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

范文一：韩德强：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

编者按：本文选自韩德强老师著作《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的第９部分。本文标题及文中字体为编者所加。

十、竞争和垄断

实际上，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竞争的地方，必然有垄断。有垄断的地方，也必然有竞争。既没有绝对的竞争(完全竞争)，也没有绝对的垄断(完全垄断)，但是却有着竞争程度和垄断程度的差别。

萨缪尔森承袭斯密的衣钵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或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例如，小麦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即使最大的小麦农场也只能生产世界小麦产量的一小部分，从而无法对小麦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第28页)的确，如果把整个市场定义为世界市场的话，不要说小麦，就是被公认为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汽车市场上，单独一家企业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然而，世界市场其实是被无数种有形、无形的力量分割成无数个局部市场，企业只要在某个局部市场上取得相对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取相对垄断利润，人们所抱怨的垄断都是这类相对垄断。

垄断的第一个来源是空间。在斯密时代，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竞争常常是在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展开，该地区以外的市场价格虽然对本地区有影响，但往往不足以打破本地区形成的相对垄断格局。至少，该地区厂商的定价可以高于其他地区市场价格加上运输费的水平上，运输成本成为该地区厂商的垄断利润来源。即使在今天，例如百货业和旅馆业，都明显享受着由于距离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显然，在北京出差的人不可能由于天津同档次旅馆便宜而跑到天津去住宿，甚至在北京西单地区出差的人不会到东单去住宿。在繁华的都市，如果一家宾馆周围2公里没有竞争对手，则该宾馆就可获得明显的相对垄断利润。

垄断的第二个来源是时间。由于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从投资到产品出厂的自然周期，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利润丰厚时，其竞争对手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提供同类产品，这就使厂商获得了由时间而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那些二十四小时经营店也都懂得时间垄断的重要性。

第三个来源是商品性能、品质、规格以及品牌等的差异。小麦似乎都一样，但在细分化的小麦市场上，加州小麦和德州小麦是两种商品，加州小麦贵不等于德州小麦也能卖到同样价钱，因为这是两种可替代却不同的商品，就像桑塔纳和奥迪是两种不同商品一样。在中国大米市场上，东北大米比南方大米贵，盘锦大米比高碑店大米贵，同样是因为这个道理。

第四个来源是种种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割，比如国界的分割，语言文化的分割(对于音像市场来说，这种分割是至关重要的)等。

事实上，成功的企业都是靠着善于构造并利用局部市场垄断而成长起来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利用了宾夕法尼亚州油井区炼油设施的相对紧缺而发展起来的。当别人看到炼油业有利可图，想参与竞争时，洛克菲勒已经把炼油成本降低下来，构筑起了行业壁垒了。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利用自己作为铁路运输大客户的消费者垄断地位，威胁运输公司不让他们承运别的炼油商的煤油。这样，洛克菲勒的垄断范围逐渐从宾州扩展到全国，又从炼油业向后扩展到石油开采业，向前扩展到石油运输业和分销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石油垄断巨头。但是，竞争仍然存在。在洛克菲勒的视线以外，还有俄国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有中东地区的石油，有南亚地区的石油。在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各级权力的竞争和角逐。由此，标准石油公司的成本开始上升，而技术和组织模式开始外流，新的石油公司就在标准石油公司的大树底下成长起来。对外，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凭借其在美国的垄断地位，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业竞争。在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成七个地区性公司后，这些地区性公司形成紧密的业务联系，共同制定油价，被称为七姐妹。但七姐妹之间也不是没有竞争，只是受到共同规则的限制而己。

洛克菲勒的垄断范围逐渐从宾州扩展到全国，又从炼油业向后扩展到石油开采业，向前扩展到石油运输业和分销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石油垄断巨头。

不仅是洛克菲勒懂得构造并利用垄断来获取利润，凡是有竞争存在的地方，厂商都在努力构筑各种形式的垄断。甚至在市场崇拜者津津乐道的农贸市场上，也普遍存在着价格垄断。同是卖白菜的十几家摊位，报出的价格常常惊人的一致，虽然各摊位在态度、称量、是否允许剥去老叶等细节上会有竞争。世界白菜市场非常大，但在特定地点、特定时刻却只有十几家竞争者，每家都足以影响白菜价格，因此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联合垄断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在十几家白菜商的联合垄断行为中，又有一些人实力较强，心眼较多，是价格制定者，而另一些人则是价格追随者。价格制定者常常自己违反定价，以较低的价格大批量向买主销售，却不允许别人违反定价，他们是市场上的霸主。根据价格制定者利用公权谋私的程度不同，霸气也有强有弱。霸气弱的常常被称颂为公平、仗义。实际上，由于白菜市场利润微薄，头脑精明、兄弟多的霸主们不屑一顾，所以我们较少在白菜市场上看到霸主的存在，但在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水产市场上，这种欺行霸市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一些有实力的水产商正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为什么竞争和垄断总是如影随形呢?这是“竞争即战争”逻辑的自然延伸。我们知道，要在战争中获胜，需要凭借天时、地利，构筑工事、碉堡，需要穿上盔甲，带上盾牌。有些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如同专利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有些时机好比诸葛亮借东风，转瞬即逝，例如奥运会开幕式四年一次，就构成一种垄断，电视台凭借这种时间垄断，可以获得巨额广告收入，而奥运会组委会则凭借垄断权的授予，也可以从中分红;工事和碉堡可以躲过敌人的狂轰烂炸，比如日本株式会社与大公司间的内在默契，就能抵挡美国商品的倾销压力;盔甲可以防身护胸，就如同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的成长。这里，专利、奥运会、默契、关税都可成为厂商在竞争中获胜的垄断地位。事实上，竞争决不比战争简单，竞争地形图也不比作战地图简单，竞争各方都会力图“知己知彼”，攻击对方的弱点，利用己方的优势，以取得竞争的胜利。己方的优势则常常是各种各样的垄断性因素，对方弱势是各种各样的非垄断性因素。正如军队之间有结盟作战一样，商战同样可以形成价格联盟。正如军队的结盟不稳定一样，商战的结盟也不稳定。但无论是结盟还是重组，无非是垄断或谋求垄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当我们说每一次交易都是不平等时，也就是说每一次交易(竞争)都存在垄断因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等，等价于交易一方垄断信息，垄断力量。

学过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的人都知道，所谓竞争优势正是一个企业具有的全部垄断性因素，无论这种垄断性因素是资本规模、技术、品牌、学习曲线、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品歧异、转换成本、分销渠道或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些垄断因素使得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无法被效仿。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磨练后，我们已经懂得，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独特的垄断性因素，那么其利润是没有保障的。八十年代时，市场存在很多空白点，企业瞄准空白点就能赚大钱，因为空白点就意味着暂时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享受时间垄断。如果先行者不利用时间优势，加速降低成本，形成行业进入壁垒，则追随者很快蜂拥而至，市场竞争白热化，变得无利可图。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有的企业拥有资本优势，可以承受较长时间的零利润或亏损;有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性能价格比好，也可以生存;有的企业则凭借权力或其他因素拥有地域性市场优势;那些毫无性垄断因素支撑的企业只好接受淘汰。在一轮轮的淘汰中，垄断性因素逐渐积累，形成由于地方、国家直到世界的垄断。

当然，即使在某一行业形成世界性垄断，这种垄断也仍然不是绝对垄断，因为行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石油、煤炭、水力、风力、核电存在着替代关系，棉织品、丝织品、毛纺织品、化纤织品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火车、飞机、轮船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小麦、水稻、大豆、高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有替代关系的行业相互构成竞争，而目前仍然没有那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同时垄断多个替代行业。在垄断某行业的跨国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分包合同的竞争，存在着对各级各类权力的竞争。这些竞争的存在有时候会使公司发生大规模分裂或重组。但这种竞争已经与经济学教科书的竞争完全不同了，实际上成了人与人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竞争的确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而且不可能消失，因为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消失，而我们又假定每个人都追逐个人利益。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竞争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恐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任何一个对完全竞争概念有准确理解的人恐怕都应该承认，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程度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垄断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垄断不但是竞争的内生变量，而且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反垄断法最多只能是减轻垄断的程度，而不可能反对广泛存在的垄断因素。由于大垄断者往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反垄断的过程常常会被最大限度地扭曲，以至徒有虚名。美国反托拉斯法制定以来，虽然有几桩著名的反垄断公案，如标准石油公司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以及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微软案，但二十世纪的美国经济垄断程度仍然越来越高，有时甚至美国政府加速国内产业的垄断，例如波音兼并麦道。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一国垄断加速走向世界垄断，跨国兼并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递增，近年兼并案值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只是与上个世纪之交的舆论不同，目前的国际舆论不是反垄断，而是将跨国兼并、跨国垄断当作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来赞美。在这样一个跨国垄断时代谈论自由竞争，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大垄断者剪除小垄断者，为跨国垄断剪除国内垄断作了舆论准备。

当我指出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反垄断并不可能时，我只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判断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这里实际上是亚当·斯密逻辑又一个悖论：或者每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从而导致每一交易中自身优势(垄断性力量)的运用，导致相对自由竞争向高度垄断演变;或者每个人在每一交易中不运用自身优势，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得以存在，但却违背“经济人”假设。

十一、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

萨缪尔森认为，在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因此经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第28页)当然，萨缪尔森承认，由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十分苛刻，存在垄断、外部性和公共品生产等问题，因此现实生活中市场并不能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却近似有效。

但是，即使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即所有厂商都是价格跟随者，都无法独立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也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就必须在任何商品市场上都存在无数竞争的生产商，市场首先要将资源配置给无数生产商。例如，为了在钢铁市场上有无数生产商，首先要将大量土地、矿石、机器、劳动力配置给生产商，从而占用本可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本可以被大规模生产高效提炼的矿石，本可以生产钢筋、钢轨、汽车的钢材，本可以直接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力。其次，为了保证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影响价格，必须没有技术革命，没有规模经济;如果有技术革命，则必须保证一夜之间该技术就能在所有厂商间普及，从而不可能有一家技术首创厂首先大幅降低成本影响价格。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提高效率的可能。第三，所有市场都必须是既有的。如果有新产品出现，必须保证新产品生产技术迅速扩散给无数生产商。这意味着没有创新。这就是说，一个符合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必然是资源浪费的，低效率的，没有创新的。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大量资源就被浪费了;而当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时，市场又总是接近垄断。例如，在中国彩电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彩电生产商，每家生产商都投资数亿仍至数十亿人民币，形成了不同型号、规格的数百条生产线，每家都雄心勃勃地想在彩电市场上拼博一番。短短几年以后，彩电价格直线下落，大量生产商被淘汰出局，数百亿资金变成地方财政赤字或银行坏账，数百条生产线连同厂房、土地成为现代废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又如，九十年代中期，市场上甲鱼价格居高不下，刺激了大量农民挖塘养甲鱼，无数块良田顷刻间变成鱼塘，农户们把多年积蓄加上亲友间拼凑的资金都放到鱼苗、技术员和饲料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甲鱼价格暴跌，积蓄、欠债和希望，连同土地资源统统化作泡影。这样的故事从南海泡沫事件起就一直是市场经济的典型情境。伴随着每次大规模淘汰和资源浪费而来的，则是市场渐渐集中到少数生产商手中，形成相对垄断格局。这时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往往提高了，因为这少数生产商在技术、管理或质量上拥有优势，或者能够调动更大量的资金，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投入，从而达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好了，市场崇拜者说，这不就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吗?就算如此吧，但是，这与完全竞争模型所许诺的资源有效配置是两码事。事实上，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是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承诺。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完全竞争模型(或看不见的手模型，或新古典模型，或新自由主义模型)的推论，优胜劣汰意味着垄断，而垄断又意味着“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第28页)，即资源非有效配置。因此，完全竞争模型与优胜劣汰模型事实上相互冲突。如果有人先用完全竞争模型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失败后又转而用优胜劣汰模型来辩护，则说明此人完全不顾形式逻辑，更谈不上有理论可言，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崇拜者而己。

如果撇开完全竞争模型，只是用优胜劣汰来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我想就会有很多人反对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型的资源配置意味着“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须的东西”(第29页)，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优胜劣汰型的资源配置意味着“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须的东西”(第29页)，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事实上，别说是世界，单看中国就可以知道优胜劣汰式的资源配置结果了。自从中国采用市场机制以来，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据王绍光《正视不平等的挑战》一文介绍：“80年代初，中国是个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社会，不平等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90年中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仍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还低，但中国已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了。因为哪怕是依据保守的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超过了多数过渡经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超过了不少亚洲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以往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里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国家，而中国的情况比它们还糟。”人们从日常生活感受到，一切资源的配置都在向着优胜者集中。教育改革使教育资源向有钱人集中，贫困乡村里的优秀学生无力支付高昂的学杂费，而城市里的纨绔子弟却可以花钱买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医疗改革使医疗资源向有钱人集中，有钱人得小病可以买到医院的精心治疗，而无钱人得大病却只能在家坐以待毙;大量的郊区别墅常年无人居住，而珠江三角洲的打工仔却20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屋;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跑的是寥寥无几的豪华车，而旁边的辅路上却堵着长长的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摩托车;汽车零部件分散在全球各地生产，组装后又销到全球各地，但生产和销售线路最短的本地汽车厂商却纷纷倒闭。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

优胜劣汰论者辩称，虽然有这一切不合理现象，但市场经济毕竟使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使超级市场上货物种类极其繁多，使人类的需要得到空前未有的满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谁就是强者;谁能降低生产成本，谁就是强者;谁能开发出新的能源，谁就是强者;谁能生产出新的交通、通讯工具，谁就是强者。因此，资源朝强者集中总体上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如果科技进步只能与优胜劣汰相联系，如果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只能被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享用，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挤到失业的队伍中，那么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科技进步给生态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使人类濒临灭绝的境地，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逻辑使地球面临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使人类三分之一的资源配置到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军队的演习上，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满足有钱者的一切需要，包括有钱者武装自己侵略他人的需要。我们也知道，有钱者往往信奉弱肉强食逻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者仍然是那些有着最强大武器装备的国度。

一些最彻底的强者逻辑主张者认为，弱者被淘汰乃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而历史进步又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就可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搞“生物圈二号”试验了。他们把地球称作“生物圈1号”，而“生物圈2号”则是一个模拟地球生态环境的封闭实验试。为什么要搞“生物圈2号”呢?其实这是一些人担心地球环境遭到核战争毁灭的产物。但他们并不是想办法阻止战争，而是琢磨怎样在战后的核冬天里生存下来。因此，“生物圈2号”也可以看作是诺亚方舟的现代版。一批男男女女的科学家住进美国亚利桑那州市郊的一个占地1.2公顷的全封闭的特殊建筑物，里面模仿地球上的海洋、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地带、沙漠地带、灌木丛地带、温带草原和作物集约耕作区。据称该建筑物已建成并试验了7年时间，人靠这里的农业设施，生产食物，自给自足，其食物生产可比地球上高16倍。但实际上，“生物圈2号”已经失败了。尽管如此，“生物圈2号”还是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某些人的进步观究竟是怎样的进步观。在“生物圈2号”的构想者看来，即使地球毁灭了，只要有“生物圈2号”存在，生命便还在繁衍，科技便还在提高，历史便还在进步。这意味着，在这些构想者心目中，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生命完全可以被淘汰，只要他们这些强者、精英能生存下来就行。这样，也算是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弱肉强食社会中大多数强者的普遍心态：他们打着科技进步的旗号，根本无视生命的价值。“生物圈2号”的失败给构想者以不小的打击，看来，并没有一个可以供他们逃脱普遍性毁灭的安全港。这会使强者收敛一些吗?

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曾经批驳“腐败进步论”者，认为腐败的社会成本很高，“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其次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一点讲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其实这一分析同样可用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论”。市场经济通过无数财富的毁灭来将资源配置到强者手中，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而且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为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从根本上颠倒了善恶，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从而使社会越来越原子化。实际上，“腐败进步论”无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逻辑运用，而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也同样是这一逻辑运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