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边123
范文一：军机处设立的政治原因
《传承》2010年第3期
军机处设立的政治原因
□于
跃
[摘要]清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和空前强化的时期。军机处作为清朝初年设立的中枢辅政机构对中国近代政治走向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分析雍正年间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斗争，探究雍正在设立军机处时如何运用政治权力，进行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分析政治权力在军机处成立中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我国宰辅制度的演进。
[关键词]军机处政治权力中央集权
清雍正年间，中央政治机构在形式上有了一项重大变革，即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处实质是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雍正对辅政制度的调整，其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种便于控制，忠诚、高效的机制。军机处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研究雍正设立军机处的政治原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和探究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
一、疑云———军机处成立原因
关于军机处成立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一）契机说———筹划西北军务
从军机处关于军机处成立的原因，与西北用兵密不可分。
的题名可以看出，为军机而建。设立的直接原因是筹备西北军务，这可以说是军机处成立的一个契机，一个直接原因。雍正年间西北战事接连不断。对于西北部这一隐患，《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记载，世宗亦尝谓：“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遗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玉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
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土张廷玉、蒋廷算者久矣。
鍚密为办理。”所以，从雍正当时对准格尔部的态度中不难看出，西北用兵势在必行；同时，战事一起，国事军事纷至沓来，就会加重了雍正及辅政大臣的工作量，超出平日的政务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机密、迅速的办事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对于缓解雍正在军事决策事物上的压力，是必要的。筹划西北军务的确是设立军机处的一个契机；但是有一个疑问，在康熙在位期间，同样战事频发却没有引发
军机处真的只是为西北军务而临时特设的吗？军机处的形成。
这期间是否包含某些政治利益的博弈呢？
—军机处草创的临时性（二）临时说——
对于雍正设立军机，史料上没有明确的最初建制年份，并且官修与私人记录各执一词。模糊的创制年代没有明确的档案记载。这让清中期以后的官员学者都认为，军机处的创制带有很大的临时性。清中期的学者赵翼正是身处那个时代，认为军机处的设立带有很大的临时性：《军机处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并认为军机处“无公署，大小无专官”。“始设”二字可以看出赵翼的态度是认同军机处是应西北战事而设的临时机构。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认“世宗设立军需房的原因是为了用兵西北而密办军需。”从为：
军机处创制的时间和职权上来分析，军机处的设立似乎是带有很强的临时性。但是自雍正创立后，军机处以其高效、快捷、机[作者简介]于跃，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密性强闻名于世，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是清朝重要的中枢辅
它的出现，果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雍正的临时起政机构。
意，军机处设立的背后是否有政治权力在其中运作呢？
（三）共识性和争议性
从上述分析认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学者都将军机处视为筹办西北军务而特设。在这这一点上均有共识。争议性
考察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的部分在于军机处设置的原因。
应当从雍正元年到十年这一背景下，综合考虑当时的政局和雍正本人的行事作风，才能准确的探究雍正设立军机处的原因。
二、斗争———军机处背后的政治风云
在分析政治制度史时，政治权力的影响不容小视。可以这样说政治利益是政治的基础，那政治权力是政治运转的动力。一个政治现象产生必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同理，军机处作为清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御前机要办公机构和中枢辅政机构，其创制和发展同样不能够忽视政治权力因素的作用。研究清朝的政治机构不能脱离开当时时代背景
分析雍正设立军机处这一政治现象，需要从政治和政治斗争。
权力的角度入手。
（一）寻求乾纲独断
上面分析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来实现的，在实现的过程中，权力的拥有者会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目的表现为君主集权，而这个过程就是中央集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所拥有的一个特征会显露无遗，即排他性。这是因为利益本身就具有排他性，政治权力同样是这样一种能使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政治权力的这个特征在专制主义盛
没有一个帝王会行的封建社会，在君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放弃进行中央集权，分割更多的皇权给予臣下。
雍正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出于对权力的控制欲，这种排他性的出现自然也不会例外。极喜“乾纲独断”“事必亲恭”、、控制欲极强的雍正帝绝对不会容许他人染指政权。在登基后，为了实现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目的，雍正必然会采取一系列行动，巩固皇权，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军机处的成立既是围绕皇权，削弱臣下权力，使宰辅的权力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不会致使帝王的统治权力被架空。
（二）即位前后的社会矛盾
康熙在晚年，因年老精力不足，在政事的处理上尤为懈怠，同时追求圣贤的称誉，治世多以宽仁为主，治下宽容，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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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2010年第3期
有功，但求无过，致使吏治腐败，社会矛盾丛生。
政治上，朋党之争严重，此外满汉之争也越演越烈。几党相互攻伐，争权夺利，弊端丛生。对于有这一点是一个帝王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这将会影响皇权的稳固。雍正在继位之后自然不会放任着这一财政大权被下级官吏侵吞，在处理火秏问题之时，借以收回权力和整顿吏治是雍正的必然之举。
军事上，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起，西北兵端肇起，战事不断，军费开销使清政府背上了一个重担。不仅引发了经济问题，并且常年征战，将兵之权自然会散落在统兵的大将手中。兵权旁落、皇权削弱是每一个帝王不会容许的事情，在雍正登基之初，将兵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势在必行的。
（三）务实变革，巩固皇权
面对这些矛盾，雍正采取务实之道，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雍正不仅使务实的处理，更是做到“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1]事必躬亲，在雍正登基之后，他对于大小事务无不如此。对于繁杂政事的处理，这样的工作量是非常繁重的。雍正在处理政事之时，一点一滴集中皇权，同时也感到力不从
准确、忠诚的中枢辅政机构，来帮助其处心，需要有一个高效、
理政事，进行决策，又不会架空皇权。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将军机处挺到台面上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要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帝王，徐徐图之，慢慢培养自己得力大臣和政治势力，巩固皇权。
（四）表象背后的政治因素雍正登基后打击朋党，巩固了皇权。在这场君臣权力分配斗争中可以看出君主权力的绝对性和政治权力的排他性。通过年、隆之案，雍正清除了威胁集权的权臣，做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正如李宗侗教授说：“在帝政时，首领总有集权的欲
[2]
打击朋党望，由分权而趋向政权集中是政治常有的轨路。”
使得政出一门，加强皇权的统治，从而保持政局的稳定。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四年间，雍正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活动，回收了康熙晚年散于宗亲和臣工间的权力，为军机处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只有将权力掌握在自我手中，才能更好的发挥权力的作用，因而也就更需要高效可靠的辅政机构来帮助处理政事。
三、军机处———政治权力的产物
（一）君主的驭下之术为巩固统治，雍正削减宗室诸王手中的权力，推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整顿吏治，安抚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可
同时，雍正又希望政令能制定迅速、准确，在传谓是不余遗力。
快捷和机密，并且政令决策和制定必须选拔达政令时能正确、
亲信人员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协助君主高效稳妥的处理政务。这是因为皇帝要有效行使自己的独裁权力必须有一批辅政官员和有效的辅政机构，这样既能增加皇帝决策的合理程度，又能减轻皇帝事务性工作强度，而且从群臣中培养、选拔亲信也有利于加强臣僚的向心力。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康熙也曾设南书房处理政务。当时，侍郎熊赐履深受康熙信任，“有疑必间”，凡涉政治得失、民间疾苦、天
[3]
人感应等重大事件，无不向其咨询。康熙十六年，南书房成
“供奉内庭，日侍左右”，“制浩谕旨，皆其拟立，选亲信汉官
进”。[4]雍正即位以后，继承了这一做法，在前期，雍正贯彻集权，将军政大权回收掌控，早已想效仿其父，设置一个类似与南书房的私人秘书机构，以帮助其处理政事，进行行政决策。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对政
[5]
治权力客体施加影响。”如果方式不当，很难进行政治决策
在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和执行，不可能使政治权力良好的运作。
中央集权思想中，君主如何在保持皇权的高度集中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乏宰辅体制的君权体系，适当地分权，如何分权，才能保证既不会架空皇权，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质量，是每一个君主都必须考虑的统治之术。在这种情况下，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应运而生，明清内阁、南书房都是这样的机构，军机处正是这种辅政制度的延续。
（二）政治权力的影响
由此衍生的问题是雍正为何不延续内阁和南书房，而又在登基几年后借西北战事成立军机处？
雍正七年的西北战事，正好为雍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
如果说西北战事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机，借此创制了军机处。
的话，那么清内阁和南书房行政缺陷，就是促使雍正乃不得不考虑组建自己将秘书班子的原因。因为要真正实现乾坤独揽，就必须要有皇权延伸机构来帮助皇帝议决大政。
雍正在登基之后，致力于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先是集中皇权，打击朋党，清理社会矛盾，一个隶属于自己高效的辅政机构的建立早已在雍正的谋划之中：借筹划西北军务特设军机处。皇帝在批示后军机处奉命拟旨。军机大臣任命由皇帝一手掌握，必能尊重皇帝之命令。
军机处初期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机关，无衙署，无专官，有官但是傅宗懋先生分析认为：“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无吏。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这样的高明的政治手段，如此高明的政治权力的运用，看似临时起意，其实际上经过雍正的深思熟虑，绝非是因筹备西北战事临时起意而设。
军机处的成功设立是帝王获得一个正确、机密、高效的辅政机构，也是进一步转移了内阁的票拟权，雍正通过这一举措独揽政权，实现了贯彻集权的目的，又真正做到君主掌控最高政治机构，将集权与分权调控到既能准确高效的进行行政决策，又不会有架空皇权的危险。
四、结语
清雍正帝根据皇权为核心的中枢权力机制运行的需要，独创了新型辅政体制———军机处使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臻于完善，成为当时最有效能的中枢辅政机构。雍正设立军机处是出于各种政治因素的考虑，所以就要了解雍正年间的政局演变以及政治机构的设立过程，分析军机处这一独特的辅政机构，有助于总体上认识我国宰辅制度的演进。[参考文献]
[1]清官修.清实录卷28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2]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M].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7.
[3]梁素贞,吕建营.政治学原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4]冯尔康.雍正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杜家骥.康熙以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J].南开学报,1985,(8).[8]清官修.清史稿·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9]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J].清史研究,1996,(5).
（实习编辑：覃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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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军机处设立的原因 军机处设立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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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2010年第3期
军机处设立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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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摘要]清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和空前强化的时期。军机处作为清朝初年设立的中枢辅政机构对中国近代政治走向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分析雍正年间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斗争，探究雍正在设立军机处时如何运用政治权力，进行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分析政治权力在军机处成立中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我国宰辅制度的演进。
[关键词]军机处政治权力中央集权
清雍正年间，中央政治机构在形式上有了一项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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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处实质是宰相奉命拟旨辅政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雍正对辅政制度的调整，其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种便于控制，忠诚、高效的机制。军机处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研究雍正设立军机处的政治原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和探究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
一、疑云———军机处成立原因
关于军机处成立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一)契机说———筹划西北军务
从军机处关于军机处成立的原因，与西北用兵密不可分。
的题名可以看出，为军机而建。设立的直接原因是筹备西北军务，这可以说是军机处成立的一个契机，一个直接原因。雍正年间西北战事接连不断。对于西北部这一隐患，《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记载，世宗亦尝谓:“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遗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玉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
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土张廷玉、蒋廷算者久矣。
鍚密为办理。”所以，从雍正当时对准格尔部的态度中不难看出，西北用兵势在必行;同时，战事一起，国事军事纷至沓来，就会加重了雍正及辅政大臣的工作量，超出平日的政务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机密、迅速的办事机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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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尤为重要。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对于缓解雍正在军事决策事物上的压力，是必要的。筹划西北军务的确是设立军机处的一个契机;但是有一个疑问，在康熙在位期间，同样战事频发却没有引发
军机处真的只是为西北军务而临时特设的吗,军机处的形成。
这期间是否包含某些政治利益的博弈呢,
—军机处草创的临时性(二)临时说——
对于雍正设立军机，史料上没有明确的最初建制年份，并且官修与私人记录各执一词。模糊的创制年代没有明确的档案记载。这让清中期以后的官员学者都认为，军机处的创制带有很大的临时性。清中期的学者赵翼正是身处那个时代，认为军机处的设立带有很大的临时性:《军机处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并认为军机处“无公署，大小无专官”。“始设”二字可以看出赵翼的态度是认同军机处是应西北战事而设的临时机构。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认“世宗设立军需房的原因是为了用兵西北而密办军需。”从为:
军机处创制的时间和职权上来分析，军机处的设立似乎是带有很强的临时性。但是自雍正创立后，军机处以其高效、快捷、机[作者简介]于跃，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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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强闻名于世，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是清朝重要的中枢辅
它的出现，果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雍正的临时起政机构。
意，军机处设立的背后是否有政治权力在其中运作呢,
(三)共识性和争议性
从上述分析认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学者都将军机处视为筹办西北军务而特设。在这这一点上均有共识。争议性
考察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的部分在于军机处设置的原因。
应当从雍正元年到十年这一背景下，综合考虑当时的政局和雍正本人的行事作风，才能准确的探究雍正设立军机处的原因。
二、斗争———军机处背后的政治风云
在分析政治制度史时，政治权力的影响不容小视。可以这样说政治利益是政治的基础，那政治权力是政治运转的动力。一个政治现象产生必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同理，军机处作为清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御前机要办公机构和中枢辅政机构，其创制和发展同样不能够忽视政治权力因素的作用。研究清朝的政治机构不能脱离开当时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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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雍正设立军机处这一政治现象，需要从政治和政治斗争。
权力的角度入手。
(一)寻求乾纲独断
上面分析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来实现的，在实现的过程中，权力的拥有者会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目的表现为君主集权，而这个过程就是中央集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所拥有的一个特征会显露无遗，即排他性。这是因为利益本身就具有排他性，政治权力同样是这样一种能使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政治权力的这个特征在专制主义盛
没有一个帝王会行的封建社会，在君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放弃进行中央集权，分割更多的皇权给予臣下。
雍正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出于对权力的控制欲，这种排他性的出现自然也不会例外。极喜“乾纲独断”“事必亲恭”、、控制欲极强的雍正帝绝对不会容许他人染指政权。在登基后，为了实现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目的，雍正必然会采取一系列行动，巩固皇权，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军机处的成立既是围绕皇权，削弱臣下权力，使宰辅的权力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不会致使帝王的统治权力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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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位前后的社会矛盾
康熙在晚年，因年老精力不足，在政事的处理上尤为懈怠，同时追求圣贤的称誉，治世多以宽仁为主，治下宽容，不求
90
《传承》2010年第3期
有功，但求无过，致使吏治腐败，社会矛盾丛生。
政治上，朋党之争严重，此外满汉之争也越演越烈。几党相互攻伐，争权夺利，弊端丛生。对于有这一点是一个帝王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这将会影响皇权的稳固。雍正在继位之后自然不会放任着这一财政大权被下级官吏侵吞，在处理火秏问题之时，借以收回权力和整顿吏治是雍正的必然之举。
军事上，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起，西北兵端肇起，战事不断，军费开销使清政府背上了一个重担。不仅引发了经济问题，并且常年征战，将兵之权自然会散落在统兵的大将手中。兵权旁落、皇权削弱是每一个帝王不会容许的事情，在雍正登基之初，将兵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势在必行的。
(三)务实变革，巩固皇权
面对这些矛盾，雍正采取务实之道，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雍正不仅使务实的处理，更是做到“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1]事必躬亲，在雍正登基之后，他对于大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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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如此。对于繁杂政事的处理，这样的工作量是非常繁重的。雍正在处理政事之时，一点一滴集中皇权，同时也感到力不从
准确、忠诚的中枢辅政机构，来帮助其处心，需要有一个高效、
理政事，进行决策，又不会架空皇权。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将军机处挺到台面上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要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帝王，徐徐图之，慢慢培养自己得力大臣和政治势力，巩固皇权。
(四)表象背后的政治因素雍正登基后打击朋党，巩固了皇权。在这场君臣权力分配斗争中可以看出君主权力的绝对性和政治权力的排他性。通过年、隆之案，雍正清除了威胁集权的权臣，做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正如李宗侗教授说:“在帝政时，首领总有集权的欲
[2]
打击朋党望，由分权而趋向政权集中是政治常有的轨路。”
使得政出一门，加强皇权的统治，从而保持政局的稳定。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四年间，雍正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活动，回收了康熙晚年散于宗亲和臣工间的权力，为军机处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只有将权力掌握在自我手中，才能更好的发挥权力的作用，因而也就更需要高效可靠的辅政机构来帮助处理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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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机处———政治权力的产物
(一)君主的驭下之术为巩固统治，雍正削减宗室诸王手中的权力，推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整顿吏治，安抚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可
同时，雍正又希望政令能制定迅速、准确，在传谓是不余遗力。
快捷和机密，并且政令决策和制定必须选拔达政令时能正确、
亲信人员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协助君主高效稳妥的处理政务。这是因为皇帝要有效行使自己的独裁权力必须有一批辅政官员和有效的辅政机构，这样既能增加皇帝决策的合理程度，又能减轻皇帝事务性工作强度，而且从群臣中培养、选拔亲信也有利于加强臣僚的向心力。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康熙也曾设南书房处理政务。当时，侍郎熊赐履深受康熙信任，“有疑必间”，凡涉政治得失、民间疾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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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晚清的军机处
始设于清雍正朝的军机处，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被清廷废除，凡历八帝一百八十年，都是大清帝国的权力运作枢纽。
但很奇怪，清中叶后的官修政书，如《大清会典》的乾隆版，甚至不提军机处。直到光绪重修《会典》，才简单提及军机大臣的职责。因而人们欲知其详，不得不求助于清人的野史笔记，如乾隆朝赵翼的《簷曝杂记》，道光间梁章钜的《枢垣记略》等。他们都曾兼任军机章京，都留心军机处的权力结构，都提供了关于军机处的所见所闻异辞，却都旨在歌颂今上圣明。因而如赵翼那样有心揭露二十二史实相的考史学家，述及军机处的权力变迁过程，仍不惜使用曲笔。
当然，在清亡后十多年，由民国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于职官志、军机大臣年表均有绍介亡清军机处的专篇，但读后令人失望。那些篇章，首先缺乏历史感，回避了满清军机处体现的权力转折过程；其次缺乏民族感，抹煞了军机处体现的以满驭汉的偏见；再次缺乏是非感，将清帝通过军机处贯彻的尊君抑民的权术，说成今胜于昔的历史必然。
限于篇幅，例证仅举《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的说法：“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不含标点，短短六十五字，却涵泳了三大历史错误。第一，清沿明制设内阁，但满清在入关前后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满洲八旗王大臣会议，所谓内阁的前身内三院，其政治作用无非是政策咨询。第二，至迟在康熙帝亲政后，决策机构已转移到皇帝的南书房，“丝纶出纳”来自康熙帝信用的高士奇、徐乾学等汉大臣和索额图、明珠等满洲权贵。第三，康熙朝中叶发生的持续多年的所谓储位之争，无疑使康熙帝的个人心态变得更复杂，从而直接影响到康熙晚年决策变得捉摸不定。人们可以不同意孟森、王钟翰关于雍正夺嫡的考证，然而单凭反向的逻辑推论，不足以否定他们揭露的历史陈述本身显示的矛盾。
不管怎么说，雍正坐上龙庭了，尽管只有十三年，却在实现君主个人独裁方面，刷新了中世纪列朝的多项纪录。比如他建成完整的密折制度，促使内外大臣互相监视，而他在位五千多天，仅批阅过的密折便超过十六万件，平均日批三十多件，就使秦始皇“以衡石量书”即每天批阅一石重的公文竹简的纪录相形见绌，也使明朝永乐帝的特务统治的效应望尘莫及。缺点是他本人也成为密折政治的奴隶，致使他的子孙被迫改良，将批语简化成“知道了”三字或一个“览”字。其曾孙道光帝更听从盐枭首辅曹振镛的主意，单挑臣工奏折有字划不工的小毛病痛加斥责以显示圣明，当然较诸**要秘书代为画圈又显落后。另外一个破纪录的显例，就是创设军机处。
史称雍正始设军机房，乃出于用兵西陲防止泄密的需要。那是皮相之说。一瞥蒋氏《东华录》、萧氏《永宪录》，便可发现雍正即位后有两忧，一是他的众兄弟普遍怀疑他篡改康熙传位遗诏，二是他更担心支持他即位的禁军头目“舅舅隆科多”、拥兵自重的内兄年羹尧尾大不掉。当他左右开弓，阴谋阳谋兼用，打掉觊觎帝位的同父兄弟，又“怀疑诛忠”，囚杀隆、年二人，却哀悼唯一支持他的异母弟怡亲王病逝，同时又发现湖南山村教师曾静，竟想策动继年氏统帅西部大军的岳钟琪造反。种种偶然因素交织，促使雍正仿效其父康熙将南书房作为私人顾问班底的先例，于雍正七年（1729）在宫内始设军机房，挑选年幼弟弟和亲信满汉大臣入直。关键是雍正十一年，他任命指定储君即皇四子宝亲王“综理军机”。不想年余，雍正便龙驭上宾，宝亲王嗣位，改元乾隆。这个新君，尝过领军机的甜头，怎会舍弃乃父创设的私密性极强的体制呢？
于是，连同充当太上皇，乾隆帝通过军机处贯彻个人独裁意旨，长达六十三年多。一个效应，便是他晚年信用入直军机达二十三年的弄臣和珅，政以贿成，将国事即皇家事搞得一团糟。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死了，停尸大殿，做了三年傀儡的皇帝，突然出手，捉拿和珅并逼其自缢。不消说，他立即更换军机大臣，起先也仿效其祖，命其弟成亲王为领军机大臣，但随即发现这位老弟支持洪亮吉要求恢复君相共治，就以“非祖制”作由头，将他逐出军机处。
倘若因此断言嘉庆帝只知“守成”，也不见得。至少对于帝国枢密核心的军机处，嘉庆帝亲政的二十多年里，作过如下调整，或者可称改革：第一实现满汉平衡，任命的军机大臣保持满汉对半的比例。第二坚持内满外汉，领军机大臣必用旗人，他晚年曾用直军机四十年的汉臣董诰为首辅，却只看作文学侍从。第三强化秘书专政，雍正朝已设置军机章京。章京是满语军职助理的音译，相当于后世各级政府长官的秘书长。清嘉庆朝的军机章京，已经体制化，满汉各十六名，分班入直，而汉章京承担上谕之类重要文件起草，地位比承担满汉文件对译的满章京更重要。乾隆朝已出现满汉军机大臣讨好资深汉军机章京的情形。嘉庆后到清亡前百年，军机章京在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迄今未见清史学者讨论。那历史实相，只好期待新清史编者。
作为晚清权力运作核心的军机处，既然在嘉庆朝已形成章京们的实际专政，那么重读近代史，能不讨论晚清军机处的权力运作实相么？
范文四：公司的“军机处”
最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陆续接到几份国资委下发的文件,有敦促公司董事们参加董事培训的《国有公司董事职业资格暂行规定》,有征求试点企业意见的《关于规范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与国资委关系的意见》,有加强监管董事会的《董事会和董事工作报告制度》和《董事、董事会的评价办法》……各种迹象表明,国资委着力解决中央企业各项改革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建立规范的董事会。 而这“规范的董事会”,就是要把以前主要按照《企业法》注册的中央企业改造为按照《公司法》注册,然后建立由国资委委派的外部董事和企业内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逐步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07年, 完成所有央企新董事会的组建工作。 显然,监管层立意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造国企的步子已越迈越大。董事长以自己多年的商海经历,对这一趋势早有把握,已顺应这一趋势为公司逐步建立了相当规范的董事会。然而,一贯秉承“凡事均在发展”思路的董事长,并没有因眼前的成果而停下建设董事会的步履,这次例行的周末聚会,董事长就设定了讨论的主题――如何筹建董事会治理委员会。 为何筹建治理委员会 杨总:各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之前的聚会已经讨论过相当多的委员会了,比如审计、提名、薪酬、风险管理、IT治理委员会等等。今天还要再讨论这个治理委员会,一个董事会需要设立这么多委员会吗？ 陈教授:杨总的问题总是直指要害啊。以前我们的确讨论过若干个委员会,可能每次的讨论总是直奔要讨论的具体委员会主题,限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做根源性的探究,以至于杨总有这样的困惑。今天就补上这一节,先议议公司董事会为什么要下设委员会。 其实,最显见的原因就是董事会自身存在不足。我们知道,董事会是公司的必设和常设部门,但它也是会议体部门,重大决策和监督权的行使只有在董事会会议上可以进行。换句话说,董事会行使权力必须召集董事会,由全体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集体讨论并形成董事会决议;董事个人包括董事长在董事会会议之外均不能单独决策或行使监督权力。 然而,现实是,一来这召集董事们开会并非易事,董事会每年召开的次数也就有限;二来即使开会了,董事们聚在一起讨论、作决议的时间往往也很短,如此,董事会也就难以有效地行使董事会权力了。 更重要的是,董事会通常较适合对已经形成的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而议案本身的形成和提出,诸如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挑选、董事和经理层的薪酬方案等事项具有相当的专业性,需要依靠个人的专业技能,同时还需要董事会开会讨论之前的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方能形成周密的议案,这些议案很难依赖董事会集体形成和提出。此外,诸如评估经理层的表现和对董事和经理层执行职务的审计,也需要监督主体在董事和经理层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和评估,仅仅依靠董事会会议的讨论是不够的。可见,董事会作为会议体的局限十分明显。 因此,在董事会下设立相应的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来弥补董事会的自身不足,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出路。实践证明,董事会委员会既利于董事会有效发挥其功能,又利于明确董事的义务和责任,还更有利于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由于董事会的工作在不同的委员会中进行分工,并且通过委员会的实施,独立董事也就更便于加强他们的监督并参与公司事务。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公司的董事会都需要下设一应俱全的委员会,各家公司完全可以从己而发,因地制宜。 如果再言及为何要设立治理委员会,那就是为公司设置适合自身的公司治理体系。现在,无论监管层、投资机构、学术界等等都已基本达成共识,认定好的公司治理必是提高公司价值、维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什么是好的公司治理呢？是不是照搬西方主流公司治理指标体系来建立标准或评价体系就符合实际了？显然这是对公司治理的另一种误读。因此,建立符合本公司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公司与运行环境之间冲突与妥协解决的共同认可的机制或框架,就是设立治理委员会的基本动机。 杨总:陈兄言简意赅,却清楚利落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不愧是董事长的头号顾问啊。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筹建治理委员会呢？ 如何筹建治理委员会 张顾问:2004年,OECD在发布修订后的公司治理准则时,首次将董事会委员会的内容纳入了文件中,还同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董事会设置委员会,那么董事会就应该清楚界定委员会的权力、组成、职责,以及工作程序并给予披露。”由此可见,董事会设置任何委员会都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自然筹建这治理委员会就需要公司董事会事前做功。 我们先谈治理委员会的权力来源问题。董事会治理委员会是董事会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它的权力也就来源于董事会的委托。因此,治理委员会也就具有下列权限:有权要求包括公司CEO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向委员会报告工作;有权取得公司重大事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重要合同与协议,以及其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取得的一切资料;在认为必要时委员会可以聘请外部咨询机构或专业人士进行特别咨询,提供特别工作或咨询报告,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等等。 董事长:张顾问,如果治理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该如何解决？ 张顾问:就董事会和治理委员会的关系而言, 当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如果治理委员会决议的事项依照法律或公司规定属于委员会可以单独做出决定的,董事会无权修正委员会的决议,这是确保独立董事以及委员会独立判断所必需的。但是,由于治理委员会只是董事会的内部委员会,并且行使的是董事会的授权,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分歧应该能在董事会的会议上获得解决的。毕竟,董事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嘛！ 我们再谈治理委员会的组成。和其他董事会委员会一样,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一般由三至七名董事（可根据公司董事会规模来确定委员会成员数）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至少有一名公司治理架构方面的专业人士,一名公司所在行业的专家。这些委员由董事长、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治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两名,由董事长和独立董事联合担任,负责主持治理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还应当配备一名秘书,负责治理委员会会议的通知、记录、文档整理与归档等工作。 治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委员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并由委员会根据相应的规定补足委员人数。 此外,还应在治理委员会下设公司治理工作组,作为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联络、会议组织,以及评审一些公司治理细则等工作。 董事长:治理委员会有何具体职责？ 陈教授:张兄稍作歇息,我来说吧。治理委员会的具体职责有这样一些:1.负责研究国内外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展方向,向董事会提供国家政策、行业发展的研究报告;2.规划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包括技能、知识及经验方面）;3.制定、监控公司治理架构及治理规则,监督公司有效实施各项公司治理措施的情况,就公司法人治理架构向公司董事会提供建议;4.规划、监督各委员会委员之职务执行情况及其薪酬制度;5.每年一次审核并评价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就相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6.监督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遵纪守法情况及工作效率;7.检讨并修订董事会、董事会各委员会的业绩评估标准和程序,并在董事会批准后执行;8.检讨公司实行的对外披露政策, 并就此向董事会提出建议;9.监督公司遵守各项适用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及公司向公众和有关监管机关发布信息的连续性、准确性、清楚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并据此向董事会提出建议;10.研究所有其他由董事会向委员会提出的事项。 此外,公司治理委员会还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就前项职责执行情形出具报告,经董事会审议后,列入年报以记载公司治理的情况。 事实上,这些职责只是列举了大多数公司所需的常见任务,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在座各位已经了解了这些职责,我即继续开讲下一题目,治理委员会的工作程序。 治理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两次会议,会议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举行前七日书面通知各位治理委员会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持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委员可以书面委托其他委员行使表决权,但须书面表达其对项目的投票意见。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方可举行,每一名委员有一票的投票表决权;会议做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的半数通过。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特别临时会议也可以采取通讯表决方式。治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组成员可以列席会议,必要时治理委员会还可以邀请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当然,治理委员会会议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会议通过决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经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字后由治理委员会秘书转交给董事会秘书保存。会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报公司董事会,作为董事会确定企业公司治理事宜的参考依据。出席会议的委员对会议所议事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泄露有关信息。 杨总:看来这每个委员会的设置都均非易事啊。不知两位专家注意了没有,这公司治理显然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 张顾问:杨兄所言不无道理,这也是全世界都在争论的话题。美国资本市场,因为要强制实施《SOX法案》,华尔街的竞争力已经呈现颓势了。然而,美国监管部门不为所动,依然坚持以架构清晰的公司治理来规范公司,道理很简单,公司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成长。
范文五：军机处的纪律
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 一 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干部过于宽容，奉行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皇帝宠信和?|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嘉庆十八年（1813年），几个农民差点儿把皇宫连锅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二 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根本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这回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格、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很像今天的“快递”，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喜出望外、欢欣鼓舞？！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繁、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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