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叶圣陶教育孩子的故事

叶圣陶教育孩子的故事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小学时成绩不好，还留过三次级。后来，经过努力，叶至善考入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又因为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叶至善非常难过，面对那些不及格的成绩单，他难过得哭了。

叶至善的母亲很关心他的学习，她看到叶至善的成绩单上分数那么低，常常唠叨个没完，说孩子不争气，没出息......

叶圣陶却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否学以致用，以达到终生受益，这不是单凭考试成绩能衡量出来的。他知道儿子不愿意死记硬背，特别是国文和英语，考试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课文，考试不及格情有可原。从和儿子的对话中，他感到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弱，知识面也不窄。因此，他并不责备孩子，只是说，不要哭，换个学校吧。于是他让叶至善进了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和省立中学完全不同，不用整天做习题和作业，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籍、唱歌、吹口琴。叶至善有了明显的转变，对学习感兴趣了。

孩子的兴趣广了，叶圣陶很高兴，鼓励孩子说：“很好，以后还要多读没有字的书。这‘没有字的书’就是通过观察、实验、思考，向社会和自然学习知识和技能。有用的知识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在那些教科书里，还在社会生活中。”

叶圣陶喜欢看书，各种内容的书都看。孩子们可以随便到书架上拿书，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小至善，借以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叶至善这个在小学和中学留过四次级的孩子最后取得了成功。

教育并不是为了分数，只要能培养能力，分数低也没关系。我们教育孩子，为了使孩子有学习的动力。帮助孩子树立了他通过努力能达到的目标。不过计划不如变化，即使孩子达不到当初设立的目标，也不要气馁，目标可以不断调整，退一步想，孩子努力达到目标的过程。已经锻炼了孩子的能力，这已经够了。

范文二：叶圣陶教育孩子的故事

叶圣陶教育孩子的故事 叶圣陶做小学教员时，有一次看到一个男孩举起一块大砖头，正想向另一个男孩砸过去， 赶紧上前制止了他，并请他到办公室去一下。男孩惶恐不安地往叶老师的办公室走去，而 叶圣陶自己在后面做了一会儿停留。当叶圣陶跨进办公室，男孩已低着头做好了接受一番 “口水轰炸”教育的准备。这时，叶老师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粒糖递至男孩跟前。 男孩迟疑地抬起头，一头雾水，而叶老师亲切地笑了，说：“这颗糖是奖励你对我的尊重， 老师叫你来你就来了，所以我要奖励你！”紧接着，叶圣陶又从兜里掏出第二粒糖，说： “这颗糖是奖励你什么？”男孩困惑地摇摇头，叶圣陶继续说：“是奖励你有正义感。刚 才我调查过了，你是因为那个男孩欺负别的女孩子才对他举起砖头的……”这次，男孩害 羞了，说：“老师，即使他欺负别人我也不该用砖头砸他，那多危险呀！”叶圣陶咪咪笑 了，又从兜里掏出第三颗糖：“你真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好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 快乐的手心攥着三颗甜蜜的糖。

范文三：李镇西和他的教育故事

??????????作者:??泥土?-?zdq?读李镇西的书，听他的演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教育故事。?教育故事这个词，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关于教育的故事。镇西是从事教育的，他讲的故事内容是关于教育的，他要说明的道理也是关于教育的，所以这些故事理应称为教育故事。二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故事有多种，从效用上看，可以简单分为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和无教育意义的故事。前者纯洁高雅，能引领受者趋向真善美；后者低级庸俗，能诱使受者堕落。镇西的故事总能在人的真善美的那一端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是极富教育意义的。说镇西的教育故事，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理解，都是讲得通的。?在镇西的书中或演说中，他的教育故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被一根思想的红线把它们串起来，是那样的璀灿夺目。?镇西的教育故事，内容并不复杂，情节也不曲折，但听后由不得你不感动甚至震撼。这是为什么？我们时不时的被强迫或半强迫的集中到某个大厅去听某先进人物优秀事迹宣讲团的“宣讲”，那些或宣讲自己或宣讲他人的演讲者，无不要恰到好处地来点涕泪俱下的激情表演，而场内的受众如果不忍心看，最好做俯首伏案状去听写字板下面的吃吃的笑声，不知者也许还以为那是被感动得俯首抽泣。这又是为什么？这就是真与假、诚与伪的区别。镇西的故事大多是他自身的经历，而他又是那样坦坦荡荡、平平淡淡的讲出来，绝没有为了制造效果去刻意做作矫饰，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实、实在、透明。作为当教师的，他所讲的故事情景大家都会觉得自己也曾面临过，只是没有像他那样去思考和处理，所以就容易让人信服，产生共鸣。比如他回忆小学二年级时那充满爱心的杨老师，我们自己的学生生涯中又何尝没有类似的老师？他讲的善良女生任安妮的故事，调皮大王万同的故事，教龄稍长的教师又何尝没有相似的际遇！?镇西信奉“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陶行知语），是的，一个“真”，一个“心心相印”，真算是点到位了。只有真心才能换取真心，这是全部教育的最根本的原理。我想这不仅是镇西教育成功的秘诀，也是他的教育故事之极富感染力的秘诀。?镇西的教育故事不光是感动人，更可贵的是它总能给人以启迪，发人深省。一个和学生握手的小故事，它让你想到我们的教育缺人情味儿，缺真爱，让你如此真切地体悟到那种工具主义教育的冷漠，让你悔悟自己心灵的麻木和迟钝。给门卫师傅写贺卡的故事让你去领悟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和什么是真正的尊重。他和学生一起订班规的故事，让你看到民主就是那么直接、实际和可操作，让你悟出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就可以这样实实在在的播种到下一代的心里，明白我们要培养未来的公民而不是臣民的良苦用心。?听镇西讲他的教育故事，你会不知不觉被吸引，他的故事戛然而止了，可你的思考正运转得欢，有欲罢不能的强大惯性，有恍然大悟的美妙滋味。之所以有如此效力，主要是因为他的教育故事无不渗透着他对教育的理性思考和自觉探索，他的教育故事几乎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镇西的教育故事，不管是事前的始发理念还是事后的回味和反思，其深层的运作力量无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真诚坦白的道德素养，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前者形成高尚的人格魅力，因而感人至深；后者产生犀利的思想力量，因而发人深省。比如他对任安妮故事的层层追问，在追问中对自己的灵魂的层层解剖，在追问和解剖中对教育伦理和教育规律的点点挖掘，同时就在一点一点地启发你，点拨你，让你领悟该怎样为人，怎样为师，直至怎样搞教育科研。?镇西爱讲教育故事，也善讲教育故事。他演讲，开宗明义：“我给大家送教育故事来了”。他说他的书，没有新潮的术语，也没有高深的理论。这些都是大实话。是的，读镇西的书，你绝对用不上一个“啃”字，最恰当的是用一个“品”字。品，齿颊生香，沁人心脾……这就是读镇西书的感觉。也许你会怀疑是不是他的理论修养不够喔，是不是他拙于形而上的思维哟，你甚至会想到一个博士，怎么竟写不出让人啃不动的东西喔。这怎么说呢？我想用不着多费口舌，你只要去读读陶行知，一切就自然明白了。?镇西首先是个教师，是个实践者，“普渡众生”（现代意义）恐怕是他的深层情怀，所以他不会待在书斋做学究，天马行空地去作那种玄而又玄的高深经文。自然，镇西也绝不会做一个平庸的教师，那种抱本宣科的教书匠，那种精于授业的“衣食父母”。他也是一位思想者，他研究理论完全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出于实现自己理想的需要。普世情怀驱动他要去盗火，盗得火来他又不愿只做成高崖上孤傲的灯塔，而是要把它送到黑暗中的千家万户，点燃芸芸众生的万家灯火。不管是个性、情怀还是使命，都不可能让李镇西去做那种艰深玄奥的“学术论文”，但这丝毫不会降低他的学术水平，丝毫不会减少他文章的学术含量。用教育故事来言说他的深刻思想，来诠释教育真谛，以真心换取真心，以良知唤醒良知，以智慧点燃智慧，以方法激活方法，揣想这就是李镇西的自我定位。难怪他有那么多诚心诚意的追随者，他所到之处，总有那么多风尘仆仆朝圣般赶来听他布道的教师或学生。我也来讲个故事：我区一位小学校长亲口对我说，她在成都开会时买了镇西的三本书，一读就被深深吸引了，他是流着泪读完那三本书的。不仅如此，她读小学的女儿从没有看见过妈妈这样读书，出于好奇，也把这些书拿来读，也被深深地感动着，而且天天写读书笔记。女儿说“我好害怕长大啊，因为长大了要读中学，而我在中学里肯定遇不到李镇西这样的好老师！”这就是李镇西的力量，这也是他的教育故事的效力，这岂是某些高谈阔论的学术论文所能及的？治学如此，夫复何求！之所以要读读陶行知，因为读了陶行知你就会发现，李镇西与陶行知，在思想上，理念上，方法上乃至文章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李镇西深受陶的影响。不难看出，李镇西对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这两位教育前辈，是下苦功夫研究了一番的，造诣自然非同一般。陶行知的文章是多么通俗浅显啊，就是小学生也可以读懂，陶行知的思想又是多么博大精深啊，就是教育专家，也未必能够得其真谛。我敢说，读懂了陶行知，就可以理解李镇西；反之，读懂了李镇西，就可以走进陶行知。?说了以上这些，揣想是不是让人觉得对李镇西太过溢美，说不定镇西本人也会不满呢。但是我套用镇西的一句话：“我说的不一定正确，但我敢保证每一句都是真诚的。”是的，我已经成了李镇西的俘虏，作为一个崇拜者，他的眼睛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看见的未必全真。这我知道，读者也不会不懂。回过头来想，镇西和他的教育故事可能的确不高深，他说的都是常识，他做的也是一个文明社会文明人应该做平常事。说说常识，做做平常事，竟让我们这么多人感动、感激乃至震撼，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这个社会有些不正常。不怕镇西多心，你不过是安徒生笔下那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到你说的和你做的人们都习以为常，再也不感动、不掉泪了，那咱们国家就“庶几乎”咯！?玩味镇西和他的教育故事，有意思。

范文四：叶圣陶的教育理念和名言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

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

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

做人，怎么做法?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

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叶氏在4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

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

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

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

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

叶氏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这样看来，在叶氏心目中，养成习惯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

第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

叶氏确认，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习惯的养成靠自励，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

对于教育，叶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所谓“不需要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在叶氏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则，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叶氏进一步强调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

叶氏曾经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学能力的重要。从知识的广度上看，在现代社会要做个“够格”的现代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尽。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为例子教给学生；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由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掌握，去扩充。从知识的深度上看，人类的知识财富，其积累主要不是机械相加，而是发展演进。因此，受教育者对于现成的知识，决不可“光知守而不知变”；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才是。这种发现、改革、创新，是别人不能代庖的；必须在自学过程中逐步到达这样的境地。

要培养自学能力，教者就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叶氏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学生对于教师，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这是教育的失败。要理解一个问题，依赖教师的讲述；要记录知识的要点，依赖教师的板书；要知道章句的错失，依赖教师的批改；再进一步，检查自己学得怎样，依赖教师的测试；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勿使放纵，依赖教师的管教。这样下去，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吗?所以叶氏竭力主张，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这“时时不忘放手”，正是叶氏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

坚信教育的原则在“自求得之”，还须充分认识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内在潜力。叶氏说：“善于启发的老师都把学生看成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学生，即使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木头，他总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某种基础，善教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这种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凭借自己原有的潜力去获取新知识，锻炼新本领。而拙于教者，总是过低地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以致学生听而生厌、昏昏欲睡。

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实施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确定的。叶氏说：“方法问题，我以为总不宜定于一（定于一相当于近年来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其目标都应该是“达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学生培育成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他们的前辈的新的一代”。

第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纸上得来总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而叶氏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须重视直观。叶氏提出的“直观”，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叶氏认为，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早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氏就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早早地去接触生活，锻炼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尖锐地指出：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现在，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教育必须重视直观，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从学校范围内说，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从学校范围之外说，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再扩大言之，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所以，叶氏的“直观”论，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

叶氏的“直观”教育，不仅指直接接触各种事、各种物，而且还指直接接触各种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所以，叶氏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多接触品行端正的人，接触足以为人楷模的人，使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叶氏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

叶氏强调“直观”的效能，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教育不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够实地去做，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更要诉诸人的情感，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才能激起波澜；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而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

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二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死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

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叶圣陶名言名句

1、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2、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然有深浅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

3、教育方面，宜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视善为保留，一方固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更须以艺术的陶治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像。

4、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5、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6、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7、培育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做，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

8、教育之要点，当天逾养成儿童正确精神之思想能力。

9、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

10、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习惯。

11、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12、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13、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14、一个学校的教师都能为人师表，有好的品德，就会影响学生，（www.lz13.cn）带动学生，使整个学校形成一个好校风，这样就有利于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大有益处。

15、理想是事业之母。

16、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17、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巧为善教者也。

18、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

19、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成为习惯，只要熟练的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的应用，一辈子也用不尽。

范文五：叶圣陶的教子故事

叶圣陶教育子女的故事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至诚至善至美”，这是叶圣陶一生的孜孜追求，也是对儿女的谆谆教诲，因此，他以此命名自己的3个儿女。如今，他的长子叶至善早已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女儿叶至美，以美的心灵和才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次子叶至诚现任大型文学刊物《雨花》的主编。

叶圣陶对子女要求严格，要他们自小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说，人在世上，要“好好地说话，好好地做事”。幼子叶至诚聪明机灵，但调皮好动，他便有心培养他钓鱼的兴趣。他对至诚说:“你听着，你得学着钓鱼，改改你那毛躁性子。你坐在河边上静静地等。等个一整天，不一定有半条鱼来上钩??”为此，他叫儿子找一根不要太长的斑竹，亲自为他做了一根钓鱼竿。这是叶圣陶采用的以“静”制“动”的教育方法。

40年代，至善兄妹三人对写作都非常热心。当时叶家出现的“父子围桌改稿”情景，至今令人羡慕不已: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孩子们的文章。三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挑错。有时候，父亲指出了作文中可笑的谬误，孩子们就尽情地笑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读一遍，看语气是否顺达。孩子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插在瓶子里篷篷松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梳理修剪，像个样子了。30多年过去后，叶至善补充当时的情况说: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究竟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

永不自满是叶圣陶的家风，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未厌居”。叶圣陶经常以自己的“未厌”精神教育子女，教子女们不要满足现状，要永远攀登高峰。当至善他们出版了《花萼集》后，原打算一年出一本合集，但是他们的文章“愈写愈少，写成的又很难教自己满意”。叶圣陶没有批评他们写得少了，而

是对他们说:“想写得好些，正是你们进步的动力，时常不满意自己所写的，也证明你们确实有些儿进步了。”鼓励他们在写作上要“未能厌足”，继续前进。由于不懈地努力，事隔两年后，他们又推出了《三叶集》。如今，叶至诚已是著名作家，但他写散文从不马虎了事，而是认真得近乎对自己苛刻。文章写好后，她总要用心改上几遍，稿纸上稍有涂改痕迹，便重新换纸抄写。如此作风，自然得益于叶老先生的“未厌”家风。

姚保民 山东省茌平县实验高中历史组 2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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