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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MBA 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 3 科斯定理的精华 8 案例一：科斯定理在水环境保护的应用[3]

什么是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命名。他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后来被人们命名为著名的 “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关于交易费用的论断。

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是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的，而“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1966年首次使用的。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也有人认为科斯定理是由两个定理组成的。科斯第一定理即为史提格勒的表述：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科斯第二定理可以表述为：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科斯定理的构成

科斯定理由三组定理构成。

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

如果科斯第一定理成立，那么它所揭示的经济现象就是：在大千世界中，任何经济活动的效益总是最好的，任何工作的效率都是最高的，任何原始形成的产权制度安排总是最有效的，因为任何交易的费用都是零，人们自然会在内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动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产权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更谈不上产权制度的优劣。然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经济社会一切领域和一切活动中，交易费用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因而，科斯第一定理是建立在绝对虚构的世界中，但它的出现为科斯第二定理作了一个重要的铺垫。

科斯第二定理通常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反定理，其基本含义是：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科斯第二定理中的交易成本就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的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至上的科斯定理中，它必然成为选择或衡量产权制度效率高低的惟一标准。那么，如何根据交易费用选择产权制度呢？

科斯第三定理描述了这种产权制度的选择方法。第三定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如果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成本相等，那么，产权制度的选择就取决于制度本身成本的高低；第二，某一种产权制度如果非建不可，而对这种制度不同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及方法有着不同的成本，则这种成本也应该考虑；第三，如果设计和实施某项制度所花费的成本比实施该制度所获得的收益还大，则这项制度没有必要建立；第四，即便现存的制度不合理，然而，如果建立一项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则一项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

科斯定理的精华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制度的使用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的变更也是有成本的，一切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变更都离不开交易费用的影响。交易费用理论不仅是研究经济学的有效工具，也可以解释其他领域很多经济现象，甚至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比如当人们处理一件事情时，如果交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一定是货币性

的）太多，人们可能要考虑采用交易费用较低的替代方法甚至是放弃原有的想法；而当一件事情的结果大致相同或既定时，人们一定会选择付出较小的一种方式。

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

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明确产权和交易成本

钢铁厂生产钢，自己付出的代价是铁矿石、煤炭、劳动等，但这些只是“私人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废渣，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如果仅计算私人成本，生产钢铁也许是合算的，但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可能就不合算了。于是，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征税解决这个问题，即政府出面干预，赋税使得成本高了，生产量自然会小些。但是，恰当地规定税率和有效地征税，也要花费许多成本。于是，科斯提出：政府只要明确产权就可以了。如果把产权“判给”河边居民，钢铁厂不给居民们赔偿费就别想在此设厂开工；若付出了赔偿费，成本高了，产量就会减少。如果把产权界定到钢铁厂，如果居民认为付给钢铁厂一些“赎金”可以使其减少污染，由此换来健康上的好处大于那些赎金的价值，他们就会用“收买”的办法“利诱”厂方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当厂家多生产钢铁的赢利与少生产钢铁但接受“赎买”的收益相等时，它就会减少生产。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厂方赔偿，还是居民赎买，最后达成交易时的钢产量和污染排放量会是相同的。但是，产权归属不同，在收入分配上当然是不同的：谁得到了产权，谁可以从中获益，而另一方则必须支付费用来“收买”对方。总之，无论财富分配如何不同，公平与否，只要划分得清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是相同的——都会生产那么多钢铁、排放那么多污染，而用不着政府从中“插一杠子”。那么政府做什么呢? 明确产权，并且有效地保护产权。

科斯定理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只要有了产权，人们自然会“议出”合理的价格来。

但是，明确产权只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是为达成一项交易、做成一笔买卖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产品之外的金钱，如市场调查、情报搜集、质量检验、条件谈判、讨价还价、起草合同、聘请律师、请客吃饭，直到最后执行合同、完成一笔交易，都是费时费力的。就河水污染这个问题而论，居民有权索偿，但可能会漫天要价，把污染造成的“肠炎”说成“胃癌”；在钢铁厂有权索要“赎买金”的情况下，它可能把减少生产的损失一元说成十元。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要调查研究一番。如果只是一家工厂和一户居民，事情还好办。当事人的数目一大，麻烦就更多，因为有了“合理分担”的问题。如果是多个厂家，谁排了污水、排了多少，他们如何分摊赔偿金或如何分享“赎买金”就要先扯皮一番；如果是多户居民，谁受害重谁受害轻，怎么分担费用或分享赔偿，也可打得不可开交。正是这些交易成本，可能使得前面所说的那种由私人交易达到的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或是大家一看有这么多麻烦，望而却步。所以说，科斯定理的“逆反”形式是：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即使产权明确，私人间的交易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各有所指，但并不是完全独立、没有联系。最根本的是明确产权对减少交易成本的决定性作用。产权不明确，后果就是扯皮永远扯不清楚，意味着交易成本无穷大，任何交易都做不成；而产权界定得清楚，即使存在交易成本，人们在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易来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地选择最有利的交易方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科斯定理的不足

1. 科斯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本身就不存在(不现实) 。科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写到:“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当然, 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真实的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 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

2. 科斯定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循环论证。科斯一方面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 另一方面又认为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由企业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费用两者相比较确定的, “采用一种替代物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 这就使产值增加。”“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它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 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从而陷入循环论证。

3. 科斯定理的悖论性。科斯认为只要政府管理费用小于市场自由交易费用, 那么政府管理就比利用市场机制更为有效。这与他的产权理论的主旨, 即私有产权条件自由交易有效率的基本论点相悖。科斯定理和它所引起的进一步研究、推翻了外在性和公共商品必须要求政府干预的假设。但其并没有用“市场总是能自我调节”的假定去取代它。科斯定理承认, 如果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高得使人无法承受, 市场就会失败, 结果经济学家们对通过降低成本以纠正市场缺乏效率的做法的兴趣比以前更强烈了。所以, 批评者认为科斯定理过分滥用交易成本只是在理论上才成立。把市场的每种失败都归咎于交易成本, 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市场失败看作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了。科斯定理及其所辩护的竞争模式的最大弱点是:难以对为数较少的交易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作出解释。

换句话说, 当众多的买者和卖者的假设不成立时, 那么, 交易成本就没有供求预知这个因素重要:这时经济学就走进了博弈理论境界了, 在那里就不难作出结果有效的论断了。

科斯定理的实际应用

科斯定理给我们以启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管理创新、解决外部效应问题都十分有用:

(一) 指导国企改革的深层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历经坎坷:从放权让利、" 利改税飞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94年以来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显著。但最终离走出困难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改革中深层次的矛盾显现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尚未理顺，权责不清，政企政资不分，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困难等等。这些问题都充分说明了扩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改革思路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原有的产品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深层次的弊端，它没有真正涉及到企业产权制度变革、企业制度创新、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政府职能转变及固有产权合法权益保障等问题。也就是说，以往的改革政策没有给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清晰界定，从而导致了全民资产经济所有权关系模糊、全民资产法人财产权关系模糊、全民资产经营权关系模糊。由此而导致政府扮演资产所有者角色，不可避免地这种职能和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相混淆; 企业没有法人产权，难以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者; 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受到行政命令干预。由此可见，国企改革关键是产权改革，通过产权关系的清晰界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 指导国企公司制改远与投资主体多元化

建立现代企业的制度是由企及草始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公司制度，而公司制通常是应该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这点也是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必须在产权交易中实现。而我国传统国企的产权安排使得国企没有产权交易的权力，产权交易难以在市场中发生，并且产权交易成本过高、政府干预、行政上拉郎配、产权制度政治性较强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在市场交易中择优挑选效率最高的产权结构，从而在宏观上社会资掠不能最优配置，浪费严重。在企业层面上，公司制改造困难重重，法人治理结构步履维艰。为此，必须给国有企业以产权交易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力，使国企通过产权市场的交易活动，以低的交易费用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 指导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科斯定理最初就是在解决外部效应问题的方案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传统经济学对纠正外在性方案时都有缺陷。首先，政府税收。这种方案要求税收当局必须明确知道该企业给社会或其他成员施加的外在性成本，这在有时是比较困难的。其次，企业合并。这种把两个企业合并以把外部影响内部化的方案只适应于外部性影响面不大的情况，而对→些复杂的、面积大的外部性问题不适应。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局限，以界定产权、用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的方案被科斯提出了。科斯指出，只要产权界寇是明确的，并且交易费用不太大，允许产权自由交易，则只要产权初始界寇，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外部效应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法，受到社会及经济界的观注。

科斯定理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科斯定理在水环境保护的应用

根据科斯定理，水环境保护中产权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产权明晰是前提

为了保护水资源，必须解决水资源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效应问题。随着水资源污染程度的加剧而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锐，这就要求建立水权制度，使水资源配置市场化，通过市场机制保护水资源。但是，水资源作为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资源，界定其私有产权难度较大。从目前国外的研究结果和改革趋势来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即在政府运用政策法规进行调控的同时将水资源纳入市场配置的轨道，以便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

因此，要达到运用市场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水资源污染外部不经济问题，从而保护水资源的目的，首先要求政府做出符合市场规律的以水权为核心的市场制度安排。

我国宪法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属国家或集体，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是为公共利益而设置的，其目的并不是使国家获得对于水资源所有权的实际使用价值。在客观上，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也只能授权他人行使。如何满足水资源所有人直接支配水资源及通过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水资源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这正是确立水权制度的最初动因。确立水权制度，必须安排水权。即在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之外设置水权，并将它作为与水资源所有权并存的一项制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各国变革水法制度，优化水资源配置，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多元价值的必然选择。

2. 产权交易是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

现代各国水法对水权一般也规定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所有人可以在保留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约定设立水权，转移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并取得相应的对价。而这种约定由非所有人直接取得水资源使用权、收益权的行为，实质上就是所有权人对水资源的一种法律处分。从非所有人方面而言，水权是利用他人财产的有效手段。非所有人可以通过与水资源所有人签订合同取得水权，并依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之进行使用和收益。由此，既解决了由水资源的有限而带来的不能人人拥有的矛盾，又使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得以流向其利用效率较高的部门。

同时，还完成了水资源“从归属到利用”的转变。水权在市场上可交易，也可以依法进行抵押、入股、出租。

这样，就为利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水资源分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水权交易对交易双方意味着成本和收益，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突出，人们自然会高效率地使用它，进而实现对水资源的保护。

3. 发挥政府在水环境保护中的制度供给作用

水资源产权的国有性质导致了产权模糊下的“公共物悲剧”，产权改革势在必行。关于如何界定水权，水权可否交易，如何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等，前面已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述。然而，谁来界定水权？科斯定理已给出了答案：政府界定水权，政府在水权交易中供给制度。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做法。如澳大利亚政府水工业战略性改革框架明确，在水分配和水权方面，州政府将执行严格、科学的水权和水分配系统，前提是水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并对水权明确定义，如拥有权、使用权及其数量、可靠性、可交易性和质量等，并取得显著成效。

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逻辑，利用制度供给来规范和约束各利益主体，促进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合理使用。通过供给法律制度对水权主体在环境保护、水利、防洪等方面进行强制性、规范性制约；通过供给行政制度，如契约合同等，对水权种类、内容、范围等方面进行限定。这样，在水权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国家和水资源所有人还可以从保护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对水权人予以制约，要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考虑个人效率，又应注意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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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殷瑜. 论科斯定理的意义. 商业经济.2005年第08期

2. 刘胜会. 科斯定理的实际应用研究. 商业研究.2002年第13期

3. 邓莉梅洪常. 科斯定理在水资源保护中的应用. 生态经济.200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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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科斯定理

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提出的一种观点（并非真是一条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给从未涉及过科斯定理的学生上科斯定理课的教师，都亲身感受了科斯定理所引起的惊叹和佩服，但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那很有可能是走了样的，或成了同义反复。被称作科斯定理的命题或命题组，源于一系列案例。科斯像法官一样一直拒绝把他初始论文中的论点加以广泛地推广。正如法官的言论一样，对于他论文中的每一个解释，都有另外一种似乎说得通的看法。我不想得出最终结论，但我愿谈谈几种对科斯定理的传统解释，并用科斯的几个例子之一来加以阐明。经过20多年的争论，传统的解释似乎已经穷尽了科斯定理含义。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 ）有效的。除了资源所有权外，法律还规定了其他许多权利，诸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其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可以这样认为，科斯概括的关于资源交换的一些论点适用于关于法定权利交换的种种论点。根据这种看法，科斯定理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换句话说就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这种观点认为：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利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于得到正确估价。此外，法庭也并非总是愿意强制履行法定权利的交易合同。因此，根据“自由交换论”，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利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

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条件之一是关于交易成本的含糊但不可或缺的概念。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这种成本会很高，比如当一项交易涉及处于不同地点的几个交易参与者时。高交易成本会妨碍市场的运行，否则市场是会有效运行的。广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由于强调了“交易成本论”，科斯定理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

正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无成本交易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注意到这一点后，根据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所引伸的政策结论是：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这些成本。根据这种思路，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立法者更倾向于通过促进这种交易而取得效率。旨在通过鼓励人们达成涉及法定权利交换的私人协议而避免诉讼的法律程序是很多的。 “交易成本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法定权利交换的某些障碍上，特别是谈判和履行私人协议的成本。当人们给“交易成本论”下一个相当谨慎的定义时，除了交易成本外，还存在着对私人交易的其他一些障碍。调节理论根据对完全竞争的不同偏差，建立了一种更为精确、详尽的分类方法。比如某垄断者通过提供比竞争数量少的商品，提高这种商品的价格，从而增加利润。因此，垄断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一种形式，通常将其同交易成本加以区分。科斯定理强调这种“市场机制失灵论”，因而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这种观点认为：保证法律的效率，就是保证有一个法定权利交换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包括。要存在许多买主和卖主，没有外来影响，市场参与者们有关于价格和质量的充分信息，以及没有交易成本。

科斯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例子可以说明这三种看法。火车烧柴和煤常常溅出火星，引燃农田。每一方都可采取防备措施以减少火灾的损失。要说明这点，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

初看上去，似乎是法律控制了各方采取防备措施的动力，因此，法律决定了火灾引起损失的次数。要知道，禁令是财产法中制止妨害行为发生的传统手段。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根据科斯定理，这些现象会把人引人歧途，因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的最初分配，而市场却决定着最终分配。须知，如果农民有权禁止铁路部门运营，那么，他们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铁路部门支付一笔钱给农民，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一一不禁止铁路运营。反过来说，如果铁路部门有权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那么，它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支付一笔钱给铁路部门，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减少火星的溅出。

无论权利最初分配如何，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的农民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当权利得到有效分配时，那么，交易的潜在好处也就丧失殆尽。因此，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

对科斯定理的这三种说明，对于市场发挥正常作用所需条件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

根据“自由交换论”，如果法定权利是明确规定的，并且交换法定权利的合同能够强制履行，则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是有效率的。在上述例子中，当农民具有禁止妨害行为的权利，或当铁路部门具有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的权利时，“自由交换论”的条件显然就得到满足了。因此，根据科斯定理的自由交换论，农民是否有权禁止铁路部门或铁路部门是否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 “交易成本论”所得出的效率结论就不同了。如有许多农民，那么，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很高，当个别的农民坚持多占利益时尤其如此，所以，权利最初分配的低效率可能会长期存在，尽管有达成一些私下协议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很少，铁路部门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会很低，科斯定理预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将是有效率的。

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明。根据“完全竞争论”，如果法定权利交易市场上完全竞争这一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将是有效率的。在铁路部门和农民这个例子中，只存在着一条铁路，所以市场的特点是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此外，不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比如农民对火星造成损失的情况可能会比铁路部门了解得多，而铁路部门对减少火星的技术要比农民了解得多。鉴于这些事实，农民和铁路部门之间的法定权利交换将远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交换，因此，市场可能无法纠正法定权利最初分配中的低效率。

当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权利的最初分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如果效率要求铁路部门不受禁令约束，那么，要给予农民放弃这种禁止的权利以补偿，这会促使铁路部门购买这种权利。这项交易是铁路部门的支出和农民的收入。反过来说，给予铁路部门不受惩罚的权利，将会使其节省了这种购买权利的支出，而剥夺了农民出售这种权利的收入。正如稀有资源一样，稀有的立法权利也是值钱的。

科斯定理是真理还是谬误？在经济学中，一个证明是从一些普遍接受的行为假设派生的。正如我要说明的，以科斯定理的这三条说明中任何一条来确定科斯定理，都会碰到障碍，这些障碍表明，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

最脆弱的定理形式声称：法定权利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得到有效分配。当阿罗（A rrow ）研究了与科斯讨论过的那些外在性相似的外在性时，他表明，效率条件可以被看作是外在性权利交换的一个竞争市场中的均衡条件。但是，正如阿罗以及其他人（斯塔雷特（Starrett ））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正规声明毫无实际价值，因为就本质来说，种种外在性具有阻碍竞争市场形成的特点。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除了持有政府发行的可买卖的允许污染票券持有者之外，污染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每一个持有这种票券的受污染者要阻止污染行为，而每个获得了这种票券的污染者则要利用它去增加污染。显而易见，被污染者个人持有这种票券的社会利益大于他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会大量抛售这种票券。同样地，污染者获得这种票券的社会成本高于其个人成本，因此，他们会大量收购这种票券。个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外在性。所以，试图通过建立污染票券交易市场来消除外在性，只能产生新的外在性。事实上并不存在科斯讨论过的这种外在性

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且，这种市场似乎也不可能通过私人协议而自发地产生。政府可能有办法建立一个虚假的市场，但没有一个市场真正建立起来。

从科斯定理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论转到交易成本论，我们观察到，当受影响的只有少数几方时，比如说当相邻的土地所有者就他们其中之一所引起的妨害行为进行谈判时，私下解决可能会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涉及少数几方，那么，法定权利价格将由他们谈判决定，而不是他们成了价格的接受者。这样的话就违反了完全竞争的假设，但这种谈判往往获得成功。根据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影响少数人的外在性问题会有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

虽然交易成本论作为一种粗估法是准确的，但它并不十分符合实际。它有赖于这样的命题：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为零时，谈判才能取得有效的结果。在实际中，少数人之间的谈判有时以失败而告终，如工会罢工、劫机者杀死人质、房地产经纪人由于价格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蚀本和诉之法庭，等等。与通讯和履行协议费用无关的基本障碍，在于谈判策略的性质。就其定义而言，一项谈判具有达成协议可产生利益的特点，但怎样分配利益却无协商一致的办法。自私自利的谈判者在不破坏合作基础的前提下尽全力要求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理性的谈判者要求获得每一个额外的美元，只要由此而引起的不合作可能性所产生的损失小于一美元。当谈判者过低估计对手的决心，他们就会施加过大的压力，谈判也就无法达成协议，谈判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本着这种看法，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乐观地假设：只要谈判无成本，合作就会诞生。

与其背道而驰的“霍布斯（Hobbes ）定理”也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悲观地假设：分配利益的问题只能通过威胁，而不能通过合作来解决。现实是介于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之间，因为策略行为在有的情况下导致谈判失败，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科斯定理的这一说明对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的挑战，是要预计法定权利何时才能通过私下协议进行有效率的分配。为进一步展开辩论，要撇开广义的“交易成本”和“自由交换”这类标签，而代之以实在与详细的对条件的描述，是这些条件使得有关法定权利的谈判得以成功。幸运的是，近年来已出现了一种较令人满意和较切合实际的谈判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谈判在部分情况下可能由于策略原因而失败。但在均衡条件下，没有人对失败发生的频率感到惊奇（主要概念是贝叶斯一纳什（Bayes-Nash ）均衡。

在经济学中，“经验主义的验证”就是预测和事实之间的比较。近来有些人试图证明科斯定理，比如确定一些小集团通过谈判达成有效协议所需的条件。对策论的一些新发展连同相关的经验主义研究，使人们有希望最终对这些条件做出科学的阐述。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就能通过私下协议纠正法定权利的低效率分配状况。

科斯定理具有什么意义？庇古（Pigou ）运用经济学理论来捍卫如下习惯法原则：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或被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庇古的论点，习惯法的这种规则通过社会成本内在化来促进经济效益。在有些情况下，他发现习惯法中存在着种种缺口，这就需要补充立法，诸如对污染者征收与污染的社会成本相等的税款。

科斯的论文被认为是对庇古的损害法分析的一种进攻。科斯不同意这种结论：通过损害法或征税，政府的行动一般对实现效率是必需的。科斯定理认为，损害所代表的外在性有时，或可能常常会自我纠正。我认为，市场机制失灵的形式多种多样，无法根据某种相当谨慎的交易成本概念对之加以总结。因此，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应被看作是谬误或一种同义反复，其实外在性通过扩大交易成本的定义而获得。虽然自发和私下解决种种外在性问题的障碍要比科斯定理所提到的更多，但政府在促进私人达成协议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发布命令），符合当代经济学对政府调节作用的理解。在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纠正某种损害的情况下，科斯否定了庇方的如下看法：习惯法因果关系概念对确定责任是有用的指南。科斯认为，按习惯法原则判定的某人造成了某种损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能有效地使其受罚或指责他。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与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在这方面，因果关系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科斯认为，因果关系与跟无数法庭判决相矛盾的法律责任无关，并且它对法律的现实或理论显然没什么影响。

不管科斯理论功过如何，反正他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财政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的论文问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外在性通过私人协议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因此，科斯的主张触及了经济学的一个重大争论的核心。此外，科斯论文的出版可以被看作是后来被称作为“法律和经济学”的这个课题的一次突破。在科斯论文出版以前，经济学分析——相对经济学思想而言——并未应用于习惯法，而在法律院校的教学中，习惯法处于法律理论和方法的中心。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他未使用数学这一工具（20年后，使用这一工具成为研究这一课题的特点），但却鼓舞了成为法律经济学分析开拓者的一代学者。

科斯定理

（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科斯定理总结

科斯定理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观点的总结,他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科斯定理是斯蒂格勒在其著作《价格理论》中命名的。

目前关于科斯定理的表述大体有三种:一是“自由交换论”。这个版本的科斯定理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也就是说,有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利自由交换的障碍。二是“交易成本论”。市场要有效的配置资源,除了交换自由外,还必须有低的交易成本。因此从交易成本角度看,科斯定理被说成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但是无交易成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个版本的政策含义是,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三是“完全竞争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保证法律的效率,就是保证有一个法定权利交换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包括存在许多买主和卖主,没有外来影响,市场参与者们有关于价格和质量的充分信息,以及没有交易成本。

以上三种表述各自强调了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在学习中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两个定理来理解。(1)第一定理:只要讨价还价无成本,信息是完全的,所有资源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那么讨价还价将会发生直到交易不再可能对双方有利为止。但如果交易不再对双方都有利,那

么根据定义,经济必定处于帕累托最优那一点,因为如果不使某人处境变坏就没有人会变好。第一定理所强调的是,虽然某些权利的安排对取得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那些权利的特定配置并不会影响市场效率。第一定理阐明了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资源产权的初始界定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配置的帕累托有效率状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假设是零交易费用假设。如果离开了这一假设,科斯第一定理的结论就不成立了。不过科斯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通向分析具有正易费用的经济之路上的阶石”。(2)科斯第二定理:如果讨价还价是有成本的,不同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二定理强调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即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成本不同,从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

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Robert Cooter

给从未涉及过科斯定理的学生上科斯定理课的教师，都亲身感受了科斯定理所引起的惊叹和佩服，但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那很有可能是走了样的，或成了同义反复。被称作科斯定理的命题或命题组，源于一系列案例。科斯像法官一样一直拒绝把他初始论文中的论点加以广泛地推广。正如法官的言论一样，对于他论文中的每一个解释，都有另外一种似乎说得通的看法。我不想得出最终结论，但我愿谈谈几种对科斯定理的传统解释，并用科斯的几个例子之一来加以阐明。经过20多年的争论，传统的解释似乎已经穷尽了科斯定理含义。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 ）有效的。除了资源所有权外，法律还规定了其他许多权利，诸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其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可以这样认为，科斯概括的关于资源交换的一些论点适用于关于法定权利交换的种种论点。根据这种看法，科斯定理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贤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换句话说就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交易成本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法定权利交换的某些障碍上，特别是谈判和履行私人协议的成本。当人们给“交易成本论”下一个相当谨慎的定义时，除了交易成本外，还存在着对私人交易的其他一些障碍。调节理论根据对完全竞争的不同偏差，建立了一种更为精确、详尽的分类方法。比如某垄断者通过提供比竞争数量少的商品，提高这种商品的价格，从而增加利润。因此，垄断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一种形式，通常将其同交易成本加以区分。科斯定理强调这种“市场机制失灵论”，因而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这种观点认为：保证法律的效率，就是保证有一个法定权利交换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包括。要存在许多买主和卖主，没有外来影响，市场参与者们有关于价格和质量的充分信息，以及没有交易成本。

无论权利最初分配如何，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

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的农民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当权利得到有效分配时，那么，交易的潜在好处也就丧失殆尽。因此，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对科斯定理的这三种说明，对于市场发挥正常作用所需条件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根据“自由交换论”，如果法定权利是明确规定的，并且交换法定权利的合同能够强制履行，则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是有效率的。在上述例子中，当农民具有禁止妨害行为的权利，或当铁路部门具有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的权利时，“自由交换论”的条件显然就得到满足了。因此，根据科斯定理的自由交换论，农民是否有权禁止铁路部门或铁路部门是否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

“交易成本论”所得出的效率结论就不同了。如有许多农民，那么，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很高，当个别的农民坚持多占利益时尤其如此，所以，权利最初分配的低效率可能会长期存在，尽管有达成一些私下协议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很少，铁路部门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会很低，科斯定理预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将是有效率的。

科斯定理是真理还是谬误？在经济学中，一个证明是从一些普遍接受的行为假设派生的。正如我要说明的，以科斯定理的这三条说明中任何一条来确定科斯定理，都会碰到障碍，这些障碍表明，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最脆弱的定理形式声称：法定权利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得到有效分配。当阿罗（Arrow ）研究了与科斯讨论过的那些外在性相似的外在性时，他表明，效率条件可以被看作是外在性权利交换的一个竞争市场中的均衡条件。但是，正如阿罗

以及其他人（斯塔雷特（Starrett ））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正规声明毫无实际价值，因为就本质来说，种种外在性具有阻碍竞争市场形成的特点。

本着这种看法，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乐观地假设：只要谈判无成本，合作就会诞生。与其背道而驰的“霍布斯（Hobbes ）定理”也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悲观地假设：分配利益的问题只能通过威胁，而不能通过合作来解决。现实是介于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之间，因为策略行为在有的情况下导致谈判失败，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

科斯定理的这一说明对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的挑战，是要预计法定权利何时才能通过私下协议进行有效率的分配。为进一步展开辩论，要撇开广义的“交易成本”和“自由交换”这类标签，而代之以实在与详细的对条件的描述，是这些条件使得有关法定权利的谈判得以成功。幸运的是，近年来已出现了一种较令人满意和较切合实际的谈判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谈判在部分情况下可能由于策略原因而失败。但在均衡条件下，没有人对失败发生的频率感到惊奇（主要概念是贝叶斯一纳什（Bayes-Nash ）均衡。

在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纠正某种损害的情况下，科斯否定了庇方的如下看法：习惯法因果关系概念对确定责任是有用的指南。科斯认为，按习惯法原则判定的某人造成了某种损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能有效地使其受罚或指责他。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与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在这方面，因果关系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科斯认为，因果关系与跟无数法庭判决相矛盾的法律责任无关，并且它对法律的现实或理论显然没什么影响。

不管科斯理论功过如何，反正他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财政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的论文问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外在性通过私人协议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因此，科斯的主张触及了经济学的一个重大争论的核心。此外，科斯论文的出版可以被

看作是后来被称作为“法律和经济学”的这个课题的一次突破。在科斯论文出版以前，经济学分析——相对经济学思想而言——并未应用于习惯法，而在法律院校的教学中，习惯法处于法律理论和方法的中心。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他未使用数学这一工具（20年后，使用这一工具成为研究这一课题的特点），但却鼓舞了成为法律经济学分析开拓者的一代学者。

摘自：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科斯定理案例

我们举一个数字例子（在西方，有关科斯定理的论述，包括科斯本人的文章在内，往往实用简单的数字例子。这里的例子取自波林斯基《法律学和经济学引论》，利特尔和勃朗出版社，波士顿，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１４页）：假设有一工厂，它的烟囱冒出的烟尘使得５户居住于工厂附近的居民所洗晒的衣服受到损失，每户的损失为７５元，从而５户损失的总额为３７５元。要想矫正这一受污染之害的状态，又假设只存在两种治理的办法：第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除尘器，其费用为１５０元；第二是给每户提供一个烘干机，使它们不需要去晒衣服，烘干机的费用假设为每户５０元，因此第二种办法的成本总和是２５０元。显然，在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第一种是比较节约的，它的成本较低，代表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这种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在西方经济学中被成为帕累托最优状态。关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下面还将加以解释。按照科斯定理的含义，上述例子中，不论给予工厂以烟囱冒烟的权利，还是给予５户居民晒衣服不受烟囱污染的权利（即上述的财产所有权的分配），只要工厂与５户居民协商时其协商费用为零（即上述的交易费用为零），那末，私有制的市场机制（即私人之间自由进行交易）总是可以得到最有效率的结果（即采用安装除尘器的办法）。

为什么如此？按照科斯等西方学者的解释，如果把排放烟尘的财产所有权给予工厂，即工厂有权排放烟尘，那末，５户居民便会联合起来，共同给工厂义务安装一架除尘器，因为，除尘器的费用低于５架烘干机，更低于晒衣所受到的烟尘之害（３７５元）。如果把晒衣服不受烟尘污染的产权给予５户居民，那末，工厂便会自动地给自己安装除尘器，因为，在居民具有不受污染之害的产权的条件下，工厂有责任解决污染问题，而在两种解决办法中，安装除尘器的费用较低。因此，科斯定理宣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产权归谁，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当然，科斯定理的结论只有在交易费用为零时才能得到。如果不是如此，结果便会不同。例如，假设在工厂具有排放烟尘产权的条件下，如果５户居民联合在一起共同行动的费用很大，例如为１２５元，那末，为了共同行动给工厂安装除尘器，总支出是２７５元（１２５＋１５０＝２７５）。在这样的情况下，５户居民便会各自去购买一架烘干机，因为，这样做只费２５０元。显然，这不是一个最有

效率的结果。关于科斯定理，大致的意思便是如此。科斯本人并没有对该定理加以精确的证明，仅仅使用了类似上述的数字例子加以说明。

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最早体现在1959年10月号《法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科斯以无线电频率为例，对产权进行了经济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下列观点：

产权是重要的。在政府管制前，造成无线电领域争夺频率的混乱状况的真正原因不是频率数量有限，也不是竞争机制失灵而需要政府管制，而是因为没有建立无线电频率的产权制度。同频率一样，土地、资金也都是稀缺资源，但它们本身并不要求政府管制。有些机制，如常用的价格机制，被用来确定如何在众多提出权利要求的人之间配置稀缺资源，如土地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给土地使用者。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土地产权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占用土地，那么社会会发生混乱，价格机制起不了作用，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可供交易的产权。对资源不设置产权，企业制度就不能正常运行。

资源的市场配置优于政府配置。资源配置应当由市场力量而不是由政府决策决定。除了政治压力所导致的错误配置外，一个试图取代价格机制功能的行政机构将会碰到两大难题：首先是缺乏本应由市场决定收益与成本的货币量化标准；其次，行政机构实际上不可能拥有每个商业经营者使用或可能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所有信息，也不了解消费者对运用无线电频率提供的产品或劳务的偏好。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行政分配必然劣于价格机制分配。市场运行不是没有成本，如果市场运行的成本大大超过行政机构运行的成本，人们就可能会默认行政配置造成的失误。

法律要明确界定产权。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它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或是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所有者，这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规定想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必须与山洞的所有权者签约。至于山洞是用来贮藏银行账簿，贮存天然气，还是种植蘑菇，这与财产法没有关系，而与银行、天然气公司和蘑菇种植者为使用山洞而支付费用的多寡有关。法律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明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利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和重新组合，应当允许一个使用者买下他人的权利以独占使用权。

使用一种资源与使用对这种资源的权利在分析上没有区别。以“斯特古斯诉布里奇曼案”为例，制糖商机器的噪声与震动干扰了隔壁医生的工作，法院必须决定，医生是否有权强迫制糖商安装新机器或挪动旧机器，或者制糖商是否有权强迫医生另择诊所。从这个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①在这种情况下，制止甲对乙的损害，不可避免地就会损害甲本身，问题在于如何避免比较严重的损害；②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一旦建立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那么只要有迹象表明谈判花费的成本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谈判就能够改变法律程序，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判决无关，目标不应该是干扰最小，而应该是产出最大。所有的产权都会干扰利用资源的能力，但必须保证从干扰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产生的危害。

有损害的行为不但不影响产权的引入，而且由于利益冲突发生在个人之间，反倒使明晰产权成为必要和可能。比方说，邻近频率间的干扰的减少可能要花钱改善设备，如果邻近频率的经营权不明确，就很难指望一个频率的用户会为他人的利益花费这类成本。产权明晰（第一次配置）加上价格制度（第二次配置）将会解决这类冲突。只要信号受干扰的台主获得的收益大于因受干扰而遭受的损失，或者大于他为抵消干扰而支付的费用，那么即使他有权制止干扰，也会放弃这个权利；而干扰他人的台主为获得经营许可，自然愿意支付费用，但不能高于停止干扰导致的成本或不能以干扰他人的方式继续经营而造成的损失。同样，只要收益大于干扰成本或因干扰被禁止而蒙受的损失，那么即使他有权干扰他人也会放弃这个权利；受干扰的台主为使干扰停止，愿意支付费用，但不得高于因受干扰而遭受的损失或为消

除干扰而花费的成本，无论哪一种情况，结果都一样。

如果受损害很多，就很难通过市场来解决。当在众多的共同经营者或组织之间必须通过市场形式进行产权转移时，谈判过程可能会非常费时和困难，从而使这种转移实际上不可能，即使通过法院来行使权力也不容易。在这种市场因成本太高而无法运行的情况下，强制实行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管制可能会好一些。

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是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的，而“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1966年首次使用的。

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核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也有人认为科斯定理是由两个定理组成的。科斯第一定理即为史提格勒的表述：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科斯第二定理可以表述为：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科斯定理的构成

科斯定理由三组定理构成。

果建立一项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则一项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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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的精华

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Ronald·Cosas)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

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以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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