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国学”一词为何来源于日本?》
《“国学”一词为何来源于日本,》
(2011-08-26 08:06:33)
1996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就曾指出:“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他分析:“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薛涌则是在2005年纪宝成的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振兴国学》发表之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也指出了:“‘国学’一词始于17、18世纪的日本的‘国学运动’,它最初是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等发动,后继者有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这些日本文人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是来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日本文化应该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民族的认同。”
此种论说一出,遭受颇多质疑。国学,作为一个汉语词语,却始于17、18世纪的日本的‘国学运动’,难以令人信服;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也颇令人费解。17、18世纪日本的“国学”运动,不仅仅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而是要确立“大和”为主体的文明史观、确立日本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主体意识、确立大和为世界文明之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东渡日本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对国学运动给以关注,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此得出结论说,“国学”一词,词源于日本,没有史料事实的说服力。
2004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家主席**对在山东省济宁市的曲阜和邹城之间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报告上批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东面是孔子出生地,西面是孟子出生地,北面是黄帝纪念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建立中华民族文化标志的理想之地。
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去年孔子诞辰2555年纪念会上说:“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使用的是儒家文化这样的给念,而没有用儒学、国学这类概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班、中国国学俱乐部开张、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建立、汕头大学的国学研究、私塾教育的出现等等,表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正在孕育高潮。
湖南大学成立的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使之成为国内首家依托古代书院成立现代国学研究基地的高校,准备经过15--20年的建设,将岳麓书院建成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学研究阵地,近期将以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制度史、中西文化比较、儒佛道与文学艺术、历史文物与文献、书院文化、湖湘文化为学术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重估国学的价值》(2005年5月26日)一文发表后,又多次接受记者采访。他提出的:“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
是走向新的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遂成为当前国学论争的热点。
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四个:
1、到底什麽是国学,说国学就是儒学能成立吗,
2、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的抨击过头了吗,
3、今天提出要振兴国学,其目的性何在,
4、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开设书院、提倡读经吗,各家观点大多是围绕这四个问题进行的。
到底什麽是国学,说国学就是儒学能成立吗,
一种观点很明确:国学决不是儒学,儒学已经终结。首先,儒学核心的范畴,如仁、义、礼、忠、恕、孝,等等,已经不再是人们用以思考、进行哲学思维的概念工具;其次,这些哲学范畴的含义、独特的精神、历史的存在,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哲学家可以认同它,也必然与之有不可逾越的时代、用词、思考方式上的鸿沟。最后,当人们用以思考、解释人类环境与自身的范畴已完全不同于这些思维方式时,这一思想体系就被历史发展所终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儒学。儒学历经多年并没有灭亡,北宋时的张载曾惊叹孔孟学说为“绝学”,并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接着而来的是宋、明、清七百余年的儒学兴盛。近百年来儒学似乎处于绝境,其实不然。儒学是“入世”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很有用;儒学“以民为根本”的思想,高度关注社会民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儒学严密而周全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体系,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儒学的基本范畴,如心、性、命、情仁、义、礼、智、信等等,已成为民众生活、思维的元素;儒学始终与教育制度相结合,我国古代教育史就是儒学教育史;儒学主张世界的物质性,与科学的精神一致,儒学是**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重现生机,绝不是历史的简单偶合。而是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取得进展,应用性研究才能推进。弘扬国学要弄清除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一是明确外来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国学研究要强调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的互证。依靠文献解释出土材料;出土材料能发现或纠正文献中的问题。
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的抨击过头了吗,
新文化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但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人权与科学,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胡适进一步概括为:以“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可见,陈独秀坚决反对的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思想文化。对儒学,他一再说:“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何对待孔子的思想遗产,令人想起了李大钊和鲁迅当年对孔子其人其思想的深刻评说。当吴虞喊出:“打倒孔家店”,李大钊和鲁迅却是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对待孔子其人其思想的。
1917年1月30日的《甲寅》日刊,以社论栏目发表了署名守常的《孔子与宪法》一文。它针对在1916年8月召开的国会上,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维修深大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即:“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者,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李
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48-450页)
为了使人们正确对待孔子及其思想,李大钊多次地加以论说。他说:“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真理》,《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51-452页)
李大钊进而回答:“孔子于中国今日之社会,其价值果何若者。”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而自然的势力之演进,断非吾人推崇孔子之诚心所能抗,使今日返而为孔子之时代之社会也。而孔子又一死而不可使之复生于今日,以应乎今日之社会而变易其说也。”此其一。其二:“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王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威至圣。而孔子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
李大钊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孔子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从上述论说中可以看到,李大钊是把孔子其人其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又是把孔子其人其思想与历代君主所倡导的孔子学说分别开来的。李大钊坚信“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53-455页)
李大钊在此之前对孔孟之道早已进行过理性的分析,他在1916年5月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论述了:孔孟的思想精华和他们所遭受的扭曲。他指出:孔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有我、自重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可是,却被历代君主以之教化为:必为君主牺牲自我之权威,低首甘心为君主之奴仆。这不是孔子和孟子的过错,而是时代的必然。他为此而感叹:“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孔子生而吾华衰。”“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42-343页)“孔子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力也。”今人决不应“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
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进一步阐明了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的本质:“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仪,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李大钊对孔门纲常、礼仪、道德一一作了分析以后,他指出:“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地位,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事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34-440页)
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是从时代发展和社会不同阶级的层面来谈论孔子思想的价值的。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
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二十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现在,我们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应该真正地弄明白孔子精神到底是甚么、我们到底要继承和弘扬哪些内容。文化更新的规律是:讨论,探索,采纳,更替,生生,死死。死,是说在社会生活中淡出成为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建立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指导思想,为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正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文化和造成中国文化断裂,是不符合事实的。
1966年至1976年史无前例的“**”,儒学曾遭受空前猛烈的攻击。江青认为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是保守的、反动的,儒法斗争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而且贯串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她是借“评法批儒”来攻击**总理,这场运动只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但是,史无前例的“**”,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则是史无前例的。1982年,**在视察山东时,指示恢复“**”中被捣毁的孔子塑像,并特批专款48?5万元、黄金48両,表明了党中央对“批儒反孔”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这场运动使百姓认识到“四人帮”批儒,证明批儒的人也并不一定是代表进步和革命的。“**”的被否定,更为后来儒学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今天提出要振兴国学,其目的性何在,
杜维明认为,“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一个民族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知识和经验,都能使之更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就一定会对文化认同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
纪宝成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文化受到了“西化”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振国学。要恢复近代以来丧失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激活中国人文学术创造力,都需要重振国学。
温儒敏认为,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光明的东西,传统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实体。对国学研究要有批判的眼光,现代的意识,严谨的学风,可以吸纳传统治学的路数,但要联系当前社会的实际。
孙家洲认为,振兴国学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一要重建理念。二要重建方法。三要重建队伍。四是重建学科。重建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回归与重复,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沉溺于单纯复古甚至迷恋旧骸骨的泥淖。要具有世界意识,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学”,《论语》开头就是“学而时习之”。中国“学”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素质:“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处理好人际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缔造和谐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中国的“国学”,即国际上的“中国学”。显然国学应包含的内容要更宽泛得多,便有人提出建立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新国学则要以上述为基础,融入经济学、管理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推陈出新,建设成为新国学。
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开设书院、提倡读经吗,
蒋庆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因为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独创的,儒家文化是孔子对其以前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并且孔子是述而不作,只是重新解释,在继承的基础上的重新阐述,所以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代表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因此,力主读经是应该提倡的。
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有报道说,在全世界已经有了多家孔子学院,在国内,截至2003年底,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这一现象引起激烈争议。《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称之为“文化蒙昧主义”。《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孩子读“经”,讨论蔓延到许多网站的论坛。提倡读经者意在实现思想观念领域的均衡,中国孩子可以阅读莎士比亚、安徒生,观看哈利?波特;也应当把《论语》、唐诗放上课桌。中国学者可以研究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孟德斯鸠,也应当研究《周易》、孔子和老子,中国的律法。这种主张最多只是复旧的文化保守思想,而那些一味要求复古的做法,即使不称之以“原教旨主义”,也绝对是不可取的。
在人民大学讲授《国学入门》的牛润珍认为,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国学院建立的最终目的就是能让同学们完全看懂线装古书,并推动中国学者到国外教授汉学,并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中国人的“国学”就是国际上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新的“国学”应该是从本国深厚文明沉淀的沃土中长出的万紫千红的盛景,使中国的兴起健康而稳固,中国独具“礼义之邦”特色屹立于世界,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应该把这种“国学”建设摆到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在信息技术时代,学问五花八门,我们首先要有新的“国学”观念,才能有新的、具有现代精神、富有创造性、与时俱進的“国学”来保证中国的振兴。更要用活生生的榜样来鼓励青年后代为这种“国学”献出毕生精力。自《日中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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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陛下一词来源于何处
大家都知道,“陛下”一词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自秦以后只用来称呼皇帝一人。而其实,“陛下”中的“陛”即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陛”有时是土筑,有时是木构,有时还有花哨的形式,如“飞陛”。又因为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榭作为自己的居所,久而久之,“陛”就特指君主宫殿的台阶。 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一个建筑构件,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在古代,这条通往君主的台阶是有侍卫把守的,只有经过陛下的允许才可登阶升殿,见到君主,“皇帝陛下”即是通过陛下的卫士向皇帝转达的意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蔡邕《独断》卷上:“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后来,“陛下”就成为对帝王的敬辞。《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以“陛下”代指皇帝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孙燕撰写)
范文三:酒店(Hotel)一词来源于法语
酒店(Hotel )一词来源于法语,本意是贵族在乡间招待贵宾的别墅。当时的接待对象主 要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等。在 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第一家商业酒店开始在美国出现, 其位置在城市中心,那时已能提供舒适、便利、清洁的服务。
按酒店接待的人群和定位,可分为商务酒店、度假酒店、长住酒店、会议酒店、观光酒 店、经济酒店和连锁酒店等 7大类;按酒店客房和床位数量,可以分为大、中、小型三种; 按相应指标,酒店分一星级至七星级不等。
世界各国的很多酒店都因举行过特别活动或重要人物入住而著名。例如德国波茨坦的 Schloss Cecilienhof 酒店,就因在二战时丘吉尔、杜鲁门及斯大林三位盟军统帅举行过波茨 坦会议而驰名。
目前, 世界排名前 10位的国际饭店管理集团均已进入中国市场。 截至 2008年底, 中国 住宿机构超过 30万家,星级饭店共 16528家,星级酒店客房总数超过 200万间,平均出租 率在 60%~65%。
与奢华酒店不同, 投资家关注的商务酒店在于其核心功能:家外之家、 途中的办公基地、 商务活动中的好秘书、好管家。不注重奢华装饰,只讲究简洁时尚和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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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足下”一词来源于何处
“足下”一词是对朋友的一种赞称,可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这一雅号,最早源于晋文公对介之推的称呼。
春秋时期,晋献公昏庸无道,害得太子申生委屈自尽。小儿子重耳因不堪国内的混乱局势被迫流亡国外。重耳带着忠于他的介之推等几个臣子准备逃到卫国,但是到了卫国之后,人家根本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再流亡齐国。但是卫国和齐国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要走。他们一行人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吃的和住处。为了保证重耳有力气走到齐国,介之推竟然忍痛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煮成汤给重耳吃。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到了齐国,在齐桓公的支持下,重耳回到晋国当上了国君。但是一切稳定下来之后,曾经有恩于重耳的介之推却躲进深山不出来,不愿接受封赏。重耳为逼他出山来受禄,于是便放了一把火把山烧了,当然,他给介之推留了条后山小道。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重耳所设想的那样,介之推紧抱一棵大树活活被烧死了。介之推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心志。
重耳流着眼泪埋葬了介之推,用介之推抱过的那颗大树做了一双木屐,怀念他的割股之功,常常俯看脚上木屐道:“悲乎足下!”
自此,人们开始称呼好友为“足下”,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范文五:中国一词来源于何时
中国一词来源于何时,
大约在炎黄时代吧,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心,中华民族把自己看做天下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夷胡戎蛮。这个词真正代表一个国家是在清朝,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第一次签的是中国,而不是大清国
汉语“中国”一词由来考
考汉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梓材》。其有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范围所指,仅仅是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而已。至春秋时,“中国”之涵义逐渐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展拓,“中国”亦不断向周边延伸。而最终成为当今雄据东方的泱泱大国之名。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为夏朝。其时,黄河流域所居之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之语。唐孔颖达疏云:“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者,美也,夏者,大也,连缀而用之,其词义雍容至美。
而考“中国”一词之本义,当为中原各诸侯国,中者,居中之意也;国者,诸侯之封国也。华夏诸国分别将南北东西四境诸民称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 中国”。因参照体系不同,其所指亦有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层次:一是指京师(首都),如《诗经民劳》所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地区,即京畿。如诸葛亮曾对吴主孙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如《史记东越列传》云:“东瓯请举国徒
。四是指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中国”
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之裔居住之地,如《论语集解》云:“诸夏,中国也”。六是泛指历史上华夏或汉族所建立的政权,《史记》、《汉书》中此类称谓不胜枚举。自汉代始,朝野上下和文人学士习惯于将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因此,当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也多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北魏,自称“中国”,而将南朝称作“岛夷”;同一时期汉族所建之南朝虽迁离中原,却亦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称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辽金对峙时期,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皆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因此,在古人心目中,中国既有地域之定位,又有文化之传承,同时兼有正统之含义。
正因为“中国”一词属于带有多重含义的复合体,故而其所指范围,也一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一词时,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秦汉以降,又将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则成为隶属我国版图之内全部领土之专用名词。
颇为有趣者,乃“中国”一词之出现与应用虽已有近3000年漫长之历史,但事实上它仅仅是一个世世代代根植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最初由地域观念衍生而来,又带有文化本位的一个历史符号。从夏、商、周起一直至清末,王朝递嬗,政权更替,几不可胜数,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之建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他国之人遂逐渐耳熟能详。1949年,中华人
中民共和国成立,国际上通称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仍简称为“国”,“中国”之名更令世人刮目相看。
“中国”之别名,除上述的“华夏”外,尚有“中华”、“九州”、“四海”、 “神州”等多种称呼。“中华”即“中国”与“华夏”之连缀缩写,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广大地区。《春秋穀梁传》卷一,《隐公注疏》有云:“仲子乃孝公时卒,而云‘来’者,秦人能远慕中华君子,恕而不责其晚,故言‘来’,又书时。”之语。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偓曾有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 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亦可称中华,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者便可称“华侨”,入他国国籍者则称外籍华人。
“九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有“禹别九州”之语。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中亦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州数均为九个。九州之名最为流行的版本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而“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是在东汉时期。
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有直隶州、散州、羁縻州等名色,辖区范而后代“
围亦呈缩减之势。而“九州”之名目却相沿未废,且成为中国之代称。
另外,古代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古人认为九州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时,因航海技术发展而眼界渐阔,齐人邹衍凭一时灵感,提出“大九州”之说。他认为,《禹贡》之九州合之只能称之为一州,名“赤县神州”;同样大小之“州”共有九个,仍不过是裨海环绕之小九州;如此大小之小九州共有9个,即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故而“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事实证明,此说纯属主观想象,但“神州”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之人,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近代以降,诸多国家几乎都用与上述诸称音近之词而为中国命名。中文译音有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名目。其实皆是“秦”字之外文对应,或以为乃自“丝绸”之“丝”演绎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之“瓷”或闽南话之“茶”。而俄罗斯将中国叫“契丹”,显然是另有缘由。契丹族曾建立辽朝,武力强盛,控制过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披靡。而当时身处东欧平原之俄罗斯人尚刚刚从洪荒满目中逐渐兴起,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故称中国为“契丹”,亦不必怪其孤陋寡闻也。
“中华”一词的起源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
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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