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历史上的科举考试试题
? 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正主考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
副主考官: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
第一场试题
1、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2、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3、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宗
4、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二场试题
1、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易经》)
2、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经》)
3、自今以始,岁其有。(《诗经》)
4、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春秋·僖公十九年》) 社区http://bbs.tiexue.net/
5、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礼记》)
第三场试题
1、问:郑康成尝注《易》,其说散见于何书?亦有辑录之者否?其有与经不同者,盖略举之。《说苑》、《盐铁论》、《说文》有引《易》,而今无其文者,何故?《尚书》有古文、今文之别,又有谓之中文者,何人所传?《尧典》所言“九族”、“百姓”,解不同,盖为析之。《禹谟》所言“九歌”,其篇目尚有可考者欤?《诗》以风、雅、颂为三体,或谓宜以南、雅、颂为三体者,其说奚若?《鼓钟》之篇曰:
“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皆谓二《南》欤?否欤?三传优劣,汉儒论者不同,宜以何人为允?刘知己推左氏而排公、谷,盖举其论、《礼运》谓:“禹、汤、文、武为小康”,信为孔子之欤?蔡邕谓“五更”之“更”当作“叟””,王劭谓古本《曲礼》无“稷曰明粢”一句,其说奚据?《仪礼》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者,名为何经?《考工记》或以为本先秦书,或以为汉博士作,何者为是?诸生幸际右文之世,治经有素,其胪所闻以对。
2、问:《史记》所缺,褚少孙补之,然子长原本,已间有后人附入之语,可切指欤?诸侯列为世家,宜矣,而孔子亦次其间,其义安在?《汉书·古今人表》或谓其非礼,信否?范蔚宗撰《后汉书》以《志》属谢瞻,今刘昭注《八志》,何人所著?陈寿《三国志》尊魏抑蜀,而晋人也有谓蜀为正者,试举其人。《晋书》为房乔等人所修,《新唐书》为欧阳修等人所修,皆宜可观。而人或议之,其故何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乃有志及符瑞灵征者,其亦有当否?礼乐之合为一,儒林、道学之分为二,体例果无乖欤?郑樵以史志不备,乃作《通志》二十略,可详言其得失?司马君实作《通鉴》,与何人共为之?《通鉴》之视朱子《纲目》,其旨趣为同为异?后之作者有《纪事本末》、有《长编》、有《外纪》、有《前编》、有《宋元通鉴》,可枚举其人?正史之外,代有杂史,其著于世者,可悉数欤?学者将备朝廷著作之选 ,旁稽博综,讲习已深,其以所知者著于篇。
3、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著实,可举其语?《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劘,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4、问:《周礼》大司徒比闾族党,即后世保甲所由昉,说者谓管子善师其意,其制若何?汉承秦旧,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主之者何职?亦有名臣起自乡官者,试举其人。东汉尝优乡官而赐之爵,试举其事。魏太和中,李冲请准古制,立邻、里、党三长,其效可见欤?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县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然其治终未近古。隋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事终不行,其故何也?唐有里正、坊正、村正,宋有里长、户长、蓍长,厥制孰善?王安石行保甲法,其意亦上拟周官,而民以为扰。明王守仁行之于南赣而民以为便,其不同者何由?徐幹《中论》致意于六乡、六遂,以为庶事所从出;马端临《通考》
又深言:“后世乡职之日贱,欲慎其选而收其功”,厥道何从?方今雅化旁流,民俗日上,相友相助之风,习熟已久,尚酌古今之所宜而约言之。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5、问:湖南石刻莫古于《禹碑》,韩退之一诗,昭著于世。此外,唐人尚有题咏及之者,能举其篇欤?前人载籍亦有先言之者欤?明代释其文者,凡几人?杨慎所释,世以为博洽,其果可信欤?《汉蒋君碑》或云蒋琬,或云蒋嵩,二者孰是?九疑山有蔡邕铭辞,何人所书?《谷朗碑》文内“非子”作“扉子”,“浏阳”作“刘阳”,征于他书可证否?《唐麓山寺碑》世称三绝,而王元美讥之,何故?颜鲁公书《中兴颂》,为元次山撰,有曰“复复指期”,“复复”二字作何解?《浯溪铭》,书者或以为李康,或以为季康,可为决之?《峿台》、《□(广+吾)亭》二铭定为谁书?盖为辨之。“□(广+吾)亭”之“亭”或作□(厂+亻+页),于义何居?宋大儒周茂叔、朱子、张敬夫亦有釮石之文欤?此外,唐宋名流于皇甫湜、柳子厚、刘梦得、米元章、黄鲁直,皆有翰墨留于斯土,可条举欤?士生是邦,稽古有年,盖钩贯而详述焉。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试题
第一场(史论5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藩镇)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平戎)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变法) 转自铁血社区ttp://bbs.tiexue.net/ ]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举贤)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以夷制夷)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转自铁血社区tp://bbs.tiexue.net/ ]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范文二:科举考试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影响
现今中国的教育是被受关注的一大问题,制度改了又改,到底为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意义?许多人不断地批评,批评过去,也批评现在。但实实在在地站在客观角度分析,答案会是怎样呢?或许通过对那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悟出些许。
那么多年的科举,成就与埋没的人才不可胜数,积极与消极的作用也无法一下子道清。暂且先了解以下它的发展里程吧。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诏令了"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举人"的分科科举制度。
隋炀帝时,又扩大了分科范围,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月(609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科举”一词就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产生的。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 -- 科举制度的完善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
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为进一步杜绝武将拥兵自重的状况,他任用文官主持军务。重文轻武,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
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 考生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元朝 -- 科举制度的中落
元代的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一次。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部及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据《元史·选举志》、《续通考·选举》等书的记载统计,元代共举行科举世16次,仅录取进士1135人。汉族儒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非常困难。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前途渺茫,被迫放弃学业,以至一时“天下习儒者少”。
明朝科举——科举制度的倒退
明代实行四级考试制,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院试以前有小考。
考生参加县试和府试及格者称“童生”。然后参加省、府所在地方书院考试,院试及格,称“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秀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次,由皇帝派主考官主持。乡试都在秋天举行,这一年称“大比之年”,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作“解元”。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在春天举行,考中的称“贡生”,第一名称作“会元”。贡士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叫“殿试”。殿试分三甲出榜,考中的都“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
明清乡、会试都考三场。而以头场八股文作得好坏作为能否录取的决定因素。所以读书人都把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一种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的应考文章。依照题义阐发其中的义理,禁止发挥自己的见解,也不许联系当前的现实政治。这种文章就是人云亦云地把《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还美其名曰“代圣贤立言”。八股文的格式也非常死板,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后四部分都各有两股相互排比的文字,共为八股。这种文章不仅结构有死的程式,同时语言、句法、字数,甚至语气都有严格的限制。 正是成也八股、败也八股。科举制度至今最为人所诟病的原因,恰恰是这个始于明代的八股文。八股文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他们失去了主体意识。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甘心受统治者收买,把科举当作出人头地的敲门砖。这时候科举制度已经没落,对社会发展不仅失去了积极意义,反而起着阻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八股取士也许是科举的一个倒退。
清朝科举——顶峰之后的衰落
说到清朝的科举不如先讲个故事,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年,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要屠杀汉族的生员,就是儒生知识分子。理由是所谓明朝的在辽东的生员暗通明朝,一旦查出进行处决。令下之后,有一些儒生就隐藏起来了,大约有三百人侥幸免于一死,但是他们沦为八旗的啊哈,就是奴仆。努尔哈赤死了之后,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就调整他父亲对汉人的政策。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对汉族的儒生下了一条命令,这道命令这样说:“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各家主毋得阻挠。有中者,仍以别丁偿之。”就是说各个贝勒,满、汉、蒙古家,如果有汉族的生员在那儿做奴仆的话,都要参加考试,不许阻挠。考中了怎么办?你缺额由政府给你补上。考试的结果有二百人取中。这二百人从八旗奴仆下面拔出来,免除奴仆的身份,还给予绸缎、布匹的奖励,当时绸缎、布匹是非常珍贵的。并且优惠两个兵的差徭,就是免除两个丁的徭役,这样做,历史记载叫做“天下大悦。”很多汉族人,汉族知识分子很高兴。到天聪八年,就是1634年,皇太极又下一道命令,就是再次录取汉族的生员,考试的结果,录取了228人,在这228人当中又进行了一次复试,录取了16个人作为举人,这16个举人后来就到了清朝的内三院,分配他们做文官。他们对清初的建设特别是文化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皇太极选拔汉族儒生,仅仅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前奏,还算不成一个科举制度。
清朝正式实行科举制度,是顺治入关以后。清军入关之后,大学士范文程上
了一道奏疏。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士,知识分子是优秀之民,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就同意了,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正式实行科举考试。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就是优秀的人才。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举人有名额的规定,各个省不一样,大体上100人上下,举人里面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京城的贡院就是今北京火车站北面贡院胡同的地方,贡院现在没有了,但是贡院胡同这个地名还存在。考场房舍大约有九千间,一排一排的,房子很小,宽大约4尺多一点,进深大约3尺多一点,高5尺多一点,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屋。墙的两面有砖托,两层,隔成板,下面这个板就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就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龛,里边装上蜡烛,装上吃的,喝的,一场考三天,三场考九天,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进去之后封门加锁。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
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在皇宫太和殿前考试,所以叫“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的考试,所以也叫“廷试”。殿试考试是一天,开始在天安门前考试,后来在太和殿前考试,有时候也在保和殿前考试,地点经常变化。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和殿前考试,太和殿前,康熙的时候,露天,每人一个小桌,没有凳子,站着书写,时间是在阴历的三月或者四月。乾隆的时候,就统一定在四月二十一举行殿试。殿试考。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
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中三元是很难的。就是乡试的时候,我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我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就是连中三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整个清朝入关后268年,得三元者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他是得了解元和会元,乾隆说,这个人连中两元了,就让他连中三元吧,他就连中了三原,这是很侥幸的。
清朝的科举考试,一共进行了112科,大体上三年一次,有时候也加科,就是加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数很多,你像光绪九年,参加会试考试是16000人,取中者,考中的308人,比我们今天高考难多了。清朝112科进士,总共多少人呢?总共是26846人,平均大体上一年100人。道光以后,中国人口四万万,每年平均取一百个进士,可见考试之难。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台湾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十人取一人,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 清朝的进士的考试最低的一次是81个人,最多的一次是399个人,就是每年数字不完全一样,平均算起来大体上每一届就是每一科,大体每一科300人上下,所以考进士是很难的。进士里面得了状元就更难了。
这样的制度持续到近代。之后,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包括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各地书院改为学堂、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等。当时以我国清代著名教育活动家、留学教育先驱容闳组织筹划,从1872年开始,他前后组织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官费留学的先河。虽然留美计划执行到第十年被迫中止,但却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企业、工商、厂矿、外交、军事、教育人才,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到1905年,清廷许多大臣更激进地采取废止科举的措施,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的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止。
科举感悟
但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
中国在明代,科举确实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另外要提到的是,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总会理所当然地斥责古时科举如何不好,如何不是,却不能冷静而又理性地分析当今的教育制度。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学子,不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在学一些没用的“新八股”上吗?骂科举、骂八股可以义正辞严轻松无比,但一触及当下的教育改革,为何就变得如此举步维艰?有没有人想过,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什么传承关系?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啊,打工啊,找工作啊,TOEFLE啊,GRE啊,“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多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
欺骗了。
有人认为旁听也是一种学习深造的好办法。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因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为了补漏洞,有人想出了一些办法,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但也不见得适用。也许我国应该在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现今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提出的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但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
范文三:关于科举考试的讲座(二)对历史的影响
(2010-07-10 18:51:23)
转载▼
标签: 杂谈
今年的高考结束了,有些人对高考看得很重。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历程而已,并不是全部。我把在广西电视台《读书时分》关于高考的讲座整理出来,放在自己的空间,有心人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第二期:对历史的影响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分》。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科举史话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科举史对中国的影响。
说到这个科举制度,这是中国的一个独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所谓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靠血统和门第,这种制度就是说它有它的好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对早期的巩固国家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强制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它有一个弊端,就是阻碍了人才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因为出身门第的问题,上不了社会的这个精英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看晋代的左思。左思这个人很有才华,他的妹妹还是晋武帝的嫔妃。那么即使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因为他出身的门第比较低,所以他不能参政议政,他在他的《咏史诗》里边曾经谈到,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涧底松,就是长在深山山谷下面的一棵大树,虽然是一棵很高的大树,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好,反而被山顶上的这个小小的禾苗压住了。左思在这里边谈到的就是说世袭的门阀制度对人才所产生的摧残作用,随着这种门阀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它对人才的阻碍也越来越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在隋朝就开始了科举。那么这种科举制度,它首先是要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人才,就是说不用看出身、不用看血统,也不用看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看你的真才实学。如果你确实有真才实学,那么可以通过科举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最早实行这个制度的是隋文帝,隋文帝主要是针对前面的历朝历代对人才的一些不正确的管理制度而实行的。隋文帝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还是有他的一套治国理念。他刚刚把这个科举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他的儿子隋炀帝继续完成这个事情。虽然说隋炀帝是历史上的暴君,但他在这方面来说还是有他的一个独到的作用的。
后来唐太宗、武则天等等一些唐朝的统治者继续推行这个科举制度,所以使这个科举制度在中国的老百姓心目当中逐渐深入人心,到了宋朝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所以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中国的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科举制度。
这种科举制度,在外国人看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个科举制度,它对于中国乃至于亚洲的一些国家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在哪些方面呢?有这么几个地方:
第一是政治的方面。比如说统治阶级他通过这个科举考试,他要划定一些考试的范围,这个考试的范围自明清以后,完全是以朱熹的《四书五经》的一些集注的问题作为考试的大纲,所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比如说像忠君爱国等等,会不知不觉的就灌输到读书人的心目当中去。
第二个就是对文化方面的影响,像在宋代这个科举制度达到了一个高峰。比如说像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他曾经做过一首非常有名的《劝学诗》。这首诗因为比较长,我在这里也不准备多说,但是其中有几句名句我想可能大家都是耳闻能详的,比如说“书中自有严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都是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给老百姓特别是给那些读书人所讲的。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诗,这首诗做得并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作者是皇帝,而且他直接讲到了这个读书的目的,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干别的,你可以不要在乎家庭的贫困,你可以不要在乎你娶不到妻子,你可以不要在乎你没有住的地方,书里边这一切都有了。那么与这个皇帝相对应的是,有一个七、八岁的神童,他做了一首《神童诗》,其中也有两句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外这里边它还讲到,比如说这个关于读书的种种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上至皇帝下至儿童社会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要在这个科举里,在这个科举的这方面要出人头地,要通过科举达到自己一系列的与其他人不同的目的,那么这些东西无形当中对中国文化的普及,或者是说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系列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科举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
比如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成语,像“金榜题名”还有“连种三元”、“独占鳌头”“雁塔题名”等等。这些成语都是源自于科举考试而诞生的,当然这里边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了。这些含义就是说,它对于我们普通的读书人而吾,起到的是一种鼓励或者是促进作用。
那么除了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之外,比如说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当然他们这个科举制度从形式上来说是照搬了中国的东西,但是具体的内容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采取的。另外再有近代的欧洲美国等一系列国家所搞的文官制度,这种文官制度它实际上也是脱胎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孙中山在早年到欧洲考察西方宪政时期曾经重点想考察文官制度,结果后来他发现欧美的文官制度,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除了这些方面的影响,科举制度还对于我们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甚至于整个家族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效果。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在一些相关的书籍看得到,比如说像《儒林外史》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谈到科举方面对知识分子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范进这个人物,我想大家看过《儒林外史》就会知道他的一些有关于科举的生活。
那么相关的这一类的内容还有不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范文四: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历史
[摘要]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关键词]科举内容;书院教学;乡试试题
科举作为中国历史上制度最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科举考试内容对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往往成为各种教育机构教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多数书院是为科举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内容与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几乎重合,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书院研究者所认可。我们在研究书院教学与科举关系时,多是从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它相关的史料出发,而对科举制度的史料则相对忽略,使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关系未能较为具体地呈现。
拙文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为例,选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书院——岳麓书院为个案,分析科举考试内容对其教学的影响,力图将二者的关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一 乡试考题:对考生知识水平的全面评价
自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清代科举的考试内容虽然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八股文的优劣仍然是考生去留的最主要依据。笔者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考题为例,来分析八股文对于考生知识结构的要求。该科的正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副主考是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担任阅卷具体工作的同考官共计9名。该科录取举人62名,解元为邵阳县学廪生何泽洪。另取副榜9名。
第一场的《四书》题是: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万钟则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一题是出自《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二题出自《中庸》。第三题出自《孟子?告子》。从八股文的命题类型来看,这三个题目都属于乡会试命题中常用的大题,而且基本上都是单句题,这种考题的意思相对完整,比较容易把握主旨。高塘的《论文集钞?题体类说》云:“能工此,则诸体无不工,譬如学书者,不工于楷,未有能工于行草者也。”在他看来,这种大题能最有效地测量考生写作八股文的水平。
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清代乡会试考官普遍重视考生第一场八股文写作的优劣,将其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而相对忽视第二、三场的答题情况。清廷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要求考官重视第二、三
场的阅卷,并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录取名单。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朝廷颁布上谕:“至于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今会试伊尔,着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殚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收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疵缪荒竦者,朕惟于主考官是问。”尽管如此,科举录取偏重第一场八股文的惯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偏重头场,使得头场的“四书文”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写出能让考官赏识的八股文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而考生仅仅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和一定数量的八股文范文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经、史、文学知识,并进行刻苦的八股文写作训练才能达到。换言之,要写作优秀的八股文,必须有扎实的经、史、文学功底和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在为科举制度辩护时,认为“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可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曾经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的状元韩菼在《乙卯顺天乡闱墨序》高度肯定了八股文测量与评价士人知识水平的有效性,他说:“八股之格,虽若小道,而命题必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非孰复于其胸中,无以言也。《四书》《五经》之书孰之复之矣,非贯穿浃冶,以周、程、张、朱子之书,犹无言也。《四书》《五经》、周、程、张、朱子之书,既知其相为表里,其于三才万物之理,离合分刌忽之间,
与夫古今礼乐制度,沿革与坏之故,皆可以有所发明,而言之廓如矣。”他进一步认为,要写好八股文,仅仅只学习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广泛地学习史学和文学知识,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八股文的写作之中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他说:“(八股文的写作——引者)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粱、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正是由于八股文能较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因此从减轻阅卷压力的角度而言,考官将头场八股文作为决定录取的关键是有其合理性的。
实际上,不仅八股文能全面考查考生,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考题也能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咸丰元年湖南乡试第三场的第三问为例:
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着实,可举其语?
《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蒯,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这一问包含了11个小问题,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程朱理学知识的程度,命题者不但要求考生能列举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而且能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比较。这需要考生对宋儒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而宋代程朱理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哲学体系,系统地把握这一体系是有相当难度的。如果考生没有较好的儒学、史学基础,根本无法很好地回答这种类型的考题。
从湖南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乡试的考题来看,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到儒学、文学、史学,甚至是地方史等方面的知识,考查的知识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围,能较为全面地考查士人的知识水平。书院教学能否为生徒提供这些应试知识呢?或者说书院教学能否满足生徒读书应试的需求呢?
二 修复书院:满足士人读书应试的需要
清初,为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必须笼络汉族士人,因此满族贵族毫不犹豫地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让汉族读书人有仕进之途。在科举的诱导下,全国读书应考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官学数量明显增加,但教官数量明显不足,官学很难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在这种情
势下,大批士人为能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便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对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清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抑制其发展的政策,转而实行引导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统治策略。至雍正年间,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显,这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乾隆认为通过发展书院,可以补充官学之不足。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为科举服务成为清代书院的最主要职能。
清初岳麓书院恢复办学的动力亦是为科举服务。顺治九年(1652年)修复之后,岳麓书院并未充分发挥其培养科举人才的职能,至康熙年间再次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鞠为荒榛,南轩义利之辩不闻,考亭安抚之贤难遘,遂致科名替落,敩学衰微”?的衰败局面。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重修,基本恢复了明代岳麓书院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周召南支持修复岳麓书院之后,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他说:“予愿有志之士敬业于此,以求道与仁之实际,而大用于天下。勿徒滋朱陆之辩,而成洛蜀之竞也。斯社稷赖之矣。”在他看来,岳麓书院的未来发展不必再以讲学为重,而应重在为朝廷服务。而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对朝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科举人才。然而,因受“三藩叛乱”影响,岳麓书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次遭受战火的重创,重修之初确立的办学目标也没有实现。
十一年后(康熙二十三年),湖南巡抚丁思孑L重修书院,聘请郭
金门任山长,岳麓书院再次步人快速发展的轨道,科举应试知识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丁思孔说:“乙丑秋仲,而圣殿两庑斋舍成,招致生徒肄业其中。设赡饩廪,每月课试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为多士劝。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负笈来学者日益众。”书院教学与考课制度结合起来,吸引了众多读书人前来求学。丁思孔也亲自参与书院教学,经常在公务之余前往书院检查生徒的学习情况,毛可际说:“每公余之暇,课其会业,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叹,以为祝记以来所未有也。”为便于岳麓书院开展八股文教学,丁思孔和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一起编辑了八股文选本——《岳麓书院试牍》,时任山长的郭金门为之作序,其中特别提到丁思孔等地方官吏在编辑这本八股文选本时所起的作用,他说:“今天子好文,廷臣屡上书请正文体,海内力学嗜古之儒,彬彬称盛,而长沙燹冷之余,会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马赵,风起文澜,一笔一削,点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窥其全豹,因之有感。”
丁思孔还利用其地位为岳麓书院争取资源,他先后两次上疏,请求朝廷御书匾额和赐经史之书。经过丁思孔和山长们的共同努力,岳麓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发展学术等方面的成效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赐御书匾额“学达性天”,同时还获得朝廷颁发的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种书籍。朝廷的表彰不仅使岳麓书院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科举教学的发展。
作为巡抚的丁思孔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发展官学,
使湖南的教育事业有长足发展,湖南科举相对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观,“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来抚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学校,以振兴鼓舞之。是秋湖南获隽者,竞得一十七人。”此次湖广乡试录取举人63名,湖南中举者占26,,这对科举相对落后的湖南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此次科举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为使湖南士人在乡试中更有竞争力,他们将全省最优秀的读书人集中到岳麓书院,进行更加系统而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由当时担任长沙府同知的赵宁负责考课,“嗣后,复集所部子弟员,拔其尤纳之书院,使卒其业。命宁司董戒之役。宁不揣谫陋,从公鞭弭,得与诸缝掖相周旋者两季,于兹月辄一试,糊名而进,公目览手衡,随置甲乙。”通过这种考前强化训练,极大地提高生徒的应试能力,使他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更容易脱颖而出。
此后,为科举培养人才一直是岳麓书院最为重要的职能,这在整个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科举考试成为书院教学的指挥棒,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或者调整都受到书院师生的关注。清代编纂的《岳麓书院志》都将有关朝廷颁布的有关科举与书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同治六年(1867年)编撰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录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朝廷出台的有关书院与科举的相关政策,比如这一卷中收录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闱的上谕,以及湖南巡抚李发甲请求分闱的奏疏等等。可见,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多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重要的职能,岳麓书院也不
例外。
三 书院教学:培养科举人才
在科举重八股文的氛围下,书院教学自然也是以八股文为主。山长既是书院的行政长官,也是书院教学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长的知识层次与经历对教学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名是进士出身,其中欧阳正焕、熊为霖、罗典三位山长曾在湖南乡试时高中解元,因此他们对科举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已经相当熟悉。
不仅如此,笔者根据《清秘述闻三种》和《岳麓书院山长考》对岳麓书院山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进士功名的22位山长中,有多达16位在出任山长之前曾经担任过乡会试考官或学政。比如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先后担任过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乡试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苏学政等职务。清代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和学政职务者一般都具有进士功名,岳麓书院的16位山长能从清代总数达26849名进士中脱颖而出担任考官,实属凤毛麟角,这说明他们的才学与品德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学政让他们能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科举考试的运作程序,进而能对书院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龙瑛从自己担任乡试主考官录取考生的
经验出发,要求生徒在应试时必须用心作文,他说:“言为心声,因其言以考其学与识。而其心术之所向,与夫品诣之所成,亦从可知。彼逐新趋异,夸目尚奢,专事揣摩剽窃之术者,所蕴不深,所发必不厚。《易》曰:‘修辞之诚’,《书》曰:‘辞尚体要’,斯固别裁之准的也。”
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是岳麓书院师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对于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重要内容,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并恰如其分地写出评语,使生徒能根据评语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对于八股文的写作,这一《学规》也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李文熘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也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历代提供八
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曾担任岳麓书院二十七山长的罗典多次编辑印刷《岳麓书院课艺》。《岳麓文钞》中收录了他的两篇《岳麓书院课艺叙》。嘉庆五年(1800年),罗典第一次编辑课艺时得到了其学生、贵州学政周锷的支持。周锷为罗典执掌书院时的生徒,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5年之久。在书院求学时,他从前人的课艺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因此任贵州学政之后主动请缨协助罗典编辑课艺,罗典说:“其(周锷——引者注)初时其学其为文,属某题某姓名皆借为观摩,以收益者。至后来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观尽识。乃欲携其简定录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为余二十年来着其五色品题之盛心噫,又怪矣。师弟子之传习相仍,亦会有是耶。因急就案头及东西斋,裒辑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数月即印刷装钉,便邮传至。”罗典首次编辑的《岳麓书院课艺》收集了优秀的八股文习作160余篇。此后,罗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编辑、刻印《岳麓书院课艺》。嘉庆十一年(1811年)罗典在续刻《岳麓书院课艺》的序言中,大肆宣扬书院科举教育的效果,特别提到了嘉庆十年书院生徒彭浚状元及第的荣耀,他说:“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进士榜,衡山彭君浚号宝臣得巍然大魁,洵遥省仅事,亦自有书院以来未之闻。南岳发祥科名之浸盛,今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书院自创建以来的惟一状元,也是清代湖南两位状元之一,山长罗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此后,欧阳厚均编刻《岳麓书院课艺》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时文习作223篇,编成《岳麓书院课艺》。应该说,这些课艺与书院其他藏书
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岳麓书院是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著名书院,山长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因此他们在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同时,还向生徒传授程朱理学、史学和经学知识。山长们认为经、史、文学是应试科举的基础,“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其于法律,则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为文也,其足以阐发圣贤之精蕴,而自然不戾于绳尺。”
自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历代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将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清代也不例外。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由于清代科举的头场八股文从《四书》中命题,并要求运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来写作八股文。因此,通过系统学习程朱理学是写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岳麓书院的这一学规的要求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第三问的试题内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书院生徒参加此次考试,肯定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契合科举考试内容,从而能满足生徒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地区科举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史志称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王文清执掌书院时,不少生徒获得了科举功名,其中还有几位生徒进士登第,他对此非常满意,在《岳麓留别诸子长句中》自豪地宣称:“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罗典的门人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嘉庆六年(1801年)其门人周锷说:“岳麓书院自慎斋罗老夫子以壬寅来主讲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业生徒统计领乡荐,捷南宫与拔优行,及举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数十人,内官如翰林部曹教习,外官如民牧司铎类,皆卓然自立,有以仰体夫子之教”。罗典门人欧阳厚均执掌岳麓书院时,更是人才辈出,科举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数。道光五年(1825年)乡试时,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名下贡举四十有九人”,占该科湖南乡试录取正榜和副榜共计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强。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书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举人的40,,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时走出岳麓书院,踏上场屋竞争之路,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
当然,笔者强调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密切关系,并非要否定岳麓书院在学术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有利于生徒的应举,而且生徒通过科举及第之后,又能进一步推动书院学术,乃至与书院相关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如岳麓书院生徒欧阳厚均科举及第入仕为官,后长期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贺长龄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时的生徒,
乡试高中第一名,嘉庆十三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贵总督。他邀请岳麓书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编撰《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发行之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士子经世学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及第是贺长龄有能力组织并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编纂的重要条件。
范文五:历史学论文-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历史学论文-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摘要]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关键词]科举内容;书院教学;乡试试题
科举作为中国历史上制度最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科举考试内容对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往往成为各种教育机构教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多数书院是为科举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内容与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几乎重合,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书院研究者所认可。我们在研究书院教学与科举关系时,多是从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它相关的史料出发,而对科举制度的史料则相对忽略,使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关系未能较为具体地呈现。
拙文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为例,选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书院——岳麓书院为个案,分析科举考试内容对其教学的影响,力图将二者的关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一 乡试考题:对考生知识水平的全面评价
自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清代科举的考试内容虽然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八股文的优劣仍然是考生去留的最主要依据。笔者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考题为例,来分析八股文对于考生知识结构的要求。该科的正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副主考是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担任阅卷具体工作的同考官共计9名。该科录取举人62名,解元为邵阳县学廪生何泽洪。另取副榜9名。
第一场的《四书》题是: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庹人不议。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万钟则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一题是出自《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二题出自《中庸》。第三题出自《孟子?告子》。从八股文的命题类型来看,这三个题目都属于乡会试命题中常用的大题,而且基本上都是单句题,这种考题的意思相对完整,比较容易把握主旨。高塘的《论文集钞?题体类说》云:?能工此,则诸体无不工,譬如学书者,不工于楷,未有能工于行草者也。?在他看来,这种大题能最有效地测量考生写作八股文的水平。
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清代乡会试考官普遍重视考生第一场八股文写作的优劣,将其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而相对忽视第二、三场的答题情况。清廷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要求考官重视第二、三场的阅卷,并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录取名单。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朝廷颁布上谕:?至于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
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今会试伊尔,着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殚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收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疵缪荒竦者,朕惟于主考官是问。?尽管如此,科举录取偏重第一
场八股文的惯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偏重头场,使得头场的?四书文?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写出能让考官赏识的八股文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而考生仅仅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和一定数量的八股文范文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经、史、文学知识,并进行刻苦的八股文写作训练才能达到。换言之,要写作优秀的八股文,必须有扎实的经、史、文学功底和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在为科举制度辩护时,认为?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可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曾经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的状元韩菼在《乙卯顺天乡闱墨序》高度肯定了八股文测量与评价士人知识水平的有效性,他说:?八股之格,虽若小道,而命题必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非孰复于其胸中,无以言也。《四书》《五经》之书孰之复之矣,非贯穿浃冶,以周、程、张、朱子之书,犹无言也。《四书》《五经》、周、程、张、朱子之书,既知其相为表里,其于三才万物之理,离合分刌忽之间,与夫古今礼乐制度,沿革与坏之故,皆可以有所发明,而言之廓如矣。?他进一步认为,要写好八股文,仅仅只学习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广泛地学习史学和文学知识,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八股文的写作之中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他说:?(八股文的写作——引者)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粱、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
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正是由于八股文能较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因此从减轻阅卷压力的角度而言,考官将头场八股文作为决定录
取的关键是有其合理性的。
实际上,不仅八股文能全面考查考生,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考题也能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咸丰元年湖南乡试第三场的第三问为例:
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着实,可举其语?《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蒯,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这一问包含了11个小问题,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程朱理学知识的程度,命题者不但要求考生能列举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而且能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比较。这需要考生对宋儒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而宋代程朱理学是一个复杂而,大的哲学体系,系统地把握这一体系是有相
当难度的。如果考生没有较好的儒学、史学基础,根本无法很好地回答这种类型的考题。
从湖南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乡试的考题来看,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到儒学、文学、史学,甚至是地方史等方面的知识,考查的知识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围,能较为全面地考查士人的知识水平。书院教学能否为生徒提供这些应试知识呢?或者说书院教学能否满足生徒读书应试的需求呢?
二 修复书院:满足士人读书应试的需要
清初,为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必须笼络汉族士人,因此满族贵族毫不犹豫地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让汉族读书人有仕进之途。在科举的诱导下,全国读书应考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官学数量明显增加,但教官数量明显不足,官学很难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士人为能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便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 对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清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抑制其发展的政策,转而实行引导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统治策略。至雍正年间,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显,这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乾隆认为通过发展书院,可以补充官学之不足。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为科举服务成为清代书院的最主要职能。
清初岳麓书院恢复办学的动力亦是为科举服务。顺治九年(1652年)修复之后,岳麓书院并未充分发挥其培养科举人才的职能,至康熙年间再次走向衰落,
甚至出现了?鞠为荒榛,南轩义利之辩不闻,考亭安抚之贤难遘,遂致科名替落,敩学衰微??的衰败局面。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重修,基本恢复了明代岳麓书院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周召南支持修复岳麓书院之后,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他说:?予愿有志之士敬业于此,以求道与仁之实际,而大用于天下。勿徒滋朱陆之辩,而成洛蜀之竞也。斯社稷赖之矣。?在他看来,岳麓书院的未来发展不必再以讲学为重,而应重在为朝廷服务。而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对朝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科举人才。然而,因受?三藩叛乱?影响,岳麓书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次遭受战火的重创,重修之初确立的办学目标也没有实现。
十一年后(康熙二十三年),湖南巡抚丁思孑L重修书院,聘请郭金门任山长,岳麓书院再次步人快速发展的轨道,科举应试知识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丁思孔说:?乙丑秋仲,而圣殿两庑斋舍成,招致生徒肄业其中。设赡饩廪,每月课试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为多士劝。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负笈来学者日益众。?书院教学与考课制度结合起来,吸引了众多读书人前来求学。丁思孔也亲自参与书院教学,经常在公务之余前往书院检查生徒的学习情况,毛可际说:?每公余之暇,课其会业,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叹,以为祝记以来所未有也。?为便于岳麓书院开展八股文教学,丁思孔和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一起编辑了八股文选本——《岳麓书院试牍》,时任山长的郭金门为之作序,其中特别提到丁思孔等地方官吏在编辑这本八股文选本时所起的作用,他说:?今天子好文,廷臣屡上书请正文体,海内力学嗜古之儒,彬彬称盛,而长沙燹冷之余,会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马赵,风起文澜,一笔一削,点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窥其全豹,因之有感。?
丁思孔还利用其地位为岳麓书院争取资源,他先后两次上疏,请求朝廷御书匾额和赐经史之书。经过丁思孔和山长们的共同努力,岳麓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发展学术等方面的成效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赐御书匾额?学达性天?,同时还获得朝廷颁发的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种书籍。朝廷的表彰不仅使岳麓书院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科举教学的发展。
作为巡抚的丁思孔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发展官学,使湖南的教育事业有长足发展,湖南科举相对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观,?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来抚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学校,以振兴鼓舞之。是秋湖南获隽者,竞得一十七人。?此次湖广乡试录取举人63名,湖南中举者占26,,这对科举相对落后的湖南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此次科举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为使湖南士人在乡试中更有竞争力,他们将全省最优秀的读书人集中到岳麓书院,进行更加系统而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由当时担任长沙府同知的赵宁负责考课,?嗣后,复集所部子弟员,拔其尤纳之书院,使卒其业。命宁司董戒之役。宁不揣谫陋,从公鞭弭,得与诸缝掖相周旋者两季,于兹月辄一试,糊名而进,公目览手衡,随置甲乙。?通过这种考前强化训练,极大地提高生徒的应试能力,使他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更容易脱颖而出。
此后,为科举培养人才一直是岳麓书院最为重要的职能,这在整个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科举考试成为书院教学的指挥棒,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或者调整都受到书院师生的关注。清代编纂的《岳麓书院志》都将有关朝廷颁布的有关科举与书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同治六年(1867年)编撰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录了自雍正元年(1723
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朝廷出台的有关书院与科举的相关政策,比如这一卷中收录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闱的上谕,以及湖南巡抚李发甲请求分闱的奏疏等等。可见,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多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重要的职能,岳麓书院也不例外。
三 书院教学:培养科举人才
在科举重八股文的氛围下,书院教学自然也是以八股文为主。山长既是书院的行政长官,也是书院教学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长的知识层次与经历对教学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名是进士出身,其中欧阳正焕、熊为霖、罗典三位山长曾在湖南乡试时高中解元,因此他们对科举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已经相当熟悉。
不仅如此,笔者根据《清秘述闻三种》和《岳麓书院山长考》对岳麓书院山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进士功名的22位山长中,有多达16位在出任山长之前曾经担任过乡会试考官或学政。比如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先后担任过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乡试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苏学政等职务。清代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和学政职务者一般都具有进士功名,岳麓书院的16位山长能从清代总数达26849名进士中脱颖而出担任考官,实属凤毛麟角,这说明他们的才学与品德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学政让他们能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科举考试的运作程序,进而能对书院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龙瑛从自己担任乡试主考官
录取考生的经验出发,要求生徒在应试时必须用心作文,他说:?言为心声,因其言以考其学与识。而其心术之所向,与夫品诣之所成,亦从可知。彼逐新趋异,夸目尚奢,专事揣摩剽窃之术者,所蕴不深,所发必不厚。《易》曰:‘修辞之
诚’,《书》曰:‘辞尚体要’,斯固别裁之准的也。?
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是岳麓书院师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对于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重要内容,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并恰如其分地写出评语,使生徒能根据评语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对于八股文的写作,这一《学规》也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庺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李文熘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也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历代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曾担任岳麓书院二十七山长的罗典多次编辑印刷《岳麓书院课艺》。《岳麓文钞》中收录了他的两篇《岳麓书院课艺叙》。嘉庆五年(1800年),罗典第一次编辑课艺时得到了其学生、贵州学政周锷的支持。周锷为罗典执掌书院时的生
徒,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5年之久。在书院求学时,他从前人的课艺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因此任贵州学政之后主动请缨协助罗典编辑课艺,罗典说:?其(周锷——引者注)初时其学其为文,属某题某姓名皆借为观摩,以收益者。至后来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观尽识。乃欲携其简定录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为余二十年来着其五色品题之盛心噫,又怪矣。师弟子之传习相仍,亦会有是耶。因急就案头及东西斋,裒辑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数月即印刷装钉,便邮传至。?罗典首次编辑的《岳麓书院课艺》收集了优秀的八股文习作160余篇。此后,罗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编辑、刻印《岳麓书院课艺》。嘉庆十一年(1811年)罗典在续刻《岳麓书院课艺》的序言中,大肆宣扬书院科举教育的效果,特别提到了嘉庆十年书院生徒彭浚状元及第的荣耀,他说:?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进士榜,衡山彭君浚号宝臣得巍然大魁,洵遥省仅事,亦自有书院以来未之闻。南岳发祥科名之浸盛,今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书院自创建以来的惟一状元,也是清代湖南两位状元之一,山长罗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此后,欧阳厚均编刻《岳麓书院课艺》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时文习作223篇,编成《岳麓书院课艺》。应该说,这些课艺与书院其他藏书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岳麓书院是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著名书院,山长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因此他们在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同时,还向生徒传授程朱理学、史学和经学知识。山长们认为经、史、文学是应试科举的基础,?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其于法律,则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为文也,其足以阐发圣贤之精蕴,而自然不戾于绳尺。?
自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历代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将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清代也不例外。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由于清代科举的头场八股文从《四书》中命题,并要求运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来写作八股文。因此,通过系统学习程朱理学是写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岳麓书院的这一学规的要求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第三问的试题内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书院生徒参加此次考试,肯定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契合科举考试内容,从而能满足生徒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地区科举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史志称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王文清执掌书院时,不少生徒获得了科举功名,其中还有几位生徒进士登第,他对此非常满意,在《岳麓留别诸子长句中》自豪地宣称:?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罗典的门人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嘉庆六年(1801年)其门人周锷说:?岳麓书院自慎斋罗老夫子以壬寅来主讲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业生徒统计领乡荐,捷南宫与拔优行,及举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数十人,内官如翰林部曹教习,外官如民牧司铎类,皆卓然自立,有以仰体夫子之教?。罗典门人欧阳厚均执掌岳麓书院时,更是人才辈出,科举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数。道光五年(1825年)乡试时,岳麓书院
山长欧阳厚均?名下贡举四十有九人?,占该科湖南乡试录取正榜和副榜共计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强。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书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举人的40,,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时走出岳麓书院,踏上场屋竞争之路,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
当然,笔者强调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密切关系,并非要否定岳麓书院在学术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有利于生徒的应举,而且生徒通过科举及第之后,又能进一步推动书院学术,乃至与书院相关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如岳麓书院生徒欧阳厚均科举及第入仕为官,后长期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贺长龄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时的生徒,乡试高中第一名,嘉庆十三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贵总督。他邀请岳麓书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编撰《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发行之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士子经世学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及第是贺长龄有能力组织并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编纂的重要条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历史上的科举考试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