一权力是暴力的选择,始终没有体现为民主程序的选择,最终,这一权力很快演变成了垄断性权力。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人是以消灭剥削、反帝(反市场私有制)反封建(反专制、等级制)为目标的,但在革命胜利后,虽然经过暴力的专政手段消除了“剥削”阶级,并从舆论上肯定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的的政治制度,暴力胜利者的专制代替了皇帝的专制。这种专制实质上也属于私有制,而且,它产生权力剥削和精神奴役,最终是权力的剥削制度代替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制度。
带领民众反剥削反压迫的人,事实上成了更贪婪更有恃无恐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仍然是传统暴力社会成王败寇的历史演绎,只不过这一次,披上了更为现代的外衣,他们不但有暴力,还有颇具迷惑性的“真理”,因此其奴役更为深重。过去的奴役,或许只是肉身上的,现代奴役,则进一步上升到精神层面。。
第一,不妨假定指挥战争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了当时最为正义的社会信念,但是,这绝不表明他们就具有了管理、领导社会的能力和道德。虽然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
但枪杆子绝对建设不了政权,社会管理需要法律的、经济的、科技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从常识来说,阶级斗争胜利之后,那些暴力革命者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他们理当凭其本身所有的专业能力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他们过去付出的牺牲和功劳,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奖金和荣誉。但是,在事实上,从战场上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武装当仁不让地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领导者、决策者。这种情况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他们是凭武力而不是和平的能力获得对社会的领导权的,这好比说一个三流诗人在战场上打仗打赢了,难道就可以成为领导诗歌界的领袖?他们不是专家却霸占了本该专业人才拥有的职位。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平不满,他们只能独断独行、并排斥那些专家。这实际上表明那些所谓的革命者、革命家,也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如果真正是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就应该把权力交还给人民,推行民主制度,让人民去作出选择;如果信任人民,也应该相信人民选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这说明什么?说明唯利是图不仅是资本家的本性,也同样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本性,但资本家只图经济上的利益,布尔什维克党人还要图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利益。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而比无产阶级更先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罢了。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也显然具有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的本性,这种本性只不过被资产阶级压抑着罢了。这种分析的逻辑,恰恰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论。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取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不再是受迫害的对象,他们具有了领导、决策权、利益分配权,再没有血与火的考验,执政党人头上笼罩的是进步、正义的光环和领导社会之权力和无以估量的边际利益,于是,那些谋私利者、野心家(这种人在社会中是很多的)就会蜂拥而入,他们千方百计加入执政党,进而攫取各级领导职务,从而把一个曾经可能坚持真理、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集体异化为谋私利的大本营。权力缺乏制约,执政党不受外部约束的领导权毫不犹豫地演变成自私、贪婪、野心之徒的独裁。
没有竞争性的执政党何以无可避免腐化变质?
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领导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权益是诱因外,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民主制度的制约,不可能屏避那些钻营者的加入。加入执政党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良心和所谓的政治觉悟。那些自私自利者很容易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拥护党的纲领的虔信者,并极尽所能讨好当权者,然后他就可以通过宣誓加入执政党。当这些人的比例超过了那些正直善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他们就会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排挤出去,实现和平演变(这种演变同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不同,它是悄悄的腐败堕落)。为什么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最终成为党内的多数派呢?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偏低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是自私的,在法制不健全的人治制度之下,自私的人、邪恶的人往往比正直的人更勤于钻营、更善于钻营,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在权力主导社会的制度格局下,要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占有社会决策权,加入执政党成为谋私利者谋私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在人治的权力结构中,权力者要建立自己的权力羽翼,必然按照亲疏关系选择同党,这给钻营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人治的政治格局下,权力竞争也是按照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的,人们正常的聪明才智和正直品德就不可能发挥作用,那些自私邪恶的伎俩才如鱼得水。
一则,没有建立民选机制,权力运作在权力结构内部暗箱操作;二则,革命党的道德伦理原则是利他主义,所以,真正的革命党人必然品德高尚,是谦谦君子,不屑运用卑鄙手段去保持自己的地位,在同自私自利和邪恶的人竞争中,那些正直高尚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失败,注定会被排挤出去,被人治的制度所淘汰。
执政的革命党在和平年代里无法阻止自身的蜕变,还在于社会舆论被唯一的执政党全权控制,立法、执法、裁判的权力都由执政党支配。执政党的内部约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有
限约束,另一方面是道德软约束,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即是通过党员高度的道德水平来达到,这就像基督要教民抛弃私心一样只是一厢情愿。当谋利私者进入执政党和权力的领导位置之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要加强领导权威,另一方面又弱化监督和约束。没有约束的权力本身,就成为掌权者为所欲为的护身符,领导干部违法犯罪之后,一般还可以保留党籍(诸如警告和留党察看),或以权力充抵罪过,或者通过简单地调换工作单位,经过一段时间的隐身之后东山再起。在更多的时候,党政干部违法犯罪之后,总是被保护起来,其罪行被隐藏起来,以维护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和在民众中的权威。蜕变了的执政党及其官僚体系已不再是什么进步的先锋队,而是一种纯粹的利益集团,贪婪、专横与邪恶的渊薮。
第三,权力垄断的执政模式既要求全社会无条件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在党内又要求全党紧紧围绕党中央,而党中央是少数人(往往由某一个实权人物主宰)组成的一个小集体。所以,党的领导的实质是某几个人的领导或某一个人的领导(他既是党的最高领导,而且常常掌握军权)。这就产生了极权。整个社会按照同样的模式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统治模式。
由于执政党的成员并不是由民众选举,而是由党组录取(这种录取不是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和公开化的操作,而是由党组成员或某个负责人说了算),因而,执政党并不代表民意。随着执政党内部成员构成的整体变质,就使执政党彻底地变成一个拥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成为寄生性、奴役性、掠夺性的社会特权阶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完全可以称呼他们为官僚阶级。它通过现成的政治模式形成权力的垄断。一旦执政党内部产生的领导人是自私的、邪恶的或无能的,整个社会就无条件地接受一个自私、邪恶或无能者的管理和支配。邪恶的专权者为了自我保护,又会千方百计压制善良、正义和杰出者,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在社会信仰和教育层面,“坚持党的领导”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宗教化取向。党(组织)是神圣的,是天然地正确,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了一种虚拟的更是强行规定的神,要求人们像对待神一般听从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既没有无所不能的神,也没有永远正确、永远大智大慧无所不能的“党”。在这样的氛围下,你质疑上帝或者佛的存在,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质疑执政党,就将面临失业甚至坐牢、发配西北利亚的危险。在这个层面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就成了教皇,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决策权。为什么会演变为政教合一的制度,就因为垄断权力需要愚民,也因为权力垄断势力的极度贪婪,他们要攫取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信仰的全方位的利益。没有制约的权力不断扩张到极致,就必然产生政教合一。不断膨胀的权力最终不仅要谋求世俗的权力桂冠,而且要进一步占据信仰的宝座。
党是由人组织的,党的性质是由它的成员的性质决定的,而不可能由它的纲领或领导人自吹自擂的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所决定。人本身才是决定的因素。作为个人的党员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这样)把即使是最完美最高尚的信念变成一纸空文,变成最具欺骗性的幌子。在现实操作上,“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坚持某些人的领导,坚持斯大林或者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即“党中央”成了党的理所当然的代言人,说得准确一点,党的领导人、“党中央”借用“党”通过政权、舆论宣传形成的绝对权威在发号施令。“党的领导人”和“党”在舆论上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这是一种偷换概念)。正如萨达姆要作恶时总要以真主的名义一样,腐化堕落了的书记、支书等要维护私利时,也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利益由官员占有,后果由公众承受,负面责任由非人格的组织承担和消解。法律既然赋予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党的领导人也就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所以,这种一党政治不可避免要沦为人治、专制。这是“解放人民大众”的崇高的(也是乌托邦的)信念悄然、而且必然地发生逆转的密秘。
这种制度模式下,不仅仅有一个最高的独裁者,更为恶劣的是,整个社会都被套在专横
强制的森严壁垒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单位,都是等级性的专制模式。每级党政官员一把手的权力都来自其上级任命,上级是他的后台,每个官员对其权限内的人事拥有专断独裁的权力,所以,社会被层层控制,层层奴役。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官员,对上级是奴才,对下级就是暴君,无权的老百姓就对他们的子女施展专断的权力。这一制度模式对每一个人的人性都带来了扭曲和异化。并在国民性上滋长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信念,导致整个国民同时具备专横性和奴性混合的劣根性——对上是奴性,对下是专横性,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恶劣的实用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专断的政治模式很快会堕落成金字塔式的专制-等级模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被腐败、专权者所层层控制,人民无法逃避权力的压迫和奴役。一旦无能者、野心家、自私、偏执、邪恶的人混进了社会管理层,它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大肆扩张,势不可挡。特权政治为邪恶产生提供沃土,并为产生出来的邪恶产生五重保护机制:
一是专政的暴力机器保护;二是被官方控制了的舆论和教育(它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培养民众对独裁政权像神一般的信赖和驯服)的维护;三是长期的宣传教育、信息封锁和暴力迫害产生了人民的麻木、缺乏判断力的社会默许的保护;四是政府成了各级官员谋私的大本营后,官僚们为了自己特权和私利,就一定会聚精汇神地主动维护那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五是建立起严密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职业控制、告密制度、秘密警察、监狱、批斗和暴力垄断(禁止民间集会、结社和拥有武器)达到对社会的全方位钳制。
一旦专制政权被无能、自私、邪恶势力把持,专制就成了无能、自私、邪恶的有力保障。没有人能进行纠正、没有人敢进行纠正。原本维护社会主义的专制摇身一变,成了侵蚀、歪曲社会主义的邪恶专制,公有制的理想变成等级制奴役的现实,而且仍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使社会主义理想成为为虎作伥的道具傀儡,为觉醒的人们所唾弃和恐惧。
马克思本身对官僚主义做过深刻的剖析,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0—302页):
(1)私利原则。马克思称之为国家的同业公会。权势或财富是官员的为官之道。政府就是官僚谋私的大本营,是一种特权的产业。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自私自利正是人的共同本性,不仅资本家是这样。
(2)权威原则,权威是压制愚民的最佳手段,在专制体制下,必定控制舆论,压制不符合官僚自身利益的言论和信息。从原则上说,大凡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而不会害怕攻击,但专权者往往是混进来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不学无术,而其权力来源往往也存在污点,因而就特别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就必须摆出一副世与无争的官架子,要用暴力、用“体制”来规定官员、特别是领导人不容臵疑的神圣地位。即使是白痴,也要让民众当天才来崇拜,他的话也就是金科玉律。因此,**时有个叫陈永贵的文盲农民当上副总理之后,他的讲话也同样成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重要文件,全国的专家学者都要聚精汇神地学习、研究和执行。
一方面,在强制性权威原则的灌输下,人民不敢批评与反对,最终连批评与反对的意志和能力都丧失了,当权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颠倒黑白,恣意妄为。政府的失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指出,甚至千方百计不让民众知道,任何政府行为都被标榜为英明决策(党把知识分子流放到西北利亚的时候,是党的英明;党把他们从西北利亚放出来,更是党的英明)、伟大创举,包括那些背叛信仰的行为,在这时,老百姓早被驯化成没有判断力的猪和羊。
民众没有言论、出版、选举和结社的权利,而只有举手同意和严格执行的义务,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社会决策由权力机构内部暗箱操作,这种政府实质就是黑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养育了腐败无能的官僚阶层。在专制体制里,掌权者靠的主要不是个人安邦治国的能力,而是裙带关系,是同流合污的卑贱、尔虞我诈的伎俩,越是见风使舵、谄谀奉迎、阴险卑劣的人,越是如鱼得水,臭味相投,越容易“脱颖而出”。当初戈尔巴乔
夫初掌政权,基辛格博士还煞有介事地撰文告诫美国当局,要小心对付戈氏,因为他认为,在险恶的权力倾轧中脱颖而出的政治领导人一定是杰出而危险的人物,这暴露了基辛格对专制体制的极不了解。专制体制内部不会产生伟人或天才,这种人早就被排挤被扼杀,爬上了权力上层的人,或者是卑鄙、阴险、狡猾的恶人,或者是最擅长争权夺利、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奸人,或者是懦弱无能志大才疏的傀儡。归根到底,这类人在建设、改进社会上,注定是无能的。(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无能的人,但并不否认他在推动俄国民主化、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价值。能力越强的人,就越容易享受到那套体制的特权利益,也就会更主动而有力地维护那一套独裁统治,恰恰是无能傀儡才能创造变革的奇迹,这正是专制社会的极度不确定性的表现。)
(3)秘密原则。秘密就是暗箱操作,既是为了维护权威、操纵决策,也是为了掩饰无能或不可公诸天下的私心。如果社会增加了透明度,等于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曝光了他们的权力隐私。但是,通过暗箱操作,舆论控制,虽然表面上可以造成一时的“光辉形象”和神秘威信,但官员却在官场内部腐败。比如,官员腐败堕落,情妇超过两位数,动辄上亿的巨额贪污,相应的是政府必然逐渐出现巨额财政亏空、国有企业债台高筑。一旦出现巨额财政亏空,政府控制力削弱,政府不得不通过通货膨胀或者税收维持运转,导致社会难以承受,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引发动荡和权力的新一轮角逐,最终将导致整个权力体系被腐蚀而必然地趋向崩溃。但是,如果社会没有得到有效和充分的现代性启蒙,陷入动荡的社会最终又会回到原来的等级秩序之中,或者陷入长期的动乱。苏联在动荡中很快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序,倒不失一种幸运。
(4)上下分割。既然官场已经演变成了私人利益机构,官员们就会力争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产生了等级模式的利益分割。一方面上级因其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对下级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而且监督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也要给下级获利的必要空间。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出于各自的私利,原来由权力等级建立的秩序会趋向于利益集团的独立化,在官僚主义社会里,表面上是铁板一块,内部却是分立的,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袋装的马铃薯”,一旦权力的袋子破裂,整个社会就分崩离析,从古到今,那些由权力和等级秩序建立起来的统一都将走向崩溃的命运。这也决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
专制的政治制度注定堕落为等级制度,这是一种不人道的私有制。社会权利等级化之后,个人能力得不到体现,而且不容许得到体现,政教合一的统治进一步对民众实施精神钳制──一些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教条也要求全社会来信奉和尊崇,再加上官僚体制的腐败化,这样的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上、在伦理-道德上、在精神理念上、在人的尊严和权利上,都会趋向于全面衰退、溃败以致于产生崩溃的爆发。
二十世纪列宁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局限,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进行这场革命的人和他们的拥护者(贫困、受压迫者)的素质太低,他们对社会主义做了肤浅的曲解,是为我所用地借用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错误的结论。一旦革命者获得成功,地位发生改变,他们也就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历史又逐渐退回到了它的起点,而且,社会主义的理想遭到玷污,受到人们的痛恨。
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胜利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地区,在这个社会阶段,由于农村土地兼并严重。传统农业社会遇到这一情况,就必然产生农民起义,杀死地主和官僚,实现土地的重新平均化分配;但工业化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释放社会冲突的途径,那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农业社会释放或者抛出大量的无产阶层走向城市化,但由于当时城市工业水平有限,城市社会保障近乎空白,就产生城市的无产阶层,他们既受到专制制度的迫害,在企业里面也收入微薄,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而这些参
与所谓革命的人群,根本就没有现代性素养,他们本身就直接从农业封建等级社会进入城市,还没有获得契约精神的熏陶,就开始成为市场制度的造反者,结果,他们的胜利仅仅是暴力的胜利,而不是政治观念的胜利,他们也不知道现代政治的基础,结果,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直接选择了传统等级制度模式,人治。这不是革命,而是政治上向封建等级制度的回归,却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标签,自以为是地以为超越了资本主义,自以为是地以为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致命灾难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原因。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全民所有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代议制中,每个公民都有等同的投票选择权,也具有监督权,而且每个人都有资格和机会成为候选人,成为管理者(政府官员)或者决策者(议员)。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宣传总是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资本控制的,产权属于资产阶级,特别是为大金融资本势力所控制,在这一前提下,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在选举制度上,无论的全民直选,还是间接选举,每个公民的投票权都是一样的,显然,非资产阶级的人数远远多于资产阶级,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代言人,而不受资产阶级所左右。如果民众普遍认为国营企业效率高于民营企业,那么,完全可以推举一个主张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人来组织政府。马克·吐温所描绘的吹金喇叭选举的情况并不会出现。在瑞典,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能够推举他们的代理人并当选首相,成为执政党,这其实就证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全民所有性。
三.“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第二个大失误是没有建立经济民主。
虽然说革命最初的理想是消除剥削,建立公有制,但是,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力一开始就成为垄断权力,又逞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者们自身的能力和道德素质都不能达到这一理想的高度。公有制向两个方向蜕化:一是变成按照权力级别分配利益的等级制模式,二是在普通民众层面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中国人称之为大锅饭)。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既使经济管理僵化、腐败,也使经济分配不公正,从而极大地压抑了人的极积性,导致社会效率低下,经济趋于萎缩和破产。
在人的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经济水平低下,从而需要某种公平规则来进行财富的差异化分配的情况下,所谓公有制,实质上抹煞了个人能力、素质、成就的实际差异。一方面,如果真的实现了这种公有制,公有制就是不公正的,它是对个人个性、能力的扼杀(这种个性和与他人不同的能力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个人成就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根本不可能实现公有制。公共财产没有有效管理,必定被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窃取,必定又有另外的人嫉妒、眼红,从而使社会公正走向瓦解,出现公共地悲剧。实际上的制度演进结果是“大锅饭+等级制”。
按照法律层面的产权约定,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全民所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工人为领导阶级,为了表示对这个“领导阶级”的尊重,国营企业里面的工人往往拥有铁饭碗,没有失业,各种福利待遇大致平等,只有少数人“更平等”,那就是管理层。管理层按照金字塔的等级模式建立,基层则按照平均主义模式堆积。其中,由于管理层的人事任免权在政府部门,工会只是毫无作为的摆设,管理层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导致企业的内部也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底层工人同样成为被压迫乃至被奴役群体。
前面章节已经论及,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一种股权平均化的超级股份制,需要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工,建立代理经理人管理制度。其效率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素质、能力的发挥以
及防止企业被职业经理人内部控制等腐败行为的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代理人管理制度,而是管理权从一开始就沦陷为权力的附庸。企业管理人不是产权主人的选择任命,也不受产权主人的约束,甚至成为产权的实际控制人和所有人,公众反而受到约束和奴役,产权的法定主人成为产权看守者的奴仆,这正是法治不彰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和法治,纸上的权利和权力都只是一纸空文。
在经济层面,企业的核心管理人员由行政权力机构任命。我们从上一节中知道,行政管理机构因为权力没有受到民主制衡而发生必然的腐化堕落,这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管理层的任命,也必然体现官僚机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以至于外行管内行的现象经常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就因为权力的选择标准是按照权力的亲疏而非专业能力,一个庸才或者外行只要拥有权力背景,他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支配和管理的权力。
显然,这样的企业官员只对任命他的上级权力和自己利益最大化欲望负责,而不必对企业的效率负责,更不用对企业的前途、员工的福利负责。我们还经常可以发现,一个腐败的企业厂长或者总经理,任期内大肆贪污企业财产,然后用其中的一部分财产去贿赂上级官员,这样,他依然可以官运亨通,乃至平步青云,自己带来的企业亏空,则由国家银行的贷款填补。而新任的企业官员,由于其前任可能高升或者有后台,或者本来彼此就建立了利益联盟,他不可能去追究前任的责任。
普通工人更不可能去追究责任。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由上级任免,这就决定了企业员工无权约束管理层,普通员工的命运被管理层支配,而且无法反抗。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劳工如果觉得企业老板独断专横任人唯亲无德无能,他完全可以用脚投票,一走了之,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员工被固化在一个个单位内部,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背景或者行贿手段,往往就不可能有向上或者向外流动的可能。这种具有人生依附性的企业关系之下,底层劳动者实质上沦为了奴工。劳动阶层为了逃避资本主义工厂的辛劳和低收入,用生命换来新的政权,结果就是为了成为更加卑微低贱的现代奴隶!
由于企业管理层由上层权力任免,这也决定了,一个人要获得企业管理权,也就必然要获得主管部门的青睐。要获得青睐,有几个途径,一是能力,二是权力裙带关系,三是行贿。显然,在这几种途径的竞争中,权力裙带背景的力量最大,其次是行贿,最后才是能力。在权力趋于腐败的境况下,单纯通过能力获得企业管理权的机会微乎其微。
而凭借非能力因素获得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领导人,他必然要打击那些真正具有能力的人,否则他就缺乏权威,甚至受到抵制。而这样的人一旦当任,也就必然任人唯亲,他选择这一职务的目的是为了钱,那么,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从企业获得巨额回报。
通过企业发展带来企业盈利的途径,也可以带来企业管理人丰厚的回报,但是,企业管理人本来就不是凭借能力获得职位的,他就很难通过这一途径去获得回报,而且,由于企业官员的工资也是按照行政级别来设置的,所以即使一个经理人非常杰出,即使创造了巨额财富增值,其工资也不会超过其行政级别,这会让那些优秀的企业经理人没有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带来心理不平衡,使他们趋向于通过贪污、寻租等手段弥补不公平的报酬。
在没有刚性的亏损、破产约束和绩效考核的情况下,即使一个企业经营再烂,还是可以继续经营。各种资源按照计划配置,只要企业获得足够的权力支持,各种原材料,贷款都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入企业,这样一来,经营者也不需要考虑企业的效率和利润。这也决定了国营企业必然低效率,必然地大量耗费浪费社会资源,导致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财富匮乏,必然形成短缺经济,生活必需品日趋匮乏。
而民众因为被约束在不能自主流动的、权力主导的计划体制中,只有逆来顺受。
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困境归结为计划经济,这其实是对计划经济的误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严密计划的经济组织,企业为什么可以高效,是因为企业的决策者、计划和设计者的高明。也就是说,只要计划经济的计划者,决策者是杰出的、亷洁的,就可以保证整个经济体系的高效率运转,而哈耶克等人则认为,个人能力有限,涵盖全社会的计划不可能,社会信息分散,统一计划也不可能。其实,一个计划的组织,不一定就是金字塔的模式。这方面探索在现代跨国企业就已经开始,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组织为什么能够有效率地运转?这依赖企业的组织结构。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低效、并趋于亏损破产,不是因为计划体制,而是因为其经济制度是官僚体制的翻版。是按照权力亲疏和权力大小配置社会资源,而不是按照公平和效率原则配置社会资源和管理权力。
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中,企业亏损=管理层无能×腐败。由于企业管理权注定落在腐败无能的官僚手中(这是一种由政治不民主引起的必然的后果),企业就注定亏损,只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表现不出来,但它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败直至崩溃。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实质就是由于经济崩溃引起的,其更深的原因则是政治的不民主。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国有企业逐渐走向亏损、破产,竞争不过私人企业的历史趋势就是因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下,管理者的无能和道德素质低下的双重因素导致企业亏损;在独资私有企业,不存在腐败因素,企业亏损只能是由于企业主无能这一单一要素造成亏损(亏损=企业主无能),从而私人企业能够在竞争中打败国有企业。
如果实现企业民主,就可以克服管理者无能与腐败的双重危害,不是说企业民主就没有无能和腐败,而是无能和腐败能够很容易得到消除,不必以企业亏损破产为代价,正如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首脑受到严密监督,不会产生巨大危害性的社会腐败或无能的政治行为,不会以社会动荡、崩溃为代价。(民主选举产生了希特勒,希特勒最后走向了专制,原因不在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在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不断滥用权力最终突破民主的防线,而且,希特勒的成功,在历史上也仅仅是少数个案。)
一个企业的活力由三种因素保障:
一、人的积极性。
二、人的能力(决策、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创新能力)。
三、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增加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成本)。
归结起来就是人的能力和人的积极性。人的能力取决于这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天分,人的能力发挥取决于人的积极性。
人的积极性由三种因素形成:1.人的道德自觉和目标自觉,2.利益驱动,3.制度规则约束。
所谓道德自觉,就是当人们接受了某种道德信条(道德信条由后天教育或后天选择产生),他们就会主动地按道德要求行动,比如,一个人接受了“大公无私”的信条,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切为公,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传统社会主义的道德信条实质上就是传统的利他主义原则的现代翻版,强调奉献和牺牲,强调无私,是用“共产主义事业”“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代替了进天堂(或极乐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主义理想比进天堂之类的目标要实际一些。正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出现了一些真诚的信奉者,这些人也确实能做到无私奉献、任劳任怨、无怨无悔,被列宁称之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虽然那些无私奉献的人是被奴化教育扭曲的、丧失了自己独立立场的人,但是,当一个人自主地选择某种道德规范,并通过这种规范化的道德生活获得预期的报偿,这种人就是自主的人,不应受到抨击和蔑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社会群体的整体素质并不高,而且没有有效的竞争、没有奖勤罚懒、奖能罚笨的制度,无私奉献者的努力成果必然地被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窃取,当道德高尚的人们发现了这种情况,他的道德信条就会动摇,使越来越多的人趋于自私自利。
随着管理的官僚主义化,自私自利、道德品性低劣的人日益控制权力部门,他们就更加热衷于用“利他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之类的幌子来奴役和驱使那些道德上的无私奉献者。所以,单纯依赖人的道德觉悟、赋予人无私品格的做法,在最初可以造就不少积极热情的奋斗者、奉献者,最终则会导致普遍性的失望,使人们认识到这种道德鼓吹是一种无耻的欺骗。从而使社会完全丧失进取的积极性。
一切伦理-道德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的目标,在根本上是一种功利要求,只不过有的功利是个人性质的功利,有的功利属于群体性功利,还有一些功利属于彼岸性功利。在经济关系上,必须诉诸利益才可能产生积极性。要尽可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首先就是要使人获得相应的利益,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报酬。这就应该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当然,传统社会主义确实是主张按劳分配的,但是,这仅仅是口号,并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实际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原则和官本位体制下的等级制原则。
分配权掌握在官僚手上,而官僚的权力来自权力阶层的任命,而非公众选举,也不由公众监督,这样的官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在私人企业中,老板的最大化利益等于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老板就会按照效率原则合理确定人际结构,而在官僚控制的国营企业里面,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和企业的最大化并不等同,甚至,官员的报酬同企业的利润之间也没有建立合理的联系,官员的待遇按照行政级别支付,这就很难避免企业官员的腐败寻租,聪明的企业官员不仅在企业里面搞寻租,更会以牺牲企业利益来获取向上爬的跳板。国营企业逐步发生分化,在那些有能力而且品德高尚的官员手中,企业发展很快,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一些有能力但品德低下者管理的企业,企业也会发展,但是,发展成果很快被腐败的官员私吞,而在无能而腐败的人手中企业将很快债台高筑。不过,那些无能而腐败的人能够成为企业领导者,要么有权力的后台,要么有巴结权力上层的特殊能力,这样,他们往往比那些有能力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更容易得到重用,即使他们搞跨了一个企业,也可以被调到效益好的企业继续担任领导,那些有能力而且品德高尚的人,因为不会巴结上层权力,就很容易被排挤出去。因此,官僚体制之下,国营企业必然从整体上失去活力,走向消耗社会资源、持续亏损道路(由于国有银行可以持续贷款,这样的亏损企业也可以长期生存)。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中的另一个问题就在于消除了淘汰、竞争的机制,产生铁饭碗,打击的是人的积极性,培养的是惰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何以可能呢?首先要对管理决策层实施民主选任的用人制度,赋予员工的弹劾否决的权力。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表面上工人是社会的领导阶级,实际上主宰权被执政党和官僚阶层侵吞和独占,各级官僚们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独断专横,嫉贤妒能,任人唯亲。其次,赋予管理者合乎规定程序的人事权,包括辞退员工的权力,从而改变平均主义的人际关系。但传统社会主义为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保证没有失业,结果导致生产关系的僵化。
计划经济的唯一可能的路径是实现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决策、管理和经济分配的民主。前者是选择最好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后者是建立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只有先解决了前者,后者才可能得到体现。
如何才能保障企业管理者、国民经济的决策者是最优秀的人呢?显然,只能是建立公开、公平的民主选择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专业化的廉政、绩效评估、监督机制的多重约束。这实质上是政治民主向经济领域的延伸。
建立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确定不同职位的贡献和相应的报酬。当然,它的前提是实现管理的民主,消除经济结构中的特权成份。
事实上,每一个私人企业、跨国公司内部,都是严密的计划经济。人类理性的经济行为毫无疑问是具有计划性的,民主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受到约束、失去个性和自由。
要保证计划不损害个性和自由,首先,计划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计划的范围局限在社会公共的、一致性的地方;其二,计划者必须是民主任命和监督,并且是社会相关专业中相对杰出的人物;其三,必须保证人自由流动的权利,仅仅通过人的经济能力和条件来制约流动;其四,计划经济必须体现按劳分配,从而,个人拥有他应得的劳动成果;其五,计划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信息互动体系之中,计划是授权的计划,不是对社会经济的支配,而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的设计和规划;其六,计划的目的,既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依归,也是以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依归,当计划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的时候,就要保全非计划经济体的存在。
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中,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奴役和破产。他的这种观点需要补充定语:专制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奴役和破产。
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的工业组织里面,实行的管理模式是独裁性的,是“无能+腐败+专制”,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刚好是能干而正直的,那么,该企业就一定可以有巨大的成绩,直到他的能力枯竭或者品行受到败坏或者他被眼红的上级腐败者赶走。
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失败的关键是管理的不民主,根源就是政治的不民主。公有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已经蜕变为官僚所有制。
结语
苏联社会主义由于一开始就选择了暴力夺取政权,又不得不通过暴力维护政权,权力结构没有按照现代民主模式建构,结果很快蜕变为野蛮落后的专制制度,并使经济制度也走向了封闭、浪费、低效率的官僚所有制。最终,社会主义的专制成为一种从政治到经济文化信仰的全方位的专制,进而成为一种没有积极性,打击社会发展动力的奴役制度,这是一种政治的倒退,这样制度范式之下,注定会走向贫困、破产和崩溃。
苏联政治危机的先导是经济危机,一方面民众食不果腹,另一方面政府财政亏空。改革或变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人类主义的原则,但是当时的苏联政治领导人正急切地解决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而不可能去反思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在寻找社会主义出路的时候,只能把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对象,这样一来,其人类主义就仅仅是一种漂亮而空洞的口号,而没有实质的内容,虚无的政治纲领最终与他这个独联体总统被架空有着惊人的关联性。另外,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提出的一些超越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完全有可能是他的幕僚拼凑炮制的,他自己却是个并没有深刻思想的傀儡,因为在专制制度下,真正杰出的人物是很难在体制内产生的。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政治民主做支撑,权力垄断的结果是权力的注定腐败、异化和扩张。而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夺取政权,这本身就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暴力思维。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则,确立了和平和公平的人际关系模式。社会主义在理性层面是按照所谓历史规律,按照科学的社会历史学去设计和重建社会,是人类走向觉醒的一种尝试,但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摆脱人的DNA本能——暴力属性——的异化。
范文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对 20世纪的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来, 它无论 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既在苏联大地上播种了社会主义,又在同一片 土地上败坏了社会主义。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既创造了一度震撼人心、激越进步的雄伟事业,向全世界 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打败反人类的德日法西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使苏联人民付出了不必要 的、空前惊人的牺牲。苏联解体了,不只是在历史的篇章上留下了它的印痕,更多的是激发我们进行无穷 的思考。十几年来,中国依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谓前车之鉴,研究苏联衰败的原因对我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 ” 从根本上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联解体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
苏联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僵化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社会长期存 在三个矛盾。第一,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过早建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难以提高。第二,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管理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矛盾。第三,党政军官僚 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是雪上加霜。
其次,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逐渐堕入了教条主义。
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 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 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 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 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 多矛盾和较大差距。斯大林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 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 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 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 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 —— 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
教条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 “ 两个决裂 ” 理论的偏执理解 和错误运用 —— 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顾国情,盲目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作法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都是 党在今后工作中要尽量避免的。
第三,苏联没有能正确认识本身的历史定位,未能及时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弊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 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 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 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 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 因为制度的 “ 无比优越性 ” 和 “ 要民主百万倍 ” 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 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 与自慰情结。
**在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 这样的 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 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 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 了斯大林的覆辙。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建设还十分薄弱。
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 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 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纳和吸收。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 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民主化程度不 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比如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 政策的布哈林就惨遭杀害。
据有关统计,苏联在 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 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 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 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
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 彭德怀被扫出政坛。 1957年被打成 “ 右派 ” 的 50多万知识 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 99%是冤案;而 “ ** ” 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 清洗的人数!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 我们 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 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1980年,他 又进一步指出:“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
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 **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 谈到历史原因时, 他指出:“ 旧 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 ”谈到现状、任务和重点时,他强调:“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 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 当前这个时期, 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 改革开放早期,**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 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 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是与它同时相伴着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 化进程为依托, “ 构建和谐社会 ” 重要思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预定目标。
总之,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竞争,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好的社会制度来维 系,所以说世界的竞争也是社会制度的竞争,谁的制度更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适 应者昌,不适应者亡。我们应当多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此谋划现实社会主义的 未来。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才会越来越经受得住考验。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 蒸日上,昂首前进。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与基本要求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 内外环境、 增长动力与机制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有的“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 弱;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难以支撑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工业化进程;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越来越背 离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外部资源、贸易环境与金融体系等不稳定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开 放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
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形成新 的发展动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营造新的体制与机制环境,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国内经济面临的长期性挑战
(一)“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时代面临终结
半个多世纪以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 济增长理论,指出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获 得生存工资水平上的无限劳动供给,从而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刘易斯, 1954) 。开始于农村的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使得长期被束缚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得以逐渐释放,并源源不断地涌 入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模式 (刘世锦, 2005) ,成功地实现了经济 起飞,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9.8%,并开始向罗斯托所说的成熟经济迈进。
然而自 2002年开始,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的诸多因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其一,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农业生产比 较优势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范化和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开始逐步上扬,劳动力短缺现象 开始由高素质劳动力(“技工荒”)蔓延到普通劳动力(“民工荒”), 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一些省份。 2008年 1月 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伴随着劳资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 现象加剧,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增加。
其二,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的改革等,使 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地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攀升 (2002~2004年,我国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分别 为 6.9%、 8.3%、 10.2%,与同期房屋销售价格涨幅的 33%、 4.8%、 9.7%相比,土地交易价格的涨幅持续高于 同期房屋销售价格的涨幅。 2005年土地交易价格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平均上涨幅度在约 10%以上。 ) 。 其三,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大量增加,国内保障能力不断减弱,进口到岸价连年 大幅提高,并直接推动了成品油、钢材等下游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
其四,煤炭、成品油、电力等能源产品受需求拉动、上游成本增加、运输能力缺口拉大、管制价格调 整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供应的短缺现象频繁发生(“煤荒”、“油荒”和“电荒”)。 其五, 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环境治理成本由于政府依法加强了环境综合治理 (如收取生态环 境补偿保证金,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 而逐渐被企业“内部化”。
其六, 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了出口部门的价格竞争力。自 2005年 7月 1日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已经 累计升值超过 20%,这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部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上述因素相互叠加和耦合,使得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初不可避免地告别“劳动无限供给”阶段和“低 成本竞争”时代。
(二 ) 高消耗和高排放型增长方式面临挑战
近年来, 中国经济虽然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但却付出了高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的代价:——能源与资源消耗显著增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 5.5%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 2006年统计, 参见《中国统计摘要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年 5月。 ) ,但却消耗了全球 31%的原煤, 30%的铁矿 石, 27%的钢材, 25%的氧化铝和 40%的水泥。中国每万元 GDP 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倍,美国的 4.3倍,德国和法国的 7.7倍,日本的 11.5倍。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国内保障程度不断走低,原油进口 依存度逼近 50%。
——生态承载能力更加脆弱。高消耗和高污染行业的加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库兹涅茨 环境倒 U 型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 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 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 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 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 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土地荒漠化、水体污染、草原退化、 森林破坏等并未根本遏制;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加快,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加,以煤为 主的能源结构加剧了酸雨面积的扩大趋势,城市煤烟型污染加重;在生态脆弱地区,环境退化与生活贫困 还未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容否认,资源与环境形势趋于恶化的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源和环境问题 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与机制。当经济体系缺乏一种校正资源与要素价格扭曲和环 境成本内部化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稀缺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与大规模的低效率使用,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行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可监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会得到根本转变。 (三 ) 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所加剧
“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倒 U 型曲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拉 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1978~2007年反映省际人均 GDP 差异水平的基尼系数由 0.328扩大到 0.435。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之后, 如何实现改革与发展成果被最广大人民所平等分享,还面临着诸多难题。
——区域发展差距在拉大。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 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 西部、东北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和减缓。截止 2006年,人口仅占全国 36.3%的东部地区仍然占据着全国 GDP 的 55.7%,固定资产投资的 50.6%,财政收入的 59.2%和对外贸易的 89.7%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9月。
——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在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 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仍然赶不上城 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仍维持在 3.21:1水平上。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相关就业制度的限制,农民收 入增长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差距也有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外部形势的变化
如果说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前行面临的“增长的代价”,那么,加入 WTO 后的中国经济也 在前所未有地承受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阵痛”。
——以粮食、石油和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初级产品价格受美元持续贬值、供需矛盾加剧和资本投机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近年大幅上升,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对初级产品的外部依赖性日渐增加,因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受美元持续贬值、美国次贷危 机加深和国际石油价格在高位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美国、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正陷入不景气境地, 未来的世界经济、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否能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受此影响,中 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持续升值、国际流动性泛滥、投机“热 钱”大量涌入等外部威胁。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的共识。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纷纷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然而,对于仍处 于快速工业化中期高碳经济阶段的中国而言,转向低碳经济将任重道远。可以预见,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 放大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全球减排压力。如何在工业化与清洁化、发展与环 境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中国经济必须破解的难题。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加大了中国出口压力。与传统的以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旧贸易保 护主义相比,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以环境、质量、安全和劳动条件等为手段的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加 入 WTO 后,中国一方面必须面对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带来的出口阻力,另一方面 还必须破解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难题。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重塑发展的新动力
总的来说,发展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后,生产关系为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客观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 性特征。只有实现了发展方式的新转变,才能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 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产生新的要求
新的发展观是对原有发展观的继承和提升。原有的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指导思想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典型特征是“增长优先”,即通过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来迅速 摆脱绝对贫困,满足吃穿等低层级的基本生活需要,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 不仅为赶超式发展和经济起飞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也为渐进式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这种“增长优先”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逐步形成了以高积累率和低成本的要素投入为典型特 征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了保持长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包括外汇 ) 等生 产要素价格和资源能源价格被压低在较低的水平上,环境成本被外生化。在这种增长方式下,高消耗和高 排放成为必须付出的“增长代价”和副产品。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一个可观的数量级,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开始由温饱 阶段迈向小康阶段,追求更高层级的社会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分享改革成果,寻求自由选择的权利,开 始进入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体系当中。在这种背景下,“无发展的增长”问题便暴露出来。增长的最终目的 是什么,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答案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近年来中央倡导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优先”的指导思想下,中央还提出了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目标。
应该说,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还是“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都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提升和发展,它不是要彻底否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和外部形势的新变化,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 导思想拓展到“以人为本”和“两型社会”,力求实现“增长中的科学发展”。
增长与发展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统一于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没有增长,就无 法实现发展的本质要求,如扩大就业和提供公共物品;而没有发展,增长终究也会受到抑制,如资源耗竭 与环境恶化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反制约作用。因此,新的发展观要求实现“增长中的科学发展”,以科 学发展统领和促进增长,以经济增长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这是发展理念的升华与拓展。
(二 ) 新的经济结构产生新要求
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将逐步显现: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格局将逐步向 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转变;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于第二产业的格局将逐步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现代 服务业发展加快的新格局转变;区域结构失衡不断加剧的格局将逐步向区域协调发展、功能区布局更加合 理的新格局转变; 加工贸易出口和外资鼓励型的对外经济格局将逐步向进出口相对平衡、 “引进来”与“走 出去”相互协调的新格局转变;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的格局将逐步向人与自然、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转变。
为适应现代经济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出一系列适应性调整:
——要求从粗放的、以要素投入为本质特征的传统增长模式,向集约的、以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为本质 特征的现代增长模式转变,这是新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内在要求。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不单纯是一个技术进步 的问题,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制度体系再构建、结构优化与升级、要素组织方式的改进、竞 争机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
——要求从高消耗和高排放的“高碳型”传统工业化模式,向低消耗和低排放的“低碳型”现代工业 化模式转变。“低碳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它要求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化石资源和排放 高碳污染物,为此,必须以优化能源结构为龙头,加快技术进步为支撑,完善市场机制为关键,实现工业 化指导思想、工业化战略、要素投入方式和使用效率、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方式等全方位改革。
——要求从低效率、低加工度、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旧产业结构,向高效率、高加工度、高技术和高 附加值的新产业结构转变。需要将目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各种资源与要素成本上升的暂时困境视为提升产业 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动力和有利时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延伸产业链条和加工深度, 以大型项目为龙头带动相关领域和环节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群式的形成与发展,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通过品牌、专利、文化等途径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力。
——要求从差距拉大、市场分割、分工不合理和发展不协调的区域发展旧格局,向发展平衡、市场统 一、分工合理和协调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转变。要在实施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国家战略基础上, 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战略性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区域 间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要求从国际分工的低端化、贸易失衡加剧、贸易磨擦增多和外资结构不合理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向国际分工的高端化、贸易相对平衡化、贸易关系和谐化和外资结构合理化的格局转变。要适应 WTO 过渡 期结束后外贸与外资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在保持外贸与外资稳定增长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提高 外贸与外资工作质量,通过优化结构和加快技术升级来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新增长点。
——要求从人与自然“两条线”、经济与社会“两张皮”的既有矛盾,向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经济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方向转变。需要改变以往那种重人类活动轻自然保护、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发展 思路,将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思想纳入到国家战略目标体系当中。
(三 ) 新的体制环境产生新要求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与深化, 政府调控经济和调节市场的方式将进一步法制化和科学化,行政、价格、财税、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社 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领域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还很艰巨:
——要求从行政僭越市场随意化、行政强化垄断常态化的旧经济体制,向政府与市场清晰归位、市场 自我调节和政府有效监管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转变。 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向弥补市场缺陷、 维护公平正义、 完善竞争机制、规范社会治理和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转变。当然,上述职能的实现不仅要求完善的 法律体系做支撑,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
——要求从微观化、分散化和行政化相结合的旧宏观调控体系,向科学化、集中化和市场化相结合,
货币、财政和必要的收入政策相结合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转变。要充分尊重市场价格信号在宏观调控中的
基础性作用,完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科学的指标体系。
——要求从目标多元化、手段行政化和评价单一化的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目标单一化、手段市场
化和评价多元化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变。在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强化国有资产管理机
构的出资人职能,明确界定管人、管事和管财的职能边界,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完善包含
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体系。
——要求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增长过快、公共服务支出不足、不利于资源与环境
保护的财税体制不完善的旧财税体制,向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收支相对平衡、公共服务投入稳定增长和有
利于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新财税体制转变。发挥公共财政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上的引导作用,推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利用财税杠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科学发展。
——要求从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和竞争力不强的传统金融体系,向结构合理、功能
完善、监管到位和竞争力强的现代金融体系转变。需要不断完善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机制,加
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规范资本市场运作。
——要求从城乡分割、 地区分割、 覆盖率不高和保障水平有限的低水平社会保障体制, 向城乡一体化、
全国统一、覆盖面广和保障水平较高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制转变。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社会保障资源,
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和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为城乡居民跨地区的正常流动提供便利。
——要求从政监合一、分散监管、监管脱节和监管随意性强的旧监管体制,向政监合理分离、集中监
管、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有机结合和依法规范监管的新监管体制转变。一方面需要强化完善质量、安全、
环保、节能等外部性监管,另一方面还需要强化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监管。
——要求从官产学研脱节、 共用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投入不足、 研究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 人
才资源激励机制不灵活的旧技术创新体制,向官产学研相结合、共用和战略技术投入稳定增加、机制的深
化改革。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就、挑战和战略”课题组)
摘 要:自**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
会主义,人们众说纷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制度。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科学内涵,一要把握好一个核心环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 基础上产生的;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科学的估量。
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褪色的社会主义,退到新民主主义,只是为了照顾影响,才说是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已有 20余载,然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因此, 怎样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的任务。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开放的科学理论 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由**理论、
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开创了新局面,胜利地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梦 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旧中国却难以实现。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怎样实现现代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样板可资借鉴,尽 管也有现代化一般规律可循,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必然要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探索 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历尽曲折坎坷,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 路。这是一条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 功之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胜利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一种全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 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基本制度既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显示出强劲的活力。总之,正如**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实践中艰辛探索的重大成果。 2007年 10月 15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把握好这个核心环节,才能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曾指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社会主义的;二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联系实际,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和抵制假社会主义,放 弃和纠正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旗帜鲜明地坚持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
**首次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论断,解决了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难题,这有如坚冰已被打 破,航道已经开通,一切迎刃而解。改革开放 29年来中国的巨变,正是从正确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开始的。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也必然是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认识紧密联系 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三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正确揭示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1939年 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特别指出:
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痛苦的教训使人深思和醒悟。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同时,党中央和**高度重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认识。 在十三大前夕,**郑重提出:
第二,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党的十三大对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点作了全面的阐述,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限、内涵有 了初步的认识。**在十三大以后继续思考着这个带全局性的大问题,他在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
因此,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 而且要深刻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更长久、更艰巨、更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切忌急躁,切莫 悲观,必须作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第三,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都属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
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 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 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 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 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 力建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阶段。讲初级阶段,不仅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 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这两个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过程中。 三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当今世界,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科学的估量。
我国实现从关门建设到开门建设这个历史性转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怎样正确估量和对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如何 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致力于对中 国基本国情的科学估量,着力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29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 正确回答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科学估量。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
还有新的很大的发展。因此,有些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
其次,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社会的跨越 式发展。
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曾经提出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有效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有力 地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与基本要求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 内外环境、
增长动力与机制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有的“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
弱;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难以支撑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工业化进程;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越来越背
离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外部资源、贸易环境与金融体系等不稳定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开
放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
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形成新
的发展动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营造新的体制与机制环境,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国内经济面临的长期性挑战
(一)“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时代面临终结
半个多世纪以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 济增长理论,指出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获 得生存工资水平上的无限劳动供给,从而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刘易斯, 1954) 。开始于农村的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使得长期被束缚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得以逐渐释放,并源源不断地涌 入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模式 (刘世锦, 2005) ,成功地实现了经济 起飞,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9.8%,并开始向罗斯托所说的成熟经济迈进。
然而自 2002年开始,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的诸多因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其一,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农业生产比 较优势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范化和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开始逐步上扬,劳动力短缺现象 开始由高素质劳动力(“技工荒”)蔓延到普通劳动力(“民工荒”), 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一些省份。 2008年 1月 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伴随着劳资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 现象加剧,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增加。
其二,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的改革等,使 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地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攀升 (2002~2004年,我国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分别 为 6.9%、 8.3%、 10.2%,与同期房屋销售价格涨幅的 33%、 4.8%、 9.7%相比,土地交易价格的涨幅持续高于 同期房屋销售价格的涨幅。 2005年土地交易价格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平均上涨幅度在约 10%以上。 ) 。 其三,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大量增加,国内保障能力不断减弱,进口到岸价连年 大幅提高,并直接推动了成品油、钢材等下游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
其四,煤炭、成品油、电力等能源产品受需求拉动、上游成本增加、运输能力缺口拉大、管制价格调 整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供应的短缺现象频繁发生(“煤荒”、“油荒”和“电荒”)。 其五, 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环境治理成本由于政府依法加强了环境综合治理 (如收取生态环 境补偿保证金,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 而逐渐被企业“内部化”。
其六, 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了出口部门的价格竞争力。自 2005年 7月 1日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已经 累计升值超过 20%,这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部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上述因素相互叠加和耦合,使得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初不可避免地告别“劳动无限供给”阶段和“低 成本竞争”时代。
(二 ) 高消耗和高排放型增长方式面临挑战
近年来, 中国经济虽然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但却付出了高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的代价:——能源与资源消耗显著增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 5.5%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 2006年统计, 参见《中国统计摘要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年 5月。 ) ,但却消耗了全球 31%的原煤, 30%的铁矿 石, 27%的钢材, 25%的氧化铝和 40%的水泥。中国每万元 GDP 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倍,美国的 4.3倍,德国和法国的 7.7倍,日本的 11.5倍。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国内保障程度不断走低,原油进口 依存度逼近 50%。
——生态承载能力更加脆弱。高消耗和高污染行业的加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库兹涅茨 环境倒 U 型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 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 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 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 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 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土地荒漠化、水体污染、草原退化、 森林破坏等并未根本遏制;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加快,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加,以煤为 主的能源结构加剧了酸雨面积的扩大趋势,城市煤烟型污染加重;在生态脆弱地区,环境退化与生活贫困 还未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容否认,资源与环境形势趋于恶化的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源和环境问题 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与机制。当经济体系缺乏一种校正资源与要素价格扭曲和环 境成本内部化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稀缺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与大规模的低效率使用,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行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可监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会得到根本转变。 (三 ) 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所加剧
“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倒 U 型曲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拉 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1978~2007年反映省际人均 GDP 差异水平的基尼系数由 0.328扩大到 0.435。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之后, 如何实现改革与发展成果被最广大人民所平等分享,还面临着诸多难题。
——区域发展差距在拉大。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 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 西部、东北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和减缓。截止 2006年,人口仅占全国 36.3%的东部地区仍然占据着全国 GDP 的 55.7%,固定资产投资的 50.6%,财政收入的 59.2%和对外贸易的 89.7%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9月。
——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在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 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仍然赶不上城 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仍维持在 3.21:1水平上。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相关就业制度的限制,农民收 入增长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差距也有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外部形势的变化
如果说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前行面临的“增长的代价”,那么,加入 WTO 后的中国经济也 在前所未有地承受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阵痛”。
——以粮食、石油和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初级产品价格受美元持续贬值、供需矛盾加剧和资本投机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近年大幅上升,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对初级产品的外部依赖性日渐增加,因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受美元持续贬值、美国次贷危 机加深和国际石油价格在高位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美国、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正陷入不景气境地, 未来的世界经济、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否能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受此影响,中 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持续升值、国际流动性泛滥、投机“热 钱”大量涌入等外部威胁。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的共识。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纷纷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然而,对于仍处 于快速工业化中期高碳经济阶段的中国而言,转向低碳经济将任重道远。可以预见,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 放大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全球减排压力。如何在工业化与清洁化、发展与环 境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中国经济必须破解的难题。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加大了中国出口压力。与传统的以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旧贸易保 护主义相比,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以环境、质量、安全和劳动条件等为手段的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加 入 WTO 后,中国一方面必须面对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带来的出口阻力,另一方面 还必须破解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难题。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重塑发展的新动力
总的来说,发展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后,生产关系为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客观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 性特征。只有实现了发展方式的新转变,才能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 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产生新的要求
新的发展观是对原有发展观的继承和提升。原有的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指导思想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典型特征是“增长优先”,即通过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来迅速 摆脱绝对贫困,满足吃穿等低层级的基本生活需要,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 不仅为赶超式发展和经济起飞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也为渐进式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这种“增长优先”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逐步形成了以高积累率和低成本的要素投入为典型特 征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了保持长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包括外汇 ) 等生 产要素价格和资源能源价格被压低在较低的水平上,环境成本被外生化。在这种增长方式下,高消耗和高 排放成为必须付出的“增长代价”和副产品。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一个可观的数量级,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开始由温饱 阶段迈向小康阶段,追求更高层级的社会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分享改革成果,寻求自由选择的权利,开 始进入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体系当中。在这种背景下,“无发展的增长”问题便暴露出来。增长的最终目的 是什么,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答案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近年来中央倡导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优先”的指导思想下,中央还提出了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目标。
应该说,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还是“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都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提升和发展,它不是要彻底否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和外部形势的新变化,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 导思想拓展到“以人为本”和“两型社会”,力求实现“增长中的科学发展”。
增长与发展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统一于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没有增长,就无 法实现发展的本质要求,如扩大就业和提供公共物品;而没有发展,增长终究也会受到抑制,如资源耗竭 与环境恶化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反制约作用。因此,新的发展观要求实现“增长中的科学发展”,以科 学发展统领和促进增长,以经济增长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这是发展理念的升华与拓展。
(二 ) 新的经济结构产生新要求
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将逐步显现: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格局将逐步向 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转变;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于第二产业的格局将逐步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现代 服务业发展加快的新格局转变;区域结构失衡不断加剧的格局将逐步向区域协调发展、功能区布局更加合 理的新格局转变; 加工贸易出口和外资鼓励型的对外经济格局将逐步向进出口相对平衡、 “引进来”与“走 出去”相互协调的新格局转变;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的格局将逐步向人与自然、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转变。
为适应现代经济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出一系列适应性调整:
——要求从粗放的、以要素投入为本质特征的传统增长模式,向集约的、以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为本质 特征的现代增长模式转变,这是新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内在要求。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不单纯是一个技术进步 的问题,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制度体系再构建、结构优化与升级、要素组织方式的改进、竞 争机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
——要求从高消耗和高排放的“高碳型”传统工业化模式,向低消耗和低排放的“低碳型”现代工业 化模式转变。“低碳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它要求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化石资源和排放 高碳污染物,为此,必须以优化能源结构为龙头,加快技术进步为支撑,完善市场机制为关键,实现工业 化指导思想、工业化战略、要素投入方式和使用效率、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方式等全方位改革。
——要求从低效率、低加工度、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旧产业结构,向高效率、高加工度、高技术和高 附加值的新产业结构转变。需要将目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各种资源与要素成本上升的暂时困境视为提升产业 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动力和有利时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延伸产业链条和加工深度,
以大型项目为龙头带动相关领域和环节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群式的形成与发展,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通过品牌、专利、文化等途径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力。
——要求从差距拉大、市场分割、分工不合理和发展不协调的区域发展旧格局,向发展平衡、市场统 一、分工合理和协调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转变。要在实施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国家战略基础上, 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战略性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区域 间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要求从国际分工的低端化、贸易失衡加剧、贸易磨擦增多和外资结构不合理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向国际分工的高端化、贸易相对平衡化、贸易关系和谐化和外资结构合理化的格局转变。要适应 WTO 过渡 期结束后外贸与外资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在保持外贸与外资稳定增长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提高 外贸与外资工作质量,通过优化结构和加快技术升级来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新增长点。
——要求从人与自然“两条线”、经济与社会“两张皮”的既有矛盾,向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经济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方向转变。需要改变以往那种重人类活动轻自然保护、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发展 思路,将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思想纳入到国家战略目标体系当中。
(三 ) 新的体制环境产生新要求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与深化, 政府调控经济和调节市场的方式将进一步法制化和科学化,行政、价格、财税、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社 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领域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还很艰巨:
——要求从行政僭越市场随意化、行政强化垄断常态化的旧经济体制,向政府与市场清晰归位、市场 自我调节和政府有效监管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转变。 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向弥补市场缺陷、 维护公平正义、 完善竞争机制、规范社会治理和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转变。当然,上述职能的实现不仅要求完善的 法律体系做支撑,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
——要求从微观化、分散化和行政化相结合的旧宏观调控体系,向科学化、集中化和市场化相结合, 货币、财政和必要的收入政策相结合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转变。要充分尊重市场价格信号在宏观调控中的 基础性作用,完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科学的指标体系。
——要求从目标多元化、手段行政化和评价单一化的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目标单一化、手段市场 化和评价多元化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变。在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强化国有资产管理机
构的出资人职能,明确界定管人、管事和管财的职能边界,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完善包含 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体系。
——要求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增长过快、公共服务支出不足、不利于资源与环境 保护的财税体制不完善的旧财税体制,向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收支相对平衡、公共服务投入稳定增长和有 利于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新财税体制转变。发挥公共财政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上的引导作用,推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利用财税杠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科学发展。
——要求从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和竞争力不强的传统金融体系,向结构合理、功能 完善、监管到位和竞争力强的现代金融体系转变。需要不断完善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机制,加 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规范资本市场运作。
——要求从城乡分割、 地区分割、 覆盖率不高和保障水平有限的低水平社会保障体制,向城乡一体化、 全国统一、覆盖面广和保障水平较高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制转变。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社会保障资源, 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和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为城乡居民跨地区的正常流动提供便利。 ——要求从政监合一、分散监管、监管脱节和监管随意性强的旧监管体制,向政监合理分离、集中监 管、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有机结合和依法规范监管的新监管体制转变。一方面需要强化完善质量、安全、 环保、节能等外部性监管,另一方面还需要强化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监管。
——要求从官产学研脱节、 共用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投入不足、 研究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 人 才资源激励机制不灵活的旧技术创新体制,向官产学研相结合、共用和战略技术投入稳定增加、机制的深 化改革。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就、挑战和战略”课题组)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研究
2009-04-26 10:25:43| 分类:试卷论文 | 标签:|字号大中小 订阅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研究
编辑:郭长龙 河南工业大学
[摘要 ]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如何将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减到 最少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和机遇的基础上,进 而提出我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 ] 金融危机 扩大内需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正文 ]2008年,源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遭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
一 金融危机的原因
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2008年底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所发布的《华盛顿宣言》已有明确结论,世 界各国就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2. 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 危机的重要原因。 3. 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 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4. 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金融危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 市场动荡。 5. 评级机构问题重重,是引发和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微观层面多方面错误共同作用产生的结 果,这些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席卷全球。给中国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感受到风暴的来临。对外 贸易的增长减缓。沿海地区受国际市场影响大的一些中小企业迅速关门,预计风暴将在明年蔓延到内陆。 因此 09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受考验的一年。虽然金融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危机也是金融界开始。
在中国, 受冲击最大的仍然是东部地区, 中西部受影响仍然比较间接,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层面,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集中在出口领域,对出口的影响又集中在轻工业产品,沿海地区 以轻工业为主,所受冲击较大,中西部则主要是重化工型产业,所受冲击相对较小且间接;
2.出口层面,中国所谓的外向型经济主要针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则以内需为依托,所受冲击也必然小于对 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地区;
3.发展阶段层面,中西部地区不比东部,其经济增速低,经济规模小,正如美国经济基数较大,1%的降 幅都会带来巨大冲击,西部地区和东部相比经济基数较小,所受影响也会相对轻微。三种因素决定了此次 金融危机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东部,尤其东南部地区。
三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机遇
这种受冲击的不平衡性中其实蕴含着无限挑战。谈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多会集中在它对实体经济的负面 冲击上,其实,这次金融危机赋予了中国很多挑战。
第一,促进区域之间平衡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却给了西部地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国应对危机最大的 政策就是扩大内需,中西部产业结构恰好以服务内需为主,东部外向型产业结构在遭遇外部市场瓶颈后, 也需要往内扩张,发展国内市场所需产品,而中西部本身就是以供应国内需求为主,因此在本轮竞争中, 中西部反而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不断得以呈现,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差距就会呈现缩小趋势。
第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目前产业结构仍然是外向型,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发展至目前 工业化中期阶段,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进而走向所谓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稳定的社会 结构。在这一阶段中,东部地区不仅只发展外向型经济,还必须加大投入发展内需产业,促进人民生活水 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 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更趋稳定, 内需外需两个轮子共同转动,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高速发展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第三,在结构调整中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要求,完 善的社保体系将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和谐,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迈入后工业化时代。
四、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哪些措施以减少对 我国的冲击,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 :
1. 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我国去年财政实现了盈余, 政府负债占 GDP 的比例不到 20%, 这为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增值税转型(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个人税负)等措施来刺 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其次,从农村着手通过有效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农民消费,同时加大农村 基础设施投资;再次,房地产市场是内需的火车头但并不代表政府要救助房地产商,维持高房价,相反的 政府应推出万亿级别的保障性住房供给计划 , 由于保障性住房价格低廉 , 不仅会有效地挤压商品房市场的泡 沫 , 完成房地产市场的自我调节 , 更重要的是 , 它能与百姓需求对接 , 有效盘活内需 , 带动中游、上游产业的发 展;最后是尽快使一批重点大型项目开工启动,例如:铁路建设重点项目等,拉动钢铁、水泥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
2. 放松信贷的货币政策 放松货币政策重在放松信贷规模控制。目前经济下行趋势已经进一步得到确认,应 考虑再次放松和淡化信贷总量控制。因为相比而言,在经济出现一定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适度放松信贷闸 门是比较有效的政策工具。几种工具交替、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即 使今年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均有所回落,贷款需要增长 15%~16%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因此,目前 的信贷总量控制依然是偏紧的,有必要适度放松,使其回到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平。
3. 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
本月温总理访俄期间, 与俄国签订的一项规划已久的长期石油供应协议, 中国将为俄罗斯企业提供 200亿~ 250亿美元出口支持贷款, 换取未来 20年内获得 3亿吨的俄罗斯石油供应协议。 这一协议为我们有效利用 我国高达 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很好的典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而预期美国 巨额的救市资金所制造的天文数字般的国债,未来随时可能出现支付信用危机,美元贬值几成定局,在此 期间,用外汇换资源,换技术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4. 大力发展服务业
2007年,中国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不到 40%,而印度是 50%、日本是 65%、美国是 80%以上,中国 的服务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由于当前中国 70%~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大的农 村基本上也没有金融服务, 所以市场非常广阔。 如果能够尽快地把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 转移到服务业, 在比较低的 GDP 增长速度上,可以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
5 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计划。我们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制定汽车、钢铁等十个重点产 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我们采取经济和技术的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开发适销对路产 品。
6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是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每一场大的危机常常伴随一场新的科技革 命 ; 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我们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核心电 子器件、 核能开发利用、 高档数控机床等 16个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 为中国经济 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就是 要依靠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7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标准, 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 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们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 题。开辟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思考是沉重的。它警示人们,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应该 进行深刻的反思。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度过这次危机,一定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是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的 精 髓
凌厚锋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当今中国,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呈现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体现在思想 文化领域,就是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复杂多样,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社会思潮越是纷繁 复杂,越需要主旋律,越需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意识,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 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这就要大力而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教育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社会发 展大势,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无论在什么 情况下,都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使之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价 值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统一。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 育,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最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成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 的崇高追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 核。弘扬这种精神,就能使中华民族不断焕发出旺盛的创造力,锻造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从 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全 体社会成员得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 促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建设文 化强国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科学概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概括应体现全面、简约和通俗,使之为广大干部群 众所喜闻乐见。二是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贵在践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在于“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必须渗透到 群众意识、个体意识之中。要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人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践行者。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大力弘扬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通过鲜活的事例,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为了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蔚然成风,党员特别 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在新形式下如何加强党的建
1、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 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 2、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基本任务是:(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的中央上级 组织的决议。(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3) 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4)密切联系群众(5)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对 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7)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8) 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
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 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无 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更不容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 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2)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都由选举产生。(3)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4)党的上级组织要 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5)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 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6)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5、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 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给以批评教育直 至纪律处分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党的纪律处分有五种:1警告; 2严重警告; 3撤消党的职 务; 4留党查看; 5开除党籍。
6、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 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我们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进一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的进步, 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努力把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
范文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
作者:赫尔茨
国外社会科学 1997年07期
禾子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提要 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已经有过许多论述,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首先从经济条件入手,从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考察了社会生活体制所带来的后果,并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一些问题。对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革家”们的种种观点,作者一一予以驳斥。
主题词 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明显错误的反应,就是将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扩大到自己的经历中去。任何科学调查,不管其方法论是什么,都不会对这种主观的解释方式感到满意。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因素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其位置是不可以任意选择的,而要以组成这一体系的“构筑物”的根本关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在这一体系之中,结果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从所有社会关系要素的变幻莫测的行为中,包括它们表达的最理想的形式中,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经济领域是基础。这样做的理由早已有所探讨,在此就无需进一步展开。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同样必须从经济条件入手,从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考察社会生活体制所带来的后果,最后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一些问题。
一、经济条件的不成熟
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和在阶级斗争中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一旦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发生矛盾,并且不能再解决相关的问题,就会出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其统治的。根据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为实现更高社会形态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应该在前一社会形态中就发展成熟,特别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必须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新的“需求体系”,即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民生活需求的新意识的基础。
因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必须发生在那些经济和技术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那里,多数阶层的人们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意识。众所周知,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期望,列宁把俄国革命看成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特别应影响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都高度发达的德国。而革命却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爆发了。总之,必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秩序的事实实际上却与革命性变革的理论模式背道而驰。
在今天的词汇中,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无疑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临界国家”:它具有数个工业化中心;呈现出若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又发展相对落后,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其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并依附于农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程度上的差异,许多人目不识丁。政府形式是一个军警遍布的封建政权。僵死的宗教和落后的神学体系使得广大民众成了愚昧的宗教狂。大规模的摆脱农奴制的农民斗争在50年前才开始爆发,事实上,农奴制在当时的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人民已做好了推翻世袭地主、贵族和沙皇的准备。落后省份与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起来的城市地区的冲突使得各种需求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唤起和满足。当然,在那些保留了古老农民传统的村社组织“米尔”(1910年被斯托雷平解散)中,人们能够从前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后资本主义思维,而不需要什么过渡阶段。在关于推翻沙皇统治这一解放所有人的问题上,软弱的小资产阶级与当时更加弱小却富于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发生了冲突。但是,资产阶级经过在全国妥协以适应专制主义的需求后,它对农民的吸引力开始远不如出身和生活水准都与农民十分相似的工人阶级。这场革命成了以工人为领导的、农民参与和支持的运动——他们在那些革命岁月中表现出来的推翻压迫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这一革命高潮并没有提高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相反,有些从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战争和冲突中被摧毁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使得苏维埃的经济恢复更加困难。因而,在苏维埃建立的第一阶段,它在经济上仍是一个“临界”国家。它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通过强制的工业化来弥补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军事力量强大的西方势力和军事力量迅猛增强的德国,都以武力包围和讹诈威胁着这个国家。
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苏维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条件都不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国家缺乏经济基础,缺乏质高量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民众为争取民主体制而斗争的经验不足,与西欧相比,苏联没有广泛而牢固的教育和思想运动。尽管如此,在弱小、无私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的生产还是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肩负起了管理和教育的职责。如果考虑到内部变化的“有机”过程,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以后,这些责任应该由广大的工人阶级来完成。结果,一个官僚政党的机制不是以一个“破坏因素”而出现,而是在经济和社会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形下以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组织所要求的社会形式出现的。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长期专政。任何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的企盼。在党的专政下,农业的集体化、庞大的新兴产业的建设以及普及教育体系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这些成就的实现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成功的前提是残酷地镇压一切反抗。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生活水平和物质保障上的明显提高。苏联人民反抗纳粹统治和他们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苏维埃制度是历史的进步。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摧毁了苏联人口密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地区,二战后的恢复时期也显示出了与其政治体制相应的激情。即便是共产党政权所产生的恐怖也没有改变这种热情。
发展的目标首先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是增加社会和个人的财富。鉴于战争所带来的落后和巨大损失,发展和满足物质需求的重点放在了提高生活水平上,这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尽管苏联的个别工业部门比较先进,但整体水平却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因而,工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保持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先权。所以,物质生活上的目标就一直被置于工业现代化这一更高目标之后。
这似乎过于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在60年代,我个人的印象是,时刻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做出牺牲的观念仍然存在,但是对消费品的渴望却被言过其实的许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激起,这起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5-10年内“赶超”西方的口号浅薄而不现实,其恶果已经显露出来。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的消费方式已经激发起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却提倡另一种新的需求体系和对生活的追求,即一种新的世界观。
客观地讲,从批判和消灭以商品拜物主义为特征的制度到向这种制度屈服,这样的转变与物质需求方面的落后不无关系。西方社会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也许会被新的价值观所不齿,它还为舒适和富裕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这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对物质世界的渴求并不那么容易被人理解,那时哲学的陈腐解释不足以使人信服。
然而,除了客观条件外,还有主观上的问题:“人类的生产能力”——即人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并没有化为行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未被很好地利用。这种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热情甚至被抛在了一边,从而转向了西方制度和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不再体现在生活目标上,而是体现在消费水准上。如果一场反对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大战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它的胜利绝不是建立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而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强调某一种价值观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
苏联的这种思想状况导致了苏共二十大上的转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他们甚至可能注意到了经济条件和阶级结构的不成熟。当时的物质水准远不能达到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水平;1917年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尚未具备成熟的改变社会形态的阶级意识,因而不能成为具有新型价值观和非资产阶级思想和理想的人。工业化时期,工人的数量激增,这意味着其他阶层的人们加入到了工人队伍中来,其中包括贫苦的农民和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时刻准备做出牺牲,对外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对内发展国内的生产,但他们却未能对官僚和僵化的体制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不得不与资本主义进行较量。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它必须具有强大的军备来保持“恐怖的均衡”以对付外来的威胁;其二,出于自身的需要,它必须进行大量的商品积累。无疑,两种社会制度间竞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保持了其中心大都市的长期稳定而未出现革命性反抗。只有迅速提高生产力,才能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显然,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注定意味着抹煞社会主义人道和民主的一面,但是,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对抗中,走第三条道路肯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尽管苏共二十大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生产力的首要目标(因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失败),但也没有提出民主化。因而,虽然恐怖和强制性的手段减少了,但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能力却削弱了,官僚的僵化体制依然存在。
二、官僚问题
从韦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中,官僚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大众社会中,越来越专业化的知识和在不同的领域(生产、贸易、分配和通讯)对应用这种知识越来越多的需求使得专家机构具有了独立性——一旦统治力量更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发生变化,新的秩序就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支持者和调解者阶层。十月革命以后,共产党的作用由社会变革的承担者和推动者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既要完成这些变革,又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相对落后,还不具备自我管理生产关系的能力。十月革命诞生的苏维埃的思想观念动摇了,因为这种观念的必要条件尚未成熟(如教育落后、阶级意识参差不齐、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
无疑,以新型和创造性的方式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绝大多数人至少要在本地区范围内参加到公众生活当中来,参与社会基本条件的制定,或者分担某些政治责任。决策的民主化促进人们与社会秩序的认同,对社会有责任感,可以发挥个人的才干,最终具有参与意识而不仅仅是人云亦云。决策上的民主合作和民主参与为个人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官僚体制的墨守陈规和集中管理相比,由于意见不一和拖延,民主合作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短时期内,官僚体制对于社会目标的实现更为有效。
在当时的外部条件下,苏联在工业发展上的压力要求建立统治集团的机制,特别是在没有配备组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行政机构之前,必须用一种全面计划经济的社会观念取代放任自流的统治。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0天,这表明,要管理一个现代国家,制订出关于投资、管理和教育的长远计划并非易事。中央计划与指导和根深蒂固的民主愿望之间的合理平衡首先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氛围和高水平的普通教育水准,还要铲除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针对不同的地区条件进行适当的教育,以使全体人民都能够理解。在1917年的苏联,这些条件无一具备。在此我们无需赘述苏维埃为创造这些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所做的多方面和巨大的努力;恶意的攻击可以抹煞这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却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受到挫折,并且为抵御国外的阻挠而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更削弱了这些努力,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诸东流。40年的冷战更阻碍了对国家管理机制进行内部的政治变革。
当然,在那段“停滞时期”,在内部政治变革和冒险上所表现出的致命的怯懦不仅仅说明了一个已经变得僵化的行政阶层的无能和惰性,它还是两种制度较量中经济落后在上层建筑上的表现。同时,由于建立新的民主国家结构而产生的任何内部的的分裂已经成为社会制度间进行竞争的障碍。由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政策对苏联形成的威胁,社会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正因为如此,基于道德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赫鲁晓夫时代所谓的“反斯大林化”运动才没有在行政和政治上进行到底。这些考虑使得许多迫切的制度性决策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没能顺利实施。
理论批评和实验功能沦落为官僚野心的牺牲品,这本身是党领导的干部政策所形成的官僚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表现。但是,与其政治功能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国家僵化体制的执行者,因为在苏联建设的特殊条件下,它还必须担负起国家的职责,将党和国家的两种功能集于同样一批人身上。
共产党机构的官僚体制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生活,不允许任何批评和批评性的讨论,产生了冷漠的态度和投机主义,最后导致了列宁主义准则在党的生活中的破灭。继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道德”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了。贪污腐败和经济领域的犯罪这些现象还不是社会主义覆灭的主要原因,经济的不景气和向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妥协才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和重建时期所培育起来的民族精神(这在苏联早期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被这种复活的前社会主义价值观摧毁了。唤醒人民意识的斗争不再继续,代之以政治教育的法令。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都被抛弃或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在这种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主观的意见和态度——开始滋生开来。
三、理论的匮乏
共产主义世界观已不再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其分析和目标中忽略了实践。在解释现实和提出目标前景时,其要旨在于揭示并消除从目前的矛盾中滋生出来的错误认识。尽管在苏联进行了一场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但是进行得相当软弱无力,只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标准列举出一系列标准化的“错误”。同时,其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才是资产阶级思想滋生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却很少进行反思。这样,哲学就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把自己封闭在僵化教条的象牙塔上。它丧失了谋求新发展、学习众多其他范畴和解释方式的能力,因而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无法再给人们提供指导。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失去了对我们时代的科学问题和苏联的社会生活的参考价值,其对现实和现存历史的价值——这正是辩证法的实质——也逐渐消失了。这并不是教科书上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导致了其毁灭的命运,而是轻率地将内容丰富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和结构简化成了这些纲要。辩证法在理论上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如下的实践上的后果: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被事件发生以后的政治实用主义所替代。这种低下的理论水平在戈尔巴乔夫那本肤浅的实用主义书籍《改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本书宣布了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由辩证法僵死的形式化所导致的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即错误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和我们时代的转变特性——已经讨论过了。然而,在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忽视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畸变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客观的根据:经济上的落后、人民大众意识的落后,以及国家和党的组织的政治形式等等。这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主义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十月革命是一种英雄式的、但却是错误和不成熟的产物。只有无视反思作用的人才能接受这样一种决定论的宿命论。充分运用理论可以使我们对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矛盾有所理解,从而制定战略而不是瓦解社会主义。
对时代的根本趋势有了正确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就可以得到实施,这种言论建立在对其具体性质的错误估计上,然而它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即在正确理论估计的基础上,有可能实现另外一种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缺少了统一体中的一个要素,就会出现错误的方法,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找到了:没有对理论进行持续不断的建设和批评工作,就没有社会主义。
断章取义的理论导致了政治上的唯意志论。“良好的愿望”取代了客观可能性和客观趋势的决定作用。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由意志推动的吗?当然不是。是当时的革命力量推动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革命的火种点燃发达工业国家的燎原之火,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牢固的基地。但从本质上讲,这些可能性并不一定变成现实。十月革命爆发了,但革命并没有在德国发生。正如今天一样,那种过渡中的特殊矛盾仍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对待,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的缓和使矛盾减少,或者说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和普遍贫困也产生了具体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并没有呈现出拯救人类的前景,这一点已被有识之士所认识,并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应当是怎样的目前还不清楚。仔细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它们是我们的工具。如何使它们不被摧毁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许多混乱,有些人不是去调查失败的多方面原因,——如不同制度下世界性对抗的条件,以及其自身的错误,以便为未来的国际斗争做好路线上的物质准备,——而是对确定无疑和经过时间考验的理论原理本身产生了怀疑,甚至抛弃了它们。病人战胜病痛的最好方法就是自杀,在这种荒唐的原则下,“理论改革者”们现在正在猛烈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他们自己却毫无理论依据。在那些众多的已经向失败主义屈服的人们中,我们选择A.I.沃尔科夫和Y.A.克拉辛(后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两教授作为例子。在一篇他们两人的署名文章《社会主义的昨天与今天:不同还是相同?》(1990)中,两位作者提出的某些观点足以使其追随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1)马克思只是将社会主义的特性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选择,“以便他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与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进行准确的比较”。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马克思以及以往其他理论家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对他们时代的现实记述,而今天,现实发生了变化”。因而,传统理论已经过时了,不仅是因为时间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关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基本论述过时了。
(2)资本主义产生了“适应于经济社会规则的特征和倾向”。在相关的“组织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形式下,社会对所有成员提供保证,包括那些不能胜任社会工作的弱者”,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和社会不会仅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运作。文章接下来还写道,劳动主体的发展与这种劳动的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是可能的吗?许多其他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尽管这些矛盾从前也看似不可调和……目前,在劳动市场发达的组织体系中,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雇主和雇员之间更像是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对一方获取剩余价值的说法也产生了疑问,因为价值的积累使双方都受益。因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普遍动力这一命题不再适用。
(3)因而,对于沃尔科夫和克拉辛来说,“当民主形成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了“一个对资本的行动产生更大社会作用的力量”,由此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这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念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各阶级相互关系中共同的政治文化”将占据主导地位。
(4)所以,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下降到“仅仅为社会主义的全部价值观提供一个指导”,用E.伯恩施坦的话来说,它不过给工人运动提供了“大略方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征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党的领导作用等。
紧接着,这位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写道,“我们也需要一个开放的、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并且他问道,“为什么我们党的社会民主竟然会使我们害怕?”在本论文余下的篇幅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上述四点。
对观点(1)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详尽的范畴和解释模式,表述了资本主义在进入其不可避免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之前其全部运动中的特殊形式。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内部不间断的积累过程所造成的发展的压力带来了无以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
显然,这些矛盾既不能解决也不能真正地协调,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观念只会加深这些矛盾。于是出现了一个充满冲突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十月革命也许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信号。即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尝试的失败也不能使作为资本主义历史产物的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对观点(2)的探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消失,它不过被所谓的“安全网”所掩盖,而在边缘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矛盾却暴露无遗。但是,同样在发达国家中,前所未有的个性的泯灭使人类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消费者,这与个性全面发展的理想背道而驰。只有在社会和文化毁灭的基础上,才会出现阶级的妥协和当代工人运动的瘫痪,这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上向资本主义让步的结果。
对观点(3)的探讨。在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妥协并不表明阶级矛盾有了结构性的化解,而只是出现了暂时的调和。一方面,妥协是社会选择体制存在之必然,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为保持其高消费、避免过度生产所导致的永久性危机、从而不影响资本投资的结果。然而同时,在种种妥协的背后,“对资本运行的社会影响”减弱了(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民主几乎成了幻想。
对观点(4)的探讨。对价值观的关注使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不是社会和政治的行动,又回到了F.A.朗格的“理想的立场”这一新康德主义对抑制革命斗争的社会民主的解释上去。这样一来,关系重大的不是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是思维方式。其结果事实上是,当权者依然拥有权力,无权者仍然无依无靠,只能对道德和权力怀有美好的期盼。
不管怎样,沃尔科夫和克拉辛的“社会主义的明天”不是变相的社会主义,而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性的实用主义阶段”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微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理论的匮乏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这一阶段的规划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它的倡导者们满怀希望地企盼着一幅和谐的资本主义图景,一幅在现实面前很快就会变成水月镜花的图景。
有目共睹,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问题和矛盾,最终导致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像沃尔科夫和克拉辛这样的知名作者,其理论上的无能为力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20年中由理论上的冷漠、麻木以及僵化形式所导致的东欧社会主义势微的最终结果,这中间交织着各种前提和原因。在此,我们试图揭示出形成这种复杂情况的客观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正确时机的正确决策可以冲破阻挠,使社会主义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进程。人们可能永远会问,为什么恰恰在彼时彼地作出了那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一般情形下,各种选择的先决条件的确存在,并且,错误的方向总是理论空虚(即对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这种制度的特征之一,社会主义运动试图从这些矛盾中建立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机遇取决于对形势的正确认识以及一个正确的政治和经济行动战略。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实现,而是要通过那些理解了相互联系原理的人们的努力。理论是实践不可缺少和独立的推动力量。无论谁要有效地行动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理论。在这一战役失败之后,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重新开始我们的政治工作,意识方面的工作是第一步:要形成和加强阶级意识,关注分析我们时代趋势的理论力量,在讨论过去和现在的错误时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在思想和组织上要有严格的纪律。必须给政治活动提供机会,辅之以意识方面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个人不可能事事都考虑得尽善尽美。
那些为了新事物而奋斗的人们最初总是少数,而且这种情形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继而形成一个政党,会不断兴起,越来越强大、坚定和有力”。共产党“为争取近期目标和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而斗争,但是在目前的运动中,他们还阐述了那一运动的未来”。未来就是包含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可能性。为未来而奋斗并使之成为现实,必须把它同时作为目的和目标。因而,没有自觉的理论,历史便是盲目的;而如若广大群众不掌握理论,理论就是软弱无力的。
*H.赫尔茨的《社会主义的低迷和未来》的第四章,该书至本期全部译介完毕。
禾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作者介绍:[德]H.赫尔茨
范文四: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
摘 要: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1140.htm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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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联; 苏共; 人民; 干部;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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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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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北京 100091)??
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对此的解释很多,有人认为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否定,放松了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是苏共党内出了叛徒;有人强调经济没有搞好;也有人说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在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们看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当然,对于苏联体制的解读也是有差别的。笔者同意**在评价苏联时所说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在于苏共背离了民主原则,造成民众与政权、国家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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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程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巴黎公社确实体现了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形式,其公职人员都是普选产生的,是完全为民众服务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享受任何特权。现在看来,巴黎公社这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在国家层面未必行得通,但在市镇未必不可行,许多国家实行的地方自治与此有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不应纠结于形式,更应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消灭了旧的作为压迫机关的国家,保证新的国家不会成为压迫人民的机器,同时防止机关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公职人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众,受民众的监督。不管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都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观的实质。苏联发展的历史证明,苏共所建立的国家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背道而驰。?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但“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62页。)列宁甚至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第305、306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详细论述了什么是公社式的国家制度和政体形式,其核心思想是:“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
⑤(《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第2版,第46、44-45页。)议员要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⑤其目的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
?但是,这一理论在苏俄并没有变成现实。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加上交通不便,国民80%都是文盲,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行不通,从国家层面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或称代表民主制。苏俄本来存在着一个由各政党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但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对此,考茨基、卢森堡等人从不同角度予以批评。
?在与考茨基的争论中,列宁反对考茨基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肯定,他反复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重要的是要看民主的实际内容,“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606页。)。如果说考茨基反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则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但她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后果同样表示担忧。她在1918年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根据普选原则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没有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榜样,卢森堡的这段具有先见之明的话值得认真回味。苏联的实践说明,政治发展同样是有规律的。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无产阶级政党应不应该抛弃这种民主的外壳,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否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德国共产党人的看法显然与列宁不同。卢森堡认为,“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个外壳。”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的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2页。)。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的很多做法与当时需要巩固政权和武装斗争有关,但是,非常情况下的措施不能被永久化,更不能作为范例成为其他共产党学习的榜样。权力的分立与相互监督是人类社会防止国家成为压迫者、防止个人专权而探索出的一种政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曾主张议行合一,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实现普选制,到晚年,恩格斯赞扬德国工人对普选权的运用,认为旧式的起义已经过时了。深受恩格斯晚年思想影响的德国革命家,自然比列宁等人更看重民主的形式。
?十月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后,列宁也看到了新体制存在的问题,在1921年俄共(布)十大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要改变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领导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目前形式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4页。)但是,这些关于民主的决议并未落实,苏俄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经济上实现了民主,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政治上则加强集权,取消了各种自由。在最后的书信和著作中,列宁提出对苏维埃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的变动,如: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加强监督和检查,使任何人都处在监督之下;撤换斯大林,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等。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些改革设想未能落实。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定型了。其特征是:党代表人民决定国家的一切事务,不仅制定政策,还具体执行政策,是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机关;党又完全听命于领袖斯大林,其内部也没有民主,有不同意见者遭到清洗;苏维埃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和法令的形式上的工具;人民的民主权利停留在字面上,他们没有对国家政策的意见表达权,只是执行者;国家管理者变成了官僚,他们由组织部门选拔,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卢森堡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事实也说明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是缺一不可的,没有相应的形式很难保证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及其持续不断的大清洗和向民众施暴,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原则,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源。
?二、人民长期与国家政权分离,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国家,应该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其重要途径是民众选举自己信任的公职人员。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教会民众使用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逐渐背离了这一原则。普选制被任命制所取代,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党的管理和监督所取代,连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办事机构的干部及人民团体办事机构的干部也都是任命的。这既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也与俄国缺少民主传统和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苏共没有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后,本应该把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变成现实,实行工人民主制,当时党内和社会上都有这方面的要求。1921年2月,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工厂工人罢工,除了经济要求外,他们也提出了政治要求。2月22日在彼得堡的大企业选举工人代表的会议上,被选上的代表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实行苏维埃自由选举,恢复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许多军人也举行集会,支持工人的主张。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示威的工人开枪,打死了12个人,有上千工人被捕。示威变成了群众性示威,上百的士兵站到了工人一边,2月27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举行了起义,以声援彼得格勒的工人。他们在宣言中要求政府维护1917年10月宣布的权利与自由,给予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以行动的自由,释放在监狱中关押的工人、农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以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让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起义,他们不同于白匪军,他们没有呼吁推翻政府,只是反对一党独揽大权。他们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以维持喀琅施塔得的秩序,号召共产党员与临时革命委员会合作。3月7日,苏俄政府命令在24小时内结束彼得格勒工人的反对行动,手无武器的工人被契卡镇压下去了,有2000多人被捕。政府拒绝与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谈判,重新组建了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7集团军,3月8日向喀琅施塔得要塞进攻,付出了很大牺牲,3月17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被武力镇压了。有8000人退入了芬兰,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要塞防御司令部的成员。留在要塞的人遭到了严厉镇压,到1921年初夏,仅由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团、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处务委员会、芬兰国境特别处喀琅施塔得分部非常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极刑的就有2103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的为6459人。1464人虽获得自由,但对他们的指控并未取消。从1922年春季开始,大批喀琅施塔得居民被强制迁出。总共迁出2514人,其中1963人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388人为要塞闲散人员([俄]В-П-纳乌莫夫、А-А-科萨科夫斯基编:《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8、9页。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决定建立喀琅施塔得事变牺牲者纪念碑。)。喀琅施塔得事件推动布尔什维克转向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向农民作出了让步,很快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市场丰富了;但在政治上列宁提出的工农被压迫群众所享有的“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实际上并未兑现。
?当时俄共(布)党内有人提出,应该加强民主建设,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如: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专员瓦尔金提出,应该给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政党合法活动的自由;副农业人民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奥新斯基建议成立“农民苏维埃协会”;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关于改进国内政治生活,实行高度民主,改善工人与政权的关系,实行出版自由等建议,都被否决了(详细情况可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80页。)。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决议指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238页。)。同年,俄共(布)十二次代表会议又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政治力量”?④。1922年上半年,实际上存在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了。1922年8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取行政措施,许多人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国。到1922年底,其他党派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一党独存、独掌政权的局面在苏俄完全确立下来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很不好。
?俄共(布)十大提出的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议被束之高阁。1922年4月,斯大林成为书记处**后,对书记处进行改组,书记处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其工作人员从1922年4月十一大时的705人,到7月就增加到了892人 ⑥(Рожд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и-2005-№2-С-4、7- )。1923年8月,休假中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候补委员布哈林等人与中央委员们交换信件,对于书记处集权的现象很不安,提出进行改组;但因斯大林不同意和随后爆发了德国革命而作罢。与此同时,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继续大量任命干部。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写信,要求发展民主,克服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10月15日,46名党的活动家发表声明,不同意政治局多数的政策,矛头针对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能促进党的民主化,反而使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加紧使干部任命体制完善化。1923年10月31日,组织局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登记和分配工作人员到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名册清单1号:《俄共(布)中央任免的中央和地方机关人员名单》,同时出台了2号清单:《中央机构和中央委员会相关部门已同意的人民委员会及其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任命和调动的名单》。这两份名单实际上确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由中央组织部门任命的体制。1925年11月,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据此产生了第3号干部清单,即部门官员和地方官员名册。从1926年1月起,组织分配部获得了直接为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工会和合作社机关选拔干部的权力。从这时开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配第1号名册的干部(1870个职位),组织分配部选拔第2号名册的干部(1640个职位)并批准各部委报送的第3号名册(1590个职位)的干部。在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干部任命制来消除异己。仅1926年5月到6月,组织分配部就调动了1497名干部,其中中央机关391人,地方和民族地区980人?⑥。干部任命制是斯大林能够战胜党内反对派的重要原因,也是斯大林加强个人权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任命制的发展,任命的干部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还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其结果是,苏共各级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其上司。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最高领导人本人的关系,这加重了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权力的层层任命、逐层集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权力的行使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这一干部体制一直沿续到1989年。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不可能实行让人民群众人人都亲自参加管理的直接民主,社会上还存在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特殊阶层。为了防止他们脱离人民,为自己谋取特权和私利,必须有一套民主体制作保障,也就是要有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苏共本应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过渡到指导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选举把群众认可的领导人推向领导岗位,通过民主监督使他们为选民的利益服务,有一定的程序保证群众能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但在苏共执政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是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事务,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人民与政权未能有机结合起来。“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这就导致“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苏维埃国家更多的不是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官僚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他们也就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三、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共丧权亡党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其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列宁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127页。)但是,在其他政党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共产党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如何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执政党自身的民主机制建设特别重要。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
?斯大林强调:“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33页。)斯大林把苏共变成了个人行使职权的工具,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个人集权制,党的决策只在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做出,连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除了执行和服从外别无选择。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第2版,第57页。)“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斯大林把无产阶级政党比喻成这样的组织,在理论上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把苏共变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1934年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州以上党委设立各种“生产业务部”,在党中央设立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文化和宣传部等与政府相对口的部,政府的具体工作要听命于党中央。苏共掌握着一切权力,但却不受任何监督,群众的监督有名无实,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也日益缩小。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而不再监督领导者。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又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其成员也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而改由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有所改变。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党内民主有所改善,加强了集体领导,提高了政府的权威,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重大问题都由这些会议决定。但是,从1957年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等对手赶出政治舞台开始,他又重新走上了斯大林之路,个人又开始凌驾于党之上。为了便于直接指挥生产,他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加强了以党代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没有改变,党政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的现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级干部只要不是老死任上或高升,就不会被撤换。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或第一书记,不合**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这样一个缺少民主的党,也不可能在苏联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部分过去是坚强而谦逊的革命者开始摆官架子。同时,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方面许多人也太脱离了人民。一些过去是谦逊的党的干部学会了说假话,学会了阿谀奉承。20年代末期他们并没有去制止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对他们自己的过分颂扬”([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册,赵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版,第698页。)。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感觉不到他们才是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因而责任感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在自己领导面前则阿谀奉承。
?干部特权制的发展使某些干部把谋取职位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干部还是很讲奉献的。1917年11月,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卢布。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情况开始改变,干部的工资增长很快,“由于职务不同,党员之间的物质待遇悬殊很大和存在着所谓‘无节制’现象”。党的十三大对此提出了批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5页。)。但这种现象并未改变,而是在变本加厉地发展。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服务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对此,赫鲁晓夫、叶利钦都有过生动的描述。阿尔巴托夫(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机关当咨议员)写道:“高级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4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 ②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5、309-310页。)在物质不丰富的苏联社会,党的干部特别需要特权,它既是制度收买党政干部的一种手段,也是干部们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需要。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言:“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与上层保持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②这就造成苏联人所得不是按劳动、按劳动的质量,而是按一个人的职位高低。干部的特权制恶化了干群关系,激化了官民矛盾。
?苏共长期垄断权力,实行干部任命制,不受制约和监督,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私有化和苏共蜕化。在斯大林时期,由于持续不断的镇压,干部队伍不稳定,更新较快。到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实行干部更新制度,干部队伍也不稳定。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歌舞升平的干部稳定制度下,权力私有化成了普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还有不少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精英的增补都要通过特殊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展起来了。高级干部形成了特殊阶层,有点类似贵族制度:终身制、高的生活水平、各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③“到1981年年底,勃列日涅夫的亲朋好友在苏共中央约占100个席位。”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权力私有化在地方上也很严重,“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被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二十多年,该共和国的干部――党的、苏维埃的、政府的、立法的――统统都效忠于拉希多夫个人。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威就达14人之多([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权力是有诱惑力和腐蚀力的,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竭力主张公职人员低薪制,防止公权力成为掌权者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苏共领导人靠特权制度享受着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民众却长期忍受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之苦。在特权制下生活的干部感受不到民众吃穿住用的困难,自然也不会把解决这些问题当成工作的重心。他们毫不吝惜地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军备竞赛、追求大国地位、援助世界革命上,却不肯发展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生产。
?四、长期奉行以制度为本或以国为本,忽视人民利益
?在一个没有政治竞争的环境下,苏共应该靠政策的正确性赢得民众,但从斯大林开始,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主要不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如何增强国家的实力、如何保持制度的纯洁性。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21-22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这种大合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制度民众是否接受,对民众是否有利,不在他的考虑范畴内。
?斯大林强行搞农业集体化,消灭所有个体农民,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抗。“1930年冬春,在顿河、库班、西西伯利亚和中央黑土区的某些州,在起义者和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部队和红军增援的军事化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之间爆发了战斗。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资料,从1930年1-4月,包括俄罗斯被布尔什维克(苏联)监控到的农民起义有6117起,参加者总数达到180万人,其中在乌克兰有1895起,在中央黑土州有超过1000起,在伏尔加河中下游有801起,在北高加索有649起,在莫斯科州有459起,在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有268起,在白俄罗斯有265起,在外高加索有229起,在乌兹别克斯坦有212起,在西伯利亚超过200起。如果说1929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了5885人,那么1930年则抓获了179620人,其中18966人被枪决。1930年13754起群体性案件中有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894-1939,с- 890-)。因为农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只得用武力反抗,农民反抗全盘集体化的斗争又被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力量过于强大,他们的武力反抗注定要失败。但没有生产积极性的农民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美国进口。
?随着斯大林埋葬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感在减弱,不满在增加。莫斯科的熟练工人斯科托夫不满于劳动定额高,买不到生活必需品,他发问:我们曾支持布尔什维克,追击两倍于己的敌人,为苏维埃政权搞到过3000万卢布,从白匪军手中抢回500头牲畜,“我们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布尔什维克给了我们工人什么”?顿巴斯的工人索伯里写道:“在过去的1925年、1926年、1927年,我们还能感觉到自己无论是作为工人阶级,还是作为农民,是自己地位的公民,但是,从1928年起我们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将会像狗一样生活。”(Голос норода-Писмо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Отв-ред-А-К-Соколов- М-:РОССПЭН,1997- С-320-)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税收。一位62岁的农民,妻子是残疾人,两个孩子还未成年,因交不起54卢布的工业税,从1929年10月13日起被关押,并被剥夺了选举权。他愤怒地问:“法律在哪里?真理在哪里?”(Голос норода-Писмо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308-)?
斯大林为了用粮食换取购买机器设备的资金,甚至不惜征用农民的口粮,在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苏联的粮食出口却在增加。1930年苏联出口了480万吨粮食,1931年510万吨,1933年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还出口了180万吨,1932年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占到了收获量的45%,达到7000万吨,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几乎被“一扫而光”了(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894-1939,С-897-)。这就人为造成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俄罗斯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32―1933年大饥荒至少造成了500―700万人死亡(Кондрашин В-В-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М-:РОССПЭН-2008- С-192-)。“1946年苏联用来满足苏联人民对粮食需求的资金十分紧张。乌克兰正在闹饥荒,甚至发现人食人的事例。然而斯大林却很大方地用粮食支援波兰,尽管波兰并没有遭受苏联个别地区、特别是乌克兰所遭受的那种灾害。”“给人民民主国家提供援助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炫耀(斯大林在这方面可谓一丝不苟):瞧,苏联拥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笼络和牵制人民民主国家及其领导者。”([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8、221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国内就有很强的改革诉求。亲眼看到西方情况的士兵和劳工,认识到了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一些走出国门的士兵、劳工,看到了西方农民劳动和生活的情况,回来后对同伴说:“立陶宛的全体农民生活得很好,最穷的也有3-4头大牲畜,两匹马。那里没有集体农庄”。从东普鲁士回到斯摩棱斯克附近农村的两名被遣送者说:“在德国我们生活比在这里好许多倍。德国的农民生活很好,穿着与城市人一样,城乡之间没有差别。”(РЦХИДНИ-Ф-17-Оп-117-Д-533-С-20、19-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31。 )但斯大林武断地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制度有生命力,拒绝进行改革,并不断强化斯大林模式。1945-1947年苏联经济继续下滑,通货膨胀在发展,粮食、原料和战略物资的生产在减少。当时可谓人心思变,人们期望很快能有新的更好的生活。集体农庄体制严重妨碍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在整个苏联,1946年有75-8%的集体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集体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给庄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的占13-2%,在俄罗斯的一些州,如奥尔洛夫、库尔斯克、坦波夫斯克,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29-30-)。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集体农庄体制面临危机。1946年6月,一位农民在给亲近者的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在地主那里劳动,因为驱赶我们去劳动,却不为劳动提供食物。为了诱惑(我们去劳动),每天给一杯稀菜汤,50克面包,但不总有,每周有2-3次,为的是(让我们)喘口气而不至于饿死。”“我每天都哭:没有面包,却被催促去干活。我还得受农庄主席的嘲弄,他喊叫着――去!干活!而我们从集体农庄一点粮食都得不到。怎么干活呀?弱得都拖着脚走路了。”(РЦХИДНИ-Ф-17-Оп-121-Д-547-С-14-15-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 30。)1946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消除破坏集体农庄章程的决议》。但是,农民还是经常有反抗行为,袭击干部。1946年11月13日,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一份会议备忘录转述了一个庄员对亲近者所说的很有代表性的话:“如今在苏维埃政权下,人民和农民感觉自己是被压迫者,整天弯着腰工作,农民什么都没有……许多集体农庄的土地荒芜了,而从前在私有制下每一块土地都被认真耕种。农民不是自己的主人,强迫他们工作,不管你愿不愿意。如果想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那么,现在,在1945年,假设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有自己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工具,农民就会有大量无论如何自己都用不完的产品”(Россия,которую мы не знали,1939―1993,Хрестоматия-Под ред-М-Е-Главацкого- Челябинск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5- С-260-)。赫鲁晓夫曾直言不讳地说,革命前他当钳工时生活更好一些:“挣45卢布,黑面包2个戈比,白面包4个戈比,一俄磅生猪油22戈比,最好的健步如飞牌皮鞋也就7个卢布。这里有什么好比较的呢?我在莫斯科做党的工作时,连这一半都拿不到,尽管我在社会政治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其他人比我的收入还少。”“我结婚时还很年轻,1914年我才20岁。我一结婚就有了自己的房子。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一个普通做钳工的,老板还满足了我的住房需求。令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一个昔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住房条件比我的弟兄们现在还要好。当时我家里有卧室、有厨房和餐厅,起居室也很像样子,有木地板和过道,下面是地窖,用来存放食物。”([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卷,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2、1219页。)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的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镇压机器停了下来,理论、学术和文学界有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气氛,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人类走向太空的梦想。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未能摆脱斯大林理论的框框,仍在追求一大二公,主观随意性强,改革虎头蛇尾,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价格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年6月1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其中肉价提高30%,黄油价格提高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价格会降下来。但人民既不信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价格会下降。在新切尔卡斯克、克拉斯诺达尔、亚历山德罗夫、穆罗姆、毕斯克,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抗议集会。在新切尔卡斯克,矛盾激化了。该市电气机车厂2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不满的工人开始罢工。厂长的傲慢无理又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月2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17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5000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者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1962年6月1-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25人,50多人受了枪伤,20多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86名军人中有9名被送进了医院。”([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对政权而言,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发生在1962年8月14―20日,对所谓组织者和肇事者进行了审讯,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7人被判处10至15年的重刑(Козлов В-А- Массл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3-е изд-,испр- идоп-,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 417-)。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科兹洛夫、波利扬斯基、基里延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到场处理此事。在中央代表与工人代表谈判时,克格勃逮捕了116人(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939-2007,с-382-)。严厉的处罚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如果说在1961-1962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里发生了5起大的群众抗议事件(在克拉斯诺达尔、穆罗姆、亚历山德罗夫、毕伊斯克和新切尔卡斯克),那么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只发生了两起类似在克拉斯诺达尔的事件,没有像新切尔卡斯克这样大的事件”(Козлов В-А- Массл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3-е изд-,испр- идоп-,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420- )。在残酷的镇压下,这类事件确实少了,但并未绝迹。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感到失望的民众有的用酒精麻醉自己,有的消极怠工,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时期”。当然,也有人起来抗争,出现了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们成为推动苏联改革的重要力量。
?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把提高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是搞了个以加快发展机器制造业为重心的“加速战略”。到1987年苏联才真正进入改革阶段,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进行了柯西金式的经济改革,但改革同样不顺利。“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俄]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时,苏共中央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让民众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给民众以自由表达意见和选举领导人的政治权利。由于改革突破口选择的不是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地方,而是一步到位地搞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没有经过民主训练的民众轻易相信了那些狂热的煽动,谁说得好听,谁骂当权者最激烈,往往就能当选。结果国家陷入了政治狂热之中,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和冲击。经济危机加重,国家也在重重危机中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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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根子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上。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苏共的政策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了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正因为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把民众变成国家的主人,“国家落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为人民所需要。一点也不奇怪,人民这样对待这个国家,他们不同情它,因为大家都以为不可能比这更坏了”。([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页。)因此,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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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申)
The Root of the Failure of Soviet Socialism
Zuo Fe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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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oviet Un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CPSU) over-emphasizes on the actual content of democracy and ignores its procedures and forms- The practices of Soviet Union has proved that without the guarantee of procedures and forms, the alienation of democracy will occur, which causes it depart from its original purpos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will be violated inevitably by the state- The CPSU has managed all the affairs of the country as the “agent” of people; the cadres are selected and appointed from the Party's organizations, people have no rights to elect and monitor them, which lead the separation of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absence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The CPSU could not resist the corrosive effects of power and transform to be a self-interested party, the privileges of the cadres and privatization of the power become much more serious- There are also defects in the governed concepts of the CPSU; the target of building a strong state is always regarded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ursuit of wealth by the people, and the loyalty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ocialism has always been deeper than the loyalt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this condition, people have no rights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o they do not cherish such a country and look on the fall of the CPSU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with cold in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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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oviet Union; CPSU; People; Cadres; Political Power
范文五:欧洲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欧洲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垮台10年后,我仍然没有看到对该事件的充分和科学的总体分析。 1959年1月至1990年1月,我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既在基层工作过,也在中央国家机关(人民教育部)工作过,我从1965年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因此我认为,我能够就这一事件提供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分析。在此次采访中,我只能粗略地提出如下结论。
1.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次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是认识到自己与当前的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客观现实的关系。
2.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人的行动中发挥作用,因此具有趋势性特征,可以说客观规律是不会顾惜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中的一些人或领导班子,也可以说,它们“没有道德”,既不知同情,也不知偏爱,但是人们在作出相应的政治决策之前必须科学地认识它们,并且理发地、也就是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重视它们。哲学
3.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世界观及其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理论为劳动人民指明了方向;有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世界观才能得到有效利用,才能充分发挥潜力。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如下事实非常清楚:由于生产、积累、流通、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的国际联系不断增长,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内容上和实质上当作国际(全球)关系,在形式上当作国内关系,并最终(在经济、政治和理论斗争的主要层面上)协调一致和有计划地对斗争成功地加以引导。这一点也长期地适用了如下情况,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首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通过人民群众成功地夺取政权。苏联的霸权主义要求以及国际政治结构中极不发展的民主,被证明是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的一个主要错误。重视国内民主
5.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形式,以或多或少公开的方式联合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斗争。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尤其是在经济、外交、军事行动和意识形态这四个方面。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自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鼓吹国际关系应当“非意识形态化”以来,这一斗争更加尖锐化了。美国和北约的主要战略对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政治秩序、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联邦德国――恰恰是在施罗德执政时期――在这一方面同时是美国最重要的欧洲同盟者和竞争对手;它的军队现在远远布置到东方的阿富汗和亚洲。
6.有这样一支重要的长期的基本政治力量,它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使一连串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曾给千百万劳动者带来饥饿、痛苦、贫穷、犯罪、病症、教育落后和文化衰退的资本主义,这支力量就是国际范围的社会民主党。这支力量(已成为社会党国际组织上的领导者)在民主德国西部边界划定之后,1961年8月13日提出了这样的方案:通过亲近演变在德国和欧洲消除社会主义不是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收买那些准备从内部炸毁这一政治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力量来实现。原则上相同的方案也被企图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资本主义剥削、法西斯战争或者重刑监狱和集中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及政府中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年轻一代领导人产生了影响,其实际后果是: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判断力,以及他们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警惕性和积极性受到麻痹,因此轻信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已经变得“文明”了,变得“和平”了。防止和平演变
7.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人们在革命后只是半心半意地捍卫或者根本就不捍卫革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强烈的反革命。例如,在联邦德国,1956年颁布的对德国共产党的禁令仍然有效,而对那些在民主德国曾肩负政治责任的人则在职业上排队他们,
在政治上追究他们,这样的行为一直在持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民主德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被大批地撤出图书馆,当做垃圾扔掉或销毁。坚决捍卫革命果实
8.如果工人阶级和其他从业者联盟不夺取政治统治权,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
9.这种统治的力量在于执政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不同,对于多个正常与群众组织合作的制度应当建设性加以运用。
10.没有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中的主要群体以及其他阶层的从业者之间的稳固联盟,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1972年在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经营者、园艺工人、蜂农、渔民等阶层的实际经验的情况下,以强硬的集权政策将他们联合为合作社的做法,没有使民主德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得到加强,反面在政治上削弱了它。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转正
11.没有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必须注意,它主要是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发挥职能,如果以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它进行政治干预,那么最终必定会损害国民经济。
12.鉴于日益加强的分工,要想不招致巨大的损失,就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否则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真正发挥职能的。经济的起点、基础和目标应当是劳动人民的合理需要。特别是应当确保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符合客观规律。
13.在民主德国,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也按其能力为社会财富作出一份贡献,然后才能――在扣除为积累、灾难等等储备的准备后――依据其劳动绩效从社会财富中得到相应的份额。事实证明,1971年年底以前民主德国经济的基本方向――“我们今天的劳动,决定我们明天的生活”――是成功的,正确的,而此后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与经济不相协调的社会政策而遭到严重破坏,加之非生产性社会部门一再膨胀,民主德国的经济开始走向深渊。公有制,按劳分配
14.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不被(包括国际性的)“洗劫”,就有必要实行货币改革,并确保国家专营权。
15.在政治(权力问题)和经济(足够强大的全民所有制部门)层面的革命之后,或者说除些之外,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进行根本变革,使工人阶级和其他联合起来的从业者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传给后代,让他们及时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政治责任,这是一个尤为艰难的历史使命。
16.消除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在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公平、互利和友好的关系。
17.保护建设成就,反对敌人的攻击。
――摘编自:[德]埃克·考普夫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9)
一.读后感(2000-3000字)
(一).考普夫主要从那几个方面分析了苏东巨变的原因?
(二).如何评价考普夫的分析?
(三).考普夫的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发?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设计(内容,主要问题,与本科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