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并不平
范文一：韦伯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 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
随；
?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
(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
(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
(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然后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韦伯认为，凡具有上述6项特征的组织，可使组织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组织目标也能顺利的达成。韦伯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的描绘，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这是他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
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从事实出发，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性行为。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现在我们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行政组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进程，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自出现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虽然不是管理思想的全新开创，只是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但我们在重温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之时，不是为了赞美他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而是认同其思想对现代组织行为的现实指导意义。
到今天，“官僚”一词已从技术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中性）演变成“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贬义）。然而，现今社会行政组织的过份低效，并不是“官僚制”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官僚行政组织内部机制障碍所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和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对照一下韦伯关于理想的官僚组织的6项特征，也许它们可以作为政府机构改革和企业内部重整的准则。
韦伯关于组织中三种合法权力的精辟分析，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随着社会的发展，组织中法定权力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日益凸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各类组织中基本都是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远远比法定权力更有影响。当前我国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其关键就是要确定法定权力在国家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及决定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许多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一批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然而在许多企业中，维系企业权力基础的却是企业最高领导人个人的超凡权力，他们或因卓越的远识、杰出的才能、非凡的人格扭力，或因“时势造英雄”而成为企业的绝对主宰和精神领袖，并且企业还在乐于渲染个人权威、塑造个人英雄。“一人身系天下安危”，这种脆弱的权力体系将直接影响企
业长远、稳定的后续发展。在企业领导人决策失误或其之后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动荡的结局，企业的发展也难以预测。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建立以法定权力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内部权力体系，才是企业长久稳定发展的保证。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维系组织的连续和目标的达成。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并且阐述了规章制度是组织得以良性运作的基础和保证。这里不能狭义的理解官僚组织（此处的官僚是中性的）。企业的长生不老决不仅仅依赖于其英雄人物的“超凡卓识”，应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顺应自然”的原则体系——公正地识人、用人和尽人的体系。
范文二：韦伯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 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度与程序为主的，这充分体现了韦伯的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第三，管理的分工与分权。在科学管理中，泰罗在组织的横向和纵向上都提出了分工横向的分工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分工，而纵向上则表现为管理权与操作权的分离、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这些都为韦伯官僚制理论提出政治与行政分离，在行政管理上重视技术和知识理性提供了根源。
(三)文官制度的确立。
19 世纪70-80 年代英美两国先后建立了文官制度，即国家公务员制度。随着英美两国公务员制度的一步发展，西方大多数国家相继确立了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的建立实行了新的人事管理原则，主要包法制化、职业化、专业化、价值中立、政务官与业务官分离等原则，这些原则为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奠定了基础。如职业化、专业化原则体现了技术理性的特征，而法制化、价值中立、政务官与业务官的离则体现了形式理性的特征，这些都是韦伯构建官僚制理论的核心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韦伯官僚的工具理性特征就是通过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
三、.韦伯官僚组织
(一) 核心概念
1. 权力(power): 无视人们的反对, 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 权力与服从(obedience) 相对应;
2. 权威(Authority): 政当化的统治, 是权力的一种特殊形态, 两个特征: (1) 自愿服从; (2) 存在着一套支持统治的正当性的信仰体系;
3. 正当性(Validity): 指人们愿意服从该权威( 统治) 并根据该统治系统的相应命令来行动的可能性, 这种正当性可能出于不同的基础: 传统\ 情感\ 某种价值信念\ 某种成文规定, 等等; 不同的正当性基础, 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正当统治. (二)权威合法化的方式与组织类型分析
1. 超凡权威与神秘化组织
超凡魅力: 来源于人的崇拜和追随;
神秘化组织(chrismatic): 这种组织行使权威的基础是基于统治者个人的人格, 它以对个人的崇拜迷信为基础;
统治者个人的人格特征: 超自然/ 超人的力量或品质, 因而具有人格魅力, 如宗教先知, 智者, 战争英雄, 救世主, 政治领袖, 可归为四类: (1)北欧神话中的熊皮武士(2)萨满教的女巫(3)先知与救世主(4)文人或知识分子;
两个特征: 反对经济上的考虑(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内在的不稳定性; 2.传统权威与传统型组织
传统型权威: 基于传统习惯或世袭得来;
两种形式: 世袭制与封建制;
特点: A. 统治者与服从者之间往往存在一些自然的亲缘关系,统治者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 B. 与特定的经济组织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紧密联系; C. 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宗教特性;
3. 法定权威与合理化
法定权威: 由理性和法律规定的权力;
合理—合法化组织: 即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权威( 统治) 的组织;
在该组织中:
权威的基础是组织内部逻辑一致的各种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是由于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是对组织规则
的服从,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能力,学识关系不大.不依赖于与个人有关的身份或属性,是一种非人格的权威统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法律上地位平等,都受组织规则的约束;
(1)何为合理化(rationality, 理性):
因为它被专门用来作为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的手段:即组织是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何为合法化(legitimacy):
因为此类组织中有着一系列规则和程序,一定时候在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组织成员必须依据相应的规则程序去行使他的权威; 韦伯称这种类型的组织为“官僚制”(bureaucracy), 又译为“科层制”, 韦伯认为, 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 所谓理想, 并非指“应当”或“合乎需要”, 而是指组织的一种纯粹或标准模式, 一种标准的组织形态; 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 4.韦伯对三种类型组织的评价
A. 超凡魅力: 非理性, 过于感情色彩, 过于神秘, 不宜作为现代管理组织的基础;
B. 传统权威型: 服从传统, 领导者的作用在于维护过去的传统, 效率最低, 也不宜作为现代管理组织的基础;
C. 只有法定权威适合于现代管理组织,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谨慎的公正”: a. 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
b. 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
c. 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而是受到规则的约束;
四、官僚制及其特征
1. 官僚制的含义: 一种以法理型权威( 统治) 为基础, 具有专业化功能和固定的规章制度, 设科( 部) 分层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组织制度或管理形式; 2. 官僚制的特征:
(1) (合理的) 专业分工:
(2)层级节制的权力等级系统: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4)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档案):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6)专业培训:
(7)合理合法的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升迁\任用)
五、韦伯所认为的官僚制的优劣
优: 技术效率
A. 严密性; B. 合理性;
C. 稳定性; D. 普适性;
劣:
A. 官僚体系庞大而致行动缓慢, 压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效率低下; B. 官僚主义弊端(bureaucratism);
C. 理性主义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沦为工具而不再是目的, 即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
六、评价
1. 韦伯理论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型的工业化大企业发展迅速, 这种新型的组织需要有稳定, 严格, 精细, 可靠的管理, 韦伯认为官僚制则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理想管理形式;
(2)他强调以知识和技能进行管理的必要; 抨击旧的传统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控制;
(3)因此韦伯所解决的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组织的合理化;
(4)由于其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故也被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2. 韦伯理论的学术意义:
–最早对社会生活中的组织现象进行研究,“组织理论之父”
(1)开启了组织( 行为) 理论研究的先河
a. 提出了一个对不同组织的性质, 形态, 特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 尤其是三种组织形态的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b. 从权力( 权威) 的视角来研究组织类型, 开创了组织研究的新方向; (2)构建起一整套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规则/ 原则( 其对官僚制特征的描述揭示出了现代行政组织的许多重要管理原则如专业分工, 层级节制, 考试录用, 职责权限, 工作报酬等)
(3)强调法理型权威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 强调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控制, 促进了管理法治化, 科学化;
(4)讲求效率的行政观, 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3. 韦伯理论的局限性:
(1)高度纯化的理论描述, 与现实中的组织有差距;
(2)偏重于静态研究, 过分强调机械的正式组织的功能, 忽视了组织运作的过程和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力;
(3)偏重于对组织内部形态和管理结构的分析, 缺乏对组织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探讨;
(4)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和职能权限划分, 忽视宏观协调;
(5)过分强调人员稳定, 导致组织惰性; 过分强调年资在升迁中的意义, 导致论资排辈;
(6)过分强调组织利益和组织效率, 忽视了组织成员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及人性发展;
范文三：简述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
简述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
（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
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
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
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
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
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五、几点评价
韦伯科层制理论对西方政治学影响深远。他的关于“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公理。他认为，对韦伯科层理论的积极意义的探讨似乎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韦伯建立了对科层制的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全方位地、动态地讨论这一问题，使得科层理论在较多的向度上展开，表现出他的这一理论的确呈现了深入厚重而又富于延展性的特点。他的关于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应该提到的是，他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条分缕析的议论，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同时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后来人们从系统论和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追究科层主义的风气。
其次，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最终指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价值扭曲及其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尽管韦伯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赞赏，但也只是就科学对神学的胜利这一层面而言的，因而看起来就只具有个案的、实证论的意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贬了资本主义。
尽管韦伯关于科层理论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况下连韦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并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对技术主义的改造问题上。具体来说：
首先，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刻意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韦伯就在逻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方互证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就使合法性理论堕入了二者死循环的封闭的怪圈。倘若对系统的存在与合法性的社会前提作进一步的追问，那么所有理论释读都将会不甚了了。
其次，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同样也是一个二难推理。韦伯坚持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在总量上是确定的，一方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缩。那么如何在一个总量衡定的结构里在调整中实现平衡同时又不致贬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义，就终于成为使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人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应有业已技术主义的国家怪物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中的潜在投射。
复次，以强化民族国家为方案来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癖，既反映了韦伯对官僚主义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解决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绘的民族国家图景中，国家将完全包融社会与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目的，这种国家的发展结果必然最终走向强权政治。
最后，韦伯为了补缀上一点的不足，在社会科层中设计出了具有强烈的“卡里斯马”倾向的各类精英们。他们富有个性和创造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责任感
强烈，然而如何才能调适他们的?
范文四：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
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IdealType)。其具有下列特征：
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的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组织，这个组织应有其明确目标，并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管理并规范成员的行为，用有效的方式追求组织的目标。
组织的结构是一种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イS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イS
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个职位都有一定的任职要求，要在社会上公开的考试，筛选合适的人来担任，务求人尽其才。イS
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然后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イS
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和员工的贡献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他们的事业心。お
韦伯的结论是，最有效的组织是机械式的，这个组织合理又无情地向前运行，它精确、快速、明确、谨慎、统一、具有持续性和较低的成本。他把这种理想化的组织形式称为合理合法型，以区别于传统的组织类型。韦伯认为，如果一个组织具有上述6项特征，那么这个组织就可以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韦伯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的描绘，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这是他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
“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韦伯也认识到个人魅力对领导作用发挥的重要性。他所讲的“理想的”，不是指最合乎需要，而是指现代社会最有效和最合理的组织形式。
之所以是“理想的”，因为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的权力和义务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员工按职业专业化进行分工。
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组织内的各个职位，按照等级原则进行法定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人员的任用。人员的任用要完全根据职务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和训练来实行。
薪金和升迁制度。职业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是一种职业管理人员。イS遵守规则和纪律。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以及办事程序。
人员的关系。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只是职位关系而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这种公正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关系。お
韦伯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企业大多是一些家族式企业而提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能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担任该职务所需要的能力，而仅仅是他们与企业的所有者具有这种关系。他不是按照理性、制度和规范来进行管理，而是凭个人的知识和爱好。因此，他们的管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就造成企业的效率低下。这种管理情况不能适应德国社会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韦伯提出了官僚组织结构理论，这是一种理想的管理形式。
韦伯所说的合法性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具有任何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具有合法性基础，这是因为权力总会通过某种方式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基础。这种本身的需要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构成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得到维系，而正是这种“命令―服从”关系的存在使得统治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合法性。进一步说，合法性来源于正当性的信念，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某个人的权威抑或价值、宗教的信仰，只要它形成于正当的程序，它就是合法的。
但是，韦伯强调，实质合理性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在韦伯看来，以形式合理性为方向的运动，是历史过程本身的运动，它是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征。在现代社会形式中形式合理性占了主导地位，它是以形式本身作为目的，是不对任何事物的合理性。现代经济社会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它并非在于提供需求的满足，而是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满足需求不仅不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相反，需求及其主体都只是满足经济活动合理化要求的必要手段和要素。从而韦伯提出，按照目的合理性的角度，价值合理性总是不理性的。正是对“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这种认识，韦伯对于官僚制理想模型的设计也就成为了对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
韦伯认为，这种高度结构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是人们进行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效率的最有效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都优于其他组织形式，能适用于所有的各种管理工作及当时日益增多的各种大型组织，如教会、国家机构、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和各种团体。
官僚制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社会制度，在以往世纪中的所有发展都是一个不自觉的自然过程，只是到了20世纪，它的发展才成为一个自觉的进程。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文中，韦伯一方面认为，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惟一的尺度，而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则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的明确无误的尺度；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悖论，韦伯也早就看穿了这点，因而在他批判现代文明反文化、反人道特征的时候，又竭力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即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韦伯在设计官僚制的时候也就包含了这一悖论。
韦伯关于理想的行政组织的构想，与泰勒的想法是很相似的。他们两个都认为，管理就意味着以知识进行控制，领导者应该在能力上胜任，应该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事实来进行管理和领导。
对于官僚组织结构，韦伯认为，官僚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带来高效率，是因为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官僚制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它在组织中消除了个人的情感的影响。因此，它能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韦伯的组织理论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但是在他迫切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形势还没有形成对组织理论的要求，因此它的理论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当时代发展到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组织变得日益复杂，组织结构变得更加精细，社会上各种组织结构不断地扩大，人们才开始重视组织理论的作用，才发现韦伯的理论是多么的有价值。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组织，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是有利于提高组织的效率。但是，今天人们也经常批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然而，现今社会行政组织的过份低效，并不是“官僚制”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官僚行政组织内部机制障碍所致。
对官僚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お
假设的有效性。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许多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现在人们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批评和疑问，例如，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当上级和下级之间出现不协调时，上级的判断必然比下级的判断正确。显然，这个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
它忽视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在生活与工作中，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非正式组织的行为准则是感情的而不是效率的，他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是以满足这个组织成员的感情需要为标准的。官僚集权组织的提出和设计忽视了正式组织之内还存在的这种非正式组织的现象。イS过分地强调组织原则和恪守规章制度。人们对官僚组织结构理论最激烈的批评是它过分地强调执行规章制度。组织的规章制度可以规范员工的行为，使他们的活动更加有效，因此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过分地强调执行这些制度会抑制员工的创造能力、革新和冒险精神。お
虽然有上面的一些批评和异议，韦伯的官僚组织机构还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理论。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从事实出发，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性行为。
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源于他淡化了对有关官僚制效率的争论，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行政组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进程，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自出现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韦伯关于组织中三种合法权力的精辟分析，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
范文五：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韦伯认为，具有上述六项特征的组织可使组织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组织目标也能顺利的达成。韦伯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的描绘，为官僚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这是他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管理学理论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